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龙
13、革命的洗礼
1950年9月，我读五年级了。学校开学，我们班增加了十几个女同学，集中坐在第一排。她们中间有好几位少儿队队员，都是在外校入队的，其中杨墨秋左臂还戴着一根红杠的小队长标识呢！真让人羡慕。
班主任由吴介繁主任兼。他宣布了新的班干部名单，班长就是新来的女生杨墨秋，我是副班长。
杨墨秋的座位隔着走道跟我相邻，她跟一般女少儿队员一样，穿着白衬衫、兰裙子。杨墨秋长着一头浓密的黑发，梳着两根过肩的粗辫子，眉毛细长，两只大眼睛忽闪忽闪的；嘴唇总是抿着，说起话来轻而快。她的头总是略略低垂，举止做派并不张扬，但是她一点也不扭捏，是个天生当头头的料！她当上了班长，毫不含糊，该主持会议就主持会议，该发号施令就发号施令，从不怯场。她也不把我这个副手放在眼里，很少跟我商量，也不跟我多说话，说起话来也只是轻而快的几句。
当周一轮到我们班升国旗的时候，按规定由杨墨秋拉绳，我护绳。由于是第一回，我心里还有些怯生生的，带着红领巾的杨墨秋却毫不含糊，大大方方地走到队列前，在国歌声中庄重地拉绳升旗；受她感染，我也很快地进入了角色。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在众目睽睽之下，我有一种从未有过的神圣的飘飘然的感觉！我站得笔直，屏声敛气，灵魂却像脱离了躯壳，激动而高傲地在空中飘荡，注视着一个男孩和一个戴着红领巾的女孩在队列前庄严地升起五星红旗……
－－这是我儿童时代的光荣，这是我纯真的儿童时代的纪念照！
升完国旗，按照学校的规定，杨墨秋和我要戴着值班的袖标，分别站在二楼和三楼的楼梯中间，同学们分别从两边的楼梯排队上楼进教室，当同学们排着队静悄悄地从我身边走过时，我站得笔直，心中依然是一种庄严而飘飘然的感觉！
杨墨秋的学习成绩很好，只是在班上作文受到老师表扬或当做范文朗读的，还是非我莫属。
到了20世纪90年代，我偶然在《文汇报》上看到，杨墨秋早已是上海市的特级教师了！并且，她是60年代初华东师大中文系毕业的！而我却早早地离开了上海，也没能读中文系！
人生呵，总是有太多的未知数，总是有太多的阴差阳错，总是有太多的缺憾！
美国侵略者就要打到我国东北来了！姜老师依然以激动的神情，每天奋笔书写黑板报：
1950年5月15日，美国侵略军在仁川登陆……
1950年10月7日，美国侵略军大举越过“三八线”……
1950年10月11日，美国侵略军占领元山……
英勇的志愿军打胜仗了！姜老师以更加激动的神情奋笔书写黑板报：
1950年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
1950年12月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解放平壤……
1950年12月31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解放汉城……
父亲一直订着《解放日报》，从那时候起，我养成了每天看报、关心时事新闻的习惯，几十年如一日。
大姐放学回来，常常重重地踏着楼梯打着拍子，唱着歌上楼，一直唱到亭子间，这时唱的是《当祖国需要的时候》：
当祖国需要的时候我们马上拿起枪冲过鸭绿江卫国保家乡美国强盗太猖狂侵略朝鲜占台湾把魔爪伸向鸭绿江他要那东洋鬼子作榜样……
我们经常参加声势浩大的、抗美援朝的游行示威。同学们排着队，一人挥着一面写有口号的长三角形的小纸旗，一面高呼口号：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打败美国野心狼向中国人民志愿军致敬…………
我们在上海体育馆参加了抗美援朝的集会。同学们都穿着白衬衫、兰裤子，排着队，认认真真地做团体操表演：在雄壮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的伴奏下，组成“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八个大字。我蓦的朝台上一看，体育馆又高又大，阶梯式的观众席上座无虚席！我的热血沸腾起来，仿佛正在做一件极为神圣的、直接关系到“抗美援朝”的工作！
当全国掀起捐献飞机大炮运动（艺人常香玉还捐献了一架飞机）的时候，上海的儿童们也参加了“捐献一把米”运动，这其实就是号召孩子们捐献零用钱。那时候我家弟兄姊妹多，就父亲一个人的工资，生活还是挺紧张的，我平时是没有零用钱的。有一次班级组织捐献零用钱的时候，我身上没有钱，杨墨秋轻声对我说，她替我交了50元。我中午回家时对母亲说，学校“捐献一把米”，我借了同学50元钱。母亲马上拿出50元钱给我，叫我下午一到学校就把钱还给同学，不准欠别人的帐！我下午一到学校就把钱还给杨墨秋了。母亲的这个教导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此后，我一生中基本上做到了不欠别人的帐！
学校组织我们观看了抗美援朝的记录片。我们看到在冰天雪地里，在战火纷飞中，英勇的志愿军战士跟侵略者作殊死搏斗……记录片的主题歌伴随着战火纷飞的画面低沉地唱起来，格外悲壮凝重，感人肺腑：
炮火震动我们的心胜利鼓舞着我们中朝人民亲如兄弟并肩作战打击敌人我们亲爱的的祖国，亲爱的人民嘱咐我们坚决斗争……
报刊上登载的、广播里播送的志愿军战士罗盛教、邱少云、杨根思、黄继光等的英雄事迹和光辉形象也铭刻在每一个中国儿童的心里！
后来选在课本里的魏巍写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对朝鲜战场的描写，对志愿军战士的讴歌，也感动了每一个学生！
再后来的电影《上甘岭》，把朝鲜战争的惨烈，志愿军战士的英勇顽强、视死如归，刻划得淋漓尽致，感动了好几代中国人！在20世纪五十年代，我第一次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当在战斗间隙女护士唱起主题歌《可爱的祖国》的时候，祖国的锦绣山河，家乡的好山好水，出现在正在浴血奋战的志愿军战士的心中，意境悲壮，我当场被感动得泪流不止……
－－直到四十年后，也就是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才偶然在书刊资料上得知，根据苏联解密资料，当年的朝鲜战争，竟然是金日成利令智昏悍然先对韩国侵略的！金日成仗着从中国得到的由朝鲜族战士组成的原四野的两个师的兵力，仗着从苏联得到的150辆新式T—34坦克，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动侵略战争！金日成并未事先会知中国，完全是单方面不宣而战！而我的同龄人，有谁不知道，朝鲜战争是美国侵略者挑起的呢？这就是宣传为政治服务的典型范例！
真是不堪回首！我这个以自己从小就看书读报，关心时事政治为荣的中国知识分子，是多么孤陋寡闻呵！由此也可见，我们这一代人的头脑从小就被清洗得多么彻底呵！
而今，金正恩继承其父、祖的衣钵，又在东北亚玩起核武来，中国人要擦亮眼睛，识破他的狼子野心呵！
1951年新年，学校组织同学们慰问军属、烈属。杨墨秋给各小组组长分配任务后，自己带领一个小组串街走巷，到军、烈属家里进行慰问。在会上她从没征求过我的意见，把我编在她管辖的小组，也没对我多说话，根本就不把我这个副班长放在眼里！我只得憋着气，跟着她跑东走西，心里想，她太骄傲了，以后再也不理她了……
1951年2月，镇反运动在上海激烈展开。每天凌晨警车都会呼啸着从街上驰过，那气氛，真有些像解放前夕，国民党的“飞行堡垒”从街上驰过似的！
1951年3月，开学的时候，同学们得知，教导处副主任、学校负责筹组少儿队的俞老师已经被逮捕了！还有那位曾在全校大会上讲“种籽最有力量，就是坚硬的头盖骨，它也可以顶裂”的自然课教师也被逮捕了！据说，他们是在凌晨，在各自的家里，被戴上手铐，带到警车上抓走的。据说他们都是国民党党员。
同学们议论纷纷。
我的心里震动很大：俞老师总是穿一身笔挺的黑呢中山服，总是一副庄重严肃的模样。在他的管理下，学校秩序井然。在筹组少儿队的时候，他语重心长地鼓励我们追求进步……
以后直到我离开学校，再也没有人过问筹组少儿队的事。
1951年4月的一天，全校师生在雨操场集合，收听上海市各界人民扩大会议公审几名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的实况广播。
其中为首的叫陈小毛，是罪大恶极的流氓工头，强奸犯。扩音器里传来愤怒群众高呼“开脱伊！”“开脱伊！”意思是枪毙他！枪毙他！……真是群情激愤达到了顶点！
到了21世纪，我看到学者国良村写的文章，他说，解放初镇反时，淮剧界的名伶陈小毛，沪剧界的名伶夏连良、杨剧界的名伶柏文龙都被枪毙了！不知这个名伶陈小毛，是不是就是那个被公判枪毙的流氓工头陈小毛？不知这些名伶是不是“现行反革命”？
早在20世纪70年代，我在一个偶然的机会，看到公安部门一份过期的内部材料，其中写道，在镇反时，全国共枪毙了四百多万人！显然大多没有通过公认的合法审理程序。例如，前面提到的海军起义军官杨沧活的父亲，以及著名女实业家董竹君的丈夫等，都是在解放初镇反时被枪毙的！
根据史料记载，毛泽东1951年1月下旬致电上海市委：“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在今年一年内恐怕要处决一、二千人，才能解决问题，压低敌焰，伸张民气，是很必要的。”紧接着，他又再三督促上海加大镇压步伐，并对其“未认真严厉地大规模地实行‘镇反’工作”进行了批评。
经过三令五申之后，上海市委终于做出了积极反应，3月15日，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把上海市委的“镇反”计划转报给了毛泽东，其电称：“上海决心在已经捕了1068人，处死100余名的基础上，再放手捕10000人，……关4000人，管3000人。”正是在这样的大历史背景下，轰轰烈烈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在上海展开了。
因此，在此大历史背景下，我父在镇反运动中也被列为斗争对象受到审查，也就不足为奇了；没有从重处置已是侥幸，那里还管你在解放前就加入了民革，并在中共领导下参加了地下革命工作呢！
1951年5月的一天，我们坐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正全神贯注地上着课。顺便说一下，我们这所在解放前由法国传教士办的学校，教学设施挺不错的。忽然教室门被撞开了，一群大学生涌进教室，打着“庆祝西藏和平解放”的横幅，敲着锣打着鼓震耳欲聋，接着他们振臂高呼口号：
庆祝西藏和平解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然后他们又到别的教室去了。接下来自然是乱哄哄的，上不成课了，大家准备上街参加游行。
解放初期在上海，敲锣打鼓上街游行是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每次游行不但规模很大，游行线路也很长，往往要持续一整天！那些高高地站（或坐）在汽车上搭的台子上面，拖着长裙，戴着金冠，扮作和平女神的女同志只得早起吃几个煮鸡蛋坚持一整天！
解放军的游行队伍也常常是全副武装，甚至坦克、大炮、骑兵一齐出动，从早一直游行到天黑！
群众队伍往往以门旗和锣鼓队为各单位的先导，仪仗队、红旗队、秧歌队、腰鼓队也比较普遍；高举领袖画像的队伍也不少，除了毛泽东、斯大林以外，还有胡志明、金日成、乔巴山、皮克、贝鲁特、哥德瓦尔特、拉科西、乔治乌—德治、契尔文科夫、霍查，以及福斯特、德田球一和伊巴露丽等的画像。
顺便说一句，我当时就知道，他们各是哪一国的共产党领导人。
此外，每人都手持一面写有标语口号的三角彩色纸旗，还得时时挥臂高呼口号，或齐声高唱革命歌曲：
胜利的旗帜哗啦啦地飘千万人的呼声地动山摇毛泽东－－斯大林斯大林－－毛泽东像太阳在天空照…………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曾广泛流传着一段西方记者跟一名中国学生的对话，大意是：西方记者问中国学生，你们这样频繁地举行游行示威是否太浪费人力物力了？中国学生答，游行示威是我们中国人民表达心愿，表达诉求的一种手段，可惜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连游行示威的自由都没有！西方记者又问，如果苏联与你们为敌，你们会怎么办呢？该学生答曰，这个问题我们根本就没有考虑过，也用不着考虑！
当时这个传闻，是用来表扬那位中国学生有高度政治觉悟的，而后来的事实都表明，还是那位西方记者高明：
以后游行示威在中国果然渐渐减少了（文革时期等自然又当别论）。到了二十一世纪，更是少之又少，少得不够正常了。例如，世界各地不断出现反对美国对伊拉克战争的游行示威，唯独中国没有出现过，倒象是中国支持这场战争似的！
至于“牢不可破”的中苏同盟，没过几年就破裂了！中国跟“老大哥”苏联翻脸了，游行时再也不高举12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及一些国家的共产党领袖的画像了！
1951年9月，开学我就读六年级了。三弟读四年级，大哥则考上了比乐中学，这是一所由著名的民主人士黄炎培办的学校。这样，我同大哥、三弟三人同校的情况暂时结束了。
也就在这时，父亲被派到设在苏州的“华东人民革命大学”（1）第4期去学习了。
我们盘石小学开学那天并没有像以往那样上课。老师们都在一楼大办公室开会。我们从窗子朝里看到，身躯瘦小的校长张维屏站在办公室中间低着头，原先庄重冷静，总是面带微笑的脸上，现在是一副尴尬的神色！一些老师指指戳戳地在说着什么，－－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原本体面的人被揪斗的模样！顿时一种惶惶不安的情绪袭上心头……
后来我们被告知，张维屏是反动教会组织“圣母军”的成员。“圣母军”被取缔了，张维屏校长被揪出来批斗了。
接着学校召开大会，大会由教导主任吴介繁老师主持。由市教育局的负责人宣布“盘石小学”改名为“向群小学”，表示学校从此得到新生，跟过去决裂！同时宣布任命新校长，是新调来的，名叫汤履道，也是天主教徒。
我们班主任由一位年轻女老师担任，她叫于玉莉，是青年团员，白净清秀，身穿一件月白色的短袖衫，淡青色的紧身裤，露出一截小腿，显得朝气蓬勃。
我也不再当“副班长”了。不过，这对我没有什么影响，因为我那个“副班长”其实只是挂了个名，没有干什么实际工作。
学校还是没有成立少儿队的组织，外校来的少儿队队员则集合在一起，照常活动。现在明白了，过去盘石小学没能建立少儿队的组织，那是因为是教会学校，是俞老师有历史问题；那么，现在呢？……
我们班的语文课仍由吴介繁主任兼任。他本讲道地的上海话，但是在上语文课时，却尽量用才学的普通话讲；他的粉笔字写得工整有力，非常漂亮！一次上课，我的作文也受到他的表扬，并当作范文朗读。我心里喜滋滋的，斜着眼睛朝杨墨秋瞥去，只见她头埋得很低……
解放初期的上海，不但游行集会多，大型展览会也举办得多。前面讲了，在复兴公园举办了“庆祝上海解放一周年”展览会，公园里摆满了坦克车、装甲车、水陆两栖坦克、多种大炮、枪枝……真是琳琅满目！之后又举办了“反特展览会”，里面介绍了国民党特务头子毛森在解放前夕逃离上海时，亲自开枪打死了贴身警卫和司机，而他们竟都是中共地下党员！展厅里还陈列了许多种无声手枪，像钢笔手枪、拐杖手枪等……在人民广场举办的“太平天国起义一百周年”展览，展厅里挂满了太平天国时代的各种旗帜，李秀成打败洋枪队击毙华尔的腊像模型非常逼真……后来在人民广场还举办了“城乡物资交流展览会”，如同迷宫一样……“从猿到人”展览会里有远古山洞里猿人生活情景的造型……
我们同学们排着队参观了这些展览会。这些展览会打开了我们的眼界，使我们增加了许多知识。
解放初期的上海，街头张贴的宣传画中最常见的是：兰天上翱翔着银灰色的喷气式战斗机机组。金色的大地上拖拉机康拜因在收割庄稼。宏伟的拦河大坝。林立的工厂烟囱。高压线伸向远方。－－祖国大地是一派欣欣向荣生机勃勃光辉灿烂的图景！
这就是我童年心目中的祖国！
国庆节到了，我们穿着白衬衫，兰裤子列队参加游行，齐声高唱：
礼炮响 国旗升少年儿童真精神白衬衫 红领巾活泼勇敢向前进我们是春天的鲜花我们的心中多么高兴抬头望 天安门毛主席微笑着检阅我们时时刻刻准备着建设祖国，保卫和平
我们热泪盈眶心潮澎湃！这首歌表达了我们少年儿童纯真的心声！尽管我因没有戴上红领巾感到淡淡的哀伤！
1968年5月，在文革中我遭到暴徒追杀，逃到北京上访，第一次来到天安门广场，耳边突然响起这首儿时的歌曲，儿时的圣洁感情也随之在心中升腾！眼泪刷地流了下来：我终于来到了儿时向往的神圣的地方！可是从新疆到北京，到处都是批斗、武斗的惨烈的场景，哪里是我儿时心目中的祖国？
1952年伊始，“三反”“五反”运动就在全国激烈地展开了。
那时候流行一首儿歌：
一二三四五
上山打老虎
老虎不吃饭
专吃大坏蛋
大坏蛋 贪污犯……
老师还教我们唱一首后来流传很广的歌：
贪污分子你睁开眼
两条道路由你选
一条活路 一条死路
一条光明 一条黑暗
想想吧，看你走向哪一条
彻底坦白，从宽处理
拒绝坦白要严办
一定要严办
1952年2月10日，原中共石家庄市委书记刘青山和原中共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因贪污罪被判处死刑，这在全国引起了轰动！在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对于那些有贪污腐化倾向的公职人员都有震慑作用！
1952年2月28日，在上海枪毙了奸商王康年。王康年丧心病狂，用烂棉花制作医药“急救包”，用自来水和颜料制造消毒水，直接伤害了在朝鲜前线负伤的志愿军将士，引起极大的民愤！学校还组织我们同学们到“大康药房”现场参观，进行政治教育（2）。枪毙奸商王康年对于那些企图制假贩假的张康年，李康年也起了相当长时间的震慑作用！
“三反”是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针对公职人员；“五反”是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骗国家资财，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是针对不法和反动资本家的。
按照现在的话来说，“三反”、“五反”运动就是打击贪污腐败，打击官商勾结，打击权钱交易，打击假冒伪劣等。
改革开放三十年年来，在GDP和外汇储备增长的同时，贪污腐败成风，假冒伪劣横行，虽然先后枪毙了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克杰，和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局长郑筱萸等一大批贪官，却收效甚微！值得国人深思反省！
一天傍晚了，大哥说，听说弄堂里在“打老虎”，我们去看看。于是我们三兄弟下楼到弄堂里去观看。到了群贤小学，朝一楼礼堂里看去，只见一个身材矮胖的男子低着头站在台前，显然这位就是被“打”的“老虎”；几十个人情绪激动，挥拳喊着口号，喊着喊着就有人拳打脚踢把“老虎”打倒在地上！——我顿时吓了一大跳，不敢再看下去，拉着三弟走了。我们一边走，一边还心跳得“咚咚”的－－这是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过的呵！原来“打老虎”就是这样打的！
接着大哥也低垂着头，悻悻地回来了。
后来在资料上看到，1952年初，毛泽东相继发布“打老虎”的指示：“无论党政军民哪一个系统，哪一级机关，只要是大批地管钱管物的，就一定有大批的贪污犯。”“打虎要有一套战术，凡已普遍展开的，就要迅速总结经验，组织专门打虎部队，向大小老虎突击。”……
统计数据显示，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全国共抓捕了18万人，死伤者达13万人！都属于非正常死亡：被迫自杀，在斗争会上，或刑讯返供中被打死，或在狱中、劳改中被折磨致死等。
（待续）
注：
（1）简称“华东革大”。
（2）直到21世纪，我才从一些资料中得知，王康年案纯属刻意制造的惊天冤案！其实王康年经营的仅仅是一家普通的药房，只做零售，自身并不具备“制假”能力。然而“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由于没有真凭实据，该案一直拖到第二年，直到毛对“三反”、“五反”运动发出指示：“一定要在运动中杀几个做样板，用来教育群众”，上海人民法院才于1953年2月28日判处其死刑，立即执行。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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