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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被解除副班长职务
1968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分配一部分大专院校毕业生到解放军农场去锻炼的通知》，规定“1967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包括研究生）一般都必须先当普通农民、当普通工人。为了使毕业生很好地得到锻炼，决定安排一部分毕业生到解放军农场。……在那里可以和解放军一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学农、学工、学军、学文、批判资产阶级，并接受解放军优良传统的教育。”
1968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68）158号文件“关于一九六八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问题的通知”要求“除了继续安排到解放军农场、国营农场外”，可以按照各地实际情况，“有计划地组织他们参加改造盐碱地、兴修水利等改造大自然的斗争。在有条件的地方，也可以分配一部分毕业生到农村人民公社去，进行插队试点……”
继而，毛泽东发出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一当伟大领袖发出最高指示，下面立马跟上，各大报刊迅即刊载城市居民“群众”的表态：“我们也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主动要求上山下乡，为动员知青上山下乡又加了一把火。
中共8届12中全会已经开过，毛泽东的主要对手刘少奇已经被永远开除出党。正是“狡兔死，猎狗烹；飞鸟尽，良弓藏”。红卫兵从此多难矣！按照中共中央文件和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学毕业生则到解放军农场去劳动改造。
在云南当时的大专毕业生中，只有昆明工学院的大部分人因为路线斗争觉悟高，可以不下乡，直接分配到省、市委机关当干部，或分配到各大中城市的企、事业单位工作。因为他们站对了队，是省革委主任谭甫仁的依靠力量，我的好朋友施君就直接分配到常州某大型国有企业工作直到退休。
其它大中专毕业生，只有走到部队农场接受再教育这条路。我们这几届大学生，实在是时乖命蹇的一代青年！多灾多难的一代青年！当我们正处于身体发育年龄，赶上国家的3年困难时期，许多人得了营养不良症；当我们迫切要求多学些文化知识的年龄，却又遇上教育革命、勤工俭学、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以至许多该学的知识没有学到，不该学的，丑恶的东西却见识了不少，有意无意间也学到了许多。比如如何对别人无限上纲地搞阶级斗争，如何时时处处防人暗算，如何当面说好话，背后踢一脚……看来，如今只有到部队农场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此外别无出路。
当时正值部队换防，原先驻川东的54军换驻滇西，原先驻滇西的14军换驻滇南，原先驻滇南的13军换驻川东。按照云大工宣队、军宣队的安排，我班60个同学将平分为两半。30人到滇西剑川部队农场，另外30人到滇南开远附近的麻堡部队农场。自愿报名的结果，恰好分成均等的两半，从人员结构看，文革前的班干部，包括以后参加八派的少数人在内、以及逍遥派（即对两派都不感兴趣）居多的这部分愿到滇南接受14军的再教育。而在炮派中积极工作的人、以及大大小小的炮派头头，则愿意到滇西接受54军的再教育。
我选择了滇西方向。作出这种选择的因素有二。一是我们认为54军刚从四川换防过来，没有卷入云南的文革和武斗冲突。这样，部队的派性会少一点，炮派的日子会好过一些。二是为当时充斥昆明街头对14军军长梁中玉的舆论宣传所反感。当时八派出于政治需要，到处传抄肉麻吹捧梁中玉的长篇大字报，什么“百战百胜的梁军长”、“战功赫赫的梁将军”……你越是吹棒、我越不买账，以是决定西行。
应该承认，54军在刚开始的时候确实没有搞派性。这从几件事上可以证明。一是我们所在学生连的谢连长和姓党（名德庆）的指导员，以及徐副连长、王副指导员在处理云大工、军宣队交涉想扣留我班几个同学时的态度是同情炮派的。当时云大的当政者想把我班同学扣留几个作为划线站队的靶子批判用。但学生连几位领导不同意，最后勉强让留下李、蔡、石三位，终于保护下别的几位来。二是对学生连内正副班长的指定，不受划线站队的影响，指定我班5名同学任学生连的正副班长，其中我也被任命为三班副班长。仅这两件事曾使我们暗自庆幸，我们西行的选择是何等正确。
可是，天真的我们高兴得太早了。1月6日我们乘坐的卡车抵达剑川县城东郊的135师炮兵团部后不几天，连部领导就将原先任命的正副班长撤消，统统换成四川分来的大学生以及云南农林学院等校的八派学生，声称只能让路线斗争觉悟高的人担任此项工作。连部领导和排长们（排长也由54军的军人担任）对我们云大学生的态度发生了明显变化，不似刚接触时的亲切热忱，而是冷若冰霜了。而对四川来的原先就观点一致的学生比如重庆大学8.15派的学生们，以及对云南八派的学生，他们变得倍加亲切。过一段时间后，我们才弄清发生这种突变的原因：原来13军、14军和54军3家领导已经达成一项君子协定，简而言之就是“友军支持的我支持，友军反对的我反对”。具体讲，13军和14军都是支持八派的，54军到滇西后也将支持八派、反对炮派；54军在川东是支持“8.15”派、反对“反到底”派的，13军到四川后也应继续支持“8.15”派，整治“反到底”派。呜呼！派性这东西亦是可以交换、可以承前启后，还可以美其名曰“巩固文革成果”，我们这些人的书呆子气不是太重了么！
剑川的冬天是寒冷的，刚泼到地上的洗脸水，出早操回来时，已经在地上结成冰；而挂在铁丝上的毛巾也变得硬梆梆的。自然界的滴水成冰还可以对付，而我们内心的冰冷却就没法治了。期望越大，失望也越大。当初我们如果不对54军期望过高，此时也许不至于如此失望吧！
二、写不完的检查流不完的泪
在团部我们被集训10多天，除了像刚入伍的新兵们一样操练队列队形外，还得接受部队传统教育。我们被告知，54军是一支由林彪亲自指挥的部队，这支部队的炊事员都知道：黄永胜（当时的解放军总参谋长）、邱会作（当时的解放军总后勤部长）、丁盛（当时的广州军区司令员）等高官都出自54军，这支部队的军容风纪不同一般。比如在54军，干部战士也有穿补巴军装的，但补巴布的颜色深浅必须与所补的军装相同，以至不注意就看不出是补巴来。他们到云南后对14军中有的人新军装补块浅色布或旧军装补块新布的做法嗤之以鼻。他们也看不惯14军一些部队和地方拉拉扯扯的关系。
此外，我们更多的是接受划线站队教育。
1月中旬，我们学生连开赴距团部6公里多的剑湖边部队农场，开始了白天劳动、夜晚写检查的“军垦”生活。
剑湖是剑川坝子东部的一个天然湖泊，湖水由穿过剑川坝子的金龙河以及四周的山泉水汇集而成。剑湖水面有5000余亩，秋汛时可涨达8000多亩。部队农场在剑湖西面，从农场到团部的路，要顺着金龙河堤走，每逢下天，道路泥泞溜滑。
剑湖农场有旱地1200多亩，此时已经全部种上小麦和油菜。此外，在剑川坝子的西面有一个名为西湖的小湖泊，那里有300多亩水稻田，也归剑湖农场耕种。
我们学生连120多名大学生，将承担起所有这1500多亩田地的耕种任务。这120多名大学生中，有近30名女生，她们的任务主要是为全连拆补从团部领来报废后的旧军服(这样每个大学生就可以分配到一套作为工作服)和养猪、养鸭、种菜。这1500多亩田地的耕种，主要由90多个男性大学生承担。
每天的劳动是繁重的，要薅锄这么多麦田，为了不违农时和提高工效，就只有组织分排分班搞劳动竞赛。90多名男生分为3个排9个班，（女生为第4排，2个班）年轻人都有一种好胜心，都有一种集体荣誉感，也都想在劳动中好好表现一番，以图今后分配工作时连队领导能另眼相看。（连部领导和几位排长随时跟在学生们的后边监视着哩！）谢连长别出心裁地用厚纸片卷成一个土喇叭，不住地在同学们身后高喊“加油啊，×排已经干到前边去了……”各班、排之间的竞赛，既是一种体力的拼搏，劳动技巧的比试，也是一种意志的较量。每天劳动下来，大家都筋疲力尽，但还得打起精神参加天天读毛著活动，然后是联系实际检讨自己在文革中犯下的错误。
那时我们中间流行着一句顺口溜：受不完的蒙蔽站不完的队，写不完的检查流不完的泪。事实不正是这样么。
文革初期，各级领导和工作组号召我们听党的话，在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尖上保卫党，要立场坚定地和“右派学生”斗争。到头来我们保的是阎红彦一类的“走资派”，斗的是革命左派，我们执行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第一次受蒙蔽站错队。批判资反路线后，我们通过反省自己，坚决加入学校的造反派组织，满以为此后跟上“老造反派们”一道进行文革，该不会再错了吧，谁知却又一次受蒙蔽站错了队，所犯的错误比第一次受蒙蔽时还要严重得多，是执行了国民党云南特务组的行动计划，充当的是“赵健民的小爬虫”，于是又第二次站错队。今后，我大概还会不断地受蒙蔽、不断地站错队。我太恨自己了，恨自己的时运不济，恨自己的愚蠢，恨自己的懦弱，恨自己的一切！
解放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大多是工农兵干部整治知识分子，其手段不可谓不狠，其后果亦十分可怕，这已经是众所周知、勿庸赘言的事。可是，在这段时间里，我的体会是，连部的领导党指导员和谢连长们采用的“以夷治夷”办法，即让一部分知识分子去整治另一部分知识分子、也就是让一部分大学生去整治另一部分大学生的做法，其效果果然了得。因为其更熟悉知识分子的特点，所以整治起来更能得心应手，更能击中要害，手段亦更为歹毒，真是令人求生不得，求死也不得。
记得《新约.马太福音》第十章有道：“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惟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白天的高强度体力劳动，已经把人的肉体折腾得要散架；夜晚的批判和政治攻势，还要将人从精神上彻底摧毁。白天的劳动，同学们之间的地位基本上是平等的，凡是学生都得参加，无非“站对了队”的，可以泡病假，偷点懒而已。而晚上的政治学习，情况可就大不一样：“站对了队”的就成审判者，而我等“站错了队”的，就成为阶下囚；我们得日复一日地作检讨，日复一日地被迫交待文革以来的所作所为，特别是武斗期间的一言一行，日复一日地被盘问、追查、讽刺、挖苦……让人不由想到，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大概和地狱也差不多吧。（中国有句古话道：祸福相倚。苦难过后可以变成财富。经历过这段时间的炼狱磨炼，今生今世，我再也没有过不去的沟坎了。）
这段时间，如果我们云大的同学白天在一道讲两句闲话，即可能被指责为是在搞“黑串连”，是在订立“攻守同盟”。弄得我们云大来的同学，平时不敢在一块多讲话，不敢多来往。路上相遇时也只能默默地对看一眼就匆匆闪开。而每天临睡前的晚点名中，连长和指导员总是在不断地敲打我们，不时还含糊地暗示说有的云大学生通过学习已经有所觉悟，已经开始在灵魂深处暴发革命，不仅开始交待自己的问题，还揭发了别人的问题。然而有的人还顽固不化，拒不交待，自以为得计、到头来罪加一等，后果自负……这样训话的结果，使本来就已经十分险恶的环境，又增添了几多杀气。大家都不免你怀疑我，我提防你，为表明自己的彻底革命立场，都只有竹筒倒豆子，把凡是认为有问题的东西，统统交待出来，并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全都加以无限上纲地批判和臭骂一通。而处于“审判者”地位的“站对了队”的人们，则可以任意地作弄我们，他们所得到的精神上的愉快和满足，大概足可以帮助他们解除白天劳动蒙受的所有疲乏了。
记得《忏悔录》第六章里病中的卢梭有道：“我们生来本不是为了在世上享受幸福的；灵魂与肉体，如果不是二者同时在受苦，其中必有一个在受苦，这一个的良好状态差不多总会对那一个有所不利。”卢梭的话无疑是对的，忆及此话对我也不无安慰，但相对而言，当年的卢梭实在是神经过敏，无病呻吟。此时此刻，我所感受的心灵和肉体的双重痛苦，岂是当年卢梭所能比的。只不过他是名人，出语即可惊人，而我不过是默默无闻的小百姓，只有祈求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保佑罢了。
当时我思想负担最重的一件事就是是否交待我和苗君、黄君在武斗开始时上过五华山的事。这件事算是我在文革中所犯错误中最大的一桩，也是让人极容易上纲上线的一桩——参与了打砸抢，即可凭此定性为“打砸抢分子”。有先见之明的苗君当时已经说过，以后谁也别提起这件事。此时他们二位和我没在同一个军垦农场，苗君在滇南的麻堡农场，黄君在临近剑川的洱源右所农场。（黄君原先和我同在剑湖农场，后来在新组建右所农场时作为成建制的班被调到右所农场。以是我们三人各在一地。）如果他们中有一个人交待了甚或他们两人都交待了，而我却没有交待又如何是好；如果我交待了而他们没有交待，那我岂不是坑害了他们。是否可以通过写信来沟通一下呢？绝对不行！当时同学们收到的来信大多已经被拆开检查过，这样做岂非自投罗网。经过反复考虑，我终于没有交待。事后看来，苗、黄二君态度也和我一样，所以总算没出什么纰漏。这种政治高压下的互相信任，比什么都宝贵。尽管现在黄君在昆明某中学退休，苗君在滇南某县委机关退休，我们各在东西，我和他们两位来往不多。但一想到这段往事，心情总是难以平静：疾风知劲草，患难见真情——我曾经有过这么两位可以在危难时刻互相信任的朋友，这是一笔多么可贵的精神财富啊。如果当时无论谁自己招供出来，其后果势必是当时划线站队运动的一个新胜利：同时在不同的三个军垦农场揪出三个“打砸抢分子”，那么我们此后所受的苦难就将无穷无尽了。正应了一句俚语所说的：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 通过我班另一半同学所在的麻堡农场发生的一件事也可以说明当时站错队者压力之大。一位站错队的云大校友在泰山般的划线站队压力下，精神恍惚，竟向所在农场的首长交待了他的不可告人的家丑：他的父亲是国民党的旧军官，解放后被镇压了。他的守寡的母亲有一位情夫，对方可能早已有家室，但两人还时有往来。不巧的是有一次他母亲正和那相好的在床上做爱时，被偶然回家的他看了个正着。他母亲为堵他的口，以后竟设法让他和他的在纺织厂上班的妹妹也发生了两性关系。当时要求站错队者向组织交心要“竹筒倒豆子”般完全彻底，他竟将如此家丑也抖落出来 ，可见其紧张、害怕到何种程度。幸而农场的几位当官的大概也觉得此事真假难辨且讲开后既影响不好说不定还会干扰斗争大方向（即把人们的兴趣引到两性方面再去刨根问底），就把此事捂住没有再讲。如果当时讲开了，这位校友很可能会自杀。而如果发生大学生自杀事件，那么农场的官员们终究也有干系。几个当官的一贯是整人的高手，此时竟然捂住不讲，大概也想到此事讲开后可能发生的后果吧。此事是我们分配工作后在昆明相遇时才由一位当时在麻堡农场的同学对我讲起，听过之后都让我害怕不已。我们在军垦农场过的是什么日子哟。这是后话。
三、社会上刮什么风，农场就掀什么浪
到剑湖部队农场初期，我们与云大的低年级在校生、与到滇南部队农场的同学们之间，难免还有许多书信往来。一旦找到可以交谈的机会，我们互相间就会交流所得到的信息。这种情况，连部领导和“左派”“垦友们”(“垦友”是指同在一个军垦农场但不是同一个学校来的人的泛称)防范得无论怎么严厉也无济于事的。
通过来信我们得知，省革委派驻云大的工宣队和军宣队中，确实混进了一小撮败类，他们给省革委、给工宣队抹了黑。比如说，派驻中文系的工宣队头头胡某和工宣队的另外两个队员在隔离审查中文系69级某学生与某教授之女儿的关系时，乘传讯女方之机，3人凭借当时工宣队的淫威轮奸了这名女青年。轮奸之后还对其威胁说，如果将此事张扬开去将对其全家不客气云云。女方不为其威胁所吓倒、坚持上告后，这一丑闻才得以公诸于世，3个歹徒也供认不讳，被退回昆明市供电局处置，（胡××原来是阳宗海发电厂的工人，一贯游手好闲，仅仅因为“站对了队”，即可率领一支工宣队到云大为所欲为，怎能不令人气愤。）
通过来信我们得知，云大师生到弥勒县农村劳动期间，在一次扑灭山林火灾时，校革委常委吕卫东等6名师生英勇牺牲。对这一英雄壮举，仅仅在云大的校刊上作过报道而已，其中有一位名为徐嘉富的同学，在他死后还继续被批判过多次，直到多年后才被平反，摘去其“反革命”帽子。我们的心中十分不平，因为是“站错了队”的，即使是为国家利益英勇献身却不值一提。而如果是八派的人这么干了，不知要吹捧到什么地步哩！可惜八派中却又找不到如此英雄人物。今后再发生火灾，谁还愿意奋不顾身地向前灭火？
六位师生为救山火牺牲了年轻的生命，却得不到应有的表彰，让我们心中哀痛不已。让我对杜甫诗中老妇“死者长已矣，活者且偷生”的无奈，有了新的理解。当活着唯有苦难时，死亡何尝不是一种解脱。于是转而安慰自己：六位师生为救山火而丧生，对于身心正在备受摧残的他们而言，也是一种解脱啊！呜呼，唯有尚在苟且偷生的我辈，还得继续遭受从心灵到肉体的折磨，且不知还要煎熬到何年何月才是尽头！
通过来信我们得知，方向东一伙对划线站队的做法十分不满，曾到北京去告状。结果是状没有告通，反而让省革委布置在全省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对方向东等一班人进行全面围剿。方向东的秘书、云大外语系68级学生苏尧忠，就在上京告状后返昆被审查期间不堪虐待而自杀身亡。而谭甫仁为替自己树碑立传，在昆明动工三大工程：一是拆除工人文化宫、修建“红太阳广场”；二是围海（即滇池）造田；三是计划围绕滇池造一条铁路。黄兆琪在这段时间举行的婚礼，在全省规模之大、气氛之隆重热烈，真是空前绝后。前往庆贺的小轿车有200辆以上(这几乎是当时全昆明的小车数了)，把昆明工学院内凡是能停车的地方都停满了。黄兆琪被前来贺喜的亲密战友包围得无法出门，只好安排手下人把一筐筐水果糖从昆明工学院的各幢大楼顶上往下抛撒以谢客。其所收的礼物多得没法存放，只有转由昆明百货商店代为销售，可笑的是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陈康中将捧一块进口手表前去祝贺，竟也受到冷遇……
这一件件事，令人气愤！令人叹息！
我们获得这些信息，在许多情况下是要付出代价的。因为我们的一举一动，时常处于严密的控制之下。你以为周围没有人在注意你么，其实不然。也许正好有人在远处、在暗处盯住你呢。这里举两个例子为证。
按农场惯例，每日3餐之前都得集合唱一首毛泽东语录歌或学一段毛泽东语录，如果学完一段后，炊事班还未能把饭菜准备好，队伍就得一直学下去，唱下去，直到可以解散开饭为止。有时虽然饭菜已经准备好了，由于前面背诵毛泽东语录的声音不够响亮或不够整齐，将被罚重复背诵若干次，直到连部领导饶恕大家时为止。这一天中午，学的语录是“念念不忘阶级斗争”之类的，背诵之后，执勤的排长没有像往常一样发出解散队伍的口令，我们内心犯了嘀咕，不知今天又有什么“阶级斗争”新动向要抓。只见党指导员从连部拿出一只小木箱来摔到队列前面的地上。木箱登时被砸碎，露出里面的几块红糖来。党指导员恶狠狠地宣布说：今天让大家看看连队里阶级斗争的又一表现：吴××在文革中就站错了队，犯下了罪，来到农场后还不老老实实接受再教育，到团部军人服务社套购红糖要寄往昆明。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他才翘尾巴就知道他要拉稀屎了。他才去服务社买糖我就知道他的目的了。这糖不准往昆明寄，以后也不准再到服务社买糖了。你们在这里是来接受再教育的，不是来套购红糖的。
我和吴君都在2排，他在4班我在5班，我们的队伍紧连在一块。我偷偸看站在我侧边的吴君一眼。只见他脸色一阵红、一阵白，眼眶中噙着一汪泪水。
事情的真相大家都知道，连部几个当官的自然也知道。吴君是我班结婚最早的一位同学，因为是文革中结的婚，全班同学大都参加了他们的婚礼。如今他的妻子快要生小孩了，而昆明当时根本买不到糖。产妇需要糖，既然团部有卖的，他买上3、5斤准备邮寄到昆明也是情理中的事。现在居然当成阶级斗争新动向来抓来管，还布置各班晚上进行讨论。大家都在心里同情吴君，但以当时我们所处的地位，又能讲些什么呢？只有以沉默表示抗议了。
这种严密的监视和控制，有时甚至达到十分荒唐的地步。我们的同学许君是参加工作几年后又带薪来读大学的（当时称为“调干生”），其年龄比我们同班同学要大好几岁，他本人长得身材魁梧，相貌堂堂，普通话也讲得地道。以年龄计，他本该是有家室儿女的人了，可当时还是单身汉和我们一道接受“再教育”。他向来对女性特别殷勤，颇有点贾宝玉遗风。当连部允许我们每人每月购买3两红糖之后，有的女同学嫌少，许君知道后就把自己的那份拱手送给嫌少的女同学吃，还煞有介事地对女同学解释说：他的身体属于热性，吃了红糖就会流鼻血。可当他回到我们中间后，却又馋得常常瓜分我们的那一份。当剑湖对岸的农民到农场来卖桃子时，许君的贾宝玉般天性促使他殷勤地对待其中的一位卖桃姑娘，时间一长相互间就混熟了。有一天，这位卖桃姑娘用头巾兜了几枚绝好的桃子，相约许君在柳林中见面。这种“机密事”竟也迅速被连部领导们和团部派来的划线站队工作组知道了。他们如临大敌般紧急行动起来，正副连长、正副指导员、团部工作组的两个副教导员、以及许君所在2排的排长等人一道，形成一个包围圈，几乎是以匍匐前进的运动方式逐渐接近许君和卖桃姑娘，几双眼睛严密地监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透过我们楼上宿舍后墙上的小窗，我们正好能看到这次行动的全景。我们不由替许君捏了一把汗，如若此时许君与那位卖桃姑娘间言行稍有轻佻，其后果不堪设想。也不知是许君已经敏感到处境之险恶了呢，还是许君本身就心白如纸。总之，许君此时的表现确实使这群一心要捕捉到“猎物”的猎人们大失所望。我们和“猎人们”所看到的是，许君接过几枚桃子后，把一串用旧报纸包着的葡萄送给卖桃姑娘后就和她郑重地分手了。(我们农场紧邻有一片剑川县农业局的葡萄园，桃子成熟的季节，也正是葡萄成熟的季节，只要花钱，我们都能买到葡萄。)正是投桃报李，有心人的许君用早已准备好的葡萄交换了桃子。他们之间既没有半句亲密的语言，更没有丝毫亲狎的动作。倒是那几位伏在地上和草丛中的“猎人”事后不得不去洗刷让泥土弄脏了的衣服。
当天晚上的晚点名中，指导员不点名地、恨恨地、甚至是咬牙切齿地批评道：“有的人忘记自己是来接受再教育的身份，与老百姓的关系很不正常，希望引起大家的警惕。”否则，有他的苦果好吃。
事后，我们把这天在楼上小窗中所看到的情景描述给许君听，这位个子高大的浙江汉子，当即害怕得全身发抖，此后还后怕了许多日子。我们也始终没有想通，是谁向连部的领导们打的小报告。这个人既然如此知道许君行踪，那么这个人必定就是生活在我们中间的某人；亦或是他们相约时偶然被连部领导发现。总之，今后，我们的一言一行不得不分外小心。
在《西游记》中，孙悟空最怕唐僧念紧箍咒。只要唐僧口中念念有词，孙悟空就会疼得在地上打滚，请求唐僧“莫念莫念”，对唐僧百依百顺起来。我们没有孙猴子的本领，可我们比孙悟空还要怕念紧箍咒。连队领导的紧箍咒就是：“别看剑湖农场离县城有7、8公里，离昆明有530多公里，可是我们并没有生活在真空里。只要社会上刮什么风，剑湖农场的学生连就会掀起什么浪。大家都要警惕阶级斗争在农场的新动向……”每当听到这种阶级斗争的紧箍咒，我们云大的同学们就会头疼不已！在训话过程中只要发现有外省来的大学生们稍稍显出不以为然的样子，连队领导就会振振有词地训斥道：“剑湖农场每天至少收到30多封来信，难道其中就没有搞黑串连的么！”如此一讲，全部学生立马表情肃然：我们收到的来信经常是已被撕开口的，原来都得先由连部领导们过目，怪不得每天的信件和报纸要在连部耽搁几个小时之后，才能分发到众人手中。一些正在通过书信谈情说爱的同学们禁不住脸红起来。他们哪里会想到，青年男女之间的悄悄话也会被连部领导们过目之后才传给他们呢！我们这些“站错队”的人可就更紧张了。我们原先虽然已经留有一手：内容稍微重要一点的信件，我们从来不肯投到设在连部门口的信箱里，宁愿星期天进县城投邮，为投一封信往返15公里路都觉得值。而星期天能请假到县城的人数按规定只有1/10，自己不能请假就交由获准假的可靠的人捎去投邮。满以为这样小心谨慎该没有漏洞了。现在才知道，既然这里的连部可以拆看我们的信件，其它地方何尝不可以这么做呢？何况连部领导已经公然宣称，某些地方的学生与我们农场搞“黑串连”。既然如此，各地党组织之间何尝不可以搞个“红串连”。我们真是防不胜防啊！你写信多、讲话多、说你太张狂，说你要蠢蠢欲动；你写信少、讲话少、说你是情绪低沉，心理阴暗，思想抵触；你要只讲今天天气哈哈哈，又说你是虚伪狡诈，居心叵测，真难做人啊！
四、鼓掌不响亮，即是国民党
在大搞划线站队运动那段时间，有一个突出的现象对我们农场生活的影响不小。这就是各地以八派为主成立的革委会，以及重庆市和川东地区以8·15派为主建立的各级革委会，为巩固其“新生的红色政权”，特别注意搞好地方与部队的关系。部队为安排其随军家属的工作以及各级领导的某些利益，也很重视与地方的关系。毛泽东“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的最高指示得到各种花样翻新的落实。驻军与当地都十分注意加强联系、改善关系。其间自有许多不光彩的东西，因与我们学生连无直接关系，这里不作叙述和议论。仅就与我们有关的事情，就够我们受的了。
当时各地、县、公社、大队都组织文艺宣传队经常到团部来慰问演出。剑川团部当时负责团部附近的剑川、洱源、鹤庆3个县的支左任务，这就需要抽调好几百人到3县的各部门担任领导工作。团部驻军本来就有限，当各地文艺宣传队到团部演出时，为使团部的礼堂里能坐满人，使会场气氛不致冷清，学生连的120多个人就成为凑数的重要力量。每逢团部有文艺演出，学生连的全体成员都得前往观看，即使病号也不得轻易请假。同时还对学生连作出许多严格的规定，比如：演出开始之前，要集体高声朗诵毛著《老三篇》，要高声齐唱革命歌曲，以显示出接受“再教育”之后的良好精神状态；演出中，每演完一个节目，无论其表演水平如何，自己是否喜欢，都必须热烈鼓掌，以表示对革命造反派的由衷热爱；演出结束后，要起立再次热烈鼓掌，然后分班分排井然有序地退出礼堂。
规定我们必须观看的这些演出，被说成是团部对我们的关心，是我们接受再教育的好机会，是无产阶级的文艺享受。其实，这哪里是“享受”，简直是一种痛苦和折磨。
首先，演出内容除千篇一律都是歌颂毛泽东之外，就是歌颂部队“支左”的丰功伟绩，然后是宣传八·二三的派性，大多是粗制滥造且同一模式，没有什么艺术性可言。每天的劳动已经把人折腾得极为疲劳，为看这种演出，还得往返步行10多公里路，特别是遇到雨天，使人格外难受。因为大多数人没有雨具和手电，遇到下雨天，只有把平时包裹行李的油布或塑料布披到头顶上，下边把裤脚高高卷起，赤脚穿双塑料凉鞋，踏着泥泞去观看演出。当我们在礼堂里坐下后，被雨水淋湿的衣服和裤子紧紧贴在身上，令人冷得禁不住瑟瑟发抖，好不难受。心里还在忧愁着返回农场时那泥滑路烂的6公里多河堤夜路该怎么走。过去曾经有同学跌到河里过，如果这次轮到自己跌下去岂不糟糕。老想着这些，哪里还有心思看那些本来就烦人且水平极臭的派性节目表演呢！
可是，无论节目的内容如何，也无论艺术水平怎样，每演完一个节目，我们都必须热烈鼓掌表示欢迎。如果掌声不够热烈响亮，当时就会受到指导员和连长的呵斥。
有一个晚上看演出之前，雨下得特别大，金龙河水猛涨了许多。我们到礼堂里看演出，衣服裤子大多已经湿透。这晚上看的是重庆市郊某单位革委会不远万里派到此地的宣传队演出，演得特别糟糕。一是开演的时间太晚，让台下的人等得太久；二是演出前的慰问解放军的讲话过于冗长；三是每个节目之间衔接不紧、松松垮垮。至于演出的内容和形式，实在不敢恭维。由于我们鼓掌不够热烈，当时已被连长和指导员呵斥了几次。尽管如此，到后来鼓掌仍不热烈，这可惹恼了连队的领导们。
当我们踏着泥泞步行1个多小时返回到农场时，雨下得正大，大家以为队伍很快便可以解散回宿舍了。谁知党指导员竟然在大雨中训话40多分钟，我们一个个顶着塑料布或油布在大雨中冷得瑟瑟发抖，冷得上牙对不拢下牙,活像电影中的一队俘虏兵。我们的衣服裤子全都透湿不算，连腰带也已透湿。而连长和指导员身穿军用雨衣，脚登高统军用水靴，手中晃动着手电，手电的光束不时从这一排学生的脸上照射到另一排学生的脸上，把我们臭骂一通。说我们掌声不热烈是对革命造反派、对工人阶级、对贫下中农和解放军缺乏阶级感情，是我们身上知识分子的臭气太浓的表现，实质上就是国民党作风，也就是国民党。还说如果我们不对今晚上的表现作出深刻检讨，将永远在农场劳动改造下去。训斥到后边，居然骂出许多不堪入耳的下流话来。
指导员骂得累了，连长又接上来骂了许多。我们真不明白，他们哪来这么大的火气。
当他们终于训斥完毕，让我们解散回到宿舍后，大家用毛巾擦干满身的雨水，绞干裤脚上的泥水后,就都默默地钻进被子。连平时最活跃的同学此时都没话可说，只是嘟哝“我们都成国民党啦！”同学们还能说什么呢，我们的心里都在流血呀！这就是“亲人解放军”的形象么！我们得到的是什么样的“再教育”呀！与他们相比，我们无非多读了两年书，为什么对我们如此过不去呢！
这天晚上的戏到这里还没有演完哩！到了夜间2点多钟，当大家都已进入梦乡时，营房里突然响起紧急集合的哨音。经历过部队生活的人都会知道，所谓紧急集合，要求部队在极短的时间里摸黑穿好衣服、打好背包、带好武器弹药到指定地点集合。像我们这些学生兵，虽说没有武器可携带，但背包的捆法必须是三横线压两竖线，以便中间能插上一双鞋子，（这样插上的鞋子跑步时不会掉落）这是不能搞错的。从尖厉的哨音吹响，到整个连队集合完毕，必须在5分钟之内。谁来得晚了，既会受到连队领导的训斥，又会受到同学们的耻笑。
平时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同学们都会互相关照：衣服、鞋子、背包带都得放好，以便遇到紧急集合时不至于抓瞎。这天晚上，由于睡得很晚，更主要的是衣服都已透湿，因而大家都把背包带在宿舍里横七竖八地拴起来凉衣服，谁也没料到还会搞紧急集合。哨音一响，大家十分狼狈，有的事先已经准备有干衣服，有的事先没有准备，仓促间只有迅速套上湿漉漉的衣服，胡乱扯上一根带子捆上背包就往外跑。慌乱之中难免你穿了我的衣服，我套了你的裤子，他抓了我的背包带。此时虽然房子外还有淅淅沥沥的雨声，可谁也顾不上再找塑料布来顶在头上了。好不容易赶去集合时，指导员和连长早已在操场上骂骂咧咧：“下雨就不兴搞紧急集合么，难道打起仗来，敌人还得等到天晴之后才来进攻么？真是书读得越多越蠢，简直蠢得不可救药……”
连长和指导员一边骂，一边把雪亮的手电光射向迟到者脸上。这天晚上集合来得最晚的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郭冬生君，他本是养尊处优的高干子弟，只因文革中父亲被打成“黑邦”，才被发落到此地来。郭君实在找不到背包带，只有把一条被子搭在肩膀上赶来集合。郭君是一位见识过大世面、接触过许多高干的人，连长和指导员都相信他只是一时“公子落难”而已，平时对他都要客气三分，此时也不好多讲什么。若把郭君换成云大的学生，这下子不知要如何发落哩。
待全连集合完毕，连长和指导员也把大家骂够了，就带上我们急行军。从这条道岔到那条道，从这个村绕到那个寨，这样在雨中折腾了2个小时多，直到凌晨4点多钟才绕回到农场来。此时我们一个个都已淋得落汤鸡不算，连被子也湿得差不多了。连长和指导员，因为穿有军用雨衣和高统水靴，几乎滴水未沾。几个现役军人的排长虽有雨衣却无长统靴，裤子也已全部湿透。
队伍解散后回到宿舍，摸着被雨水淋得几乎可以拧出水来的被包，大家都无法睡了，也不急于把背包打开，只是换了一身干衣服后，一个个坐在床上发起呆来。会抽烟的人默默地一支接一支地吸烟，我这个平时不会抽烟的人也要上一根吸起来。只有少数几位十分豁达开朗的同学，显出无所谓的样子：背包湿了么，那就把它扔到一边去，把身子倦到褥子上边照样可以睡觉呀。不一会，居然就听到他们响起均匀的鼾声，也许还做了好梦呢！
早上5点多钟，天还没有亮，营房里又一次响起紧急集合的尖厉哨音。这次哨音就不似往日那样听了令人心惊肉跳。这一次，连首长们满以为需要花更多的时间才能集合起来，谁知哨音响过还不到5分钟的时间，就已全部集合完毕，哈军工的郭君也背上背包站在队列中了。这使得一贯善于挑剔学生毛病的连长和指导员不得不表扬大家几句，表扬大家的战备观念有了提高，作风已经紧张起来，已初步达到预定的紧急集合训练目的，急行军训练一项即可免去。
他们哪里知道，从上一次紧急集合到现在，我们的背包还没有打开过，只是在黑暗中默默地坐到现在。否则，就是神仙也难以集合得这么快啊！事隔多年之后，每当我和同一农场的难友们回忆起这个晚上所受的辱骂和折磨，大家都会恨得不行！我想，现在指导员党德庆和姓谢的连长如果天良还没有丧尽，他们应该因为曾经对这么多大学生的粗暴糟踏感到愧疚吧！
上图为剑川部队学生连宣传队在团部礼堂前合影。礼堂正门上方是毛身着军装挥手的巨幅照片，其左右两边为巨大的毛语录。一排左一为作者，二排右一为小二黑、右三为小孙
上图为剑川部队学生连宣传队和54军135师542团宣传队联合演出后在团部礼堂前合影 一排右二为小孙，二排左二为作者，三排右一为小二黑。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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