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龙
11、盘石小学
1949年3月，我从群贤小学转到盘石小学读三年级下期，盘石小学是一所私立教会学校。在重庆南路西边，北距复兴公园后门约五百米处，有一座天主教教堂，教堂的北边有一座四层大楼，它就是盘石小学的教学楼。教学楼和教堂之间是一个操场，可以踢足球。操场西边隔着竹篱笆是梅兰芳先生的住所，梅先生常带着子女在草坪上练功、舞剑。教学楼东侧是一个雨操场，有四个乒乓球台，教学楼北边有一排平房是教师的办公室。
隆重的开学典礼在一楼北边的礼堂举行。学校的创办人、名誉校长跟师生们见了面，他是一位金发碧眼、蓄着一部金色大胡须、身着黑色神甫长袍的法国人。校长是一位瘦小的中国人，名叫张维屏，也是一位天主教徒，50多岁左右，总是面带微笑，很受师生们的尊敬。法国校长平日不在学校，以后也再没到学校来，张校长也很少在学校。
平日管理学生的是教导处副主任俞老师，他中等个儿，身着黑呢中山服，肤黑，眼小，满脸严肃。在每周一举行升旗仪式后，他照例要对同学们讲话。他的讲话简短有力，他要求同学们在集合时做到“静、齐、快”。几百多名同学果然能够按照要求，每班站成两行，面向教学楼，西边从一年级起到东边六年级止，排得整整齐齐的！着实做到了“静、齐、快”。学校里总是秩序井然！
下午放学整队时，值班老师在队列前用上海话说：“信教格站出来。”我听作“新同学站出来”了，于是我背着书包站了出来，跟着一列队伍走出操场，队伍不朝校门走，却朝教堂走去，我忙问身边的同学，才知道原来他们是信教的，是到教堂去的。我于是离开队伍，走出校门回家。此后，我也进教堂作过观察：教堂里高大宽敞，庄严肃穆，作祷告的信徒也虔诚专注。墙角有一盆“圣水”，我偷偷伸手进去摸了一把，原来跟一般的水没有什么区别！信教完全是志愿的，信教的同学并不多。
开学没多久，全校分年级进行作文比赛，每个年级只取一人获奖。发奖那天，全校照例按每班两行列队整整齐齐地排列在教学大楼前，由相貌很像茅盾先生的教导处主任吴介繁老师宣布获奖学生的名单：“……三年级程晓龙，四年级程晓虎……”我和大哥分别走出队列到台前，从吴老师手中各领到当作奖品的一本普通的“作文簿”！
－－我们弟兄从湖南乡下到上海的时间并不长，能在作文比赛中脱颖而出，说明我们弟兄从小喜欢读以范泉先生改写的十二本世界儿童文学名著为主的书籍是起了重要作用的！从此也增强了我们这些从乡下来的孩子的学习的自信心！尤其是语文课，我从此一直在班上名列前茅，直到高中毕业前，在乌鲁木齐高级中学，当时囊括全新疆的二百多名高三同学的语文课统考中，我取得仅有二人获得满分的好成绩！同时，阅读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也成了我一生唯一不变的爱好！
这普通的一本“作文薄”的奖品，作用真是不小呵！
有道是，三岁看大，八岁看老，信夫！
学校也按年级进行过速算比赛。主持发奖的是位姓宋的数学老师，他已五十来岁，身穿灰色棉布中装，像个帐房先生。他在发奖时用上海话很自豪地说：中国的珠算在一次国际比赛中，赢了西方的计算机。
我虽然很努力，却没在速算中得奖。
学校在“4.4儿童节举行了文艺演出，就在一楼礼堂举行。紫红色丝绒幕布上是四个金色的大字：饮水思源。文艺节目是由各班同学自己排练的，却能吸引同学们全神贯注地观看。低年级同学表演的“拔萝卜”，我们班表演的“龟兔赛跑”，高年级一位男同学演唱的岳飞作词的《满江红》等都表演得很好。
我们班演出的“龟兔赛跑”，由张润卿和殷英俊两位同学分别扮演龟和兔，张润卿个头矮、皮肤黑，殷英俊则稍高、肤白，经过化妆，真有些像龟和兔呢！
我们的班主任叫庄云龙，是位约四十岁的中年人，穿着一身灰色呢子的中山装，颇瘦，脸多皱纹却相当生动。他在讲语文课时，往往非常投入。当讲到“腾云驾雾”这个成语时，他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地说：“我庄云龙就腾云驾雾地飞了起来——”。而在讲解“戈壁”这个词汇时，他又如亲临其境似地描述道：“在一望无际的荒漠的‘戈壁’上，一长队骆驼在行进，一只跟着一只，最后那只骆驼脖子上挂着的驼铃‘叮当叮当’地有节奏地响个不停，骑在第一只骆蛇上的驼队的主人，凭借驼铃声就能知道驼队的情况：是否有掉队的，是否遭到狼的袭击……”。
几年以后，我到了新疆，在广漠的戈壁滩上，我凝望着行进的骆驼队，聆听驼铃“叮当叮当”的响声，回忆起庄老师在课堂上的描述，想必庄老师是到过北国的，否则，他怎么能讲得如此真实生动？
庄老师除了教语文课外，还给我们上音乐课，教我们识谱，或踏风琴，或打拍子领我们唱：
当个好学生呀人人都尊敬当个好学生呀父母多高兴好学生要用功读书为了学本领好学生爱劳动不做懒汉寄生虫……
在盘石小学同学们相处得很好，我也很快学会了讲上海话。同学们常常互相串门，互相打电话，互赠照片，关系很热恪。
我的同桌叫张兆松，瘦得像猴，皮肤有病，经常脱皮。他跑起来却很快，经常代表班级跑接力赛的头一棒。他学习很努力。有一次他考试成绩不好，受到老师的批评，他流着泪对我说，我妈妈受那么多的苦，可是我却没考好……。我们几个同学到他家去玩，他们家住在小小的角楼亭子间里，院里院外到处晾晒着他妈妈刚给别人洗完的被褥。
而我后座的席臻贯跟他恰恰相反：长得白白胖胖，学习却不怎么用功。我们到席家去玩，席家有一座花园洋房！楼房气派豪华摆设考究。席臻贯为人忠厚，寡言少语。有一次他上课来迟到了，原来在街上被人“剥猪喽”了！事情的经过是，他在上学的路上，突然出现一个陌生人拦住他，说，他的同学XXX买了几枝毛笔，要用他的绒线衣包着带去，席臻贯二话没说，马上脱下绒线衣交给陌生人，只穿了件衬衣来上学，冻得瑟瑟发抖！－－当时这被称作“剥猪喽”！是一种专门针对儿童的诈骗犯罪行为。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从报刊得知，席臻贯成了破译敦煌古乐的著名学者，却过早地离开了人世！在报刊上我看到了席臻贯的照片，也得知他是从上海到兰州的；但是，对于席臻贯的身世，以及他是怎样从上海到兰州的等等，却都是闪烁其词，一笔带过的。我想，仅凭他解放前的富裕的家庭背景，他一定是走过了一条坎坷曲折的人生之路的。
其他几个来往比较密切的同学，像张润卿、吴立人和袁亮杰等，家庭都是一般市民。同学们来来往往，没有因家庭条件不同而分彼此，关系十分融洽。
这个时期的上海，真正是物价飞涨，通货膨胀，民不聊生！我父在输管会每周要发两、三次工资和生活费，父亲领到钱立刻交给母亲，母亲马上上街到八仙桥找银行贩子换成银元，急如星火，一个钟头前后的比价都不相同！父亲后来说，王朝末日的滋味，那时在街头换银元美钞是最有体会的了！
从1949年4月下旬起，上海城里就可以听到遥远的“轰隆、轰隆”的炮声，有节奏地昼夜不停！“飞行堡垒”依然呼啸着抓人，街头巷尾到处是头戴钢盔，身穿短裤的全副武装的士兵和沙包、工事……到了五月初，复兴公园里逐渐躺满了从前线撤下来的国民党的伤兵！
同时，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也更加深入人心。我就在这期间看到过一些共产党发行的书。其中一本是介绍中共领袖人物的：第一页是介绍毛泽东的，右上角是毛泽东梳着中分发型的头像；后面是“饮马长江的陈毅”；“毛泽东的第三继承人刘少奇”等。我们还听到了《你是灯塔》等解放区的歌曲：
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黑暗你是舵手掌握着航行的方向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你就是核心 你就是方向……
大姐那时在“上海民立女中”（1）上学，她常常绘形绘声地给我们讲一些新闻：在宋公园里晚上经常秘密枪毙人。上海有个“搏刀党”，专门趁火打劫。申新棉纺厂有工人纠察队护厂。上海市长吴国桢被请愿的学生把眼镜都打得掉在地上了。中共地下党员王孝和临刑前视死如归……
我父元宇在回忆录里写道：
1949年5月17日上午，张静正要出门买食油，只见杨沧活身着海军军官制服慌慌张张闯进门便说：“三姐，桂永清（2）派人抓我，要就地枪决！赶快找郭先生想办法把我藏起来。”张静知道要马上找到郭春涛先生是困难的，便从后门把杨沧活带到隔壁弄堂松筠别墅我家的汽车房，跟我家关系密切的地下共产党员陈伟斯的家就住在这里。陈不在家，张静请陈妻马上找陈回家，陈妻心照不宣立即出去找陈伟斯了。此时弄堂里的群贤小学的人找上门来要杨赔偿撞断的旗杆。原来是杨沧活驾着汽车来时，不敢把汽车停在马路旁，开进弄堂时慌乱中把群贤小学的旗杆撞断了。张静当场掏出3枚银元给学校的人了事。不久，陈伟斯夫妇便回来了。陈问清事情的原委后，一边说不要着急，一边叫其妻从箱子里取出一顶礼貌，一副墨镜，一件长衫，一条纺绸中装裤子，叫杨沧活改装。说着，陈伟斯就出门去了。杨沧活个头特高，但换上这身衣服也还合适，可见陈伟斯是做了多种准备的。陈出门不久便回来了，取出只有手指大小的一张纸条交给杨，关照说，到了苏州河的小码头上，有一只小木船，上面坐着一位载草帽的人（后来陈伟斯告诉我，此人是伦同志，后来当上了国家安全部的处长），你把纸条交给他，他就会送你到安全的地方去。陈又叫张静去马路上叫辆三轮车来拉杨沧活到苏州河的小码头去了。陈伟斯还叫张静打电话通知我，今晚最好不要回家。
原来在策划吴淞炮艇大队起义时，也作了万一泄漏机密时的退路。杨沧活有位四川老乡在海军总司令部工作，他是国民政府参年长吕超的侄女婿，在三月间和地下工作者挂上钩的。这位四川老乡跟海军的特务组织的一些人关系不错。杨就要他密切注意这些特务的行动，并约好若发现不利于我们的情况时，就打电话给杨的妻子贺玉书，只说约打麻将，贺玉书就会打电话到吴淞炮艇大队找杨沧活，说孩子病了要送医院，要杨赶紧回来。事情也巧，就在5月17日上午，这位四川老乡在海军总司令部上班时，听见特务领行动费，便若无其事地问了一句：“你们要发财了，户主是谁呀？”有个特务答了一句：“到吴淞去抓一个姓杨的副大队长。”言者无心，听者却着了急，特务转身去领钱，他就拨了电话给贺玉书，贺按照事先约好的暗语通知杨，杨沧活接到电话，便驾驶他专用的军用吉普径直来到复兴中路496号来找张静……
翌日，张静打电话约依旧在海关大楼输管会上班的我到外滩公园来见面。见面后张静告诉我，杨沧活已通过地下交通线安全转移到无锡解放区去了，只是杨那辆海军用吉普车停在松筠别墅弄堂里很显眼，陈伟斯叫他回去找住在陈家楼上的，原来在抗日前为我家开车的驾驶员张师傅把车开走，杨的手枪和军服还在车上。陈伟斯一家都锁着门躲起来了。
我立刻回到复兴中路496号，并到隔壁弄堂松筠别墅的汽车房二楼找张师傅，把吉普车的事拜托给他，并说，你若能把这车找到买主，卖车的钱就归你了。张师傅是老上海，为人忠诚可靠，他说：“车我马上给你开到复兴公园南门前去，现在上海乱糟糟的，这是军用车谁敢买？”说完，张师傅和我们下楼，他把车开走了。
张静又告诉我：刘维炽的大姨姐昨晚打电话来，叫你今天务必打电话给他。
回到家里，我马上给国富门路刘维炽家挂了个电话，刘维炽的大姨姐要我明天到她家里去。
原来刘维炽随孙科去广州时，留下他的大姨姐看守国富门路的花园洋房，并嘱咐她：如上海紧急时找我父联系，因此她便打电话找我了。
我当机立断，马上全家搬到刘家去，躲避一时，以防万一杨沧活的事出岔。同时也满足了刘家希望我们帮助他们看管房子的要求。
1949年5月18日下午，我们全家分乘几辆三轮车离开复兴中路496号到国富门刘宅去，沿途十字路口都有沙包工事和国民党全副武装的士兵，一副临战状态。那时学校也已停课，但是平民百姓并不惊惶失措。
我们下了三轮车，来到一个大院门，门边和邻近相似的院门边一样，都各挂着一块长形竖写的“美国德士古石油公司职员住宅”（3），进了大院门，是一座清静优美的花园洋房！花园很大，还有树林，草坪、水池、凉亭呢！此外，还有汽车间、锅炉间等附属设施。
一位个头不高，约五十岁左右，穿戴打扮讲究的妇女热情的接待我们，她就是房主刘维炽留在上海看守房产的大姨姐。
楼房的装修和陈设可称得上是富丽堂皇。卫生设备、暖气、煤气一应齐全。楼下有大小两间会客室和一间很大的饭厅。楼上有三间卧室和一间书房。
当天晚上，我们全家就住在这座干净舒适的豪宅里了。站在阳台上，还可以欣赏万家灯火的上海夜景呢！
不久，刘家大姨姐也离开上海去香港了。我们家在这里一直住了几个月，直到后来把这座豪宅交给人民政府。
我父元宇在回忆录中写道：
1949年5月19日，我跟郭春涛先生取得了联系，报告杨沧活出了事，已经潜赴解放区了。不想，郭先生在电话里沉重地说：“你郭伯妈（即秦德君女士）也出事了，时间是5月17时下午，地点是复兴西路息村弄堂口”。
原来秦德君女士在1949年5月17日下午为了跟海军起义军官杨沧活等联系，打算去拉都路的，不想被叛徒出卖，刚走出息村弄堂口就被国民党便衣特务拦住，并被装进一辆小轿车。秦女士一面抗拒，一面大声吵闹、呼救：“土匪抢人了，快来人呀！”因为郭先生还在息村里的一位朋友家与吴克坚（4）等人开会，秦女士的吵闹声惊动了很多人看热闹，但一看架势是特务抓人，没人敢管，但郭春涛先生还是听到了，知道出了事，马上跟与会的同事们从后门逃了出去。
1949年5月下旬的一天晚上，我们站在国富门路豪宅的阳台上，看到外白渡桥那个方向火光映红了半边天，不时有流弹“咝咝”地从半空中飞过，表明战斗正在上海城郊激烈进行……
1949年5月25日早晨，听大人们说，解放军就要进城了，我一直站在街头守候，我先看到一名穿着绿色警服的国民党警察推着自行车同一个人有说有笑从从容容地过去了。沉寂了好一会儿，解放军终于出现了：大队解放军大步向前行进！每个解放军都头戴钢盔，身着草绿色军装，扛着步枪，背着背包和一把军用铁铣，满身尘土，迈着大步向前，行进在上海的马路上！——上海解放了！
解放军对老百姓秋毫无犯，不进民房，休息时，大队人马就在人行道上躺下，有的还躺在那里打电话呢！
老百姓都自发地走出家门观看解放军进城，热烈欢迎人民解放军！
我父元宇在回忆录中写道：
1949年6月，“民革”在八仙桥青年会大楼举行胜利会师大会。会议由陈建晨同志主持，郭春涛作报告，谭惕吾等同志讲了话。我和张静都参加了大会，我俩还受到郭春涛先生的大会表扬。当时大家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当中，都感到，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全体人民，包括“民革”的同志们的共同奋斗，终于使上海获得了解放。
直到九十年代，我才从书刊资料中得知，自1946年6月爆发全面内战开始，到全国解放，共死亡了2000万中国人，真是“一将功成万骨骷”呵！……
注：
（1）著名女教育家吴若英办的。
（2）当时的国民党海军总司令。
（3）显然是掩人耳目的招牌。 （4）中共上海地下革命活动领导人之一。
（待续）
本文经作者或其家属授权发布，版权归作者所有，文责由作者自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