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向承鉴
第二章 我经历的“反右”（二）
四、世上没有救世主
寒假，最迫切的问题莫过填饱肚子。我几乎断顿，连买主食票的钱也没有，每顿只吃一个馒头。批斗已榨不出油水，幸好再无人纠缠。学校对面一只船街，是兰州三十三中所在地（又名兰大附中），我去那儿挨家挨户出售自己，终于找到两家顾主，一男一女两个初三学生，给他俩补数、理、化，每周各三个下午，条件不高，只要管饭就成。主人对我很满意，夸我细心、耐心，讲得透彻明白，我不但混饱了肚子，还得到额外金钱回报。我把其余时间用来复习功课，以补偿耽误的学业。说来奇怪，半年的批斗熬煎，并未使我思维紊乱麻木，相反，自学能力感觉大有长进，学会逆向思维，考虑问题成熟许多。在学生家中受到两家人的礼遇，由兽的世界又回到人类社会，有了人的尊严。皮包骨的身体也得到一定的康复，整个寒假我过得充实、惬意。
新学期开始，反右已是强弩之末。校园里虽时有咆哮之声，也是稀稀拉拉，不过胜利者打扫战场所逞的余威，早没有昔日壮怀激烈的情愫。大多数‘右派’的‘罪行’已尘埃落定，等候发落。反右运动开始向纵深发展，指向中右分子、中间分子，要他们‘向党交心’，检查检讨在‘鸣放、反右’中的态度、立场，交待与‘右派’的关系，以及批判‘白专’道路等等。如我所料，M
君成‘双反’重点，受到严重冲击，尽管批判比批斗温和得多，日子也不好过。她是个纯真、坦诚人，我的心隐隐作痛，有几分歉疚。我也感到欣慰，因为采取断然决绝态度，不致使她蒙受更多屈辱。
有天下午，化二右派都在接受惩罚性劳动：给化学楼打扫厕所。小六班有个右派，生着酒糟鼻，红红的，不论春夏秋冬，鼻翼上都冒汗（注）。史美唐走近我跟前悄声说：“他是一条狗！”此前我一直迷惑，右派同学一起劳动，谁个积极、消极；谁个发牢骚抱屈，都遭批斗。这‘包打听’谁干的？
我学乖了，颇能吸取教训，恨不得象孙自筠那样，割掉舌头变哑吧，未被‘狗’咬。他虽善于伪装打扮，大家很快心知肚明，人见人躲。‘狗’没过多久也就成了狗屎。
由于取消助学金，生活陷于困境的‘右派’同学大有人在。个别人无奈之下动起歪点子，有偷别人饭票的；有偷自行车卖的，此后都相继被‘侦破’遭到严厉惩处（他们由‘右派’变成‘罪犯’，被逮捕判刑，少的两、三年刑期，长的判五年以上）。这条路我是不会走的。化三的胡学忠、冯淑筠和我不谋而合，决定星期天到建筑工地打短工，走自救之路。
与家属院隔条马路的和平饭店，正施工兴建。工地头头见我仨是年轻小伙，满口答应。
工长分配的任务是给泥瓦匠师傅挑运砂浆，每人供应两位师傅需用。三人中惟我年龄轻，体质弱，受摧残最重，虽说寒假得到喘息，犹如大病远未痊愈。和平饭店已盖到三层，挑两铁桶砂浆走到竹排搭的梯子上，颤颤悠悠，晃晃荡荡，十分吃力。甭看两小铁桶砂浆不起眼，足有六、七十公斤重。砂浆距施工楼不足百米，挑着它爬楼实非易事，我每趟都得拿出浑身力气和最大意志力。起初两趟，鼓足劲一口气挑上去，累得满身大汗，眼冒金星，腿肚子发软打颤，很担心虚脱从梯子上滚下去。我只得中途小歇一下，然后再挑上去。砂浆很快告磬，师傅叫喊要料。在这种时候，胡学忠不请自来，不要扁担，一手拎一桶急急追上来，帮我‘救火’。
我与胡学忠此前素无来往，从此对他有了认识。无论年龄、学识、做人，他都堪为我的学兄、楷模。他祖籍四川，当时偕母亲住武汉市。中等个头，肩宽体壮，圆脸、浓眉、大嘴，上唇一绺整齐短髭，隐约有络腮胡，性格豪爽，是兰大不多几个拳击运动员之一，生就一副铁骨钢筋。他豁达、乐观，几乎看不到反右运动给他精神、肉体留下任何伤痕。他挑两小桶砂浆如同游戏一般，嘴里常哼着四川小调，每隔一段时间就帮补我两桶。上午下午各有三、四次。冯君原本单薄瘦弱，‘泥菩萨过河’勉强应付任务，已是浑身解数用尽。
胡兄这样帮我，完全是主动、无私的，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他的‘应该’，‘右派’中不乏这种热心肠的人。冯淑筠也是这种人，他若有能力，不待我开口也会这样做。这反而增加我的愧疚，就我的本性来说，总希望能够帮助别人，不愿当弱者接受帮助。我尽力缩短中途停歇的时间，后来改为挑两个大半桶不停歇试图提高效率，效果差不多。科学证明有多少体能做多少功，增加体能需要锻炼、积累，不依主观意志决定。唯一能做到的是早上和中午提前上班，在师傅未开工前把泥斗挑满，尽量减少给胡兄太多的负担。后来体力有所提高，但楼层也在加高，劳动强度越来越大，在长达一月多的星期天打工中，我始终没能做到‘自食其力’，直到最后还需要胡兄帮我一、两趟。
和平饭店主体工程竣工后，我们仨又承包整幢楼清垃圾的任务。各楼层、房间的垃圾并不多，无非断砖、木屑、砂浆渣之类。这活计比预期的要困难，主要是水泥砂浆渣粘连在墙上、水泥地板上难剥离。胡兄建议分工，由冯兄先将易清除之物用铁锨从窗户扔出去；那些粘连的砂浆块由他来对付；我负责最后清扫，既可避免相互影响少吸灰尘，又可提高功效。胡兄不知从何处借来一把钢钎，一头尖一头弯曲扁平，既当钢钎用又当撬杠用。粘连甚牢的水泥块，无论大小，一碰即脱，事半功倍，极大地提高了工效。这一天，我们仨都只穿条裤衩，戴个大口罩，从早干到天摸黑，中午啃几个冷馍，足足干了十三小时，把整幢楼闹了个天翻地覆，到处尘土飞扬，到处‘劈哩啪嚓’，汗水干了再湿，湿了再干，都成了非洲黑人。当我们请来工长检查验收时，他大吃一惊：“想不到你们动作这么快！这样的工作量，通常三个工人干三天才能完成。”
洗了澡，我们直奔悦宾楼（当时兰州最好的餐馆），要了好几道菜，美餐一顿，解了一年的老馋。天道酬勤，我们终有所获。
在这段相处的时光里，我们不曾说过一句与政治相关的话，不曾提一字鸣放与划右的事，各人铭记教训，心中有数。回校路上，胡兄突然说：“我大约在校时间不长了。对我们的处理，依我估计很快会下达。但愿你们能留校继续完成学业，我祝你俩好运。”
表面看来胡兄无忧无虑，谁知他内心的凄苦呢。
我能遇到胡学忠君，幸甚，对‘患难之中见真情’有了更深体味。
（注）2012年7月该同学给我电话，内称：那时节与一党员来往多，因帮他学习，并没有伤害过其他同学。为对同学的历史负责，2013年2月，我向王晾电话询问，王说：确有其事，且我就是他的受害当事人。
五、万壑千山有穷时
张我权先生原为化学系秘书，是系主任左宗杞先生在教学和科研上的得力助手。他划右后，1958年3月（时间记不准了）以‘现行反革命’罪遭逮捕，是兰大第一个被抓法办的右派。
抓捕他的时候，我正在化学楼边门侧旁的实验室作化学实验。忽然门外开来一辆中型军用吉普，车上跳下四、五个军人，急匆匆朝楼上奔去。只过一会儿，这几个人夹着一个用白布单蒙住全身的人，将他塞进车里，车一溜烟开走了。
我心里嘀咕：不知抓的何人，因何事？直到作完实验出来，发现满校园张贴着标语：
“坚决镇压现行反革命分子！”
“拥护人民政府逮捕现行反革命张我权！”
“提高警惕，严厉打击一切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
“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人民的红色江山万岁！”
校园里充满肃杀气氛，似乎刚沉寂没几天的日子又要翻江倒海。根据自己的经历，人说鸡蛋里挑骨头，现在何须‘挑’，可以明白无误地指斥鸡蛋原本是骨头，我也得有精神准备，横祸随时可以从天而降。不过，类似的抓捕并没连续发生。直到四、五月份逮捕中文系学生肖藩，才揭开大规模处理右派的序幕。
肖藩自57年秋始，因无钱买书，成了新华书店的无钱买主。与他有类似行为的还有中文系的李××，肖与李先后遭公安局逮捕。此时我与肖藩颇熟，他在捕前已得知情况，写了家书托我寄给他的亲人，我照办了。他抓走后，学校在饭厅二楼举办‘肖藩罪行展览’。他从新华书店拿的书果然不少，有好几十本，多是中外文学名著。虽然我羞于此举，但毕竟情有可原，何况是书，古有‘偷书不算偷’之说，如今不敢有此奢望，惟愿政府手下留情，对他从轻发落。（友人指出：肖藩与李××逮捕于1957 年12月。笔者记错了。）
没过几天，李××也抓了，同样办了个‘展览’。偷饭票的、偷自行车的‘右派’也都逮捕了。
但凡‘右派’，只要牵扯一点儿‘刑事’，通通逮捕法办。听说肖藩判了10年有期徒刑，政府对‘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新帐、老账一起算。
五月间，终于把右派处理提到党委的议事日程。党的政策是：右派问题是敌我矛盾，但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方法是从群众中来，再到群众中去。凡事走群众路线是共产党的一贯宗旨，据说，这样可以始终代表人民群众意愿，保持政策的正确性。
对我的处理在班上首先讨论。除了本班同学外，小六班的沈凤嘉（注）应邀出席。沈是调干生，中共党员、党支部成员，是代表党的一级组织与会的。
反右委员路宝田首先宣读关于我的右派问题最后结论，然后征询我的意见，要我在结论上签字。
我终于等到了这一天，允许我开口说话的这一天！多么不容易啊。不管如何处理，必须澄清事实，对自己负责，这是早盘算好了的。我感到好奇怪，结论中只字未提泉水沟三次反党会的事，没提反党小集团的事；只字未提‘要杀共产党、把共产党杀光’的事；更没‘法西斯匪徒、希特勒走卒’和那封信的内容。因为这些，我身心俱废，到头来全属虚妄！因为这些，我受到‘法西斯匪徒、希特勒走卒’的折磨，把我折磨得死去活来、痛不欲生，如今不了了之，天下有这道理！
“我不能签字！”我回答。
“为什么？这些结论都是你以前交待、承认了的，为何不签字？”
“这很简单。是你们逼的，不是我思想原有的东西。你们中任何人，在相同的高压下会和我一样，叫你交代、承认什么，都会乖乖地交代、承认的。”
“教授治校难道不是你同意的观点？”
“教授治校不是我提出来的，我没这水平。我同意教授治校并没有反对或不要党的领导这一前提。鸣放中，请问你们哪一个站出来表示过不同意教授治校的观点？没有，一个没有。我何错之有？”
我的话很不策略，打击面太广。我顾不得这些，不得不吐，这使所有左派都有了右派之嫌。反右委员面面相觑，一些人忙不迭洗刷自己，痛斥我‘顽固不化’，‘戴花岗岩脑袋’。会场一下炸了锅。
“你把班上同学分成小组拟制访问计划，你是鸣委，写了篇访问录，是不是事实？”
“当鸣委是你们选的，为什么要选我？问你们自己。党委再三再四号召鸣放，向党提意见，提意见的人何错之有？意见不正确，你不接受拉倒，谁也无权强迫党非接受不可。搜集、整理意见没加油添醋，错在何处？”
“你赞尝大右派流沙河的《草木篇》，在同学中大肆宣扬、兜售，该当何罪？”
“这更不是政治问题，是我个人文学欣尝能力、水平问题。我看不出、嗅不到那里面的白杨－－长剑是指向党的。只怪我嗅觉不灵、文学修养差。难道这是错误、罪行？如果有错、有罪，罪在《诗刊》主编、审稿者身上，你们先去追究他们才合理。待到把审稿的、出版发行的全抓判了，再来追究我不迟。”
一句话：不是我的问题，一概抵回去！
路宝田对我虎视眈眈，从眼镜片后露出狰狞的凶光，咄咄逼人道：“这么说来，在整个鸣放中，你的全部言行都是正确的，你洁白无瑕，完美无缺！反右运动把你冤枉了，我们全搞错了？”他嘲讽地质问我。
没想到他还有脸说话！
“是的，大体说来如此。我不敢说自己洁白无瑕，更不敢承受完美无缺。我是个浑身瑕疵，毛病多多的人，却没有‘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我没有丝毫这种意念。”
会已经无法继续下去。路宝田宣布：
“现在请同学们发表处理意见。”
发言者有的说我继续‘放毒’，攻击‘反右’运动，全盘否定党的‘反右’政策；有的说我是‘毒蛇’，是‘十恶不赦’的、穷凶极恶的、最顽固、最猖狂的‘阶级敌人’……总之，仅我的冥顽态度，足够处我‘极刑’－－极右份子，开除学籍、劳动教养。
沈凤嘉此前一言不发，只默默地审视着我。直到大家要求给我最重一级处分后，才代表党支部作了总结性表态。如其说是表态，不如说是对我最为严厉的警告和威胁，在事过近半个世纪的今天，犹萦绕耳旁。他说：
“你是个死硬份子。我们知道此时你在想什么，你抵触、不满、怨恨，对每个批斗过你的人，对党、对政府，你怀恨在心。有什么法子呢？这是人民的江山，是铁浇铜铸的，如果你胆敢碰它，将头破血流、粉身碎骨！”
他的话象针扎在我心上。当他要我在处理意见一栏签字时，我毫不理睬，昂首挺胸跨出了教室。
当“开除学籍”的群众意见通过的时候，虽有思想准备，仍叫我痛彻心扉，心有不甘。听说最后处理决定由学校裁定，思谋再三，第二天一早我跑到校长办公室，请求见林迪生校长。
校长办公室一位女干部接待我，询问我的一些情况后，有意劝阻我。在我的执意坚持下，她还是去请示了林校长，并得到允许。
林校长坐在沙发上，手支着头，似乎正沉思于某个问题。见我进来，指了指旁边的沙发，示意我坐那儿。我有大半年没有见过他了，他气色很差，面容憔悴。耳闻比他级别低得多的刘海声正纠集一伙人向他发难，批判他思想右倾、反右不力。在这种时候我来找他，会授人以柄，确乎使他为难的。没办法，逼到悬崖上，我不得不求助我信得过的老校长。林校长问了我的姓名、系、级，作了记录后，便不再吭声，一直默默地倾听我的陈诉。我诉说了我的身世、家史；坦陈了在大鸣大放中的言行表现以及右派的由来，一口气讲了两个小时。这中间因为情绪激动难免有过激之辞和‘放肆’的时候，林校长一直微闭双眼认真的听着，不曾插话打断我，没有推脱、敷衍我的意思。直到我一古脑儿把我要说的话和盘托出，林校长才说：“要正确对待群众运动，任何时候要始终如一地相信党。”回到宿舍，心里嘀咕：“这是句冠冕堂皇的话，这种子，叫我如何正确对待样、又如何相信？”（直到20年后的1978年，林校长还与吕绥生谈到这件事，一直没忘。只是他把吕当成我了。）
不几日，对右派份子的群众处理意见在文科楼阶梯教室的外边公布了，化学系二年级只我和史美唐是‘极右’，受‘开除学籍、劳动教养’最酷处分。受这一处分还有肖藩（此前已逮捕），屈健英等人。对右派的处分分四个等级，除‘开除学籍、劳动教养’（教工则为‘开除公职、劳动教养’）外，次一等为‘保留学籍，劳动考察、以观后效’；再其次是‘留校察看’；最轻一级只戴帽子，免予处分。受最重和最轻处分的右派人数都少，中间两级处分的占多数。
走群众路线是共产党的宗旨，‘群众意见’开除，更改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我和史美唐不再去上课。史是上海人，在小六班。
注：沈凤嘉，此后我的右派朋友告诉我，他并不太“左”，对与他同小班的右派同学多有同情。沈和路现在都在兰大，同为化学系教授。
附 兰大右派教师受处理情况：
第一等共七人，其中开除公职劳动教养者三人：陈时伟、刘文兴、段重希；只劳动教养者四人：徐长昆、田春如、曹文正、周志中。
第二等撤销原职监督劳动者九人：管照微、胡晓愚、任国钧、黄培柱、黄尧荪、邓志民、李思联、詹宗杰、徐修梅。
第三等撤销原职留用察看者八人：左宗杞、段子美、李剑夫、曹觉民、吴文翰、王景尊、周慕溪、陈佩芳。
第四等撤销原职降级使用者十八人：李学禧、匡扶、谷扬、张照珂、李延涛、李珍熙、王培桐、王德基、周瑛、吴南儒、杨素空、王廷湘、刘昶丁、陈湘凌、刘阿丽、王戢武、吴宗汾、李民忠。
第五等撤销一部分或大部分职务降职降级降薪者三人：丛林玉、陈耀祖（讲师降助教）、方孝博（副教授降讲师）。
第六等免于处分者三人：张孟伦、孙艺秋、张忡。
六、离校前的日子
我已坚持到最后一刻，再去上课，给人‘死乞白赖’感觉，非我所愿。冯淑筠、吕绥生、邓德银、翟所迪等受‘留校察看’或‘免予处分’处理，前来安慰我。我对他们坦言，今后将谢绝看望，怕耽误他们的时间和精力，愿他们努力功课，学有所成，在今后做人中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的清白无辜。惟美唐君与我同受最重一级处分‘同病相怜’，待同学们都去上课了，他就到我宿舍来。说实话，开初我对上海籍同学颇怀偏见，认为他（她）们身上多少有‘骄娇’二气，史大约也不例外。经过两次交谈，才知史君底细。
美唐君出身于上海一家纺织资本家家庭。上海解放前夕，父母动员他和妹妹一道移居香港，许诺他读英、美任何一所他想上的名牌大学。他不稀罕世界一流大学，心怀祖国和民族，执意献身革命，为新政权效力。最后闹翻，与父母亲决裂，上海一解放就参军了。在解放军这所大熔炉中，他经受了考验，样样工作都干得很出色，有一次在河南某地抗洪抢险中，奋不顾身跳进滔滔洪水中，以身躯堵堤决口，荣立三等功。他是个有正义感的热血青年，实不在我之下，而在我之上，令我十分感动。将心比，与父母亲决裂，我不一定能做到（从他身上，我开始对唯成分论进行深刻反思）。
1955年美唐君复员转业，经过一年补习，与我同时考入兰大化学系，足见其功底甚好。
史君的事震撼了我，他比我更不容易、更冤枉也更不幸。为了献身革命，他主动放弃优裕生活条件和灿烂的前程，不惜割断与父母的亲情，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啊！我是‘自来红’，饥寒交迫的家庭困境使我理所当然成为‘革命人’；他出生入死、立过战功，我只是第一任少先队长，无功可表；他获罪‘开除学籍、劳动教养’，不可能去香港或国外，以后根落何处？他是真正众叛亲离、孤苦伶仃了。我劳教后至少可以回家与老父亲团聚，并能得到父亲的理解，而且，在遥远的南国一位可心的姑娘正翘首以待我的归来，……而且，我坚信我的哥姐在骨子里是理解他们的弟弟的。
听了史君的经历，竟然忘了自己的痛苦和悲哀，比之于美唐兄，我是个很‘幸福’的人，我拥有的这一切他都没有，我应当‘满足’。
我为美唐君的处境忧心忡忡，为他感到真正的悲哀。
史君，圆脸，肤色极佳，白里透红，人长得俊秀，一表人才。表面看，他的年龄并不比我大。他在系鸣放会上的发言我并不感到有什么不当之处，谁料竟划他‘极右’，受到最高级别的处罚。
我告诉史君，群众讨论后，第二天我找林校长了，并把谈话内容大致向他做了介绍。他说：“你做的对，也找准了人。”史对林校长的评价与我不谋而合，认为林是位正派的共产党人，一位有良心、说话算数的人，只是能力有限，缺乏魄力。他深信我的这次谈话会起作用。
“那么，你不认为也该找林校长谈谈吗？”我试探地向他提出建议。
史君对我苦涩地一笑：“我比你大三、四岁，甭看这三、四岁，有时很重要，我经历的、体会的，你没经历过，体会不到。我和你不一样，你出身好、根子正，这一点非常关键。我出身不好，再申述也无人相信，即使林校长相信，也不敢在桌面上替我公开辩护。我的出身犹如胎记，不可能洗刷掉，将终生陪伴我。尽管与父母登报声明脱离关系，仍然脱不了‘阶级仇恨’，即使把心剜出来也无济于事。”
呜呼，原来如此！我无话可说。
1958年六月下旬，中共兰大党委公布了对右派的最后处分决定，果如史君所料，在200余教师和学生右派中，几乎都按群众讨论意见处理而未作改动，惟我有‘罪降一等’的‘宽大’。
教师、学生总数两千的兰州大学划右200余，超过中央下达5%的指标百分之一百多，胜利完成反右任务，刘海声功莫大焉。区区如我之学生辈，政治需要用作‘牺牲’并不足惜，只可惜有真才实学的学者、教授。一级教授、副校长陈时伟被开除公职，遣送夹边沟‘劳教’去了。
六月的某天，受‘劳教’处分的右派走了。走得悄无声息，不知是捆绑的还是押走的，戴手铐刑具没有。直到一年后我才获悉，美唐君的劳教地点就在兰州市内，四面高墙，墙上有电网，大门有荷枪实弹的武装人员把守。这分明是监狱！‘劳教’并未量刑、判罪，也没剥夺公民权，何以竟此对待？
我保住了学籍，不幸中之幸。毕竟‘以观后效’留有重返学校完成学业的希望。好友四、五都为我高兴，谈话中，大家帮我总结‘教训’，批评我秉性太刚直、太爱憎分明、太嫉恶如仇、太不‘灵活’等等，叮嘱我今后不管遇到何事、何种情况，都要控制感情，管住自己的嘴巴。
冯淑筠君要我在离校前务必处理好一件往事的善后－－
57年暑假在火车上邂逅的兰州卫校三位女生，没想到对我‘念念不忘’。暑假返校后不久，跑来兰大看望我，并捎来几大包东北的土特产（毛栗等）。我其时正受着酷斗，她们一定见到我的特大‘漫画像’，看到我宿舍门上的对联和床帷四周的白纸幡，却没被我这‘匪徒’吓退而是知难而进，执意要见我。被左派坚决拒绝后，她们才不得不把东西寄存校传达室，直到半年后才转到我手里。冯君告诉我，食品吃了，包食品的大手帕是万万留不得的，姑娘往往把手帕当成定情的信物，会给人产生误会，造成伤害。
星期六晚上，冯君陪我去卫校。三位女同学象接待亲人一样热情招待我俩。我借口宿舍说话不方便，邀她仨一道出去吃便饭。交谈中，我自报‘家门’，意外的是，她们都不惊愕。原来，她们有位老师平时深受学生爱戴，只因说了‘外行不要领导内行’的话也划为‘右派’。我直到这时才知中学、中专也划右、反右。她们中的一个说：“本来嘛，外行不懂业务怎么领导，不是瞎指挥吗？我认为这话没错。”我怕扯远了，赶忙拉回来，说：“三思而后言，或者干脆不表态、不说话，最好。你们千万要记住我这兄长的话。”
不知何时，那位曾趴在我腿上睡觉的女生偷偷去买了单，我发现后硬是把钱还了她。为谁该付钱的事，双方争执了老大一阵。我若依了她，大有‘一家人’不必计较的意味。这是冯君早与我商量好的，断乎不能让步，以便她心里有底。我感到很内疚，不能接受她的‘好意’。她确实是个善良多情的好姑娘。
由几个好友凑钱，冯淑筠君出面张罗，为我缝制了两套‘蚂蚁布’劳动服，还为我准备了一个缝补的针线包。翟所迪君又塞给我三十斤全国通用粮票，把我自己不曾想到的都替我想到、准备了。
离校前的晚上，冯淑筠、吕绥生、翟所迪前来与我相伴，买了两只烧鸡，每人半只。我们在一只船、铁路新村的小巷里，边吃边聊，直到深夜才返校。他们异口同声道，人多眼杂，明天不便前往车站送行，这算提前为我饯行。
躺到床上，翻来复去，前思后想，一夜无眠。大学勉强读了两年，一年在血雨腥风中熬过。从鸣放到反右，由翻手为云到覆手为雨，不谙世事的我由人变成非人。大学生咋看起来个个天真纯洁，到关键时刻，各种点子都有，千脸百面显出。有嫉妒别人女友漂亮能干的，为‘挖墙脚’使绊将人推下陷井。中文系某班有七个女生，她们的男友全成‘右派’，反右后都跑到反右英雄怀里。有的为达到入党目的，需要‘垫背’的；有为毕业后能留校或分配到好的单位，不惜将竞争对手打翻在地……。反右是天赐良机，有些人自然不会放过。
同学间友爱、和谐的氛围没有了，代之以冷漠、猜疑和互相戒备；坦诚活泼的交流和辩论没有了，代之以沉默寡言和见风使舵、模棱两可；公平竞争、积极向上的学风没有了，代之以政治红是唯一香饽饽。右派学生政治课规定一律不及格，其它功课即使学得再好也只能及格。教师若评‘良’等级，就有‘同情、偏袒’右派之嫌，要承担政治风险。有的人学得再差，教师也得送其过关；不敢给他‘不及格’。学生明分三派，壁垒森严：左、中、右（或红、白、黑）。在红类中又有大红（党员）、红（团干和入党积极分子）和淡红（一般团员）；在白类中有只专不红、走白专道路的，有家庭出身不好的，有反右消极和右派有牵连的；在‘右’中，处分分四个等级即是四个级差。三等十级，大班小班同学俨如梁山好汉在《忠义堂》排座次，每人心里都明白自己的‘斤两’，焉敢‘僭越’，惟看人脸色行事而已。校园人际关系已达空前虚伪程度。
人类史之前，曾有过‘冰河时期’，由于地壳和气候巨变，造成大量物种消失，恐龙的绝迹仅是其中之一。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也经历过巨变时刻，它使许多人消失，使这个民族的许多精神荡然无存。
这是1958年七月中旬我离校前的校园情景。我即使已变麻木，还是切身感觉到的。你为兰大的未来、祖国的命运、党的事业而忧心吗？确实。可是，你已经是兰大、是党的弃子了哇！不错。可我还是炎黄子孙，无人能开除我中华民族的族籍。你这人终不改赤子之心、傻子之愚，真的不可救药了！可是……可是，谁又怜悯你的生死未卜的命运，谁为你喋血的青春而哭呢？你连自己都顾不了，还操这些闲心作什么？……。
反右终于偃旗息鼓告一段落。它令左派、右派和所有运动中的人心力交瘁（此后才知，我离校后兰大又补划了一批右派，他们被遣送到武威黄羊镇去了）。反右把知识分子尤其大学生过了一遍筛子，只是，不知筛出来的我等，是真正的渣滓呢，还是别的什么。
无论如何，鸣放、反右完成了我的人生转折：由未成年人向成年人的转变。我的感情变得深沉一些，不再口无遮拦、‘言论自由’；我的思想深沉一些，不再迷迷糊糊、睡眼惺松，看人看事看社会看人生，似乎明晰许多。
1957年是我人生的分水岭。57年发生的事是民主与封建的大碰撞、大搏斗（无论从思想意识形态层面还是从政治形态层面分析，都是如此），是建国八年来各种矛盾积累的一次爆发，是民主党派和广大知识分子争取基本人权、要求参政议政权利的民主运动。
这次民主运动遭到有甚于数十年前五四运动残酷万倍的镇压，也就必然导致此后二十多年封建主义毒瘤在中华大地的恶生疯长、空前泛滥，导致社会大倒退，给中华民族造成的灾难无与伦比。没有反右，不会有大跃进、大炼钢铁、反右倾；不会有三年大饥馑饿死几千万人；不会有十年‘文革’浩劫。这一切，是反右运动的继续和发展，是它的必然结果。终极的原因在制度、体制上。这次运动唯一获利的只一个人：毛泽东。他乘机而为，将一切权力操于己手，从此建立有甚于皇权的个人专制独裁。它证明：任何人和任何政党不管它的初衷如何，如果以封建主义进行反封建革命，只能给中华民族带来更深重的封建主义，给人民带来更深的愚昧、更大的灾难。
我是运动的受害者，当时并没有争民主的意识，年龄太小，什么都不懂，没这水平。‘东邻失火，殃及池鱼’，我不过是鱼池里一条最小的鱼。反右过后，才意识到这场运动的严重性，它的反封建实质和意义。
友人看了以上文字，认为我把兰大鸣放、反右写得太简略，远未反映兰大情况的全貌。确实如此。鸣放之初迷于功课，对运动漠不关心，直到大字报铺天盖地才偶有一瞥。大字报看的少，内容知道的不多。反右过程又因态度‘顽固’表现‘极坏’，受左派打击尤重，完全失去自由空间，对其它班级反右情况无法闻问，几乎一无所知。我没有能力了解兰大鸣放、反右的更多情况，只能由别人去补详了。
建国以来，有过众多的政治运动。所有运动，因年龄关系，我只知其名，不知其实，未曾介入分毫。1957年的鸣放和反右是我卷入的第一个运动，谁能想到，竟使我受尽磨难，九死一生！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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