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向承鉴
第二章 我经历的“反右”（一）
一、住在‘棺材’里的人
暑假，当我在爱河里徜徉、在知识海洋中吮吸时，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召开了一系列重大会议，一场规模空前的反右运动布置就绪。原以为暑假前的批斗已够‘味’，把人冤枉得肝肠寸断，五内俱焚！没想到仅仅是开始，是序幕，‘老鼠叼木锨，大头在后边’。
此时，毛泽东把六利六不利的政治标准加进《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凡‘六利’谓香花，‘六不利’则为毒草。我甚觉迷惑。毛主席在号召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帮党整风、鼓励人们提意见鸣放时，一再强调‘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没有‘六利六不利’之说。要有利于加强共产党的领导；有利于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有利于国际共运的团结……，显然，任何缺点、错误不能说，说不得。提意见是指出缺点、错误，是批评不是表扬，使一贯正确的人还知道自己仍有不正确的>地方；使一贯英明、伟大的人还知道自己有错误之处，需要改正、完善。揭露错误、抖出问题，难免使人丢脸面，对想树立偶像者无疑是种‘削弱’而非‘加强’。一言以蔽之，六利六不利的设置即是：只准歌功颂德。如果此话在前，傻瓜也会缄口，再灌甜汤也不喝，还提什么意见！
‘右派份子’被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阶级敌人。既然‘反右’是对阶级敌人‘猖狂进攻’的反击，真理和正义全操手中，‘右派’个个反动透顶、面目狰狞，自在情理中。镇反、肃反后，列宁名言：“对敌人的宽容，就是对人民的残忍。”已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我这个‘阶级敌人’此后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
八月底回校，化学系和物理系全搬至新校址。男生住拐角楼，女生住一字楼；二年级住二楼，每间八人，仍是上下铺。
九月初，刘海声一声令下，党、团组织和积极分子全动员起来，不到一天时间，新校所有楼墙上贴满反右大字报，各种漫画、讽刺诗、标语，直指右派分子心脏。有强大国家机器作后盾，右派顷刻化作败叶、残云。
我从化学楼回到宿舍，宿舍容貌‘焕然一新’。变化在分秒间如此大，叫我吃惊不小。我住的房门两侧贴着一副白纸对联：
摇唇鼓舌 句句恶语如毒箭 堪为右派马前卒
泼墨弄笔 篇篇黑文似枪弹 实乃反党急先锋
正中门楣上是我姓名三个斗大的字。
房间里的‘打扮’别出心裁：我的床四周，靠墙的一面贴着各种标语、口号；其它三面用绳子拦住，绳上挂满各种条幅；头部位置写着：“彻底砸烂右派份子向承鉴的狗头！”反右委员路宝田与我同室邻床，很凶狠地对我说：“这些条幅、标语，不得毁损。否则，后果自负！”
除一楼（住一年级新生），二、三、四楼，隔间房便有一个如同我住室相似的装扮，只对联各有千秋。其他右派的床帷有否如我的修饰，不得而知。整个拐角楼像座墓地，宿舍象灵堂，每晚上床，只能掀开这些白纸幡帐钻进去，象睡在棺材里，我成了具活尸！
白天照常上课。每晚开右派批斗会，都在文科楼教室进行。各教室都在揪斗右派，口号声此起彼伏，震得整幢楼颤动。我是学校最年轻的‘右派’之一，也是‘气焰最嚣张’最顽固的右派之一，因为我始终不低头认罪，不承认是‘三反分子’。
批斗会场布置成定规：讲台正面坐仨威风凛凛的反右委员，铁黑着脸；他仨对面是我、吕佩璜和冯淑筠。我们身后和两边是同学们。暑假前鲁丕杰（甘肃临洮人）也划右了，现在得到解脱，真为他高兴。不管怎样，少划一个比多划一个好。思想开了小差，直到反右委员吼叫我站起来，才回过神。我这小班仨右派，据说以我为首，批斗时，火力集中，吕和冯君是陪衬。我的情况与有的人不同，不是‘交待不彻底’，更非‘检讨不深刻’，而是拒不接受‘三反’桂冠，被左派视为‘反动堡垒’。他们磨拳捋袖，发誓要攻下我这个‘堡垒’，他们不会放弃表现对党无限忠诚的机会，有的还指望‘火线入党’呢。我越‘顽固’，‘民愤’越大，口号升级变成呐喊，震耳欲聋。由于对我的批斗最激烈，招徕外系外年级同学围观，教室和走廊人山人海，竟使有的班批斗会陷于停顿或冷场。同班姑娘G，对党的感情深厚，对我尤恨。只见她愤怒得满脸红紫，因个矮，跳起来痛斥我，唾沫星子溅到我脸上。陕西籍同学薛洪福说：“不信把你这老牛头炖不烂，只多花几斤木炭！”我心里倍觉滑稽好笑－－究竟谁是老牛头？我才十九岁哦。
刚入学时，G对我很热情。她特爱跳舞，学校每周六晚办舞会，她邀我。我对跳舞不会不爱，她要教我，被推脱。她蛮有韧性，有时在周六晚饭时刻，于大庭广众，大嗓门指着我说：“这位，我晚上请他跳舞！”我不悦，尴尬，偏不去，宁肯不在校吃晚饭，早早逃亡。‘五一’会演要我出‘角色’，她是推荐最力、最坚决的一个。我喜欢散步聊天，在僻静的小巷或在校园的双杠上，舞池一次不去。
G有足够理由恨我，即使唾我一脸秽痰，我受之无愧的。
每到下午课外活动时候，我和右派同学分派去打扫厕所，擦拭门窗玻璃和楼梯扶手，被剥夺一切行动自由和体育锻炼的权利。
仅过三、五天，我的问题突然‘升级’，饭厅外贴出一张硕大的漫画，走近一看才知画的是我。这张漫画使我这奶臭未干的小卒，一跃而成臭名远播的‘名’右派。
这张漫画毫不夸张地说，是兰大反右期间当之无愧的画王。其一是大，比我本人还高；挂的地点最显眼，正是露天电影挂银幕处，面对小操场，无人不见；三是漫画形象最狰狞恐怖；四是两边的楹联帽子之大，足使胆小者活活吓死！整个漫画画的一副骷髅，我的形象是尖嘴猴腮，奇丑无比；头戴缀有德国纳粹党徽的钢盔，脚蹬马靴过膝，腰佩长剑及地，眼吐凶焰，一颗黑心长在胸腔右边。两边对联上联是：法西斯匪徒；下联是：希特勒走卒。漫画空挡处，全文公布了暑假我给哥姐的信（请M转团组织）。
信的大致内容此前已交代，是封毫无问题的家书，无非倾诉自己的冤情。我即使再傻，写有反动内容的东西能请人主动交与团组织吗？岂不是找死！莫说我没有任何反动思想，即使有，也不会傻到如此程度。所谓政治运动，首先要造声势，人为制造出‘轰动效应’，比如我对某领导干部逼死人命说了一句气愤话－－这种人该杀！事后变成我要杀共产党！变成要把共产党员全杀光！哪管是真是假，只要能‘宣传群众’、‘鼓动群众’，便达到预期目的了。即使把你冤枉得死去活来、七窍流血，仍然干墙上钉钉、不容你翻案的。理由大约是：运动需要你作牺牲当祭品，你逃不脱的。我的这信不知是如何与法西斯、希特勒粘连上的。难道冤枉你还要与你商量、征得你本人的同意吗？我幼稚过后还是幼稚，一辈子长不大。
大学生中不乏超超天才，从信的内容联想到法西斯、希特勒，直到创作出‘匪徒’形象，没有超人想象力是不能办到的。它证明作者不愧为世界超一流艺术大师。
我的信成了又一次向党猖狂进攻和疯狂反扑的‘铁证’。据说，矛头直指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向他的光辉著作《实践论》。该书有一著名论断：“我们共产党人是动机与效果的统一论者”。如今，我有反党的事实和效果，却没有‘反党’动机，鬼才信哩！这不是与毛的思想唱对台戏是什么？可是同一个人又说：“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我的恨从何而来？我的‘反动意识’何由产生？
嘴是扁的，舌头是软的，有的人怎么说都有理，‘经’想怎么唸就怎样唸。到了我这儿，怎么唸都不行，都成了“狡辩”、“反攻”、“反动”。无理可讲，只好不讲；无话可说，只有不说。
沉默，心里却不服。在震天价的吼声中，在歇斯底里的呐喊中，我在沉默中思考，思维全跑到另一境界，只看到面前一张张涨红的面孔，听不见他们说的什么，连自己都不可思议。
“动机与效果”在任何时候、任何事情上都能统一？朝朝代代，皇帝老儿的主观动机都是‘万寿无疆’，到头来无一活过百岁。早夭的帝王是自己主动找死不成？毛岸英从苏联回国，毛主席要他农村学农、工厂学工，又到朝鲜战场学军，盼望他成治国全才，好接自己的班，不想却死在异国他乡。这些‘效果’与毛的动机如何统一？李大钊、瞿秋白、方志敏捐躯刑场，他们不想看到革命胜利的一天？资本家办厂也有失败、赔得精光的，这结果是他们的初衷？若事事、时时、处处能‘效果与动机’统一，共产党闹革命何须28年浴血奋斗、流血牺牲？人人都想成为亿万富翁，亿万富翁能有几人？想当总统的人多多，一个国家只有一人能实现此理想，……我随手可举出一万个‘动机与效果’不能统一的例证。……我的灵魂出窍，早在它乡神游。
在所有检举中，只有两点有些事实根据，其余全是捏造的谎言。说我把党员分为三类，并‘三三’开：三分之一的党员靠党混饭吃；三分之一的党员靠党整人、害人；三分之一为人民服务。虽有夸大，与我原话的意思总沾着边儿。另一是，在任《红染缸》编委时，又搞了个副刊，叫《HOЬЫйСAД》（俄文：新花园），用块小黑板将《诗刊》等文艺刊物登的有品味的作品介绍给同学们。这其中有四川诗人流沙河的《胆剑篇》，是56年底或57年‘五一’前的事，不在鸣放期间。流沙河划右，我推荐、吹捧他，自然臭味相投居心‘恶毒’。据说，流的散文诗把白杨喻作指向蓝天的长剑，长剑指向的是共产党！他也太胆大妄为了。
我的态度不谦恭，不该我承担的，坚决抵回去。我答道：“所有报刊是党在领导，任何文章发表前先经党委审查通过。《诗刊》是党审批在全国发行的一级文艺刊物，并非左道旁门。抄录转载它，何错之有？有错，也不是我的错。那些审稿的人是干什么吃的，难道个个瞎了眼不成！”
与我的漫画像几乎同时贴的大字报，较为醒目的有中文系二年级女生谭蝉雪关于‘爱情自私论’的日记。谭被左派钦定为‘兰大林希翎’，早已‘臭名昭著’，全校瞩目。这些摘抄的日记有好多张，贴在拐角楼边门的上方。由于所有墙壁都贴满、占满了，只好从边门到饭厅正门拉上绳子，大字报挂在绳子上，俨如一条大字报长廊。我大致浏览了一下批判家的观点，只能嗤之以鼻。
宪法明文规定公民有言论、通信自由，在没有依法剥夺公民权之前，怎么可以搜查并公布别人的日记？爱情倘若不是自私的，难道要将自己心爱之人拱手相让、无私奉献？不知‘爱情自私论’与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是如何勾挂的？与‘六利六不利’政治标准如何粘连？如果爱情都大公无私，岂不是真的要‘共产共妻’了吗？
阶级斗争，为了打倒和消灭‘阶级敌人’，原是无所不用其极的，直到你身败名裂、成一堆臭狗粪。
二、“疲劳战”
白纸黑字，信的内容是‘秃子头上虱子’，谁都清楚。尽管一再加大马力穷追猛打，鸡蛋里挑出骨头也难，耸人听闻、名噪校园的‘希特勒走卒、法西斯匪徒’，帽子底下空不见人。
暂时的偃旗息鼓，往往是休整、积蓄力量，为更大规模进攻作准备。不愁缺材料、无事实，‘罪行’会从天上掉下来。不几日我的‘反党’新罪证被‘揭发’出来，左派同学如获珍宝。
据说，我曾精心策划组织一个三人反党小集团，凡三次在泉水沟秘密开反党会！每次皆有时间、地点和内容。这些材料来自内部‘成员之一’的‘坦白交待’。呜呼，纵有三头六臂、浑身长嘴，也赖不掉！确实击中要害，叫我昏厥，欲哭无泪！‘故事’编得有鼻子有眼，我若说无一字是事实，全系子虚乌有，为何别人说的条条是道并将自己装进笼子里？
反右中打成右派反党集团的，有的是。只有成为反党集团才证明有组织、有计划反党，才证明你反党的狼子野心根深蒂固。
吕是个聪明绝顶的小伙，和我同岁（可能比我还小月份），他不到万般无奈，绝不肯无中生有往自己头上扣屎盆。他承受不了高压，在‘坦白从宽’的诱惑下，产生侥幸投机心理，也是人之常情。我对他有几分怨恨，更多是对他的同情，为他而悲。我更悲哀自己：为什么我想不出这种好法子解脱自己呢？
对我的批斗终于进入一个崭新阶段，一切火力集我一人之身。以往批斗，从晚上七、八点开始，一般进行到十一点就结束。如今变个样：反右委员将全班同学分成几个小组，由以班为单位的大会，改在我宿舍中进行的小会－－一个小组只七、八个人。这些小组轮番上阵，轮换休息、睡觉，对我的狂轰滥炸片刻不停，通宵达旦，夜以继日，接连几天几夜不叫我合眼！此即名曰车轮战，又叫疲劳战。先叫站着交代，一站就是7－8小时；待到要栽倒，才叫坐着写交代。我不知交代什么、写什么。我很愿交待我干的、说的，以及我没干过、说过、想过的任何‘罪行’，只是无法对上吕的‘口供’。左派们对我的耳膜拼命吼，推我的座椅，搡我的身体，擂我面前的书桌，一分一秒不停歇。即使我抖擞精神，尽最大意志，试图写‘交代’，笔尖刚要接触纸面，眼前一黑，笔尖重重戳在纸上，笔尖弯了，颈椎象是断了，头颅以自由落体的运动形式砸到桌面上，‘嘭’地一声！我已无法写出最简的‘一’字来。
这就是‘车轮战’或‘疲劳战’！它没有任何科技含量，是一种操作简便、最原始的‘战术’。
倘若死的方法可以自由选择，我首选枪毙或砍头，只有几秒钟的痛苦；次选被毒气毒杀，不过半小时的苦痛；再选林祥谦的‘凌迟处死’，莫过个把时辰而已。惟这‘疲劳战’断断选不得，理由很简单：较前三种死法，痛苦的时间要长千倍！万倍！何以承受得了？历次政治运动有那么多人给自己编故事、造谎言，给自己头上泼屎倒尿；有那么多名人大家跳楼跳河、自刎上吊，他们中有大知识分子，有大革命家，我终于知道缘由了。
我如同落进虎口的羔羊，这虎却不愿一口咬断我的脖子，给我一个痛快。它将我噙在口中，戏弄我，要我活着，神经健全地活着，每天定时定量地撕扯我的肉体和灵魂，一口一口地吞噬我，慢慢地消受我，还要叫我知道他们在慢嚼细咽地‘品味’我。
我并非羔羊，而是一只‘披羊皮的狼’；我的头并非羔羊的嫩头，而是‘老牛头’。他们就这样‘炖’我这老牛头，一炖就是几天几夜！一炖就足足炖了三个月！使我经常失去知觉，坐在椅子上尿湿裤子全然不知，浑身臊臭。路宝田继续作践我，在文科楼北侧贴出大字报，标题是：“死硬极右分子向承鉴在宿舍里随处大小便，弄得全室臭气熏天，以此报复、毒害同学！”当即被我撕了。我无法承受这非人的折磨，已经受不了了，只盼大限早点降临。
在一个早上的拂晓时刻，乘着他们戒备松弛，我溜出拐角楼出后门入家属院，钻进一堆木头堆里（即现在兰大家属院松斋、柏斋 一带），睡了个昏天黑地，不知睡了几天几夜，醒来约是午后两、三点，没有丝毫犹疑，迳直去了兰州火车站对面的派出所，这是我早盘算好的。
派出所一位满口兰州方言的中年汉子接待我。我告诉他，我是兰大右派学生，因罪孽深重前来投案自首，请派出所收留我，或将我遣送至看守所、监狱。这位中年人问我是哪省人、多大岁数、兰大哪个系的，我悉数告诉他。没想到他给我上了一堂政治课，似乎他什么都成竹在胸，说：“你还是十八、九的毛孩子，生在福中不知福。你们兰大是全国重点大学，化学系更是全国出名，你是赶上好时光了，人民花钱培养你，多不容易呀！你们不好好读书还要胡说八道，给你一个教训应当的。不过你也不必想得太严重，谁又能保证自己不犯错误呢？年轻人血气方刚，不知历害、轻重，难免说过头话，只要虚心接受批评，认真改了就好了，就没事了。回去吧，别耽误了你的学业。”
数月来第一次听见人话，心里有几分感动。只是，他对大学校园反右的残酷性概然不知，好象我不愿当大学生而选择当犯人似的，自以为社会阅历丰富的他，把‘问题’实在看得太简单，比起我的幼稚来并不‘成熟’到哪里去。
我已横下心，宁愿当犯人，吃劳改饭，舍此无法摆脱‘疲劳战’的折磨，非死在他们手中不可。因此，反反复复请他收留我，跟他‘泡蘑菇’。他说：“无单位向我们递报批材料；无群众检举；又无上级指示，我如何能收留你！”直泡到日沉西山，还是遭他断然拒绝。以前想问题确是太简单，想当‘犯人’也不容易哩。
我离开派出所，想到死。这念头已萌生一月了，如今忽然离我很近很近，就在眼前。我伫立在兰州东站站台东端的岔道口，蒸气机车不时从我旁边驰过，有的机头喘着粗气，喷出的蒸汽罩住我全身，只要跨前一步，我立时会粉身碎骨成一团肉泥。可是，物理系那位女生死了，逼她跳河的人仍然官运亨通，没受到任何报应，如果不是‘大鸣大放’，几乎没人知道。‘思想改造’运动那些上吊自杀的人，背着‘畏罪自杀’的恶名。我死了，兰大从此少一个‘右派’，多一个‘畏罪自杀’的人，如此而已。这世道太不公！我不能死得不明不白，至少写好遗书，告诉亲人我是清白无辜的，不是‘畏罪自杀’的。
回到学校，回到宿舍。路宝田朝我瞪着一双死鱼眼，定定地审视我；我也朝他定定瞪着，眼光也不柔和，谁都没说话。
利用上课时间，我快速地写了三封遗书和一封短笺，遗书是给死去的母亲的；一份给父亲，另份是给兄弟姐妹的；短笺是给××姑娘的。我把它们放在贴身内衣口袋里，象完成一件壮举……。这下好了，我可以随时奔赴黄泉，最爱的母亲在那儿等着我，我还怕谁？
三、孙自筠和冯淑筠
事后听说，在我失踪的时候，反右委员发动同学四处寻找。有的判断我已经葬身滔滔黄河浊浪中，谁料我又出现在他们面前。不知何故，对我的‘疲劳战’停止施用，又恢复晚11时就结束的大会，明显地，路和同室的人提高了对我的监视和警惕，只要我床上有点动静，或翻身或解手，有人故意咳嗽，象是暗示：我醒着呢，你可不要胡来！想不到，踩在脚底的一只蝼蚁，竟使有些人睡不安寝，‘英雄’原不过真正的胆小鬼。会上，我拒绝‘检讨’，拒绝回答‘问题’，会后我拒绝写任何‘材料’，豁出去了。
并非我冥顽不化。在整个‘鸣放’期间，属于我的问题只一个：同意教授治校观点。当时，我这小班没有一个不赞成教授治校，无人对此持异议。对大字报揭露出来的大量党风不正，谁个不气愤！只是他们见风使舵、变色快而已。大智若愚，大奸若忠，大伪若真，大恶若善，几个打手才是丧尽天良的害人精。
我原以为凶神恶煞全叫我撞上了，‘右派’中我受的‘待遇’最‘优厚’，很快发现有人受荼毒可能甚于我。
饭厅旁露天电影场地平时是个排球场，有个主裁坐的高凳。有天下午五点光景，我上完课路经此处，目睹一幕闹剧－－中文系三年级一群人正在穷追不舍围剿一个‘右派’。这‘右派’我认得，叫孙自筠。他反右前是中共支部宣传委员，调干生，人长得很漂亮。很明显，排球场并非批斗会场，他是奔逃会场被大家追赶到此的。一帮人将他团团围住，狂呼乱叫，有的气势汹汹抡胳膀，七嘴八舌在愤怒质问他。他急了，唿地跳到那只高凳上呼起口号来：“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再好的口号从‘右派’嘴里出来，味道全变。左派有的说他在讥讽党和领袖，在继续作恶放毒！有的说他‘打着红旗反红旗’，比其他‘右派’更阴险、毒辣，更可恨更危险！这帮人在高凳下疯狂地扯他的裤腿，拖他的脚；有的骂他“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我无心看戏，自己原是悲剧主角，只瞥一眼，不知后来怎么收场的。过不几日，校园传闻孙于半夜敲破伙房玻璃，钻进厨房拿菜刀把自己的舌头剁了一截！
孙自筠的自残，象股冷飕飕的寒风直透我的后背。我钦佩他的胆识，他找到了‘右派’的‘错误’根源。人没有舌头，不会说话，那该有多好！汉字的‘狱’字造得出神入化，聪明人早得到启示，可惜我太愚钝，悟得迟了。
淑筠君我每天能见到，上课时，‘右派’一起劳动时，以及以班为单位的斗争会上，但始终没有说话机会。一天午夜时分，在盥洗室里间我与他同时入厕偶得相见。我有多少话要对他讲呵！不是串供，无供可串。我俩都心怀坦荡，光明磊落。我对他说：“我已万劫不复，政治斗争需要‘敌人’，需要对立面，我是铁定的要当作‘牺牲’的。你不同，你不是‘鸣委’，又没说一句错话，只因不愿与我划清界线，对我‘反戈一击’招来株连。如果你还认我为朋友，就该接受我最后也是唯一的请求：不要为我殉葬！你是有妻小的人，妻子不能没有丈夫，孩子不能失去父亲！你应立即向我开炮，现在还来得及！我已有‘要把共产党杀光’的恶名，再大的‘罪过’也背得起。你可以‘检举’我要杀人放火！要炸党委！要炸天安门城楼！我决不怨恨你。”
冯淑筠提着裤子，站在我面前，两眼直勾勾地盯住我：“你的一切要求我都尽量办到，惟这要求我绝对做不到！依年龄我可作你的兄长，我已是孩子的父亲，我懂得怎样做人。我了解你的身世、为人，知道事情全过程，要我向你的心脏再楔进一把刀子，这种出卖良心的事，我宁肯死，不会干！”我跪在他面前，抱住他的双腿，苦苦哀求他。他竟然‘铁石心肠’，断然回绝我。
“谁忠谁奸，谁善谁恶，终有一天会真象大白。我相信这一天总会来的，你一定要熬过这一劫。”
我的话一字听不进，倒反来安慰鼓励我，我真‘恨’透他了。
冯君淑筠，河北省南宫农村人，中等个，年龄大我四、五岁，此时已是有孩子的父亲，说一口河北方言。大家平时相处都不错，冯对我更亲切，如我是他的亲弟一样。
56年冬天，学校组织同学赴兰炼参观，那儿正在兴建全国规模最大的炼油厂，兰州将成为全国化学化工中心。待埋地下的管道直径有两米粗，人能昂首从中穿行。那天，地上积着厚雪，天上飘着雪花，我的棉鞋湿透，晚上放在宿舍的火炉上烤，天亮才发现一只棉鞋烧掉了半拉。冯君硬把他的让我穿，自己穿单鞋。饭厅门前与宿舍间有块冰场，面积不过20平米。每见北方同学滑冰，那么痛快尽兴，好生羡慕，决心学它。我性急，恨不得立马学会，连晚饭都顾不上吃，直练到天墨黑，前后两、三小时。冯君一直相伴相守。我不知多少次人仰马翻，后脑勺、屁股、手掌摔得生痛，全跌肿了，直到基本学会。我意犹未尽，星期天要去黄河边找大场子滑练，把瘾过足。又是冯君陪我，如我的保护神一般。河边冰薄，还不曾试脚，一只脚跌进冰窟中。幸亏冯君赶来相救，帮我把腿拔出来。棉裤腿精湿。他又帮我烤，忙大半天。上大课占座位，领讲义，事事他都想着我。
我俩觉得丢掉学了多年的英语太可惜，要把它重新捡起来。星期日我俩在省图书馆度过，那儿环境安静，还备有免费的茶水。……我一生一世忘不了他！
熬，终归要熬的，不到万不得已，决不轻死！熬过精神的荼毒，还有物质生活的折磨等我承受。
两荤一素一汤的日子勉强过了一年，新学年伊始，各人按各自情况到膳食科买主食和副食票。最要命的是，‘右派’学生的助学金被宣布一律取消（我记不清具体时间，大约在1957年10月吧），我的生活一下子掉进冰窟中。这自然合情理的：人民的血汗钱岂能用来喂养‘反人民’的‘狼崽’！
其时，我姐、姐夫、我哥都在北京工作，若向他（她）们求救，或许能得到支助。我不愿把自己的情况告诉父亲和亲人，怕增加他们的痛苦，更担心受我的影响和株连。由于血缘关系，要使亲人不受影响是不可能的，我只能设法尽量减少它。倘若亲人或多或少给我以支助，我是一个‘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阶级敌人，他们纵有千张嘴，也说不清楚，我的‘罪’只能自己消受。
饭厅两层，二楼是教师饭厅，底层是学生饭厅。开饭时节，学生排队打饭，拥挤不堪。为方便教师用餐，底层除正门外，后边还有个小门，那儿有个楼梯间可直达二楼。楼梯间与学生饭厅连通，约10平方米大小。人既然分‘派’，饭厅自然分‘等’，这小楼梯间，即成‘右派’学生的专用餐厅。开饭时，‘右派’不约而同端着盆碗蹲蹴在此，一个挨一个，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碗里都是酱油浇米饭，或者馒头夹辣酱。这些‘右派’同学与我一样，只吃主食，无钱买菜。所幸的是，学生饭厅备有公用的调味品：辣子酱、酱油和醋，各储在带木盖的小瓮中，不要钱，可随意取用。吃米饭，往米饭上泼一勺酱油再加点辣酱，味道倒也不错；若吃馒头，将馒头掰开，内中夹着辣酱，也算可口。
大饭厅人头攒动，熙熙攘攘。那儿有饭桌，有椅凳，那儿一些人吃得油头油嘴，大声喧哗，发出矜持的笑声，脸露骄横得意之色。大饭厅与楼梯间近在咫尺，气氛迥异，有如两个世界。小小楼梯间拥挤着数十‘右派’用餐，无论认识的或不认识的，都不打招呼，个个冰冰的，木木的，陌如路人，形同哑巴。右派分化很厉害，出于生存本能需要，有的特别关注其他右派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向左派和反右委员打小报告，以求立功自赎。几乎人人有教训，心照不宣。不过，时间一长，我在此还是认识了许多原先不知姓名的右派同学，其中有赫赫有名的赴京代表团副团长肖藩、成员之一屈健英，以及谢成、李克家等外系的；化三的胡学忠、史凌宵；还有同级不同小班的吕绥生、邓德银、翟所迪等等。‘右派’饭厅还有个唯一女性是物理系的，大约与我同届，个儿不高，戴付深度近视眼镜，在这儿与男右派一块儿用餐几个月，没有与人说过一句话，影只形单，象个植物人。我想：她内心的凄苦和承受的精神压力一定更甚于我。然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李克家，一米九的大块头，物理系二年级，原是校篮球队主力中锋，球场上左冲右突，骁勇非常，全校都认得他。他的饭量何其了得！每顿吃八个馒头（每个二两，合100克），正好是我的一倍。馒头中夹的辣酱很多，从里面流出来。他动作极快，一个馒头只四五口就‘消灭’了，嘴巴、腮帮都沾上红红的辣酱，头上沁出热汗。那种狼吞虎咽的‘香’吃，即使再无食欲的人见了也会生出吃的激情来。
将近一学期的时光，我没有沾过荤腥，连五分钱一份的土豆丝也没买过。严重的营养缺乏，巨大的精神压力，极度的睡眠不足，身体早不堪重负，终日头晕、眼花、耳鸣，象轰炸机在耳畔轰鸣，视力混沌模糊。尽管如此，我仍坚持上课，竭尽生命之力。‘右派’同学此时上课，都坐在后面座位，我顾不得这些，偏要抢占前排座位。不如此，看不见黑板上写的字，听不见老师的声音。课毕，拖着沉重的步履蹒跚踱回宿舍。一路上，我得十分留神，以防被碰倒甚至被风刮倒，身子如同风筝，随时有断线扑地可能。
我终于奇迹般地熬过了1957年这个旷世不经的寒冬！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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