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龙
14、离别上海
在欢快的维吾尔乐曲声中，一群梳着许多根长辫子、头戴小花帽，身着花衣裙的美丽的维吾尔族姑娘在果实累累的葡萄架下采摘葡萄……
几位头戴小花帽蓄着大胡须的维吾尔族老大爷在堆积如山的哈密瓜堆旁传递着椭园形的哈密瓜……
一群维吾尔小伙子和姑娘兴高采烈地在地头载歌载舞……
太阳照耀在昆仑山伊犁河水弯又弯…………野花遍地黄百灵鸟在歌唱葡萄挂满架哈密瓜甜又香…………
多么迷人的西域风情！
看哪！天山脚下的草原多么平坦，多么宽阔！在那里踢皮球，肯定不会像在弄堂里，老担心踢破人家的窗玻璃了！
－－我在看记录片《欢乐的新疆》的时候，忽发奇想。
那时候我的右膝盖的皮经常是破的，血肉模糊地刚结好痂，踢皮球时不小心跌倒就又破了，－－可见那时候我是多么喜欢踢球，多么地调皮！以后许多年我的右膝盖都有留有一块疤痕。
《欢乐的新疆》这部电影是“华东外贸部”专为招待准备支边赴疆的干部家属放映的。我们全家都去观看了。
1952年5月，父亲元宇从“华东革大”第4期学习结业。就在他们学习期间，新疆军区司令员王震将军向中共华东局要干部 ，华东局就号召革大这一期学员去新疆支援边疆建设。这一期学员结业时共1269人，竟有1253人争相报名，除少数年老体弱者外都被批准。这是上海首批以如此规模的人员去新疆支边！他们是全国支边的先锋！也为后人做出了榜样。
前边讲过，在1951年镇反运动中，我父被列为斗争对象而调到革大学习，在八个月的时间中，我父按照“革大”的要求，交待了他历史上的问题：1936年暑假在苏州军训时（恰巧是在“华东革大”的现校址），跟交大的一些同学加入了“复兴社”，西安事变后他认清了这是蒋介石卸用的法西斯组织，便和它脱离了关系；也解释了1947年在国民党青年军202师任职是因为从事中共领导的地下工作的需要等；同时也按照“革大”的要求，清算了自己过去的“反动阶级的思想”。
我父以为，上级让他们支边新疆，就是对他们的信任，就是让他们甩掉包袱，轻装前进的具体体现。所以，他们这批情况类似的华东革大四期学员，都拥跃报名支边新疆！
我母亲当时也赞成全家到新疆来，现在想来这颇不寻常。因为那时并没有强迫家属都去新疆，有许多人并没有带家属到新疆来。
我母亲虽在1948年加入了民革，并参加了中共领导下的地下工作，却因为郭春涛先生和秦德君女士1949年8月就离沪去京，并且他们自身也遇到了麻烦－－而未得到当局的承认。
我母一面积极参加街道居委会的工作，并受到过表扬；一面努力求职。我记得她曾报考打字员的工作，每分钟能打三十多个字了，还是未被录用！
我家弟兄姊妹七人，仅靠父亲一人的薪水维持生活，很是拮据。所以我母指望到新疆来能得到一份正式工作。也或许当局在动员大家去新疆时有过许诺，因为到新疆后，我母就分配了正式工作。
我们弟兄们则以为去新疆是要出远门旅游似的，个个兴奋不己。
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在对冤假错案的复查平反中，我们才得知，我父在“华东革大”第4期学习了八个月，在档案中的结论竟然是：“虽经学习改造，但效果不大”！ 而这档案是不跟本人见面的。于是我父多少年来背着这黑锅而不自知！这种档案制度是从苏联斯大林那里学来的整治人的招术之一。
“华东革大”第4期共一千二百六十多人，当局说大多是“在旧政府供职时间较长”的人员，实际上就是指“历史上有问题”的人员，更直白些，就是些“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当然他们又都是知识分子！因此，他们的命运也基本上相同，说他们是“发配”到新疆来的一点也不为过！后来在历次运动中，大多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右派分子”等也就不足为奇了！
就要出远门了！我准备了一个50开的小日记本，在第一页画了一幅中国地图，标上了从上海到迪化（1）的路线；并请一些平常交往较多的同学，像张兆松、席臻贯、袁良杰、张润卿、吴立人、周关云等，在小日记本前面写离别留言和通讯地址。
就坐在我右边，隔走道相邻的杨墨秋，看我拿着日记本请人留言，抿着嘴唇，微蹙眉尖，忽闪着大眼睛，朝我定定地看了一眼，我装作没看见，故意到她后面，请高个儿周碧茹留言，周碧茹很高兴地给我写了几行字；我又请周碧茹的同桌，平时很少交往的胖胖的鲍帼英留言，她笑嘻嘻地也给我写了留言，我是故意气杨墨秋的－－我就是不请她写留言！
我和交往较多的同学提前作了告别。张兆松一再叮咛我：“到了新疆要写信来呵！”席臻贯慢腾腾地说：“到了新疆给我带一匹小马回来！”性格开朗的袁良杰则说：“我们什么时候还再见面呵！”……
小日记本的后面，我在旅途中用作写日记和见闻，很可惜，到了新疆迪化以后，这个小日记本丢失了，于是我失去了同学们的通讯地址，因为他们都从盘石（向群）小学毕业了！跟他们再也没有联系过！
我真糊涂呵，我怎么就没有想起来给老师们写信呢？可以给吴介繁老师、给庞维扑老师、给庄云龙老师写信呀！他们表扬过我作文写的好呀，他们知道同学们的去向呀！他们这些老师当年真是白白表扬了我这个作文写得好的学生了啊！
就要离开上海了！我到一楼教导处开转学证明，吴介繁主任有些惊讶地问：“到新疆去？”我压抑着激动的心情说，是的。这时我心里想到的是天山脚下广阔的牧场；想到的是“葡萄结满架，哈密瓜甜又香”的维吾尔族欢快的歌舞……吴介繁主任用很漂亮的中楷毛笔字写了《转学证明》，态度和蔼地跟我道别。这时同学们还在上课。我心情轻松地走出了灿烂阳光照耀下的静谧的母校：我竟没有留恋那整洁明亮的课堂！我竟没有留恋教学楼前全校列队升国旗、发奖品令人激动的地方！我竟没有留恋挂着牵动人心的黑板报，和曾踢皮球、跳沙坑和爬竹杆的操场！……我步履轻松、腾云驾雾般地离开了这所培育了我三年的亲爱的母校！离开了敬爱的老师们和朝夕相处的同学们！
我当时异常兴奋，独自头也不回地离开了盘石（向群）小学，以为不久又会回来似的，根本没有想到自己已随父母走上了一条永远离开上海的不归路！
2010年8月，我在对本章节修改定稿时，决定上网查一查，看能不能查到原来盘石小学的同学和老师的有关介绍，结果是只查到了席臻贯和杨墨秋的有关资料！其他同学如张兆松、张润卿、袁良杰等都没查到。吴介繁老师还是在杨墨秋的回忆录《病中忆恩师》里有些记述。遗憾的是，破译敦煌古乐的席臻贯已于1994年就得癌症去世了。曾任上海重点中学复兴中学校长的杨墨秋在2004年也因癌症去世！
然而，盘石小学的三年学习生活仍依稀浮现在眼前：
张兆松流着泪说，我妈受那么多的苦，可是我没能考好……分别时又叮嘱我，到了新疆要写信来呵……
席臻贯被剥猪喽后依然一副憨态……分别时慢腾腾地说，到了新疆给我带一匹小马回来呵……
杨墨秋和我在全校师生的队伍前面，在国歌声中庄严地升国旗……
网上有杨墨秋1961年在华东师大的照片，跟她当年在盘石小学时的模样很相近：身着花布罩衫，浓密的黑发梳成两根粗辫子，紧抿着嘴唇，微蹙着眉尖，忽闪着大眼睛……
－－呵，童年，难以忘怀的童年，每个人都有过的纯朴天真、无忧无虑的童年！那一去不复返的美妙的童年呵！
我不禁老泪纵横，不能自已！
就要到新疆去了！大哥带我和三弟步行经淮海中路（2）到人民广场（3），又到外滩游览了一番。
繁华的淮海中路上许多商店的玻璃橱窗里，都有断臂的维纳斯石膏像。装在精致的盆子里的一对派克金笔标价高达几万元！在人民广场还是有人在骑马兜风，－－尽管解放以来，无情的“革命洗礼”一个接着一个，西方对上海的深刻影响还是随处可见！
“大世界”怪诞的哈哈镜，使人联想起解放前关于流氓大享黄金荣和杜月笙等的种种传闻。豪华气派的“大光明”电影院果然被“国际饭店”衬托得矮小了！“国际饭店”是解放前由外国人设计建造的，我国当时最高的楼房，我们仰着头一层一层地数，也没数出24层，正海兄说，可能地下还有几层……
我们沿着外滩码头漫步，解放前黄浦江上数不清的船舰和花花绿绿的外国旗不见了，码头上的繁忙嘈杂、人声鼎沸没有了，整个外滩码头是那么冷寂肖杀，空空荡荡！一只小船随波荡漾着。一艘解放军的炮舰上还扯着绳子晾着衣裳呢！－－这大概是当时“一边倒”的政策造成的！也就是当时报上说的，美帝国主义对我国实行封锁和禁运所造成的吧！
曾经去过香港的母亲说过，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香港怎么也赶不上上海的繁华和摩登！
我在写本章节的第二稿草稿时，电视里正在现场直播“香港回归祖国和特区政府成立庆祝大会”的实况。
现在香港是何等的繁荣和富足！上海的国民经济生产总值现在只是香港的1/4，按人口计算则是香港的1/10了！
前不久，《参考消息》也刊载了一位台湾观光客的文章，他惊呼：上海这几年建设发展真快，照此下去，再过三、四年就将赶上台北了！
由此可见，上海在解放后这几十年是如何地落伍了！
就要离开上海了！父母带我们弟兄姊妹到外滩公园游玩。父亲的一位朋友带了照相机给我们照了几张照片：大姐穿着当时流行的“列宁装”；我们五弟兄都穿着时髦的白衬衫和工装裤；小妹还在母亲的怀抱里；父母都流露出欣喜的笑容；背景是外白渡桥和百老汇大楼。我们弟兄姊妹还按大小排列照了合影。
－－这些照片成了我们全家解放前后曾在大上海经历沧桑巨变的见证！也是我们全家受到歧视被驱离上海的见证！
注：
（1）1954年2月改名为乌鲁木齐。
（2）解放前称霞飞路。
（3）解放前称跑马厅。
15、穿越中国
1952年5月下旬的一天下午，我们乘火车离开上海。路过苏州时已是傍晚了，大人们兴奋地议论着他们才从那里学习结业的“华东革大”。
他们似乎并没有意识到，通过八个月的学习之后，把他们动员到新疆去，将怎样改变他们及他们的家庭的命运！或许他们中间也不乏“明白人”，但他们作为“在旧政府供职时间较长”的人员，用后来的话说，就是“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兼旧知识分子，这已经是“给出路了”！常言道：形势逼人。他们个人面对“革命形势”又能怎么样呢？
到了南京天已经完全黑了。大人们说，火车正在由轮船摆渡过长江泥！我竭力朝车窗外看，究竟是怎么个摆渡法，但只看到一些灯光，什么也没有看清……累了一天，我挤在座椅上睡着了……
忽听得有人轻声喊：“黄河！黄河！”我突然惊醒，睡眼惺松地朝车窗外观看，只见在朦胧的晨曦中，远处的弯弯的黄河雪白如练……
我睁大眼睛贪婪地朝车窗外观望风景，同时搜索枯肠竭力将看到的景色准备变作文字记录在小日记本上……车窗外电线杆、农舍、树木、田野都快速地伴随着“哐啷—哐啷”有节奏的火车奔驰声朝后退去，大地仿佛缓缓地在旋转……我渐渐昏昏入睡……
有时候 我和三弟挤在两节车厢之间过道里，过道里也堆放着行李。我们一同朝车窗外观看，或趴在行李上用歪歪扭扭的字写日记……我们这些在上海弄堂里踢皮球总怕踢破窗玻璃的孩子，突然乘火车奔驰在祖国辽阔的原野上，那欢悦的心情或许同从笼中放飞的小鸟相似吧。儿时课本里的场景：
呜呜呜尖锐的声音冲破了旷野的寂寞铁马一边奔着一边吼着出现在眼前了！
火车经过河南省，每到一站，叫卖烧鸡的特别多，大家都争着买，父亲也买了几只，母亲分给大家吃，味道挺香，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到了1961年暑假，也就是“三年困难时期”，我路过郑州去长沙，过去火车站周边买卖烧鸡的繁荣景象不见了，到处是乞讨的人，我用四角钱买了一碗水煮茄子就很不错了！
跟我们同在一个车厢的还有金家五姊妹。她们的父亲叫金毅深，瘦高个儿，带着一副黑框眼镜，嘴上面留着胡髭，讲一口北京话。她们的母亲总是低眉信首的，从不见高声说话。金世琦是老大，比我大一岁；金世葚是老二，比我小一岁。她们都穿着兰色制服和白衬衣，都梳着两根辫子。她们总是轻言细语，规规矩矩地坐在那里，不像我们几弟兄满车厢乱窜。
金毅深是原华东外贸局的秘书科科长，跟我父是同事。
跟我们邻座的还有一位单身汉，名叫刘斯文，也就三十岁左右，架着一副金丝眼镜，留着小分头，皮肤白皙，长得五官端正、身材壮硕，穿着白衬衫和笔挺的浅灰色西装裤。他的谈吐非同凡俗，举止温文尔雅。他对沿途地理民情也颇知晓。他如此年轻，不知为何也跟我父亲之辈同伍？
跟刘斯文同座的是一位中年人，叫李寅生，约四十岁，中等个儿，面色青黄，像有心事似的。显然他把妻儿留在上海了。
我们座位的附近还有一对新婚夫妇，男的叫何进先，年龄不小了，大脑门，皮肤黝黑。女的长得小巧玲珑。
大人们常常高谈阔论，说着说着，就指着我们这些半大孩子，说，以后他们的孩子就只能说原籍是内地汉族人了……我眼睛朝窗外的远方望着，耳朵却听清了大人们说的话，似懂非懂的，心里油然产生对未来的向往和莫名的自豪！我侧眼看看金世琦、金世葚她们，心里想，不知她们听了大人们的这些议论，会是怎样的想法？
到了西安，我们都下了火车。因为再往西走就得坐汽车了。
在西安，我们许多人家几十口子同住在一处像库房的大屋子里，大屋里用木板架着长长的通铺，每家人家之间只用一些衣物挡隔一下。厕所也不再是上海的抽水马桶了，而是蹲式茅厕，开始还很不习惯呢！
我们同金家又是挨着的。我躺在大床上，眯着眼睛，注意着金世葚和金世琦两姊妹一边梳着辫子一边轻声地说着话，－－这是我第一次注意女孩子！注意到女孩子特有的梳辫子的婀娜模样，注意到女孩子轻柔温软的说话声音！……
在西安我们滞留了近一个月的时间，我们随大人们上城墙，看碑林，观光了不少名胜古迹，大开了眼界！
从西安开始，我们乘汽车继续西行。出发前每家都发了装饮用水的长长的竹筒，以及当作干粮的大锅盔和马香肠。每人还发了风镜、口罩，可见前面旅途的艰难！
我们乘坐的是新疆军区的军车，都是苏制吉斯车，驾驶员和助手都是军人。驾驶室仪表盘下面还横架着一支步枪。华东革大赴疆大队，这一批连家属共一千多人分乘几十辆军车一路上浩浩荡荡，蔚为大观！
每辆汽车上约坐三十来人，车厢板上先放行李；然后在行李上面分成四行坐人，车箱上面拉着蓬布遮挡风雨。我家九口人坐在前面右边两行，金家七口人坐在前面左边两行，其余人挨着朝后坐。小队长李寅生和中队长洪山雨（一位瘦削的中年男子）坐在车尾。
出了西安不久，车队盘旋爬上了一座山青树绿的大山，这边落雨那边睛，跟火车上看到的风景又大不一样！到了六盘山，山势陡峭，盘山路更加弯弯曲曲，汽车一辆跟着一辆慢慢地爬行，另是一番壮观的景色！每到一个地方，刘斯文总能先说出地名，我心中暗暗称奇！
到了兰州，在汹涌湍急的黄河里，有人驾着皮伐子在激流中穿行！黄河边矗立着许多轮高大的水车，雄浑粗犷，悠然旋转。－－给古老的黄河增添了不少风采！这些景观在以后读到的地理课本上都有插图，跟我亲眼见到的一模一样。
途径河西走廊，我们在永登，武威、张掖、酒泉各重镇都停歇住了几天。沿路的参天大树，刘世文说是左宗唐的士兵进新疆时栽的。各镇都绿树掩映，鸡鸣狗吠，并无荒凉之感。沿途许多饭馆是回民开的，设备简陋，但清洁幽静，保留着久远的淳厚朴实的风味。
在歇息时，我们到河滩游玩，只见河对岸光秃秃的石山高高耸立，河滩空旷荒凉，尘世的喧嚣在这里突然都消失了，恍如隔世一般！－－我猛地意识到，我们已经来到了一个跟以往完全不同的世界！
我们沿着断断续续的长城走了许多天。在广漠的大地上，长城像龙的脊椎蜿蜒不断，虽经千百年风吹雨打，大多已倒塌在大地的怀抱里，但他那昂然不屈的雄姿依然向世人昭示着一种永恒的风范……到了嘉峪关，车队停了下来，人们纷纷朝长城跑去，跑到长城脚下，撮起一抔抔古老的浸满祖先血汗的的黄土……
“过了嘉峪关，两眼泪不干。”大人们议论纷纷。
过了嘉峪关，果然十分荒凉了！到了安西，旅店都没几家。天色渐渐黑下来，大家挤在一家饭馆等着吃饭，看着厨师擀面条，只见他先揉着一大堆面团，边揉边甩，面团甩成了面条，越甩越高，竟甩得跟房顶差不多高！面条也越甩越细……不多一会儿，大伙儿都吃上了有独特风味的面条！这厨师真是有一手绝技－－天涯何处无高人！
车队在广漠浩瀚的中国大西北跋涉，地势越来越高，风沙越来越大，景色也越来越单调，汽车沉闷地呜呜轰鸣，令人昏昏欲睡……
在西安发的装水的竹筒和风镜都派上了用处：有一段路上竹筒灌的都是苦水，可是也得喝！硬而厚的锅盔、粗糙的马肠在旅途中也变得美味可口了！
在漫长的旅途中，华东革大的学员们也常互相开玩笑，说俏皮话。新婚的何进先夫妇是四川人，新娘长得漂亮，有人就用怪腔怪调的四川话说：“何进先脑门长得大，好逗人爱哟！”何当场用四川话回敬：“我不爱咋个办！”于是众人齐声道：“那就对脑壳喽！”
何进先用浓重的四川话说，你们爱说怪话大话的可要小心喽，新疆的风大得很，小心闪了舌头！新疆还特别冷，不小心出门会冻掉鼻子和耳朵的！没有耳朵还好说；没有鼻子，新疆人可就说你“不要鼻子”喽！也就是不要脸喽！何进先还说，在新疆出门解小便，尿会冻成冰棍，还得提根棍子敲断呢！我们当时都信以为真！
金家人都讲一口略带卷舌的北京话，都是轻言细语的。不像我们一家五弟兄咋咋唬唬的，招来我们母亲的大声训斥。
到了星星狭已是傍晚了，只见四周陡山环绕，地势十分险要，我们从此进入新疆了！据说，新疆还有土匪，经常沿着公路杀人放火，人人心情都紧张起来。
进了新疆，我们一直在广阔无垠的戈壁滩上行驶，荒漠的戈壁滩上唯有一蓬一蓬的骆驼刺顽强地生长着。我们有时也遇到骆驼队：在浩瀚的戈壁上，一长队骆驼由远而近，主人总是骑在最前面的那只骆驼上，最后面的一只骆驼的脖子上挂着驼铃，那驼铃声“叮当－－叮当”有节奏地响个不停。－－这跟上海盘石小学庄云龙老师讲的情景真是一模一样！庄老师想必是到过北方的呵！
沿途我们也常看到路边倒塌的房屋和废弃的村庄，据说是遭到土匪的洗劫造成的，大家立刻用目光搜寻，看是否有土匪出现。驾驶汽车的解放军战士也提高了警惕，车与车之间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整个车队前后呼应保持着队形，行到可疑处，司机助手把步枪都提在手里了！然而终归还算太平，我们没有遇到土匪。
刘斯文说，乌斯满和尧乐博斯匪帮曾在哈密一带疯狂烧杀抢掠。
到了七角井，停车休息时，我们跟着大家在荒野里挖到了甘草！到了吐鲁蕃，我们看到了叫卖瓜果的维族老头和扎着许多辫子的维族小姑娘！
汽车在漫无尽头的公路上奔驰着，“华东革大”的学员们常常不约而同地引吭高歌，他们最常唱的一首歌是：
年轻的心在跳跃满腔的热血在燃烧听祖国呼唤我们向前进我们要响应她的号召让我们走 走向最前哨让我们走 走向最前哨……
另一首歌的前两句是：
年轻人火热的心跟着毛泽东前进……
“华东革大”的这批学员大多不年轻了，他们唱起歌来也不那么铿锵有力了，但是他们齐声唱这道歌时很认真，很投入！
父亲紧挨着驾驶室的右后边，脸朝后坐着，满脸胡子拉楂，吃了锅盔后嘴角还有面粒，露着大黄牙，也跟着大家唱着，我朝他看了一眼，心想：他还算年轻吗？他快四十岁了，还有这么一群孩子！但是后来我懂了，这首歌正好表达了他们这批“华东革大”学员们的心声，他们是满腔热血响应祖国的号召支边来新疆的！他们的高昂情绪甚至感染了我们这些孩子们！
然而，他们根本没有想到这是一条受到歧视的不归路！更没想到在他们的档案里几乎都有内定降级使用的条款！这为以后他们之中许多人被定为“历史反革命”或“右派”早就埋好了伏线！六年后，金世琦的父亲和我父等先后在“肃反”和“反右”运动中被捕入狱，我们也都成为名符其实的“黑五类”子女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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