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向承鉴
第三章 疯狂岁月（三）
七、‘命令’原是恶作剧
辗转反侧，刚入梦境，董明儒跑来敲门，对我说：“看来，需用我们办的事不多。我家在贵清，离城40里，有好长时间没回家了，想回去看看。多则三日，少则两天，请你给个方便。”我当即答应了他，由我一人在此应付。
董也是小学教员出身，调农科所工作后，曾去某农校接受过短期培训。他不再象找我报到时那样兴高采烈，看出‘化验队’原是‘聋子耳朵’可有可无。
除了隔日一次上矿取样做铁元素定性化验，在这一日千里的日子里，我竟掉到空隙里，成了无事可做、无人问津的大闲人。我不愿浪费时光，乐得读随身带的书。
一大早到漳河边离炼铁基地约500公尺上游处，做早操，呼吸新鲜空气（空气清新得很咯！），然后朗读外语。当我完成功课正打算返回住所时，不意发现在我不远处，有个人佝偻着身子，勾头在地上寻寻觅觅。直到走近前去才发现是位头发花白、年过六旬的老人，光着头，两眉和上髭被呼出的热气染成白霜，鼻头和脸颊冻得彤红，上身穿件露絮的破袄，袄上披一条破麻袋，腰上系根草绳，下身只穿条破单裤，脚上穿的生牛皮窝窝（它算不上鞋，我不知该叫什么，只好用‘窝窝’以代），‘窝窝’里垫的麦草，有的麦草秆直伸到他的裤脚处。老人瑟瑟发抖，不停地搓手顿足，脊背上的空背斗摇来晃去。显然，他的手、脚乃至全身都快冻僵了。我弯身勾头贴到他面前，问：“老大爷，你在找什么呢？我能帮您吗？”他这才发现我，略略直起身子，颤颤地道：“这天气真冷呵！衣服太单，肚里又空，不瞒你说，真有些熬不住了，想在这土豆地里寻点填肚皮的东西。”我突然发现这位额上、脸上全是沟壑的老者，有双特慈祥、清纯的眼晴，就象漳河的水！他的年龄比我的父亲还年长，我的心一下子紧缩了，一股热流在胸中涌动！没想到老人眼下竟如此恓惶。没有半点犹豫，对老人道：“大爷，请您在此等我，不要走远了，我一会儿就回来。”我一路小跑从住处拿来一套绿色绒衣裤，一双毛袜和从灶上打来的两个热馒头，塞到他怀里。一句话没说，扭头回来。我不忍心再看老人的模样，更不忍听他说感激的话。
那套绒衣是姐姐从北京寄我的，尚未沾身。御寒的衣物在离校前冯君等为我张罗的绰绰有余。调来参加会战时，头头曾提出给我们每人缝制一件大衣，被我们婉拒了。现在想来还是该接受的，将它披在老人身上该多好！我感到很抱歉，没能给老人一双鞋。原有一双布鞋、一双球鞋，早穿破扔了，现只有两双半新皮鞋轮换着穿。
并非事后诸葛亮，在食堂化开始的那天，我心里就嘀咕：好是好，只怕长不了。穷吃滥喝，都怕自己吃少了，吃亏，吃饭成竞赛一般，一天至少吃掉平时两三天的粮。原以为能支撑一年半载，谁知只三个月便走到末路穷途上。
老董在家只待了两天。他捎来一大挎包果子，郑重其事对我说：“都是给你的。”这果子原来是小梨，个小，黄澄澄的，味道不错。我很感谢他的好意。初与他相处时，我特别小心谨慎，多一句话不说，戒备提防。经过57年的教训，我一直疑他是上边派来监督改造我的，与他保持距离。日子一长，才知他性格沉稳，话少，眼里有活，手勤脚勤，凡较笨重的体力活，抢着干，不让我插手，对我甚关怀体贴。只是他干细活，虽也认真，有些毛手毛脚。有次滴定化验时，把滴定管碰成两截。他紧张得了不得，我没有责怪反而安慰他。从此视我为知己，交谈多起来。他颇有头脑，也不乏正义感。有一次，他试探着问我：“这种搞法真的能炼出铁来吗？”我没有正面答复他。他自言自语：“即使矿石里含有再多的铁，矿石如果不熔化，铁如何出来？如今只把矿石烤烤，离熔化远着哩。”他的话切中要害。我向他浅显地解释了由铁矿石变铁的主要机理和化学反应，他顶认真地听着。好像听懂一些，颇为激动道：“这里没有焦碳，用的是沫子煤、草炭，有好多地方用的柴草和砍伐的树木烧，莫说1000
多度，恐怕两、三百度也不到。用手摸摸土炉的外壳分明凉凉的，1000
多度连砖也会熔化，所以要用耐火砖砌炉子。眼睁睁瞎胡闹，怎么就没人出来说句话呢？”我平静地问：“谁敢向群众运动头上泼冷水？谁敢反对毛主席‘以钢为纲、大炼钢铁’的指示？现在还有这样的傻瓜？”
我们不仅是大炼钢铁的见证人，还是参加者。老董比我耳朵灵，比我知道的情况多得多，向我敞开心扉谈了许许多多此前我闻所未闻的情况，令我茅塞顿开。
食堂化以后，农家的铁锅、锅铲派不上用场，为完成炼铁指标，干部挨家挨户强行将农民的铁锅摔成碎片，将农家箱柜上的锁头、锁扣以及门上的门扣拔拆，有多少老妇哭哭啼啼的哀求！有多少农民拉拉扯扯的抗争！一切全不中用。
为解决炼铁燃料缺乏，无数树木遭砍伐。山坡、河川、道路两旁，树桩比比皆是，广袤大地犹如长满疔疮，满目疮痍！（大炼钢铁对森林资源、植被的破坏，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也是后来频发自然灾害的直接原因。现在有森林和草原保护法，未经批准，砍伐林木、破坏植被要判刑。不知这笔历史账如何清算，罪归何人？）
更为耸人听闻的，有的地方竟以山坳为炉，将无数砍倒的树木铺垫其下，上置矿石，燃至盈月，矿石最后只留得一些烟熏火燎痕迹（他告诉我，在甘肃陇南某县）。
我无话可说。
在第三战区钢铁任务即将‘告捷’的时候（不知这任务是用何法度量计算的），指挥部来人通知我：县委一把手来电话，要你亲自去接。我十分惊恐，在这样特定时空下，对于一个特定的‘人’，随时可能大祸临头。我战战兢兢急忙跑过去，电话里传来颇熟悉的声音，是个很简短的命令：“你今晚赶回县委，具体任务等你回来再告诉你。”
军令如山，焉敢半点怠慢！立即到厨房打了四个馒头，将几件衣服几本书塞进挎包，急匆匆上路。老董一直送我爬上医院背后的大山顶才回。背上已是汗水涔涔，气喘吁吁，随后是下坡、上坡，高高低低，在河沟与山梁上行进，全是羊肠小道，沟沟坎坎。我穿的皮鞋，很难走。约莫走了两小时，来到三岔口，不知该走哪条道，只得拐到临近村庄问路。村庄里全是老翁、老妪或稚童，皆答以摇头。所有醒事的人全去练铁了，真急煞人！无法可想，只能猜着走，错了折回重走，直到翻过一道山梁，有个〈绿林饭店〉的歇处，这儿已是陇西地界，一打听才只走了30里。此时，残阳坠落，暮色降临，吃了两个馒头喝了水，立即赶路。
〈绿林饭店〉到东铺没有岔路，只山岭上一条羊肠小道，两旁是深沟。山上多是半人高的枯草、棘蓬，有些灌木丛，间有乔木一、二。听饭店老板说，这荒山有狼，近来有伤人悲剧发生。我加快步伐，一路小跑。天完全黑下来，四周一片模糊，有淡淡的月色，照出眼前一条白道道，一阵暗，一阵黑，无法分辨哪里是坑、是坎，几次绊倒地上，顾不得疼痛，爬起来又跑。最不争气的是鞋，皮鞋后跟错位，钉子扎进脚后跟，剧疼。用手一摸，粘糊糊的，只得狠狠地将鞋后跟拔掉。山风阵阵吹来，风吹草动，似有饿狼扑出，浑身不住冒冷汗……，跌跌撞撞，磕磕碰碰，周身伤痕，大约半夜时分，终于看见东铺的闪烁灯光。由山嘴下得山来，是条东铺到陇西县城的汽车路，离东铺火车站约有四、五华里光景。谁料一到公路上，原先象只充足气的皮球，此时气全跑了，蔫了，瘫了！全身疼痛一齐发作，身体竟成无筋无骨的一团烂肉，一头栽到公路上。我又饥又渴，公路上不时有汽车呼啸而过，一道道白光照到身上，扬起的沙土溅到脸上。躺了一阵，试探着站起来，一阵剧痛使我扑倒在地。掏出一个馒头就着果子吃了，方觉好些。‘今天’就要过去，如来拂已在念‘紧箍咒’，头颅在发紧发麻。我的两条腿似铝坨般沉，脚痛的不能沾地。我必须拿出全部意志力，数着路边的电线杆，不走完（分明是爬！）两个杆坚决不停歇！五华里的平坦大道，我走完它足足花了三个多小时！终于乘上凌晨三点多东去的列车。在列车上，好不容易才脱掉皮鞋、褪了袜子，这才发现两脚全是血泡，右脚被钉子戳了个大洞，血仍在殷殷地流，两脚都已发炎，肿得象两只棒槌，身上的衣裤多处被扯破撕烂。
我记不得是爬还是走进县委大门的，那已是第二天八、九点钟。第一把手见了我，惊讶道：“这是怎么回事！咋弄成这等模样了？”我有气无力，断断续续向他汇报了经过。他听完汇报，用严肃的口吻道：“唉，很好嘛，你经受住了一次考验。看来，你执行党委的指示是认真、坚决的。叫你回来是商讨筹建县科学院的事，你先看病上药，洗澡、理发，好好休息两天，我们再开会讨论。”
好一个‘考验’，说得多轻巧！他一句话叫我脱了一层皮，几乎要了我的命。我实在太幼稚，易上当受骗又胆小如鼠，‘整社大辩论’吓破了胆，我已是无‘胆’之人，活该受这份洋罪。
想活下去，‘胆’丢不得，务必捡回来。
八、‘地质矿产普查队’
筹建县科院，这是真的吗？我们几个想都不敢想，但却是真真确确的。在讨论实施方案时，我们被应邀列席。与会者在发言中个个雄心壮志，豪气冲天，尤其‘二张’趾高气昂，忘乎所以。惟我们不吭声，有了一些阅历，大致能揣摩他们的心思，无非想别人不敢想，‘发明新点子’，又要一鸣惊人了。他们时刻想着如何才能把头上的顶戴染得更红，官阶不断晋升。他们每红一次，老百姓的脸上就晦暗一次；他们每上一个台阶，老百姓的日子就下一个台阶。
柴和我被分配指定给县科院中心化验室造计划、估算经费。这任务不算困难，搬出大学教科书，开列出仪器、试剂的名称、数量、规格，只用三天时间，一份长达数十页的计划便交了卷。
出乎我意外的是，交卷后没两日，又接到新指令：要我尽快回漳县对该地区的地质矿产资源进行普查，助手兼向导仍是董明儒。
天呐！在他们心目中，我居然成了无所不能、无所不会的“万能博士”。我勉强读完大二（有两三门功课未及考试就被赶下农村），学识贫乏、可怜到不能再可怜的程度。俗话说：隔行如隔山，对地质矿产一无所知。哭也无泪，一个带罪的‘劳考右派’，敢不接受党委的命令？
跑完武山一中图书馆，用了整一天时间，一无所获。第二天上午在县新华书店竟得到《地质学》与《矿产普查》两本书，如获至宝，欣喜不已。
大炼钢铁结束了，我们也变了旗帜：武山县地质矿产资源普查队。我和董明儒先到离城三、四里的盐井。据说这里熬的盐特香，远近闻名。我们仔细观看了熬盐的全过程，取了样品。又到三叉镇，听说离镇不远有座山出冰晶石矿（六氟铝酸钠或钡盐），需取样化验。
从山上下来，一到住处，我忙不迭翻书，对照样品观察。老董劝我歇着。我对他苦笑：“从百分之百的外行变内行，有几万里路要走，我恨不能成杨戬用三只眼读书，我们指靠这两本书活命了。”
59年二月春寒料峭，北风凛冽，乡间行人绝迹，正是农民休养生息的日子。我和老董坐着老牛破车去贵清、石川。路，甭说多难走，在崎岖的山间小道上，一摇三晃，老牛颈上的铃铛不停的响，有时把我从牛车上几乎摇下来。太颠了，我时时下来步行，直到天将黑才到贵清镇。
贵清镇位于石川、草滩、漳县的交通路口，有百十户人家，三岔路口即是贵清镇的十字街心，正中有棵硕大的老树，枝繁叶茂，像把擎天巨伞。此时正值黄昏，鸟儿归巢，树上及四周有无数鸟雀、乌鸦在盘旋、咕噪，将天空遮蔽。我从未见过如此庞大壮观的鸦阵，脑中跳出马致远的《秋思》来：“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这词妙不可言，好象专为我写：老树昏鸦，古道西风，瘦马夕阳，真的惹出我这沦落天涯的断肠人无限思乡情结。我该给父亲写信致一声问侯；还有××姑娘，也该给她一些讯息。
贵清管理区在离街不远的公路边，有个大院，公路对面是个麦场，周围有土墙围着。接待我俩的是位大我四、五岁的年轻媳妇，颇有姿色。她看了介绍信，满面春风道：“我是妇女主任，欢迎你们光临。我们书记和主任都到县上开‘四干’会去了，管理区暂由我负责。你们有何要求尽管提出，一定尽力效劳。”老董把她叫到一边，从他的表情猜出，他在介绍我的情况、吹嘘我。董的家就在小镇附近，晚上他要回家去住。
董一走，在女主任面前我的形象似乎高大起来。她派人为我烧洗澡水、烧炕，安排伙房为我备饭，俨然敬神一般（乃真‘瘟神’也），安排我住在办公室的里间。电话、办公桌、文件柜在外间。又从别处抱来干净、鲜艳的被褥枕头（估计从新婚家庭借来）。忙得七七八八，叫我很过意不去。晚饭是白面片外加一碗红烧羊肉。她告诉我她已用过饭，却并不离开桌面，在一旁看着我吃，帮我调酱油、醋和辣子。见我斯文，又给我夹菜。伙房师傅事先若不知情况，定会拿我当成她的亲弟弟哩。她对我说，象你这样的稀客，过去我们是摆席招待的。如今不瞒你说，我们管理区家底空了，很困难，细米白面和肉类都快告罄，只剩得一点点，留着专门接待上边来的领导。不是舍不得，委实再拿不出别的东西，招待不周，请多包涵。
一碗羊肉，他和厨师没沾牙，已经尽心尽力了，而我原本‘受之有愧’的（他要知道我是右派，还如是对我吗）。断黑后，天气异常阴沉，风吹到院里卷进片片落叶，不甚冷。洗过澡，无事可干，早早躺下看书。一床大红缎被，两只耍欢的大凤凰，非常絢丽；枕头是绣花的，做工很精细；蓝格单人床单也是新的。只火炕烧得太热，我有些承受不了。
九点光景，正在读《地质学》，电话铃响了。女主任急急跑来，我能隐隐听到外间电话中的对话。
套间门没有锁头，灯亮着。女主人估计我没睡，径直进来坐在炕沿上，对我说：“事不凑巧，今晚上很可能要打搅你休息。刚才书记来电话，县上‘四干’会结束，干部要连夜赶回来，大约凌晨两点路过我们管理区。与会干部要看看我们区广大社员的劳动干劲和革命热情。为此，书记要求在各山头、路口布置社员挑灯夜战，还要山歌处处唱和。要我紧急动员，作为一项政治任务完成。凡行动迟缓者以‘白旗’对待，决不姑息。”其实电话内容我已知八九不离十，不知她为何要如此详细地告知我，只得诺诺应付。
她在外间不停地摇电话，银铃般嗓音又尖又脆（当时我想，她若能接受正规教育，说不定能成为出色的女高音歌唱家呢），对下属用命令的口气，有时竟是吼叫，逐一给各生产大队通话，要各大队立即通知生产队的主要领导，于十一时准时到管理区大院开会，凡不按时到会者，后果自负。威严得很，不容置辩。
看了一阵书。火炕虽烫，仍昏昏而睡。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忽地被一声喊声惊醒。院子里有‘噗噗嗵嗵’的响声，我知道那是在做什么，好奇心驱使我披衣下床，想看个究竟。刚打开门，风裹雪花掀门而入，我连忙退回里间，系好衣扣又加条围巾，才踱出门外。
从饭厅牵出两个大灯泡，明晃晃朝院子照着。天空正飘着鹅毛大雪，在一群人的头顶漫舞飞扬，风在四处怒吼。这群人有二、三十个，围成不规则的圆圈，每人头上都冒着热气。圈中站着两个人，看不清面孔，耷拉着头。女主任正发雷霆之怒：“为什么姗姗迟来？电话里通知十一点准时开会，你俩偏十一点半才到，是不是对党不满，故意消极对抗？说！”其他人一齐喝道：“说！老实交待！”那两个嗫嗫嚅嚅，其中一个道：“我路远，要翻两座山头。”女主任尖声道：“嘿，你倒有理啦，路远不晓得笨鸟先飞一步，不晓得路上跑快点！行动军事化你不懂？你是有意捣乱，有心给我们管理区脸上摸黑！大家看怎么办？”群起呐喊：“斗他！拔他白旗！”四周的人动起手来，将‘白旗’猛力推向东，未待他站稳，东边的人又将他推向西，东南西北，前仰后合，摇晃趔趄，推搡中还夹些暗算拳脚，不几个回合，像装满粮食的口袋，“咚”的一声沉重倒地。另一位还算幸运没吃拳脚，只被人‘呸！呸！’吐了一脸痰唾。
‘白旗’拔掉，红旗竖起。女主任命令：“现在大家立即回去布置，午夜一点各山头、路口必须灯火通明！社员一齐出动，唱山歌，各队竞赛，比干劲，比歌声亮，要评比。名次在前的受表扬奖励；最后的，要拔队长的白旗！散会。”
若不是亲见，我不会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是真的。我对女主任的第一印象是热情、大方、好客；如今又有第二印象：凶狠、泼辣。人皆有两副面孔：对上边（她肯定误以为我是上边派来的人），阿谀奉承，讨好卖乖；对下边，专横霸道，凌辱欺压。这个小媳妇竟有如此之权威，何其了得！我知道她的能力不足以使她拥有这权威，而是有种更巨大的力量在背后支撑着她。我怔怔地发呆胡想。
会散人走雪未停，下得更大了。透过灯光，满院重重雾气，渗入心头的却是层层邪气。远望苍穹，天地一色，黑洞洞混沌一片。雪花打着旋儿，飘落在热辣辣的脸上，感觉清凉舒服；也飘进我心里，使我翻滚激荡的心潮逐渐得以冷却、平静。
我已了无睡意，继续读我的书。
不久便有歌声送进耳鼓，我看表，尚不到一点。争先恐后，刚才拔白旗的会起到了作用。山歌声由少而多、由弱缓而逐渐嘹亮起来，处处和应着。我踱出大院，站在大门口的公路上，远近四处有火光闪烁，虽看不到社员的‘干劲’（我猜不透他们在干何种劳动），却能从此起彼伏的歌声中，‘悟到’这干劲了。歌声高亢、雄浑，并不悦耳动听，在空旷的沉沉夜空回荡，一遍遍，重复而单调。
我看书，一直等到凌晨三点。一则我想看看这‘钦差’队伍，一定是浩荡气派无疑，不然何以脚步震得贵清地动山摇呢。二则，这队伍倘来，可能会到这办公室来，免不了与我碰面还得寒喧几句，若在睡大觉，似有不恭。谁知直等到四点，没见到他们的影子，很觉扫兴。社员唱了几小时，嗓子哑了，气力没了，声音没有开初模样，有哀鸣的味儿。是的，在浩渺无垠的苍穹里，他们的声音实在太微不足道，如小草的泣诉。
一觉醒来，已是九点多。老董早来了，在外间等着，没叫醒我。院里一层颇厚的积雪，伙房只大师傅在恭候我，不见女主任的人影。她忙了整个通宵，委实不容易，也该歇歇了。
听伙房师傅说，因大雪封路，开会的干部压根没挪窝，白等了。一出几千人大戏，无一观众，自唱个通宵达旦。
出得管理区大门，白雪皑皑，一片银色世界。大路上的积雪比院里厚多了。举步不远，忽一幅画映入眼帘：路边生产队的麦场里，满地堆撒着包谷棒和金黄的包谷粒，还有斜七竖八的小凳、马扎、簸箕、脸盆，全浸泡在雪中，一片狼籍。我能想象：一听说‘钦差’不来，浑身冻麻木的社员，一窝蜂似的奔逃回家，寒冷迫使他们无心顾及家什。这是多么紧迫的情景呵。
我和老董并排走在松软的雪路上，皮鞋踏进雪里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身后各留下一串长长的鞋印。路上不见一个行人，天上无一只飞鸟，正是柳宗元《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的情景。我俩无有交谈，默默地走着，走着，我的心，从不曾如此沉重过。
中学读杜甫〈石壕吏〉还能背诵：“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过去的吏，现在看来都是些蠢货，愚不可及。捉一个人当兵，要夜里亲自跑到农家动手动脚，太难为他了。如今，数九寒天，天寒地冻，深更半夜，大雪纷飞，北风呼啸，无数男女从热被窝中‘动员’起来，不费吹灰力气，比过去精明能干多了，时代委实‘进步’了……。不光人作弄人，偏又下雪，老天爷也作弄人，一夜寒冻不知有多少老人妇孺卧病不起……。
上午十点多，贵清镇家家关门闭户。折腾了一夜，人们都在酣睡中。我感觉此时此刻，我的可悲的民族都沉在睡乡里。
走在去石川的路上，直到太阳出来，阳光照在雪上，反射出万道金光，才使我摆脱昏昏然的梦境。
石川离贵清镇不过20华里，一条可行汽车的大路，很快到了。
石川是个风景秀丽的‘南国之乡’，如同故乡武宁，我象醉了一般。这儿的山是南国的山，山山葳葳葱葱，云蒸霞蔚，遮天蔽日；这儿的水是南国的水，山间流出的清泉，潺潺叮咚，悦耳如琴，散发出醇酒的芬芳，你会身不由己去捧饮。山上山下，安详静谧，连林间小鸟也不畏人，叽啾之声听来犹如‘欢迎、欢迎’，我倍感亲切，心旷神怡。不曾梦到大西北竟有如此仙境宝地，一改我对大西北‘穷山恶水’的印象。我象个顽童，攀上山峰，披氤氲霓裳，受清风沐浴，看松鼠跳跃，听小鸟啼啭；我跑到山底，观游鱼嘬戏，小溪潺潺地在向我倾诉，我仿佛回到了童少年无忧时代……。
贵清和石川，山好水好，农民勤劳，理当过舒心日子。然而我知道他们的日子过得很挠心。
九、住病房的日子
三月底，我突患眼疾，不得不终止任务。我的眼疾还是在大炼钢铁搞试验炉时种的祸根。由于没有防护镜，在窥视炉内状况时被炉渣灼伤角膜。当时并不觉很严重，没有吭声。如今发作起来，肿如核桃，不得不治。先后到县医院、洛门矿泉疗养院诊疗，病情不见好转，四月初返回兰大，住进学校病号室。
病号室设在文科楼前的一排平房里，原是建筑工人的临时住所，极其简陋。好在每个病号单住一间，倒也清静方便。离校近一年，不通讯息，现在好友相见，分外欣喜，彼此将别后的经历娓娓诉说。我讲了自己的经见和故事，大家听了如同听《天方夜谭》一般，既觉新鲜又不可思议。
只在这时我才知道，在校师生遵张仲良之命，理科各系悉数到陇南天水武柴乡太碌（位于葡萄园站与建河站之间）去参加大炼钢铁会战（文科各系去引洮工地），连年过五旬的左宗杞先生也莫能例外。这位全国分析化学权威，远没有我幸运，与所有师生一样，只能风餐露宿在天寒地冻的荒野，干着爬山涉水背矿石的重体力劳动。冯淑筠君告诉我，矿石在山上，原本无路，左先生高度近视，戴副眼镜，身薄力单，莫说背矿，上山下山空手也难应付。山下是条河，他看不过意，担着风险背左先生涉水过河。吕佩璜年轻，不堪忍受这苦，宁不要学籍，跑了（吕绥生送他）。小伙子尚且不堪其苦，左先生难奈程度可想而知。
左先生是我最崇敬的学者之一。兰大新化学楼是她按照当时世界一流水准亲自主持设计和亲自监督施工的。有一次，她凿开已浇铸水泥的地板发现钢筋使用规格不符设计要求，执意要施工方返工。大楼竣工验收又因质量未达设计标准她断然拒绝签字，为此迁怒校方某些权势者。左先生的品性、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和科学精神，一斑见全豹。
反右期间，她受尽羞辱折磨。记得化学楼系办公室外墙走廊上贴着一张针对左先生的大字报，是一位‘医生’给左先生‘治病’的‘处方’。其中写道：心脏在胸右侧 先天性畸形 病因 思想反动、反党夺权 处方 换心换骨。医师×××。这位‘医师’我认得的，是化学系助教，年约30，人长得很一般，嘴唇厚，特爱打扮，终日抹着口红（当时抹口红极少见，故而印象至深）。当人们再编造不出谎言时，有人还要言之无物把别人作践一番，这是人性的一大悲哀。
大炼钢铁之时，陈时伟教授早遣夹边沟劳教，夫妻天各一方；女儿高考居全省之冠，却被大学拒之门外，左先生孑然一身，心中愁苦与悲哀非常人能想象。她能坚持挺住，该是何等不易！倘若炼出真铁真钢来，先生再苦再累，或许也会感到欣慰，偏是骗人的假货，劳民伤财。先生欲言不能，眼睁睁看着胡作非为，科学良知在心灵上产生的痛楚，谁能知其味？
（正写到此，刚从兰大胡晓愚教授处获知，先生已在数年前溘然长逝！愿我的这段文字化作一瓣心花，遥寄先生灵前。先生的高风亮节与日月同辉，不殒不灭；先生永远是良师、楷模，丰碑镌刻在学生的心上！）
校内同学早已泾渭分明，左、中、右隔着鸿沟壁垒，尽管同室而眠，同灶而餐，竟是‘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留校的右派同学处境并不比我强，甚至更坏、更糟。大家告诉我这样一件事：兰州炼炼油厂1958年冬开挖土方，敷设地下管道工程，挖沟深至六、七米，沟深坡陡，须将下面的土用筐抬至地面。抬筐时，左派总是选几个身强力壮的来对付一个右派，经常双筐、三筐迭在一起，将筐推向右派的一端，要你承受百分之七、八十的重量，直挪到你的脚跟，使你无法举步走路，脚后跟与土筐咯碰，碰得鲜血直流！左派每抬两、三趟，便替换去干装筐的轻活，右派必须一连抬筐四班，一抬到底。
我听了感概万千，照以前又会出口骂人，如今心里愤怒难耐，只不说。想起在联丰社割大麻、锄草时受到社员的照顾，很为自己庆幸。读书人比大老粗毕竟有心计，再恶毒的法子想得出、做得出。
住病号室每日两次去省人民医院接受碘化钾电疗，是我唯一功课。为解我寂寞，冯君只要无课就来陪我，或者一上完课就往我这儿跑，有时一个俩个，有时四、五个一齐来，我这小小病房始终情意浓浓。有次，我在医院门诊挂号时，偶尔发现一位挂号女护士，年方十八、九岁，相貌、肤色奇佳，恍如天仙。我把我的发现告知诸友，众皆赞不绝口。每当我电疗时，他们就坐在挂号室窗口外的长凳上，像一排和尚观瞻观音菩萨，远远地，默默地眺望着那尊‘女神’，不让她发现更不敢惊扰她。呵，尽管我和我的同学属于‘另册异类’，正处豆蔻年华，春情荡漾，即使在‘非人’时候，心灵却不缺美的情愫、爱的激情。这位不知姓名的姑娘是幸福的，她怎能想到她有如此一群朝觐者，对她顶礼膜拜和痴迷倾慕呢？青春是美好的，永远值得回味，值得留恋。
兰大生活今非昔比，早就定量供应，主食杂粮多、细粮少，70%的杂粮多为玉米面，蒸的馒头黄糁糁的，有时蒸成发糕，有甜味，都还可口。只定量标准低，包括女生在内都不能饱腹，尤其副食很糟，菜肴少见油花，肉食有时一周难得一见。偶有荤腥供应，膳食科事先‘号外’公布，师生顾不得上课，蜂涌而至。倏忽间，弯弯曲曲排出长蛇阵，总有两、三百米长。排在前面是幸运的，排在后面的虽站了两、三小时，站得腰酸腿胀脚发麻，到得跟前已是锅空盆罄，只得暗吞津唾怏怏而归，无人敢发一句牢骚。
有一天，校园锣鼓震天，招来众多师生围观。原来兰大伙房的炊事员放了一个大‘卫星’：一斤包谷面居然制作出七斤发糕！炊事员抬着大红喜报和一幅醒目的招贴画——两个头戴白高帽、身着白大褂、红光满面的炊事员，抬着一簸箕盆大的发糕，去向中共甘肃省委报喜。所幸面露菜色的师生和者甚寡。我心里想，一斤包谷面所含蛋白质、淀粉、脂肪、各种维生数都是定值，产生多少热量也是定值，即使制出一万斤发糕来，不能增加一丝一毫养分，再“发明创造”也是‘瞎子点灯白费蜡’，劳民伤财。不幸的是，这事竟发生在最讲科学的大学校园，大学离‘愚人堂’只一步之遥了。同学吃饭的家什，由小碗变大碗，由大碗变盆，饥饿感有增无减（最严重的1960年春，据说学生每餐是一盆二两面的菜糊糊，其中的菜有时是野菜甚至树叶）。
操场上已不见龙腾虎跃的矫健身影，连那些咋咋乎乎、颐指气使的优秀族，也少了过去骄横的底气，发蔫了。
光靠学生食堂已难以为继，我们几个又‘囊中羞涩’，只翟所迪家中景况较好，偶尔他作东，邀我们到街上饭馆一顾。市面百货匮乏，尤进‘口’货奇缺且贵，到处有衣衫褴褛沿街乞讨的农民。饭馆里供应的是‘人造肉’、‘小球藻’等代食品，主食是二两一个的‘金裹银’（外表是白面，里面是玉米面）。饭堂里拥挤着乞讨的老人、妇女和儿童，他们向你伸出脏黑、干瘪的手，眼里露出苦涩无奈、求助的神色，使人不忍吞咽！没等到顾客离座，便拿走碗和盘碟，用舌头将残羹剩汤舔个干干净净。
没有57年的‘反右’，‘一言堂’不会来得这么快，不会有吹牛皮大比拚；甚至不会发生眼下以及随后的全国大饥馑。我和我的几位同学对此都有深切的认识，只是我们从不议论这些。
疗治一月，角膜伤口基本愈合，左眼的视力由一点五下降为零点二。医生说，以后多少还能恢复些，斑痕块不大，无碍外貌。
大炼钢铁运动终于过去，凡参加者无不留下烙印，有的在肉体上，有的在心灵上。我，两方面俱有所获，值得庆幸。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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