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向承鉴
第二章 上诉中院
天水，省第三监狱（1962.7月中－1963.3）
一、董剑青和马象乾
由武山到天水乘的‘普客’，车上大多是衣衫不整的穷人，拥挤不堪，还有行乞的，乱糟糟地。我们四个受特别‘照顾’，面对面占着两排座，四周座位被公安干警包揽。有的旅客挤昏了头，一头撞到我们的座位上，发现我们戴着锃亮的手铐，不待武警吆喝，忙不迭地逃离了。
下午五时许到达天水三监，照例是搜身检查，然后交接登记，尔后才放进监狱大院。
省属三监比起县看守所来，果然气势不凡，壮观得多。四面高墙上有电网，每隔十公尺许有一盏弯头向里的聚光灯。我分到一监院，何在二监院，老苗分到三监院，老杨四监院，每监院一个。接着，我被指定住进一个原只有两个犯人的监号。一个极瘦弱、六十有几的老囚犯帮我张罗铺床和放好书籍杂物。还没整好，就被传讯带出去了。
监狱里，离大门不远是两排平房，是狱吏们办公的所在。门上分别挂着管教科、劳动科、医务科各种牌子。我被带进典狱长办公室。一个四十左右、长得颇单瘦的干部指着一张小凳叫我坐，立刻开始他的训话：
“向承鉴，你在看守所的表现你心里清楚，我们也全清楚－－”这个‘全’字他说得特别慢而清晰。很明显，是他有意加重语气强调的。“你不但不认罪服法，还有极严重的重新犯罪行为。这儿是监狱，不是看守所！我现在郑重警告你：在这儿，你若再胡来乱行，你将自绝于人民！我的话绝不是吓唬你，你莫当儿戏。我们希望你老老实实接受改造重新做人，你要是不想活，那我们也没办法。你自己考虑吧。如果你有思想问题，有看法，可以找我们谈，绝对不许你在犯人中散布，你听懂了吗？”
我定定注视着他，微微点了点头，算是回答。他大约也是甘谷人，口音与武山丁局长相同。
回到监室躺在床上，我对牢头的话仔细咀嚼回味。很明显，他话里有话，我心中块垒陡生，疑云重重。难道在看守所写的许多墨迹（托漳县犯人李绪虎带出去保存）落到了他们手中？我估计十之八、九，他的话不象‘诈’我。这究竟是咋回事……。
监狱里的第一夜有些不平常。是夜，我被魇住了。这是生平第一次，也是迄今唯一的一次。一个硕大无比、力大无穷的黑东西压在我身上，任凭我如何地挣扎，竭尽全力，却不能掀翻它。一直搏斗了好长时间才赶跑它。醒来浑身是汗，犹觉气喘吁吁。我没喊出声，眼睁睁到天亮。我不信鬼，但这事真真切切。我无法解释，大约我身体太虚弱，神经出了问题吧。
一大早，一个面色红润、两颊短髭刮得泛青的人闯进监室来。他瘦高个头，有着颇好的文人气质。他坐在炕沿，一直笑眯眯看我，直到我漱洗完，才拍拍我的肩头，叫我跟他走。他也是犯人，住在监院的第一监室，内中只他一人。一个人住着和五人住的一般大的监室，而且，室内无炕，是张床，有张桌子，一把椅子，显得宽敞明亮，屋里也很整洁。他告诉我，他叫董剑青，是一监院犯人大组长，并且还兼着天水新生被鞋厂的总会计。他说：“你来了，我很高兴。我已向张典狱长和管教科长作了请示，你以后协助我的大组长工作，我实在忙不过来。”
“要我干什么呢？”我用目光向他发问，他读懂了。
“白天全天我要到外面门市部上班。你早上负责领大家做操、教操；检查各号室卫生；下午四点半到六点，你召集大家在大监室负责读报。就这些。等一会儿就开始，我给大家说一下。”
象是瞌睡遇到枕头，这两项任务我当然乐而为之，自己需要它。
董拉着我，“咱们先检查各号室的内务、卫生。”他喊一声：
“各室组长！检查卫生咯！”一下子拥出来十几个人，由他的房间始，逐一监号巡看，组长们进进出出，指指点点。各监号都搞得不错，被子折得四方四正，如军人床上的‘豆腐块’。我正懊恼自己的被子未及叠好，但到我的住室，我的被子也成了‘豆腐块’。
卫生检查罢，还要简单评比，记录在案，每周评比一次卫生红旗。之后是做早操，操罢才开早饭。
做早操无须别人喊，所有能动弹的犯人早自动站到门口的甬道上。董对大家只说了一句话：“我因忙不过来，今后由向承鉴领你们做操、学习和检查卫生，现在开始。”
监院甬道狭而长，两边为监号，甬道宽约四米，中间高，两边低，呈拱形，石头铺成，勉强并站两人，整条甬道全是人。
‘劳卫操’乃大学所学，竟成我终生健身法宝。两年看守所，每早一遍，从未间断。我只熟此，其它操皆不会。
我一边喊口令，一边作示范动作，做得很认真。只是胳膀捆伤未好，动作无法到位。这套操难度大，犯人身体都很虚弱，不免东倒西歪，形象狼狈。看得出，他们很愿意做操，都象我一样尽力而为。
老董没跟着做操，在一旁观看。末了，他用目光告诉我，今天就到此为止吧。又把我住室的老囚犯招来跟前，对他嘱道：“马象乾，下午学习，你协助组织好大家。”跟我打过招呼，才匆匆离去。
早饭是个包谷面馍，外加一点咸菜。这馍比看守所的劳动馍还大些，比糜谷面也可口得多。早饭毕，犯人立刻紧张忙碌起来，各自奔向自己的劳动岗位。这儿劳动分两大部分，监房外的工棚劳动和监室内的劳动。工种多种多样，有剪裁的，缝纫的，绱鞋的，锥鞋底的，刷糊鞋底面的，打‘褙子’的，最轻的劳动是糊火柴盒。每个工种劳动都有定额和质量指标要求。
“报告班长，去工棚劳动。”“去！”此声经久不息。各监院监室都有派到工棚劳动的犯人，他们三、五排成一排，站在董剑青监室的门口，仰头向中央哨楼上的哨兵报告。
同室的马象乾正在糊火柴盒。另个犯人也姓马，是回民，个子比我高大，年约三十，颧骨高且有颗痣。他干的是纳鞋底，大约炕下空地窄，展不开手臂，将马扎放在他的铺位上。其速度之快捷，令人惊奇！没人分配我干什么，乐得读我带来的书。
三监是个四方形建筑，正中是两层的岗楼，一半为狱吏办公室，医务室，病房，再往里是各工种工棚。由这一半要进入另半的区域，必须经过中央岗楼下面的大厅，仅一门进出。岗楼下的大厅共六个门，除通向外面的唯一大门外，另有五个小门分通到五个监院的甬道，象个半圆，辐射出五条光带。哨兵在哨楼警戒，可绕圆圈看到每个监院的内部情况和工棚里每个犯人的劳作。
在武山看守所呆了二十二个月，除王凤岐外，没听说有别的犯人死亡。这三监我虽新来乍到，死人之事众说纷纷，都是饿死的，发生在1959年到1962年初。只到前不久六二年春节过后，当局增加定量，饿死人的事才逐渐减少。“病来如雷霆，病去如抽丝”，犯人的康复不是易事。马象乾告诉我，我这监室原住五个犯人，如今只剩他俩。其中最后死去的一个，是在我来两天前抬走的，原本睡在我现时睡的地方。我把第一天晚上被魇住的事说了，他俩都吃惊称奇。马老汉说，直到现在，有些监号还有卧床不起的重病人，隔不多少时日便抬出去一个。我们一监院有个犯人得一种怪病，体重只四十斤（合二十公斤）。上月请来外国医生诊视，也道不出缘由，说此病在世界上尚属首例，暂名为“瘦病”。不少极虚弱的犯人现在仍每天注射葡萄糖针剂，只是注射后，浑身哆嗦，半日方止。
马象乾，甘肃珉县人氏，个子瘦小，见多识广，颇有阅历见地，言吐不紧不慢。据他自己称，解放前夕当了半年乡长，不曾得罪一个大人、小孩，解放后从未追究过他这段历史。不料，1958年反右后，突然把他抓起来，判决书只两、三行字，无点滴罪恶，判二十年长刑。
这事我早听说过，1958年还在大学的时候。‘大鸣大放’使有些人‘心有余悸’。为巩固政权，全国范围内据说一夜之间逮捕‘牛鬼蛇神’多少万，名曰：‘大扫除’。有国民党军队中当过排长班长原宣布不予追究的；有乡、保长；有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政治高于一切，政治需要你‘牺牲’，你是党内人士、党的高级干部也休想躲过，庐山会议彭德怀就当了‘牺牲’。
这有什么奇怪的，你马老汉少见多怪罢了。
二、糊鞋底面和纳鞋底
犯人政治学习唯一内容是读报。学习室在远离中央哨楼、位于甬道另端的一间大房子里。这儿老犯人每人有个马扎，惟我没有。大房间密密麻麻坐着百多号人，进门处有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是专为主持学习的人而设。第一次学习，我有幸通览我的所有同伴（有的不能做操，学习却能参加）。与看守所不同，这里都是重刑犯人。二十几的年轻犯人除我而外一个没有，三十出头的也寥寥。他们大多是老朽之人，身上带着‘罪囚’的浓浓之气。内中有个犯人，特别‘新奇’：他叫李凤鸣，江浙人，年约六旬，背微驼，人瘦小，面呈猪肝色，嘴唇极薄，上下唇重迭而突出，是种典型‘鸭子嘴’，看见他，由不得立刻想起鸭子来。他的奇特其实并不在他的肤色和嘴巴，而在于他穿着一件特殊的衣服。我称之为‘千衲衣’或曰‘百色服’，原是件单衣，补来补去成了夹衣，成了铁壳棉衣，成了盔甲。无法统计这件宝衣上有多少补丁，有多少花色品种，小的补丁只有一寸见方，大的也不过四寸见方。补丁上面又摞补丁，有绸缎，有平布，有厚呢料，但凡有的布料品种、花色，那上面应有尽有，斑斓醒目，一衣集布料花色之大成！
这件衣服证明主人至少在狱中呆了十多年了。它和看守所南号薛克明的猴头炒面木勺，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堪进‘国博馆’的工艺品杰作，有特殊意义。我感叹不已。
只隔两三日，住我隔壁监室的上海籍犯人徐国珍－－圆脸，大嘴，一双烂眼（红砂眼）整日流泪，跑来通知我，要我参加‘糊鞋面’室内劳动。他对我说：“参加劳动可以吃劳动饭，每月还发两元零花钱。”
劳动本我所愿。人只要活着，要吃要穿，要消耗物质财富，除寄生虫，没理由不劳动。无论我是不是犯人，劳动都是我本份。
徐国珍是监院内的生产组长。他领我到他的操作台前，一边讲解一边示范。随后，发给我一个木架和一块三十厘米见方的小木板。这是种简单劳动，我能一目了然。将鞋面布铺在木板上，于其上刷上浆糊，然后包在鞋底的褙子上。初时，动作不快，没老手完成多，有时把鞋面沾上浆糊弄得不干净。不出三日，我完成的数量就达到上游水平了。
刚熟练，又叫换新工种：纳鞋底。徐说：“劳动饭分等级，纳鞋底算重劳动，定量高。”
纳鞋底。坐在马扎上，膝盖和裆部夹一夹板，鞋底固定在夹板上，锥子是唯一工具，须磨得极锋利。其技术指标有两点：一要绳疤均匀，排布有序，多呈‘菱形’或‘梅花形’；二要绳结拉紧。我缺腕力和技巧，成形鞋底软得象面条，质检为丙等，属次废品之列。生产大组长告诉我，苗庆久、何之明、杨贤勇初试第一双鞋底都是‘优’。看来，除读书勉强过得去，我再无所长，而笨拙处比任何人都笨。纳鞋底本是简单劳动，以后又试几次，只得‘乙等’，始终没能过技术关，只好放弃，足见我笨得‘超人’，非同寻常。
儿时常见母亲纳鞋底，不干别的活，估计一双也得纳一天。这儿的效率竟二十倍于母亲。同室马姓犯人是1959年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回民暴动时被捕判刑的。为赚特等劳动饭，别的犯人入睡了，他还加班，无须任何亮光，纳出甲等甚至优等的鞋底，每日完成十五至十六双之多，无法思议。
这时，我虽干着较轻的劳动，享受‘轻劳动饭’待遇，并不为肚皮发愁：有董剑青对我的帮助。
我与董剑青颇有缘份，一见如故。当我们比较熟悉后，他对我说，我见你第一面，就觉得你不错，很欣赏。我说，我也是。他又说，你普通话说得比我好，读报口齿清楚，教操很认真，大家反应不错。
董年长我五岁左右，浑身仍透着大学生的气味。他毕业于某财经学院，毕业后分配天水某国营企业当会计师。后来与天水一位姑娘相恋，感情炽烈，未婚先孕。董怕事露而致身败名裂，于是设法堕胎，使用土偏方，不料致女方死亡，董被判无期徒刑。他谈起这事，后悔不迭，对女方怀着深深的疚痛之情。判刑后，因是一般刑案，政府对他仍很信任，叫他重操旧业。白天在外面门市部上班，只到晚上八、九点才回监就寝。他接触的都是社会公民，故而他的打扮也丝毫没有‘犯人样’。他每月拿十元技术津贴，是三监名符其实的特别犯人。一天三餐他都在外面门市部吃，狱里仍留给他一份‘朽粮’。平时他把这份‘朽粮’分给大家，只节假日‘打牙祭’的伙食才留给自己享用。我自入监不几日便得到他的照顾。在看守所二十二个月，情急似火，在万分需要食物的时候，我拒绝‘嗟来之食’。如今却心无芥蒂地接受他的帮助。监狱里的晚餐多数时间是白面面片，间或内中还有肉屑，是我很喜欢的饭食。可能年青的缘故，受尽摧残的身体，到1963年春节大体恢复，只胳膀不能高举，也无大碍了。
他知道我抽烟，有时捎进来一盒、半盒给我，偶尔还给我一把水果糖。没有他的诸多物质帮助，我的身体不会恢复这样快，很难熬过接踵而来的劳改队严峻时光。然而，他对我的帮助远不止这些，更重要的是在精神上鼓励我，教我识别犯人的方法，使我在以后漫长的劳改中没吃大亏，受益匪浅。
我对他无有回报，只在1963年过春节时，胞姐给我寄来十条手帕，十块香皂，十支牙膏，我与他‘二一添作五’。
三、忘不了一双圣洁的眼睛
六二年国庆节后，我突患急性角膜炎，很严重，抬到医务室病房。医生对我的眼疾颇重视，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案，除点眼药、吃消炎片外，还在眼部热敷，又把双脚浸泡在热艾水中，一泡1-2小时。艾水凉了又换热的，非常及时。犯人医生李希贤（这名字可能有一字记得不准）对我无微不至，叫我好感动。
李希贤，甘谷人，高中文化，个头比我稍高，也瘦，年约二十七、八，案情和刑期皆不知。他聪明好学，当犯人后才学得护理知识，以后不断钻研，进步很快，当了犯医。他日夜守护着我，无人叫，不离开。待我的病情好转后，更不离开我。问我数、理、化，问种种自然科学知识，求知若渴，令我钦敬。我竭尽所能，毫无保留教他。
有一次我问他：“这儿给犯人注射葡萄糖，为什么发生浑身哆嗦的现象呢？”他告诉我，给犯人注射的葡萄糖原非针剂，为了救命，将葡萄糖粉用开水溶解装瓶自制的。注射后的反应可能是消毒不严也可能是糖粉不纯所致。我说，难怪呐，这实在太冒险了。葡萄糖粉只可口服，直接输入静脉会造成伤害。通过肠胃消化吸收和血液直接吸收是两种不同的途径。胃肠可将废物排泄。一旦有害物质进入血液再难清除。他说，葡萄糖针剂市场脱销，这是应急，是没办法的办法。不过，到现在为止，注射后哆嗦一阵就好了，还没出现太大危险情况。我说：“人命关天，到出现了就晚了。”我建议停止注射，改为口服。
他向我提出：你能否设计一个过滤、高压消毒装置，那是极需要的。这对我并非难事，过滤装置我熟悉，劳动考察期间又亲手搞过菌肥生产，对高压消毒、无菌接种操作都是轻车熟路。我把方法向他详说了。我说：“只是，过滤是种物理分离手段，提高葡萄糖纯度是有限的，对那些可溶的有害化学物质，它无能为力。”
昔日武山看守所的犯医裴慎此时也在三监，比我早来大半年。我们是老相识，病房夜来无事，他与我对弈一、两局象棋，棋力相当。裴慎不久被无罪开释，后来调兰州省监当了大砂坪劳改医院院长，省政协常委。我平反工作后一直与他有交往，直到他逝世。这是后话。
医务所所长是个四十模样的胖子，下眼皮有明显的眼泡。听说也是‘老右’，却有干部身份。他除了给危重病人看病外，每天巡看一次病房，平时再难见他，几乎不说一句话。这位所长有位年青漂亮又好打扮的妻子，年龄比他要小十五至二十岁，偶尔到里头来找他，大不咧咧招摇过市的样子，颇惹人眼。
后来李希贤把我的一些情况在所里作了通报，裴慎也力荐我。老右所长也主张将我留在医务所。遂向上打报告，终因我案情重大又表现极坏，连管教科这一关都没能通过而作罢。
在我住病房期间，苗庆久和何之明（有无杨贤勇我记不清了）调工棚劳动，学裁剪。听说，他俩无师自通，在三监引起很大反响。理科学生都会机械制图，现在只是按图索骥，是再简单不过的了。
眼疾痊愈后仍回一监院。
忽一日，发生一件事，令我心魄震撼，热血沸腾！我在甬道上，哨楼上一位‘班长’对我招手，我径直走到哨楼他下面。他环顾四下无人，俯下身来对我轻声道：“我知道你的情况。我要用我的命换你的命，救你出去！”他距离我只两公尺高，声音只我能听见。他极为严肃庄重，语声带着颤音。
在看守所，我愿用我的命去换冯淑筠、苗庆久的命！我认为他俩都比我更有存在的价值。现在竟有人要用自己的命换我的命，我太了解这种精神、太熟悉这种感情了！我感佩五内，激动得不能自已！
他是个稚气未脱的青年，年龄当在二十岁左右，极有可能还不到二十岁，脸红扑扑地，有双明亮的大眼，穿军大衣，戴棉军帽，说的是很差劲的普通话，无法判断是何处人氏。我从他的目光里能感到他的真诚。我回答他：“让我考虑考虑。”
他的话重新燃起我对生的渴望，对生命价值的再思。我早已万念俱灭，十八年的牢狱我是断然不能接受的，不做熬十八年出去的梦。生不如死，不如早吃一颗‘花生米’了此一生。不想，居然有人如此看重我！我要无愧于他，无愧生我育我的人民，必须坚强地活下去，用事实证明谁是谁非，谁善谁恶。思前想后，一夜不曾合眼。这是个惊心动魄的生死抉择，对他和我。他太年青，不知其中的复杂和利害，尽管他在作出这种抉择前，必有种种考虑和激烈的思想斗争，尽管他的献身精神叫我敬佩、感动，但我得出的结论与他相反。不但监狱象铁桶，整个社会也如铁桶一般，即使有翅的鸟也飞不出去。冒险而为，十之八、九等于白白送死；我死事小，又害他终生。他那么年青稚嫩，象含苞待放的蓓蕾，又有侠义肝胆，正是民族精神希望所在，前程无量。我焉能忍心让他为我而死？我还算人吗？大丈夫敢作敢为，好汉做事好汉当！难道受我株连的亲朋好友还嫌少？我的罪孽还不深重？
“生当为人杰，死亦为鬼雄。”我要出去便从监狱大门大摇大摆走出去，绝不做株连他人的事！
我意已决。第二天，我没有走近哨楼，远远地对他摇摇头，然后深深地向他鞠了一躬。
事后每每回忆此事，既心潮澎湃又心有余悸。因为，也还有另种可能，尽管这种可能性甚微－－能保证他不是受人指使前来‘钓鱼’诱我上钩？呵，世事该是何等复杂，谁又能摸得透、看得准？不过，我庆幸自己在这件事上－－为生，并没脑袋发昏。无论如何，我的选择是明智的。
四、六三年春节
春节快到了。董剑青对我说：“春节各监院要办墙报，一监院由你负责。从明天起，你不用参加室内劳动了，全力操办此事。”不用说，他是事先请示了的。他又告诉我，“犯人中有的是人才，四监院就有不少老学究，都是解放前大学毕业的，有的当过国民党县长，有参议；有师、旅长，肚子里都有‘货’。大年初一，各监院要互相参观评比。张典狱长和管教科长肯定来，说不定还有劳改局的头头来。”我明白他的意思，无非要我认真对待。
办墙报，自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几乎伴我走过整个学生时代。写篇东西，写小楷字也算凑合，惟插图画画非我所能。此时，正值我的书法达于我一生的顶峰时刻，不知是笔好还是墨好，写的字连自己都不相信出自己手。插图则由一位当过小学美术老师的犯人操持，很不错。墙报上的文章全是我东拼西凑的东西，只两首小诗是我应景之作。
正如董兄所言，初一那天上午十点许，典狱长、管教科长以及不明身份的干部来了一大帮，在哨楼底层的大厅里又召来各监院大组长、生产大组长以及文人墨客，我亦被召，共好几十人（无我的三个同学）。在典狱长带领下，由一监院始，大家呼呼啦啦，七嘴八舌，逐个阅览评点。
此前，我没去过别的监院，没这自由，对它监情况点滴不知。随着大队人马，先后到得二、三、四、五监院。二、五监院的甬道都窄窄地，与一监院差不离。三监院宽得多，四监院的甬道更宽，至少比一监院宽三、四倍。果然，四监院的壁报很有特色，版面错落有致，参差有序，精美大方，字和画都很漂亮。内有几首老八股旧体诗，皆上乘之作，其中尤以一位当过漳县县长的董姓犯人的诗作，堪称压轴之作。大家反复品味，皆啧啧称道。
五监院是个女监，不见几个人，大家也走一遭，壁报无什特色，不表。
临末，大家在大厅乱轰轰议论一通，认为：一、四最好；二、三次之；五监院又次之。
现在回头交待一件事：此时我的心事早不在壁报上。到二监院浏览壁报毕，大家鱼贯而出二监院门，我走在最后。门边的一个监室，牢门半掩，我不经意往里一瞥，天呐，里面关押的竟是张春元君！这是我始料不及的，我感到悲恸和震惊。我不知他的讯息已整两年半了。
张春元，河南上蔡人，家庭出身贫寒，与我一样，也是农民的儿子。他约年长我五、六岁，曾参加抗美援朝，当坦克兵。朝鲜停战回国后，在武汉军区给司令员开小车，技术娴熟，车开得快，快得有时首长不敢坐。参加手枪射击比赛得全军（？）第一。以后考入兰大历史系学习。嫉恶如仇和口直心快的个性，使他落入陷阱。到天水马跑泉公社劳动考察，公社调他在拖拉机站当拖拉机手并修理。他爱好文学，一九五九年写出电影文学剧本《中朝儿女》（笔名：司马章），发表在长影刊物《电影文学》上。剧本的故事情节大致为：志愿军一侦查小分队深入敌后侦察敌情，发现敌人正在迫害朝鲜人民。侦察员舍身冒死救出朝鲜老乡，自己不幸落入虎穴。朝鲜‘阿妈妮’为救侦察员，献出了自己的儿子。
这是根据他在朝鲜战场上的生活体验创作的，讴歌中朝人民的战斗情谊。情节生动可信，催人泪下。此后，他受长影之邀，前往落实摄制计划，返回后却被公社党委知悉，立即电告长影厂言‘作者系右派’云云，一切泡汤，惟得数百元稿费。
张春元君，性豪爽刚烈，侠骨义胆，为人坦诚正直。在外面时候，我一直视他为兄长，对他倍加敬重。此时此刻，他穿着我在外面送给他的军大衣，我俩一里一外，还能说什么呢？没有交谈的时间空间，千言万语只化作彼此深情的一瞥！算是互道珍重。没想到，这竟是我与他的永诀！
过春节，一连放三天假、演三天戏。戏台搭在工棚边，各监院犯人依次分坐在工棚与医务室之间的场地上。纪律不甚严，犯人得以小声交谈。不同监院犯人有同一个案子认识的，有在外面认识的朋友，借此机会或远或近打着招呼。大家坐在小马札上，场地上黑压压一大片，足有好几百。我的目光搜寻到老苗、老何、老杨，向他仨送去我的节日问候。
演的全是古装京戏。演员、伴奏清一色犯人。三监原有犯人多江浙、上海人，爱好并擅长此道，在1953或54年还成立过犯人京剧团，有成套的衣箱。我刚到三监有人问过我，有意召我，可惜我是戏盲与京剧无缘。无缘是无缘，对有些剧也略有知晓，还有点欣赏能力。演的京剧折子有：打渔杀家、徐策跑城、捉放曹、空城计、肖何月下追韩信等等，水平不错，唱腔有板有眼，演技娴熟老到，只是表演者年龄都老了。拉京胡的犯人尤卖力，头左摇右摆，琴声悠扬动听。
董剑青与我坐一起，递给我瓜子、糖、香烟（只有他才有这些）。我俩边吃边聊，他对各监院的‘名’犯人都熟，逐一向我作着介绍。
第一位是马大主教（我不记得他的名字了），他押二监院。一监院与二监院座位毗邻，他又和我并排，相距只在咫尺间。他是个引人注目的人物，我一进戏场，先注意到他。他穿一套蓝色簇新的毛料制服，莫说在监狱，即使外面，即使地厅级、省级高官，穿这种高级衣料也难得有。他知道我与董正谈论他，友好地向我俩微笑点头致意。董告诉我，他是1959年底西藏藏民叛乱和甘、青两省回民叛乱时被抓的，是张家川回族自治县的大主教，也是回民叛乱的首犯。张家川叛乱平息后，首要者处决了好几个，作为最大首犯的他竟留得性命，判的‘死缓’。他是高级‘统战对象’。董说，他穿的这套衣服是1959年以大主教身份应邀赴京参加国庆十周年大典的礼服，是政府专为他订做的。想不到的是，这衣服穿在身上不到一、两月，他由‘座上宾’变成‘阶下囚’，世事难料，只在转眼间。
马主教四十出头，黝黑的脸透着红润，右下颔部有一大块斑痣，身体颇壮实。他这一案很大，光三监关押着数十名他的同案，一监院有两个阿訇，一个判无期，一个判二十年；与我同监号的锥鞋底‘超快手’也是二十年。董又告诉我，他们这一案子确实是真枪真刀干了一场的。
当过漳县父母官的董某，在参观壁报时我们已认识。董剑青告诉我，他解放前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法律系，对法律和文学造诣甚高，是全监公认的‘第一支笔’。
几个国民党的师长、旅长、团长，穿着黄棕色的破旧呢服，有的上面缀着刺眼的补丁，一眼能看出这些人骨子里仍透着军人气息。他们曾横刀跃马于枪林弹雨中，如今成阶下囚，人生感慨一定不少。
演戏三天，张春元兄一直未露面。我时时记挂着他，多么希望能再见他一面呵！他是‘未决犯’，故而享受不到看戏的‘恩典’。
五、“我不服，永远不服！”
进监时，张典狱长曾对我说，你有什么思想问题可以找我们谈，绝对不准在犯人中散布。我从报上获知，此前国际上发生了三桩世人瞩目的大事：一件是中印边界武装冲突；一件是中苏公开论战，中共发表了‘九评’；再一件是美、苏的加勒比海危机。我对这三桩事有自己的猜测和思考，乃以《不同的看法》为题写了份书面材料，写好后拿给董剑青过目。他很欣赏，认为很有见地。材料递给监狱当局后，才觉后悔，感到自己做了件天大的蠢事。自己生死未卜，还‘心事浩茫’忧国忧民，实在够痴够呆，可笑不自量了。从此再未干过这种蠢事，总算清醒过来。所幸，材料如泥牛入海，当局未予追究。
过罢春节不几天，监院来了个‘新’犯人，三十左右，名叫黄根宝。他原在武山云雾山农场服刑，因为‘重新犯罪’被羁押来三监。他此前知道我的许多情况，又向我介绍云雾山农场我的诸同学的情况，还谈到杜映华的情况。黄极富献身精神，勇敢有余，沉稳不足。因此只听他说，一句不答。环境太险恶，对任何人不能不防。生活经验警示我，人是变的，焉可轻信。
元宵节第二天，我被传唤到典狱长办公室。进来两个年青人，一男一女，与我年龄相当，一副学生派头。
那女的开口道：“我现在代表天水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对你的上诉依法宣判。你站起来！”
于是我与女审判员面对面站着，其他几个人也都站着。
“甘肃省天水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62〉法刑字第十三号申诉人（原判被告）－－”
她滔滔地读着复审判决书，内容与原判分毫不差，只后面又多了一条‘罪行’：申诉人向承鉴在看守所拘押期间，不思悔改，反而变本加厉，书写反动诗词，总结反革命‘经验教训’，提出新的反革命活动策略，实属坚决与人民为敌到底之重大现行反革命罪犯。据此，本院认为：原判事实确凿，量刑恰当，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五日。
这段文字的确令我惊讶。惊讶之余，我问女审判员：“何谓‘终审判决’？”
“终审判决就是最终的判决，就是再不准上诉的判决！”她的口气近于轻蔑，似乎我连这都不懂。谁料，我的发问却使她陷入尴尬境地。
“为什么不能再上诉？请问：法律依据是什么？能否拿出来一闻。”
“我们认为你没有再上诉的任何理由与必要，你的犯罪事实清楚，定性准确，量刑恰当。”
“你们自然认为判得准确无误，否则你们就不会这么判。不过，上诉是法律给予被告的权利，该不该上诉，有无必要和理由再上诉，应该‘我认为’，不能‘你认为’。你无权剥夺我的上诉权，除非你能拿出法律根据来！”
我在外面就通读过中国刑法方面的书，她太小看了我。而我一眼便看出她不过是刚从政法学院或大学政教系毕业不久的书生。我的反驳和诘问，她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满面绯红。我接着道：
“你认为‘定性准确’，我认为‘定性全错’，全颠倒了！不妨依据共产党人的理论学说，依据社会发生的真实情况，我愿同你，或者其他任何人辩论，你以为如何？”
“我是革命者，正在行使人民赋予我的权力对你实行判决。你是个坚决与人民为敌到底的现行反革命罪犯，你要同我辩论，笑话！你不配。”
我知道为自己辩护的机会已经所剩无几，必须冷静镇定，极力克制自己的情绪，以便能把自己的观点表叙出来。我心平气和地说：
“革命与反革命是个相对的概念，没有革命无所谓反革命，没有反革命也就失去革命的存在前提，它们又无不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我不否认共产党人过去的一定时期曾代表民族、人民的利益，是革命者，而且，现在共产党人中仍然初衷不改的也大有人在。但是－－”
我话锋一转，语气突然激昂起来：
“真正的共产党人，真正的革命者，必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必然‘先忧后乐’；必然始终代表最大多数人的意愿、意志；为大多数工农群众的利益而生、而死，鞠躬尽瘁！现在是这样的吗？千千万万饿殍可以为证！亿万啼饥号寒的农民可以为证！你刚才说你行使人民赋予你的权力，你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你心里很清楚！你说我‘坚决与人民为敌到底’，我断然否认这一颠倒黑白的指控，我只承认‘坚决与你们的倒行逆施为敌到底’……”
她粗暴地打断我的话，拒绝我的挑战：“我没时间听你嚼舌、胡说八道。反正不能再上诉，再上诉只能加重你的罪行，后果自负。”她拿起文件夹，一扭屁股走了。我冲着她的背影怒声吼道：“辩论就是说理，不敢辩论就是不讲理！我不服，永远不服！”
我心里明白，她说的不无道理，只是把话没说透，也不敢说透。我和我这一‘案’，他们的上级或上上级一直插手过问了的。武山法院的原判不过是秉承上奉的旨意而为，怎么判，判多少全是上边拍板定夺的，复审也非中院能决定得了。既然原判和复审裁决是上奉指示，自然再上诉也白搭。
一直笼罩心头的疑云，终于尘埃落定。看守所关黑牢期间，我写了不少直抒胸臆的诗文，到南号后委托李绪虎带出去代为保存，最后还是落到当局手里。我不知是李主动献媚邀功交出去的，抑或他出监时被搜走的。依我分析判断，主动交出的可能较大（他案情轻微且是文盲，对缝在衣中的小纸片当局不会细查）。人们都有自己的活命哲学，只要不害人整人，无可厚非。他完全可以拒绝我的‘委托’，不会受丝毫埋怨。然而，他对我的‘委托’表示要象‘保护生命’一样保护它。当时我是何等地感动啊！想不到他居然骗了我！我多么幼稚，太不了解太相信他了。想到方志敏《可爱的中国》和《烈士诗抄》，都是革命者在就义前所写，由狱友妥为保存并得以流传的。而今我却不能！鲁迅的《药》发表数十年了，他的呐喊并未唤醒国人。我不知道现在是人性更堕落还是统治术更先进高明？
如今事过境迁又年代久远，密写的只其中一首还有印象。
绝命诗
胸膛也就百千洞，
项上不过碗大疤。
莫笑憨愚卵击石，
生命源自一细胞。
为通衢不闻哀号，
为阡陌不见饿殍。
秋璟殒命无所惧，
小卒步尘亦自豪！
三月，我和苗、杨、何押兰州新生砖瓦厂服刑，另些三监的有期犯因年龄较大押新疆劳改。由于事先获知，我与董剑青得以从容话别。他对我有许多嘱咐告诫，我都铭记在心，我把所有书给他留作纪念，不留只字。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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