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龙
9、复兴中路496号（1）
我们家就住在复兴中路496号，西邻是一个弄堂，叫“松筠别墅”；东邻是一排跟 496号同一样式的法式三层小洋楼；南面临街，马路两旁的人行道上是两行高大整齐的法国梧桐树，郁郁葱葱；马路对面有一家食品商店，斜对面是一座外国人住的吕班公寓。
每天清晨就有穿街走巷的卖报声：“哦《大公报》来《新闻报》……”接着就是各种沿街叫卖声此起彼落，络驿不绝：“刮辣辣松脆－－三北盐炒豆！”、“高邮咸蛋”（1）……
马路上穿梭般地跑着无轨电车，“铛铛铛”地响着铃声当喇叭，车上方的电线接头“哗哗”地撞出电火花；而当小轿车驶过则会喷出一股烟来，有特别的香味，我这个乡下来的孩子起先总要跟在后面闻；马路上的三轮车很多，黄包车偶尔也还能看到，后来就绝迹了；脚踏车也不少，跟三轮车混在一起，成为道路交通的主流……
一些穿得破破烂烂的小孩，一边攀着三轮车跑，一边伸手向坐在三轮车上的穿皮袍的老爷和穿皮大衣的太太乞讨：“老板娘把点吧，把点吧！”马路上随处都可以看到从江北逃难来的人们和瘦骨伶丁的小孩……
马路斜对面的吕班公寓，住着许多外国人，外国小女孩雪白的皮肤，兰色的眼睛，金色的卷发和花裙子，跟我们从画报上看到的洋娃娃是一模一样的！外国小男孩也是雪白皮肤，金黄头发，碧兰眼睛，常穿着飞行员制服般的绒衣，还戴着空军飞行员的皮帽子呢！外国人牵着的狗也穿着绒衣，跟《三毛流浪记》中“人不如狗”那张画非常相像。听说吕班公寓里的外国女人还用牛奶洗澡呢！
沿着人行道高大的法国梧桐树下，有擦皮鞋的，套圈圈的，打汽枪的，摆小摊的，下棋的，打康乐球的……热闹非常。祖母给我在小摊上买了把银白色的木朴刀，我高兴得爱不释手。
一到傍晚，来往行人更多。五香瓜子、糖炒栗子的香味满街飘荡。卖馄饨的敲着竹板“的打打打，的打打打”在人群中穿梭而行，另有一番情趣……
到了晚上，一切又都安静了下来。法租界没有明亮的路灯，路灯从梧桐树叶里暗淡地照在垃圾箱旁的垃圾堆上，我走出院门倒垃圾，一些穿得破破烂烂的小孩，说着江北话，正在垃圾堆上捡破烂，拾煤渣，他们就是“三毛”呵！而马路对面的那家食品商店的霓虹灯下的大面包、大蛋糕又是多么诱人呵！
夜深了，万籁俱寂，远处会传来轮船泊岸的深沉凝重的气笛声。偶尔，马路上也会飘来孤独而沉重的“排骨年糕－－”的叫卖声……
－－这就是上海。这就是我这个初来咋到的乡下孩子看到的上海！
复兴中路过去属于法租界，叫做“辣斐德路”，辣斐德是一位法国将军的名字。二战结束，租界取消，才改了路名。到了1948年，在上海租界的外国人已不多了。不过，在法租界偶尔还能见到戴越南式凉帽的安南巡捕，在英租界也还能见到裹着头留着大胡子，别名叫“红头阿三”的印度巡捕。
从我们住的复兴中路496号朝西走一百多米就是复兴中路和重庆南路（2）交叉的十字路口，这十字路口的西北角就是复兴公园，过去叫法国花园，听说早年曾在门口挂出“华人与狗不准入内”的牌子，遭到声讨。不过到了1948年我们来上海时，进出公园的几乎全都是中国人了！
我们来上海不久，一天，身着深色中式长袍的祖父带我和三弟到复兴公园去玩，在经过有红绿灯的十字路口时，我忽然乱跑着冲向马路，平日沉默稳重的祖父始料不及，竟着急得喊了起来……进了公园，他坐在长椅上，看着我和三弟玩滑滑梯和跷跷板……之后，祖父又带我们去电影院看电影《1948世界运动会》，这也是我们第一次看电影，感到特别稀奇，尤其是电影中运动员跳高的慢镜头，令我们大惑不解，我和三弟争论起来，祖父给我们解释说，那是电影的摄影技术，并不是运动员可以练得能够慢慢飞起来。……在回家的路上，祖父还语重心长地教导我们：无论干什么，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要像中国运动员楼文敖（3）那样坚持到底。
1946年春，父亲回湖南老家接曾祖母、继祖母和姐姐来上海后，全家就又住在1938年我家离开上海前的住处：复兴中路496号（4）
复兴中路496号，这是一栋南向临街的有小庭院的法式三层小洋楼，一进院门就是小庭院，院里有两棵枇杷树，亭亭如盖，树冠已超过二层楼。这栋小洋楼有正房七大间，亭子间三小间，卫生间三间和一间大灶皮间（5），可住好几家人。后门可通弄堂“松筠别墅”，进出很方便。
我父在回忆录里写道：
1946年2月，父亲一中由“民联”创始人之一的郭春涛先生（6）介绍加入了“民联”，从此参加了地下革命活动，并成为“民联”领导人之一。我家住的复兴中路496号成了“民联”领导人聚会的场所，常来开会的有：谭平三、陈铭枢、郭春涛、秦德君、吴艺五等。
老报人陶菊隐先生更是我家的常客。后来许松圃也由香港来上海来住在我家一楼。中共地下党员龚饮冰、许彦飞也常来走动。－－他们跟我父都是二十年代在长沙的老朋友。现在他们反独裁反腐败的政治观点相近，彼此信任。他们带到我家来以谈论美钞的行情作掩护，从事地下革命活动。
龚饮冰当时在上海办了一家银行。许彦飞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中央文化委员会的主任秘书，而他在上海的寓所竟是中共地下机关。刘晓、刘长胜等人就在他家工作。
1947年5月的一天，许松圃先生对我父说，他的一位好友，当时任上海市政府统计室（中统）负责人的王某相告，特务组织已经监视了我们的住宅复兴中路496号。
我父便随时注意门前马路上的行人，果然不时发现有戴墨镜的穿不同服色的人，或站或走在对面马路上对我家的住房不经意地眺望，大约留连一小时左右便不见有，有时天天来，有时隔一、两天发现一次，时间并不一定。
正巧这时国民党青年年2002师教官徐甫堡来上海办《自由》杂志，于是我父叫徐教官作了一块“《自由》杂志社”的兰底白字的搪瓷招牌，挂在我家一楼西面阳台间（书房）临街的门上，在大街的人行道上，通过铁栏杆围墙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原来《自由》杂志是国民党青年军202师政工处处长温广彝主办的；由名画家徐甫堡在上海编印发行。因此，这块招牌挂在我家门口，在当时的确起了保护色的作用。
温广彝是安徽广德人，大革命时期他在上海暨南大学读书时就是一位积极分子，后来成了改组派的骨干。1932年陈公博任实业部长时，他在实业部秘书厅任专员，与我父（时任秘书主任）相处甚洽。1937年“7.7”事变后温又与我父同在第五部做筹备工作。1937年8月筹组中的第五部改为国民党中宣部国际宣传处，由宋美龄系的董显光领导，我父任中宣部主任秘书、国际宣传处专员，温在该处领导下的“国民外交协会”任总干事。这年秋，我父推荐温广彝到第十集团军刘建绪的总司令部任政工处长，因此温对我父很依赖和尊重的。
徐甫堡是杭州艺专出身的画家，是刘开渠、庆董琴等大师的高徒。解放后，他出版了《白毛女》、《丹娘》等连环画。
徐甫堡这时在国民党青年军202师政工处任中校教官，他和他的江阴同乡兼同学陈伟斯就住在496号我家书房，这也是《自由》月刊社的办公室。
陈伟斯分头油亮，西装笔挺，像个“小开”。其实他弟弟林路在抗战时期就参加了新四军，林路这时已是师政委，派他来上海做地下工作的。他的公开身份是上海帐子公司的掮客，早出晚归，跟我很谈得来。
中共地下党员陈伟斯还给我介绍了许多马列主义著作。我那时就读到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等著作，还读到了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问题》，以及《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等一些马列主义著作，还能经常看到中共的《新华日报》等，使我的思想开了窍！从此我开始学习马列著作，逐渐信奉马列主义。
当时除甫堡要我给《自由》杂志创刊号写一篇时论，我大胆地写了一篇反对内战的文章，内容主要说，应该发挥独立民主的精神，用政治方式解决国内的问题。
我们到上海的时候，一楼西面阳台间外挂的《自由杂志社》的招牌是早已取掉了，里面已不再是我家的书房：徐甫堡已回青年军202师政工处；陈伟斯也带了妻儿搬到隔壁弄堂“松筠别墅”里我家的汽车房去住了。现在由从香港来的许松圃和唐世玮两口子居住了。许松圃肤黑矮胖，也是穿一袭深色中式长袍，载一顶罗宋帽，他曾留学日本，原是唐生智的部属，也是湖南人，与我祖父交往已久。他的妻子唐世玮个头高大，披着长烫发头，声音宏亮，呼唤满头卷发、胖胖的女佣“慧英呐－－”时是标准的长沙口音，后来才知道，她竟是日本人！他们家经常打麻将。
一楼东面南面的一大间正房自然是祖父和祖母住着。而北向那一间正房又住了一家人，两口子都是军人，女儿陈泰儿也只七、八岁，儿子才三、四岁，孩子们的祖母是一位五、六十岁的圆脸老太太了。他们是从东北来的，男的叫陈新民；女的叫刘蕴民，个头高大，洒脱泼辣。有一次女佣们在大灶房喊电线起火了，男人们都不在家，妇女儿童不知所措，她大步流星跑到后面推开了电闸闸刀，避免了一场火灾。她还带我们这些孩子们到她所在的某儿童福利院去参加活动，在那里我们见到了电影名星黄宗英。
二楼西面住的是著名京剧艺术家余叔岩的女儿余慧清的一家人。
余慧清娇小白皙，她的丈夫李永年高大英俊，只是眼睛稍有些鼓。他们的女儿才三、四岁，白白嫩嫩的，眼睛像他母亲。他俩才二、三十岁，又都是职员，每天早晨按时下楼出门去上班。他俩穿着入时，下楼时皮鞋敲得很响，又总是打着京腔亲昵地说着话，直到解放后依然天天如此。他们家有一位老太太料理家务。
我父元宇在回忆录里写道：
1928年我父一中随李品仙部北伐军进了北平，便拜见了他心目中的京剧老生楷模余叔岩先生。
1928年底，我家迁北平，住在锦什坊街油篓胡同1号。
1929年6月唐生智任第5路军总指挥，我父在其部任军法法处长时，曾主持唐生智父亲唐永绪先生的六旬寿辰堂会。该堂会在北平第一舞台演了两天京剧，盛况空前，所有京剧名角如杨晓楼、余叔岩、梅兰芳、程艳秋、尚小云、尚荀慧生、马连良等悉数登台演出。从此，我父一中与余叔岩先生和梅兰芳先生等结下了浓厚的友谊。
1943年余叔岩先生去世。
1946年余叔岩先生的二女儿余慧清携家来上海，我父特地安排他们住在复兴中路496号的二楼一套居室里。
1947年，著名余派女老生，号称“冬皇”的孟小冬住在杜月笙公馆，她和著名琴师王瑞艺经常来我家，跟余慧清夫妇及爱好京剧的我父一中等一起调嗓，交谈。
一次孟小冬来我家，指定余慧清调《定军山》快板“我主节攻山葭明关”一段，余慧清的唱腔酷似叔岩先生。孟小冬说：“二妹，这段戏是遗传和天赋兼而有之，别人是学不到的。”其实余慧清是女噪，不如乃父苍劲、威猛的。
这样，孟小冬等的来来往往，也为我家成为“民联”地下联络点起点保护色的作用。
二楼中间南面是卫生间，北面是楼梯。
1948年余慧清他们家住的那间房，在十年前正是大哥的诞生之地。
听母亲说，因为大姐是女孩，曾祖母很不以为然；大概是我父亲和祖父两代都是独子，曾祖母急于见到重孙子，因此当大哥出生后，母亲故意说又是女孩，曾祖母得知后，只是说了声“也好”，竟看都没来看。一天曾祖母从楼下来上卫生间，从门口过，母亲正在给大哥端尿，曾祖母侧目看得真切，竟不去卫生间，边呼 ：“嗨得！嗨得！”直接奔过来抱她的重孙子。
二楼东面的两大间，在“方震小学”当校长的姑姑和黄栋1947年结婚就住在这里。他们那时都是中共地下党员。1948年春，他们受组织派遣去湖南作策反工作后，郭春涛、秦德君夫妇搬来居住。
三楼只有三间房：一大一小和一间厨房。它的下面就是后面的亭子间了。我和曾祖母就住在三楼角落里的小间。
从一楼过道直接往里走便是一间大灶房，各家的碗柜和烧煤球的炉灶都在这间灶房，墙都被煤烟熏黑了。墙边还有一间简易厕所。后面有一个小天井，后门通弄堂。
沿着大灶房北边的楼梯上去就是两间亭子间了。一间亭子间窗户向北，下面是在弄堂门口补鞋的鞋匠们住的铁皮房；还有弄堂里某住家院子里的一片夹竹桃。另一间的窗口向西，下面是弄堂的过道。父母和弟兄们就住在这里。
从一楼到二楼的楼梯拐弯处的墙上挂着一部电话，号码是84768，户名是我祖父，从1937年我家从南京搬来居住一直沿用着。
我记得那时候，一位有时穿青年军军装，有时穿旧西装的精瘦男子，常常在楼梯上打电话，用上海话慢腾腾地说：“我是徐甫堡－－我是徐甫堡－－”
每当做饭的时候，灶房里非常热闹，各家各户都到灶房来，生煤球炉子的，淘米做饭的，切菜炒菜的，女人们说东道西，十分热闹……
我们到上海不久，继祖母就带我和三弟到城隍庙去游阮。这城隍庙除了庙宇中威严吓人的菩萨外，到处是茶店、酒楼、地摊，到处是川流不息的人潮……补碗的、箍桶的，捏面人的，变戏法的、相命的，看西洋景的……应接不暇；馄饨担、年糕团、蟹壳黄、酒酿园子、臭豆腐干、烘山芋、热白果、沙角菱、糖炒栗子、梨膏糖……应有尽有。
我和三弟趴在西洋景的镜头前朝里看，只见镜头里连续转换的画面是讲述辛亥革命时剪辫子的故事：革命党人在街上见有辫子的人抓住就剪；有的人辫子剪了还痛哭流涕……
祖母还带我到“辣斐德”（7）电影院看电影。在电影院休息厅，祖母给我买了一份冰淇淋，乳白色的纸盆，还配有一把小勺，吃起来香甜沁凉－－这是我头一次品尝到美味的冷饮。
电影院放映的是美国电影《水莲公主》，银幕上一位金发碧眼的美女身着泳装，伴着音乐在水里游来游去，潜下浮上，不知不觉我渐渐睡着了……当我醒来时，水莲公主还在音乐的伴奏下游来游去，直到散场，灯光亮起来，大家站起来走出影院，街上还是大白天！
注：
（1）夏天又加了“平湖西瓜”等。
（2）原名吕班路。
（3）楼文敖（1919—？），中国著名运动员，聋哑人。1948年到伦敦参加第14届奥运会，因为第一次穿钉鞋跑一万米，被一颗穿破鞋底的鞋钉磨破了脚，发挥失常，但仍坚持跑完全程。
（4）原为辣斐德路488号。
（5）即多家合用的大灶房。
（6）我父1932年任实业部主任秘书，郭春涛当时任实业部次长。
（7）后改名“长城”。
10、复兴中路496号（2）
1948年5月，郭春涛、秦德君夫妇从忆定盘路月村搬到我家住的复兴中路496号二楼东面两大间居住。在此前一天，郭春涛先生把月村住所的钥匙交给我父，由我父雇车把他们的家具行李搬过来。直到1949年3月，郭先生一家才搬到复兴西路息村。
我们常见到郭春涛、秦德君夫妇和他们的女儿小贝贝进进出出的，我们称郭春涛叫“郭爷爷”，称秦德君为“郭嬢嬢”。
郭春涛先生身材高大魁梧，穿一袭深色中式长袍（这跟当时上海中年职员、商人的衣着没有什么不同），国字脸上架着一副宽边眼镜，神态严肃，不苟言笑。
郭春涛先生有过非同一般的政治阅历：早年同毛泽东一起从事过学生运动；后为北大学子，参加过“五四”运动；再到法国勤工俭学，又跟周恩来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回国后参加国民党改组，曾是国民党一、二届中央委员……
秦德君女士的革命生涯富有传奇色彩，被称作“火凤凰”。早在大革命前，她就追随李大钊、恽代英、邓中夏等参加“五四”运动和从事工运工作，是有名的“女红小鬼”，1924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北伐时任国民革命二集团军总政治部女子宣传队长，与时任组织处长的郭春涛（国民党中央委员）相识。1927年蒋冯会师合伙分共，秦德君同刘伯坚、邓小平等共产党员被礼送出境到武汉。以后由于复杂的社会原因，秦德君失去了共产党的组织关系。她曾同沈雁冰去日本多年，后又回到四川担任过川军刘湘部的“参议官”；这时郭春涛又被刘湘委任为“战区战地委员会主席”。1937年刘湘暴死在武汉。郭春涛从此在四川受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继续进行革命活动，1938年与秦德君女士结为伉俪。
秦德君女士和郭春涛先生都是“民联”早期成员和领导人。
郭春涛先生是解放前上海地下革命工作的领导人之一，被称作地下市长。
秦德君女士容貌清秀，打扮时髦，穿着考究，像个贵妇人，－－谁能想得到，她是一位出身在四川山区的彝族女子，经历过曲折的革命斗争考验和个人生活坎坷的“火凤凰”？
秦德君女士和郭春涛先生的女儿小贝贝，六岁左右，白皙漂亮，总是笑嘻嘻的。
郭先生一家搬来之后，早出晚归，白天很少在家，也难得有客来访。
1948年夏的一天，祖母杨允文带我乘车到闸北区公兴路，这里街道冷清，行人稀少。在一座不起眼的二层楼的门口挂着“方震小学”的牌子。祖母带我走进去，一楼是几间教室，可能是放假了，没有一个人；上了二楼，是办公室和宿舍，在一间屋里，一位妇女正在用大木盆和搓衣板洗衣服，——这立刻使我想起了《三毛流浪记》中的“私立营业小学”那幅画，这所“方震小学”和画中的小学多么相似！
在一间办公室里，我们见到了杨老师，就是前面提到过的，在天塘小学给我们上过算术课的杨老师，她还是像过去那样身材瘦小，头有些歪。她很热情地接待祖母，并交谈起来。原来是担任校长的姑姑和姑父春天去湖南后，杨老师现在是代理校长。
我父元宇在回忆录里写道：
抗战前父亲在实业部任主任秘书和参事期间，曾在南京西华门三条巷有一栋洋房，抗日战争中被日本人烧毁了。抗战胜利后，我父卖了地皮，用所得费用损资兴办了上海“方震小学”，并对子孙们讲述了“兴办义学”、“教育救国”的道理。
我父一中用“方震”命名这所小学，是为了纪念他的的挚友蒋百里先生。
蒋百里先生又名方震，是中国近代著名军事学家。1929年蒋百里支持唐生智起兵反蒋，此时祖父一中在唐生智部任军法处长，跟蒋百里先生交往甚多。1938年蒋百里先生由德、意回国到长沙任陆军大学代理校长（校长由蒋介石兼），我担任其侍从副官。
我妹哲宣1946年在国立苏州社会教育学院音乐系学习，向著名歌唱家高芝兰、蒋英学习声学。而这蒋英老师就是蒋百里先生的三女儿，才结束在欧洲长达十年的求学生涯回国。不久，哲宣又由蒋百里先生的侄孙女介绍加入中共地下党组织。
1947年春，“私立方震小学“在闸北区公兴路的一座不起眼的二层楼挂牌成立，对闸北地区一百多名贫苦孩子实行免费教育。哲宣任校长，蒋和（1）任校董事会董事长。当时”方震小学“的教师大多是中共地下党员，使“方震小学”成为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在上海的一个重要的地下联络点。
1947年9月，南京国立政治学院研究生黄栋来到方震小学，他是一位高个儿的帅气的小伙子，因不满国民党的专制腐败，在学院参加了“新文化建设学会”，投身“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大游行，被学院开除，并被当局列入黑名单，遭到通缉，经同学介绍来到上海，并加入了中共地下党组织。
黄栋和哲宣很快坠入了爱河，并结成伉俪。
由于我父跟国民党上层人士程潜、唐生智等有密切的社会关系，1948年春中共地下党组织决定派黄栋以民革成员的身份，带着民革领导人陈铭枢、谭平山、郭春涛和我父的信件，到湖南作国民党上层人士的策反工作。哲宣也陪同前行。
这次祖母带我到方震小学，本想让我在那里就读，由于种种原因只得作罢。
1948年9月，我插班进了隔壁弄堂（松筠别墅）里的群贤小学读三年级。我本该读四年级，因为在湖南老家没有学过英语只得留一级。那时上海较差的学校也从小学三年级就开英语课，而较好的圣约翰小学等从一年级就学英语了。
群贤小学是私立的，规模较小，从弄堂的狭窄通道进去后，在一片开阔地的一栋楼房里。第一层是一个小礼堂，每星期一早晨全体师生在操场上举行升国旗仪式后，就挤在礼堂里唱国歌背总理遗嘱。第二层是教室，采取复式教学，往往两个班共一个教室，一个班上课，一个班作作业，那时大姐正江也在这里读六年级，正海兄读四年级，我们姐弟三人再一次同在一所学校读书！
我每天起得很早，先到马当路菜市场捡些小白菜叶子回来，喂在前院枇杷树下的那只白鹅，然后才洗脸吃饭，饭是开水泡剩米饭，就“雪里红”咸菜。吃完饭在院子里背熟了英语再去学校。天天如此。结果是我的英语成绩在全班最突出，总是第一，全是100分。英语老师是校长的女儿，烫发头，穿旗袍，脸色红扑扑的，年龄只有20岁左右。我成了她的得意门生，经常受到她的表扬。从此开始的十多年学校生活，无论在上海，还是在新疆，无论学英语，还是学俄语，我都在班上名列前茅！
下课了，放学了，我们小朋友们就在弄堂里踢小橡皮球，不小心就会踢破附近房屋的玻璃，或将球踢过墙头。在踢皮球时，小朋友们都习以为常地用洋泾浜英语，就是玩官兵捉贼，“叮铃铃，stop！”也是用的洋泾浜英语！
一天，我正在弄堂里跟小朋友们踢皮球，只见表舅的那辆咖啡色的小汽车开进了弄堂，一直到弄堂里我家原来的汽车房停下来，高大魁梧的表舅杨沧活身着神气十足的海军军官制服走了过来，跟我们打过招呼后，从我家的后门直接上楼，跟我的父母会面。
后来我才知道，那时表舅杨沧活跟我的父母在商量争取吴松炮艇起义的事。
我父元宇在回忆录里写道：
秦德君女士跟张静相识后，得知是四川同乡，又很谈得来，不久就很相知了。秦德君女士对张静说：“国民党如此专制独裁腐败透顶，就要完蛋了，你何不也做一些有益于人民的工作为将来找一条出路？”张静听了不禁愕然，说：我从离开学校的门进了小家的门，十多年从没有在社会上做事。我能做些什么呢？秦女士说，你可以对你那位在国民党炮艇大队的亲戚做些工作嘛。
原来张静的表弟杨沧活这时正担任吴淞炮艇大队副大队长。
杨沧活的父亲是张静的亲娘舅，他的母亲又是张静的亲姑妈，可以说是至亲。1934年杨沧活从四川秀山来南京，投考江阴电雷学校，张静曾尽力给予支持。这个电雷学校其实就是海军士官学校，当时为了避免日本方面的注意 ，所以起了这个古怪的校名。1940年电雷学校迁到四川万县时，杨沧活患肺病咯血，打针服药均无效果，请假到重庆，住在我家，我出钱介绍他到名医（中医）张简斋处治疗，只服了十贴中药就痊愈了。日军投降后，他已是海军吴淞炮艇大队副大队长了。1947年杨沧活和妻子贺玉书携一女一子住在杨树浦路海军军官宿舍，女儿名叫贺小书，解放后成了著名演员。
张静受到秦德君女士的启发和指点，便对她的表弟杨沧活谈起“革命”的大道理来，杨沧活听了吓了一跳，说：“三姐，你从不过问政治的，现在时局这样紧张，怎么说出这些话来，多怕人呀！我却不信，得问问元宇兄。”
1948年8月下旬，正是蒋介石在上海实行金元券，蒋经国作为经济特派员到上海掠夺银行钱庄的金银外汇、查封仓库物资，管制物价的时候，上海的市面紧张至极。
就在1948年8月下旬的一天，郭春涛先生把我和张静叫进他的房间，语气安详地说：“元宇今后要多跑海军军官宿舍，把形势向你们的亲戚讲清楚，争取他们投向人民一边。如果条件成熟可靠，可以介绍跟我见面。张静也要紧密配合，把事情做好，我对你们已考察成熟，为了便于今后开展工作，你们填好这份申请加入组织的表格，办了这个手续，今后就是同志了。”
郭春涛先生边说边拿出两张表（无题头名称）交给我们，要我们回去填好之后交给他。我们当时感到非常兴奋。特别是张静，自离开金陵女子法政学校的校门就进了小家的门，当了十多年的少奶奶，总以家庭妇女自居，从不过问政治，现在，沧桑巨变的前夜，涌动的时代潮流把她推向了风头浪尖，使她感到格外激动。
我问郭春涛先生，如有情况怎样联系？郭春涛先生告诉我一个电话号码，并说，若有事可在下午二时以后的打这个电话找秦德君女士。又叮嘱：今后只是单线联系，对发展的对象之间也不要互通声气。
从此我们常去杨沧活家，表面上是走亲戚，实际上是做策反工作。那时杨沧活一家住在杨树浦路底的海军军官宿舍，是日本人留下来的日式小住房。
杨沧活也常开着他专用的海军军用吉普车到复兴中路496号来，车子有时停在门口，有时就开到我家隔壁的弄堂松筠别墅里。杨沧活身高1米89，在电雷学校就是排头，又身着海军军官制服，威风凛凛的，也给496号增添了保护色的作用。
通过私下的交谈，我们得知，在国民党海军的中下级军官中，感到政治形势逆转，蒋家政权危在旦夕，个人前途渺茫，特别是一批在抗战末期曾去英国学习、以后驾驶重庆号回国的官兵对国民党的腐败无能最为不满。
杨沧活终于下定决心和我们一道做争取吴淞炮艇大队的起义工作。
按照郭春涛先生指示的个别接触、单线联系的方法，先由杨沧活安排谈话的对象、地点和时间，由我出面谈话。根据可靠情况，再由我带谈话的对象去见郭春涛先生。从1948年9月至1949年5月，经我介绍与郭春涛先生见面密谈的有13名海军兵，郭先生接见的地方多在法租界的霞飞路、善钟路、复兴西路和拉都路的高级公寓的朋友家里，每次接见只准我带一人去，事先由我将此人的情况作口头汇报，郭先生详细作记录，然后约定时间、地点。约见当天还要先用电话联系有无变化。见面时，郭先生先问会见者的经历、学历、工作情况和思想情况，对时局的看法，今后的打算，并解答会见者的提问，这些提问，今天看来是非常简单的，如“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联合政府”等等。最后由郭先生作结论性的讲话。郭先生的讲话是根据谈话内容作出的，很具体，也很生动，使会见者感到兴奋和充满信心，但他们并不知道郭先生的真实姓名和政治背景。
在本文中，我一再援引父亲写的回忆录，既是为了真实的再现当时的实情，也是对前辈们的纪念。
我在群贤小学只读了一个学期就转到盘石小学去了。
父亲当时以“青年军中校教官”的身份作掩护从事地下革命活动，他常把印制精良的《青年军画报》拿回家来。从画报、报纸和大人们的谈话中可以得知：内战激烈地进行着，形势越来越紧张。
每天清晨天还蒙蒙亮，就听到“飞行堡垒”（警车）呼啸着驰过街道抓人，我同曾祖母住在三楼的小间里，如同小时候在乡下，半夜里听见背岗山的柏树林被风刮得“呼 ——啦”“呼 ——啦”地响 ，令人惊恐不安！
但是，上海普通老百姓的生活照旧进行着。这个阶段我们还看了许多电影呢！《看东北》是打日本的，飞机和摩托车追来逐去煞是扣人心弦！《一将功成万骨枯》是一部美国西部电影，白人的骑兵同埋伏在山上的印第安人打得死去活来。还有，《希望在人间》、《万家灯火》、《母亲》等也很受市民欢迎。
有一回我们全家分乘几辆三轮车到“大光明”电影院去看电影。快到的时候，爸爸指着不远处的霓虹灯说，那就是“大光明”电影院。我在三轮车上看到“大光明”三个大字的霓虹灯在黑夜里的许多灯光中闪烁，并不显得“大光明”电影院有多么高大，有多么气派。便问父母，不是说“大光明”电影院是上海最大的电影院吗，怎么那么低矮？父亲告诉我，“大光明”电影院的后面是“国际大饭店”－－上海当时最高的24层大楼，所以把它衬托得低矮了。等到了“大光明”电影院，我们步入高大宽敞、华丽明亮的前厅，这才感到这座电影院的气势非凡！我们看的电影是苏联记录片《红场大检阅》，可见那时的文化事业还是相当自由的。
尤其是《清宫秘史》和《国魂》在各影院的上映，当时在上海引起轰动！《清宫秘史》是讲述清朝末年慈禧、光绪和珍妃的故事；《国魂》则是讲述文天祥抗击元军后来壮烈殉国的故事。敏感的知识分子已经感到国民党独裁政权风雨飘摇，穷途末路了！
这个时期的上海物价飞涨，生活必需品一天涨价好几次，纸币票面数值越来越大，价值越来越低，被市民称作“解手纸”！市场上银元袁大头的价值早上是18万元，中午就卖到30万元了！黑市交易盛行，个个人心惶惶。
另一方面，共产党的宣传却深入人心。我们那时候就听到了《团结就是力量》这首歌：
……向着法西斯蒂开火，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
父母那时就在看《新华日报》，以及《大众哲学》、《联共（布）党史》这些书了……
我父元宇在回忆录里写道：
刘维炽念着跟我父多年的交情，在离开上海去香港前，曾力劝我父一同去香港，认为这样比较稳妥。
但是我父考虑再三，觉得自己已成了“民联”领导人之一，儿子也加入了民革，并参加了中共领导的地下革命工作；中共也推崇孙中山先生，主张实行民主制度，要建立联合政府－－这也是他投身国民革命的理想。所以他选择同郭春涛一起留在上海。
写到这里，想到解放后我家一系列不幸的遭遇，不知我父一中在1960年郁郁而终之前，是否后悔过当年没有选择同刘维炽一起去香港？
这个时期在上海马路上，国民党特务的“飞行堡垒”日夜呼啸着到处抓人，军警常常半夜突击检查户口，街头路口筑起了工事，垒起了沙包……一派兵慌马乱的恐怖气氛！就在我们住所门口，法国梧桐树下的人行道上，也常常出现戴着墨镜四处窥视的行迹可疑的人……
1949年2月，我祖父受组织委派回湖南长沙，参与和平起义，做老朋友程潜、唐生智的思想工作去了。继祖母和曾祖母也同时离开了上海。我们那时很不懂事，竟然没有好好送行，因为他们这一去，再也没有回上海了！
这样一来，父母带着弟妹们就搬到一楼正房去住了。大姐一人住窗口向北那间亭子间，我和大哥、三弟住窗口向西那间亭子间。
1949年3月，为了躲避特务的跟踪，郭春涛先生和秦德君女士一家，也从复兴中路496号搬到复兴西路息村去了。
1949年3月，我父到设在上海外滩海关大楼的“输出入管理委员会”上班。到了傍晚我们弟兄常在车水马龙的复兴中路和重庆南路的交叉路口等候搭乘有轨电车下班回来的父亲。
郭春涛先生和秦德君女士一家搬走后，他们住的两间屋立刻搬来了新住户。户主是一位商人，也像郭春涛先生那样高大魁梧，也着一袭深色中式长袍，也是国字脸架着一副宽边眼镜，载着一顶礼帽，进进出出不苟言笑。女主人年轻漂亮，皮肤雪白，讲呢喃的苏州话。他们家还有一位中年女佣，带着一个七、八岁的男孩。那商人不常在这里住，女主人据说是他的三姨太。
有一回我们在院门外打闹，我踢了新来的男孩一脚，可能踢得重了，他母亲从楼上下来，哭喊道：“我就这一个独苗儿子呀！”我吓了一跳！那三姨太也跟着出来轻言细语地把女佣劝走了……
我那时不知为何特别调皮淘气，有一回故意用水喷邻居女孩陈泰儿，把她喷哭了，她的圆脸祖母出来朝我狠狠瞪了一眼，然后把陈泰儿拉走了……
许松圃和唐世伟一家也回湖南了，他们住的一楼西边又搬来一家人，也有几个孩子。
从1948年春天到1952年5月，我虽然在上海只生活了四年时间，可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上海情结却总是萦绕在我的心间！
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才有幸读到张爱玲女士的作品，书中的人物和场景，大有似曾相识之意，这或许跟我解放前后在上海生活过有关吧！
1985年和2007年我曾两次到上海旅游，每次都要特地到复兴中路496号旧居流连观瞻。
复兴中路和重庆南路的交叉路口跟过去相比，显得安静了许多，交通流量也没有往日大。重庆南路的有轨电车和复兴中路的无轨电车都没有了，惟有复兴中路的法国梧桐依然郁郁葱葱！复兴中路的法式小洋楼也依然如昨！
我推门走进复兴中路496号院里，两棵枇杷树也依然茂盛葱笼！我一直走到后面的亭子间，只见原来的大灶房现在装修得明亮整洁，不像过去烟熏火燎得满是尘垢！亭子间也装饰一新！一对新人得知我们是来观瞻旧居的，热情地问这问那，还翻起一张凳子，凳子底下是毛笔写的“陈新民”，问我们是不是陈新民家的？我说，不是，陈新民家原来也是这里的住户……
我在496号这栋法式小洋楼的大门口照了几张相，又来到相邻的弄堂“松筠别墅”观瞻了一番，弄堂里的一切都没变样，甚至小皮匠的铁皮屋、亭子间下的夹竹桃都如同往日一般！原来地下党员陈伟斯居住的汽车房门口，也依然有几个妇女坐着聊天，原来的“群贤小学”也如同过去停办了那样，人去楼空，悄无声迹……
然而，昔日的复兴中路496号——解放战争期间地下革命活动的一个重要据点，已经不复存在了，已经消失在岁月的尘埃里了：
郭春涛先生和秦德君女士解放前后的遭遇，本文后面还有记述。
我的父母解放前加入民革，从事了策反国民党海军起义等革命活动，解放后却不被承认，反而成了“镇反”、“肃反”、“反右”等历次政治运动的整肃对象，并被发配去了新疆！
黄栋、哲宣1947年加入中共，积极从事地下革命活动，解放后却不被重用，黄栋在1959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挨整了20年！
陈伟斯，这位当年斗志昂扬的中共地下党员，1957年被打成“右派”劳改了20年！
杨沧活当年冒着生命危险率领吴淞炮艇大队起义，1951年“镇反”时，他在四川某中学当教员的父亲因出身地主，未经审判就被枪毙了！杨本人也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遭到冲击！跟随其参加起义的海军官兵也多受到冲击！还有2人死在苏北劳改队！
画家徐甫堡曾积极投身中共领导的地下革命活动，解放后也成了历次政治运动的整肃对象！
许松圃先生和唐世玮女士在1948年到湖南长沙参加“和平起义”工作，解放后许松圃当上了省政府的委员，然而在反右时被打成了“右派”，郁郁而终，没有留下子嗣。
甚至当年在复兴中路496号聚会过的民主党派高层人士陈铭枢、吴艺五，资深共产党人许彦飞、龚饮冰，老报人陶菊隐等解放后都受过迫害！
直到21世纪初，人们才从资料中得知，解放初期中央对地下党就有“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的十六字方针，于是，郭春涛、秦德君、程一中、陈伟斯、黄栋、杨沧活、元宇们自然不被重用，只能被淘汰！甚至解放前中共地下党的上海领导人潘汉年、杨帆等也受到整肃！直到白区工作的代表刘少奇被打成“叛徒、内奸、工贼”！
至于当年复兴中路496号的其它住户，下落也多不好：
陈新民先生一家曾是国民党的军人，结果自然也不会好，据说陈新民在肃反中被判刑，在新疆劳改，死在阿尔泰了。
三姨太一家后来如何，我不得而知，试想“资本家”会有好果子吃吗？
余慧清、李永年两口子，解放前后都是规规矩矩的小公务员，日子该好过些吧，谁知到了“文革”，过世了二十多年的京剧泰斗余叔岩先生竟被当作“戏霸”批判，她的二女儿余慧清因此也受到批判，还被抄了家，家里的古董字画也被烧劫一空，他们的三个女儿也受到株连，一个支边到新疆，一个插队到东北，一个初中毕业就不准升学！
唯有496号后面铁皮屋里的“小皮匠”，直到2007年，他88岁了，还一直安住在他的铁皮屋里！我特地跟“小皮匠”合了影，作为纪念！
注：
（1）蒋百里先生的四女儿。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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