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向承鉴
第四章 求索之路（二）
四、《星火》
魏宏模丝毫不为饿死人所动，要用更多的饿殍尸骨垫高向上爬的梯子，对‘无轨电车’催得更紧了。魏将木器厂、农机厂、工艺美术社全体停工，把所有手艺人投入到制造电车的外壳上，苗和我则开始设计和制图，夜以继日的干。与此同时，贾正兴部长又下达制黑色炸药的任务。他说，漳县几乎年年发生冰雹毁坏庄稼的事，有些老农能识别冰雹云团，只须于山头放几炮即可击碎，化险为夷。这是为农业服务的正经事，我们立马行动起来。
活性碳、硫磺都不难得到，惟火硝难求[硝酸钾KNO3]，只得用土办法，挑三、四个尚能动弹一点的农民工，每天背个褙斗去刮老城墙土、老炕土，而后浸泡、溶解、过滤、浓缩，达到一定波美度有火硝结晶析出，只花半个月黑色炸药便试制出来，经试验很成功。
十月，我出差磐安公社，那儿有台报废的汽车发动机，贾部长叫我去看看能否修复派用场。
磐安公社位于洛门与甘谷之间的磐安车站，磐安镇离车站不远。我路过洛门顺便看望了我的同学，他们是杨贤勇、田昌文（数学系三年级学生）和何之明（物理系二年级学生，1982年定居美国明州）。此时他们仨也从生产队调出来办厂，厂址在洛门车站东边不远的一个村里（我记不清这村子的名字了）。是夜，我住在那儿，和他仨聊了个通宵。这是一个刀子剐心的夜晚，一个愤怒的夜晚。我向他们报告了盐井的所见所闻。没想到的是，他们生活在铁路线上，见到的、知道的比我多得多，比如人相食的事；卖人肉包子的事，都是我此前不知的。我们是一群有知识有正义感的热血青年，怎能接受眼下的饕餮魍魉现实！
但是，除了满腔悲愤而外，我们又能如何呢。
磐安的情况一点不比盐井强。镇上到处是双腿浮肿、拄拐棍的人，其中不乏年青人。向阳的山墙跟一堆堆人在晒太阳，有依墙的，有的躺卧在地上，个个神情呆滞麻木。公社招待所食堂供应的黑面杂粮，乞讨的人围在餐桌前，伸出枯枝般黑脏的手，叫人不忍进食。
回到盐井厂里，才知正当我出差磐安时节，韦民到厂里来了，老苗较详地向我作了通报。韦民是中共天水地委第二书记，中等个头，四十许，穿件战士才穿的棉大衣，黄色已成寡白。当时魏宏模已知他要来此地视察，提前做了各种应对准备。为防露出破绽，全公社搞了个‘爱国卫生运动’，将漳河两岸，公路两旁，县城周围那些‘赤身露体’的树，一律刷上石灰浆；早备好为他接风洗尘的宴席。谁料他人不知鬼不觉地一头扎到我们这小厂来，找两个‘右派’谈话。苗处事谨慎，韦民书记从他婉转含蓄中还是了解到不少实情。
听说他一到公社，对魏劈头一句话是：“不错嘛，你们这儿的爱国卫生运动搞得蛮有气势咯”。
他拒绝了专门为他准备的筵席，自掏粮票啃窝窝头，其它情况不得而知。听了老苗的介绍，我深信党内正直有识之士大有人在，只不过没实权不得势罢了。
无轨电车不再提及，魏蔫了。
有一天吃饭时，老苗说，我们也该吃顿榆树皮，体验一下农民的疾苦。我很赞成。贾义老俩口不以为然，以为我们是心血来潮说着玩的。我俩态度认真并执意坚持，大妈才用白面和榆皮各半烙成饼。老苗一气吃了两个，我吃了一个半便再难下咽。我原以为什么苦我都吃得的，其实不然。苗虽出身地主家庭，以前没有吃过苦，可意志力和吃苦精神超过我，感到很惭愧，对他倍加钦敬。
自从五月在杜家垅开始读《资本论》，我完全放弃对理科的自学，全身心地攻读《马列》，买的借的马列著作有一大堆，还有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著作，夜读已成习惯。此时，老苗和我住一间大室，即是卧室又是办公室。菌肥车间建成后，培养室大间里有个小套间，是接种室，非常密闭，安静，是夜读理想之所。形势愈严酷，我读书愈勤奋，恨不得从书中抠出对现实思考的答案来。我要努力充实提高自己，使写出的东西具有理论的高度，有说服力。我如饥似渴，经常通宵达旦读到大天光。老苗对我极关怀，常常于后半夜披衣来劝我回去休息，总被我婉言谢绝。他知道我犹心如焚在发狠。早饭后我睡一觉，一般上午的工作不是万不得已，他不叫醒我，由他应付。我对老苗内心怀着深深的感激之情，他太体贴我了。
我们对韦民书记怀着好感，认为他是个货真价实的中共党员，党的领导干部。他走后，我们一直在考虑：为解农民饥饿之急，我们能做些什么？虽绞尽脑汁仍一筹莫展。我们知道报上介绍的‘人造肉’和‘小球藻’都是些可望不可及的东西，决难解燃眉之急。后来忽然想到天水地区二级站和武山、陇西三级站仓库去看看，看能否找到一些可供‘进口’的原料或代用品。我拿着介绍信跑了一趟，在天水北道埠二级站仓库终有所获，购得仅有的两块工业葡萄糖（一百公斤），用稀酸酸解又加少量蜂蜡即可转化为果糖食用（我那时尚未学有机，此系柴志德学兄赐教。柴此后为兰州化工公司高级工程师）。
在制作过程中，大部分被农民工‘进口’，仅得十之二、三，拿到商店以每斤五元出售（当时五十元也有人买）。人们闻知蜂拥而至，转眼销售一空。
事后听说，有些饥民从远道拼命往商店赶，竟死在路上。
果糖成了催命鬼！我和老苗听闻后，心里很不是滋味。
十月，传来孙自筠在天水遭逮捕的消息，我立刻陷入绝望中。我对毛泽东的最后幻想终于彻底破灭。
孙自筠与我一块儿下去，分在天水接受‘劳考’处分，我们所经见的他同样经见。不知五九年何月，他给中共中央权威刊物《红旗》写了封匿名信。据说信的内容是抨击人民公社体制，揭露社会种种弊端，尤其正在出现的农村大面积饥馑情况。这些恰与毛泽东的“人民公社好”针锋相对，为以毛为首的当权派所不容。信寄出后，当局费了许多力气才查出作者，孙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重刑（有期十年？）。
孙自筠是个热血男儿，他想我之先，行我之前，我好敬佩他的胆和识，但我不能走他的路，重蹈他的覆辙。
人若只为自己苟活，无异猪狗。面对这无尽的倒行逆施，这赤地千里、饿殍遍地的惨景，这黑白颠倒的人间地狱，我再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我是农民的儿子，千千万万父老兄弟姐妹悲惨地死去，我不能帮助、解救他们，宁愿和他们一同去死！他们死得，我为何死不得？我虽只二十一岁，已经看够了，活够了！
“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我要爆发！当谭蝉雪来看望老苗时，我义无返顾地走上普罗米修斯取火之路。五七年我是百分之百毫无知觉地落入陷阱；如今我是在百分之百理性的支配下自觉去地狱，无怨无悔。惟有死亡，才能解除心在时刻滴血的痛苦。
谭在五九年十月末专程来看望老苗，住招待所，此前他俩早有联系。在一年半的朝夕相处中，我和苗建立了深厚的情谊，彼此很信赖，已到无话不谈的程度，他对我如同对弟一般呵护，我待他如兄长一样敬重。‘有朋自远方来，不亦悦乎。’苗带我去招待所一同晤谭。苗与谭年龄相仿，都是调干生。我在校时已知谭的大名，对她印象不错，很乐意去拜访这位‘兰大林希翎’，我称呼她‘谭大姐’（直到今天我依然这样称她）。谈话不很多，很快推心置腹。我们有共同点：心是颤动的，没死：血是热的，没冰：灵魂是圣洁的，不脏。
天气很冷，我上身穿着太原张妈妈为我缝制的‘青滚身’，围条咖啡色薄围巾，呢裤，皮鞋。他俩都说我酷似电影《青春之歌》（书作者杨沫）里的卢嘉川，不但穿着打扮象，连个头，神情竟无二致。
送走老谭，苗与我动手刻印刊物。碰巧原砖瓦厂遗留有小油印机，正派用场。刊物名为《星火》，老苗在刊名旁画一手擎着一支火炬。有几篇文章：顾雁（平反后，任兰大、中国科技大学物理系教授）撰写的《发刊辞》，题名：《抛掉幻想，准备战斗》；张春元写的《农民、农奴和奴隶－－当前农村剖视之一》、《粮食问题》；胡晓愚先生撰写的《右倾机会主义者赫鲁晓夫》；林昭（北大新闻系毕业）写的叙事诗《普罗米修斯受难之一日》。文章都写得很精彩，尤以林昭的诗叫我感动不已。只是篇幅嫌少，不够出一期的。我以为缺少一篇核心文字，否则，不足以说明大局的情况，无以解人之心急、心忧、心痛，遂与苗商议由我写篇政论《目前形势与我们的任务》。文中抨击时弊，挞伐凶顽，痛斥丑行，揭挖根源，矛头直指党内主流派和一切蜕化变质者、直指‘一言堂’堂主。
按说，这篇份量极重的文字，无论从年龄、学识、资历和阅历，不该由我来写，而应由更高素质的人捉笔。由于时间紧迫和情况的紧急，只得我来滥竽充数。我还写了《自白》以及《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
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这世道又与地狱有何区别？为了自由和尊严，为了颤栗流血的心得以平静，我十分清楚它的后果。在写这些文字之前，我已做好为真理献身的准备了。
五、我和杜映华
一九六○年元月，我回到城关公社东顺化工厂。我与杜映华接触日多，时常去他家中。杜是陇西土店子人，土店子与陇西火车站相隔不远，与鸳鸯镇、贺家店临近。杜的家眷在武山车站陈家门，我由厂到县城往返必经过他家。这是栋破旧简陋的平房，有两间卧室，一间灶房和一间客厅。客厅里无沙发也无象样的桌椅，只一张旧方桌几条木板凳，与普通农家无别。两个男孩。大的五、六岁，小的两、三岁；他的妻子善良贤惠，却不很能干，两个孩子鼻涕拉撒又衣帽不整，屋里也窝窝囊囊不甚整洁，一点不像书记家的作派。我劳动考察一年半了，曾到过生产队长至公社一级干部的家。他们家里炕上有铺的盖的，床边柜上还码着花花绿绿的被褥；炕桌都是油漆镂花的，擦得锃亮反光，个个家中慰慰贴贴。而且，职务越高，家里摆设越阔，与普通农民家庭泾渭分明，一目了然。虽然公社化了，一切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被废除，农村的贫富差别并未得到改善。干部凭借手中的特权，多吃多占多分是极普遍现象，生活资料的拥有程度相差很悬殊。我到过最穷的农民（社员）家，床上只破蓆和一床烂被，穷得‘叮当响’。象老杜这种干部之家寒碜唏惶得不如一个生产小队长，是我万万没料到的。吃看脸上，穿看身上，贪不贪看床上，俚语说的有理，杜映华是个清官。我在他家吃过几次饭，每次都是‘洋芋拌汤’外加一小碟咸菜。仅有一次，嫂夫人烙了两张饼，老杜和我都推诿，让给了两个孩子。
我问他年前在新寺公社召开全县粮食现场会的情况（我估计他是与会者之一），这个从不发火的人，竟把我吓一大跳。他怒不可遏，拍桌而起：“全是假的，无耻的欺骗！真想不到世道变成这样！”
“那么，为什么没人当场戳穿呢？”
“谁敢？连彭老总都成了‘反党’，再说有何用，白白牺牲。这股风是上头直接刮下来的，谁能顶得住！”
杜知道许多地县的情况：珉县、漳县、陇西、通渭、定西、徽县、成县、康县、两当、临夏、永登、天祝……，全一样严重。
一天下午，我到公社汇报工作，天已很晚，在公社用罢晚餐，杜留我与他住一起。城关公社在县城后街拐角处。公社街对过有间平房，是专为杜准备的，有时开会太晚不及回家便住此处。房里有个双人床，一桌一椅一个暖壶，还有脸盆洗漱等物。是晚，我们竟有说不完的话，诉不完的衷肠，聊了个大通宵。
他问到我的家庭、身世以及‘犯错误’的情况。我对他坦言相告，毫无保留。他说：“古来兵不厌诈，对待敌人，为了战而胜之，是可以搞一切‘阴谋诡计’的。可是解放后，共产党夺得政权成唯一的执政党，一切当依宪法办事。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皆属人民范畴，是人民的一部份。用对待敌人的手段，施以阴谋诡计，设置陷阱，这个前提就是错的。再说，也无此必要，有强大的国家政权，有几百万军队，有多数人民的拥护，一切可以通过法律手段解决，还需要用阴谋吗。这样做，失去了道义和信用，冤枉了好人，把自己人硬推到敌人的营垒中去，是很大的失误。现在看来，后果比事情本身还要严重可怕。如今到处坑蒙拐骗，谎言满天飞，无人敢说真话，就是5
７年反右、59年反右倾的必然后果。这一切是我近来思考反省才有的认识。”
他的话无疑很正确的。他是个有见地、善独立思考的人，能有如此深刻的认识，实在难能可贵，令我感佩。
我同他谈到1956年发生的匈牙利事件。那时我入校不久，朱子清教授从德国回来偶尔向学生们谈及的。他参加在德国（慕尼黑？）举行的国际贝母植物碱学术会议（东方他是唯一与会学者），匈牙利事件发生时，正好在匈首都布达佩斯，住中国驻匈使馆。为了他的安全，使馆人员劝他不要外出，他还是到大街上转悠了。街上到处是火是血，个别匈共党员和干部被‘暴徒’捆绑在电线杆上，遭焚烧杀戮，惨不忍睹。可是当‘暴徒’知道他是科学家时，自发将他团团围住，保护起来，以防他受到意外伤害。‘暴徒’对科学家、医师、教师、律师非常尊重，非常友善。
我当时百思不解。经过57、58、59年的变故，尤其眼下这些触目惊心事，终于能理解匈牙利事件的原委了。
老杜更是无限感慨。他说，抗日战争时候，发生过许多感人的事。有的老乡为了营救八路军战士，宁肯献出自己的亲生儿女；有些百姓为掩护在国统区的地下党员，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解放初期，人民同党的感情何其真挚深厚啊。那是因为我们党路线方针正确，代表了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党员和干部以身作则，不谋个人私利，吃苦在前，为人表率。万想不到只有短短几年功夫，我们党变得这么快。现在已是事过境迁、真情不再，老百姓过去那种对党的感情已无处寻觅。在有的地方，老百姓对有的党员和干部，已经切齿痛恨，甚至恨不得啖其肉、寝其皮。匈牙利事件不难想象就是在中国眼前类似的背景下发生的。
我们从《共产党宣言》发表、马克思主义诞生谈到国际共运的现状；从苏联谈到中国，从斯大林谈到毛泽东；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谈到中国共产党的现在。坦诚相见，披肝沥胆，我俩对问题的看法竟是惊人的一致。
血淋淋的现实使两个血肉之躯悲愤难忍，心潮澎湃；我们直抒胸臆，把生死置之度外，谈话的重心是抨击‘个人崇拜’和毛泽东自五五年反胡风以来的祸国殃民，倒行逆施。
解放后尤其五七年后，每一次政治运动又同时是造‘神’运动，每次运动的结果都把毛神化一次，使毛的权力扩大一次，党中央的集体领导被削弱一次。1955年反胡风运动是对文艺界民主权利实施剥夺；1957年反右是对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民主权利实施剥夺；1958年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对数亿农民民主权利实施剥夺（耕种自主权、劳动自由权、收获分配权等等等殆尽）；1959年庐山反右倾则是对党内民主的劫掠与剥夺。‘民主’步步收缩，收于毛泽东一人的股掌中，成他一己之私。这时，造神运动大功告成，一座泥塑神像金光闪闪，所有人伏在他的脚下顶礼膜拜、山呼万岁。
毛一手遮国，自然有张仲良一手遮省，张十存一手遮县，魏宏模一手遮盐井公社。毛不懂经济偏要大权独揽瞎指挥，人民公社化，大跃进，大炼钢铁；吹牛风，共产风桩桩件件他是源头。大量饿死人的发生，毛是始作俑者。
老杜和我同时相信，党内正直有识之士大有人在，只是被邪气所压，无有实权。我们渴望有更多的彭德怀挺身而出伸张正义，为农民的悲惨处境呼号呐喊。
我把《星火》文章中的观点几乎无保留地和盘托出。
时光如白驹过隙，不觉天已大亮。我俩谈兴正浓，意犹未尽，既肝胆相照又都肝胆俱裂。
分手后我一路在想，在血与火的年代，面对邪恶，甘愿抛头颅洒热血也许算不得什么，一朝生存条件改变，权力到手，前呼后拥，能保持头脑清醒而不利令智昏，对广大劳苦大众不改初衷，很难。有的为妻儿私情所累；有的难以割舍既得利益；有的怕丢头上‘乌纱’，（至于那些原本动机不纯，入党为做官捞好处的姑且不论），昏昏然明哲保身，麻木不仁，这类党员为数不少。他们让私心吞了良心，不只普通党员。庐山会议对彭老总形成‘万箭齐发’的局面证明：党内高层领导干部同样无党性原则可言，泯灭了起码的人的良知。这一切说明，党的肌体的相当一部分已蜕化变质，共产党自身需要一场革命性自我改造与更新。革人家的命容易革自己命难！彭德怀、杜映华是勇于坚持真理的人，勇于解剖自己并向自己身上毒瘤动刀的人。他们不愧为真正的革命者，真猛士，真英雄。
杜映华坦诚、朴实无华，对任何人没有架子。我在他那呆了一晚上，在我与他没有交心的时候，他主动为我打洗脚水，第二天一早又是他去打洗漱水、买早点，跑进跑出几趟。我要去做这些，他坚决不让。我这人很古怪，一生中不可能对任何人有架子，也害怕、憎恶一切摆官架的人。凡对我表现出官架的人，我在内心都拒绝接受，不与交往。我的信念是：除了工作中领导与被领导在履行职务职责时而外，在生活中以及一切相处交往中，人与人应该是平等的，即使再大的官诚如国家主席、总统也应该如此。
杜映华就有这种意识和观念，获得了我对他的敬重。
六、我和张春元
我终生不忘的一件事发生在六○年二月，刚过春节不几天的一个早上。这天，我去渭河对岸百泉看望农妇李大娘，破格起个早。厂子就在渭河边上，我贴着河沿的麦地走，急匆匆地。
春寒料峭，乍暖还寒，两三寸的冬麦上铺一层白霜，不远处是上街子社员锄草的队伍。社员们不一定知道我的姓名，却是都认得的。走着，走着，忽然发现这些社员停下手中的活，直楞楞盯视我，觉得好生奇怪。遂打住脚，勾头把自己细察一番，怕衣着有失检点之处。在厂里一向不修边幅，但每每出门尚知将自己修饰一下，这次也没忘记，似无不当。我眼角向外一瞟——哇！一俱死尸就在我脚旁的地埂下，
我惊骇得差一点跌倒。过去听闻过许多饿殍的事，亲见饿殍这是头一回。这是具小女孩的尸体，年龄约在十二至十四间，穿身缀满补丁带花的夹衣裤，黑不溜秋脏得没法看；嘴里噙着一块东西，半边露在口外，看不清楚，象是土豆蛋又象是土坷垃；脸如黑炭，模样十分恐怖，卷曲成个小坨坨。
稍微镇定后，我环绕尸体一圈，默默地向她三鞠躬，算是对她的悼念与送行，然后走我的路。
城关公社由于有老杜掌舵，在武山县是最好的公社。东顺管理区在全公社又是最好的。老杜告诉我，城关公社情况最危急的是榆盘管理区，在南山地带。他已通知为确保社员体能，停止社员出工干活。他向我表示在他所辖范围将倾全力避免饿死人的事发生。这女孩是个外来乞讨者。既然有那么多人发现她，想必有人出面土埋她。（这件事上街子农民一定还有人记得。）
我走到河湾下的僻静处，再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擂胸顿足！血在沸腾，胸膛象要爆炸！啊，啊，这就是：祖国的明天，民族的希望，人类的花朵！
一路上我在想：如果这小女孩是我亲妹妹，我又该如何，又能怎样？我受着良心的折磨，尤其懊恼自己没有相机，不能记录下这触目惊心的画面，让它以后站出来说话，为历史作证。
从李大娘家返回，紧接着去榆盘看望谢成。老谢是中文系四年级学生，陕西虢镇人（？），人老成厚道，与我交谊颇深。由东顺出发，从邓家堡东边一条山沟逶迤南行，不过二十华里路程，很快到了。他此时的身份连他自己也搞不清，有点象驻队干部又不全象，有些会他不能参加。一个人住老大一间土房，除床铺，一张破桌，一把旧凳，屋里空荡荡的再无别物。
老谢见我，高兴得很，连忙跑出门去，好大一阵才回。对我说，我这里已是山穷水尽，拿不出东西招待你，好得我们是好朋友，你不会见怪。他随手在桌旁的地上燃着一堆火，把刚找来的一兜东西打开。是些土豆，共有二三十颗，小小的，大多只有拇指大。我俩围着火堆，边烤土豆边聊。他向我介绍远近的情况，无非是这里、那里有多少多少人饿死。又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小薄本子，怔怔地望着出神。“哪是什么？”他递到我手里，原来是生产队返销粮购粮证。
他说：即使你不来，我也要找你。公社杜书记指示为减少体能消耗，生产队已停止劳动，要队里想方设法熬过这段时光，不能有饿死人的事发生。现在已是十万火急，火烧眉毛，有一批社员躺在炕上动弹不得，或许今天、明天，随时有死亡的可能。他们已熬不过去，必须立即想法子，想来想去，只有在这小本本上做点文章。此事危险性大，弄不好会坐牢。……
他的意思我懂，是把打过的粮想法褪色消去，冒充再打一次返销粮。
二话没说，立刻接受了他的委托。心想，我已抱定死的决心，还怕坐牢？吃烤土豆，我俩的手上、嘴上、腮帮上全是黑糊糊的，成“大马猴”，我俩相视而笑，笑得伤心、凄楚，笑得悲壮。
救命似救火。一回厂我立刻行动，先用高锰酸钾稀溶液将字迹氧化；氧化有些太过，纸发黄；又用草酸还原。小心翼翼，直到不露痕迹。没想到这事居然成功，榆盘从粮库打来一千多斤粮，老谢象喝了蜜一样，我也甚感欣慰。
二月底，邓德银兄寒假探亲由四川返校途中在武山下车，专程看望我。同窗之谊，内心十分感动。邓兄只住了一宿，第二天赶回学校。然而这一宿他一直在啜泣，向我诉说他老家四川的情况，我竟如五雷轰顶，魂消魄散！他告诉我，四川有的县饿死人有三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只可惜现在记不起县名了）四川乃天府之国，此前我不知那里任何情况，猜想比甘肃要好得多。现在才知天府之国糟蹋成人间地狱。他说：即使死尸遍地，鬼哭狼嚎，现时还在大搞反瞒报、反隐藏运动，基层干部如狼似虎，农民生命危在旦夕。
我理解邓君的心境。他爱国忧民，正义感丝毫不亚于我。但是，我什么也不敢对他说，并非不信任他，我对他百分之百信任。他已经学有所成，我们的国家需要更多的科技人才，才能最终实现兴旺发达、人民生活幸福的目的。我不能牵累他，他的价值远远超过我，不愿他与我一道去做牺牲。我是个感情易冲动的人，面对我的挚友，面对血淋林的现实，只能装成无动于衷样子。这该是何等的不容易啊！我叮嘱他务必更加勤奋学习、精于学业，其它一切都不去管它。我知道，他会认为我麻木不仁，我只能如此。第二天早上我送他上火车，发现他双眼又红又肿，不忍看，不敢看。没想到这一次竟是我俩的永诀！
60年春，闻得陈家门车站有家卖肉包子店，生意很红火，只在早晨一阵子便卖精光。长久无缘肉食，也想解馋，无奈有夜读习惯，早上爬不起床，不能饱口福。忽一天，传来有人从包子中吃出人的手指甲，令我大惊失色。虽不曾买食，仍恶心不已。又闻在陇西县某偏僻山村，子将刚断气的母尸背放在土豆窖里，吃得只剩头颅后逃匿。言者将真姓名告诉我，足见其真。我听了头发根根竖起！过去只知‘人相食’，不闻‘子食母’，历史又开新篇章！
1959年发生在陇西与武山之间的鸳鸯镇农民‘反革命案’，这时判决下来，布告到处贴着，判“斩立决”的有好几个。这时，我几乎每星期都要进城，步行于东顺化工厂与城区之间，先后两次发现倒毙的饿殍（均在铁路路基的斜坡下），都是大人尸体。这两次不再象看到女孩尸体时产生的那种狂飙般的冲动，不是心变冷变麻木，而是泪已流干。每次我都到县公安局去报案，请他们派人掩埋。这样做了才稍觉心安。
五月，张春元兄路过武山顺道看我。他说我在《星火》上的文字有见地，击中要害，同时向我介绍了除东北而外各省的情况。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湖南、湖北都很糟糕，四川、河南、安徽则更甚，与甘肃一样，死人如麻。南方惟江西稍安，尚无死人情况发生，即使有也是外省进来的人口，因为有邵式平坐镇，不吹牛说大话，甘冒‘右倾’风险，给江西人带来福祉。张兄又告诉我，不论白天黑夜，二十四小时的分分秒秒，都有人偷渡越境，象潮水般往外涌。为了活命，不怕坐牢，不惜冒流血、牺牲危险，不少人付出了生命代价。往外逃的人，男女老幼，各行各业，什么人都有，已是疯狂程度。
我向他通报了杜映华的大致情况。张说，庐山会议证明党内正直有识之士大有人在，即使眼瞎耳聋，也能嗅出全国的狼烟尸臭，只是绝大多数人不得不屈服于一个人的淫威罢了。这种局面断不能长久，我们要和党内的健康力量、和一切良心不泯的人共同奋斗。张执意要见杜，我勉强同意了。他俩从未晤过面，不便多谈，只寒暄几句便告辞出来。时值中午，张兄和我平展展地躺在铁路的南坡上。这儿离车站不远，荫凉僻静。他对我说：“下期《星火》要印它数千份，争取寄到每位县级干部手中，要加快写稿组稿，争取第二期尽快刊发。”我甚赞同他的构想。他沉吟良久，又道：“大江南北，黄河两岸，遍地哀鸣，尸骨成山！现在很可能只是开始，更严重的情况还在后头。我们处在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危急时刻。这场旷古浩劫源于个人崇拜，根深蒂固的封建观念和独裁专制制度。为人民幸福，为民主制度的实现，千千万万先烈付出了生命，现在轮到我辈的时候了。我们要与党内、与一切仁人志士共同奋斗。不奋斗，不唤醒民众，农民的悲惨命运无由解救，国家无望，民族无望。”
当我还是黄口小儿的时候，张春元兄已经浴血在朝鲜战场（坦克兵），是个血性青年，他对农民有深厚的感情，我很尊重他。
送走张兄，我立即动手写《食母记》。我想把它写成一篇报告文学，因为是真人真事。动笔之后却为难。只知主人公的姓名和故事发生的大致地点、情节，无法去当地作进一步访查，显然不符合报告文学的要求。不得已，保存主人公姓名和地点，写成一个短篇小说。正值年轻激情、鲜血汹涌在胸，犹如蘸着血和泪，写着一字一句，仅用三个昼夜便脱稿。
七、进地狱的时刻
有一天，我接到老父亲的来信。父亲已老眼昏花，信是小弟代笔的，信中告诫我，要老实改造，争取早日获得党的宽恕，尽快回校完成学业。信中夹着一张小纸条，弟弟特地向我汇报了×××姑娘的情况，这正是我急于想知道的。自1957年暑假一别，眨眼三年，只给父亲一信惟报告我仍活在世上而已。除此，我还能写什么，又有什么可写？未给×××一字，非我绝情，实不知该寄哪里，我内疚痛苦。现在终于知道，分别之后她经常到我弟跟前打听我的消息，待我弟如她的亲弟一样，多有照应。弟弟告知我，由于抗不住父母之命，她已出嫁了。
古来忠孝难两全。为了千千万万个父母，只能舍小家顾大家。何况，老父亲还有哥、姐、弟照应，比农民父亲强多了。裴多菲写道：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此前我意已决，将两者全抛，为难的是无法给×××通信，将我的残酷决定告知她，怕耽误她的青春。现在好了，她终于有了归宿，我去掉了心病，内心惟祝愿她幸福，再无挂念了。
六月，突然传来老谭在边境被捕的消息，形势急转直下。春元君曾告诉我，五一节老谭住广州某旅社，突遭大搜查，将谭押进收容所，收扣了她随身带的现金八百元﹙这是春元君写电影剧本《中朝儿女》所得的稿费。在当时，这不是小数目，相当大学毕业生一年半的工薪﹚，当局要谭回兰大出具证明后才退还她。她证明没开，钱也不要了，一走了之。这次又出事，我判断：不出数日就会追查到兰大、天水和武山来。为验证我的估计，给洛门同学发一短信，尔后亲到洛门收取，果然发现信被侦查过。
此时，我身上有三篇文章：林昭的诗作《海鸥》、何之明的《再论人民公社》和我的拙作《食母记》。我把这三篇文字又认真捧读一遍，竟爱不释手，不忍心焚毁。尤其林昭的诗，写得太好了！与她的《普罗米修斯受难之一日》可谓‘姐妹篇’，撼人心魄。我的拙文是从我的血泪中流淌出来的，如今要亲手掐死它，犹如父杀子，难以下手。理性告诉我，在一个没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写作自由的制度下，这些文字足可构成死罪。为了不株连友朋，必须狠心付之一炬。
1960年九月二十九日是个终生难忘的日子。一早，来了位‘干部’，手持令函，公社派我去贺家店，任务是将一盘水磨改造为一个轧花车间。紧接着来了辆马车拉我的行李和书籍，甚觉蹊跷可疑，只能受命前往。到贺家店镇已是下午四时许，有人安排我住在一间办公室里。屋里有张床，一桌一椅，靠里墙有个长条形大面柜。我把书全码在上面。桌前有扇窗，无玻璃，用纱布遮着。纱布黑黄。这屋象是长期没人住过。桌上放着一盏有玻璃罩的煤油灯。
稍稍整理一下床铺，吃了点食品，便动身去水磨转转。水磨在东边的沟口，离住地不到两百米。两旁皆山，有条小溪从南山流下来。水磨靠沟的西侧。沿沟直上是去新寺公社的捷径。沟上方很狭窄，只到沟口才变开阔。沟里有高大的白杨树和其它乔木。夕阳西下，有几分阴森。索然无味，便折回住处。
回到住处刚坐定，立即有两位自称管理区的人来‘拜访’，说了些‘王顾左右而言它’的话，便离去。此时，我非常清楚他们的身份和目的：他们是来‘验明正身’的公安便衣。早在瓮中，要杀要剜，悉听尊便，何必多此一举！随手点亮煤油灯，从面柜上选了一本要读的书。刚捧读，忽的一阵风吹来，灯灭了；从新点亮，刚沉入书海，又一阵风吹熄了灯；凡三次。我不信鬼神，心却烦躁起来，对着窗外大声吼道：“既然是鬼，请鬼快快进门，莫扰我读书！”
十二点过，我刚躺下，尚未入睡。只听得‘哐啷’一声，有人破门而入，同时一声厉吼：“不准动！”几支手电照得小屋如同白昼，其中两只直照射我的眼部。床前站着四条大汉，黑洞洞的枪管直抵到我的鼻梁上。“起床！穿上衣服！”我无意反抗，顺从照做。接着在逮捕证上签字，被五花大绑。继之是搜查。我没想到，对区区一介文弱书生，他们如此兴师动众，如临大敌。书很多，除马列经典而外，便是数理化、外语的大学教科书。四条大汉检查极认真细致，一页页的翻书，从午夜一时直翻到第二天上午十点多钟才翻完，一无所获。“对敌人的宽恕，就是对人民的残忍”早成公、检、法人员座右铭，绳捆之结实、之狠非常人能想象。先是浑身冒汗，先冒热汗继之冒冷汗，两胳膊立时麻木并很快全身麻木。绳索嵌入肉里、骨里，神经阻断。除大脑而外，感觉不到身体的存在。我心里道：林祥谦是人，能忍刀剐刀割之荼毒，我何以不能！我要呻吟一声就是孬种！（绳痕直到两三年后才退。）
搜毕，由绳捆改戴手铐。他们将我的行李捆成背包令我背上，这才押我出屋。
天色灰蒙蒙、阴沉沉地。他们把我押到镇中一座大空屋里。这儿原是生产队的公共食堂所在，我的五名‘劳考’同学应该在此用过膳的，如今它成不见炊烟的空屋。屋里坐满社员，黑压压一片。有的坐小凳，大多席地而坐，男女老幼都有。公安人员拿着事先拟好的文稿，朗声读道：
“在毛主席、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在全国各兄弟单位的紧密配合下，在中共武山县委的正确领导和统一指挥下，我公安干警英勇机智，协同作战，一举破获重大现行反革命集团案，将涉案罪犯一网打尽，……这充分证明：人民民主专政的强大威力，充分证明……”云云。此时，我心如止水，无惊无惧，无悲无戚，逐一扫视面对我的广大农民群众。他们无不面露菜色，对我无痛恨之意。每与我目光相遇，便立刻避移。原设想会遇到雷霆怒吼，受到拳打脚踢，这一切都准备默然承受，没想到都未发生。无一口号，无一群众声讨发言。文稿念毕，大会在寂静中散场。
在县看守所所长办公室，所长履行详尽搜身，收缴了裤带、鞋带、现钞，手表后，我一手抱着被褥，一手提着裤子，迈进了地狱之门。所长办公室墙上的挂钟指着1960年九月三十日下午四时四十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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