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向承鉴
第三章 ‘脱胎换骨’（兰州红山根：新生砖瓦厂1963.3至1966.12）（一）
一、不期而遇张炳秋
装牲口的闷罐子车到兰州时，天已断黑。我们被武警四面八方包围吆喝着，昏昏然不知南北东西，赶进一处有四面高墙的所在。大墙里有数排平房，我被赶进最里边一排的一间大屋里，里面空无一物，黑糊糊的，彼此看不清面孔。一位专政者将门‘哐当’一锁，走了。大家各寻块地方，在水泥地上打开行李，囫囵躺下。十个小时的折腾，虽有少许干粮充饥，却没喝上一口水。
第二天，天刚亮，门外响起尖锐的哨声，有人大声喊：
“起床，快起！捆好行李，在操场集合站队！”
我和大家一骨碌爬起来，连忙捆行李，只道又要开拔远行。喊声刚过几分钟，进来一大帮干部，个个如狼似虎，大声吆喝谩骂，对那些动作迟缓的犯人连打带踢：“你们这些猪猡！还没睡醒没睡够吗，我叫你睡个够！”皮鞋在犯人身上发出沉闷的‘噗噗’声，挨踢的犯人痛苦地呻吟。
这就是劳改队，一个野蛮不讲理的地方，一个拿人不当人的地方。我虽未被踢打侮辱，心中十分愤恨。我知道，这是他们给刚投入劳改犯人的‘见面礼’，来的‘下马威’。这次对犯人施虐的，就有韩教导员（我不久后知道他的身份）。
与董剑青告别时，他反复叮嘱我：“到了劳改队你要事事、处处小心谨慎，那儿是执行机关，他们不跟你讲道理，万不可表露出‘不认罪服法’，否则要吃大亏，很难熬出去。”我拿定主意：无事不找事，小事尽量忍，不主动寻死。毛已七十，我想看到水落石出的一天，还想有机会写点《马列》读书心得。毕竟已熬过看守所最难熬、最凶险的日子……我要十分冷静小心，面对今后的一切。但是，我决不乞求生，象狗一样活。要是这样，我宁愿死。能熬就熬，熬不过去无所谓，刀把子攥在人家手里，不由自己。
犯人集合在一个颇大的广场上（那儿后来是一中队犯人的饭场），是给新来犯人划分中队。我和我的三位同学被最先点名出列，我首当其冲，分到一中队；何之明分到二中队；杨贤勇在三中队；苗则分在四中队。每中队一个，我深知这种‘分配’的缘由。
兰州新生砖瓦厂并非新砌的‘炉灶’。‘三年’期间被迫下马，如今又恢复生产，我们是补充的‘新生血液’。这厂座落在兰州东火车站与皋兰山之间的红山根，监房不大，工地却铺了方圆数十平方公里。犯人收工时入监院、进小笼（烧窑的自由犯除外）。出工劳动则在数十平方公里的大网中。警戒线由火车站南面站台一直撒到皋兰山的各个山岗、土丘。这厂规模很大，拥有九十九座罐式土窑，各窑容量大小不等，小的七、八万；大的有四十几万的容量（42#、92#窑），俨如国宴厅一般大，每年生产砖瓦数十亿块，兰州市绝大部分建筑用砖皆来自于此。二、三、四中队是半成品中队，专事砖坯制作。一中队是成品中队，又分为四个分队：一分队是烧窑分队，尽是些刑期短，案情轻微的刑事犯，吃住在外头；二、三分队是装窑分队；四分队是出窑分队，共有两百多犯人。
我分到三分队第三小组。两个小组共四十名犯人住一间大宿舍。宿舍除靠门一侧，另三面围着一圈土炕，中间有二十见方的空地，比看守所和三监的监舍要开阔得多。犯人睡铺由管教干部指定，成定规——第一名是犯人组长，最后一名是副组长，我挨着组长，是所谓‘记录员’的位置。组长叫孔繁成，副组长叫周歧昌。
孔繁成，一贯道案情，判有期二十年，比我大十多岁，个稍矮，结实。他平时少言寡语，对其他犯人很严肃，对我却很友善，是服刑将半的人，老成持重。周歧昌是个二十七、八岁的青年，原是兰州一名武警，似乎还有‘分队长’官衔，曾在侦讯队受过特别训练。因‘监守自盗’案判刑，长得四方四正，一米八的个头，身体强壮，性格开朗活泼，对谁都开玩笑，对我尤好。
阳春三月，乍暖还寒。开工伊始，所有中队犯人都干同种劳动：清除窑里的碎砖垃圾。九十多座土窑大致分为南、中、北三排，每座窑有编号。两排窑之间有汽车路，汽车可通到每座窑跟前。犯人各揹个大背斗，蜿蜒在公路上，如长蛇蠕动。去时由于肩上重负，个个象老牛弯腰弓背，由东向西，将垃圾倒在西头一个很大的污水坑边。回来时，重负卸却，大家有说有笑，边走边交谈。上、下午各休息一次，十五分钟。休息时，小组的人围坐一起聊天抽烟。休息起来，装筐的去揹，揹过的换班装筐。
我的身体大致恢复，对此种劳动，不甚吃力，何况路程不远。
一天，我揹空背斗往回走的路上，听见后面脚步匆匆。一个犯人急步追来，问我：“你就是向承鉴吧？”我答道：“就是。”“哎呀！我找你好苦啊，不想在此找到你。“我对他的话甚感惊诧，莫名其妙地呆望着他。于是，他向我滔滔讲起我在武山看守所受审的诸般情况。他说，每次半夜提审你，我都站在你身后。你们这个案子破案后，外面传言纷纷，说农民要来劫狱，弄得很紧张。白天黑夜都加双岗，武警战士加班加点，我无站岗出勤任务，夜里提审你，抽我担任临时警戒，一次不漏，故而对你熟悉。
原来如此。
他说，提审你时你说的那些话，我们听了头皮发麻，后心直冒冷汗，心象针扎一样，既刺激又害怕。有一次，你离开椅子，用手指戳他们，骂他们是一群良心丧尽的畜牲，畜牲不如。我浑身哆嗦，你的那些话太撼人心魄了。
他还讲述了许多。一点不假，他确实是见证人。
我说过的话，犹如一阵风刮过，充其量扬起一些尘土，卷起几片黄叶，以后便淡忘了。但对听众，也许会掀起思想和感情上的大波澜，叫他终生难忘。我也有类似经历。
他对我的言论记得如此之多、之详，实出乎我意外，对我的颇多赞誉之辞使我惭愧不安。我不过说了该说的，坚持了是人都应坚持的理念，如此而已。
他叫张炳秋，约年长我五岁光景，陕西人，高挑个头，脸色白里透红，嘴巴大大的，长得蛮帅气。看守所期间，他是县武警大队管理员，排级干部。他妻子是天水火柴厂女工。在武山服役期间他与武山一中一女生产生恋情并同居，被判重婚罪有期三年。他的原配妻子对他又爱又恨，虽告发他，却仍深爱着他。张在服刑期间，他妻子节衣缩食经常给他寄食物和用品。他是个坦诚人，有同情心和正义感；又是个把握不住自己感情的人。年青的人，火热的心，能把握住自己感情尤在男女情爱上，是很不容易的。作为他的朋友，我坦言规劝他，尖锐地批评他，他都接受。他对自己的负义行为很痛悔，只不知后来和他妻子和好如初否？
张炳秋分到一中队四分队，不到三个月，我也由三分队调到出窑分队，与他在同一小组。
三月下旬，天气渐暖。三个半成品中队的犯人纷纷转入自己的行当。大卡车运来涮坯斗的沙子，有的卸车，有的运沙；有的往坯场洒水，又压又刮，平整坯场。老犯人教着新犯人制坯倒斗的技术，各坯场不断传来‘扣斗’的‘噼啪’声。成品中队的犯人除清垃圾外，每人发一根长长的牛皮带，发了制作揹夹用的帆布等，也在做着各种正式生产的准备。
二、装窑分队犯人的劳动
四月初，当半成品中队开始试斗倒坯时，成品队也抽出一些犯人去倒坯。不是砖坯，而是一头宽、一头窄的楔形土坯，一块有四块砖大。后来才知是用作箍窑的。罐式土窑由于高温又要炝窑、饮窑，窑体受热不匀，每使用一段时间，窑体会裂缝，有坍塌危险，必须扒掉上半截重箍，名曰修窑。
修窑、箍窑的活，一般两个装窑小组同时上阵。有和泥的，担水的，上泥抹泥的，运坯递坯的，更多的人是背土填实窑帮。大师傅只曾凡晨一人。曾是二分队一组犯人组长，四十稍过，武威人，长得粗壮，箍窑是他的绝活。他动作极快，每块三十多斤的楔坯递到他手里似乎不用观察随手放上，按一下就行。从窑内往上看，圆圆的，象用圆规画的，每块坯都摆放得恰到好处。真神！他一圈圈箍上去，不断缩小收拢，直至窑口。窑顶口是个直径不到一米的圆孔。泥很湿，他一刻不停，从底部炉膛朝上足有十多米高，人象俯在半空里，悬得很。我担心会坍下去，为曾凡晨捏着一把汗！艺高人胆大，一点不假。他的泥瓦匠水平足有八级工水准。
坯场上的砖坯垛一排排竖起来，有的已干。四月中旬，二、三分队开始揹坯装窑。每小组二十个犯人，窑内三个装窑工，犯人组长总负责；外面坯场放三至四名码工（外码数量视坯场离窑的远近而变化，距离近则外码工需多，反之则减少），其余为揹工。管教干部事先依年龄、体质诸情况，将犯人划分为甲、乙、丙三个劳动等级。各等级有不同的劳动定额指标。甲等劳力每趟需揹二十八块砖坯；乙等26；丙等—24。不但每趟揹多少块有指标，根据坯场与窑之间的距离，一小时揹多少趟也有详细指标：比如距离为80至100公尺，每小时需揹二十五趟，既是甲等揹工每小时需揹28×25=700块，乙等650；丙等600块。砖坯全为红胶土，磁实得很，有时只八、九成干，每块坯重五公斤，即是甲、乙、丙揹工负重为一百四十公斤、一百三十公斤和一百二十公斤。如果负此重荷行走平地，倒也困难少些，偏偏这儿是老砖瓦厂，连年取土倒坯，如今坯场都在公路两旁的深坑里，必须爬三十至六十度的陡坡。外码工少，揹工多，犯人往往一天轮不到外码机会，得揹整整八小时之久，定额指标一块不能少。为避免犯人组长‘讨好’犯人，多放外码工少放揹工造成‘轮换休息’窝工浪费，除每个犯人都有明确的定额任务外，各小组每天还有硬指标，比如，每天装窑五万块。
任务落实到人，各组专设‘窑门记录’一人，给揹工划趟数、记坯数，算任务数和实际完成数。揹工半路掉的砖坯要扣除，损坏的要记录在案。揹工负重爬坡慢如蜗牛，为争取时间，空手返回坯场得一路小跑。诚然，为减少所揹的趟数可以增加每趟所揹的块数；也可以减少每趟块数而增加趟数。总之，每小时应揹块数总量是定值。装窑分队有用增加每趟块数完成任务的，希图用后法完成任务则未见过。
装窑工和外码工‘实报实销’，揹工揹多少，码工码多少，装工都装完，也都与打仗一般。三个装工一天要装窑五、六万（甚至七、八万），每人每小时近两千砖坯，每块砖坯要放稳（有时要垫实），要放到该放的位置（一旦发生事故，比如坍塌，那可是大祸临头了）；三个外码工要将五、六万砖坯码成一个个褙子，个个马不停蹄，争分夺秒，拼老命干。
装窑分队犯人的劳动定额编制和组织管理，实在太‘科学’了。任务落实到每个人头上，谁都钻不了半点空子，钉是钉，铆是铆，清清楚楚。
以前，农村搞大规模的‘一平而调’，吃‘大锅饭’，搞得社员劳动积极性丧失殆尽，连大、小便都憋到工地去释放，以求混磨光阴。虽然也记工分，那不过是‘聋子的耳朵’，工分再多变不成东西，换不来钱。有的一年干到头，反而欠公家的；较好的地方一个工分只分得一两分钱，毛把钱就很不错了，事实上等于干好干坏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犯人服刑的地方就截然不同，三监有‘号子饭’，轻劳动饭，重劳动饭，特劳动饭之分，零花钱也有别（没有的，二元的，三元，五元的）。砖瓦厂就更精了，精到滴水不漏，精到家了。谁说当权者不会组织生产？不会管理经济？那不过因人而异，因时而宜罢了。社会上，在工厂、公社要搞吃大锅饭的‘社会主义’，劳改队‘搞不得’，要搞‘资本主义’。否则，犯人的‘积极性’何由调动？我好生叹服！
给我‘丙等’定额，算是很‘照顾’的，按年龄定‘乙等’也不为过。然而，我即使拿出吃奶的力气，也无法完成这定额。第一天在试揹装窑（新犯人需要学习技能）时，我揹上二十四块砖坯——一百二十公斤在肩，两肩下坠，两胳膀两手发麻。周歧昌给我换来较宽的皮带和更厚更软和的背夹，又揹一趟，仍然如故。酸麻更厉害，浑身打颤。我确无有力不出、偷懒抗拒之意，愿竭全力去完成。无奈力不从心，远超出我的体能。幼小时期，我打过柴，担过城墙砖卖，那都是超重强劳动，毕竟只是偶尔为之。也可能，我的胳臂绳伤并未痊愈。从五七年反右所受摧残到炼狱三年，我的‘恢复’只在表面，距离真健康还很远。总之，我只能等待他们对我的无情惩罚，有什么法子呢。周歧昌把我换下来，叫我去外码褙子。第二天正式装窑，我干起‘窑门记录’的差使（按睡铺我是‘二号’，这‘窑门记录’当是‘上面’指定）。
装窑分队的犯人劳动，是我经见过的人间最重的活。
犯人中有奇人，周歧昌和樊永贵就是其中俩位。他俩有时揹“飞机头”大褙子，有四、五十块砖坯，有两百多公斤重，在30至60度的陡坡上悠悠慢行，一边还同别人闲话聊天，令我咋舌。
我体谅到犯人劳动的苦累，干‘窑门记录’尽力自觉。别的窑门记录都只站在窑门划趟数，我或到窑内帮装窑，或到坯场帮外码，或在揹工来回的路上奔跑，帮他们扶正褙子，把掉到路上的砖坯抱回窑里。哪里忙往那儿跑，一刻不闲。我深知我是‘工具’，只能做这些而已。
一座十多万容量的窑，一个小组两天可装好。速度之快、效率之高，自动化生产线也难比拟。
所幸的是，犯人伙食定量颇高，每月五十三市斤。伙食不错，虽超强劳动，犯人身体并不见垮。这定量，无论统计（即是犯人大组长），窑门记录、杂工，还有办《新生小报》的犯人都一样。一日三餐，每餐两个玉米面窝窝头，比拳头还大。星期天休息，吃两餐，改善生活吃白面馍；下午吃白面片，拌以有肉的脍菜。
一中队离伙房最远，除下雨天将饭菜打回小组分食外，平时整队到伙房前的操场用餐。四分队有个杂工组，全是六十以上的老犯人，中队犯人统计李光伟也在这组用餐。这组年龄大、活轻，两个馍大多只能吃一个，是唯一有余粮的‘富户’。吃不了的馍可根据自己意愿给外组犯人。那些吃不饱的犯人常拿眼盯视这个组。
小组犯人轮流值日，分菜分饭（面条）是值日义不容辞的职责之一。有的视当值日为一月之中的‘大喜’之日，有的则把分菜分饭视为最堪头痛事。毕竟绝大多数犯人仍吃不饱，总嫌值日给自己碗里舀得稀、分得少，争争吵吵是常有的事。饭场有时如战场，拳脚相向，激烈得很哩。好不容易轮到自己握得勺把子，狠心捞一把，尤其有肉食的时候，不要脸皮到穷凶极恶程度。我当窑门记录，体能消耗少得多，每顿主食吃不完，将半个馍给周歧昌或樊永贵，惟当值日犯难。我事先打好招呼：若嫌少，嫌分得不公，可和我对换，才开始分菜饭。我认认真真尽量将水端平，最后只给自己留得不到别人的一半。说实话，我宁肯不吃，饿一顿，也不愿为此事与人发生不快。两位组长都颇正直，觉得我对自己太‘亏’，当过两轮值日后，他们自告奋勇替我分饭菜，使我得以摆脱这苦差。
二分队马孝科组有个犯人颇怪。怪处有三：他是军事法庭判决的军人，虽来服刑改造，据说仍保留着军籍；不能吃白面。一吃白面就胃痛，全身痉挛，每改善生活到伙房独索杂面馍；也不能吃鸡蛋，吃鸡蛋出现同样症状。我第一次见闻这种怪人怪事，人的印象仍在，名字却记不起了。
三、心在不停地颤栗
兰州新生砖瓦厂隶属省劳改局第一（？）支队，是支队直属大队，共有千几犯人在此服刑。监院呈长方形，东西长，南北窄，唯一大门位于西北角，汽车进大门贴北边高墙可直达东边操场、伙房，也是监牢唯一通道。操场南有个戏台，开大会派作主席台用场。靠牢门的西端是一中队，往东依次为二、三中队，四中队挨着操场，在最东边。每个中队的犯人住两排平房，东西相向，中间是个院子。各中队互相隔离，不准来往不通讯息。狱门外，路边有几间平房，是医务室。犯人发生工伤、有病在此就诊。病号室在监院里，占着一中队西排屋山墙的另爿，面对监墙。从医务室门前的公路再向西，下坡，约五百公尺许，公路北侧有许多房子，那是干部和他们的家属办公、棲居之地。它对面不远的公路南是倒垃圾的臭水塘。
大队挂帅人是韩教导员，我来此第二天早上见过他。从他的暴戾行为看，是个极左人物。
成品中队指导员姓高，瘦高个，肤黑，说话空洞无物且稍有口吃。中队长满面红光，中等个头，嘴里镶颗金牙，四十许，很凶，记不得姓名了。四个分队各有分队长，我所在三分队原分队长是个从部队转业来的行伍，为人极彪悍凶残，对马依不拉用刑的就是他。
同组犯人马依不拉，甘肃积石县人，回族，长相‘老外’样，三十出头，流窜盗窃罪。因完不成任务，被分队长戴土铐，用铁丝拼命拧紧。土铐嵌进肉里、骨里，从晚上八时许上刑具，直到第二天天亮，马依不拉嚎哭不止，撕心裂肺，痛苦不可名状！若无十分歹毒心，难下手。痛在马身上，伤在我心上。我想：我不当窑门记录，我的命运比马依不拉更惨！他受酷刑只十个小时（第二天早上解除，因还要他劳动），卸铐时，两只手和胳臂肿得如发面一般，铐子都看不到了。幸得不久他就完成任务，再没受刑。我却不能。为此，我必然会遭受连续不断的这般折磨。死不足惧，但叫你欲死不能、生不如死，奈何？孤寂的心不停地颤栗！我能承受这种痛苦和折磨吗？我不敢想下去。不久，这位分队长不见了，换来个姓王的小个头分队长，也是部队下来的，听口音象湖南人，对犯人颇有耐性，比较通情达理。
管教人员平时到监院次数很少，除非开大会。犯人院子里无干部办公室或休息室，即使进来只到李光伟的统计室坐坐，个把小时就走，与犯人少有接触。休息天以及收工后，犯人之间如果发生冲突，多是李光伟出面调解。
李光伟约四十左右，偏矮，举止斯文，说话轻言细语，条理清晰，是个城府深、八面玲珑的人，有相当能力。我始终不知他犯的何罪、刑期多少，也不知他是何处人氏，惟知所有政府人员对他很信任，在犯人中口碑也不错。要做到这点，很难。
相比之下，除孔繁成、周歧昌和本组犯人外，我与他打交道多些。一则窑门记录收工后要忙不迭算账，向他提交数据报表；二则中队黑板报要写这写那，他忙不过来，要我帮他写。（以后，我对罐式土窑结构产生兴趣，向他索取各窑历年的万块煤耗、成品率等统计数据，他都提供方便，接触又多一些。）他工作细致认真，待人接物很检点，对任何人都态度平和、礼貌周全，是活得很明白的人。
中队还有两个‘文化’犯人。我这分队二组有个范佩玉，和我住着同一个大监室，中等个，并不健壮，年约三十余，原是兰州部队《战斗文工团》成员，擅长打击乐，听说还是个小头目。他的案情和刑期概然不知。隔壁二分队有个周西红，年约四十，原是省歌舞剧团的一级编导，因‘作风问题’判刑。他俩干着其他犯人一样的劳动，一样的定额，没得到任何‘照顾’，形体狼狈，不开口说话再难看出‘文化人’的底蕴。
马依不拉遭遇的酷刑使他‘脱胎换骨’；周西红、范佩玉（我亦如此）‘面目全非’可谓之‘洗心革面’。
六、七、八月，骄阳似火，半成品队的犯人都只穿条短裤，光着上身，在坯场上不断‘打躬作揖’，往返奔跑。一个个晒得黑糊糊的，身上的皮脱了一层又一层。成品队的犯人从出工到收工，一直汗水涔涔，干了湿，湿了又干，弓背弯腰，一步一步，步履沉重蹒跚，鱼贯行进在坯场、陡坡、公路上，使人想起《伏尔加河上的纤夫》。他们衣裤上白花花的汗渍，远看象穿着斑驳的戏装。收工回监，吃了饭就上床，既不擦身洗脚，更不愿把布满汗渍的衣服揉一把，不愿动弹，似乎所有力气全已耗尽，惟需要躺倒睡觉。四十个犯人的大监室，汗臭如厕。我这小组惟周歧昌，即使再累也要提两桶水，在院子与我互相浇淋、搓背，洗刷一阵才上床。
难得的星期天捱到了。犯人们直睡到开饭（九点半）才慌忙爬起来。饭后洗衣，衣服是穿了一周的硬梆梆的硬壳。尔后是缝缝补补，补衣补被，修理背夹、皮带。
犯人虽吃、住在一起，劳动在一起，少有交谈，更莫说交心了。劳改有年头的犯人组长孔繁成，终日不说一句话。他们有阅历有经验，避口不谈政治，不谈国事，也不谈自己的案情和刑期，除劳动上的事别无话说。自从有了看守所李绪虎的教训，又得到董剑青的叮咛嘱咐，懂得再简单的人其实都不‘简单’。有的人总要挖空心思，恨不能将自己的刑期加到别人头上，自己得到‘宽大’，充当‘包打听’角色。而一旦有你的‘小报告’，跳到黄河也洗不清，后悔就迟了。无论如何政府都要相信‘小报告’，支持‘靠拢政府’的‘悔改向善’行为。我一点不敢马虎，始终保持警惕，不与任何人交谈过去情况。尽管我对周歧昌颇有好感，也莫不如此，绝不打开‘心灵的窗子’。我仿佛又回到三年前看守所的黑号里，没有任何交流与沟通，面对的是众多失去语言功能的‘哑巴’，犹如面对黑洞洞的黑牢四壁，我也成了‘哑巴’。
我多么想看见我的同学苗庆久、何之明、杨贤勇呵！哪怕瞥一眼也好。他们现在身体都好吗？数月来我从未发见他们的身影。我甚至盼望见到张炳秋，能说上一、两句话，然而只在饭场才能远远的瞥上他一眼。
这就是装窑分队劳改犯人的生活。
四、出窑分队犯人的劳动
1963年国庆节前后，我由三分队调四分队。四分队与三分队犯人住同一排房，只在另爿另面，面对一中队与二中队之间的隔墙，门前是条窄窄的廊道，要到院子需绕过山墙。四分队有三个出窑组，一个杂工组，约五十几号犯人，住一间大平房。进得门来，四周贴墙全是土炕，是个转一圈的通铺。
我调来四分队心里颇高兴。一是我不愿当窑门记录，干这‘工具’角色；二是四分队有张炳秋，是唯一知我根底的人，我不相信他对我怀有恶意，视他为自己的半个亲人。此后我还知道，出窑组劳动颇适合我，我不但能完成丙等、乙等甚至甲等定额，不再为劳动产生精神负担。毕竟想活下去，除非迫不得已去死。
我分到一组，正好与张炳秋同组。组长叫蒙世辉，甘肃河西一带人氏，诈骗犯罪；二组组长叫胡三仙，年龄与我不相上下，湖北人，听说原为某体育学院练体操的运动员，案情、刑期皆不知；三组组长叫董顺海，也是甘肃人，捕前是农民。他是中队很有‘名气’的犯人，以‘积极靠拢政府’著称，立过功，减过刑，我在三分队就听说。杂工组长姓冯，是临洮一位老地主，年约六十出头，相貌很慈善，领着八、九个是非多多的老头犯，任务是待出窑组出完窑后，把窑底、炉膛里的碎砖清掉，为装下一窑做准备。这组有个董姓犯人，年约七旬，山羊胡，据说是临洮董卓后裔，知‘四书五经’，说话文绉绉，喜欢咬文嚼字。我刚到四分队不几天，有次他出工揹垃圾，一头撞到炉膛上，再没醒来。事后说他是‘畏罪自杀’。人死灯灭，无人再提。
出窑小组每组都十六个犯人，包括组长在内共三个固定的外码工，六对揹工（内码褙子或揹，两小时一轮换），外加一个窑门记录。揹工对子自由组合，快手配快手，如对对方不满意，可更换另择。从窑内到公路上的砖垛，通常只三十至五十公尺距离，甲等每趟三十块砖，乙等二十八，丙等二十六。若每块砖以四公斤计，分别是120公斤、112公斤、104公斤重量，比装窑揹工负重要轻。根据距离远近，规定每小时必须完成多少趟的劳动定额，比如三十公尺以内一小时需揹八十趟，等等。外码工定额是包干制，揹出来多少必须码完，不能叫揹工背着褙子站在那儿没‘座位’放，影响揹工任务完成。揹工任务完成好坏，实际上不取决于他跑得快，而取决于他的‘对子’码褙子的速度。若是褙子码不上，揹工进窑只能站等，想快也快不了。这就是快手找快手配对的原因。一环紧扣一环，互相催逼，个个紧张得没喘气功夫。
我能够完成甲等揹工任务。出窑组完成任务多少主要不在于体力和耐力，而在于速度和灵敏上。我揹三十块砖，当胳臂感觉到酸麻时已到终点－－砖垛上。无论揹或内码褙子，我动作颇快，其他犯人多愿与我搭档。我与张炳秋是一对拆不开的‘对子’，内中原因只我俩心里明白。我这小组有一对‘超一流’快手，我至今记得他俩姓名：马英才和杨增生（马是回民）。全分队无人可比。除他俩，就要算张炳秋和我了。
如果说，装窑组的犯人劳动以重累著称，毕竟轮到在坯场外码褙子时还有喘口气的时光。并且揹工和内码、外码都能呼吸到新鲜空气。出窑则不然，它是世上最热、最脏的劳动。
先说脏。窑内六个内码工码褙子，各人支一个‘座’，脱掉上衣，甩开臂膀，两只手犹如机械手，飞速的抡动，在二十秒左右的时间里要码好一个褙子，手忙脚乱，顾不得擦一把脸上的汗。有时将扇子面上的砖碰下来，不是砸手就是砸脚，即使鲜血直流，钻心疼痛，也顾不上包扎，甚至顾不得呻吟一声！揹工速度如飞，挂皮带快，路上来去小跑，放褙子快，只二十秒左右便一个来回。窑里煤灰、砖灰，尘土飞扬，热气腾腾（烧窑停火不过一个对时）。没有任何保健防护措施，连口罩也不发一个。内码两小时，出得窑外，头发、眉毛都盖一层厚厚的砖灰，整个人变成了‘白猿’。
再说热。我参加出窑劳动不几天，终于轮到‘拆窑’。拆窑任务由五人担任，一个外码工和两对揹工，事先到伙房挑两担温开水，准备棉衣、棉帽和外带皮掌的棉手套。那‘棉帽’事实上是个只留两个窟窿的长长的棉头套。每当一个窑快出完只剩窑底砖时，为不窝工、不影响小组任务，都要派五人先去‘拆窑’。将刚停火的窑砖从高扇子上一块块取下，把窑内的路铺好（一层层台阶），直到能支上六个内码工的座，窑才算‘拆开’。一般规定拆窑时间是一个上午或一个下午，即四个工时。来到窑上，先将上、下偏门‘唏哩哗啦’推倒，垃圾清走，才开始拆窑。拆窑必须从最高处取砖，自上而下次第而行，断乎不准从下抽砖，那样会造成扇子坍塌，砖砸砖，好砖成碎砖，那是人为破坏，谁敢！窑内温度此时当在800℃至1000℃左右，最困难莫过于从最高扇子上取下第一块砖！五个犯人都戴上棉头套、穿上棉衣、戴上胶皮棉手套，‘全副武装’，依次轮流上阵。屏住一口气，冲上去！只一两秒钟，棉头套焦了，棉衣（这是专门发的破旧货）糊了，棉手套外的胶皮熔化了！热浪把你打回来。然后第二个犯人接着上，棉帽、棉衣冒烟啦，着火啦！赶快拿水浇灭。有时，凡数人、数次，没取下一块砖来，全都无功而返。时间紧迫，任务比军情还急，怎么办？将棉头套、棉手套、棉衣全用冷水浇湿，再入火海！
书有‘火中取栗’成语，不知咋回事。惟这火中取砖，我身经百次。五个犯人不到四小时，喝掉四桶开水（合100公斤多），每个人身上流了多少汗可想而知。
也许有人认为这纯粹是恶作剧，拿犯人性命开玩笑，有这个必要吗？为什么不等窑凉下来再拆窑出砖呢？回答是明确的：有此必要。为了缩短周期、提高土窑利用率，在已有数量土窑的前提下，一年尽可能生产出更多的青砖，以满足社会需要，这是一方面。另方面，乘热拆窑、出窑，紧接着装窑，窑里仍保持一定炉温，对不太干的砖坯可起烘干、预热作用，节约燃煤，降低万块煤耗。至于犯人受的罪如何，那是无须考虑的另码事。
一座十多万容量的窑，一窑砖通常一个小组一天出得干干净净，劳动效率之高惊世骇俗，无有比者。
我叹服：这儿是改造人的好地方。财富惟有通过艰辛劳动创造，必须让所有的寄生虫都明白这一简单道理。但是，我是寄生虫吗？我有不劳而获妄图攫取别人劳动果实的坏思想吗？……那些贪官、赃官，拿工资不干人事、专门害人的人才是真正的寄生虫、吸血鬼，他们才真正该来这儿体验生活。
五、张炳秋是‘畏罪自杀’！
三分队队长叫张登高（后来才知），甘肃泾川人，高个，行伍出身，性极粗暴，虽没啥文化，却爱出点子，又好吹毛求疵，把犯人折腾得够呛。
有一次，张炳秋站在‘兰火’上码褙子，慌里慌张，一不注意从‘兰火’上失足跌到七、八米高的炉膛里！我进窑一看人不在，吓呆了。全组人也都慌作一团，不知所措。炉膛经过反复煅烧，四壁坚硬如铁，我猜他是死定了！没想到，他居然安然无恙，只擦破一点皮。‘兰火’他踩垮的几块砖伴他而落，也没砸着他。这真是奇迹，是任何人都不敢相信的奇迹，不幸中的万幸！我的心好长时间还在蹦蹦跳。
然而收工回监，张登高却不放过他，说他‘不认罪服法，企图畏罪自杀’！晚上亲自主持小组会批斗他。尔后又开分队犯人大会批斗，大小会先后不下十几次。除三几个犯人积极分子帮腔，其他人都缄口不语，会总开不起来。
张炳秋只三年刑期，已服刑两年，妻子在外面等着他，常给他寄这寄那，他会自杀？他为什么要自杀？真正岂有此理！不近情理。
张队长如此对待张炳秋自然有原因。人说：同行是冤家。张登高是当兵出身，张炳秋也是，而且是排级干部。他看不起这位队长大人，认为他说话、办事没水平。别的犯人见了队长点头哈腰（我是敬而远之），偏他大不咧咧，不理不尿他。一个犯人竟敢对他如此不恭，怎能容忍？早想收拾张炳秋，苦于无什把柄，一直忍而未发。现在机会来了当然不放过。张炳秋也颇有胆识，并非一个‘软柿子’，虽身为犯人，毕竟还沾着‘人民内部’的边儿，案情简单罪轻微，算定张不能把他怎么的。会开来开去，张炳秋丝毫不认错，口气硬梆梆，一点不软。弄得张登高颇难堪，只得不了了之。
我这组的窑门记录名叫冯辉，比我大好几岁，圆脸高个，长得一表人才，说不清何处人氏。日子一长，才知他家就住在兰州市大砂坪，原是省劳改局干部。我估摸他是经济犯罪，刑期也不长。他告诉我，这直属大队的韩教导员、管教科长在外面他都认识。冯辉是个颇有特色的犯人，穿着整齐，依然干部模样。全分队、全中队犯人中，似他这种穿着打扮的，无二。他性格沉稳，话极少，遇任何事情不惊不乍，脸上从不表示他的喜、怒、哀、乐。他只三十左右，能修练得如此老到练达，不容易。
另两个出窑组的窑门记录，一个叫朱焕章，一个是钟世雄。朱个矮，圆脸，戴副深度近视眼镜，从眼镜片射出目光常常是阴森森的，判刑前听说是会计师，年龄也只比我大三、四岁光景。钟世雄是广东籍人，个头比我矮些，年龄比我大一、两岁。他偷偷地告诉我，他原是某大学（甘肃师大？记不清了）学生，在所谓‘三年时期’，饿得受不了，跑回广东；到广东仍然挨饿，只好往港澳跑。他是在‘偷越国境’时被捕判刑的。他向我较详地谈了这段不平凡的经历，至今记忆犹新。－－
那时，偷越国境的人多哇，每天都有成千上万。什么‘叛国投敌’、什么‘现行反革命’，全是一派胡言！不是‘反革命’是人要活命，要活命是人和生物的本能，总不能眼睁睁等着饿死吧。我选择的路线是从水上走，为此事先还专门训练了自己的水性。谁知看起来到香港的水面没多宽，一下水却变得远似天涯！水面到处都有探照灯，光柱一道一道，横七竖八纵横交叉，将水面照得如同白昼。快艇来回穿梭，发现偷泅越境者，立马驶到跟前，象捞小鸡般提到艇上。有的人眼见得快游到香港水域了，无论大喇巴怎么喊叫‘回头是岸’，或者鸣枪警告，仍义无反顾地奋勇前游，边防军警就给他们‘一梭子’。子弹溅起串串水花，串串血花！每个晚上都有葬身鱼腹的不幸者，那场面真惨哇，太恐怖了！我是因体力不支，濒临灭顶之时，自己喊救命被抓的。现在想起来还心惊肉跳。（1990年听说钟世雄定居国外，写了本《大陆蒙难记》。只不知真假。）
在外面，张春元兄在一九六零年上半年也曾向我谈到大量饥民外逃的事，只没有钟世雄介绍得如此具体详细，如此地惊心动魄。我只听他讲故事，并不搭腔。
四分队还有两个犯人，一个名叫王振坤，一个叫金克明，都与我年龄相仿，颇合得来。他俩判刑前都是农村的团支部书记，王是甘省何处人、犯何罪，现已不能记忆。金克明的情况还记得，是陇西东舖人，家住铁路附近。‘三年时期’，陇西的情况我是颇知情的，是‘重灾区’之一。他是在家里有人饿死、其他人眼看不行了，在饿得‘前胸贴着后脊背’的时刻，不得已才‘铤而走险’去干‘火车钳工’勾当的。他对我坦言：“我没有什么后悔的，判刑劳改，值！至少我救活了我家里的几条命。如果还有别的办法可想，能救人命，打死我也不会去干这营生。实在逼急了，不这么做咋办？饿死的人全是吹牛皮的人给害的，他们只要‘乌纱’，不要百姓，以致死人如麻，惨呐！他们才是真正的罪犯！”
有一次，金的年青妻子来探监，给他捎来一些熟鸡蛋，他将其中的一半要赠我。我执意拒绝，推推让让，盛情难却只好尝了一个。我说不明白他对我如此好感的原因，或许，他从我的目光中懂得了我对他的理解、同情和对他观点支持的吧。
我很需要食物。当窑门记录一份‘朽粮’我吃不了；如今两三月超强劳动下来，又吃不饱，常觉饥肠辘辘，身体明显垮了。杂工组的‘余粮户’也多喜欢把剩馍给我。在别人是求之不得，但都被我一一谢绝。张炳秋对此不以为然，认为大可不必，表现出种种不理解，我不便解释，只说：这是我性格使然。
1964年元旦前，王振坤、金克明还有三分队的马明川，都因案情轻、刑期短，调到烧窑分队当‘自由犯’烧窑去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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