作者：向承鉴
第三章 ‘脱胎换骨’（兰州红山根：新生砖瓦厂1963.3至1966.12）（二）
六、‘冬训’
十二月初，天气很冷了，半成品队终于停止倒坯作业。成品队把坯场砖坯装完，把烧好的砖出完，犯人次第进入清理垃圾的劳动。在体力劳动大为减轻的时候，精神劳动思想改造却突然紧张起来，一年一度的‘冬训’运动开始了。
平时犯人也政治学习，无非在七点许，记录员唸篇报，大家斜躺顺卧听着。然后东拉西扯几句，组长睁只眼、闭只眼，应个卯完事。只干部进来，大家才装模作样一番。冬训可不一样，完全另码事。所谓冬训，固名思义就是在天寒地冻的冬天训练。整个砖瓦厂要半停产三个多月，除了上午清除窑里的烂砖头，下午和晚上便是清除头脑里的‘烂思想’，每天长达六七小时。被子叠齐整，犯人盘腿坐在被子前，不准挨被，不准打瞌睡，不准谝传，一坐就是四小时。坐得腰酸腿麻，浑身僵硬，滋味比劳动还难受。反正不叫你松闲，犯人松闲了就是干部的失职。干部也全部出动，在大屋里来回踱步、察看，弄得犯人精神个个紧张。
这是我经历的第一个冬训。然而，我对犯人冬训并不陌生，在看守所南监号，在天水三监，不断听说过犯人冬训的情况，无非是－－先学习文件。叫每个犯人发言、谈认识；尔后是联系实际，深挖反动思想；然后是互相检举揭发，批判，斗争；最后是处理。你的发言，往往是‘放毒’，是污蔑、攻击，鸡蛋里寻骨头，斗你没商量。你若‘顽固不化’，还会招来犯人积极分子拳脚殴打，把你打的皮开肉绽，伤痕累累，甚至扭断胳臂或大腿；你再不坦白交待顽固下去，政府会给你戴手铐甚至背烤。冬训是对每个犯人一年改造情况的总清算，是对犯人进行分化瓦解、分而治之的有效举措。据说劳改队每个冬训下来都有加刑的，也有立功减刑的。
我感到纳闷的是，三监在62至63年没搞冬训，也是犯人劳改服刑所在，年年冬训何以三监这年没搞？大饥馑犯人死的太多，没法搞了。如今大饥馑已过，法宝不能丢，又拿起来。
果然，这年冬训的程式正如老犯人对我所言，分毫不差。先学文件，这年学的文件是《九评》。
我已经知道得不少了，虽然是道听途说、一言半语，对冬训已有总体印象。加上五七年‘大鸣大放’切身体验，再不受‘引蛇出洞’所诱，成竹在胸。
最底层的人日子最难熬，犯人理所当然是最底层的人。我在这最底层中又在最最末的底层里。当犯人最好是哑巴，其次是文盲犯人。他们无须开口说话，即使说错了话，‘大老粗’也不会追究。下面依次是贪污犯、偷盗犯、强奸犯等一般刑事犯，他们说错话也不会深究。原因很简单，政治问题与他们的犯罪无甚牵连。最难当的是‘反革命’犯，这里面又分‘历反’和‘现反’两类，‘现反’又有甚于‘历反’。自五七年后，‘现反’中又有一类所谓‘新生的反革命’，首推有一定文化知识的年青大学生之‘现反’，被视为重中之重，恶中之恶，是所谓‘最凶恶、最危险’的敌人，我即属此类人。并且，我的二审判决结论是‘实属坚决与人民为敌到底的重大现行反革命罪犯’，除了死囚，我之下再无‘下层’，处境之险恶甚于‘如履薄冰’。
冯辉是小组记录，有读报、念文件的职责。在三监，我读报，字里行间对“九评”已有所闻，早想系统读它，如今如愿以偿。冯辉一遍一遍重复读，组长一遍一遍催人发言，管教干部在地上来回转悠，目不转睛盯视着犯人。犯人个个呆若木鸡，噤若寒蝉，总无人开口。组长无奈，只好叫冯辉再读一遍。犯人里傻瓜少，尤其老犯人见多识广，吃过亏，即使自己没有也见过别人吃亏。‘祸从口出’、‘勿谈国事’，弄不好要‘吃不了兜着走’，后悔晚矣。
我对‘九评’确持异议。我要说，谁也拦不住；不想说，任何人休想从我嘴里掏出来。在这种场合环境下，摆自己的观点毫无意义，无异于白送死。
蒙世辉指着一个犯人说：“你给咱们开个头，说说你是咋认识的。”那犯人道：“我说个啥子呢，我啥也辨不来，啥也听不明白。我看哪，还是请组长给咱先叨叨，叫咱听懂一些。”噎得他再开不得口。干部一旁听见，也没吭气。
一个下午搭一晚上，大家呆坐着，大眼瞪小眼，其他组也一样。一坐几个小时，腰酸腿麻尚在其次，不说话不行，说话又怕出错，人人战战兢兢，如坐针毡。
冬训期间，犯人铺位的墙上都贴着姓名，为了管教人员方便‘对号’。前来巡视、检查的，除分队、中队干部，还有大队和外来的。第二天下午来了个大块头的年青干部，年龄约摸与我不相上下，听口音象是陕西或靠近陕西的甘肃人。他一进来，就在墙上逐一看犯人的‘名帖’。当他看到我名字时，问道：“谁是向承鉴？”我没理他，装作没听见。又连问两遍，我只得回答“我就是。”当他验明正身后，自言自语道：“我知道你，看过你的《右派言行录》，你原是兰大化学系学生。”
此人来得蹊跷，我断定是个‘不速之客’，有备而来。来者不善，暗自警觉起来。
所谓《右派言行录》，‘反右’期间我就知闻它的存在，始终未能睹其面。那里面的内容全是‘反右英雄’的杜撰，是背着‘右派’当事人搞的诬辞。‘右派’自己见不到它，它是高校左派之间互通反右情况的内部小报。我在校时听说《录》上有我‘要把共产党杀光’的言论，震惊各高校。法制国家可以控告它！指控他的诬陷罪。这个国家不制止恶行，提倡鼓励诬陷，有什么办法，没我说话的地方，只得忍着。
我猜测，他是西北师大政教系出来的，且班级与我上下届相近。据我所知，师大政教系毕业生大多分配中学教政治课，只少数有背景的入仕途为官。也有分到监狱、劳改部门专门对犯人施以管教的，此人大约是其一。
且看他对我耍啥花招，我心里道。
他静默片刻，开口道：“我看你们学‘九评’太吃力，不如叫向承鉴先给大家作个辅导性发言，或许对你们有所帮助。”
我推脱道：“我早成白痴，不堪胜任。”
冯辉悄悄对我耳语：“这人是省劳改局来的，我以前在局里见过。”
这位巡视大员话虽‘客气’，骨子里是给我下达命令。我一面推脱，一面打着发言腹稿。我必须慎之又慎，不能露出对‘九评’丝毫的异议。于是，我按‘九评’原意来表达‘我’的认识，夸夸其谈半小时。即使有人把脑袋削得再尖，也休想钻空子。我的记忆力可以，我的发言实际上都是‘它’的，‘我’的没一个字，他找茬谈何易！
‘反右’过去六年了，他怎么能记得我的姓名？显然，他事先查看了我的黑档案，专门冲我而来。他特别‘关注’我，所有管教也对我‘另眼’相待，毫不足奇。
冬训，是一次大比拼。比的是‘忍耐’、‘沉得住气’，谁沉不住气，谁个吃亏、倒霉。犯人中总有沉不住气的，二组刘效贤就是一个。他年近五十，留两片向上微翘的胡子，有些驼背，地主出身，（我不知他的案情和刑期）是‘老秀才’一类旧人物，新知识几乎一窍不通，却自命不凡，摇头晃脑表演一番，结果弄巧成拙，只要一开口立即掉进自掘的陷阱里。他越说得多便也错多，越错越要说，到头来被那些想减刑的犯人揪住不放，被批斗得焦头烂额，只有痛哭流泪的份。
这年冬训，听说四中队出了个‘大放厥词’的犯人，原是西北师大中文系学生，具体说的内容不得而知。惟知四中队开了犯人大会批斗他。他能言善辩，后来从其他中队也派犯人前去与会批斗。我甚钦佩他的胆量，却不赞同他的作法。
其实，我的‘烂’思想可能比他还多，我的‘厥词’只在内心没‘放’出来罢了。
三月底冬训结束，全大队犯人集中在伙房前操场开奖惩大会，有的受到了物奖，有的立功，全大队犯人中只有三、四个受到减刑嘉勉。刘效贤在批斗时并未受皮肉苦，这次也没受任何惩处，四中队乱放‘厥辞’的犯人也没受惩处，他们受到的惟精神创伤。万幸。
冬训‘收获’是巨大的多方面的。但我以为‘收获’之最，莫若是：有的人得到了‘经验教训’，从此变得更‘聪明’。
七、四中队跑了一个犯人
周而复始，眨眼又到四月，成品队开始正常生产。张登高虽没多少墨水，却深通改造犯人之术。他把原来三个窑门记录尽行更换，叫冯辉背砖出窑去了，叫我取代冯的角色。我心里不情愿，只能无条件服从。张对我，对冯辉，钟世雄，朱焕章等几个知识犯人，实行‘轮换制’，每揹两三个月砖就叫去当窑门记录，当两三个月记录再调换去揹砖，反反复复。
出窑组窑门记录有些不好干。记录员站在窑门口忙得不敢眨眼，六个揹工都是一溜小跑，进进出出只在瞬息间，即使盯得紧紧的，趟数还有少划、漏划的；一个揹工一小时揹百多趟，‘正’字划得密密麻麻，表格行距小，弄不好把张三揹的趟数划到李四上。占便宜的不吭声，吃亏少划的要争要吵。窑门记录与揹工发生骂闹的事经常发生。我当窑门记录与人不同，或在砖垛上帮外码，或在窑内帮内码工码褙子，不用表格和笔，揹工每揹一趟，我报他是第多少趟，准确无误，从未与人争吵过。到换班，在表上一次记出总趟数，总砖数。
我这样做，当然不为‘立功赎罪’，而是受良心的驱使。我深切体会犯人劳动的艰辛，在力所及情况下，为减轻他们的苦难作点事；何况，我与他们吃着相同的一份‘朽粮’，别人太累我太轻，于心不忍。
隔几日，分队长又给我找事。他从外面拿来四块小黑板，对我指示道：每块黑板上画一道工序，制坯、装窑、烧窑、出砖，再写上四言八句，挂在监舍外墙上。让大家时时看见，知道一砖一瓦来之不易，自觉爱惜。
他的用心无可挑剔。对人施以爱护劳动成果、国家财产的教育，不管犯人、公民都该有这觉悟。不过，在我看来不过画蛇添足多此一举。在高度紧张劳动中，犯人莫不诚惶诚恐，时刻担心飞来横祸，被扣上‘蓄意破坏’帽子，哪有不爱护的胆！他给我出了一道不大不小的难题，我不会画。他的话就是命令，既不能拒绝，更不能反抗，心想应付了事。没想到，这个‘半文盲’办事认真，画来画去他总不满意，写的‘四言八句’不嫌深就嫌浅、‘不压韵’，斜挑鼻子竖挑眼，总不合他口味。我没法向他解释，解释不清，更不能驳他。这对我的耐性是个很大挑战。改来改去，就这点小事，花了好多个星期日没得休息。直至勉强交卷，从他脸色上看出，终未令他满意。
我琢磨他的心理：“我张登高在改造犯人上是想了办法、下了功夫的，有水平的。”
1964年七、八月份，正热的时候。一天收工回监，监房空气突然紧张起来。犯人互相议论：四中队跑了一个犯人！一中队监外住着烧窑‘自由犯’，消息最灵。劳改队逃跑犯人是件惊天动地的大事。监内、外一片肃煞之气，大墙上响起阵阵‘噗噗嗵嗵’的脚步声。晚饭后传来消息说，外围哨兵一直没撤，许许多多管教人员、武警牵着警犬，在坯场、窑洞四处搜寻。直到天黑传来逃犯就擒消息，一场惊恐才平息。
第二天出工前在伙房操场开犯人大会。干部、武警进来上百人，随即押进来个身材颇矮的犯人，头发、眉毛、脸上全是土，浑身上下全是土，一个名符其实的‘土’人，无法辨认他的容貌。天色仿佛突然阴沉，犯人积极分子一齐呐喊起来：
“抗拒改造，死路一条！”
“把他捆起来！捆紧些！再捆紧些！”
“给他砸上大镣！”
他被按倒在地，绳子捆得再紧不过了。这从几个武警呲牙裂嘴使狠劲的表情上看得清楚。他头上滚动豆粒般冷汗，没有一声喊叫，无一丝呻吟，没有告饶和屈服的任何表示，拼命挣扎着、忍受着。我心里赞道：“是条汉子，骨头够硬的！”
事后闻知，他叫邹庆礼，是个大学生，四川人，五七年也划右，毕业于四川医学院，大我两岁。（1967年后他一直与我在一起劳改，我俩成了患难之交。他平反后参加援非医疗队，副主任医师职称，退休后定居四川安县，至今与我有联系。）
我无法理解的是，他在坯场躲在自挖的土洞里，怎么会干这种蠢事！在劳改之所，在弹丸之地的坯场泥坑边，在众目睽睽下，竟企望偷挖个土洞，将自己藏于其中以达到逃跑目的，颇似鸵鸟智慧。难道他不知收工要清点人数、犯人不够外围警戒哨不撤吗？人说：当事者迷，旁观者清。一点不假。
邹被加刑两年。
人区别于动物在于有发达的大脑，会思考。当时我正值年富力强、精力充沛的人生旺季，不叫忧国忧民，不准谈论国事，爱思考问题的习惯依旧，于是把心思放到砖瓦生产的技术上。李光伟给我提供历年来生产统计数据。分析表明，同样是罐式土窑，有的窑号，不论谁装，谁烧，谁出窑，比别的窑号总是生砖少、碎砖少而成品率高；比别的窑周期短、万块煤耗低。可见土窑结构很有学问，值得探究。
出窑组窑门记录惟有个空闲时刻：一窑砖出完，全组犯人转移新工地，他留下来清点砖码。一级、二级、等外品各多少，造表报统计室。我利用这个时间对窑结构实施测量考察，诸如月台高度（与窑底平面比较）、面积；窑底面积；炉膛体积和燃烧面积；窑高及上、下部的截面积；甚至毫不犹豫钻进烟囱底（俗称‘狗窝子’）测量它的深度和大小，弄得一身黑灰，黑头黑脑。
我拿测量所得数据与统计资料仔细比较，思考着。能得到的初步结论是：一、一窑砖的周期长短与炉膛的燃烧面积相关；二、碎砖与窑的垂直高度和窑底面积相关；三、生砖与烟囱底部（狗窝子）的深度、截面积相关；等等。遂写了篇有几万字的长文：《罐式土窑生产若干问题之浅见》。文中将测量数据与统计资料列表对比，逐一指出产生生砖、碎砖、水哑砖、焦头砖的原因和克服的途径；提出缩短周期和降低煤耗的设想。
这篇东西给烧窑组马明川等人看了，较详地讲与孔繁成听。他们认为理论联系实际，对他们很有启发帮助。建议我呈交政府，举办讲座，给烧窑、装窑的人上课。我拒绝了。我对干部反感，不想让他们知道。然而，在烧窑和装窑的犯人中很快传开了。
六五年上半年我把某些设想付诸实验。过去装窑只在最底一层将砖坯竖立，以上一律砖坯侧立套装。竖立与侧立，砖坯抗压强度有极大差别，能不能将窑底的三至五层一律改成竖立套装呢？砖坯竖立抗压强度提高，稳度却减少，两者反比关系。要提高稳定性必须使竖立砖坯相互套装。我拿几块砖来回比划，琢磨好长时间才找到方案，随即绘成图纸。孔繁成等支持我，决定在29#
窑进行新装法试验。我没有与政府干部接触过，但我知道，孔事先请示过并得到批准。
实验新装法成功了，碎砖大为减少。但这种装窑法并没推广，原因是新法在装窑底时，颇费时费工，影响进度和效率。即便如此，我仍感到快慰，证明我的探讨是有益的。
就在这个时候，张炳秋和生明辛（原单位兰州铁路局）先后刑满出狱，我既高兴又悲哀。他俩出监前，把服刑中我能用上的衣物（背心、衬衣、短裤、鞋袜）各包了一包留给我。光张炳秋的就有皮鞋三双。待我收工回监，已是人走物在，给我留下一片激动、一片凄凉。
八、劳改队的另类犯人
1966年过春节，大队犯人搞了个文艺演出，节目都是犯人自编自演的。节目不少，我了无兴趣。有一眼没一眼的望望，无什印象，只大合唱的指挥不错。每个中队都出了节目，惟一中队空白。这使一中队干部‘脸上无光’。
春节过罢，依旧‘冬训’时节。有次正开会，张登高把我叫到跟前，说：“你的‘四言八句’写得不错呢，见的人都夸。我想派你一个特殊任务，编个剧本。这事不能着急，你现在起放在心上。缺时间给你时间，开会学习都可以写。”这太意外！我能写出剧本，岂不成作家了？我哪有这本事。‘文艺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我是犯人，只能被动地接受‘服务’，焉能‘服务’于人？自建国以来，批判《武训传》，批判俞平伯《红学》，到胡风的‘反革命集团’，文字狱没停过。那是在外边在社会上，尚且如此。如今在笼子里，莫说没这本事，即使有，也不敢写。我毫不犹豫一口回绝他：“队长高抬我了，我没这本事，不敢接受。”张登高个性要强，固执，一旦他决定了的事很难改变他。他给我灌‘甜米汤’：这是政府对你的信任呐；通过写剧本也是对自己‘罪恶’的批判、反省呐，既教育自己又教育别人呐……，总之，他非要我‘试试’。我权衡再三：眼前冬训的‘坐会’，身心备受煎熬，苦不堪言。待到‘自我检查’阶段，人人须‘过关’，由不得你不开口。每个犯人要对判刑表态，还要挖‘反动思想根源’，如不想死，就得‘认罪服法’。我不想死，还要看看这世道。只能说：我的刑期判得合适，是咎由自取；根源是我资产阶级思想太严重，自幼好逸恶劳，总想不劳而获。那个‘罪’字我总回避它，用在自己身上无论如何开不了口。每到这种场合我都经历一次生与死的抉择。这过的是什么日子呀！一个好端端的热血青年，硬要把自己说成恶鬼，世上还有比这更残忍的吗？
不管三七二十一，摆脱这严酷处境，先逃这一劫再说。我答应：那就试试。
春节前一中队烧窑分队跑了个‘自由犯’。我心血来潮，编了个故事，大致情节是：
一个因偷盗犯罪出身农民的犯人，劳改中受政府信任调去烧窑当‘自由犯’（不能写成监内犯。否则，他能逃跑出去，就有攻击无产阶级专政不强大、不严密之嫌），由于思母、恋妻、想子心切，在雷电交加之夜不辞而‘别’。尝尽苦楚，在奄奄待毙之时，只好乞讨村舍。乞讨过程中，他遇到垦荒河滩的老人，嬉闹地头的村童，放鸭河岸的农妇，挑灯不倦的教师，修理农机的工人师傅……他们各个勤劳善良，给他这位‘乞者’以帮助。由于‘八字方针’实施，公社改行‘队为基础’核算，农民劳动积极性提高，农村处处小麦翻浪，稻谷飘香，菜园油绿。他深受感召，痛悔‘昔日所为和眼下之行。回到家门，母、妻、子欣喜欲狂，忙不迭向他诉说他家和农村的巨大变化。惊喜之余，当得知系逃跑归来，转而怒目相向。正当他决心前往自首时，公安干警出现在门前。
我用小说体裁写了个故事梗概，两万来字，算交差。
没过几天，批复下来了。批复件写了满一页，大意是……故事情节生动感人，人物刻画具有时代气息，文笔流畅，等等。批文明确要求：望迅速组织人力，尽快改写剧本上报。落款是管教科。只是建议把名字由〈南轲梦醒〉改为〈逃跑无处去〉。
高指导员通知，由我和二分队周西红负责改编剧本事宜，初定半月时间。我原知周，只不曾与他说过一句话，现在才晓得他原为陕西省歌舞团的一级编导，且有作品发表并出版（我亲见。一本八开关于曲谱的专著），以后调来甘肃省歌舞团当编导，在大西北文艺界算是名人。
我俩商定，由我执笔写词，他谱曲兼导演，拟改编成三幕五场歌剧。周乃专业编导，有‘大家’风范，人很谦虚。他每谱一曲都要唱给我听，征求意见。我是门外汉，只稍懂乐理，也冒昧偶谈感受，比如，根据我写的词意，在何处似应低沉些，另处似应昂奋高扬些，他无不认真听取，着意修改。
我俩如期完成改编。临末一天，他从统计室借来小闹钟，从头到尾，一人扮演着剧中八、九个人物，面对我这唯一观众表演起来，绘声绘色，有板有眼，惟妙惟肖，一丝不苟。他的演技、唱功证明他是个很高明的行家里手，叫我大开眼界，钦佩不已。他演完后对我说：“此剧不小，全剧要两小时半，算是‘中剧’了。”周能歌善舞，确有才华。他兴犹未尽，即兴给我跳了个‘扣坯倒斗’舞，动作夸张然神似韵合，令我捧腹！我俩合作得很好，共同度过了一段愉快时光，而这是在劳改队，多不容易啊。
紧接着，管教科齐科长主持召开该剧的讨论会暨意见征询会。开了好几次，除科长外，干部中有高指导员和二中队的陈指导员，余之是犯人中的文人墨客，我始认识董小吾、赵大刚和苗一山。
董小吾是歌舞剧《白毛女》编导之一，原是解放军总政歌舞团副团长，授上校军衔，曾遍访东欧、苏联诸国。此时年近五旬，仍风度翩翩，风流倜傥。他身上有股浓浓的‘文化人’气质。苗一山原是《解放军报》编辑，年约四十。赵大刚原是兰州部队宣传处长，大尉衔，是歌曲《二郎山》的词作者。对他仨的大名虽早如雷贯耳，却只闻其名，不见其人，惟董小吾在春节演出时指挥合唱，我远远‘猫’过一眼，留下印象。那次演出所有内容在我脑中早成空白，只记着他指挥的手势，足见艺术魅力之巨大和他艺术才华的货真价实。
他仨不和其他犯人住一起，住在四中队那排房的后爿，都住单间，不参加任何体力劳动，惟编辑《改造小报》是任。他们嘴上叼着令管教人员羡慕的高级香烟，屋里摆放着高级烟酒、饮料、各种罐头，三天两头有人来接见，好吃好喝的东西源源不断送来。他仨的穿着打扮，即使在社会上、在大都市也堪上乘。管教人员与之相比，相形见绌，也会产生‘自惭形秽’的感觉。从他们身上看不到一点‘犯人’的影子，劳改队于他们好似‘疗养院’一般。董小吾有许多像册，那里面大都是总政文工团演员的剧照，尤其是出访苏联、东欧的纪念照，还有不少外国演员的合照，像册几大本，精美至极。看到他们的生活，想到我和其他犯人的‘脱胎换骨’，心有诘问：牢狱能过神仙日子的人各时代都有，不过行贿狱吏偷偷进行；如今竟成法律制度，公开化合法化！口称追求平等理念的人，正把不平等变成更不平等、使不平等绝对化彻底化！
讨论会开得不热烈，几乎坐冷板凳。发言者无非是‘不错；可以；拿得出去；没有提出象样的意见。我忽然感觉，由于三个特殊犯人在场，管教干部似乎都受着拘束，不敢贸然开口。我想：死虎有余威呵！我穿得破衣拉撒，土头土脑，典型劳改犯模样，却心安理得，不卑不亢，并不感到拘谨。
倒是二中队陈指导员对我的一句歌词提出很中肯的意见。那句歌词道：‘东风无力百花残’。他建议将‘东’字改为‘春’字，理由是‘东风’两字政治性太强、太敏感，容易产生误会。
其实，他只点出这字来已叫我猛醒。自从伟人说出“不是东风压倒西风，便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的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之后，这‘东’字便赋予了特定涵义：指东方，指中国，指社会主义阵营，指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等等。说‘东风无力百花残’，若‘上纲上线’，足可要我的小命！在写时我意识到这点，推敲后写成‘春’字的，谁想落到纸上依旧是个‘东’字，我太粗心了。我焉能不知文字狱的厉害！我宁可死于‘有意’，却不愿牺牲在‘无意’之中，多险哇！
讨论罢，管教科长决定立即上报省劳改局审批。然而，落花有意，流水无情。不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劳改局内讧，自顾不暇，无人审批，数月后原稿退回。张登高不准我保存，他拿走了。
陈指导员是我一字之师，对他心怀感激。他使我知道，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任何圈子里，都有心地善良、正直、坦诚的好人。
九、处决袁同礼的时刻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运动发展神速。由于是毛主席亲自点燃的，华夏大地顿成燎原之势。
砖瓦厂的8#9#窑与兰州火车站只一墙一网之隔。在那儿出窑，车站的一切皆可入目。东去西行的客货车，车厢上贴着巨大的横幅和六色五颜的标语：“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全无敌！”。口号如涛声阵阵，清晰可闻；站台上涌动戴《红卫兵》袖箍的人流，他们来回奔跑，象无头苍蝇四处窜突挤碰……。
除目睹耳闻，每小组有份《甘肃日报》，是另一讯息源。我不管再累，总要从头到尾一字不漏把它读完。
六、七月份的一天早上，我正拿着揹夹、皮带准备出工，高指导员忽然进来，手里拿张名单，第一个叫我，接着又叫了五六个。他说：你们几个今天不出工，在监房等着，另有安排。
大队犯人出工不久，一辆‘解放牌’卡车开进来。管教员道：“今天要你们接受一次现场教育。你们要规矩，一切行动听指挥，否则后果自负。”卡车载着三十左右犯人，大家挤挤挨挨，每中队都七、八个，一色新面孔。没有苗庆久、何之明和杨贤勇，四中队却有‘逃跑犯’邹庆礼和冬训中‘乱放厥辞’的周有祥。
这是个‘反改造尖子’的专列。
来砖瓦厂服刑三年，尽管我的表现受到犯人广泛称道，管教人员表面上对我也算‘客气’。但我一点没糊涂，深知他们无时不对我倾以特别的‘关注’。那档案中‘坚决与人民为敌到底’的结论如同金印镌刻在我脸上，阎王处注了册，心中再清楚不过，坐这‘专列’，自然当之无愧。
出得监狱大门，前面是一辆鸣锣开道的警车，后面跟一辆警车，上面是荷枪实弹全副武装的公安战士，车棚上架起两挺机枪。前后两辆警车鸣着刺耳的警笛，从兰州闹市呼啸而过，风驰电掣，街上行人的面孔一个也看不清。目的地是草场街北边的大砂坪监狱即甘肃省第一监狱。进得一监大门，拐两个弯，来到一个大操场，黑压压一大片已坐满犯人。管教人员将我等带到操场中间部位，地上写着“第×支队直属大队”字样，大家被命令席地而坐。队列是单列竖行，我位列第一。我的面前是用木板临时搭建的主席台。主席台上方挂着“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宣判大会”横幅。犯人的外围四周每隔三、四公尺站立一位端枪刺的武警，个个瞪着双眼，神情严厉，威风凛凛。整个会场笼罩着恐怖与煞气。我有‘今天要杀人’的预感。
果然，大会伊始，主持人便喝令将三个囚犯押进会场。他们距离我约有三公尺，与我相向而视。这仨囚犯都被五花大绑，脖颈上的绳索是‘死结’，背上插着‘亡命牌’。但他们脸上不见畏惧之色，体无瘫软之姿。这仨人中如今我只记得首当其冲的一个，他叫袁同礼。当台上宣布他的罪状时，他拼命挣扎，拼命呼喊，脸涨得紫红，颈间的青筋鼓得一条条清晰可见。每个死囚都用三个年青力强的武警对付，两个在两边挟住胳臂，另个在后面，一手狠命按头，另只手掀他反绑的双手向上，都在全力以赴。但这袁同礼仍能发出‘吱——吱——’的声音，行刑人员拿来毛巾塞住嘴，从此连蚊声也没了。他仍左右摇晃，拼命抗争。我离他咫尺，终未听得他喊什么。
我全神贯注于袁的挣扎与呐喊，情不自禁地帮他用劲，对他的判词一句没听清。
回来的路上，我深陷在沉思中。民主制国家早已没有‘思想犯’、‘政治犯’、‘反革命犯’一说，人们可以尽情表达自己的观点，发泄自己的不满和愤怒，向总统、总理喊‘打倒’、扔臭鸡蛋，是很平常的事。在中国竟是罪大恶极、罪不容赦！我觉得我仍生活在中世纪的时代。一个国家文明的程度，大约从死囚执行死刑的手段上最能体现说明：文明国度都叫死囚死得清楚明白，死前有留下遗言的权利；对死囚行刑时不会叫如此多的犯人亲睹现场接受‘教育’。
在我读过的书中和看到的影片中，古今中外处决死囚皆无堵嘴之举。‘四、一二’屠杀共产党人，刑场上曾有‘共产党万岁’的雷鸣……。我总觉得不准死囚临死时说话，是自己虚弱的表现。……我已经历太多的恐怖，恐吓对我早无效用，不过，我还是受到了‘教育’。回想看守所待判之时，一心要在刑场上‘激昂慷慨’一番，实在幼稚之极，能做到的充其量如袁同礼。
回监室后，听以前与袁在一块待过的人说，袁同礼乃窃国大盗袁世凯嫡孙，因‘政治问题’原判十五年徒刑，狱中一直不认罪又屡屡‘胡说八道’，才招来今日杀身之祸。在唯成份论猖獗之时，我想，他的被处决无疑沾了他老祖宗的‘光’。
现在又一次体味到我距生太遥远，离死只在咫尺间。袁同礼是文弱书生，原判十五年，我是十八年且有特殊‘印记’。倘若我如袁‘不认罪服法’，‘胡说八道’几句，今天挨枪子的必是我而无疑。至少，我走在他之前。
十、韩教导员‘畏罪自杀’了！
起初，‘文化大革命’我以为革‘旧文化’的命，教育、卫生、文学、戏剧、报刊、杂志、出版、新闻、宣传等尽在其列，批判《海瑞罢官》是序幕，知识分子又要大祸临头了。直到《我的一张大字报》出来，才悟到严重性远不止此。
毛泽东亲手写大字报，指明主攻方向；钦点‘中央文革领导小组’，使政治局形同虚设；亲自接见鼓动〈红卫兵〉，厉兵秣马，赤膊上阵。一切表明，这是比五七年更大规模的‘阳谋’，是五七年‘阳谋’的继续和发展。数亿人口的泱泱大国又被玩弄于一人股掌中！
列车车厢上的巨大横幅变化翻新，不多久便出现‘打倒刘××’、‘打倒邓××’的硕大标语，将‘刘、邓’两字颠倒写，还打上红叉；还有‘打倒冼恒汉，活捉李贵子’的标语。
犯人都识相，无一谈论‘文化大革命’。
九或十月的某天，忽然传来砖瓦厂第一把手韩教导员畏罪自杀的消息，我不太相信。后来外面烧窑犯人说他们亲眼所见，尸体漂浮在臭水坑水面。专政机关也要夺权，也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我刚到砖瓦厂时，亲见韩教导员用粗鄙的语言辱骂犯人，带头对犯人施暴。他是立场坚定、对犯人嫉恶如仇的革命左派，如今竟畏罪自杀了，不可思议。‘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才几个月，他竟这样的经受不了群众运动的‘考验’，这样的‘不相信党’、‘不相信群众’，走上‘自绝于人民’之路。我想，他在跳进臭水坑之前，一定尝到了不准开口、不准为自己辩护的滋味了。不知道他的共产党员政治信仰、‘特殊材料制成的’意志力、大无畏的革命精神，都跑到哪里去了？一些平时装得极左的人，事到临头，原不过是软蛋。
死了就死了，死了谁都没什么了不起，地球照常转，犯人照常吃饭、拉屎、劳动，风平浪静，一切如旧。不过，我能想象到，为了名利和权力进行的窝里斗，何等的激烈与残酷！
身为‘犯人’，对此等国事大事只偶尔想想。新法装窑试验后，我把注意力投放到减少生砖、降低煤耗上。我不为‘主动赎罪’，无罪可赎；只为给社会创造财富。根据热力学原理可知，生砖的成因一是窑底炉温最低；二是窑底与大地紧连，热量传递散失快。消灭窑底生砖理论上唯一途径只有提高窑底温度。欲提高窑底温度有两条方法可行：没法架空窑底，阻断热能对流损失，使窑底下面有火道；或者将窑底烟囱下部（狗窝子）下挖下移，相当于抬高窑底高度。虽思考但缺实践经验，前法终未得到解决方案，而后法对已成之窑无法施工，只有等建新窑时实施。
我把自己思考的结论先后向烧窑组的马明川、装窑组曾凡晨、孔繁成等人作了详细解释，获得他们的认同。
正当我冥思苦想之时，从外地砖瓦厂传来真经。方法其实很简单：将窑底挖掉一公尺左右，用青砖箍成一个个如鸡笼的楦，垫平，楦间留出一条条‘火道’，这办法与我分析一致。我破例被召参加改建空心窑底的劳动。原烧万块煤耗是四点四吨，以后虽有降低，极有限。没想到改建空心窑底后，万块煤耗一下降到二点七吨！一座十万容量的窑，一窑次可节约十七吨煤，一年砖瓦厂可节煤百万吨，生砖也大为减少。这一效益是我始料不及的。
国庆节后，成品队决定在南排窑的47#窑西，公路的坡坎下（距离臭水坑很近），拟新建88、89两座新窑，我负责设计，曾凡晨总负责。因为需要考察借鉴旧窑结构数据，我获得更大的活动空间。每日里，手提瓦刀，拿着皮尺钢卷尺，钻到窑里。烧窑犯人都认得我，拿烤得黄橙橙的馍片撒上白糖招待我。
我对92#窑情有独钟。那是口容量四十多万的对口窑。而我拟设计的是容量更大的三口窑（三个炉膛，互成120°），它的结构数据有参考借鉴意义。
劳改队象个避风的港湾，犯人象在铁罐里。当着社会上正忙于人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时候，犯人忙于战天斗地。十二月，我的设计成形，图纸绘好了，随即建窑工作全面铺开。一共抽了两个小组四十名犯人参加施工。天气很冷，地冻得绷硬，大家用十字镐、钢钎、十八磅大鎯头掘冻土，干劲还真不小。
然而，变化比计划更快。不但我和所有犯人，即使直属大队的头头脑脑也不曾料到，突然上奉有令：砖瓦厂全部搬迁。搬到甘谷朱圉砖瓦厂，刑期短的犯人随调；刑期长的犯人则调往另处。
图纸变成我的手纸。我仍感欣慰：学会运用理论指导实践、解决实际问题的门路了。砖瓦厂近四年，光阴没白熬虚度。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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