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向承鉴
第一章 在武山县看守所（1960.9.30至1962.7月中）（三）
七、又戴手铐
关南号后，提审我改在白天，不过措施仍特别：先把各监号上锁，然后才叫我。看守所没有人不知道我关押在南号，我的同学更不必说，就象我知道他们一样，锁门纯是多此一举，目的无非给我精神压力，给其他人造些恐惧气氛。每次提审我，我能猜到，我的同学和其他犯人正从门缝、窗洞注视着我。挺胸抬头，目不斜视的走路姿势是我习惯，我不担心走样变形，就象我的个性和信仰一样再难改变。但身体极虚，出门前总叮嘱自己：不能趔趄蹒跚，更不能栽倒！步履要沉稳。
穿过正街时，我扫视街上路人。行人很少，冷冷清清。我有一年多没见过这些自由人的面孔了，有的冷漠，麻木；有的懒散，无精打采；有的闲适，铺垫出‘街市依旧太平’的图景。
……
丁：“现在要你坦白交待你和你的同学关系，我们给你立功赎罪机会。”
向：“我何罪之有？罪从何来？要赎罪的是你们这些人！”
丁：“你发展，串联了哪些同学加入你们的组织？”
向：“刚解放我参加少先队组织，五四年退队；五七年正要参加共青团接收为团员，谁知将我打成右派，团没入成。我认为我够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资格，你们却把我抓进了监狱。我现在不隶属任何政党、组织，又如何发展串联别人加入什么组织？”
丁：“你不要抵赖狡辩，你们的反革命组织已经铁证俱在！”
向：“请问：既然堪称组织，它叫什么名称，又有哪些组织机构？没有，你说不出来！难道世上会有无名称的组织？”
丁：“你们的组织就叫‘右派反革命组织’，你们的目的就是推翻现在的革命政权，这是再清楚不过的！”
向：“‘右派、反革命’，再傻的蠢货也不会先自我否定，将他的组织冠名为‘右派、反革命’，合乎逻辑吗？亏你想得出来！”
丁：“休要胡搅蛮缠，交待你和你的同学来往和关系。”
向：“多得很！小学同学，初中同学，高中同学，大学同学，几百几千。从何说起？”
丁：“我们要你交待的，你心中有数，用不着装糊涂，耍滑头！”
向：“耍滑头的是你！不是我。同学多如人海，你要在大海里捞哪根针，何必转弯抹角，指名道姓好了。”
丁：“交待你是何年何月在何处介绍冯淑筠加入你们组织的？”
本来，得知给饥民紧急调运救命粮的讯息后，我对当局的仇恨和对立情绪有缓和，心里萌生反省。如今一提冯淑筠由不得又愤怒起来，情不自禁破口大骂！
向：“你们一切都从‘想当然’出发，公社化，大跃进的恶果是千千万万人饿死！你们办案从‘想当然’出发，冤枉不知多少无辜！你们走到自己的反面，之所以有今天，‘想当然’就是思想根源，至今还不觉悟，还在继续。……我与冯淑筠自五九年五月以后，没见过一次面，没通过一字信，无由交谈一句；你们无根无据，红口白牙，信口雌黄！”
丁：“我们知道你与冯淑筠是莫逆之交，情同手足。‘人以类聚，物以群分’，没有共同的政治思想基础，能有这关系，你骗得了谁？”
向：“这是你和你们的逻辑，是你的职业使然，是僵死的定势思维。依此逻辑推理，我倒要问：毛泽东与彭德怀出生入死，患难与共数十年，志同道合，推心置腹，比起我与冯不到两年的友谊不知深厚多少倍！彭德怀如今是‘反党集团’首领，毛岂不理所当然是该集团的一员？彭老总的挚友同事岂不都是‘反党集团’成员？如果类推下去，彭的挚友的挚友‘想当然’也都是。蒋介石‘宁肯错杀一千，不可漏掉一个’，并未将落入虎口的中共党员的亲朋好友斩尽杀绝，是否认为他杀人还太少？封建制度株连九族，难道你们要‘发扬光大’株连十族？还有比‘人以群分’论更荒诞无稽的吗？”
丁一时语塞。转而怒道：你是满口胡言，借机诽谤污蔑，宣扬你的反革命观点，你必将受法律最严厉的制裁！”
向：“你才是真正的胡言！至于我说的是不是胡言，你最清楚！”
丁：“你俩是知己，总该有成为知己的经历吧！”
向：“我无意隐瞒我对冯淑筠的美好感情。他诚实，正直，善良，他的人品永远值得我学习和称颂。至于他对我如何看法和评价，我不得而知，也无须知道。在你们眼里，我是魔鬼；但我敢肯定，在一切有良知的人心中，恰好相反！”
这次‘马列先生’未参加，丁局长唱的‘独角戏’。与其说是审问，更象辩论与被审。
整个监院气氛开始松动起来，一个明显的标志是，当局在早上放风后，允许犯人在院子里绕菜畦地跑步活动，我和大家一样准允参加。苗庆久正帮裴慎抄写他的两部中医论著（以后在香港出版），有时我看到裴慎还去北号与苗对奕象棋。
忽一夜，南号出了件偷案。
满脸皱折有山羊胡的甘谷籍犯人接见时拿回一袋炒面，十斤样子。夜里睡觉将炒面袋当枕头，袋口扎绳栓在手腕上，以为万无一失。半夜小解后炒面不翼而飞，急得他大呼小叫，告爹骂娘。监号漆黑，他想不出办法，只好用手挨个儿摸每人的口鼻，判断窃贼。惹得人人怨怒，骂声不绝。直折腾到天亮，无有结果。在放风倒便桶时才发现面袋在里面，布袋的炒面只剩一把。所长进来主持开会，坦白交待与检举揭发双管齐下，全号犯人如和尚坐禅，既无自首者亦无揭发者。所长说：“偷犯查不出来，你们全号子不开饭；何时查出来再开饭！”伙房犯人组长张士俊颇有谋略，对所长耳语一阵，南号反而提前开饭。
一个不到二两的馍，只须一口便可送到肚里去；一马勺菜汤可以不沾牙三、五口灌下肚。平时，喝着碗里的，望着桶里的，希翼能再‘饶’上一口。这次果然不同，只见薛克明、卢黑斗靠被而坐，馍和菜汤放在一旁点滴未动。所长道：“馍和菜汤都要吃了，谁个不吃谁个就是偷犯！”他拄在那儿，定定的监视着每个人的进食。
薛克明只喝两口菜汤便两眼发直，浑身大汗，捧腹在床上打起滚来。裴慎跑来一看，二话没说，叫抬到医务室急救灌肠洗胃。满满折腾一日，才救得薛、卢性命。
这两个绺窃犯监外并不认识。入监后性相近、心相通，只须对方一个眼色，另个必能心领神会。平时他俩不互相来往交谈，只细心观察同室犯人的睡姿卧态，以便盗窃时对症下药。在我来南号前他俩还联手偷过牛犯的食品。那食品放在山墙高高的窗洞处，窗洞离床面足有三米高，竟被他俩搭人梯偷食一空。这次才一并供认。
十斤炒面，二人能一顿而光？换上两条牛怕也会撑破胃的吧。
白天，犯人无聊无事，总要找点事好度时光。李崇武颇善‘圆梦’，大家便把夜来所梦讲述于他，他总能说出个‘行行道道’。康建唐便大讲特讲他的所见所闻。他确实是解放兰州的目睹者、亲历者，要不然，即使小说家也编不出那故事来。
解放战争中，彭德怀的一野横扫西北马步芳部，唯一的硬仗莫若打兰州。兰州两面环山，黄河其间湍流而过，为一狭长地形。南面皋兰山，高而陡峭，是兰州屏障，马步芳的部队踞此死守。马兵凶残剽悍，光裸上身，举着马刀，与解放军在皋兰山上作殊死肉搏，拉锯争夺相持，几经反复。在狗娃山尤为惨烈，双方死人无数，尸首填满沟壑。直至解放军迂回北塔山，切断退路，马的部队从黄河铁桥惟一通道败溃。铁桥窄小，不堪车辆拥挤，挤死踏死的及泅水渡河溺死的无数。康的语言表达不错，加之全是他的亲历，情节细腻生动，全号人屏息而听。
夜里，所有犯人躺下后，先是寂静一阵，接着又有‘故事’开场。黑天瞎火，仿佛个个赤条条回归到原始自然中。有讲‘爬灰’的；有讲翻墙嫖娼的；儿子与母亲通奸的；父女乱伦的……，一句话：离不开两性关系。讲者满嘴淫辞秽语，听者津津有味，引来嘻嘻哈哈。有个犯人（我怎么也想不起他的名字了）如是讲－－
有两个人，一男一女，一个言他的毬大；一个说她的屄大，争论不休，互不相让。一天，他俩来到一条大河边，河流湍急且宽阔，无桥无船，无由过河。男人说：这有何难，看看旁边的女人，沾沾自喜道，我把我的东西打硬千军万马从上而过。怎么样，你比不过我吧。女人哈哈大笑，慢悠悠地轻蔑道：你的本事原不过如此，你那东西一软，不如一条蚯蚓，车人掉到河里，还不闹个车毁人亡。我只要吸口气，把河水全盛到我的家伙里，使它成为一条干河，想怎么走怎么走，想从哪儿过哪儿过，岂不比你强多了。
男人羞愧无言，只好认输。还有许多下作话，不能入耳笔录。
社会上有各种类型人，看守所、监狱则集中了各类型人的典型。毕竟杀人不眨眼的凶顽还是个别，大多属愚昧，沾有各种恶习，本质并不很坏，也不乏善良之辈。可怕的正是这个大多数，它体现的是民族的整体素质。眼前的社会悲剧之所以得以发生，象瘟疫一样曼延，除了当权派倒行逆施的政策主因外，民族素质整体低下无疑是社会基础、客观条件。这种无与伦比的历史大悲剧在西方是无论如何不可能发生的，老百姓会自动起来制止它。
我不能想象：当着自己身馅囹圄，每天饥饿难熬，家中亲人饿死的饿死，逃亡的逃亡，哪还有心情在此说着下流恶心的笑话？麻木，极端的麻木。我对这大多数，悲其不争，怒其不醒。
我到南号后，据观察没有人对我怀有恶感，多数犯人对我怀有隐隐的崇拜却又陌生。犯人是很敏感的，我猜想他们或多或少知道一些有关我的情况的传闻，不然，我与何金来一句话未及说，他何以会主动照顾我呢。我到南号来不曾开口说过一句话，然而在一天夜里，当全屋弥漫着淫荡笑声之时，我终于开口道：
“大家请听我说几句话，如果认为说得不对，只当我没说；如果觉得还有些道理，就请大家多想想我们是怎么进监的，为什么会进来的？想一想自己失去的亲人，想一想还活着的亲人现在是如何过光阴的吧。……我的话如一盆冷水泼在大家头上，顿时全号静寂无声。紧接着我简单分析造成这情况的根源，谈到列宁关于主观条件与客观条件的论述。在我看来革命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得过头了，唯一的是主观条件不成熟，不成熟的原因在于有太多的人麻木，在牢里还在醉生梦死，……
我的话尚未说完，牢门突然‘咣当’打开来，所长站在门外厉声喊道：“十一号出来！把衣服穿好！”
门外伸手不见五指，所长拿着手电筒在我身后一左一右照着，到他的办公室直接给我戴上手铐，然后才说：
“你竟敢在犯人中公开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犯人起来造反！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铁了心了！”
我不否认也没有反抗，只心里道：“你可算个称职的牢头，天寒地冻独自偷听，太难为你了。”
这是第二次戴手铐，仍然是土铐，颇松。半夜，何金来偷偷给我取掉手铐，待天快亮时又给我戴上，每夜如此。
第二天，其他监号犯人都发现我被突然戴上刑具，很吃惊担心的样子，纷纷发出询问的目光。我对同学们报以坦然轻松的微笑。
八、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这是个特别寒冷的冬天。南号不比小三号，那儿严严实实，除拳头大小一个‘猫眼’，其它地方密不透气，利于保暖。我在那里过了一冬，不觉得很冷。南号不同，四面八方透风，山墙一孔墙洞，门边的窗户只有铁栅栏没玻璃，露天一样。床板下空荡荡，冷空气直往上窜，垫褥薄的，冻彻骨髓。没办法，犯人只得自由配对打通铺，将两床垫褥迭一起，盖两床被颠倒睡。汪贵洲邀我与他打通铺，多亏他有一件老羊皮袄盖在被子上，免却我寒冻之苦。
我头朝外靠过道，他头朝里挨山墙。我的头跟前正是那根唯一支撑屋顶的粗木柱。一次，老汪接见拿回一小布袋炒面，有三、四斤，无处搁，只好挂在这柱子上。睡到半夜，我突然惊醒，仔细辨听，有人正站在地上我的头跟前屏声敛气，我用腿碰醒老汪，他立刻大喊：“有贼！”爬起身来。幸好偷窃未遂，他取下口袋抱入怀中又睡下。
白天，其他大监号牢门大开，可晒到太阳，惟南号特殊规定，牢门只准半掩半开，太阳只能晒到廊檐，屋里阴冷阴冷，同室的人都偎在床上，只我在一公尺宽，七、八公尺长的地上缓缓走着，不住地活动按摩两条胳臂。
李绪虎很快调去犯人灶房，充当抬菜桶的角色，每天能见两次面。此前，我对他颇相信，与他关系非同一般。他成‘自由犯’，为他也为自己高兴。东二号是个劳动监号，全号都吃劳动饭。东二号有个叫孟云的犯人，甘谷籍，矮墩墩的，是个拳师，还擅编织毛衣。陈德根、何之明以他为师很快学会编织，并获得吃劳动饭资格。抽出去当杂工的犯人也多从东二号挑拣。
一段时间，我的同学‘同案’相继又被提审，终于在一个深夜轮到我。
这是另一处所在－－县法院，另套人马。主审干部与丁局长一般的小个头，人称：王庭长（丁，我不知其名；王的名字后来知道叫王连喜）。他的两侧坐一男一女，一眼看出不是当官的，没有官作派，后来才知是‘人民陪审员’。时值午夜，那位男性无精打采，昏昏欲睡；那位女性颇有姿色，年龄只二十有几，是个分娩不久的年青母亲，不停地揉搓她的丰满双乳，没有婴儿吮吸，乳汁胀得她坐卧不安。
屋里灯光通明。王庭长拿着一纸，在宣读他们事先罗列的我的所谓犯罪事实，不到三分钟便念完。我正要开口说话，只听他随即道：“带回去！”
我愤怒至极，大吼起来：“我抗议！你们这不叫公审，这是法西斯秘密审判！我只能接受有听众参加的公开的审判！”
王：“向承鉴，你聪明过份了！你以为我们会给你提供宣传反革命的讲坛？你做梦！”
两个武警挟住我的胳臂拖出了屋。
令我更莫名其妙乃至数十年后百思不解的是，没经检察院这一程序，直到宣判，直到今天，我没得到《起诉书》（好象我的其他‘同案’得到了〈起诉书〉）。法院只提审这一次，我等呀等，县法院再不肯与我照面，直到宣判的一天。
但是，我却得到另种欣慰：春节前几天，冯淑筠君终于无罪开释。冯兄关押北号，与南号对面，相隔不过五十公尺，我每天能看到他。他的身体极度虚弱，脸无血色，两耳薄如纸。每次放风路过南号门口，我俩相视无言，心中的苦痛只自己知道。我怕他受寒冻，把我最爱的青滚身送他御寒。他在无影无踪的情况下冤枉坐了整一年牢狱，总算熬出头。他父母、妻小翘首以待，他可以赶回河北南宫的乡下与全家过个团圆年了。以后的日子呢，无穷尽的歧视……我不敢想。
童年时代常做梦。梦得次数最多的是从高空跌下去，跌呀跌，一直往下掉，下面是个深不见底、漆黑的所在（那便是所谓的无底深渊吧）。我吓得身子缩成一团，直到吓醒。
五七年‘反右’后，我不再做梦，不会做梦，梦离我远去。囹圄中我思念亲人友朋，非常盼望做梦，想与他（她）们在梦中相见。然而，一次未得如愿。惟这次提审后，做梦的功能似有恢复，突然梦见与几个初中同学一起打乒乓球，竟一气打坏了四只球。第二天讲与李崇武，他不假思索对我道：“你的问题清楚了，已结案。你就等着判决吧。”说得很肯定，不让人怀疑的样子。
春节前两天的深夜，我被叫出去。进了公安局的前院并未去我早熟悉的那间大房间，所长对我道：“你进去吧，不用喊‘报告’。”进得门来，灯光明亮，大屋无人，通往里间的小门敞着。我径直进里间，里间的灯光幽暗。有人轻声问：“你就是向承鉴吧？”我点了点头。他很不‘客气’，并不招呼我坐下，用犀利的目光朝我审视，足有几分钟。然后指着我身旁的椅子：“你坐下。”接着又是沉默。我已适应屋里的光线，对他也不客气地打量起来。他，约五十左右，衣着朴素，有着沉稳，庄重的气质。他是斜坐着的，靠着桌子，将一条腿笔直的搁在凳子上。我心里想，他带过兵，打过仗，那条腿就是证明。
沉默一阵，他才开口，声音轻而慢：“今天不谈案子，就谈谈你的出身和此时的感想吧。”
这是个大题目，从何说起呢？我稍微停顿考虑了一下，开口道：
“我出生在河南光山县北向店一个贫农家庭，以后随父母逃荒要饭到江西武宁落户。据父亲讲，我家世代是穷苦老实农民，祖辈没有一个犯法的坐牢的，我现在成了唯一例外。我不知道在我死后，我的家庭、家族的亲人该为我骄傲还是为我羞惭。我是农民的儿子，没有愧对祖先，没有愧对养育我的人民，天地昭昭，日月可鉴，我死而无撼！”
他沉默着，仔细审视着我。有时我们目光相遇，他的目光安详，平和，看不出他内心活动的蛛丝马迹。
屋里只他和我，都不说话，空气凝重。停顿好一阵，见我无意多谈，他也不再问，淡淡地道：“就谈到这儿，你回吧。”
这是一次奇特的审问，没说几句话就收场了。理性判断，这个‘神秘人’的身份不一般，操着生杀予夺大权，不是中央派下来的就是省上的人（至今他对我仍是谜）。
‘神秘人’除提审我而外，还提审了南号的张文汉，王希圣；东二号的汪汉江；北号的苗庆久；还有西一号脸色彤红、因偷挖土豆将人打死的犯人（我记不起他的姓名），都是重刑‘犯’。
看守所每隔一段时间尤其逢年过节要检查监号。检查时，进来一批干警，把号室犯人驱赶至院中，先掏尽口袋之物放在地上，然后逐个搜身；另部分干警则进入号中掀被揭褥，探洞摸隙，大声吆喝，咋咋呼呼，在身上揉捏，遇有怀疑处一把扯破，觅个究竟。所谓违禁物品无非裤带、鞋带、针、线、烟叶、火柴之类。但他们更关注书、信、纸条一类。把每个监室直翻得一片狼藉，搅得乌烟瘴气，然后扬长而去。六二年春节前夕的这种例行公务阵式更大，进来查监的干警人数更多，一律戴大口罩，白线手套，检查得更认真、细微，耗时更长，搞得异常紧张。直到数月后，我才知缘由。
大年初一颇为宽松。早饭，略有改善，菜汤漾着油花，破天荒发的白馍。早餐毕，各监号犯人坐在监门口的檐下，观看‘节目’——孟云耍了几个招式武术；有人演奏了京胡、二胡；还有个犯人变了简单魔术。
春节过罢，分县了。原来的甘谷，漳县，武山三县合一又倒回去依旧成三县，三个县的犯人随之分开。李绪虎、卢黑斗还有伙房组长张士俊走了；南号的几个甘谷犯人也走了。拥挤不堪、人满为患的监号顿时显得空荡荡。赵所长也调回漳县，换来个新所长姓王。
正月初五吧，记不准了。新所长领一批‘达官贵人’到看守所巡视，很轰动的气势。王在前边引路，丁局长、王庭长陪着一个高个子直奔南号而来，后边还跟着两、三个。号门敞着，丁局长指着坐在床沿的我，对高个道：他就是向承鉴。高个颇有修养，对我微微点头，嘴里‘哎、哎’两声，算是同我打‘招呼
’。我见他如此，也向他微点头，‘来而不往非礼也’作了相同的举止回报。这位高个有一米八块头，脸上有稀稀拉拉麻子，却不甚难看。‘两个战壕的人’无什话可说，只彼此观察一阵了事。他走到院里又回头对我点点头，我站在门里也向他点点头，算是道别。
无疑，他是位‘大员’。对他的突然光临，我既不受宠若惊，亦不抱侥幸幻想。无论他是善意恶意，对我都无所谓。只要他待我以礼，我便还之以礼，我以为对他的态度恰到好处。
事后犯人中传言，那个高个乃天水地区专员。区区小事引来犯人们的种种猜测，七嘴八舌，无论我怎么解释与此人无杯水之交，都不能冰释他们的疑云。李崇武更说：“你有贵人相助，性命无碍，很可能会无罪开释。”
我心中有数，再没这种估计更荒唐的了。
开春了，天气一天天暖和起来。
张文汉是甘谷礼辛人，按理应调押甘谷，然而却未动，我心里疑问着。忽一日，新所长把他叫出去。只不大一会儿，见他耷拉脑袋用戴铐的双手捧张纸回来了。那是〈判决书〉，案情简单，判辞不过短短数行，判的是‘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我问他：“上面规定了上诉期，你上诉不？”他悲哀地摇摇头。
我又说：“如果想上诉，我可以帮你写上诉状。”
他神情沮丧，道：“杀人偿命，天经地义，何况是无缘无故杀人，他没惹我。上诉也白搭，怨自己鬼迷心窍。”
呜呼，再歹毒的人也有良心发现的时候。虽然张文汉罪不容赦，我仍对他产生一丝怜悯和同情来。他的祸心来自穷困无奈，如果生活境况不如此困顿，他不会产生这般恶念；毕竟最后能自省不迷，比起那些百计千方遮掩罪恶、至死不认帐的人，还是好很多。
他很凄然，对我哀怨道：“我媳妇很年青，肯定守不住，只可怜我那三岁的儿子，他叫张水稻（此名好记，故至今不忘）。你若能活着出去，拜托代我照应一下。”在这个时刻我还能说什么呢，只能对他点点头，然而我心里道：“我不久也会去与你黄泉相见，你拜托我，是拜错了主儿。”
王所长进来，后面跟个‘自由犯’。“张文汉，把你换个地方。”那犯人上前把张的铺盖一卷，还有吃饭家什一并抱着。张文汉调押至小七号，随即砸了脚镣。
没过几天，犯医裴慎调走了，谁也不知去了哪里。汪汉江判了有期二十年。对汪的量刑，知情者对我如是说－－
郭化如的案子，解放后已杀了两批。一批在五二年；一批在五五年。这两批人抓来后，都刑讯逼供，屈打成招，都承认杀了郭化如，结果都判死刑，每一批都杀了好几个。谁想五八年抓到汪汉江，他才是杀郭的真凶。汪只判二十年可能郭案冤杀的人太多，故而破格对汪宽大。
在近两年的时光里，看守所的犯人一个未判未动；说判说动就接连不断，连日来各个案子都有判有调走的犯人。
人说日有所思乃夜有所梦，据我体验，不可信，医学和心理学对做梦有诸般解释，终不能释我所疑。这些日子我一连做了几梦，个个稀奇古怪，宁愿存于心底由自己慢慢去印证体验，不愿说与‘圆梦专家’李崇武听。象他那种圆梦法算不得高明，我也可以无师自通的。－－
我和张春元、谭蝉雪仨皆判极刑，一块儿赴刑场。他俩头上、身上血迹斑斑，惟我未受刑，好好的滴血未染。我们仨并排站着，有人举枪待发，我正要高呼口号，一阵冷风穿胸而过。醒了，胸部犹觉疼痛。我心想：“挨枪子不过如此，待知道痛时已去了另个世界。”
另一次。一辆大卡车拉着我到了一处所在，既不象监狱又不象农村，既象监狱又象农村：四面有高墙似的城堡，周围有绿树掩映的房舍，有宽的公路，路两边有树，有电线杆，周边是纵横阡陌的农田，开阔的田野。卡车将我撂在此处，风似的开跑了。这梦境里的状况酷似我此后服刑的劳改农场，而以前我根本没到过见过这种地方，也闻所未闻，对我是绝对陌生的。
又一次。日本鬼子的飞机疯狂地追杀我，扔炸弹，朝我俯冲狂射，子弹在我的前后左右溅起串串尘烟，炸弹爆炸扬起火柱。我拼命跑、拼命跑，跌倒在破废的土窑里，浑身是血，顾不得疼痛爬起来又跑，一连越过七座废窑，飞机才离我而去。醒来浑身痛楚，瘫软如泥。
如果这梦境与我以后的经历、遭遇多少可作牵强附会联系的话，那么下面一梦则离奇古怪毫无端由：
我面前不远处耸立一座巍峨建筑，出于好奇我想看个究竟，便贸然朝它走去。门前有一男一女两位老者，似一对外籍夫妇，皆耄耋之龄，然鹤发童颜，眸亮目清，面甚慈蔼。见我来，乃交头接耳，象在议论我。他俩不是看门人的模样，我欲进门，皆对我颔首微笑，有欢迎之状。进得门里，是个极大的厅堂，很明亮，窗户墙壁洁净如洗，连地面也熠熠生辉。厅堂里空无一人一物，惟墙上有许多庄重美丽的壁画，象个壁画展厅。我在观赏与赞美中安然醒来，梦境清晰，情节极简，至今拂之不去，深刻脑中。
或许有人说我‘迷信罐罐’，那也无妨。我只是如实记录我的梦，记叙发生在我身上的事。以上诸梦均发生在六二年春，此后又与梦无缘。世上最复杂的东西莫过人，人的大脑神经，神经细胞的活动机制和规律。有无数未知尚待探索，或许人还有第六、七、八感觉，只现在还未认识。彻底解开梦之谜，还需做许多研究，不妨先‘立此存照’，莫匆匆妄作结论。
九、宣判
笼里无报可读，外面世界的事仍略有知闻。讯息来源是犯人接见时包食品的报纸，以及‘自由犯’外出劳动带回的片言只语。
有张旧报的一角转载《印度时报》一段文字，说的是西方国家评论中国大跃进是大跃退；另段是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对中国人民公社制度的评论。公社化运动刚兴起的时候，他就断言：“人民公社制度是原始落后的、大规模的奴隶制。”（大意）杜勒斯不愧是有卓识远见的政治家，对公社体制的批判一针见血，比我这生活其中、深谙内情的人还要看得准确、透彻，令我震动，钦佩之至。
中共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只说‘我要负主要责任’再无下文；张仲良挪了个窝，调山东任第四把手；张十存调离武山去天水专区当了水利局长；为使农民出口怨气，公社、管理区、大队的干部在各自地区‘批斗’一番了事，所有的官们在宝座上岿然不动。
中苏公开论战已开始，内容不知，心里只觉可笑。自己国家搞得一塌糊涂，有什么资格说东道西、批这批那，真不知脸往哪搁。
六月三十傍晚，在外做工回监号的‘自由犯’带来消息：明天七?
一，县法院将在洛门、甘谷两地同时召开宣判大会。他极肯定地对我说，你们一案将在洛门镇宣判。我不怀疑‘消息’的可靠性，它来自内部。这犯人当天正是在县法院一个头头家干活。
立即忙碌起来，准备行装。外面正盛夏时节，牢里多数犯人依旧穿的冬衣，我也一样。我把身上的新棉制服拆条缝，把内中棉花掏出来，使成一套夹衣裤，又将皮鞋仔细擦亮。汪贵州、何金来、李崇武、雷振华等人俱来相帮，很快收拾停当。‘打扮’好的我，在地上走试走试，大家道：是个标准大学生模样，一点没变。随后我把被褥和不多几件衣物作了分配安排，难友们眼里个个噙着泪花。
夜阑人静，漏尽更残，思绪不断。我回忆着自己短暂的人生：慈爱的祖母；善良、勤慧的母亲；刚直、粗暴的父亲；兄弟姐妹。逃荒路上；孩提时代；少先队长的日日夜夜。大学生活；鸣放反右；同窗好友。李大娘、张大妈、贾义老两口。女童饿尸……尽来眼底；饥寒交迫的农民父老历历在目……。我扪心自问：对童叟无欺诈之行，对民族深怀挚爱报效之情，我何罪之有？如今却要倒在自称革命者的枪弹下，究竟谁背叛谁？我想起鲁迅先生的《药》，想起世纪初发生在沙皇俄国的事。那些人都是贵族后裔，受过大学教育的青年，沙皇待之不薄，世袭以特权、地位。按唯成份论观点，他们理应对沙皇忠心不二。然而，眼见俄国政治腐败，沙皇昏聩独裁，国家萎顿落后，人民水深火热，他们受正义和良心的驱使，毅然举旗造反。结果人头落地（包括列宁的哥哥），多数充军西伯利亚服劳役。我和我的同学如今走着他们相似的路，俄国历史在我们身上又一次重演。
我又想，将宣判定在七·一，寓意深长。这一天是中国共产党的生日，用我的头颅庆祝它的胜利，用我的鲜血祭奠先烈的灵魂，诚然是极该的。为了人民的幸福、民族的复兴，有多少志士仁人、真正的共产党人慷慨捐躯。我是读着《烈士诗抄》、《可爱的中国》长大成人的，把我作为‘牺牲’敬献在先烈灵前，我感觉荣光，他们是我的偶像，值得我顶礼膜拜，我死后可与他们相聚为伍。……
山墙的洞孔投进一缕微光，天亮了。我一面穿着齐整，一面在心里打着刑场上待呼口号的腹稿。
原先九点多钟才开早饭，这天提前到八点。监所的气氛与过去骤然不同。刚饭罢，我第一个被提出监所。我没有忘记跟难友们用目光逐一致意告别，何金来和汪贵州垂着头，不忍看我一眼。跨出牢门，各监号的人簇拥在门跟前目送我。
所长办公室早有丁局长、王庭长（还有另几个不知姓名、身份的人）在这儿等候。
丁：“向承鉴，今天对你和你们一案进行宣判。你在看守所羁押期间表现极坏，大骂我们，大骂共产党，我们对你从未恶言相加，尊重你的人格。不管你对我们如何的敌对、抵触，我还是要奉劝你：在今天的宣判会上，你绝不准胡来！不准吭声说话，不准呼口号！否则，你要承担一切后果！”
王庭长似乎嫌丁的话不够明白，又告诫一番：“不管你认为我们的话是善意还是恶意，你都必须控制自己，千万不敢胡来！宣判回来后你可以上诉，上诉是你的权利嘛。”
他的话暗示我不会被立即处决，我却不敢有丝毫的侥幸。自五七年反右后，已经历太多，对他们的凶残性、欺骗性体验太深，我不再相信他们任何话，拿定主意，相机行事。
随后，我的同学‘同案’被一一提出来，逐一被绳捆索绑。我和苗的脖子上绳索均未打‘死结’，与大家的捆法相同。丁走到我身后，象是检查绳索，动了动，似乎较前松些。十时整，我们十余人被大批武警前呼后拥押至武山陈家门车站，乘火车于中午时分到洛门镇。天气十分燠热，我穿的又是夹衣夹裤，步行至洛门公社的大院时，已是汗湿衣衫。洛门公社事先准备了午饭，我们吃到一餐人吃的东西。
两点钟光景被押进会场，此前由绳捆一律换成手铐。
洛门镇逢集，万头攒动，人山人海。街屋墙上、电线杆上贴满红绿标语：“坚决镇压反革命！”“坚决粉碎蒋匪窜犯大陆的阴谋！”……主席台是临时搭的，它的上方悬着白纸横幅：武山县人民法院宣判大会，尤显眼刺目。我和我的同学‘同案’在台前列一横排。人们有的惊奇，象在观看耍猴戏；绝大多数面无表情，神情呆滞。
扩音器里响起审判长的声音，正在宣读我的‘罪行’，我被判有期十八年。这实在太出乎意外！要么‘斩立决’；要么承认我是正确的，两者应居其一，事物逻辑原应如此。偏不！不杀不放，折衷处置，判十八年长刑慢慢‘消化’，用钝刀子剜割你，叫你痛不欲生，生不如死！
出乎意外的还有两点：
原估计，宣判大会必然冷冷清清，观众有浮肿的，拄拐的，目光迸火的，……。然而，围观人群中不乏脸色红润者（不知是否与太阳晒有关）。只要农民得以生存，个人死活算什么。
从标语中，从县里头头的开篇中，方知‘蒋匪妄图反攻大陆’等情，并且将我和我的同学掺和其中，说什么‘两者遥相呼应，紧密配合’。当局置基本事实于不顾，将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事拼接一起，欺骗舆论和百姓，栽赃陷害，真不知天下还有羞耻二字！
宣判大会足足开了两个多小时。太阳毒焰十分厉害，我汗流浃背，眼冒金星，几乎休克栽倒。
除我而外，苗庆久判有期二十年；何之明十五年；杨贤勇十年。孙和、陈德根、谢成、田昌文分别判八至三年不等的徒刑；几个农民也都判有期，其中刘武雄判十二年；雷焕章、雷振华、雷各家各判二至四年不等的徒刑，只北号康大伯判交群众管制。
回到监所，同号难友见我活着回来都为我高兴，一起跑来搂抱我。看看汪贵州，激动得已是老泪纵横了。
同一天甘谷宣判会的情况很快在监所传开来。张文汉和王列娃同时被处决，他俩在刑场上的表现成为犯人的谈资。
王列娃算得上刚烈女人，直到枪响一刻，一直骂不绝口，毫无畏惧之色。她是为追求自己的幸福和真正的爱情献身的。婚姻必须以真挚的爱情为基础，她既然对原来丈夫切齿痛恨，早该分手。倘若法律开明些，更合人性些，她又懂得如何正确运用法律，完全可以避免这种悲剧发生。她的死不止证明她的愚昧同时证明中国法律亦在愚昧之中。
张文汉却是个懦夫，一押进会场浑身筛糠无法站立，靠两个武警两边挟住，尿湿一裤子。行刑前已无知觉，象堆烂肉拖去枪毙的。他悄无声息走了，没有人对他发一声叹息。
过了五天，我调到东二号。此时我专注写上诉状。给我的判决书原文如下－－
武山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62》武法刑字第〈34号〉
被告向承鉴，男，汉族，现年二十二岁，原籍河南光山，现家住江西武宁。家庭小手工业者，本人学生出身，捕前系兰州大学化学系右派学生，现在武山县看守所羁押。
上述被告由武山县人民检察院向我院提起公诉，经本院开庭审理查明：
被告向承鉴，于一九五九年十月底在漳县加入‘右派反革命组织’，伙同苗庆久刻印〈星火〉刊物并亲自撰写‘论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反革命文章三篇，文中大肆造谣煽动，鼓吹颠覆我人民政权；疯狂串联发展反革命成员杜映华、罗守志、何之明、杨贤勇等，妄图打入我党政机关等要害部门；积极策划筹建反革命武装，图谋反革命武装暴乱。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被告向承鉴实属重大现行反革命罪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条第×款之规定，判处：
被告向承鉴有期徒刑一十八年。〈刑期自一九六零年九月三十日起至一九七八年九月二十九日止。〉如不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十日内依法向天水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武山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审判长：×××
审判员：×××
审判员：×××
一九六二年三月二十三日（公章）
书记员：×××
认真研读判决书后，除刻印〈星火〉刊物并撰写三篇文章，其它全是虚无缥缈无稽之谈。所谓右派反革命集团，明眼人一看便知纯属当局的捏造强加。但凡一个组织能以此名称作为自己的称谓么？我没有参加任何‘组织’，当然，更不可能发展、串联他人参加。至于‘武装暴动’云云，更是子虚乌有、天方夜谭。
〈上诉状〉没花多少时间即递上去。
令我惊讶的是，这〈判决书〉打印而成，底纸上分明判有期徒刑二十年，不知何故，宣判时竟用墨笔改为‘一十八年’，原底字迹依稀可辨。
直到二十多年后，我才得悉事情真相，冰释这一疑团，是我沾了唯成份论的光。父亲和胞弟告诉我－－
一九六二年年初，天气很冷的时候，有三个干部来我家里。其中一位是本县干部，由他陪着的是两位外来干部，皆穿兰色大衣，戴兰棉帽。其中一位对父亲言道：“你的二儿向承鉴犯反革命罪，要法办判刑，现通知你知道。”父亲听了，几乎惊骇得晕过去：“天呐！这是咋回事呀！我家世代穷苦出身，连一个中农的亲戚都没得。是托毛主席、共产党的福，才使我全家翻身得解放。我这孩子旧社会逃荒、讨饭，全凭共产党给的助学金才读的大学。他生性倔强，脾性丑，心却不坏；过去读书年年第一，没想到书读得越多，人越糊涂。这该如何是好呦！”知情作陪的县上干部证实道：“他说的是实，他家里穷得叮当响。他的这孩子很会读书，是个‘好嗷、好嗷’的学生，人见人夸。”两位外调干部把我家里里外外打量一番，又见门楣上有《军属光荣》匾牌，二话未说，从口袋中取出〈判决书〉，找来墨笔，大笔一挥，将贰拾年改成壹拾捌年。
〈上诉状〉交上去不几天，看守所迎来大开拨。
早饭刚毕。王所长进来，站在医务室门口，拿一份名单直呼犯人名字－－这是第一次叫我姓名而免却代号。我和我的同学、同案一个不漏地被通知立即捆行李，还有别的一些犯人。顿时，各监室一片混乱。末了，所长又叫我去保管室整理自己的东西。这儿有我唯一一只藤箱，是母亲逝世后于五一年年初住读县中时的老古董。内中有两件东西准备随身带走：一把计算尺，哥哥大学出来后转送我的，英国货，功能齐全。另件是我的电影剧本习作〈旧情与新谊〉，曾寄胞姐读过，已是二改稿了。待我出去，箱子大开，两件全不见，惟剩一箱子别的书。罢，罢，此去黄泉路近，要它作啥。所长办公室还有我二十几本书，我决意带上。
来不及向难友告别，道声珍重，立马上路。多数犯人开拨到武山洛门云雾山劳改农场，只我，苗庆久，何之明，杨贤勇去天水省属第三监狱。
别了，武山看守所。你是熔炉，是炼狱，又是试金石。我在此呆了二十二个月，前面等待我的又是什么？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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