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戈
一、破冰打鱼送给解放军
到部队农场以后，许多同学在表示积极接受劳动改造和再教育的决心书上曾写有这样的话：决心“滚一身泥巴脱一层皮，炼一颗红心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否炼成红心，这的确不好说。泥巴则天天都得滚上一身，身上的肉也得掉10多斤，皮得脱了一层又一层，这倒是真事！
到剑湖农场不久，眼看就要到春节了。连部作出决定，全连的男性大学生要在除夕之前到剑湖打渔3天，这样一是可以改善我们自己的生活；也可以送鱼到团部，改善团部的生活，以表达大学生对解放军的一片心意。二是这样做对我们本身亦是一次很好的锻炼改造机会。
为了打渔，凌晨4点钟我们就得起床出发，此时正是剑川滴水成冰的三九寒天。我们的队伍在黑暗中虽然走得很急，但身上一点暖和气都没有，牙齿都冻得嗑嗑响。打渔的湖边距离我们驻地有2公里多路。为了抄近道，有时得走田埂，跳水沟。脚下是灰蒙蒙、厚绒绒的一层浓霜，经前边的人践踏后，后边的人走起来就特别滑。有一次在跳水沟时，西南建筑工程学院的清君因为眼睛近视得厉害，虽然戴有眼镜却看不清沟边，一下没跳过沟去却跌到沟里。沟面的冰层有半公分多厚，他压破冰层后整个身体跌落在沟底。当大伙把他从沟里捞上来时，他还想跟上队伍继续住前走。可是，他哪里还能移动脚步，就这么一霎眼的功夫，他的衣服裤子全部发出响声来，原来衣服都冻了一层冰啦。于是不得不由其他同学把他架回宿舍去休息。
我们来到湖边后，因为准备工作还没结束，负责撒网的船只还没有把大网两头的绳子送到岸边来，大家只有在岸边等着。每个人都不停地搓手、跺脚，想办法驱逐寒意。有的同学已经从地里拾来一些玉米秸杆燃起火堆，于是火堆四周登时围满烤火的人。更多的人于是又烧起了第二个、第三个火堆。
正是烤火胸前暖，风吹背脊寒。烤火的这一面是暖和些了，而背脊却一阵阵冷得发疼。无处不在的寒意，透过我们单薄的衣服直往我们的骨髓里钻。我们只有时而烤背脊，时而烤前胸。好不容易等到天亮，木船才把大网两头有茶杯般粗的绳头送到岸边来，我们被分成两支队伍拉网。拉网必须交替着踩到湖水里，湖边已经冻起一公分多厚的冰层。趟着冰水去拉网，要么就得卷起裤脚、打着赤脚下去；要么不脱鞋子，这样就得让鞋里灌满淤泥和碎冰，但脚板可以少划破些。
我是赤脚下水的。我的想法是，冷就冷这么一段时间，往回走时能穿双干燥的鞋子总要舒服些。我看看周围的人，赤脚与不赤脚的比例大体相当，各有各的打算吧。
过去读书时，曾见过“有鞋不知脚下暖，无鞋方知足下寒”的句子时，因无感受，不甚在意。此时赤脚踩到冰水里，这句古话又闪现到眼前，不由惊叹前人能写出这样的句子来，大约也有过我们此时的感受，才会说得如此通俗而又真切！冰水虽然冰冷，踏下去后就不愿再挪动脚步，一方面是因为已经冷得麻木，另一方面是所踏的位置，毕竟已经吸收了本人足底的一点体温，总会比新踏的位置少冷那么一丁点儿，于是在剑湖的湖滩水边，我们脚不错位地踏出一溜溜深窝来。而如果挪开脚步，将踏到更为冰冷的地方。
可是，拉大网就得不停地移动，有如拉拔河一般，排在后边的人紧挨着前边的人，一步紧扣一步地往后挪动。待后边的人已移动到岸上一段、前边水中的绳子又空出一截时，后边的人又转移到最前边，如此循环往复。虽然大家已经把裤脚卷得老高，但还是让冰水给弄得湿漉漉的，紧紧粘在大腿上。大家一边挪动着，一边吼着，叫着，放肆地骂着不堪入耳的下流话，以此发泄对严寒的愤恨。
随着大家的努力，大网在逐渐收拢，已经不时可以看到被网住的鱼儿在网内浅水里蹿跳，有的鱼竖着像箭般向上跃起，像一柄直立的宝剑插向蓝天，有的蹦出水面后又跌入水中。丰收在望使人们变得兴奋起来，不约而同地加快了拉网的速度。当大网收拢之时，网里已全是欢蹦乱跳的鱼儿。
这天上午，我们先后拉了两次大网，打到鲤鱼、鲫鱼、草鱼、鲢鱼等各种鲜鱼500多斤。当我们穿上鞋子要返回农场时，只见自己的两只小腿肚上，已经让冰块划破数不清的红道道，许多地方已经泌出殷红的鲜血。而衣服也被网绳上的稀泥弄得脏糊糊的了。
当天打到的500多斤鲜鱼，当即用手推车送到团部机关食堂300斤，送到与农场相邻的剑川县5·7干校100斤，农场自留100斤。这一天的丰收刺激了连部领导们的胃口，决定第二天、第三天继续打鱼。
打渔的习惯是打一天换一个地方。第二天的打渔地点要比第一天更远1公里多路，途中还需要经过一座长约两丈的高高的双木（即由两根园木固定拼成以有别于独木）桥。双木桥上复盖着一层浓霜，河下是似冻非冻的流水。看着这双木桥真让人心惊肉跳，谁不担心万一跌到河里怎么办。可是舍此没有可以过河的办法。真是有上帝眷顾才能出现的奇迹：所有的人都小心翼翼地顺利走过这溜滑无比的双木桥，竟然没有一个人跌下河里。
又是和头天一样地趟到冰水里拉大网，又让冰块在小腿肚上划出许多新伤口，又让稀泥糊得满脸满身……
这一天的收获就大不如头天了，两网一共只捕到100多斤鱼。按说，收获小应当使人丧气才对，可我们却暗暗高兴不已。因为我们分析，既然第二天收获小，第三天也许不会再命令我们来捕鱼了。而如果收获大，没准让我们天天干下去呢！那可怎么受得了。
通过两天的捕鱼劳动，对连部的几个领导人我们已经有了新的认识。我们钦佩两天来跟我们一道劳动的徐副连长，虽然他穿有一双军用高统水靴，没有我们冻得厉害，可他毕竟始终和我们一道劳动了呀！而连长、指导员、副指导员呢，两天来影子都没见到，我们劳动时他们还躺在温暖的被子里呢！但我们也不大恨副指导员，虽然他的毛病是成天往女生宿舍里钻，和女同学嘻嘻哈哈个没完，而见到男同学却视若无睹，但作为接受再教育的我们，只有见怪不怪了。何况他从来没有板起面孔训过人，这就足以使我们对他颇有好感了。
古语道，自古忠臣多磨难，此话一点不假，在军垦农场里又何尝不是如此！同学们都认为徐副连长没有官架子、待人随和，都愿意和他多接近一点，可团部的领导偏偏认为他不好，（是否与连长、指导员告黑状有关，我们就不得而知。）春节过后不久，就把他调离学生连，听说还批评他缺乏原则性和斗争性。什么才算有原则性、斗争性呢？莫非也要像指导员和连长那样随时臭骂我们才能让团部的领导们满意么，真是让人想不通啊!
此后，由于王副指导员名声不大好，也被调离学生连。团部再也没有新派副连长和副指导员来。整个学生连的劳动、生活、思想管理等，就由连长和指导员两个人齐抓共管了。
二、中共开九大 农场要献礼
春节过后，不时有即将召开中共九大的消息传来。我们军垦农场也为此组织许多相应的活动。
一是由第四排（即女生排）发起在一幅6平方米的红绸上刺绣毛泽东身着绿军装的巨大头像。毛泽东的头像正下方是一个硕大无比的“忠”字，“忠”字的下边是九朵金黄色的葵花。九朵葵花象征中共召开九大，“忠”字和葵花象征军垦战士的心永远向着毛泽东，永远忠于毛泽东。毛泽东的头像和九朵葵花由心灵手巧的女生们轮流刺绣。待锈得差不多了，由连部领导、各排长、班长每人象征性地对留下的忠字绣上几针，然后再由一般同学也一一绣上几针，最后再由女同学完成整幅刺绣。有一位重庆建工学院姓陈的老兄(也就是打鱼劳动时跌到沟里几乎被冰冻住了的清君)为表示对毛泽东的忠心，曾经一夜不睡地参与刺绣，在第二天连队晚点名时被指导员好生表扬了一番。此外，连队也曾经组织跳过两次“忠”字舞（即用最夸张的手舞足蹈动作表示对毛泽东的无限热爱、无限敬仰、无限崇拜和无限忠诚）活动，许多同学的动作笨手笨脚却也得认认真真地跟在后面比划，不敢有丝毫马虎。因为指导员在为此举行的全连大会上动员时讲过：跳得好不好是水平问题，是否认真地学跳是态度问题，于是谁还敢不认真！但由于耗时费力却效果欠佳，何况农场的劳动任务繁重是明摆着的事，总不能放下田地里的农活不管吧。而跳忠字舞又颇费时间，农活耽误不起啊。于是连部以后在工作时间就不再组织跳忠字舞，改变为早晚收工后跳。但指导员党德庆在全连大会上反复要大家随时随地“脚往‘忠’字上走，血往‘忠’字上流，劲往‘忠’字上使”。 同时要求各班宿舍门上都要贴上一个用红纸剪成的极大的“忠”字，各排都要搞“忠”字室，全连要大搞“忠”字化活动。
二是各排要准备好迎接、庆祝九大胜利召开的黑版报或壁报。要求人人写稿，形式不限：可以写感想、写诗词、表决心……为表白自己对中共和毛泽东的一片赤诚之心——也为向连部领导卖乖，我曾挖空心思写成一组题为《军垦红花献给党》的小诗发表在当地的《大理报》上。其内容无非是要在广阔天地里滚一身泥巴蜕一层皮，锤炼一颗红心永远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之类极尽肉麻的吹捧话。当时我自己已经是整个军垦农场最底层、最受侮辱者，也没有人逼着我要这么做，可我还是自觉地这么做了，可见自己的灵魂有多么下贱，多么的奴性十足！当我想起鲁迅说过的一句话：“做奴隶虽然不幸，但并不可怕，毕竟还有挣脱的希望；若是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陶醉，就是万刼不复的奴才了”。一想到这里，我就会脸红！我何以要这么做呢，从思想深处分析，无非是想以此表白自己是无论处境如何都要跟共产党和毛主席走的，我所犯的站错队的错误仅仅是思想认识问题而已。我如此表白之后对我的处境也毫无改变。如果因此对我的处境有了些许改观，也许我还会再干出什么蠢事也说不清呢。此事现在想起来都会让我感到脸红。正是像我这样的奴才太多，才成全施暴者得以一直肆无忌惮地为所欲为。
这组小诗发表后，究竟对我的处境有无一点改变呢，说实话我也弄不清楚。如果说有一点关系的话，那就是此后似乎指导员看到我时的目光比过去少凶狠些了，仅此而已！但也许这仅仅是我自作多情的错觉也不一定。
三是要用辛勤的劳动、用小春夺取大丰收向中共九大献礼。这一条和前两条相比，内容就要实在得多，给我们的磨难也要多得多。因为前两条是虚的，能应景即可，而后一条则迫使我们每天都得加班加点在田地里拼命地干活。120多人的学生连，其中女生排占了29人，她们干的工作相对说要轻松些，比如喂鸡、鸭、猪，种菜地，外加有两台缝纫机得不停地为大家缝补每天都会穿破的工作服。而男性大学生组成的三个排，则要在剑湖边1200多亩旱地上为小麦松土，要薅锄春洋芋，要到剑川坝子西面的金华山上为食堂砍柴火等等。平时的劳动就够繁重的了，加上为中共九大献礼这种浓厚政治色彩的活动，谁敢不舍命地干。这可就把大家坑苦了。因为农场的劳动任务繁重，于是大家都巴望着中共九大能早一点开，这样献礼活动就可以早一点告一段落。同时，凭以往的经验，只要遇到召开九大这样全党全国政治生活中的头等大事，举国上下就会安排许多时间进行政治学习。尽管以往我们已经厌恶政治学习，但现在却巴望着多组织这样的政治学习，这样我们就可以少干一些劳动，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休息了。
1969年4月5日，中共九大在北京正式召开。当时，每天都要及时传达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和北京方面关于会议的新情况。最新指示有两次是午夜才传来，我们干了一整天劳动已经睡下，听到集合的哨音就得迅速起来，排起队伍举起红旗和毛泽东的画像到7、8公里以外的县城参加大会聆听毛泽东最新指示的传达。剑川早春的夜晚依然天寒地冻，衣服单薄的我们常常冷得瑟瑟发抖。会后还要组织游行。好在剑川这样的小县城，街道十分有限，这种游行所花的时间一般都不会太多。让人头痛的是从农场到县城往返这么长的路，当县城里的人们游行完回家已经睡下，我们还得跌跌撞撞走在返回农场的路上。
在这些天里所听到的一些传达让人终生难忘。在中共召开9大期间的1969年4月1日，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回顾了中共几次党的大会的情况，最后讲到七大时说：“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开的，开了一个团结的大会。那个时候，也是党内分歧，因为有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的错误，特别是王明路线。那个时候，有人建议不要选王明路线那些同志，我们不赞成，说服他们选举。结果呢？就有几个不好了，王明跑到国外反对我们，李立三也是不好的，张闻天、王稼祥犯了错误，就这么几个。其他一些，比如刘少奇呀，什么彭真、薄一波这些人，我们不知道他们不好，他们的政治历史人们不清楚，也选进来了。经过‘八大’到现在，搞得比较清楚了”。
4月13日，毛泽东在九大大组召集人会上就关于大会主席台座次问题回答周恩来道：“老同志还是坐前头，我知道他们的老底，下面群众不知道。你们不要，群众不那么看的，他们不知道，说不要作检讨了。他们到工厂，工厂欢迎他们 ，他们的态度还好。徐向前在铁路工厂，李先念木匠出身，到北郊木材厂，聂荣臻到新华印刷厂，陈毅到南口，以后再不好再说。要选这些人（指选为中央委员）王洪文你们说服得了不？（王洪文答：很难）明天选举，好人我不提，就提这些人，你们一定不选，我有什么办法？……还是只能说服，不能压服。（郑维山插话：主席、林副主席说了就行）也不一定，许世友、王洪文，一老一青就不通。这个会议左派那么多，弓弦拉得那么紧，我和党政军是站在你们这一边的……”毛泽东又提张闻天、王稼祥能否选进中委的问题，康生、董必武回答：“难”！周恩来提出：还有杨勇。毛泽东回答：杨勇就是跟彭德怀跟得紧，又不是叛徒。当然留在北京不行了……我看交给许世友，取一技之长。”
4月28日，在九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的讲话中提及国防工业问题道：“此外，过去讲过的，就是要准备打仗。无论那一年，我们要准备打仗。人家就问了，他不来怎么办呢？不管他来不来，我们应该准备。不要造手榴弹都要中央配发材料。手榴弹，到处可以造，各省都可以造。这是讲物质上的准备。……这次全国代表大会，看起来开得不错……北京这些记者，我看也不大行，大概我们把他们混到我们里面的什么叛徒、特务搞得差不多了。过去每开一次会，马上透露出去，红卫兵小报就登出来。自从王（力）、关（锋）、戚（本禹）、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下台之后，中央的消息他们就不知道了。”
“差不多了，那就散会！”（全场长时间热烈鼓掌）
三、没有礼拜天的夏收夏种
刚到农场时薅锄小麦的劳动，对我们来说已经是前所未有的高强度劳动，每天劳动下来令人腰酸臂疼，筋疲力尽。尽管1965年我们曾到农村参加过半年多的四清运动，和农民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但当时农民的劳动强度有限，每天出工都比较晚而收工很早。在田地里干不了多久后，男人们就坐到田埂上吸旱烟，讲闲话；妇女们就到树荫下纳鞋底、奶小孩。而我们90多个男性大学生要薅锄这么多小麦，比农民的劳动量不知大了多少倍！可是，和麦收时节相比，薅锄劳动又算得了什么呢！各排各班之间，每天都得开展割麦竞赛，以及运麦、打麦和播种玉米、洋芋的竞赛。
头天晚上，再苦再累也得把自己所用的镰刀磨得飞快。第二天一早，满天还是群星灿烂时，我们就得起床，匆匆吃过早餐后就赶到地里割麦。每人衣袋里都得备有一块胶布，以便刀口划破手指时能随时扯下一片贴住伤口止血，而不至影响割麦的进度。弓着腰累了就蹲下割，蹲不住了就跪下一只膝盖落地继续割。既要割得快，还要割得干净。割麦劳动看上去轻巧简单，左手一拢麦杆，右手用镰刀一搂起来“嚓”的一声，一把小麦就割下来了。其实不然，开始时左右手总是配合不好，不是将镰刀尖插进土里，就是将麦秸连根拔起。不听使唤的镰刀，不时还会划破手指。这样拼命割了2个多小时后，统一休息10分钟，此时腰部已是针扎般疼痛、膝盖已经跪得红肿、眼睛也已一阵阵发黑。一旦休息，每人拖过两捆麦秸垫在腰部，全身放倒在地里，使腰部被迫挺起来，像死人般一动不动。整个休息时间，我们全都这样四仰八叉、横七竖八地躺倒在麦地里，任凭烈日炙烤。有多少次我们曾经这样想过：干脆就这样躺下去吧，永远也不再起来地躺下去吧，就这样死去多好！人生如此艰难，社会如此不公，实在已经让我们疲倦之极，灰心之极，厌恶之极！可是，哪容我们想那么多呢，刚过10分钟，尖厉的开工哨音又已响起，我们又都只能一跃而起开始劳动。因为此时正是连长、指导员和排长们盯住大家的时候，何苦因为动作迟缓再挨一顿训斥呢！但内心都不由在想，高玉宝小说中玩半夜鸡叫的周扒皮也不过如此吧！
每天中午有1个小时的时间让大家休息吃中饭，饭后哪还有休息的时间呢，大家都得围住不多的几块磨刀石，再把镰刀磨得锋利些，以免割麦时落到后边拉了全班的后腿，也免得看连干部们充满责备的目光和尖酸刻薄的批评嘲笑。他们总是悄悄地在后面从这个排转到那个排，从这块麦地转到那块麦地，监视着大家的劳动。要求大家既要割得快，又要割得干净，麦秸还要堆放得整齐。无论那一条没做好他们就会突然在后边猛喝一声，待大家转过头来，他们就指着兀立的几根麦秸（或散乱放着的麦秸）劈头盖脑一顿臭骂。骂完之后，看着被批评者把兀立的几根麦秸割倒，把散乱堆放的弄齐，然后又飞快地割麦，以赶上被拉下的距离时，他们才又转到别的地方去。
割麦时正是一年中的夏至节令，是白昼最长的季节。而每天下午的割麦劳动都要干到满天星斗，实在看不见时才收工，这样1天最少要干13个小时的劳动。这段时间，政治学习免去了，星期天休息的习惯也已取消。我们每天就这样割呀割。
割麦之后是运麦和打麦。运麦也不好受。割完麦后，我们得把一捆捆麦子提到地边，再铺在绳子上一捆捆头尾交错码好，然后用背绳勒紧，坐下来，将两肩用力地挤进背绳里去，再使劲向前一拱腰，一只膝盖跪在地上，另一只脚用力往后一蹬，硕大无比的一摞麦子就紧贴着脊背背起来了。如果是有几个人在一块干就要好得多，可以由一个人站在前边伸手拉上一把，背麦的人就容易站起来。站起来了的又去拉后面的人。如果掉队了没有别人拉一把，那就只有全凭自己挣扎了。麦芒扎在脖子上本来就难受，再让汗水一浸，更让人疼得不行。
拖拉机夜以继日地翻耕着收了麦子的土地，开拖拉机的也是我们学生连的同学。翻过来的土地又得开沟、运肥、播种玉米和洋芋。剑湖边的麦收和播种还没有忙出头绪来，西湖边的300多亩水田又得抢节令插秧了。我所在的2排被派到西湖边的营房住下从事稻秧栽插。几天后，四排的一个女生班也早出晚归来西湖插秧。
插秧比割麦又要艰苦得多。每天十几个小时泡在水田里，手脚被泡得煞白，把秧苗插进泥土的右手拇指、食指和中指肿得老粗，指甲和肉皮都有些分开了。每次把秧苗插进泥里，手指都钻心地疼痛：十指连心啊！这还不算，最可怕的是西湖边的水田里，蚂蝗多得出奇，手上脚上，随时都叮有若干条蚂蝗。这种小毒虫刚刚叮到人身上时没啥感觉，只是极细小的、黑不溜秋的一丁点儿。当它吸饱人血之后，就会变得又粗又长，黑皮里透出暗红的光亮来，并把它口中的毒汁注入人体。只有毒汁进入人体之后，才会让人感到创口奇痒难当，抬起手脚一看，才会发现又粗又大的蚂蝗闪着暗红的光——它已经吸饱人血且已排出毒液，却还不想离开人体哩！几位来自上海体院的女同学过去哪里见过这种情况，当蚂蝗纷纷钻进她们的湿裤管后，被惊吓得哭了起来，不明究里的人还以为出了什么事呢。过去在书本里见过整治蚂蝗的办法是，拍它一掌，它就会掉到地上或水中。可是此地的蚂蝗，你若只是拍它一掌是无济无事的，它会仍然紧紧地叮在你身上。只有用你的拇指和食指掐住它，把它逮下来，再把它弄成两段。可是当你弄了左脚上的蚂蝗时，右脚又会奇痒无比。待抬起右脚看时，上面又已经叮有几只了。待你处理完两只脚上、腿上的蚂蝗后，手上也有蚂蝗在向你进攻了，简直让你防不胜防。何况你怎能老不插秧，只顾捉蚂蝗呀！别人都在插秧，都不怕蚂蝗咬，就你娇贵么！于是一横心，管它娘的，想叮就让它叮个够吧。这样硬着头皮栽上一两把秧苗之后，待大家都直起腰喘口气时，只要抬起手脚看看，全身都叮有几十条蚂蝗了。要掐死这么多蚂蝗得费多少时间哟，干脆抓一把稀呢在腿脚上抹几下了事。最近同学何君在看了我的书稿后说时至今日，他的脚掌上还留有被蚂蝗叮咬过的一个个圆形疤痕哩。
有的同学当时曾经这样试验过：在一块还没有人下去的水田里，插入一把锄头或木棍，然后注意观察水中的动静。不到一分钟，就能看到许多蚂蝗从四面八方向木棍和锄把集中。这些可憎的小毒物，它们恨不得将木棍也吸出血来哩！我们就这样栽了半个月的秧，我们每个人的脚上、腿上和手上，全是蚂蝗叮咬后肿起的疙瘩。
要靠我们这个排的男生和四排一个班的女生按节令载插完这300亩稻田是不可能了。在这种情况下，团部派出指挥连的官兵来“支援”我们，又动员附近的农民也来搞“拥军”义务劳动，好不容易才把所有的稻田都插上稻秧。当所有的田地都插上稻秧后，最先种下的玉米需要薅锄、最先种下的洋芋需要培土、最先栽下的稻秧也需要进行第一次薅秧了。从割麦开始到薅秧的2个多月时间里我们总共只休息过2个半天。在我们的头脑中，已经没有礼拜天这个概念，也无须知道当天是礼拜几。两个多月来我们没有时间理发。直到某一天下午，团部有一位副团长到农场视查丰收的麦堆时，看到大家的头发全部长得不像话，才作指示说：“劳动再紧张，头发还是该理的。”此后，连部才安排1名会理发的同学，让他带上工具和1只方凳巡回到田埂边，让薅锄的同学们可以轮流到田埂上理发，理完后又继续到田里劳动。直到吃中饭休息的那1个小时里，再抓紧时间把扎在脖子里的碎头发冲洗掉。
这段时间我们自然也顾不上洗、补衣服了。高干子弟郭君，是位性格豪爽不拘的青年，背麦秸时他的上衣背后磨破一个大洞，他满不在乎地继续穿在身上。当别人为此取笑他时，他干脆把这口子越撕越大，最后终于撕成两半，只有衣领处还联结着。风吹来时，他的两半破衣服在光脊梁后边随风飘舞，犹如身后披了两面破旗。此事出在郭君身上，连干部且不去管他。如果出在云大的学生身上，定然大有文章可作，至少可以分析为对劳动改造不满吧！
另有一次，这位郭君和另一位也是高干子弟的李箭君在劳动中因为喝不上开水，就向排长请假要到城里拍电报让家里邮寄开水来。这俩位老兄干劳动本来就不肯出力，流汗不多，尚且如此，因为“站错了队”而拼命干活的我们，口有多么干燥就可想而知了，但地位最为低下的我们可不敢吭气。排长当然不可能准他们的假，但把这个情况及时向连部作了汇报。连长在晚点名时批评了这件事，要大家有意见好好提，不要乱弹琴，以免被坏人利用——请看，在他们的心目中，我们已经是随时可能兴风作浪的坏人了。幸好我们没有参与此事，否则又有我们的好果子可吃了。但我们还是沾了两位高干子弟的光，此后，连部安排炊事班每天上、下午各送一次开水到地里供应给大家。
进入8月份，这种紧张的劳动才算喘过一口气来，每个星期天都可以休息半天了。连部在这一段时间的工作总结中不得不对大家的吃苦耐劳精神作出一些肯定，其中还有这样的文字：“×排×班大学生×××，自5月开始割麦到8月转入薅锄，体重比4月份减少12公斤，而他的心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贴得更近了。”我们在农忙前后没有称过体重，否则一定也够吓人的！
四、天大旱 人大干
1969年剑川坝子的天气老跟我们作对。不需要下雨时它猛下不止，该下雨时却又久旱不雨。插种下去的玉米和洋芋由于干旱出苗不整齐，一部分种籽在土地里难以发芽出土，开始我们往每个播了种的坑里都泼水。由于以后没能每天都继续泼水，种子在土里发霉了。已经顽强地钻出土面的那部分幼苗，也因为太阳太毒而蔫萎萎的，有的则已经枯死。这无形间又得加重我们的劳动负担：种籽发不出来的要补种，幼苗尚未枯死的要赶快天天浇水，才补种过的地方也得隔天浇水。
因为干旱，平时有水的河沟都早已干枯，只能到剑湖里取水。取水的工具只有用各人的洗脸盆。每人端一盆水越过芦苇丛生的湖边荒地，最后浇到庄稼地里时，一盆水只剩半盆了。连长和指导员照例在一边监工，他们向大家提出的口号是：“天大旱，人大干！干旱难不倒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英雄好汉！”开始时大家随意地取水随便地浇去，连长看后认为这样劳动功效不高，就让大家分成两行队伍一盆盆地传送。这样做看来秩序好得多，但也有问题，满满一盆水传到地里时，往往只剩半盆了。不多一会，传送的脸盆被摔得乒乒乓乓的，让一些同学好不心疼，于是难免吵闹和报复，你摔了我的盆，我也要摔你的盆。这种乱糟糟的情况使连长和指导员很恼火。于是他们又想出一个办法来：把抗旱浇水的任务分派到各排各班，还是得开展劳动竞赛才行。
许多方法用一次可能很灵，要接连使用则未必还灵！组织劳动竞赛何尝不是如此！划线站队时连部可以用这一部分学生整那一部分学生，拉一派打一派！生产劳动可是一件硬碰硬的事，只靠“站错队”的人去干活岂不要误节令，所以管你是站对了的还是站错了的，都得“统统地干活”。毛泽东说过：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毛泽东还说过：人群里的左、中、右，总是中间大两头小。在剑湖部队农场，划线站队时的情况是：云大中文系、师院物理系炮派、即挨整的“右派”有50人以上，几乎达到全学生连的一半，整人的“左派”无非是云南农林学院的八派以及重庆“8.15”派的总共不到20人，其余外省来的学生，从心理上总是同情弱者，同情挨整的炮派，这就使整人的“左派们”感到孤立。他们洗干净后晒在铁丝上的衣服，有时被风吹掉在地上（也许是有人故意扯丢在地上），没有人会替他们拾起来，反而会被踢到臭水沟中，或者还会被踏上两脚，这已经使他们很苦恼了。如今每次劳动，他们也得和大家一道干活，天长日久，使他们意识到划线站队时他们所充当的角色未必光彩。如今在对付连部领导的监工方面，整个学生连的大学生们利益又是一致的。他们只有做出维护大家利益的行动，才能取得大家的谅解。
2排4班的班长是太原炮兵学院的刘某，他是最受连部信任的学生干部之一。连部实行分片包干抗旱浇水劳动竞赛后，刚开始他还想组织大家跑到全连的最前边，当即受到所有人的讽刺打击。有的骂道：“小杂种，你只想着怎样用人血染红自己的顶子，不顾大家的死活么！”有的冷笑道：“笑骂任你笑骂，好官我自为之也！”也有的出来打圆场道：“你们可别冤枉刘大班长，他也有自己的难处，你们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大班长自己也消瘦了许多，他何尝不知道众人的疾苦，大家都心中有数得啦，莫逼他。”人们你一言，我一语，有唱白脸的，有扮红脸的，把个刘班长搞得哭也不成，笑也不成，生气也不是，只有低着头自个儿干活去。
如此精神状态搞劳动竞赛，其结果可想而知。面对学生连全体的消极怠工，连部一时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因为他们在不久前送往团部的工作小结中，刚刚讲过他们开展的“再教育”取得了怎样怎样的成效，如果此时把问题说穿，岂不是与不久前的小结自相矛盾！其实这又有什么关系，这正可说明知识分子在改造思想过程中的艰巨性和反复性。如果就此大做文章，也许他们还能成为活学活用毛著的典型哩！可惜他们还没有这点悟性，没有想到这一着棋，让他们失去一次本来可以踏着我们肩膀向上攀登的机会。
所谓消极怠工，无非是没有像过去那样地玩命干活而已，浇水抗旱的劳动每天都在紧张地进行着。枯萎的幼苗返青了，补种的也都出苗了，该薅锄、培土的，也都逐一地薅锄和培上一层又一层土。
劳动上可以消极怠工，政治上可不能有丝毫松懈。每天向毛泽东的早请示、晚汇报、天天读“红宝书”和跳“忠字舞”那是一点也不能马虎的，因为这是政治态度问题。于是每天早上得双手捧着毛泽东的语录本——“红宝书”向着毛泽东的画像请示当天要学习的毛著篇章、要解决的思想问题和要干的劳动，每天晚上要向着毛泽东的画像汇报当天的思想、学习和工作情况。无论各人内心是如何想的，但表面上都得做出十分虔诚的模样。每天例行的跳“忠字舞”活动尽管洋相百出，但大家谁也不敢不跳，跳舞时谁也不敢说笑。长此以往让人如何受得了。好在6月12日中共中央终于发出经毛泽东批示“照办”的（69）33号文件：《关于宣传毛主席形象应注意的几个问题》其中有道：
“有些时候，在一些地方，也出现了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追求形式和浮夸浪费的问题……有的甚至设置‘宝书台’、‘忠字室’‘敬仰馆’、展览馆等，跳‘忠字舞’，到处贴‘忠’字，大搞‘忠字化’运动。
“……‘忠’字是有阶级内容的。今后，单独的‘忠’字，不要乱贴滥用，不要围绕‘忠’字随意提一些不妥当的口号（例如：脚往‘忠’字上走，血往‘忠’字上流，劲往‘忠’字上使），不要搞‘忠’字化运动”。
传达这个文件后，我们总算喘过一口气来－－原先贴在每一间宿舍门上的大红色的“忠”字由连队领导安排骨干分子在我们到地里干活后悄悄地揭去，“忠字舞”活动也取消了。但早请示、晚汇报和天天读“红宝书”的活动照常进行。
这一季虽然干旱，但日照好，气温高，玉米、洋芋（即土豆）、水稻、黄豆都长得极好，眼看又是一个丰收年。只是剑湖这地方真怪，玉米成熟季节，不知从哪里飞来成千上万只乌鸦，只要它们落到哪块玉米地里一小会，就会把那块地里的玉米啄得一塌糊涂。在这块地里赶它们时，它们就飞到其它地里去。这些乌鸦全身墨黑，嘴角有些许银色须毛，双腿休长，喙尖和尾端的曲线诡异，，令人既恨又怕。原先只知它能啄腐尸烂肉，没想到它啄起玉米来竟然这么狠。为对付这班乌鸦，我们不得不从清早到天黑之前轮流在玉米地里看守和吆喝，这又增加了我们的负担。不过这项工作毕竟不是那么累人了。
为驱赶这些可恶的乌鸦，连部从团里要来几支半自动步枪和一箱木质弹头的教练弹，让我们不时鸣枪吓唬乌鸦。于是我们在田间遛一会，累了就在田埂上躺一会，然后放上两枪，吆喝上几声，倒也蛮自在。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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