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向承鉴
第四章 求索之路（一）
一、‘社办工业遍地开花’
五月的武山县城，到处携老扶幼的逃荒人群，他们无钱乘车，只得且逃且向西行，目标是新疆。尽管已是一片肃杀之气，大跃进鼓点非但不停，竟越擂越响，此时又花样翻新，口号是：社办工业，遍地开花。
任务早布置下来，叫我们四个搞社办工厂。就在我回校治病一月时间，柴、张、苗在杜家垅已办起一个“化工厂”，为便于我养病，他仨要我在这“厂”看家坐镇，他们则去县城东边十里许的上街子筹建一个新厂。
我很感激诸学长对我的照顾。但是，当我到杜家垅厂里一看，心凉得发颤！天呐，这是个什么玩意哟，‘胡日鬼’竟此！这是谁的馊主意？
杜家垅是个好地方。它位于渭河北岸，与武山县城隔河相望，相距不过一华里，河上有正规的大桥相通。一条大马路过桥直达县医院，杜家垅就在医院西侧，四周林木掩映，景色宜人。厂址在一个四合院里，四面有一人多高的土围墙围着，墙外是密密一片杏林，此时郁郁葱葱，花团锦簇。老令介绍说，这儿的杏又大又甜，远近有名。
令队长领我把四合院看个遍。房屋还算齐整，北边正房有高高廊阶，房高屋空，屋里只砌有一个大灶，尚未点火；一排东厢房全空着；西房是个贯通的大间，一排土炕，炕上有衣被等物，住着八、九个人。南面下房西头一间是办公室兼卧室，有个双人土炕，一张桌、一把椅。它的隔壁是间大房，置放10几只大瓦缸，缸上一律覆盖着厚草垫，弥漫出浓浓的尿臊气。院里只一眼石磨。
老令虽刚五十，满脸皱折，细眯眯的双眼总象在笑，下巴尖削，中共党员，一个老实巴交的典型农民。他带着十个妇女在此操持，其中有两个十七、八的姑娘，其余是年轻媳妇和半老徐娘。
办公室的墙上赫然贴着两张大纸，上面写着一串化学反应方程式，我认得是老柴的手笔。柴是我学长，一向受我敬重。他万不该出这个馊主意，胆子太大，我怕这‘西洋镜’被人戳穿。那些方程式不过纸老虎，其用心是唬人的。柴兄用人尿在一定温度下使尿素发酵转变为碳酸铵，然后利用化学平衡移动原理，使粉末石膏微量溶解后于溶液中交换离子，最终转化得到硫酸铵化肥。这在理论上或许成立，实践上却无意义、不可行的。人尿中尿素含量微不足道，发酵转化成碳铵慢且难；即使完全得以发酵并交换，数量极有限，一月两月得半斤、一斤硫铵，花几百个劳力，得不偿失。没想到的是，我们曾切齿痛恨的瞎胡闹，如今自己也胡闹起来。
可是，生米已煮成熟饭，我又能说什么呢。
老令每早到城里担尿，带劳力到山上寻挖石膏，兢兢业业，忙得马不停蹄。他从不说任何人，只用行动带动大家自觉干活。小院里两个年龄大些的妇女砸石膏，然后将小粒放到磨盘磨成粉末。大家干这些劳动不紧不慢，井井有条。没有什么事需要我来‘指导’，砸石膏，磨粉，倒入大缸尿中浸泡，盖上草垫，等待发酵与交换，大家轻车熟路，再笨的人一看便会。我落得成天看书，躲在办公室不出门，只隔天进城一趟，看看书店有无我需要的新书，到县文化馆翻翻两日的《人民日报》和其它报，是我必修功课。县文化馆白胡子馆长是贺家店人，搞不清过去干过什么，只知道属于‘统战对象’，他对我已是很熟悉了。这期间看报，有篇文字给我留下终身不忘的记忆（可惜忘记登在哪报）：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写道（大意）－－
“地表上的太阳能只要利用30%，粮食可以达到亩产40000斤。”我看了大吃一惊！难怪大跃进牛皮吹上天，原来有科学家的‘理论’根据呢（从科学发展观看，有可能，那毕竟在遥远的未来。拿来眼前说事，无疑帮正盛的吹牛浮夸风火上浇油，为毛反右倾保守抬轿造势）。我感到很悲哀，“三钱”（钱三强、钱学森、钱伟长）曾是我偶象，如今有的被劫杀，有的堕落成政治帮凶，多么可怕可悲哦！
数理化和外语的专业书读不下去，大脑如同一团乱麻，心绪糟糕透了。每趟进城都看见一些烦心事，遇到令我揪心的人。那些背井离乡、拖儿带女的逃难人流，有的来自甘谷（此时属武山管辖）北山的礼辛公社；有的来自邻县通渭。他们告诉我，公共食堂早已断炊关门，已经饿死不少人！象他们这些能够走动跑到外头乞讨要饭的，都是命大的；许许多多走不动的，正在家里等死。天呐，人民的政府咋能见死不救呢？这些淳朴农民都是党夺取政权和建立政权所依靠的基本群众呵。
每进一次城，不多的粮票和钱都倾囊而尽；每进一次城，回来便坐立不安、悲愤不已。心在颤抖，在流血。我要写！向党中央、向毛主席报告这儿发生的情况，为民谠言，即使头颅搬家也不惜！当我奋笔直书时，脑中又出现相反的驳辞：党中央、毛主席难道不相信他的省委、地委、县委和公社党委，而竟去相信你这个‘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正在接受监督改造的右派？各级领导明明说是‘形势一片大好’，你说逃荒讨饭、饿死人，这不是恶毒造谣、污蔑攻击又是什么？只怕你的上书上面不见踪影，小命早粉碎了！
写了又撕，撕了又写。每次进城回来，我都经过这样剧烈的冲动、剧烈的斗争，心潮起伏澎湃，难以自禁。我想起同窗好友对我的叮嘱：千万要控制住自己的感情，管住自己的嘴巴，即使天塌地陷也要沉住气，努力劳动，争取尽早归来。可是，可是，我如何能控制得住呢？我是有灵有肉的人呵，没有人的感情行吗？……我多么希望自己眼瞎、耳聋，变成无知无觉的一截木头，那该多自在幸福！罢，罢，罢，写也无用，白白找死，何苦哩。
在这种心境下，思想变得深沉固执：这搞法是马克思主义所教导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的呢？我开始没白天黑夜地狂读起马列著作，希望从经典中找出答案。我借得《资本论》和马恩的其他著作，尽量少进城，以减少视觉、听觉的刺激。
有一次进城，看见渭河桥头的路边地里竖着一块大木牌，由不得近前一观。牌子上写的是毛主席给公社社员的一封信，信的大意是：社员想种什么就种什么，地适合种什么就种什么，不要听上面党委、公社的瞎指挥。
信中指示诚然很对的，仔细一想，又有‘滑天下之大稽’之感。
国家实行计划经济，‘想种什么就种什么’还‘计划’什么，计划经济不落空？公社化，土地公社所有，土地由公社、管理区、大队统一管着，社员手中无地可供支配。生产队的地种什么与不种什么，岂容‘社员同志们’作主，要是这样，把党的领导和基层政权又置于何地？敢不要党的领导、想反党？不要听上面党委的，听谁的？岂不是叫“社员同志们”去反党？该不是又在“引蛇出洞”吧。公社化后，农民不只失去土地支配权、使用权，连起码的人身自由、劳动自由权也荡然无存。生产队叫你六点上工、晚上九点收工，你敢迟到、早退？队长今天叫你割麦、明天叫你锄草，你敢不服从调配？你不服从也可以，食堂的勺把子掌握在书记、队长手里，明天起停你的伙！看你老实不！不只种什么不由‘社员同志们’，收获多少、留多少口粮、种籽、饲料，交多少公粮、卖多少购粮，全由领导决定，无须‘社员同志们’操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农民到哪里去种？如何‘想种什么就种什么’？
‘亡羊补牢’没补到地方，仅补在毛的嘴上，等于什么没说。信是为纠正‘共产风’、‘浮夸风’写的，可是，‘右倾、小脚女人’是谁在天天唬？党委不听你的，行吗？敢吗？‘社员同志们’不听党委的，行吗？敢吗？你才是‘共产风’、‘浮夸风’的真正源头，还煞有其事把一切责任推给下级党委！
除了一拨拨逃荒讨饭的饥民，每到县城或走在乡间小道，还时常看到一队队‘劳教队’。受管制的劳教分子个个黄皮寡瘦，无精打采，队列的后边跟着荷枪的基干民兵。我知道那人群里不乏贫下中农，不乏有识之士，不乏敢说真话敢揭假、敢顶撞瞎指挥的人。心里不停地警告自己：要以他们为鉴呵。
有一天，几个在洛门公社龙泉、百泉‘劳考’的同学老远跑来找我，开门见山地对我说：“听说你条件不错，来打‘游击’来了！”（‘打游击’：即解馋、搓一顿之意。）
这些同学有褚松村，陈德根，杨贤勇。褚是地理系二年级，陈是生物系二年级，杨是中文系三年级。他们都在农村背粪背斗，生活与社员无异，已是穷困潦倒，饥肠辘辘，个个形容枯槁，衣衫褴褛。比起他们，我确实条件不错，既无体力劳动，还得到胞姐接济。二话没说，买来几斤大米、两斤白糖、一只鸡，全掺一起焖了一大锅，（这种烹饪法大约无人有过）大家饱餐一顿。是晚留住我处，炕小又只一条被子，四个靠墙半躺着，被子横盖在腿上，所幸夏夜不冷。大家要我‘坦白交代’恋爱故事，说到大天亮。
不久，工人增加位新丁，是位五十有几、头发花白的老太婆，家住离杜家垅五里的魏家庄。原工人无一五十之龄，且来自本地的同一生产队。她年纪这么大，一双脚比‘三寸金莲’大不了多少，每天跑这么远来上班，收工又跑几里地回家，多麻烦。我心里颇感奇怪，生出些莫名的同情与怜悯来。她一来，不待分配，便主动去推石碾，干这唯一的重活。老妪从不吭声，象围磨盘转的老牛。砸石膏的女社员原本同一生产小队，相互很熟，边干活边扯家常，说些体己话，就像老妪不存在似的。
一天，有位女干部来看望老妪，是她女儿，年约三十，端庄沉稳。在与我交谈中，才知老妪系地主成份。她老伴年过六旬，队里仍派去参加‘引洮’，因累和饿，在工地上吊自杀了，才又将老妪打发这儿，监督劳动。女干部高中毕业，刚解放参加革命，时任县妇联主任职。她言辞谨慎，惟亲情难舍，我能窥到她内心的隐痛。
没多久，我调去东顺化工厂又与柴、张、苗会合，这儿的摊子由马启凯支应（马是中文系二年级。90年代后期听谭蝉雪说，他在大学中文系教授职上退休）。
东顺化工厂直属城关公社党委领导，与杜家垅不同，有工厂味儿，生产出几种货真价实的产品投放市场，办成了几桩事。建成小型水电站，水轮机、发电机安装调试、配电盘、内外线均由我们独立完成，除供厂动力用电还供管理区照明；生产〈东风牌〉肥皂（用太古油－－又名土耳其红油代油脂）；生产农药石硫合剂；塔式硫酸车间（挖的地槽）花两月时间建成投产，生产出的硫酸虽品位不高，却货真价实。当时市场上肥皂脱销，硫酸奇缺，产品供不应求。
工厂距县城十华里，离武山火车站五华里，位于东顺管理区上街子村的渭河南岸，河对岸是洛门公社管辖的百泉。除我们原有四个同学，因人手不够，又调来另一位同学孙和（历史系二年级，上海人氏）。公社给厂里配备一位姓邓的厂长，一位会计，有20名从农村招来的男女青年工人。工人拿工资，每月20元。建厂与生产的一些过程无须赘述，值得一提的是，因工作关系，我和我的同学得以认识杜映华。
杜是我们的顶头上司，当时是武山县委常委、县委书记处书记兼城关公社第一书记。他个头偏矮，皮肤黝黑，五官无甚特色。每次去向他请示汇报工作，他的答复既简短又明确：做任何事要想着农民和农业生产，要有利于农民和农业，从实际出发，不搞瞎、哄、骗。他直率坦诚，作风朴实，平易近人，与当时流行的作派截然不同。以后我逐渐得以深入到他的内心世界，还知道他有一颗滚烫的心，他时刻想着农民疾苦，极富同情心、正义感，诚实的共产党员。他是解放前入党的地下党员，解放前就读于陇西师范，痛恨国民党的腐败，参加和领导学运，不顾生死，投入党的怀抱。解放初他是漳县县委副书记，资历比解放后入党的张十存、张克仁早得多。他为人忠厚，对上不溜拍，对下不欺压，更不会吹，仕途上无长进反走下坡路。他对时下盛行的吹牛风极有看法，对农民生存状况忧心如焚。
此时（1959年8月），饥饿在迅速蔓延，渭河河川一带的杜家垅、百泉、龙泉、下街子与上街子村，原是武山富庶之乡，也已风声鹤唳、情急似火。正在灌浆的包谷地，生产队须派社员手持棍棒日夜值守。即使如此，饥饿无奈的社员总要想方设法解决肚皮问题，河这岸的于夜里涉过河去偷掰对岸的，对岸的也一样；这队偷掰那队的，他们既是守卫者又是偷盗者，‘贼’喊‘捉贼’，夜夜盈野。因‘偷盗’引发斗殴甚至致死人命的事，时有发生，邓家堡的一社员因偷挖土豆将看守者用铁锨砍死即是一例。
‘偷’非偷，‘贼’非贼。这些东西原是他们的劳动果实，本该属他们所有。如今不得不偷自己的东西，主人竟成贼！
二、创办盐井公社综合化肥厂
八月，工作又有变动，和苗庆久一道调盐井公社办厂。
魏宏模原是城关公社第二书记，与县委一把手很‘铁’，同属‘少壮派’，数月前晋升县委常委、盐井公社第一书记。盐井公社的地盘即原漳县几乎全县，大得‘蝎虎’，自然要派一个得力可靠的干部坐镇。魏向县委点名要我俩。
意外的是，在办转迁粮油关系时，我俩不但干部待遇，还特批享受高级知识分子待遇，每月供应一斤清油，定量三十斤全是细粮（当时一般干部每月供应标准：清油四两，口粮二十六斤且百分之六十为杂粮）。对这种破格优待，我并不受宠若惊，心里很反感：我俩算什么‘高级知识分子’，严格说来恐怕一般知识分子都不够格。我意欲拒之，苗一把拉住我，说：恭敬不如从命。我心虚害怕，怕‘好吃难消化’，怕人家以后反咬一口说我们自己吹的牛。魏的用心我俩心中清楚：无非要我们拼命效力，替他争光闯牌子。
公社社址在原漳县县城，公社党委和公社分占着原漳县县委和县政府的办公地。第一书记魏宏模极少与我俩照面打交道，他要掌握全盘。直接给我俩布置任务的，是公社工业部长贾政兴，一个年过40
身材魁梧、四平八稳又没有坏心眼的忠厚人。根据魏的旨意，要我俩筹建个综合化肥厂。厂址选在县城东北离原炼钢基地不过200
米的地方，是座砖瓦厂旧址。四面有围墙，有十亩地大小。围墙里东南两面两排简易平房，西端并排两座旧砖窑。院里种满卷心菜，此时都长得老大一棵。砖瓦厂因何倒闭不得而知，工人都解散回家，惟留下两位元老：一位是工人师傅贾义；一个是原砖厂的会计（姓王，忘记名字了）。
贾老已六旬有余，身材高大，身板硬朗，脸色红润，两目炯炯有神。他是烧窑、炝窑的老把式，在漳县、陇西、珉县闻名遐迩，常有人来请他‘看火’。他的老伴也六十已过，小脚，眉慈目善，福福泰泰模样。老俩口带着小外孙女一起生活，住在围墙外渠畔的两间小土屋里。
姓王的留守会计三十好几，长得尖嘴猴腮，门牙向外翻，舌头大，说话含混不清，偏又多嘴长舌，是个什么都不会的人。他是会计，却不会做账，不会成本核算，还要我来教他。
根据公社的安排指示，从各管理区、生产队选拔招得20名工人，有男有女，个个聪明伶俐，最大的二十挂零，最小的才十六、七，文化程度由高中到小学，参差不齐。年轻工人（社员）给厂里带来勃勃生机，带来欢歌笑语，带来劳动干劲和速度。进度比预期要快，厂子一天一个样。这20名工人全是拿工资的（每月20元？我记不准了），我和苗此时也特批每月拿30元技术津贴，还有贾老（他工资最高，每月是六十多元）和会计的工资。要养活自己和大家，担子全压在我俩身上，没有能赚钱的产品不行。当时硫酸市场销路看好，这儿又有黄铁矿，我们拟先建塔式硫酸车间。贾老负责砌炉，又从甘谷姚家庄购来陶管和储酸罐，只一月功夫，硫酸车间便投产。这期间只遇到一点小麻烦：因买不到电动机，弄来匹小柴油机，苗和我此前都未摆弄过机器，倒腾两、三个小时才把它发动起来。
只20名工人的小厂，公社没派厂长和别的干部，工人把我俩称呼‘技术员’，什么都管。贾部长隔日来看看，从不干预，不指手划脚。这种宽松的环境反而激发出更多的自主性和积极性，我俩稳打稳扎，项目一个个地上，弄成一个再搞第二个。靠围墙南边的一排平房有三间，第二个项目拟建菌肥车间，生产固氮菌、磷细菌、钾细菌三种菌肥。菌肥虽没搞过，手头有套完整资料，一看便会，关键是菌种要可靠，消毒要严密。
老苗和我与贾老一家一块儿吃饭，每月的粮、油、津贴悉数交贾老。大娘做什么我们吃什么，不过问不挑剔。常吃卷心菜下面片，偶尔买得鸡蛋（吃食奇缺、贵得惊人，鸡蛋2元三个；二两不到的饼子一元一个），和着卷心菜做馅，包顿饺子或吃顿烙饼算是改善生活。我俩很满足，比起厂里年轻工人和农民，这已是天堂生活了。老两口待苗和我亲同父母，视如己出，事事关怀操心，八、九岁的女孩‘叔叔、叔叔’不停的喊，甜甜地，使我俩感到如家的温暖与亲情。
厂里年轻工人的生活只初来一个月还算将就，随后便江河日下难以为继。他们虽拿工资并非城镇户口，不享受国家粮油供应，必须每月回生产队打粮。起初听说是每月二十四斤，对年轻人已是半饥半饱，只得到处寻拣包谷棒瓤子用木槌捣碎，再挖厂房的卷心菜煮糊糊帮补。会计发现工人挖卷心菜（连茎根），每每要指桑骂槐一顿，仿佛这菜是他的私有。
一个多月来忙得‘车轱辘’转，没出过厂门。我俩不只技术指导，也是脚踏实地、身体力行的实干家。和泥、挖地基、砌墙……什么活都干，深得工人敬重和喜欢。我们对自己的‘身份’始终牢记，能与他们平起平坐劳动与相处，已是受‘抬举’，自然对他们不摆架子。这伙农村青年直率坦诚，很好相处，他们有话也乐意对我们说，发生在农村的许多严重情况得以听闻。不过，听了这些，我和老苗从不开口表态。
九月底，我出差北京购买菌种。尽管思想上已有太多的迷惑，对现实有太多的‘看不惯’，有愤怒甚至痛恨，却总是告诫自己：生活在偏僻的一隅之地，全国这么大，难免不发生一些怪事情，千万莫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以偏概全’的错误呵。尤其对划我右派不服，更要警惕自己带个人情绪把社会看得一团漆黑，妄下结论。这次机会难得，要多看多听，力求对全局有个正确的判断才是。
我看到的情况很糟。尤其陇西、武山、甘谷直到宝鸡的甘肃地段，站台四处成群结队的饥民，伸着脏黑的手向车上旅客乞食，哀声凄楚。车上也有乞讨者，在甘谷站附近有位40左右的妇女牵着一个骨瘦如柴的男孩，来到我的座位旁，言她母子已两天没进食。我当时正买了几个饼子放在茶几上，全给了她。她拉着儿子‘扑通’跪在我面前，声声‘救命恩人’地唤，我的心针戳一般。
我在太原下车，是假道看望我哥的，我们有整５年没见面。其时我哥由北京化工部调山西化工设计院，临时又在南堰省化工学校兼教制图课。手足情深，相见时的亲热激动自不必叙。哥哥邀我听他的课。课讲得一般，主要是语言不太生动，重点难点强调不够，学生听他的课我担心犯困。我哥又把我介绍给设计院的总工，并邀请我去列席一个拟建的电石厂设计研讨会。总工知道我是兰大化学系的，临末要我谈点意见。我比较富联想，基础知识还算可以，正年轻气盛，乃不知天高地厚说了一通，竟受到总工和与会者的谬赞。
哥哥比我长得高大白净，相貌堂堂，此时二十九岁，已有女友，叫张××，山西师大物理系本科毕业，也是该校老师。我又应邀听了她的课。她的课讲得好，生动活泼，引人入胜。事后才知她是该校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之一。张长得不算太漂亮，却善良热情能干，对我如亲弟。
在太原呆了四天，正值国庆放假期间，住在哥哥女友张家，是个独门独户的小四合院。张的爷爷、父亲和几个叔叔都受过高等教育，在北京、天津工作，有的在大学任教。她现今与母亲和弟妹一起生活，弟妹都念高中。这个家平时少有声音，即使说话也都轻言细语文质彬彬，叫人感到满院书香之气。说来奇怪，张母与我极投缘，特喜欢我。她亲手给我缝了件‘青滚身’，非常合身贴体，一穿上身便再舍不得脱。（这件衣服是我最爱。直到62年春节在武山看守所我送给好友冯淑筠御寒）我陪伴老人看了场晋剧〈下边亭〉，在来去的路上搀扶着她，看戏时依偎在老人怀里，母爱又回到我身上。
只发生一次不太愉快的事。当我把农村见闻向哥哥讲述后，他深感不安。哥哥知我自幼性情刚烈，嫉恶如仇，担心我走极端会出事。他要千方百计说服我，纠正我的看法。
我哥指着太原新盖的一排排高楼大厦质问我：“难道这些不是伟大成就，你为何视而不见？”
我平静地回答：“我眼不瞎耳不聋，自然不会否定这些成就。但是，我相信我见到的比您更全面、更真实、更深刻，我只是没叫成绩蒙住双眼、遮没我的良心。”
哥哥很生气：“这些事你管得了吗，你不去想它不行吗？”
我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哥哥这样要求我未免太自私、不公平。不是管得了管不了的问题，是应该管不应该管的问题，是该不该想的问题。如果人人都采取回避态度，‘匹夫有责’就成空话，这正是当前局面得以发生的原因。……不过，请哥放心，我已不是小孩子，能认识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我不会因为个人的委屈而产生偏见，去干非理性的蠢事。”
我们的辩论只能不了了之，再进行下去，我会拔腿而去。我的倔强脾性他是熟知的。哥哥转环道：“我们兄弟相见太难得，好了，不谈这些令人烦恼的事了。我的任务是叫你吃好、玩好、休息好。”
他哪里知道我此时的心情：我脑中常幻出‘鬼门关’前排队的人群，怎能‘玩好、休息好’呢。
到北京后，吸取与胞兄发生龃龉不快的教训，只字不提下面情况。我与胞姐分别在53年，那时我还是孩提，如今是风华正茂的青年了。彼此相见欣喜若狂，姐姐搂着我亲了又亲。
这是我首次来京。姐姐带我四处游览一番。高楼大厦，鳞次栉比；车水马龙，目不暇接。此时的北京刚庆祝罢十年大庆，尚沉浸在浓浓的余庆之中。果然，人民大会堂等十大建筑，座座气势恢宏，堂皇富丽，巍峨壮观。只是，人的心境不同，观感也就迥异。看在眼里，想在心里：这些建筑的豪华气派与农民啼饥号寒的景象该有多大的反差啊！民以食为天，国以民为本。这些建筑是供人观瞻、供人享用的，理应人先物后，物为人用。为何不先解决人的温饱生存而后再盖它们呢？难道脸面比起农民的死活更重要、更值得优先吗？我疑惑惶恐。即使北京，即使在天安门广场，在刻意镂雕的繁荣背后，虽是不断收容、遣送与驱赶，还是能发见饥寒交迫的身影。
而给我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北京的公安保卫确实搞得结实如磐。我刚从中科院红旗菌种厂买到菌种回姐姐家，派出所的人随脚跟来‘拜访’，仔细到把小木盒里的菌种也探查一番。
归程中，我在天津、正定、保定、石家庄、邯郸、郑州、西安都有意稍事停留。车站是观察认识社会的窗口，虽是走马观花，却无罔无欺：到处是逃荒的饥民，到处是投亲靠友的落难亡命人。总的印象是，以甘肃、河南的情况最严重，河北、陕西次之，似乎山西问题不很大。原猜测瞎胡闹的仅甘肃一家，张仲良弄了个‘黄袍加身’（庐山会议后的八届八中，晋升为末位中央候补委员），谁知全国皆然。
但凡哪个省牛皮吹得越大、声音越响，官们的顶儿便越红；老百姓的日子也越难熬。
回到厂里将所见所闻对老苗细叙，彼此感叹唏嘘。
老苗告诉我，魏又有新任务下达：从漳县城到三岔镇要搞无轨电车。我听了几乎惊骇得闭了气。
苗以前工作过，颇有社会阅历，善周旋应付，沉得住气。对我说：“你全力以赴尽快把菌肥搞出来，无轨电车的事我来想办法对付。”
有了可靠菌种，只要把牢消毒、接种这一关，菌肥生产我是成竹在胸的。只在配置菌种培养基时遇到大麻烦：此时工人的生活极恶劣，有的从生产队一月打不来粮，饿得迈不动步。培养基用土豆熬汁（还有琼脂），工人见到土豆如同见到救命的神丹，熬汁的土豆尚未入锅，在洗与切的过程中，一半以上早进了他们的口腹。我眼睁睁看着他们将一片片、一块块生土豆丢进口中，无法指责他们，我开不了口。
菌肥是在十一月上旬生产成功的。无论菌种的扩大繁殖还是二级菌种的培养全与书本所叙形态一致。
三、万户萧疏鬼唱歌
时令进入十一月，天气冷了，此时的政治气候更冷：寒彻骨髓。
庐山会议将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打成‘反党集团’，彭老总成了罪魁祸首，一撸到底，中国进入绝对‘一言堂’时代。毛泽东就是党，党即是毛泽东；只要与毛意见相左，不管是谁，就是‘反党’。中央如此，上行下效，各级各层各单位各部门的‘一把手’也就成‘小一言堂’。谁都看‘一把手’脸色行事，都变‘聪明’了。狠抓阶级斗争（以反右倾为形式）和‘一言堂’是双刃剑，使农民原本危艰的日子更为凶险了。
这时，盐井公社调集脱产干部开展收缴粮食的大规模行动。‘高产再高产’，可公购粮任务没能完成，农民反而大喊肚子饿，诚属咄咄怪事！粮食跑到哪里去了？社员偷了，藏了，这还了得！床上的枕头撕开；火炕刨开；堂前、屋后、鸡厩、猪圈，挖地三尺！枕头里不知何年何月、哪辈人装进的谷糠麦衣撒得满炕满屋，一片狼籍，粮食没寻到一颗。没有哭喊，没有抗争，个个木呆呆地面对。这就是盐井地区的农民啊。
其实，对农家的情况官们再清楚不过，还要煞有介事演戏，故意把农民糟践一通。
过去的强盗土匪偷偷摸摸行事，抢掠对象是社会强势群体财主；如今却是社会强势群体－－执法的国家官员明伙执仗抢掠百姓，而且，而且是百姓中最无奈、最可怜、最善良、最苦最穷的农民，他们已经到了山穷水尽、濒临死亡的绝境！
正值其时，中共武山县委在新寺公社召开粮食现场会，与会的是各公社书记、主任。据说新寺公社不但超额完成国家公购粮任务，除留足社员口粮、种子、饲料外，还有堆积如山的余粮。新寺公社的头头好不风光！事后传出真相：除表面几麻袋粮食外，如山的麻袋里全装的麦草。参加会议者个个心中亮堂，无一人敢戳西洋镜。
有个晚上县城放映露天电影，我有整两年没看电影了，心旌摇动，也去观看。放电影的地点在漳县中学（武山三中）校门对过的街口。小小银幕挂在矮屋檐下，朔风吹得幕布晃晃闪闪。天寒人饥，来看电影的人稀稀拉拉只数十个。片名：《猪，浑身是宝》，系甘肃电影厂摄制（当时每省都有个制片厂）。
在老苗和我来盐井公社前，魏宏模刚调升这儿的‘一把手’不多时，就已一鸣惊人了。他把各管理区、生产队的猪全集中一块，谎报实现‘一亩地一头猪，以地养猪，以猪养地’的良性循环，极大地促进了农业大发展。魏受到县、地、省的褒扬，红起来了。省上派来制片厂编导实地摄制这一短片。片子拍完，猪也死光，当地人知道底细。表面上这是部‘科教片’，骨子里是为魏树碑立传。令始作编者尴尬的是，片名出来刚露几个镜头，观众全走光了，放映者只好早早收场。
这时，我右脚跟长了个‘鸡眼’，隐隐作痛，越长越大，越来越严重，那还是‘一把手’催我夜行百里山路留下的后遗症。如今脚不能挨地，成了瘸子，到了非治不可时候。去公社医院求治，说要动手术，却无麻药。在我再三请求下，医师终于同意实施不麻醉手术。手术虽小，震动不小。听说不用麻药剜‘鸡眼’，住院的、门诊的病人都来围观，有些护士、医生也来看。毕竟剔骨剜肉，疼痛非常，豆大的汗珠从头上滚下来，医师问：“能坚持吗？”我硬着头皮大声道：“没问题”，还故意扭头看手术操作。哪知，一见锃亮闪烁的手术刀，心里发怵起来，这才觉自己并非真猛士，不敢正视‘淋漓的鲜血’，但也得了些林祥谦被军阀刀割凌迟的痛苦感受。
我必须有这种承受准备，精神准备对我是完全必要的。
手术完，见‘鸡眼’拇指大小一坨，空洞里塞满药棉纱布。待厂里派担架来接我时，我已一瘸一拐到了厂门口。
这时，厂里二十名年轻农民工已撑不下去了。回队打粮的人空手而回。公共食堂多已关门，最好的生产队也只一天供应两马勺菜糊糊，稀得照见人影。农民工饿得东倒西歪，不少人下肢浮肿。场外四周田野、公路两旁、漳河两岸，槐树、榆树、柳树乃至白杨树的树皮被剥得光怪陆离，象不穿衣服的裸体人。
到处在饿死人！1959年十一月，有的村子饿死的人无人埋，没有人挖得动墓穴、抬得动尸体，只好动员中学生埋死人。埋一个死人可得四两粮（合125克）补贴（中学生人数少得可怜，多为干部子女，也饿得够呛，故而乐此不疲）。最先饿死的被认为是‘有福’之人，可埋到村外坟地，能得到薄板棺木；后死的用一床破席卷起扔到村里刨的浅坑里；再后来，无人问津，尸体停在炕上任其腐烂，屋门洞开。通渭、甘谷等地有的村子十室九空，狼群大白天在村里大摇大摆啖撕死尸和将死的人！
“千村薜苈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正是当时农村的真实写照。
面对浩劫，无依无靠的农民想些什么呢？唯一能做的，安排家庭成员谁应保谁，安排谁先死谁后死的次序，而后从容以待。为了传宗接代续‘香火’，女保男，长保幼，先死奶奶后死爷，继之死母死父，要千方百计保住新生代，尤其男娃。这些是几千年封建传统使然。
这就是中国农民。何等善良！何等理性！何等软弱、可怜与可悲！旧社会，发生于民国二十八年至三十一年（1939至1942年）前后河南南部的大饥荒我经历的，因记事颇早，依稀有忆。－－老天作孽，连年干旱无雨，庄稼颗粒无收，死亡笼罩着这片大地。北向店镇白天依旧熙熙攘攘，人山人海，各种商品和吃食琳琅满目，应有尽有。镇上有许许多多饥民、乞丐，他们用棉絮裹头，遇到手拿吃食的人，不论大人、小孩，冷不防一把夺来，边跑边回头望，迅速塞进嘴里。遇到凶汉赶来，劈头盖脸毒打一顿；心善的，自认晦气。一到夜晚，家家早早关门闭户，街上到处是哀鸣乞讨之声，求爷爷告奶奶呼爹叫娘，通夜不绝。第二天早上开得门来，街上总有一、二倒毙的饿殍。
我家不远处是家米行，从南阳不断有成群骡马贩运粮食的商人来住，遂成饥民众矢之的。这家米行颇大，铺面上的二楼住着主人和客人。后面是个大院，两边厢是马厩，院后有坚固的后门。每到夜深，镇外‘唉啊’之声由远及近，由小到大。镇两头有门楼，上置土炮及枪铳，直到能听到饥民的脚步声，土炮和枪铳齐响，至饥民远遁，了无声息。（我想，他们并未对饥民瞄射，从未听说有射杀之人）但时过不久，‘唉啊’之声又起，每夜凡数次。终于在一个夜里，饥民不再为枪炮所惧，抬着大木头将米行后门撞开，米行被洗劫一空。
早上，小镇上的人拥到米行门口去探询，母亲抱着我也去了。只见店堂一堆稻草，草里躺着浑身是血的两个死人。
1941年左右发生河南南部是数十年不遇的天灾，天命难违；眼前是自作孽的人祸！天灾可逃可躲（我家和许多光山、罗山人逃荒江西，得以活命）；面前的人祸，天下一统，无处避藏，无处讨要。那时北向店镇百货俱有，此时漳县城有钱买不到东西；那时饥民公开抢粮致死人命，官府尚知情急可恕；此时无人敢有非份之想，谁抢公粮国库必遭杀身之祸。那时，富家多少有施舍，官府多少发赈济；此时为官者个个装聋作哑，见死不救，更掘地三尺，趁火打劫、为虎作伥……。
中国历朝历代大概都有饿死人的情况发生，根据可查考的史料记载，规模不过几州几县，人口不过数十万、百万。时下竟遍及全国，挨饿的有数亿人口，饿殍盈野！
我是血性青年，何止‘独沧然而涕下’，而是肝肠寸断！
自从知道庐山会议揪出彭德怀‘反党集团’后，我已心灰意冷，对毛为首的党不再抱幻想，将偷偷写的《给党中央的上书》愤怒地撕成粉末（连苗庆久也不知）。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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