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向承鉴
第三章 疯狂岁月（一）
一、乍到联丰社
受‘保留公职、劳动考察’和‘保留学籍、劳动考察’的兰大右派师生共40人（我记的不准），在学校党政干部的‘护送’下，乘坐东去的列车。大家坐一节车厢，个个神情木呆，不说一句话。列车发出沉重而单调的轰鸣。
这群‘异类’中有唯一女性：中文系二年级的谭蝉雪。她身段面貌娇好，气质不凡。有位讲师－－化学系的胡晓愚先生，似乎还有助教、教授一、二，我不认得。还有三位研究生，他们是化学系一级教授朱子清的研究生胡依理；物理系苏联专家研究生徐诚和物理系教授徐躬藕先生的研究生顾雁。这之中还有我唯一颇熟的学兄、化三胡学忠君，有我认识的断舌右派孙自筠君。
甚感意外的是，和我同届的二年级学生竟占了半数，都只不满二十或二十一、二岁的年龄。
胡先生胖墩墩的，是化学系主力讲师，一直教高年级的有机课。听说他是江西九江人，21岁毕业于北大化学系，同年考上北大研究生，毕业后于1955年调兰大任教，27岁已是高教八级，在化学系受学生广泛称道，一是课讲得好，二是外语根底深。据说他看英语书的速度比中文速度还快。他和张我权先生在反右中被左派称左主任的‘哼哈’二将（数学系则有所谓‘四大太宝’），全校无人不知。
胡依理是武汉人，毕业于武汉大学化学系，考来兰大当研究生。徐诚和顾雁都是上海人，同毕业于北大物理系，又一同考来兰大当研究生。这时的兰大，虽是五年制全国重点理科大学之一，研究生却总共没几个，这三位又是研究生中的佼佼者，偏偏都成‘右派’。
火车走了六、七个小时，没有东西吃，没有水喝。大家唇干舌燥，饥肠辘辘，直到天水北道埠才下车，已是下午三点多光景。大家都背着行李，手提装脸盆、洗漱工具的网兜，有老有少，有男有女，象一群落魄的逃难者。囫囵用餐毕，忙不迭乘车到天水地委大院。有人逐一点名，将我们一分两半，一半留天水市，一半去武山县。老师、三位研究生和女生谭蝉雪以及胡学忠、孙自筠都分在天水市，我在另一半里。
又乘车向西，马不停蹄到武山县委。县委又将这一半一分为二，一半去洛门，另半留城关，我分到城关。到了城关又一分为二，我和苗庆久、张开锡、郑连生分到联丰高级社，另半有五个同学，他们是谢成、柴志德、马启凯、孙和和许金田，到贺家店高级社。
联丰社地处武山县城与贺家店镇（又名山丹镇）之间，离县城约七、八华里，距贺家店只三华里许，陇海铁路从村庄中间穿过。这个社由于工作出色，曾多次获得国务院和省上的嘉奖，社办公室挂着许多奖旗。此前，中共甘肃省委为安置我们这批右派，曾向有关地区部门下达指示：地点要选交通方便的；环境要选群众觉悟高、各方面工作都先进的，以利对我们的监督改造。联丰社完全符合这些要求。
我们四个被安排在李书记（兼社长）家里。这是个西北典型的农家院落，南边上房住李书记一家人。我们住在靠院门的耳房。这间耳房呈长方形，约莫有五米乘三米大小，靠西墙是个大炕，可并排睡四个人。炕下是条一米许的廊道，一个小门和一方小窗。院子有七、八十平米，大部分用土梗围成菜畦。菜畦里种的葱、香菜、萝卜，绿茵茵地，菜畦边还有三棵果树。从院门进来，有条窄窄的小道从我们门口经过，才到上房。上房门前有台阶，阶高半米，有三级。李书记家的上房比之我们住的耳房来，又高又大，耳房更象个厩棚。李书记家我从未去过，屋里的布置摆设，不得而知。
行李刚放到炕上，立即被人带到位于村东头的社办公室，去接受训话。李书记的话开门见山、干干脆脆：“你们是犯了错误的大学生，乍到农村来，生活肯定不习惯。你们要放下架子，不习惯会慢慢习惯起来。要听从社员的监督，要接受社队领导的安排指挥，不要说不该说的话，这样会减少你们的麻烦，也减少我们的麻烦。有事需要进城，要向我们请假。要努力劳动，舍得流汗。你们的劳动表现将决定你们的前途。你们过去干了对党、对人民不利的事，主要通过劳动去赎回。一句话：你们要老老实实劳动，老老实实做人，接受改造，才是你们唯一的出路。”
一段时间以来，心象幽魂般在漫无边际的苍穹漂泊，如今总算落到坚实的地上。虽然它忐忑、恍惚、惊惧、疑虑，不知后面的吉凶好坏，毕竟塌实多了。
回到住地，天已断黑，李书记的母亲送过来一盏马灯。铺好床，各人囫囵几口路过县城买的冷馍，又准备第二天劳动穿的衣袜，大家不说一句话，歇了。对我的三个新伙伴，一定是个难眠夜，我听见他们翻来覆去。我头晚上没睡，早悃得不行，很快会周公去了。
刚睡个囫囵觉，村里响起‘嘡——嘡——’的钟声，紧接着是‘上工咯’的喊声。天色尚未大亮，我们一骨碌爬起来，行动都很快。我穿劳动服，他三也都穿较旧的衣裳。只张开锡戴眼镜，没法更趋近社员打扮。顾不上洗脸漱口，匆匆出门，在往工地的路上，学社员的样子，蹲在渠边用手兜些水，往脸上一浇，双手在脸上往下一捋，算是洗脸。每天如此，只在睡前漱一次口，入乡随俗。
我们四个分配和基干民兵连一起干活。第一天和随后几天的劳动是割大蔴和沤大蔴，每人发一把弯月形带柄的砍刀。大蔴长得一人多高，秆粗如棍。民兵连是些棒小伙，内中几个穿旧军服，估计是返乡退伍兵。他们割起大蔴来，如同切菜般容易，眨眼工夫扫倒一大片，一刀下去可撂到好几棵。我只砍几下就大汗淋漓，每棵要砍两、三下才能砍断，不知是刀不锋利还是力气相差太多。
七月下旬，太阳正以它最充沛的精力向大地散发热量，地里干活的人对它的淫威都有几分畏惧。除我们几个，其他人都戴草帽。中间休息的时候，一些人到树荫下歇凉，也有人不理会毒太阳，坐在大蔴捆上，吸着五分钱一包的‘猫牌’香烟或老旱烟，吞云吐雾，开着粗俗轻松的玩笑。话题多是大姑娘、小媳妇之类，很少离开两性这一中心，甚至脏言秽语，不堪入耳。有时玩笑开过了头，双方撕闹，摔起跤来，却没见真红脸。
天气太热，下午开工很迟，到工地已是三点半了。意外地，一位壮汉（以后才知他是民兵连的排长，我们这伙人的‘头头’）拿来四顶旧草帽，给我们每人一顶，说：“戴上，莫嫌，总能抵挡些晒。把你们的白皮细肉晒糊了，李书记跟前不好交差。”我心中油然腾起一股感激之情。
大家渐渐熟悉起来。民兵连这些青年人，知道我们是大学生，问这问那。天上为什么会出现七色彩虹，扫帚星拖个长尾巴是怎么回事？也有拿我们开玩笑说些‘不上串’的话，我们装作听不懂，不搭腔、只摇头。
过不几天才知悉，与我们一起劳动的还有两个‘右派’，他们是天水步兵学校的尹茂春和王佐。尹是吉林人，年约三十，个头稍矮，满脸短须，脸红扑扑的，身体很结实，原为步校中尉战术教官。王是陕西人，高个，一脸书生气，年约二十六、七岁，原是步校中尉文化教员。部队也搞‘大鸣大放’？也‘划右、反右’？此前闻所未闻。如今他俩都穿旧军装，和民兵连的人在一起，真打成一片了，不开口说话，谁也分辨不出来。
收工回来，虽觉疲惫不堪，心情却不很坏，那原因多半在一顶草帽上。这天回来吃罢晚饭，大家不约而同整理自己所带书籍，学习已提到我们的生活日程。从此，除白天劳动，我们都坚持学到十二点。条件差，四人共用一盏马灯，围坐在矮矮的马扎上看书，很费劲吃力。但我们都很勤奋，注意力专注集中。我带来一本《俄华词典》，开始啃格琳卡的《普通化学》俄文原版。一切尘埃落定，神定气爽，杂念全无。我感觉学习效果不错，甚至感到几分兴奋。在校学习时不知学习机会难得；失去机会，才觉得它的珍贵，才会百倍珍惜它。
割完大蔴，接着是运和沤蔴。联丰社的北边，渭河缓缓流淌，绝大部分土地就在河边，少部分在铁道南边山上和山根处。渭河边有一块天然凹地，便是沤大蔴的‘池子’，离大蔴地三、五百米，可引来渭河水浸泡大蔴。我们把运来的大蔴一捆捆摆放齐整，然后清沟放水。在等待放满水的过程中（需个把时辰），小伙们熬不住这段悠闲时光，又斗嘴或摔起跤来。
水放满了，大蔴捆子都漂起来。民兵们都在脱衣服，我不明白他们要干什么，只好一样也脱得剩条短裤衩。大家朝渭河里走去，有些人‘扎猛子’，沉到河底去捞大石头，然后将石头肩扛背驮运到池边。
大伙脱得精光（这儿远离村庄，妇女、小孩不会来此），跳进池里，用身体和石头将大蔴捆压沉至池底。月余经浸泡发酵，绿叶青皮腐烂褪尽，再捞出晾晒干。冬天农闲，分到各家各户，让老人、妇女、小孩剥蔴。剥好的蔴由国家收购，少量留作蔴绳、蔴线自用。
我们四个虽然一起吃住，一块学习劳动，二十四小时生活一起，经反右洗礼，相互戒备，都有‘垫背’教训，不敢交谈。苗、郑和我都是二年级学生，张开锡是物理系四年纪学生。此前只知苗庆久的大名，惟他是调干生，身体魁梧，年龄最大（年长我六岁），阅历较丰。他是北京人，籍贯东北沈阳，出身地主家庭，以后搬住北京，他的情况与史美唐君相似。北京一解放，他便参军，在中央公安司令部边防保卫局工作。1955年复员。复员前是中尉参谋，在部队曾荣立两次三等功。苗为人老成稳重，曾是物理系赴京代表。张开锡是武汉人，个头与我差不多，长得干瘦，戴副深度近视眼镜，是物理系响当当的高才生，四年功课成绩全优。他带的书最多，不少是外语精装大部头，平时沉默少话，典型的书生。郑连生不知何处人氏（我忘了），身体也单薄，面相比实际年龄显老，嘴里镶颗金牙，平时话多，常露出金牙，给人以‘龇牙咧嘴’感，我不太喜欢他。劳动时他常主动与社员唠嗑，无非笼络感情套近乎，其实适得其反。不久，社员就说他讨好卖乖，虚伪、轻薄。尽管个性不同，在相处的日子里，我们四个没有发生过任何争执，大家学会了忍让与宽容。世界上人与人不能一样，谁也没法要求别人同自己一样。
也有心烦的时候。工地上偶有个别调皮社员，向我们提出一些挑衅性的问题，比如：你们放着好好的书不读，为什么要反党、反社会主义？你们都说了些啥，能不能向我们讲讲……。这些问题令我们尴尬，只能用听不懂去搪塞。有时纠缠得过分了，他们的排长不得不过来制止。
一个多星期后，我们重新分到‘穆桂英青年女子突击队’，去谷子、糜子地锄草。
二、最轻的劳动也能累断腰
谷子和糜子地在铁路南边的山坡一带。突击队长是位三十好几的半老徐娘，泼辣、热情。到工地，她先教我们如何识别糜谷与野草，教得认真细致，手把手教与我们看，然后发给每人一把长柄锄头。
所有农活中，也许锄草是最简单最少花气力的农活。然而对我却成难题。糜子、谷子在四、五公分高时，与野草几乎无异，仔细分辨才能发现一个叶片有茸毛，另种没有。我原本视力很好，双眼都是一点五，经过一年多‘反右’，‘疲劳战’的煎熬，长期严重的营养缺乏，身体一直没能恢复，两目视物常在混沌模糊中。对微细的茸毛，不俯身贴近，即使再瞪大眼睛也看不清楚。我很紧张，心里嘀咕：如果误锄了庄稼留了野草，人家扣个‘故意破坏’的罪名，浑身长嘴也说不清。我小心翼翼，将身子折成直角，握着锄柄下方的三分之一处，眼睛瞪得大大的，像工兵排雷探索着往前锄。不多会儿，腰僵硬，疼痛难忍，速度慢得像蜗牛。身旁的同学，情况也不比我好多少。原先我们和其他突击队员排成一横排往前锄，只一会儿工夫，被撂下一大截。年轻妇女锄草时，手握锄柄上方，身子只略微下倾，锄头来回舞动，轻松自如，嘴上不停地说话、打诨，嘻嘻哈哈，丝毫不影响劳作。
尽管小心到了家，队长在检查质量时，仍发现我有少量误锄的情况。她看出我的紧张心态，非但没扣‘帽子’，反而说了些宽慰话。我们四个眼看落得远了，她们返回来接我们一阵。这些年轻妇女没有文化，心眼比学校里‘文化人’一个天、一个地，不能比拟。
队长发现我视力差，下午给我一把小铲，叫我蹲着用小铲锄。距离一近，自然看得真切。小铲解除了腰部的重负，我很感激队长对我的照顾。
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比起基干民兵连的小伙子，年轻妇女在一起更‘疯’，无论劳动或休息，嘁嘁喳喳，嘴没闲的时候。她们说着远近发生的农家新闻：谁家的男人如何如何；媳妇如何如何；婆媳间如何如何；公公与儿媳如何如何；嫂子与小叔子又如何如何。一句话，尽是些男女秘事，说到要害处，发出毫无顾忌的浪笑。他们相互开着玩笑，追打，甚至按倒在地浑身抓痒痒。三、四十的中年妇女，解手的时候，只走到不远的地头便褪下裤子，露出大屁股来，吓得我们不敢侧目。休息时，个别大胆妇女跑到我们跟前问这问那，说些带有挑逗、刺激的话（比如有关避孕方面的问题），拿我们开心、逗笑。
她们是纯朴善意的，热情开朗的，这里没有敌视与歧视，一扫笼罩我们心头的阴霾。
基干民兵排长和妇女突击队长对我们的善意和帮助，来自这些人本质善良，事后我们知道还来自他们上司的指示。这位领导便是中共武山县委委员、山丹镇的杜镇长（很遗憾，我记不得他的名字，有人说他其时还兼任武山县副县长）。
杜镇长－－一个四十出头的中年汉子，无论相貌身材都无特殊之处。据他自我介绍，只是个初中肄业生，但有典型的知识分子气质，谈吐彬彬有礼。他第一次登门看望我们，是在“大蔴战役”刚结束的一天晚上。我们四个正围着小马灯静静看书，十分专注。突然门口李书记喊道（他的声音我们早熟悉）：“同学们！杜镇长看望你们来了。”我们都站起来，望着立在门口夜色中的两个黑影，没人答腔。这场面令人难堪，并非我们不懂礼貌，都感到为难，故而发愣。小屋里一米多宽的过廊塞着四条汉子，一张小矮桌，四只小马扎，地面已是“水泄不通”。没有椅子，也容不下椅子。总不能让客人站在门外吧，可往哪里让“座”呢？还是苗庆久老练，他道：“请镇长、书记进屋上炕坐到被子上，既软和又能展开腿脚。”
似乎有什么约定，李书记过去有事只站在门外说，从不进小屋，杜镇长也一样。没等我们反应过来，他一屁股坐到门槛上，李书记则坐在廊檐外石阶上。
“大家都请坐，不必客气多礼。”我们四个一字儿排开坐在炕沿上。
他用锐利的目光扫视我们的集体宿舍。被子折叠得还算齐整，被子与后墙间放着箱子。我们都有只小箱，张与苗是皮箱，郑是棕的，我的则是藤箱。箱上都码着几摞书。张开锡的书最多，床头放不下，不得不‘侵占’些我和苗的‘地盘’。廊道的另端是我们的‘灶房’，那儿放着一只煤油炉，一只硬纸盒上放着块小案板。‘灶房’实在太小，事实上做饭都在门口的屋檐下。四顶旧草帽挂在墙上。小屋再无杂物，它已经快撑‘破’了。
矮桌上马灯的光从低处照过来，在后墙上投下我们的巨大身影，使小屋昏暗且有点扑朔迷离的味道。
杜镇长用平和、清晰的语气说道：“我在县上开了一个星期的会，本来要早来看望大家的。农村条件差，生活比较困难。看得出，你们没被困难吓住，白天劳动，晚上坚持读书，很不容易。你们的行动证明，你们已经有战胜困难的勇气和决心。社员们对你们十多天来的劳动表现也是满意的。我和李书记今天来看望大家，主要是想了解一下大家有什么要求。”
要求？笑话！我们是戴罪来接受改造的‘右派’，自己明白斤两，还敢提什么要求。我几乎怀疑他在引诱我们第二次‘鸣放’，立刻警觉、戒备起来。大家都沉默不语。
过了一会，记不得是谁象是耳语低声道：“衣扣脱了，手磨破了，能不能到县城去买些针线、胶布之类的东西？”
杜镇长当即答复：“可以。到城里买东西，不必请假，只打声招呼就行。为方便你们的生活，今后你们也过星期天，这天你们可以集体去采购东西。”
他的允诺对我们不啻是莫大的恩赐和奖赏。我们太需要去县城了，不是要去卖针线与胶布，是要买‘进口’货。到农村后，遇到的最大难题，莫过于吃饭，喂肚子。社里配给我们一定数量的糜面、谷面，还有少许的白面、土豆、蔬菜。吃糜谷面饼，大便解不下来，肚子发胀，这还是小事。主要数量有限，劳动强度大，缺油水，肚子常向我们提抗议，半夜饿醒再难入睡。（其时，我们手头都有多少不等的粮票和现钞，多为亲人支援和好友赠的）。
杜镇长临走前向我们宣布，兰大每月给你们15元生活费（我记不太清了）每月定量28斤，钱和粮票都由县委组织部转发。第一个月的钱和粮票，他捎来了，当即发给了我们。
坐在门槛上的杜镇长，他的身躯一半在小屋灯光里，一半沐浴在月色中。我忽然感到，他是座桥梁，是位使者，把几颗破碎的心重新凝聚整合并引向信任。
他还告诉我们，以后每星期他都来看望我们一次。他确实做到了——直到我离开联丰社。
三、一喜一忧皆惊雷
武山县，这个全国闻名的先进县、红旗县，58年八月率先兴起大规模、群众性的水土保持运动。联丰社又是先进里的先进，样样走在前边。我们四个随青壮年劳力开拔到县城南面的山上安营扎寨。
南山的各个山头、山腰插满红旗。来自各个高级社的青年男女歌声飞扬，红旗招展，场面浩大，任务是10天内修好南山诸山的水平梯田。
开工典礼刚罢，我和苗庆久被召到县委宣传部。一位30来岁的干事向我俩下达任务：负责办《工地快报》。不知情的社员议论道，到底人家有文化的人，又吃上拿笔杆的轻松饭。岂不知这活比拿镢头、铁锨累多了，我俩又面临严峻考验。
每天天不亮从县委出发，爬到山上赶在社员上工时候，带着小报，爬上爬下，分送给各工地的社员，还要读给他们听。然后收集采访先进人物、好人好事，记录他们的顺口溜、打油诗。要跑遍所有的工地，少说每天要爬三、四十里山路，尽是沟沟岭岭，爬坡、登山，跳涧，跨壑，走在无路之处。中午，社员能休歇1－2小时，我俩只能一边啃干馍，一边走山梁，马不停蹄。最令人头疼的，莫过于在爬山越岭时，要十分谨慎小心，既要提防上面滚落的石头砸着自己，更提心吊胆怕自己踩滚石头砸伤别人。一块小石子从山顶以重力加速度冲到山下，不论击中人的何处，后果都不堪想象，我们可不愿当‘杀人犯’。山上山腰，到处尘土飞扬，到处乱石翻滚，我俩整天就在遮天蔽日的尘土中，穿梭蹦跳，直到下午五点才开始返回县委大院。
回到大院，边吃饭边写稿。组稿既要广泛性又要突出红旗社的典型性，尤其怕犯文字方面的‘政治性’错误，必须字斟句酌。约6000字的小报，稿子写好凑齐，往往到晚上9点后。送审待批又得花个把小时，然后刻蜡版、油印，每晚都忙到午夜2－3点才能上床。
10天的水土保持战役胜利结束。我与苗均是半人半鬼、蓬头垢面，浑身酸臭又筋疲力竭，吃的苦犹如在地狱走了一遭。我终没能抗住精神和体力的双重超压，一回到社里发起高烧，病倒了。
八月，社里出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王佐的未婚妻从西安来，是专程来与他结婚的，预先准备了各种需要的证明和手续。她约莫二十三、四岁，无论身段、面容，即使在大城市、在大学校园也堪称上乘。两只大眼睛水灵灵的，清澈明亮；圆脸，五官端正，皮肤白皙。社里的大姑娘、小媳妇以及老太太都跑来看新人，赞不绝口。原先社里有几个象样些的姑娘、媳妇，人前人后颇露娇色，如今与人家一比，方显出天高地厚，只有羡慕的份儿。
王佐、尹茂春的住处就在我们旁边，隔条窄窄的巷道，直线距离不到50
公尺。办喜事的时候，王佐很识时务，只请了他的同事尹茂春和我们四个同学。我们都送了喜礼。酒席上，王佐的爱人表现不俗，饭菜全是她一手张罗制作的，虽无山珍海鲜，是些家常菜，味道不错；尤其她落落大方，风度典雅，有见地，善言谈。我们不断向一对新人祝福，新人也频频向我们敬酒。席间，她说的一些话，令人刮目相看，大有语破天惊之感。
“我高中毕业。我原先的高中物理老师是北大毕业的，是我最敬佩的老师，去年划成右派。我了解王佐和他的家庭，否则，我不会千里迢迢找上门来嫁给他。您们在学识上都是我的老师，在年龄上有的是兄长，有的是弟弟，如今与王佐的遭遇相同。这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大家还年轻。年轻时积累些经验教训，今后的人生道路就能少走弯路。世界上的事太复杂，一时看不清楚、弄不明白，时间一长就会水落石出、泾渭分明。何况，社会上有了解您们的人，你们要振作精神，切莫自暴自弃。只要挺住，相信都有作为、有光明的未来。”
她的话含蓄婉转，没有‘出格’的地方，我们都懂她的话外之音。她是位巾帼有识之士，她的话如涓涓清泉注进我干涸的心田。王佐不知是什么学校毕业的，我知道他的英文根底不薄，正在阅读英文版杜鹏程的《保卫延安》。我终于明白他的刻苦原因了。
过两天，王佐送走他的新婚妻子。她在新疆乌鲁木齐找好了工作（象是银行系统），那儿正等她上班。他俩新婚后的离情别绪，我没见着，也体会不到。不过，人走事在，在联丰社，在方圆数十里的乡间田野，产生不小的轰动效应，当成佳话流传。
第二件事。一天晚上，天刚断黑，我们正准备夜读。一位社员在门口嚷道：“李书记叫我来通知你们，带上小马扎，现在就到社办的院里开会。”社部的院子我们已不陌生，分来社里时曾到此歇脚，后来又被招来此处聆听李书记的教诲。它比普通农家院落稍强一些，堂屋的廊檐较宽深，廊檐边的石阶高些，院里有几棵果树，独无菜畦，是片空场。想来，它原是个小地主的宅邸吧。小院塞满人也只能容三、四百光景。
进到院里，一盏大汽灯悬在廊檐正中的上方，发出刺眼的白炽光，院里熙熙攘攘已坐满人。有人招呼我们坐到最前面的廊檐下，面前是张长桌，李书记和另三个社干坐在那儿。
“社员同志们，请大家安静！”李书记用略带嘶哑的语气大声喊道。待喧哗平静下来，他接着道：“现在我宣布：联丰高级农业社斗争地、富、反、坏大会正式开始！”紧接着，有人厉声喝道：“把地富反坏分子押上来！”小院立时卷起狂飚，淹没在一片口号声中－－粉碎地富反坏的反攻倒算阴谋！打垮地富反坏分子的反动嚣张气焰！我们决不允许万恶的旧社会卷土重来！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在我面前，突然冒出来六个人，象是从地洞里钻出来的。他（她）们都耷拉着脑袋，佝偻着腰，分站在长桌的两边。李书记的声音在继续：“社员同志们，你们都听说了，自去年夏天以来，右派份子向党发动猖狂进攻，在广大农村，为了配合这个进攻，地、富、反、坏分子到处造谣煽动，挑拨社员和干部关系，中伤诽谤干部，恶毒攻击党的农村政策。他们的罪恶目的就是要颠覆人民的红色江山，想要旧社会复辟！社员同志们，你们答应吗？”
群众怒吼：“坚决不答应！”
李书记又问：“我们该咋办？”
“斗垮他们！打倒他们！粉碎他们的美梦！誓死保卫党、保卫红色江山！”说时迟，那时快，人群中突然冲出一伙人，我认得其中多为基干民兵连的小伙。他们扑过去，给六个阶级敌人一顿拳打脚踢；其中四个东倒西歪，两个打倒在地。群众堆里，喊打的声音仍一浪高过一浪。
这件事就发生在我面前，距离我不到一公尺，倒地的一个撞在我腿上，几乎把我撞倒，我看得太真切了！
我的心紧缩、紧缩，我吓懵了！太突然了，太快了－－比闪电还快。五一年土改时，我幼小，哥、姐都参加了，我从他（她）俩的几十本土改工作笔记中大致知道些斗争地主的情况；以后读毛选晓得“……阶级斗争是疾风暴雨式的暴烈的行动“，如今终于第一次亲睹这场面。我对自己的思想感情作了严肃对比：对第一次群众运动（土改），毫无疑问我的同情心在受压迫的广大贫苦农民一边，他们是弱者，斗争欺凌过自己的恶霸豪强是正义之举，我的父母、家族也曾遭过这种压迫。但对眼前的斗争，坦白地说，我内心很反感，很厌恶。并非我的‘阶级感情’变了；更非我被强迫来‘受教育’，充当了‘杀鸡给猴看’的猴子角色，要是这样，就太没理性了。
我对眼前的斗争存在不少疑问。‘造谣煽动’、‘诽谤中伤’、‘恶毒攻击’、‘阴谋复辟’云云，确有其事吗？谁能保证不是我在反右中的‘要把共产党杀光’的异曲同工之作呢，谁能保证不是无中生有、欲加之罪呢。何况，根本不准人说话，不准为自己澄清、辩护，便‘风卷残云’人仰马翻。五一年土改是非常时期，新政权刚建立，法律来不及设置、实施，靠群众运动横扫恶势力、旧势力当情有可原。解放八、九年了，仍用老法子来达到震慑‘敌人’巩固政权之目的，不依法治国，行吗？不知要造成多少无头冤案！共产党如今牢牢地掌握国家政权，再用群众运动对付敌人就无必要、毫无道理了。‘阶级敌人’毕竟极少数，有强大的国家机器，犯何种罪，只要证据确凿，依法惩治即可，何以将法律武器弃之不用，非要以群众运动代之不可？
六名‘阶级敌人’中，两人尚年轻，衣着举止不象流里流气的‘坏分子’，我心里嘀咕：地主、富农成分是否衣钵相授，是世袭的？其余四个都五旬以上，内中有位女性。只这位老太婆最‘幸运’，只受几次轻微的推搡，有几次趔趄，与其他五人所受待遇大不同。事后听社员议论，这六个有‘帽’之人并未‘乱说乱动’，只因上级指示，需要‘教育’他们一下，达到‘巩固江山’威慑敌人的作用。老太婆有个孩子在县上当干部，才受到‘照顾’。对这六个‘阶级敌人’的‘教育’，谁轻谁重，谁最轻、谁最重以及把谁打翻在地，事先都有周详的研究、布置，工作做得细着呢。
这晚上我惊魂不定，一宿无眠。天快亮时，恍惚中有许多人朝我扑来，拳脚并用，棍棒交加，我来不及喊‘救命’，后脑勺一闷棍……醒来方知噩梦，浑身大汗。这是生平第一次做这种噩梦。我承认：我吓破了胆！一年的反右运动，尽管吼声如雷，尽管受到非人的‘疲劳战’摧残，并未受直接的皮肉之苦（虽说‘疲劳战’之荼毒甚于皮肉之苦），我理直气壮，脑中从未出现过‘怕’。反右后，我‘怕’了；如今，更怕！直担心树叶儿掉下来会砸烂我的狗头。确实，‘震慑敌人’的作用在我身上是充分得到体现的。
毛主席早总结出‘文武之道，一张一弛’的统治术，在‘弛’的时候，预示‘张’即将到来，万不可被表象所迷惑，要时时刻刻小心呵。我在心里告诫自己。
事后才知，以上经历的，名曰：整社大辩论运动。
（待续）
本文经作者或其家属授权发布，版权归作者所有，文责由作者自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