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龙
16、军区司令部大院
经过半个多月的长途跋涉，我们终于到了新疆省的省会迪化市。
“华东革大”赴疆团的部分成员就住在新疆军区司令部大院里（1）的西大楼第一层，这是一个很高大的房间，像个大会议厅，地上铺着地板，南面是一排窗子，都是双层玻璃的！“华东革大”的学员们各家用行李中带的被褥铺在地板上，一家挨着一家，中间稍微隔一下，挤满了整个大房间！
到了开饭的时候，通通到军区司令部大灶食堂就餐。
“华东革大”的学员们在这里等候分配工作，闲得无聊，无所事事。我父常跟金毅深下象棋，我父爱走头当炮，金则惯走驾马当头，都是轻车熟路，互有胜负。只是金毅深总是叼着烟，牙都熏黑了；我父则爱抠那鹰钩鼻子，很不雅观。
在这个大房间里，除了我们程家外，还有金家、王家、张家和刘家等都是多子女家庭。王家的父亲叫王成诚，个子高大，仪表堂堂；母亲叫杨绍琪。王家的老大和老小也是姊妹，中间是三个男孩。张家的父亲叫张勉之，福建人，中等个儿，母亲是家属。张家两个大些的女儿留在上海了，只带了三个男孩和一个小女儿来新疆。刘家的父母都是四川人。刘家也是三个男孩，一个小女孩。很巧，王家、张家和刘家的大男孩都跟我同岁！以下弟兄基本上是两岁相隔。
我们一大帮男孩子在军区司令部的大院里荡秋千，爬树、打架，玩捉迷藏，快乐得忘乎所以。只有王家长兄王钟炎（略显瘦高）、刘家长兄刘元昭（略胖，显得老成）和大哥不跟我们一起玩；他们常跟军区司令部家属院里的大孩子们进进出出，有时也跟大人在一起下象棋。
军区司令部家属院里的一个叫阿金的高鼻子、大眼睛的维族小男孩也来跟我们一起玩，据说他是军区副参谋长的儿子，他领着我们到保密的东大楼地下室，地下室的各间屋子都锁着门，我们只在走道里转了一圈。东大楼是办公的地方。在我们住的军区司令部大院门口自然是有警卫持枪站岗的；在大院里另有一个小院，也有警卫持枪站岗，——那是新疆当时的头号人物王震司令员办公的地方。他乘坐的小车车号是“0001”。“华东革大”第4期这批进疆的学员就是他向华东局要来的。听刘斯文他们议论，王震对在南疆制造动乱的维族人采取坚决镇压的手段……可能要调离新疆了……
写到这里，我想说几句题外的话：我在新疆生活近一个甲子了，新疆的领导人也已换了好几代了，但是，对新疆贡献最大的、最有战略眼光的领导人，还是非王震将军莫属！他多次从内地招收、延揽知识分子、各类专业人才和热血青年到新疆来开发和建设边疆；他倡导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民族融合；他创立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戍边；他创办新疆八一农学院、八一钢铁厂、七一纺织厂等许多院校和厂矿企业……王震将军在新疆丰功伟业将铭刻在中国历史上！
到了傍晚，在西大楼南面的空地上，有人会把宽大的银幕拉起来，同时高音喇叭里会播出广东音乐的乐曲，身着褪色军便服的放映员会忙着安装电影放映机……一群孩子就会在院子里你追我逐，窜来窜去，特别活跃，特别兴奋，——因为马上就要放映电影了！
我们在新疆军区司令部大院里居住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大院里每周都要放映好几次电影，放映的大多是苏联电影：《党证》、《虎将》、《夏伯阳》、《保卫察里津》、《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
在初到新疆无忧无虑的日子里，在军区司令部院里看的许多部苏联电影，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每到周六的晚上，西大楼的第二层楼上都要举行舞会，参加的人很多，主要是军官和干部。每次舞会都要到凌晨两、三点钟才结束，尽管舞步和乐曲从头顶的天花板传下来并不算太响，但大家就睡不安稳了。
我们有时也随大哥他们上街去游玩。迪化市的街道狭窄，尘土飞扬，又宽又厚又高的土城墙随处可见。大十字是最繁华热闹的市中心，也不如上海的一条小街！
迪化市大十字西北角街口是湖南老板开的升恒茂茶庄，东北角则是上海老字号亨得利钟表眼镜店；东南边有陕甘帮的凝德堂中药店，西南面则有津门老八家的国盛和商号等等，可见内地各方都到新疆来开拓发展！
在南门矗立的大银行，规模宏大，造型壮观，颇有上海外滩银行大楼的风貌，只是楼层才有四层！
迪化市最繁华的地段楼房一般都只是砖砌的二层楼，有的二楼还只是砖砌的墙加窗户而已！许多楼房的墙都刷成土红色的，越发显得土气！
有一次我和三弟、四弟、刘汉昭、刘建昭、张亚龙、张亚淦、王钟宪、王钟凯等在军区司令部大院内玩耍，平日常常旁若无人地高声唱歌，眼睛有些鼓的刘汉昭爬到了树上，大家都竟相往树上爬，我也不甘落后，刚爬上树，就一脚踩断了树枝摔了下来，顿时脑袋“嗡”地一响失去知觉。醒来时听到刘汉昭、张亚龙几个嘁嘁喳喳的说话声，自己却胸闷气憋发不出声音来，也动弹不得……我被抬回西大楼，在地铺上躺了许多天。这回跟三年前在上海国富门路豪宅的花园里从树上摔下来一样，左肩关节又摔脱臼了。
大白天我孤独地躺在地铺上。大房间里的人大多到外面去了。三弟、四弟、五弟他们也都到大院去玩了。高大杂乱的大房间难得地清静下来。金世葚、金世琦两姊妹在一边切切私语，她们的侧影是那样妩媚，那样文静，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伤愈不久，听说新疆省一中就要举行招生考试了！我的课本都放在托运的行李里，而托运的行李又都没运到迪化市呢！金世琦、刘元昭也都报考初一，他们的课本倒是随身带着，可是他们也要复习呢！时间又紧迫，真是无法可想！临考时我只得硬着头皮进了考场，拿起卷子一看，考题竟然不难！我很轻松地就做完了卷子！
1952年8月中旬以后，“华东革大”的学员们陆陆续续分配了工作，相继离开了新疆军区司令部大院。“华东革大”赴疆团这个团体也就完成了它的使命，自行解散了。
父亲分配到省商业厅工作，于是我家搬到了二道桥附近的商业厅大院内，一家九口分得一间十多平米的房子，终于结束了几个月色彩斑烂、五味杂陈的集体长途旅行生活！
父亲虽然分配了工作，却还没有发工资，全家在商业厅食堂就餐，伙食比军区司令部的大灶食堂要好得多，大馒头又白又香，还有我们从没吃过的西红柿蘸白砂糖！食堂姜大师傅对我们上海来的很热情，开饭时常常吆喝着跑进跑出的，他是山东人，妻子是俄罗斯人，他们有几个像洋娃娃似的小孩！
“华东革大”赴疆团的学员们，虽然分配到各单位工作了，可是几个月来一直都没发工资！尽管暂时还有大锅饭吃，但生活仍感窘迫。不知是谁发起的，大家纷纷到南关育才巷内的马市摆地摊，变卖衣物，换几个零用钱，我们家也不例外。
那时的马市南区经新市路延伸到财神楼子，北头延伸到南门维文会巷。马市巷道既不规则，也不笔直，但却四通八达！这片居民区土平房交错，人烟稠密，大多是小商小贩。早在二十年代这里是牲畜交易市场，由此得名“马市”。但到了五十年代初，已很少作牲畜交易了。那时马市里有数十家维族商贩经营的百货摊和汉族商贩经营的布摊；此外还有馕房、烤包子铺、抓饭铺、杂货摊、剃头小挑等，熙熙攘攘，热闹非凡。当时有“不到马市一游，等于只逛了半个乌鲁木齐”的说法。
马市离我们家不远，出了商业厅大院的门朝西走几百米就到了。那时的商业厅大院就在如今的自治区医院住院部对面，龙泉街南巷的东面。沿着龙泉街南巷朝北走，过了龙泉街就是龙泉街北巷了；沿着龙泉街北巷朝北走，过了新市路就是那时的马市。现在的宝亨花园正是当年“华东革大”的学员及家属集中摆地摊的处所！
“华东革大”的学员及家属把自己家的衣物摆在地摊上，一家挨着一家，东西两行，从南到北，摆满了一条街！大家用上海话交谈，你喊我答，非常热闹！仿佛是上海人特地到这里来聚会似的，变卖衣物到是次要的了！相比之下，本地的居民和顾客反而并不起眼，整条街竟成了“华东革大”上海人的世界！
每次摆地摊，母亲总是只叫我跟她一起去。开始父亲也去凑热闹，在马市街上跟 “华东革大”的同学们口无遮拦地高谈阔论……
那时在马市摆地摊，最容易脱手卖出去的是“西装背心”。因为维族妇女都喜欢在连衣裙外面穿上那么一件西装背心。我们家不知怎么会有那么多件！卖了一件，还有一件，像卖不完似的！其它如西装、旗袍、布料和一些家用小物品也很抢手！各家都是如此。
后来，“华东革大”的学员及家属到乌市来摆地摊的日渐减少，母亲也不常去了。我常常一个人守着地摊，心里很不是滋味，面对过往行人，也很不好意思，但又无法可想，只得硬着头皮守摊，常常是守了一天摊什么也没卖出去，回来还得挨母亲一顿臭骂！
在马市摆地摊时，每次都能看到也在附近摆摊的父子俩，听他们讲话的口音像是回族，显然是本地的。男孩长得白晰瘦弱，年龄跟我差不多。他们的地摊越摆越大，货物越来越多。后来我到省一中上学了，星期天被母亲赶来摆地摊，摆摊的已越来越少，他们父子俩依然兴致勃勃、有说有笑地守摊，显然那男孩没有上学了。我看看那当父亲的油滑的嘴脸和儿子渐渐也变得油滑的模样，心里想：怎么能这么小就不上学了呢？
最后，上海人来摆地摊的几乎只剩下我一个了。马市这一地段也显得空空落落了。时间那么漫长，又几乎无人问津，我这个十二岁的少年的心里真不是滋味哪！
后来母亲参加工作了，天气也冷了，我才没再在星期天去马市摆摊。
到了“反右”的时候，在《新疆日报》上刊登批判我父的文章里提到：1952年XXX在马市上说：“……好汉秦琼卖马，我是无马卖衣！”——这也成了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一条罪状。
注：
（1）现在的乌鲁木齐人民广场的北面。
17、在新疆省一中读书
1952年9月，我考入新疆省一中初一丁班学习。因为考试容易，大家都后悔没给我报考初二。刘元昭在初一甲班。王钟炎、我大哥读初二。我大姐考上了新疆省一师，这是一所全公费寄宿的中师学校。金世琦考上了新疆省一女中，读初一。张亚龙、王钟宪、刘汉昭、三弟、四弟等都分别进了小学。
新疆省一中创办于1891年，原名博达书院，是新疆当时的最高学府。在新疆各个历史发展时期，它都以崭新的面貌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一直是新疆教育的执牛耳者，有着光荣的历史。
省一中位于北门的高坡上，进校门要爬很陡的台阶。解放路把学校分成东、西两院。东院是教室，办公室和操场，西院是大礼堂（1）、体育室和教职工家属院。
省一中的东院有一个大操场，操场的北面是学生伙房和食堂。操场西面是几栋教室和办公室。操场的南面是一排办公室。办公室西面是一栋很大的平房：中间是南北向走道，两边是各六大间教室。办公室南面是两栋很大的学生宿舍：共有几十间，每间宿舍里有两排用木板子搭起来的通铺，一个铺睡8个人。那时全疆各地上中学的学生几乎都得到迪化市来，住校的学生几乎都是外县的。学生宿舍南面是图书馆。
新疆的冬天真冷，不过还不至于像在旅途中“华东革大”的何进先所说的那样，一不小心就会冻掉鼻子或耳朵！外出解小便也不至于还得提根棍子，准备打断尿冻成的冰棍！
每天清晨天还没有亮，我匆匆吃了早餐，穿上母亲给我买的一件很长大的有竖道道的民族式的棉衣，和一双齐膝的毡筒，戴着有护耳的棉帽子和口罩，背着书包步行到学校去。从二道桥的商业厅到北门的省一中得走半个多钟头，好在一路上的高音喇叭播放着维吾尔乐曲《塔什瓦依》或是俄罗斯乐曲《秋夜》等，为我伴行。口罩上的哈气在眉眼、头发和皮帽上凝结成白色的雾淞，视线模糊了，毡筒也越来越沉重，我又像儿时在故乡天塘村上学时一样，一边走，一边不出声地自言自语编故事，在音乐的伴奏下，天渐渐亮起来，街上行人也多了起来……
因为交不起伙食费，我从家里用饭盒带饭，中午在教室的火炉上热着吃。
晚上回家天已经黑了，四处悄无人声。我一进得商业厅后的家属院，那只被姜大师傅踢伤的小黑狗，先是叫几声，当听清是我的脚步声后，老远就从一大堆废包装箱里窜出来，直奔到我的脚下，哼哼着围着我摇尾巴，在雪地上打滚，我从口袋掏出从学校食堂门口捡的馍馍疙瘩喂它……
进了省一中，我的学习成绩平平，成天浑浑噩噩的。只有语文课受到薛方格老师的表扬，作文被当作范文在班上朗读。薛方格老师那时已五十来岁了，戴着眼镜，头发花白，身材矮小。她的老伴樊自觉老师，瘦高个儿也戴着眼镜，是历史课老师，他们是从陕北老解放区来的。不久，薛方格老师就调任图书馆管理员了。
我终于病倒了，咳嗽、发烧。母亲带我到北门医院看病，医生是儿科主任漂亮的杜大夫，她和霭地为我检查之后，在我的病历上写着“肺病患？”开了药，又向我母嘱托了一些注意事项。
此后母亲给我中午带的盒饭里加了一个油煎荷包蛋。不久，我的身体就康复了。
我家的邻居，一小间房也住了一家人，是一个女人带了两个男孩和一个女孩。据说孩子们的父亲，在镇反中判重刑劳改了。大男孩叫贾树恒，比我略小些。这女人留着剪发头，穿着兰布制服，五官端正，面无血色。总是低着头，锁着眉。她的顶头上司，一位油腔滑调、红光满面的中年男子经常在下班后到她家来，她立刻呛锅炒菜招待他。到了晚上，他有时干脆不走，住在她家。她的孩子们可能也因此常低着脑袋，不好意思跟我一起玩了。到了八十年代，也就是三十年后，贾树恒的父亲也成了新疆民革的风头人物，还处处跟我父亲较劲。这是后话，就不多说了。
在春节期间，“华东革大”的学员们排练了京剧《空城计》和《打渔杀家》在商业厅大礼堂演出。我父亲是其中的积极分子，还在《空城计》中扮演诸葛亮，受到群众的欢迎和好评。－－他这位受到过京剧大师余叔岩的熏陶和指点的京剧票友，终于在这里一展身手！
1953年3月，开学后不久的一天，我在操场上听到高音喇叭里一遍又一遍地播放着语调沉痛的讣告：“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因病于……”
不久，全校师生整队前往人民广场参加追悼会，只见广场上人山人海，一片肃穆。在三分钟默哀时，全城气笛齐鸣，车辆行人都要停下来致哀！
斯大林的去世，在中国的悼念活动规模很大，给我们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三年后，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秘密报告揭发斯大林的种种罪行，其实那才是真正划时代的伟大事件，我国却讳莫如深！
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流行的口号是：“向苏联老大哥学习！”、“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这也体现在学校按照苏联模式进行管理，采用了苏联的教材、学制、经验和理论，采用5分制等，当时看苏联电影，唱苏联歌曲，看苏联小说等，在中国都习以为常。
我也在学校食堂搭伙了，每个月的伙食费是18元，在当时不算高，但由于我家弟兄姊妹多，父母的工资只能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往往不能按时交伙食费。每到月底，食堂重新编席次时，我常常因父母没发工资而交不出伙食费，只得到总务处递交欠条，请求先编席次。像我这样先交欠条的学生是极个别的。当我拿着父亲写的欠条，忐忑不安地走进总务处时，吴继周老师总是和蔼地收下欠条。后来我才知道，吴继周老师是当时很少的几位党员老师，他真能体谅穷学生呵！当食堂门口公布席次名单时，我总是焦急地去看布告，当看到布告上有自己的名字时，我就如释重负；有时因吴老师不在，或别的原因，布告上没有我的名字时，我就惶惶不安，不知如何是好。
学校食堂的伙食是很不错的。主食以八一面的馍馍为主，米饭每周吃几顿，都不定量限制。菜蔬无非是洋芋、豆芽、白菜等。牛、羊肉也时常吃。有时还吃羊骨架子汤、羊肉抓饭、葡萄干抓饭之类改善伙食。跟以后的高中、大学的伙食相比，伙食费是一样的，但省一中的伙食不只数量多，油水也大得多呢！
每逢星期天，走读生都在家吃饭，学校并不退伙食费，这已成了惯例；可母亲仍叫我到学校去吃饭，我只得跑那么远的路去学校，在班上又往往只是我一个走读生到学校来吃饭，住校的外县同学问我，我只得支吾其词……
1953年春，父母从商业厅调到新疆畜产进出口公司，父亲在秘书科当科员，母亲在业务科当科员。我们家也从商业厅大院搬到沿着龙泉街南巷朝南约几百米的畜产公司家属院院内。这畜产公司家属院院门口有一条弯曲的路跟龙泉街南巷成人字形，就是现在的二道桥步行街东可去二道桥路口的解放南路，西可去空旷的乌鲁木齐可滩。当然，现在那乌鲁木齐河及河滩已成交通繁忙的河滩公路和新华南路了。
我们家又搬到一间十多平米的平房里。房里的主要摆设就是两张用木板拼成的大床。一张是父母和四弟、五弟、小妹睡的，一张就是大哥、我和三弟睡的。中间有一堵火墙。父亲找来几块平整的木板和砖头，在墙角搭了一个简易书架，把他的那些马列主义著作和一些文学名著摆在上面。两块砖一块木板，一层一层往上搭，那简易书架上的书籍竟然一直碰到房屋的顶蓬！这个简易书架给我们弟兄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无论住所如何简陋，生活如何艰难，人生离不开书籍！
王钟炎和张亚龙的家也在这个家属院内，他们每家也只占有一间十多平米的住房。
我们家离乌鲁木齐河很近，沿着院门口的路朝西走百十来米就是河滩了。宽阔的河滩满是大大小小的鹅卵石。乌鲁木齐河的河水分成好几股在河滩里从南到北滚滚而去，河水清沏冰凉，绿莹莹的。我们一帮孩子经常到河边去玩耍。在我们院子西北方向几百米处的河边就是一座水磨房，复转的兵团人在那里还磨豆腐，每天早晨我去买豆浆，五分钱就罐一钢精壶呢！
1953年春夏之交，乌鲁木齐河爆发了历史上罕见的大洪水。一时全城轰动，人声鼎沸，我忙到河边去观看，只见数百米宽的河滩波涛滚滚，河水从南向北奔腾咆哮而去！连接迪化市东西两部分的三座大桥全都被冲垮了！离我们最近的三桥，还剩下小半截木桥架上，竟有许多人在观赏从未见过的乌鲁木齐河发洪水的壮观场景呢！
因为《新疆日报》社在西大桥的西面，三座大桥都冲垮后，接连许多天，我们都没能看到报纸。
关于乌鲁木齐河有民谣说：
红山嘴子妖魔山两个塔对得端乌鲁木齐河水中间穿绿树成荫赛江南
民间称，乌鲁木齐发洪水叫“乌龙摆尾”，红山嘴子和妖魔山上的两个塔是专门镇压河妖的……
到了冬天，宽阔空旷的乌鲁木齐河河滩，除了几股冒着水气依然奔腾的河水外，又成了一个天然的大滑冰场。我们一帮孩子拉着爬犁牵着狗，在这片宽广银色的河滩里尽情的玩耍！
我们家买不起冰刀，我就照着《中学生》杂志上介绍的，用木板和铁丝自己制作冰刀，绑在鞋上，但没滑多久就坏了！
我还学电影里俄罗斯人的狗拉雪橇，把三只小狗拴在爬犁前，挥着鞭子一声吆喝，吓得三只小狗各朝一方挣扎，那里拉得走爬犁！
三弟、四弟、王仲凯、张亚淦等一大群孩子大呼小叫地在冰上打扭（2），打髌殖（3），打尜尜（4），玩得不亦乐乎！
－－呵，天真烂漫的少年时光而今安在？古老的、宽阔的乌鲁木齐河而今安在？
在这里我又要说几句的题外的话。当我每次来到乌鲁木齐，面对各色车辆川流不息的河滩公路，总不免有一些怅惘和困惑：现在新疆的库尔勒、阿克苏等城市，不都像上海、天津、伦敦、开罗等城市一样，依托一条奔腾不息的河流，生存、发展、美化着吗？为什么乌鲁木齐河却消失了？难道和平渠能防洪，乌鲁木齐河就不能吗？这是不是如同北京城墙的消失，或三门峡水库的建造等同样是人为造成的呢？
初一下学期快结束的时候，学校召开家长会议，地点设在西院大礼堂。我父出席了这次家长会议，并在会上慷慨陈词。父亲因在北京读过几年中学，所以能讲一口普通话；因为他也当过中学教员，所以讲起话来声音高亢响亮；又因他这位交大学子怀才不遇，借了这个机会表现了一下自己，——结果他的发言引起了代理校务董高智老师的重视！个头稍高，额头很亮，讲一口陕西话的董老师，特地找我去问清了父亲的姓名和工作单位。不久，这次家长会议及我父的的发言果然还在《新疆日报》报道了一下。
那时候新疆省一中很长时间没有“校长”，只有两位“代理校务”：董高智老师和董仲瑞老师，被称作“二董执政”。董仲瑞老师个子也高，脸长，说天津话。
1953年9月，新疆省一中被国家确定为“新疆唯一的重点中学”。黄珍之被派来当校长。据说，他曾在二军政治部工作过。黄珍之校长，三十多岁，一米六几的个头，肤黑，体壮，态度平和，经常在校园各处转悠视察，但不像”二董“那样经常向同学们讲话。以后他又当上了乌鲁木齐高级中学校长和市文教局局长，给同学们留下的印象还是不错的。
那时省一中的初中部全是男生，因为迪化市还有一所一女中，金世琦她们都在那里上学；高中部则是男女合班的，全疆的高中学生都在这里上学。
高中部有一位叫马精武的瘦高个儿，在每次晚会上，跟一个稍胖的同学搭档，或表演相声，或表演双簧，幽默风趣，很有表演天赋，后来果然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并于1957年就在中苏合拍的电影《风从东方来》中饰演列宁的卫士。还有一位住校生叫牟洪，每天早晨都比别人起得早，大家起床的时候，他已经开始拉小提琴了，后来毕业果然考取了中央音乐学院！类似的例子还很多，新疆省一中的确出了许多人才！
王钟炎的漂亮的姐姐王钟秀也在高中读书，1955年高中毕业考取了西安医学院，而她报考的是上海医学院，气得差点没去报到，这是后话。
我们当时的许多老师，像数学老师马文君，体育老师刘文义、音乐老师韩肇宗等，就是新疆省一中高中历届的毕业生。
到了国庆节照例要举盛大的集会游行，全校同学集合前往人民广场，从清晨起，往往要用去一整天时间。
省一中游行队伍的前头就是由高中部同学组成的有手风琴伴奏的苏联民间舞舞蹈队，女生的头上载着花环，穿着花连衣裙，男生穿着花边衬衫和皮靴。以一些有俄罗斯血统的男女同学为主体。王钟秀也在舞蹈队中，舞蹈队在苏联乐曲伴奏下，沿街表演很吸引群众的眼球。
1953年迪化市的国庆节，可能是受了丁玲的散文《十万火炬》的影响，在白天游行之后，晚上还举行了火把游行。同学们每人自制一个火把，用罐头盒钉在一个木把上，在罐盒里塞满棉花；学校准备了几大桶食用清油，给每个人的火把里灌满。游行的队伍很长，沿城绕了一大圈，场面壮观！我的火把虽然点燃了，可是清油却沿着钉子孔漏了下来，弄脏了手，也弄脏了衣裳，走在半路上就熄灭了。游行结束回家，沿路灯光昏暗，冷冷清清，回到家里已是后半夜了，全家人都睡得正香呢！
那时候学校要求同学们学习苏联英雄，阅读描写苏联英雄的书籍：《单娅和舒拉的故事》、《古丽娅的道路》、《青年近正军》和《普通一兵》等。我阅读了其中的几本，的确很受感动！但同时，在同学们中间却流行看武侠小说。街上小书店在橱窗上都摆着彩色绘图封面的武侠小说，像《七侠五义》、《精忠岳传》、《杨家将演义》、《薛仁贵征东》、《薛平贵征西》、《五虎平南》、《罗通扫北》、《施公案》、《狄公案》、《包公案》等等；小人书摊上严绍唐画的千人一面的武侠小说连环图画也很受欢迎，我也沉迷于其中。
下午放学后，我和一些同学有时还到街上逛小书店和小人书摊，或到听书场听书。那时大西门外很热闹，有京剧院、秦剧院、电影院，到处张贴着各色各样的海报：《群英会》、《失空斩》、《狐猫换太子》、《杨乃武与小白菜》等等。说书场听说书的人很多。城隍庙里烧香求神，抽签算卦的人也不少！总之，那里是一处热闹非凡的民间文化娱乐中心，显然保留着久远的古朴风貌！
自从1954年开始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公私合营以后，那里盖了几座电影院，戏剧院，城隍庙没有了，说书场没有了，古朴热闹的民间文娱场所消失了。
下面我简介几位初中时的同学，从中可也见我们当年初中生活的一些侧面。
吴肇基，1941年生，苏州人，也是“华东革大”的子弟。他个子瘦小，目光炯炯，后脑勺长，数学成绩特好，骄傲，不合群。初一的时候，受别的同学挑拨和我打过架，不分胜负。结果我俩的操行被降等级，以后就再也没打过架了。
郭保清，回族，家在马市，讲话是咬字很重的回族口音。踺子踢得好，尤其是“钩搭”（5），可以踢上百个！全班第一。“卡拉”和“检”则是讲河南话的牛建明第一。郭保清好下象棋，盘腿马走得很有特点，常常找我麈战，互有胜负。
赵传贤，长得金发碧眼，皮肤雪白，个子高挑，说话带俄罗斯腔调。他父亲是山东人，母亲是俄罗斯人，家住南梁。我们曾一起到红雁池边去过，荒郊野岭，树木萧萧，不见人踪。他为找树杈桠作弹弓，我们瞎跑了半天。那时班上还有两位有俄罗斯血统的同学，刘相斌和鲁和义。他们的母亲从小就教他们学俄文，讲俄语。20世纪60年代初，中苏交恶，他们大多回苏联了。
黄义吾，个头不大，年龄不小，肤黑牙白，体格健壮。不知他从那里找到一本《卫生常识》之类的书，课后几个人挤在教室的角落里，悄悄的念：“……新婚之夜男子不要鲁莽……”怪不得有人笑话他已有对象了，甚至能说出他的女朋友的名字来！他气得黑下脸来咬紧腮帮，却又只得隐忍下来。有一次他有急事骑马来学校，到北门时，马受到惊吓，他猛一拉僵绳，马的前蹄腾空直立起来，像个骑兵将军似的！大家赞叹不已。后来大家到他家去玩，他家在明园深处。路过明园，他告诉大家，在绿树掩映中新盖的许多楼房，住着援华的苏联专家和他们的家眷。到了他家，只见绿树成荫，小桥流水，乌鲁木齐河从这里哗哗流过。他们家自己开了座水磨房，他早已开始帮家里干活了，那匹马就是套车用的呢！
可能各有各的原因的，像郭保清、赵传贤、黄义吾等全班一半以上的同学都没能继续升入高中学习，其中许多同学初中刚毕业就被电影放映员培训班招走了。这是后话。
注：
（1）“大礼堂”解放前叫利公祠，原是一座庙，能坐下500人。
（2）即打陀螺。
（3）髌殖：音bin shi。是新疆一种用羊腿关节骨做的儿童玩具。
（4）尜尜：音ga ga。新疆的一种儿童玩具。用木棍削成两头尖，中间大，直径约5厘米，长约20厘米；另外还要用一块三、四指宽，三四十厘米长的板子打它。
（5）右腿不跳起，左小腿弯向后钩着踢踺子。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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