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向承鉴
第一章 在武山县看守所（1960.9.30至1962.7月中）（二）
四、“刺刀见红”
阴历年前等来了第二次审问。还是在漆黑如磐的深夜，在那个老地方，一切如同第一次。惟有一点区别：小凳上居然有一盒‘飞马’牌香烟（无论烟和水，我决不沾它）。对于那些程式的询问，一概不予置理。
向：“你们逮捕我三个多月了，连我的姓名还不知道，是不是抓错了人？如果知道，何必多此一举。”
丁：“向承鉴，我们破格准你抽烟，又破格准你读书，说明我们共产党光明磊落，政府还在挽救你。你要老实交待问题，不要不知好歹哦。”
向：“我预先向你们‘交待’一下我此时的真实感觉：善恶颠倒，荒谬绝伦！我认为我和你们应互换位置，这样才符合公理民意。”
屋里光线明亮，从他们短暂交换眼色中，尽管事先对我有估计，我的回答仍在他们意料之外。空气象是凝固了一阵。
丁：“你现在对我们的诽谤，对人民政府的恶毒攻击，我们都记录在案，你将罪加一等！你的罪行重大，给你的机会和时间你该珍惜。一意孤行，只有死路一条！”
向：“自落到你们手中的第一秒钟起，我就没有打算活着出去！奉劝你们把一切威胁、恐吓的话全收起来。至于我的所谓‘罪行’，我永远不会接受你们的观点。我了解自己，远胜过你们，胜过一切人，就象你们对自己的了解胜过我对你们的了解一样。我所想所作，从未有为个人、为家庭，为家族的半点私念，从未有对民族、对养育我的人民另有半分私心，罪从何来？何以为罪？你们称为‘罪犯’，‘反革命’，我永远不会接受这一称谓。想当初，中国共产党人反对旧政权的统治，被捕后哪个不被称为‘罪犯、反革命’，而他们乃是忠诚的革命者。现在我的情况正好和那时一样。”
丁局长身旁的那位中年人突然拍案而起，声色俱厉吼道：“不准你污蔑共产党！不准你赤裸裸地进行反革命宣传！我们共产党人是全民族利益的忠诚捍卫者，是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者。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的政权就是反革命！这是宪法明文规定的，岂容你狡赖！”
我估计得没有错，他终于由后台跳出来，是这戏的导演、我的真对手（后来耳闻他是天水专区的公安处负责干部，陕西人）。
我根本不屑一顾他的淫威。
“有理不在言高，不在于气壮如牛拍桌子。我不知你的身份和职务，但我认为你该是个有修养的人，我为你的举动感到汗颜。我只知真理不怕辩论，不怕批判。你不准这，不准那，无非拒绝辩论，不准我开口说话，唯一证明你内心的空虚和恐惧，证明真理不在你手中。是的，在过去的某个时刻，共产党或许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民族人民的利益，但那是过去，不是现在。你们正把中国拖向封建复辟的道路，现在的社会比旧社会有更多的压迫、剥削、更多的不公，有更多的血腥杀戮－－并非只对地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是对农民大众！残忍性超过旧社会地主豪强千百倍。当着一个政党没有党内监督，没有人民监督，无限滥用权力，不知权力来自何处的时候，不可避免地滑向自己反面。你不会承认这个事实的，然而事实终归是事实，任何人抹杀不了。你们只是沿袭共产党的称呼，不是过去的共产党，是一群蜕化变质的假共产党！你们自己心里没数？需要我举出例证吗？”
这位自恃手握尚方宝剑的人，面对我咄咄逼人的诘问，仍抖着专政者的威风，只是凶焰有所收敛。
“我们共产党人信奉唯物主义，以马列主义理论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对阶级敌人实行人民民主专政。你的无耻烂言诋毁不了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伟大、正确，恰恰证明你是一个疯狂的现行反革命份子，一个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凶恶敌人。我们决不对你施仁政！”
“先生，你的话只最后一句说对了，是真话。至于唯物论、马列主义，不要侈谈为好。请问你这位马列先生，何谓唯物论？一亩地打几万斤粮，怕不是唯物的吧；大炼钢铁又炼出什么？你们奉行的是唯心论、主观意志论，你心里应该清楚，你们早背叛了唯物主义和马列主义。你所说的‘人民民主专政’是弥天大谎，确切地说，你们实行的是对人民的专政、暴政！
眼见‘马列先生’气得满脸通红，我更亢奋、激动。
“你们剥夺了千千万万善良农民的生存权利！还恬不知耻高谈阔论是人民利益的代表者，如果千万个饿殍在地有灵，如果奄奄待毙的人们有表达自己意志的自由，我敢说，他们恨不得啖你们的肉，喝你们的血！……你们所代表的仅仅是一小撮既得利益者、特权阶层，这就是眼下这个政权的全部涵义。－－
至于我个人，虽是年轻幼稚，还没有幼稚到幻想你们对我施仁政的程度。你们有权力将我千刀万剐、碎尸万段，我随时恭候。”
屋里静悄悄，静得能听到针落地的声音。我身后的七、八个彪形大汉没有任何的响动。
这次提审长达三小时以上。回监号不能自已，躺在床上睡不着，吟道：
我悲童叟饥，我哭尸骨寒。昂首黄泉道，怒斥黑暗天。
阴历年前夕，小七号悄悄换来新‘主人’，他不是别人，正是我的同窗挚友冯淑筠君。入狱后，早把生死置之度外，唯放心不下的是我的几个大学朋友，担心他们因我蒙受株连。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我无比愤怒，无限悲痛，简直要发狂了！
我的罪孽竟是如此地深重！我株连他划右，如今又株连他进了地狱！我心如刀剜。
冯君与我个性不同。我疾恶如仇，打抱不平，桀骜叛逆。他沉默内向，逆来顺受，与世无争。如此大的性格反差何以成为挚友，我解释不清。或许如哲人所言，相反相成，相互补充才相得益彰的吧。我俩确有共同点：襟怀坦白、赤诚、善良，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出卖良心。眼看他即将毕业，已学有所成，家中又有妻小，这打击对他实在太沉重了。他对我的政治思想一无所知，毫无牵扯。简直丧心病狂，穷凶极恶到极点！我自认坚韧的神经一下子颠狂了，痛苦和哀伤非笔墨能叙。苍天啊，我愿将人世间一切罪过、一切痛苦一人承担，赶快雷轰电劈将我化为肉齑吧！
那天夜里我走进预审室，一脚把小凳踢翻，一杯水泼溅四处，那盒‘飞马’烟飞到前面的审判桌下。我狠狠地骂道：“少跟我来这一套，瞎了你们的狗眼！”不等他们开口，吼道：
“你们凭什么抓冯淑筠？你们滥抓无辜，草菅人命！丧尽天良！我抗议！”
我的愤怒一下子喷泻出来。
他们没料到我会如此‘肆无忌惮’，沉默好一会，丁才开口。
丁：“专政的刀把子攥在我们的手里，抓冯淑筠自有抓他的铁证！你是‘泥菩萨过河’自身不保，还替别人操心，你不感到滑稽可笑吗？”
向：“在你看来滑稽可笑，在我看来理所当然，义不容辞。我要象你们一样，处处只为自己打算，虽是右派，照样苟且活命。我和你们具有不同的人生观，我的心胸和情操你无法理解，就象我无法理解你们的所作所为一样。在你们的眼里我是罪犯，在我的眼里恰恰相反，你们才是真罪凶！你们大概都是所谓的共产党员吧，你们口口声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幸福，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你们摸摸自己的良心，你们是这么做的吗？你们好话说尽，坏事做绝！你们挂羊头卖狗肉，欺世盗名！”
我从椅子上站起身来，用手指着他们：
“你们一个个吃的肥头大耳，戴的狐皮帽，穿的毛皮衣，此时此刻，亿万人民在受冻挨饿，在啼饥号寒，在死亡线上挣扎煎熬！千千万万农民饿死在田野、山岗，停尸在自家的炕上无人掩埋，哀鸿遍地，尸骨成山！请问：这是不是事实？你们眼没瞎，敢否认！……但凡有一点良心人性的人，能熟视无睹、无动于衷？你们绝对不是共产党员！你们没有一点人的同情心，没有一点人性，没有一点人味！你们是一群彻头彻尾，彻里彻外，彻彻底底的畜牲，连畜牲都不如！你们有什么资格审问我！这种善恶颠倒才真正滑稽可笑。”
面对我的破口大骂，“马列先生”一跃而起，重重一拳砸在桌上，一只茶杯盖震落到地上，碎了。他用手指着我吼道：
“在威严的专政机关，你竟敢明目张胆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侮骂我干警，反革命嚣张气焰何等猖狂！仅凭你刚才的反革命言论将你就地正法，也是你罪有应得！你死到临头还执迷不悟！”
我朝前跨出一步，指着自己的胸口：“你为刀俎，我为鱼肉，你来呀，现在就朝这儿开枪！我要是眨眼就不是父母所生，就不是炎黄子孙！”
两个大汉上来将我拖回到椅子上，按住我的胳膀。我继续朗声道：“你们伤天害理、草菅人命何止千千万万，这是你们的权力。我一介书生何足挂齿。不过，你们终将受天谴、遭报应！”
丁：“你对我们共产党的恶毒攻击丝毫无损我党的光辉形象，你对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诋毁，将作为你的新罪行记录在案，一切后果自负！”
他的话干瘪贫乏，只能吓唬三岁孩提。笑话！后果当然自负，要你替我负不成！我针锋相对，毫不退让：
“我已明确说过，你们不是共产党，你们信奉的不是唯物论、马列主义，你们搞的绝不是什么社会主义。说到底，你们搞的是个反动大杂烩，有原始社会的愚昧、落后、图腾崇拜；有中世纪、奴隶社会的黑暗、野蛮和暴虐；有比封建社会过之不及的等级制度、对农民的压迫与掠夺；有假人道、假民主、假自由。你们集合人类社会发展各阶段的反动大成！在这些破烂的外面，蒙上一块光灿灿的‘社会主义’金字招牌，到处招摇撞骗，这就是你们的社会主义……”
中年汉子迫不及待地跳起来，证明我的话戳到他的痛处。他歇斯底里一声怒喝，打断我的抨击与揭露：
“你给我住嘴！向承鉴，你是个不见棺材不落泪的死顽份子，最凶恶的阶级敌人！不管你对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制度如何仇恨、攻击、谩骂、诅咒，不论你如何嚎叫，你们的反革命图谋已彻底失败，你们彻底完蛋啦，谁都挽救不了你们灭亡的命运！”
我一点不肯‘住嘴’：
“不是你们这些胆小鬼，不敢承认事实。我正视事实、承认事实。不错，我失败了，不然现在不该我在牢里。但是，真理不会失败！真理终将战胜谬误，战胜一切邪恶！即使我的尸骨化为灰烬，总有一天，人民会替我讨回公道，历史将宣判我无罪！等待你们的将是正义的审判。正如我现实逃脱不了你们的魔掌一样，你们一定逃脱不了历史的惩罚！”
……
记不得这次审问是如何收场的，只记得我的两个肩头始终有两只大手用劲在按着，使我无法再站起来。
押回监号，所长给我应得的‘奖赏’：戴上手铐。
这是入狱后第一次戴刑具。手铐是土铐，本来手腕就细，现在又骨瘦如柴，手铐不紧，给我许多不便，并未造成很多痛苦。我觉得自己是个颇称职的‘犯人’，很好。吐出自己的胸臆，即使立刻拉出去枪毙，无什遗憾了。我不抱任何幻想，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把要说的说了，免得以后没机会说，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快慰。回想激烈的战斗，兴味昂然，点灯命笔，写小诗抒情怀：
《你有和我有》
你有强权；
我有真理。
你有手铐，脚镣；
我有手腕，脚踝。
你有刺刀，枪炮，
我有头颅，胸膛。
刀枪杀不灭真理；
镣铐锁不住思想。
五、杨森其人
正是春节时候。在悄无声息、更残漏尽的漆黑牢房，不由得忆起孩提时过年的情景－－
除夕之夜，总是母亲最忙，操持着给全家人烧水洗澡，一边还要切菜预备饺子馅。每人一大盆温水，先是祖母，父亲，洗澡次序由长到幼，母亲自己在最后洗。洗完澡逐一更衣，从头到脚新帽新衣新袜新鞋。所有这些都出自母亲一人之手，以大改小，将旧翻新，早就准备停当。然后一家人围着火盆，包饺子，聊天，守岁。我或者给弟妹烤糍粑，或是带他俩到屋外放花炮，直到后半夜熬不住才去睡觉。初一早，急不可耐爬起床吃饺子，我最爱吃母亲做的饺子。那是用地菜（一种野菜，有细长的白根。）拌一些肉末做馅，味道好极了，全家一年到头难得吃几顿。我要吃满满两大碗，撑得肚皮滚圆才出门拜年，直到天黑归家，一天不觉得饿。
小山城从初一到十五总是热热闹闹的。城外四方的社火不停涌进城来，舞龙的，耍狮的，踩高跷的，戏蚌的，划旱船的，抬菩萨的，……有钱人家都几箩筐买花炮，即使再穷（如我家）也要买几挂鞭炮给小孩燃放，谁放的多谁就更体面。
夜晚闹龙灯，全城成了人的海洋，欢乐之波一浪连一浪，一浪高过一浪。龙珠是用铁丝网住的一团火红木炭，火星飞溅，流光四溢；张着大口的巨龙紧随龙珠上下左右飞旋，穷追不舍。舞龙者头缠毛巾，光胸光膀，个个矫健腾越。鞭炮在龙身上，舞者的身上、头上、脚下处处炸响。我与其他孩子在大人的胳肢下钻来窜去，又喜又爱又惊又怕。上岁数的男人都穿长袍看热闹，提只暖手炉挽在身后长袍下，小孩专闹恶作剧，将炮竹悄悄塞到手炉中，‘叭’的一声，屁股腾起一股气浪烟尘，弄得大人好不惊慌狼狈。两个比我稍大的小伙伴干如此勾当拿大人取乐，想及此事此情仍忍俊不禁。第二天满街是炮花纸屑，人们踩在上面发出‘扑哧、扑哧’声，没及鞋面，足见鞭炮燃放之多、狂欢盛景之热烈了。
我恨旧社会，它有太多的压迫欺凌，太多的人世不公，然而，那时老百姓依然有欢乐开怀时刻。万没想到，用无数鲜血换得的新政权，压迫与不公竟甚于旧社会。除夕夜，高墙外没有‘炮竹一声除旧’，县城万簌俱寂，死了一般。沧海桑田，世事万变，我由一个少先队员变成‘反革命罪囚’，如今在漆黑的牢里戴铐过年。…
初一早，始闻炮竹声，稀稀落落，东几声，西几声，如清明节上坟对亡人的祭奠。六○年过去了，多少人死无葬身？六一年来了，又将有多少人成饿鬼？……
手铐一周后才解除。
远在何之明兄挪到大监号的时候，我便写了张纸条，时时带在身上，想给老苗打声招呼。纸条上只六字：摆观点，护友朋。我与苗虽相隔咫尺，却不能互见身影。春节后的一个早上，放风倒便桶，机会来了。提便桶路过小五号门口，见小五号牢门半掩，苗在门里露出大半个身子，穿短皮大衣，心里大喜。在厕所里将纸条揉成团，待返回路过他门口时，一下扔到他怀里，在我前面走的张克仁丝毫没察觉。（以前放‘风’由所长开、锁牢门，春节后改由张克仁担当此任。）然而，我的这个微细动作没能逃过高墙上哨兵的鹰眼，他大吼起来：“十一号串供！给十三号扔纸条。”一边跑一边拉枪栓，惊动了所有看守武警，象要立即开枪向我射击的样子。张克仁领来所长和俩武警，把我和苗的身上屋里翻寻过筛，一无所获。又把我叫到所长办公室审问，我咬定没有给苗撂过什么东西，那不过是哨兵看花了眼。
事情不了了之，但他们的警惕性更高了。过不多久，苗庆久和冯淑筠都搬到大监号，大约是六一年四月份吧。
七个小监号如今只关着我一个，丝毫未加重我的孤独感，相反，我感到轻松、高兴。冯和苗都是我最知心的挚友，是我钦敬的人，我愿代他俩中的任何一个去受戮赴死！只要他们能得些解脱，比自己更受用。只是，一整排监号除我而外虽再无活物，当局依然终日铁锁锁门，不给透气透光机会，即使‘半掩门’也遭断然拒绝。
十个月了，没有见过阳光，没有呼吸过新鲜空气。黑牢使我头晕目眩，走路有些不稳了。尽管我拼命抗争，早上晨跑只能两百步，腿脚沉重得如灌铅一般，提不起来，跑完后坐到炕沿上大口大口喘气。油灯的油已耗尽，只须一丝微风灯就会熄灭，不能再这样拖下去了。我写张纸条给所长－－
丁局长：要杀从速！否则，拿我当活教材的算盘要落空。我要晒太阳！
隔了几天，要求终于获准。这天中午时分，我正在煤油灯下看书，牢门忽地打开，所长站在门外，喊：“十一号！出来晒太阳。”
门口一条窄窄的甬道，我把毯子铺到地上，平展展地躺在上面。太阳红彤彤，天空瓦蓝瓦蓝，白云朵朵如絮似帛，急匆匆倏忽而过。
十个月未见天日。当可以随意享受阳光的时候，不觉得阳光的宝贵和价值；失而复得后方能体味它的意义。太阳几乎垂直射在身上，一会儿身上暖烘烘的，后脊沁出汗来。索性把棉衣、毛衣全脱了，只穿条裤叉。我忽然奇思异想：人若能将太阳热直接转化为供人吸收所需能量该有多好哇，再不会饿死人了。可惜，造物主没给人这种功夫。
我赤条条、直挺挺躺在地上。眼望长空，乱云飞渡，恍如人世变化之快捷和生命的短暂，无限感喟。我望高墙，壁垒森严，阳光下刺刀一闪一闪地在炫耀，露出半头半脸的哨兵正直愕愕盯着我。我忆起《普罗米修斯受难之一日》里那只秃鹫的凶光……，普罗米修斯被铁链锁在巨石上，任鹫鹰一块块撕咬、喙食他的肉体，承受着难以想象的痛苦，壮烈献身。但是，他的思想吞噬不了，他的精神永存不朽！呵，普罗米修斯，我爱你敬你唱你颂你，以你为榜样，正走你走过的路。……
前后不到两小时，太阳离我而去，我重回黑牢。此后虽无定规，隔一段时间，便能晒一次太阳，见一次天日。只是在我晒太阳的时间里，他们故意造成一种肃煞恐怖气氛，将所有监号的门上锁，不准任何犯人走动。
眼看‘八一’到了。每逢节假日即是当局捕人、杀人的时候。虽然估计对我的判决不会来得这么快，但我要有足够的精神准备。没有法律可言的独裁者，任何事情随时可能发生，社会上如此，更莫说对‘犯人’了。进看守所时，所长处存有44
元现款，不能留到身后充公国库，我要求将这钱全部买成可食之物。所长答复我：县城无食品可买，惟有甜酱一种。我同意全部买成甜酱送犯人大灶，自己留了半碗。
甜酱是菜肴调味品，可食，然而非饭非菜。平时饥饿难捺，因缺具体目的物可思可盼，胃肠哭闹折腾疲惫后，人终得入睡。这时，半碗甜酱就在身旁，知道是能‘进口’的，思想再难抵挡诱惑，用舌尖舔试，嘿，蛮有味哩，忍不住全吃了。
一觉醒来，嘴里又苦又涩，浑身着火一般，口渴难熬。没别的法子，只能接自己的小便聊以解渴。小便咸、苦、涩，没能解渴，反觉渴之尤甚。辗转床上，苦楚难言，彻夜再合不得眼。渴，比饿更厉害。饥饿可以拖一段时间，渴只需很短时间就可使人昏迷。我是自作自受，活该！花钱买得教训，买得一种全新的体验，使我知道渴是种酷刑，可致人死地，叫人痛苦得不可名状！直熬到第二天‘猫眼’里递进洗脸水来，起先几小杯水我‘咕嘟、咕嘟’全喝了，神志才清醒过来。
春节过后，有一段颇长时间当局把我‘挂’起来，不闻不问，却抓紧了对我的同学们的提审。直到五一过后才有新交锋。与以前一样，每次提审都在深更半夜，仍是那套人马、那种阵势。除年前那次提审因骂他们‘畜牲不如’遭戴铐外，每次审问都有诸多‘不敬’之辞，当局均无刑讯动作，还算‘人道’吧（秘密审讯、关黑牢不在‘人道’之列）。
既然多次审讯中，已经把当局的‘唯物论’批驳得体无完肤；把披着外衣的假共产党骂得狗血喷头；把所谓的社会主义揭露得淋漓尽致，我的言辞比起我在《星火》中所述观点有过之而无不及。我已无任何‘反动思想’值得隐瞒保留。我只有思想观点和抨击暴政、独裁的言论、文字，这些都以大量客观事实为根据，未超出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范围。文天祥死前写了《正气歌》；方志敏死前写了《可爱的中国》，糊糊涂涂死不如清清楚楚死。我要把我的思想观点和盘托出，留给后人评说。我知道，专制社会历史总被颠倒，独裁者拼命掩盖篡改历史事实，美化自己，以求流芳百世，真正的史实难见天日。我要写！即使文字见世希望再渺茫。我赶在十.
一这一天之前写完，这一天是我被捕一周年的日子，也可能是我生命终点。材料写完，我平静地等待末日降临。
国庆节这天不见风吹草动，一切如旧。没能迎接到死神，却迎来一个伴。节后不几天所长领个人进来，没吱声锁门走了。我坐在小凳上看书，只回头瞅一眼，是个与我年龄相仿的青年人。他将一抱被褥放到炕上，站在地上对着我的脊背问道：
“十一号，我睡哪？”
我心头一怔，但很快回过神来。他与我关一个号子，所长事先对他必有交待。
“不要动我的东西。睡哪，你自便。”我头朝北，他只能头朝南，只这么大个炕，还用问吗。我对他心存戒备，无好感。
我把码在南头炕沿的一摞书挪到北头，给他挪地方铺床，这才发现他是位‘财主’：被子是大红缎被，一床皮褥子外加一条纯毛毯。再看身上，一色毛料呢子，在小县城，这般穿着打扮以前我没发现过。他是什么人？我心里嘀咕。
没过几天，从他的话里知悉了他的来历。他叫杨森，武山洛门人（家离洛门镇不远的南边，我不记得小地名了），此前在兰州八里窑监狱羁押多半年才解押武山，案情是盗窃粮管所全国通用粮票，数额达几万斤。数万斤粮票即是数万斤粮食（还含食油在内），在死人成堆、成山的农村，能救得几百条人命！如果仅为自己和家人活命，也还情有可谅，杨森并非如此。他携带娇妻遍游全国，以每斤粮票三至五元不等出售，获得可观的不义之财，大肆挥霍，过了一年多逍遥日子。他是个毫无道德心专发‘困难’财的人渣。
他的个头与我差不多，脸色苍白，留着浅浅的平头（那是剃光头长出的短发茬茬），能看出是个蹲监不短的‘老犯人’。他身着高级毛料制服与他的年龄、气质极不相称，给我以很滑稽的感觉（从说话中我判断他只初中文化，后知，果如所猜。）
杨森的到来减轻了我的孤独感，也打破我宁静的狱中生活，影响我读书，给我带来烦恼和对意志力的新考验。
杨森是‘特等’犯人，可与张克仁‘媲美’。张靠的是过去手中特权经久不衰的影响力（何其深刻和了得！）；杨凭攫得财富的颐养滋润。无论在外头在狱中，他们过着普通百姓无法企及的生活，优越程度非死亡线上挣扎的人们能想象。那些辛苦劳作、披星戴月的人饿死了；社会蛀虫、人渣、该死的人，反而活得有头有脸，惬意得很哩。
每个星期都有人探监看杨森。他每次接见回来都提着大包小包的吃食，没等送来的食品吃完又送来，从没断顿。他盘腿坐在床上，将大包小包打开来，有大饼、油饼、鸡蛋以及当时市场根本买不到的罐头、点心之类（我不明白他如何这么神通广大），杂乱摆满一铺，象是故意展览给我看、向我炫耀。我对他既嫉妒又痛恨。
我不愿看那吃相，不愿看那一堆食物在眼角晃来晃去。把椅凳油灯挪到北头窗下靠我睡铺的一段，背对着他。
以后熟了，他每次接见回来总要掰块饼子‘礼让’我，均被我谢绝。在我与他相处两个多月时间里，没沾过他的一米一粟。我承认非常需要食物，他的津津有味的吃相和食物令我馋涎欲滴。我是有理性的人，介子休不食嗟来之食宁肯饿死，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我为何不能？我总觉得把杨森与我关押一起有深层阴谋，当局用心良苦；我更感觉杨森的食物含着血腥气……。
杨森是冲我来的。他来仅一周，当局总是三天提审他一次，时间老在晚饭后的五至七时之间。他回来后不见提审给他精神留下的痕迹，反露出几份得意来。我相信自己反应并不迟钝：他是个‘包打听’。
他刚来时，我与他有过聊天，有时还时间较长。我希望从他嘴里得到社会的情况，尤其农村、农民的状况；他似乎对我的案情更有兴趣。他对我说，你们的案子听说大得很呦，是全国出名的大案之一，中央都知道，直接过问呢。这看守所原不是这样的，自你们进来，警卫一律换成双岗，严厉得蝎虎，比兰州八里窑监狱还要紧张森严呢。
从案情和生活作派，他与我完全是另类人，对他很警惕。自判断出他是‘包打听’之后，根本不同他交谈。
凡有语言功能的人，不叫他开口说话无疑是种残酷刑罚。杨森猜到我对他的看法，对他说的任何话都置之不理，一概不回应。他还是自言自语、喋喋不休地说。他不是哑巴，又有个‘听众’。从他嘴里我知道了社会上、看守所犯人的许多情况。他说－－
中央已经知道甘肃的情况，张仲良撤职了。有的地方饿死人太多，情况太紧急，中央向甘肃一些地方紧急调运粮食，没饿死的死不了啦，有救啦。
我去过新疆。甘肃许多逃荒的人往新疆跑。甘肃与新疆之间有个星星峡，数不清的人饿死在半路上，我亲见一卡车、一卡车的尸体倒到沟壑里，惨呵。
原先我们把苏联叫‘老大哥’，提倡一切向人家学。如今中国‘小弟弟’与苏联‘老大哥’吵开了，闹翻了。这世道怕有麻烦哩。……今朝有酒今朝醉，管它天塌地陷，关我逑事！
全看守所只一个戴脚镣的犯人，关东二号，与张克仁一室。他叫汪汉江，漳县三岔镇汪家庄人。解放前中共陇东游击司令郭化如是洛门郭家庄人，把汪汉江的胞弟打死了。为报弟仇，汪汉江打死郭化如，并割下郭的头拿来祭他弟弟的坟。郭化如要是活到现在，最低也是省级大官。汪汉江算是死定了，不枪毙他就没够格枪毙的人，他真是罪大恶极呀。
那个不停叫喊哭骂的女犯叫王列娃，洛门人，离我家不远。她是勾引奸夫杀害本夫，手段极残忍，她的命恐怕也难保。
……
我越不理他，他越急于同我‘交流’。表面上，我对他说的情况冷漠以对，实际上认真听着他谈到的每件事。
我对农民的饥馑状况终于得到重视感到由衷的宽慰；对星星峡发生的情况震惊；对中苏变故如此快的公开化颇觉突然。
中苏闹翻，原因错综复杂。依我判断根本原因有两条：
毛泽东要争‘国际共运领袖、世界革命导师’的名份。斯大林在世时，毛不太可能与他争这‘第一把交椅’的位置，斯氏一死，第一把椅子由谁坐，成为世人关注焦点。毛自恃羽毛已丰，拥有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和党员人数最多的大党，不把赫鲁晓夫放在眼里。这是最大野心家和自大狂心理的必然要求。
赫氏‘秘密报告’痛揭斯大林恶行，大批个人迷信，大反个人崇拜，触到毛痛处。毛从延安始处心积虑大搞个人崇拜，眼见神像塑就，赫氏跑出来毁神拆庙反其道而行，‘兔死狐悲，物伤其类’，能容忍吗？
这是我的猜测，不会对人说，更不会透露杨森丝毫。杨森吃饱了就瞪着眼睛想心思，而后就呼呼大睡。有时鼾声太大妨碍我看书，只得摇醒他。他说的有关郭化如的事，我曾在一本党史书上见过，确有其人。杨森说的还有许多，我只记得这样几件。
六、南号记实
六二年元旦后，我由小三号搬押至大监南号，南号是大监号的小监号。搬的那天，所有监号关门上锁，搞得紧紧张张、神秘兮兮。所长指定我睡南号西头的墙边铺。屋里犯人满满的，大眼小眼看着我。所长收走我的所有书、椅、凳和煤油灯。的确，这儿无法搁这些东西，我只得默认。临走时他对我命令道：“不准你到门跟前东张西望！”
杨森没来大监号，可也不在小监。他哪里去了？没有犯人见到他、提到他或者认识他。按理，他不会在小黑牢呆下去，案情简单又是一般刑事犯。是判了？还是有‘立功表现’宽大了？我纳闷起来：或许就根本没这么个‘犯人’，他的姓名、案情全是编的。直到数十年后的现在，他在我心中仍是个谜。
南号总共不过二十平米，有二十几犯人。南山墙顶部有一方洞，站在床上需搭人梯才能摸到它的下沿。监门朝北居中，门东有扇窗户，窗下放着一只很大的便桶。便桶没盖，屋里弥漫着浓浓的臭味。床是在一个长方形木头框上钉的一排木板，床下空无一物。床架中间有根粗木头柱子直通屋顶，是房顶重量唯一的支撑。与小三号相同点是号子门与床铺间的过道仅只一公尺宽，两个犯人并排无法通过，都要侧着身才行。
遍地饿殍的时候必是案件的高发期。偷的，抢的，扒的，绺的，凶杀的……，犯人之多可挤破监狱。南号的木板床不过六、七公尺长，两米宽，居然要睡二十多个犯人！睡觉只能打颠倒，一个人的膝部套着另个人的腹部，象链扣一样，扣得紧紧地。夜里不敢起夜解手，只能憋着。一起来解手，再难寻回睡觉的地盘。毕竟总有憋不住的，黑天瞎火，摸上床来，不是踩到这个的胳膊就是压着另个的腰，一片‘哎呦’声，骂声，弄不好还要撕打起来。这时，从后墙高高的方洞中便传来大声吆喝：“不准喧哗！你们想找死呀！”实在挤得无法，有两个被褥厚实的犯人宁肯睡到木板下的地上。我靠西墙根，旁边的何金来对我很照顾，生怕挤着碰着我，犹如一道屏障拼命挡住另边的‘侵犯’，使我得以较好地休息。
何金来，武山洛门龙泉后北山人，年龄约是二十七、八岁，圆脸，浓眉，两只大眼，留着短髭，是个典型农民，文盲，不久，我便知道了他的案情。他的胞弟何金海关在东三号，妹夫张玉定关东一号，他们仨同一个案子。在饥饿万般无奈之时，合伙偷粮被人发觉引发殴斗致死人命，仨都成‘杀人犯’。
何金来本分善良，属农民中老实憨厚一类。可以肯定，正常情况他绝不会偷盗，更不要说‘杀人’了。这个‘杀人犯’比起一些没杀人的人，拿‘软刀子’杀人的人，本性无由比拟！
天大亮才开始‘放风’。从东一号开始，一个监号完毕，再轮下个监号，次第而行。先要‘报告班长’，得到高墙上哨兵‘去’的准允后，犯人才从监号出来排好长队，依次入厕。厕所蹲位少，水火无情，有的犯人遇到‘紧急情况’提着裤子往里冲，‘噼里啪哒’溅得到处都是，溅到别人身上，弄得臭气熏天，免不了骂闹一通。各监号‘放风’一圈，要两个多小时。
接着开早饭。菜桶抬到监号门口，犯人拿着吃饭家什站在监门里，一个个瞪着鹰眼，盯着桶里、勺里和簸箕里，分辨着稠与稀、馍的大与小。
南号除我外，还有两个不劳动吃劳动饭的犯人，一个叫张文汉，一个叫王希圣。这时，我才发现张文汉戴着手铐。
犯人吃饭有五花八门的方式。我的习惯是，馍一到手，几口解决，然后才喝菜汤。我的胃肠对糜子面已适应，脱肛也不治而愈。我这种吃法自有科学根据：人在饥饿时食欲最旺盛，唾液、胃液分泌也多，最利于消化吸收。有的犯人却与我截然相反。
薛克明，约二十五、六岁，武山或甘谷人，小偷，吃起饭来与众不同，别有情趣。他靠着被子，盘腿而坐，将馍揉捏成馍屑放在一张纸上，一边放着甜菜汤，不忙不慌。只见他操起他天天如是劳作的宝贝－－一截约半尺长的木头，用拾来的玻璃片在木头上刮着，有一下没一下，木屑落在他的裆部，他的眼睛则滴溜溜四下转动。看得出，他在制作一件工艺品：一只吃炒面的小勺，勺头上站着只小猴，已经有模有样。刮一阵过后，用手指撮点馍屑送入口中，然后又抿点菜汤。他能把早饭一直吃到晚饭开饭，使早晚餐连接一起，天天如此。
南号无犯人组长，不学习。三三两两坐在床沿或靠在被上窃窃而语，有的闭目沉思，更多的则是拖开被头睡觉，以补足夜里的失眠或因别人的妨碍而耽误的瞌睡。
睡东头靠墙戴手铐的张文汉，是个彪形大汉，颧骨奇高，眉毛少淡，左脸颊下有块大黑痣。他的凶悍形象与他的犯罪案情珠联璧合，浑然一体。他是个杀人犯，道地的，无任何折扣可打。他原是兰州毛纺厂工人，一九六零年回家探亲过春节，邀了个老乡结伴而行。（他是甘谷礼辛公社人，系渭河北面的山区，自然条件据说颇恶劣。逃荒和饿死人首先在此处以及通渭等地发生。）当行至离家门不甚远的山上，他的同路人闲聊中无意暴露自己身上带有三、五十元钱。张文汉时年不到三十，家中有年轻妻子和一个小男孩，想到自己混得穷途潦倒，身无分文，回家过年两手空空甚觉无颜见妻小，遂顿生恶念，乘人不备，用啤酒瓶于同伴后脑猛一击，立时毙命，随后将死者抛入窟洞里。
他的案子案情简单，审问过几次，都供认不讳，已转至法院到结案的时候了。
王希圣是活动于陇西、岷县等地的一贯道道首，年近五十，腿微瘸。他利用封建迷信装神弄鬼，欺诈钱财，还兼有奸淫妇女的罪恶。不过，与他闲聊时，他满口承认欺骗伎俩全是假的。我问他：明知是假，连自己都不相信，为何还拿来骗人？他的回答倒也简单诚实：谁都想活得好些，活得轻松惬意些。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张文汉与王希圣案情截然不同，根因同出一辙。我没有反驳他的‘谁都’，但我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想叫人人‘活得好些’，人人活得‘轻松惬意些’的人，大有人在，只他不知道、不理解而已。
卢黑斗和李绪虎都是绺窃犯，同是漳县人，年龄也相仿，二十刚出头的样子。卢黑斗从不洗脸，脸脏兮兮如炭般黑，同号犯人都嫌他。李绪虎却大不相同，块头壮实，不爱说话，眼眯成细缝颇似弥勒佛形象，说话也是轻言细语，对其他犯人都很友好、懂礼貌。早上抬便桶他总争着干，大家对他蛮有好感，我亦如此。
还有两个甘谷籍犯人，一个姓牛（名字记不起了），只十六、七岁，生着两只肉乎乎的‘招风’耳；另一个脸上已有许多皱折折，大约五十出头。他俩睡在靠中间的位置，是全监号的‘地主老财’。‘靠山吃山，傍水吃水’，甘谷挨陇海铁路，他俩都是‘铁路钳工’，吃起‘火车’来，时称‘扒车犯’。爬上货车，不管吃的、穿的、用的，只往下掀，沿途自有人拉拣送运。货车是运动着的国库，他们盗窃国库，大发横财，与杨森一样，是一类最‘聪明’、最懂实惠的犯人，因而也最可恶。这两个甘谷人因有实惠垫底，不时有人接见，送来各种食品。
李崇武，武山县城附近人，年约三十出头，脸红扑扑地，穿件深蓝制服棉衣，不说话，文质彬彬的样儿。我估摸他是个知识分子，极可能是中学教师或小学教员，不清楚犯的何罪。
南号还有两位‘富裕中农’或堪称‘富农’的犯人，一个叫汪贵州，四十来岁，长得很富态，四门汪家堡人，穿件老式对襟棉袄，又长又肥，与短大衣相当。这个人颇有绅士派头，从说话行动看，是颇有政治头脑的人，老成稳重。另一位是睡在何金来东侧的甘谷人，满脸皱纹，蓄着山羊胡子，是个精瘦的老头。他俩或两周或一月也有人接见，送点炒面或烙饼之类，无饥饿之累。
康建堂也是彪形大汉，个头与张文汉不相上下，四十光景，满脸络腮胡，脸红似关公，嘴巴宽宽地。他的话奇多，而且声音响亮，无所畏惧，无所避讳。他是怎么进来的，不得而知。但从他给大家讲的故事中判断，他不仅在马步芳的部队中干过，且非普通一兵。天一黑，监门一锁，他的故事便开场。多数时间如此。
我搬来南号不几天，南号犯人便爆发了一场肉搏战。
正当甘谷姓牛的小犯人吃着接见的油饼之类的东西时，张文汉忽地从东边窜过来，抓起牛的食品也大嚼起来。牛大声斥骂阻止，张不理不睬。牛上前抢夺，以致斗殴。虽有另位‘财主’帮忙，然一老一少，终不是对手。只见张文汉在木板床上跨着大步，捧着戴铐的双手连同铁铐一同砸到他俩的头上、身上，打倒后又用脚踢。张文汉的辩辞并非全无道理：“这些食物是你劳动所得的吗？是偷国库的不义之财！既是非法所得，人人有份，你吃得老子也能吃！小杂种！老杂种！”
其他人都不吭声，保持中立。
所长进来臭骂一顿，并不细辩是非，不了了之。
其他犯人印象淡漠，已无由追忆了。
没过几天，我对看守所全貌才有了解。四面高墙，从外面看象个古堡，里边是个长方形小院，东西宽约三十米，南北长约五十米，分东、南、西、北四排低矮而简陋至极的监室，南、西、北三排均是单边檐；惟东边一排是双檐，小监号与其共着山墙。东面监号由北到南依次为东一、东二、东三、东四号；西号有西一号和西三号，两号间有个医务室；北边和南边都只一个监号，即北号和南号。除东南角的厕所使东监与南号连接外，四边形的另三只角有条窄甬道，屋不相连。所有监室与高墙有三至四公尺的距离，成为空地。监号中间有块打了地埂的菜畦，看不出其中种的何物。
我的同学田昌文关在东一号；何之明，陈德根关东二号，与张克仁，汪汉江同室；东四号关的是孙和；西一号是杨贤勇；谢成在西三号；苗庆文和冯淑筠由小监转来大监后，同关北号。此外，还有几个有‘代号’的农民，我一个都不认得，也不知悉他们点滴的情况。而据说也是‘我们’这个案子的。他们是雷各家（关东三号）；雷振华（与我同号室）；刘武雄（关东三号）；五十有几的康伯（我不知道他名字；关北号）。还有个叫王凤岐的，在我搬南号前已经死了，有人说是饿死的，也有说是病死、吓死的。
还有几位‘犯人’，与我虽不同监室，却有颇深印象。
医务室只一个犯医，叫裴慎，年约四十出头，中等个头，脸色红润，胖墩墩的，颇有气质，是武山名中医，出身地主家庭，五七年划右，后又成‘历史反革命’，判二十年重刑。看守所他没受罪，因医术高，给犯人看病是其次，主要给县上的达官贵人看病，一天多半时间在外头出诊。狱门出出进进，每天几趟，象家门一样方便自由。
与孙和同在东四号的一位犯人，不知姓名，穿一身深兰棉制服，‘干部’模样，三十好几。说来奇怪，每次‘放风’倒尿桶，只要看到我，便对我竖起大拇指，向我致意。有次竟悄声道：“抗拒从严，回家过年；坦白从宽，牢底坐穿。”听说他是个“三进宫”，前两次都因‘拒不承认’又无证据开释出去。他在向我‘传授’经验哩。
与杨贤勇同在西一号有两个犯人，都不知姓名。其中一位脸红眼珠红，有四十多岁，有人指着他向我介绍道：“他就是吃过人肉的人。”另位原是管理区主任，曾任职于盐井公社某地，满脸络腮胡，有严重的砂眼病。他似乎熟悉我，每次西一号倒尿桶从南号门口经过，在停站时，总跟我打招呼，对我说：“我见过你写的字，字如其人，你的骨头硬得很哩。”说得我如坠五里雾中。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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