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戈
一、换防前的当头棒喝
剑湖农场学生连的指导员党德庆经常警告大学生们：一刻也不能忘记你们的身份，你们是来接受解放军再教育的！同学们交谈中笑声大了一点、或者星期天花销多了一点。指导员和连长的目光中就会透出极为不满的神色。
当我们种下的玉米、大豆、洋芋、水稻已经丰收在望时，同学们中间传开一个小道消息：54军要换防了，将有新的部队驻防此地。在我国，大道消息来得慢，小道消息来得快几乎是历来如此的事，只是文革中更为突出罢了。这消息最先是从重庆来的8.15派学生口中传出，由于派性的原因，他们平时就与团部机关的干部和士兵特别亲热，农场连部的领导对他们也较为客气。有时他们啥病也没有，只是不想干劳动，干脆就在床上睡上一整天，到时不但不会挨批评，炊事班还会将病号饭送到床头哩。从他们口里讲换防消息时，言语间显出十分婉惜的口气。我们听后心里暗自高兴不已，虽然口头上也不得不假装出几分婉惜来。因为我们知道，这些人在临换防之前，还可以狠狠地收拾我们一番哩！
过了一些天后，团部开拔一批罩上炮衣的炮车，秘密再也包不住了。指导员和连长这才在晚点名时向学生连正式宣布部队要换防的消息：54军将要换防到北京，作为首都的卫戍部队，54军的135师，即我们所在的师，将成为中共中央的警卫部队，因为毛泽东和林彪最信任54军。现在驻贵州省的49师将换防到滇西，并将以49师为基础恢复11军的编制，（11军的军旗在朝鲜战场上被美军缴去，此后我军11军番号缺编）现在新的世界大战已迫在眉睫，因此有必要重建11军，以后我们剑湖农场学生连将由49师的炮团来接管。
党德庆讲到部队换防对学生连可能产生的影响时，他首先大讲许多同学对他们恋恋不舍的阶级感情，已经有一些大学生纷纷向上级要求让连干部留下，使他们很受感动。讲到这里，声音居然有些哽咽，眼眶中竟然挤出两颗眼泪来，他故意让眼泪留在眼角。可是，他话锋一转说，也有那么一部分学生，那些没有得到认真改造的臭知识分子们，巴不得现在的连部领导马上滚蛋。说到这里，他才用手帕拭去泪水，冷笑两声道：我们是要滚的，不过并不是人滚，而是我们所乘坐的汽车轮子滚动（引得人们一阵大笑）我们是要光荣无比地离开这里，是要到距离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很近很近的地方去，是要去承担更为直接的保卫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任务。在离开这里之前，我们将给学生连的每一个人写出组织鉴定，我们所写的鉴定将装入每一个人的档案袋。这份接受解放军再教育情况的鉴定将影响你们今后终生的工作和生活，对某些人而言，这份鉴定将使他一辈子永无出头之日。说完，指导员和连长恶狠狠地扫了大家一眼。
这些话锋芒毕露，杀气腾腾，直说得“左派们”心花怒放，让我们来自云大中文系的一班人则背脊发凉！中共执政以来，各级组织最看重人事档案，档案上的结论比个人在现实中的表现不知要重要多少倍！只要档案袋中的材料对你评价好，即使你的现实表现并不算好也无妨，因为组织上可以把现实的不好当作是认识问题，是暂时的现象！而你的“本质”是好的，依然可以给予信任和提拔重用。而如果你的档案材料有问题，即使你的现实表现再好又有何用！只不过把你看成是伪装进步的“假积极分子”而已！因为你的骨子里就有问题，而你的“假积极”很可能会有一定的欺骗性，更应该引起组织的警惕。总之，只要在你的档案袋里乱写一条似是而非的问题，这种神秘的、让你本人永远也见不到的档案材料，将把你打入另册，让你永世不得翻身。而如果在你的档案里写上几条好的东西，就可以让你步步高升，终生受用不尽！难怪在组织人事部门工作的干部，特别是负责管理人事档案的干部，即使他本身级别并不高，却也可以表现得神秘兮兮甚至趾高气扬，有时连他的领导也要对他客气几分，原因就在于此。
对“左派们”的鉴定自然是写得很好的，因为连部已经让他们本人过目，让他们皆大欢喜了。而我们云大中文系一班人的鉴定究竟写得怎样糟糕，当时被蒙在鼓里。（只是到了公元1980年，即事隔10年之后，全国平反冤假错案时，才由我工作单位的组织科把这份鉴定抽了出来，让我过目后当即销毁，直到此时我才知道我被鉴定为“劳动中尚能吃苦耐劳”，“但对新生红色政权有不满情绪”，“参与派性文艺宣传队时企图武装消灭革委会”，“对接受解放军再教育认识不清”等可以置我于死地的条目，幸而以后我所处的特殊环境未曾作难我，这是后话。） 换防之前，连部领导除与学生连全体留影外，还与各班排分别留影。
上图为与学生连二排的合影，第二排居中者为指导员党德庆，其左为姓谢的连长，其右为二排长。
上图为与学生连二排四班合影。后排居中捧毛像章者为党德庆指导员，其左为姓谢的连长，其右为二排长。
记得我们刚到部队时，曾接受部队的传统教育，听到过54军换防时的许多佳话：54军在离开原有营房之前，将所有营房打扫干净，粉刷一新；坏了的窗玻璃全都重新安装好，坏了的桌椅、床板等全部修理好；厨房里堆满煤和柴火，柜子里装满油、肉、蛋、粮，猪厩里养有大肥猪，菜地里种满各种蔬菜。……换防过程中54军某部宰杀过自己养的一头猪，当即受到全军通报批评，并责成该部到市场上买来一头更大的肥猪补进猪厩里；某炊事班临换防前拔了自己菜地上的两棵大白菜给战士们烧一锅白菜汤尝鲜，也被通报批评，并且被责成从农民菜地买来两棵大白菜补种上。54军认为，菜地里缺了这两棵白菜、猪厩里少了一头肥猪，这不是个小问题，这意味着缺少了的岂止是菜和猪，更严重的是缺少了54军应有的优良传统和作风！54军要让友军下车后，即可点火做饭，铺开背包就能休息。54军的做法果然使来换防的友军指战员感动得热泪盈眶，因为友军在离开原驻地时的做法和54军相比真有天地之差啊！在进行这种传统教育的同时，我们的领导们也毫不客气地大骂原先驻此地的友军部队：他们换防时竟然把猪厩里的猪儿全部拉走，拉不走的也突击宰杀后腌成腊肉带走，甚至连守护农场的一只狼狗也要带走。只是那狼狗安土难迁，过分留恋农场，几次被弄上车后又挣脱跳下车来，最后只有把那条狗留下。至于营房的门、窗、桌椅、床铺，全部破烂不堪，不知他们是怎样生活过来的。谈到军容风纪，友军常有一件穿得发白的旧军衣补上一块簇新的补巴或者一件新军衣补上一块旧补巴的事，由于色彩极不协调，让人看后觉得好不土气。54军也穿有补巴的军衣，但补巴布的颜色必定跟军衣的颜色很接近，新军衣就用新布补，半新的军衣就用半新的布补，变色的军衣就用变色的布补，让人不细看就发现不了军衣上的补巴。54军的指战员上街时，军容风纪必定十分整齐，虽然部队也设置有军容风纪的执勤队，但巡察十天半月也未必能遇上一件需要纠正的事。哪像友军那样稀拉，老百姓可以随意到部队营房烤火、过夜，有的当地妇女竟然也搭上军车一道“换防”而去……
作为军队最重要的是要能打杖，解放战争时期攻打天津时，据称54军与38军从不同的方向同时进攻天津，两个军的部队分别在6分钟内就拿下所主攻方向的第一个目标。
当时的传统教育给我们的印象是：毛泽东曾经说过：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此时我们才知道，军队也不例外。在全军的部队中，只有54军和38军是最优秀的部队。38军曾被毛泽东命名为“铁军”，而54军则是林彪亲自指挥的部队。于是内心也曾有几分得意；能在这样的部队接受再教育，也算三生有幸吧！当时虽然我们内心很是痛苦，却能时时忍受住连干部们的训斥与辱骂，与存在以上思想影响也不无关系。
可是，这次部队的调防，与我们原先所接受的传统教育相比，可就大相径庭了。我们所在的135师542炮团在调防时，不仅带走了猪、鸡、粮食等全部家当，连桌椅、床铺都统统带走，以至我们学生连种在地里尚未收割的玉米、大豆、洋芋、水稻都要折算成钱粮由新来的49师炮团支付给542炮团。后来在究竟应当折算成多少钱粮才公平的问题上不能达成协议，542团不得不留下后勤处一个姓郭的助理员，直到按秋收后的实际收获数结算后再归队。
54军以往调动表现为何那样好，而这一次却大不一样？当我们把这个问题向与54军关系亲密的重大8.15“左派”们提出时，得到的回答是：上一次是换防，本来就该啥也不带走。而这次是调防，只要能带走的，一床草席也不必留下。这种解释，“左派们”未必能杜撰得出来，大约是来自部队领导之口吧。但我们心中总是不甚了了。我想，或许是上一次换防吃了大亏使54军学乖了吧！亦或是另有其它原因？
一天早上，团部的一辆吉普车送来派到学生连的新任连长和指导员，同时接走原先的连长和指导员。少不了又是一番热烈的照相和欢送场面。当车轮滚动、甩下一路烟尘之后，我们不由从心底里长长嘘了一口气。虽然我们也知道新任连长和指导员即将着手对我们实施“再教育”，还不知他们与党德庆们相比，从思想品质到工作方法孰优孰劣，但我们心里还是有一种难以言说的解脱感！
新来的指导员姓陈，是一位中等个子、面部少有肌肉且毫无表情的中年军人。连长姓罗，个子高大结实，那满脸的络腮胡子给他增添了几分军人的威武，听说他在连长的位子上已经干了10多年。这使我们不由为他感到有几分不平。据我们所知的54军，干部提升得特别快，我们刚到剑川时的张副团长，因为原先的团长升任135师副师长后即由他升任团长，此次新组建11军，张团长一下子又升任11军的副参谋长。其它营、连、排长也都经常有升迁机会，哪有10多年老任连长的呢！看来在共产党治下投军也得摸对庙门才行呀！
49师自然也有其难言的苦衷，我们这些臭知识分子都能想到的事，他们何尝想不到！如今既然有新编11军的机会，需要的干部多的是！这位大胡子连长在学生连没有呆几天，就调到保山方向任副营长去了，据说不久后又升任为副团长了。我们虽然和他接触不多，却很替他的“进步”高兴。因为他没有辱骂过我们！
二、学生连有个文艺宣传队
我们剑湖农场学生连有个文艺宣传队。这是一个因陋就简办起来却很有特色的文工队。说因陋就简，是指这支宣传队的乐器，全都是大家用自己平时玩的乐器拼凑而成，或者是自己制造的。如我班的周君，他拉得一手好胡琴，可是宣传队里已经有几位能拉胡琴的人，而缺少的是低音乐器大胡琴。于是周君就找来一支没有底的破铁桶做音筒，找块羊皮蒙上，自制成一架极大的胡琴。乐器组合奏时，这架大胡琴的低音效果还特别好。因为我平时能弹三弦琴，于是我也得以成为乐器组的一员。演员的道具则尽可能借用学生连里的私人衣物，有时确实需要当地白族妇女的衣服，就临时到农场附近的柳营村里借几套来对付一下。我们学生连的120多个男女同学，来自全国各地30多所高等院校，其中不乏能歌善舞者，所以我们这个20人左右的文艺宣传队，倒也搞得虎虎有生气。当我们到剑湖农场不久时，我们曾到团部搞过一次接受再教育的文艺汇报演出，一时间也曾轰动团部，得到很好的评价。以至团部的专业宣传队和我们相比都显得有些逊色，尽管他们有黑管、小号、洋琴、手风琴等众多的洋乐器。诚然，我们学生连宣传队之所以更吸引人，与我们有几位出色的女演员也大有关系。而团部的宣传队是清一色的男性，官兵们看得多了难免会因同性相斥而发腻。而我们的几位女演员，论人才、论舞姿、论嗓音、特别是论气质，在全团这小块天地里算得上是出类拔萃的，自然令官兵们耳目一新，可以一饱眼福了。
在54军辖下时，我们宣传队的活动并不多。其原因主要有四：一是连干部的指导思想是，大学生是来接受再教育的，如果过多搞演出，经常在舞台上亮相，还像什么接受再教育的样子？二是学生连的劳动任务本来就很繁重，让宣传队搞文艺活动，影响了劳动进度怎么行！三是学生连得不断进行划线站队教育和阶级斗争教育，如果文艺宣传队经常开展活动，宣传队“容易成为某些人逃避阶级斗争的防空洞”（引自党德庆的训话）。四是有时由于某种政治任务需要我们宣传队活动，比如4月初庆祝中共9大召开，以及欢迎某位大人物到团部视察工作等等，连部却只给我们极少的排练节目时间，于是大家也没有多少积极性。
不知怎么搞的，新的团部和陈指导员很快就知道我们这支宣传队的情况，决定让我们不再参加劳动，专门排练几天节目，以便为新的团部作一次汇报演出。
过去我们几时受过这样的优待，过去难得给我们半天时间排练，一般都只能用晚上的休息时间排练。我们互相打气，既然新来的部队把我们当人看待，给予我们时间，给予我们尊重，我们也要争口气，要尽可能展示出我们的水平。节目开始之前，首先是报幕女生热情洋溢向首长和战友们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之后，接着就是男女声的高调朗诵：无边的大海啊，请鼓动澎湃的心潮；巍峨的高山啊，请挥舞激情的大笔；撼天的春雷啊，请擂动雄浑的鼓点；万里长风啊，请奏起《东方红》乐曲。让我们同声歌唱，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于是开始演出第一个节目－－台上台下同声高歌《东方红》，然后依次是各种舞蹈、相声、乐器小合奏、忆苦思甜短剧……经过几天的努力，我们在团部的汇报演出果然效果蛮好，受到官兵们的热烈欢迎。谢幕之后，团长（在部队称为一号首长）、政委（在部队称为二号首长）、副团长（在部队称为三号首长）、副政委（在部队称为四号首长）、参谋长（在部队称为五号首长）、政治处主任（在部队称为六号首长）、后勤处长（在部队称为七号首长）、副参谋长（在团部称为九号首长）、等一干人登上舞台和我们一一握手以示鼓励。团部食堂居然为我们准备了夜餐，这在以往是想都不敢想的事，真令我们受宠若惊！回想以往，我们曾以极少的时间，排练出一批好节目，演出时也曾博得经久不息的掌声，但团领导们几时曾上舞台鼓励过我们，至于吃夜餐更是做梦去吧。
这次汇报演出后，团政治处给我们配备了一部分乐器，又用卡车送我们到下关的师部作汇报演出。在师部的汇报演出也得到很好的评价。这样，我们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几乎成为一支专业文艺宣传队了。
我们都穿上佩有帽徽、领章的新军装，配备有几支演出时可以作为道具用的半自动步枪，俨然是“真正的军人”了。而学生连的其它同学仅发过一套士兵们换下的旧军装作为工作服，这种旧军装已经破朽不堪，往往干两天劳动后得重新补缀。
当时新团部刚到剑川落脚，有必要和地方上搞好关系，而在当时的条件下，进行文艺演出是一种融洽关系的时髦手段。于是我们就在团政治处一名干事的率领下，以团部宣传队的名义到剑川县的各公社进行慰问演出。在不长的时间里，我们跑遍了剑川县的所有主要乡村。所到之处，都受到当地干部群众的热烈欢迎。我们心里当然清楚，这种欢迎其实是冲着团部来的。因为地方上也需要和团部建立友好关系，这在当时显得特别重要，因为地方上的各级革委主要领导者都是军人。这段时间，我们每天都乘卡车往返，伙食也挺不错。
在剑川慰问演出的日子里，给大家以终生难忘印象的是到老君山的演出。那里不通汽车，我们在山脚下车后就步行登山。据陪同我们一道前去的公社干部介绍，有史以来，在此之前老君山上只有过一次文艺宣传队演出，那是合作化高潮时期的1956年。我们这次算是历史上的第2次。山上没有通电，我们是在两盏汽灯照明下进行演出的。山村里总共有二、三百人，几乎倾村出动来看演出。当时已进入数九寒天，高山上比坝子里还要冷得多。嗖嗖的冷风送来一阵阵透骨的寒意，我们紧紧地裹住军大衣还担心血管里的血液会被冰冻住。而来看演出的村民们，个个的衣服都破烂不堪，有的露出肚皮，有的露出屁股，脸色肮脏且几乎全是菜绿色；有的干脆在身上披块肮脏的羊皮，有的头上顶一只破麻袋。他们全都几乎一无所有，又都是亲属间的近亲婚配，显得智力低下，边看演出，嘴角禁不住地往下流口水。他们不会鼓掌，只会不停地傻笑。看到这些村民的可怜情景，我们心里十分难受。演出后，村民们用早已杀好的一只羊招待我们，可是谁也咽不下去。其中既有嫌弃他们不卫生的原因，但更主要的是大家心情都很沉重。建设社会主义已经20年有余，还会有如此贫困落后和愚昧的所在，如果不是亲临其境，有谁会相信呢？
我们作为团部的文艺宣传队，也曾到丽江演出3个晚上。先后为丽江军分区、丽江地区革委会、丽江部队医院等单位作慰问演出。每次演出前后，都受到极为热忱的接待。离开丽江之前，丽江军分区领导人设宴为我们饯行，珍馔满桌，美酒无数。觥筹交错之时，我却不由想起作为云大学生时的宣传队到丽江所受到的冷遇：当时演出后能喝到的一碗稀粥，都是靠丽江炮派弟兄姐妹们从自己家里撮来的一把把大米熬成的。想到往事，不由令我感慨万千，真是此一时，彼一时，不可同日而语了。
我们充当一段时间的团部宣传队后，眼看就要到1970年春节了。春节期间，军部和地方之间都时兴开展互相慰问的活动，而新建的军部尚未组建宣传队。于是就把我们这支小有名气的学生连宣传队拉到驻大理古城的11军军部，充当一段时间的11军文艺宣传队。
在充当军部宣传队期间，11军军长董占林观看过我们的彩排并给我们以热情的鼓励。平时我们的行动受军政治部宣传处的张处长节制，学生连的领导暂时就不再管我们了。我们先后在大理、下关的市区和农村演出20余天，每到一地演出，我们都受到极好的款待。这一年的春节就这样在紧张的演出活动中过去。这算是我们到部队接受再教育以来心情较为愉快的一段时间。记得有一天中午，拉大胡琴的周君蹲在军部门前的路边吸烟，一个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士兵向周君打听到后勤部该怎么走时，竟向周君行个军礼，还称呼周君为“首长”，这件事使周君极为兴奋，逢人就要绘声绘色地讲述一遍，我们听后也格外高兴。只有在这段时间，我们才仿佛真的成为部队的一员。
当我们圆满完成军部交给的演出任务，准备返回剑川农场之前，张处长诚恳地对我们说，我们这次行动帮了军部的大忙。如果我们对军部有什么要求的话，可以提出来，将尽可能地满足我们。大家在下边合计之后认为，党德庆等人给我们写了什么样的鉴定，天才知道。为弥补前边鉴定中可能存在的纰漏，何不由军部将我们这段时间的表现写上一页鉴定呢！张处长很理解我们的心情，爽快地答应了大家的要求。具体做法是，由宣传队内部自已拟出对各人的鉴定，由张处长过目后送军政治部盖章存入每个人的档案袋。这个鉴定经由本人认可，何况大家的表现也确实不错，所以鉴定都写得挺好，令我们十分满意。这段时间所遇到的艰难困苦，从不间断演出的疲劳，长时间睡眠不足的折磨，天天涂抹油彩造成皮肤过敏的滋味……大家都觉得无所谓了。因为我们总算换来了一页好鉴定，这可是最最重要的啊。
谁能想到呢，就在我们高高兴兴返回剑湖农场的第2天，一场新的灾难却又降临到我们宣传队。
三、可憎的告密者
告密在我们国家是有悠久历史的。农历腊月23是我国城乡传统的祭灶节。供奉给灶王爷的供品中少不了的一件是粘牙糖。这是因为按规定灶王爷第二天要上天庭向玉皇大帝密告所在家庭一年来的所作所为，向灶王爷供奉后，灶王爷吃人口短，就不会讲这家人的坏话，即使还想讲点什么，让灶王爷吃过粘牙糖后，牙齿给粘住了，想讲也讲不清楚啦。可见，告密文化在我国是由来已久的了。
我们宣传队有位小孙姑娘，是昆明师院物理系学生，在剑湖农场的近30位女性公民中，她算得上是面容娇好、身材苗条高挑、贤淑端庄、待人诚恳、气质最佳的一位。最有特色的是她那双如古井般深不可测的大眼睛,配上她那白里透红的肤色和待人特有的真诚,让她的目光就有一种罕见的穿透力－－向你看一眼就能看穿人心肺腑的穿透力。让有邪念歪想的人不敢直视她那清澈的目光。在我们宣传队的重要节目之一、以忆苦思甜为主题的小话剧《一只破碗》中担任女主角。每次无论让她演穷女孩或是冲冲杀杀的红卫兵，她的一举手一投足都有不尽的魅力。她总是把角色演得很投入、很逼真、很动情，每次演出都备受观众称赞。好花易惹蝶来，学生连中自有不少多情男儿想追求她，但都被她礼貌地、很得体地拒绝了，没有伤过谁的心，也没有伤过谁的自尊，更不曾在女同胞们面前以此夸耀过半分，因而大家照常对她有好感。大家谁也没有料到，她的恋爱对象是重庆大学8.15派的徐司令，（他是该大学8.15派战斗兵团的司令，而54军在重庆是支持8.15派的，他们是亲密战友关系。因而到剑湖农场后，大家仍都尊称他为司令。）他是响当当的“左”派，党德庆们也要让着他三分。此时小孙与徐司令早已关系密切，只是他们之间来往极为谨慎，以至大家都还蒙在鼓中。
徐司令擅长书法、绘画、写文章，很受11军的张副参谋长赏识。张已明确表态，只要学生连进行工作分配，将让徐去担任其秘书工作，此后之前途，当是鹏程万里无疑。
也是活该有事。这位小孙自从和宣传队一道上过老君山后，就对那里农民的苦难生活刻骨铭心、不能自己。老君山演出后，宣传队很快即被派往丽江，继而又被调到军部，小孙和徐司令之间，再也没有机会讲悄悄话。到了军部之后，晚上演出回来虽已是深夜，但爱情的力量是无穷的，小孙竟能不顾疲劳，打起精神给徐司令写情书。她的情书决非卿卿我我一类，而是大讲宣传队的生活和见闻。尤其是大讲老君山农民的可怜。这也还罢了，小孙竟然在信中怀疑社会主义制度究竟好在哪里？为什么解放已20多年农民还如此困苦不堪……这封信由大理军部邮寄回剑湖学生连。如果徐司令当时能收到此信，像以往一样在看过之后付之一炬倒也没事。偏是小孙寄出信的当天，徐司令亦奉军部之命出差去了。小孙的信到农场后，即被徐司令的好朋友代为收下，徐司令多日未返回，而装在好朋友衣袋中的信封却磨破了。（也许是偷看信的借口吧）总之，经过文革的残酷斗争，人心都已变态，变得极为险恶。亲人之间都可以出卖，何况乎朋友！贼子可以认作父亲，婊子可以认作圣母。既然信封破了，不妨把信纸展开看看，一看就吓了一跳，从落款上看得出这封“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信”竟是出自小孙之手。于是这封信被告密者立即呈交给陈指导员，陈指导员迅即将情况向团部汇报，团部也迅速和军部取得联系，就在我们宣传队返回农场的当天，徐司令也被突然召回农场。
指导员向小孙核实，此信是否是她写的，小孙供认不讳，徐司令也承认以往通信中小孙就曾经有过同情农民疾苦和对“接受再教育”表示不甚理解的内容。徐司令满以为军部的张副参谋长一贯很欣赏他，只要他如实地、彻底地交待问题，就不会对他过不去，他是剑湖农场学生连的第一号左派啊。可是，这次他想错了，一旦他成了有政治问题的人，连张副参谋长也怕引火烧身，怎么还肯拉他一把！
最倒霉的是小孙，她的交待怎能有徐司令彻底呢，她哪里会想到最心爱的人也会为洗清自己而不顾别人呢！她可是尽量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揽的呀！学生连团支部召开了对小孙的批判大会，严厉批判小孙的“反动思想”和“反动言论”。学生连成员的绝大多数是团员，因此这个批判会实际上也成为全学生连的大会。我在大会上没有发言，因为我算不上积极分子。但表决开除孙、徐二人团籍的议案时，尽管我心中另有想法，但我们全都举手同意了，这在当时可是一个政治态度问题。在批判会上发言最凶的是我们云大的小二黑。这位在宣传队中拉京胡和板胡，也曾对小孙大献殷勤的左派，此时咬牙切齿地批判道：凭着他的阶级敏感，他早就感到姓孙的不过是伪装得巧妙一些吧了！小二黑还引用毛泽东的语录道：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现在是恢复这条美女蛇以本来面目的时候了。听了此类发言，我心中为小孙很是不平。说实话，我对小孙也有好感，只不过我尚有配不上她的自知之明罢了。因为我曾记得有人说过：美貌女子犹如一柄剑或一束火，只要你不去沾她惹她，她是不会伤害你的。所以我把对小孙的好感深埋在心底，行动上没有丝毫表示，尽管在宣传队里我们曾朝夕相处许多时日，也不乏单独在一起的机会。
小孙和徐司令日子都不好过，而告密者成了学生连的特号积极分子，因为“阶级斗争觉悟高”而交上好运。
“积极分子”，这是毛泽东搞历次政治运动的一大发明。这是不以阶级、阶层和社会地位而另外划分出来的一类人。是党员、团员或干部的，未必都可以成为积极分子。不是党员、团员或干部，甚至家庭出身不好、曾经作奸犯科的，也未必不可以成为积极分子。一切以当时的政治斗争需要为前提，这是搞阶级斗争的一大政治力量。文革之前，出于天真幼稚，我曾经充当过这种积极分子。在我的印象中最为深刻的有一次是，早在1960年初，受当时班主任唐老师的点将，我曾和班上团支部的李支书等几个“左派”为全班同学的思想表现排队，排为左、中、右等几类。其中有一位被我们排成右的女同学，最终既没能考上高中，也没能考上中专，这在当时是极为少有的。这位女同学其实表现一般，本没有什么问题，但当时总得排出偏右的人啊。我当时连团员都不是，为什么让我参加这样的会，定然与我当时表现积极有关。这件事让我想起来就十分后悔，初中毕业后就再也没有见过她，我在这里向她表示深深的歉意。到农场接受再教育以来，地位的变化使我们开始憎恨这种积极分子、憎恨告密者，只要有机会，就要作弄他们一番。比如说，有的积极分子将衣服晒到铁丝上，我们会瞅空将它扯丢到污水沟里，让他还以为是被风吹落的。这样接连作弄他几次之后，他才意识到大概是人为的，但抓不到证据却也难以发作，以后只有收敛一点打“小报告”的习惯。而只要他能做到这一点，他的衣物也就不至于再“掉”到污水沟里了。
我们的营房就在剑湖边，可连部却三令五申不准我们到剑湖里去洗澡和游泳，还说这是为我们的人身安全负责。可是每天劳动之后大家都是满身臭汗，仅靠打一盆水怎能洗得干净呢？于是我们不时偷偷到剑湖里洗澡和游泳。为堵住连部的耳目，我们往往也把爱打“小报告”的积极分子邀约上，满以为这样一来，连部就不会知道我们的行踪了。真令人奇怪，只要我们到剑湖里洗澡，连部就必定会知道，晚上点名时就必定要被臭骂一通。党德庆还很得意地声称：大家还是放聪明些吧，没有什么能瞒得过连部的。还有谁去打“小报告”呢？我们真弄不明白。这也难怪，“积极分子”有时本来就是难以发觉的一类人！我们对连部的情报工作，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我们不得不抑制住那清沏见底的剑湖水的诱惑，在炎热的夏天也只有老老实实地打盆水擦洗一下作罢。
直到好久之后，由于一个意外的机会，我们才发现了告密者。那是一个大家都在地里干活的下午，我们宿舍里留有一位发高烧的病号躺在床上休息。宿舍外边的大路尽头就是连部，突然听到党德庆边走边问道：“最近这些学生有没有到湖里洗澡的？”一个当地白族口音回答道：“这一久没有见到，只要我一看到就会很快报告你和连长的。”真是隔墙有耳，这位发高烧的同学挣扎着扒到窗户上一看，认出答话者是当地生产队派到剑湖边看鸭子 的矮老头。于是我们心中才算解开疑团。
（上图：劳动之余能在剑湖戏水是大家最开心的事了）。
对这位爱管闲事的看鸭老头，我们该怎样教训他呢？大家都伤了不少脑筋。最后，贵州人崔君想出个主意，经我们认可后由他实施。于是崔君头戴一顶破草帽，把脸遮住一半，又架上一副墨镜，闯进看鸭老汉居住的小草棚中，对矮老头说：“连长和指导员派我来请您明天下午6点到我们农场聚餐，请您到时一定得去。”矮老头一听高兴地连声答应，因为过去聚餐时老头曾和连干部在一块喝过酒。
第二天是星期六，小麦成熟之前的劳动还不十分紧张，6点之前我们就收工返回宿舍了。我们躲在宿舍里，透过小窗子往外看动静，不一会，看鸭老头果然来了。像前几次参加聚餐一样，老头换了一身仅有的新衣服，挺神气地走进连部。这老头无事也会跑到连部来串门，所以连长也没当回事，和他在一块谈闲话。以后，食堂敲响开晚饭的钟声，连长丢下老头冷坐在连部，径自去布置每周末各班召开班务会的内容去了。矮老头也已经看出连队根本没有往常聚餐时的热闹气氛，知道是上了学生的当，知趣地溜回看鸭草棚去了。从这天以后，我们再到剑湖里洗澡、游泳，老头没有再告发我们。连干部也不能再为此事骂人，我们好不痛快！
学生中有告密者，于是害惨了小孙和徐司令，害苦了我们大家；与我们毫无利害关系的农民也会成为告密者，无非这样做能多喝上两杯酒。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民族、我们这个民族的各个阶层的人中，从古到今都不乏告密者，但以中共执政后最为突出。其理论基础是：党组织是母亲，无言不可以对母亲言！如果有谁有兴趣研究我国的告密文化，那定然是可以写成一本长篇巨著的。
四、团长吃熊掌，连长要熊胆
我们刚到剑湖农场后不久，剑川县境内的老君山原始森林发生了一场大火灾，学生连和团部官兵冒死参加了灭火活动。那火势十分吓人，一株株两三人合抱不拢的枝叶繁茂的大树，在火海中劈辟啪啪地燃烧着，窜起一阵阵冲天的火苗。随着风势的转变，有时下风口突然会变成上风口，如果人们不及时转移，很快就会被大火吞没。
最令人可惜的是那一株株以往见所未见的水桶般粗大的各色杜鹃花树和山茶花树也毁于火海，许多奇禽异兽也在劫难逃。
这次灭火战斗持续了4、5天，带上去的粮食和蔬菜都已吃光，山火还未完全扑灭。负责指挥灭火的李副团长让通讯排发电报回团部，让团部送一批腊肉上山，给大家打一次牙祭。也不知是发报的错误还是收报的失误，总之，被错译成腊烛，结果没送腊肉却送来几箱腊烛。李副团长气得大骂团部的人是饭桶：也不会动脑筋想想，灭火还要腊烛何用！
地方上也和部队一道投入了灭火战斗。其间，有位彝族老乡见有2只小狗熊躲在窝里瑟瑟发抖，每只小熊有3斤多重，缩成毛绒绒的一团，煞是可爱。为表示对部队的尊重和友好，彝族老乡把小狗熊送一支给李副团长。李团副要这小狗熊何用？却也不便拂却老乡的一片心意。正在为难之时，一位参谋在身旁悄悄献策道：何不将这小熊转送给学生连，李团副点头称好。于是灭火之后，我们学生连添了个可爱的小宝贝。
为了怕小家伙乱跑丢失，我们用一根铁练把它拴在食堂前的一株桉树下。每天都有不少人关心它的生活，树下放有一只盆，经常有人投下馒头、米饭、肉皮和骨头。小家伙很能吃，开初喂食的小盆没过多久就得换成大盆。小家伙长得挺快，不到一年功夫，已经长成一只重达70多公斤的庞然大物。
1970年3月上旬，陈指导员到昆明参加全省部队农场大学生工作会议。从他走后开始，我们每天都翘首以待，巴望着他能早日带回给我们有关分配工作的消息。中旬的一天中午，他终于回到农场，实际上他头天即已回到团部，只是得先向团党委汇报有关会议精神和分配计划，所以第二天中午才返回农场。同学们像众星捧月般把他围在中间，七嘴八舌地问长问短，偏是大家越急他越卖关子。面对大家的急不可耐，那张面无表情的脸上丝毫没有半点笑意，只是不着边际地打个哈哈，实质性的东西滴水不漏。
共产党的会议多，真是名不虚传。陈指导员返回后，先是连干部开会传达讨论，接着是连队党支部传达讨论，然后是正副班长传达讨论，以后又是连队团支部传达讨论，最后才召开连队大会传达讨论。严格按照传统的先党内后党外、先干部后群众、先内部后公开的程序。把我们大家的胃口吊得不行。
连队的大会程序，先由团长作动员，团政治处主任作补充，再由指导员传达会议精神，最后才是连长布置讨论的题目和要求。先要端正各人的态度，然后是认真领会精神，结合学习毛泽东的《老三篇》，直到把大家的精神都折磨得疲劳不堪，以至对任何刺激都可以逆来顺受之时，方才公布具体分配方案。
具体方案按政治标准选择，分为3个层次：一是正式吸收入伍成为现役军人，这是政治上最可靠的一类，这一类人数有10余人。二是分配到国防工业系统工作，其政治条件低于入伍者却高于其它，这一类人数也是10余人。三是分配到地方的人，又可按地方的优劣分为3等，一是分配到昆明市的有10多人，二是分配到全省各地专区、自治州的数十人，三是分配到丽江、迪庆、怒江、德宏、保山等边远地区的数十人。
在中国大陆这种特殊环境里，工作分配往往将决定被分配者终生的命运。个人要想调动工作，真是难而又难的事。具体名单一经公布，整个学生连开始是一阵静得出奇的沉默，此时每个人都在进行紧张的思索、权衡和比较。突然间，大家嗡嗡地议论开来，指导员一再禁止也没有用。可以说，从分配名单公布之时起，学生连即已解体。
大家在农场1年零3个月的忍辱负重，朝思暮想盼望的就是分配工作的这一天。分配既已确定，有人乐来有人愁，连部再也无法把大家集中起来了，这也是对一年多“再教育”成果的绝妙讽刺！问题已经严重到如此地步：当天下午伙房已经没人做饭。因为炊事班是个苦差事，过去一直由各班轮流派人进去服役。如今分配名单既已公布，此时正在炊事班服役的诸君都纷纷卷起行李回原来的班排去了。连部要求大家站好最后一班岗，可是谁也不买账。连部无法，只有让政治上最可靠的人－－即将成为现役军人的学生们去做饭，让分配到国防工办系统的人协助做饮事工作。
我被分配到国防工业系统工作，那是为部队制造枪炮和装备的地方，真令人又新鲜又神秘！内心不由暗暗高兴。徐司令被分配到临沧地区的山区工地，而小孙却被分到滇南的思茅地区，看来领导是要有意识地拆开这对有情人了。最令人同情的是我班的许君，竟被分配到边远的丽江某县，他已年过30尚未成家。他在读云大之前即已是国家干部，其工资收入当时已比大学毕业生要高，如今读了7年大学；（因为他先读了数学系一年后又转到中文系从头读起，于是在云大就呆了6年，又到军垦农场折腾了1年多）才得到大学毕业生的菲薄收入，此时又被分配到八派一统天下的丽江，其后果不难想象。七尺男儿的许君禁不住在老同学面前伤心流泪。读书越多越吃亏，这不是活生生的事实么！
小狗熊到农场二个月后已经长成一个胖傢伙。劳动之余大家都爱逗它作乐。
怎么处理这只狗熊呢？大家的意见是，当初是54军的李团副送给我们的，如今就送给新团部做纪念吧。但连部领导坚决不同意，理由是团部随时可能带兵作战，有这家伙不方便，不如杀掉在宴会上加一道菜也好。（其实团长想吃熊掌才是最重要的原因，不过我们当时哪里会猜想得到！）
杀狗熊的事落到我和另外几位分配到国防工业系统的同学身上。这家伙和我们处得熟了，已经学会听指令做几个“爬树”、“敬礼”、“卧倒”之类的小动作。他的四支脚掌雪白，额头上也有拳头大小的一片白毛，此外通身毛衣乌黑发亮，让人觉得十分可爱。由我们动手杀它，心里委实不忍。再者，以往的劳动中，杀猪、杀羊、杀狗等我都干过，并不觉得困难。狗熊毕竟是野兽，万一一下子没杀死，让它反扑过来可怎么办？只有用一把锋利的斧头，一下就劈死它才成。我们几个同学中，数我的胆子比较大，这屠夫非我莫属了。我一边磨斧头，一边琢磨着该怎么下手。狗熊似乎也有预感，它不象往日般只顾贪吃，而是烦燥地、不停地左右来回走动，把拴它的铁链子弄得叮当直响。
和狗熊相处长了，在我们的眼皮底下看着它一天天长大，心里还真有些感情。但想到最近一两个月来，一些被折磨得心理变态的垦友把一包包辣椒面投到狗熊的口中，把燃烧着的香烟头、甚至把铁钉什么的也投到狗熊的口中后狗熊那痛苦不堪的样子，（因为从小和大学生们一道生活的狗熊已经养成对人的信任。只要有人做出要向它投食物的样子，它就会张开大口等着）又让我不由自我安慰道，宰杀了它，兴许对它也是一种解脱呢。我就这样犹豫着。连长见我迟迟不肯下手，看出我既不忍心下手，也有些胆怯。他就笑着对我说：算啦，还是由我来解决吧。说完，他从连部提出一支半自动步枪，用枪口顶住狗熊的耳朵，“砰——”地放了一枪， 可怜的狗熊倒地便死，一下都没有来得及挣扎。枪声响过后，从连部走出一位腰挎手枪的年轻士兵。连长向我们介绍说，这是团长的警卫员，一早就来农场了，先把四支熊掌割下来让他带走吧。
我们遵命割下四支熊掌打发警卫员走后，站在一边的连长说：熊胆归我，待会儿给我送到连部来。站在远处的事务长也乘机说：熊皮归我。我真想问一句：那陈指导员要啥呢？但终究没有问出来。
我们先把熊皮剥下来扔给事务长，然后把熊开膛破肚，小心地取出熊胆送到连长手里。熊的内脏只留下肝，其它统统扔到草丛里，最后割下熊肾，也扔到草丛中。把熊肉抬到炊事班后，我们的任务就算完成，找块肥皂洗去那满手的血污。
昆明师院的宋×取笑我道：不错不错，团长要熊掌，连长要熊胆，事务长要熊皮，杀熊的要熊鸡巴，毕竟是各有所得啊！原来他一直在宿舍的小窗后边偷看我们哩。他把我用菜叶包了一块熊油带回宿舍当成熊鸡巴了。其实，我是听说熊油是治烧伤的特效药才留下那么一点的。
我淡淡地对宋×说，那东西要了干啥，我可没有阳萎病，早被我扔到草丛中去了，你想要就去捡吧。
宋×听后满脸通红，飞快地冲向杀熊附近的草丛中，找了一会没能找到，回来后悻悻地对我说，那么好的东西咋会舍得丢，一定是被我收藏起来，还骗他白白找了半天。我又好气又好笑，只有带他一道去找，其实这熊肾被扔到一丛草尖上挂住了，他只顾低头寻找当然见不到。待让他找到后，他小心翼翼地用一片树叶包好，对我谢不绝口地离我而去。事后才听别人讲，那东西能卖好价钱。
第二天举行全学生连在一块的最后一顿晚餐，鸡、鸭、鱼、肉俱全，另有熊肉一大汤锅。这熊太肥，几乎没有精肉，大家尝了一小点后，再也没人光顾，最后只有把熊肉统统倒进剑湖里喂鱼。
这最后的晚餐，大家胃口都不开。原因很简单，因为尽管有一部分人的工作分配得不错，但有更多的人很不满意。古语道：一人向隅，满座为之不欢！何况向隅者有几十人之多。因而宴会之后，酒菜还剩下不少。
正是酒不醉人人自醉，这次宴会喝醉了好几个人。有的醉后痛哭流涕，让旁边的人也忍不住陪着流泪；有的醉后狂笑不止，让人担心他此后会得精神病；也有的醉后专门要打戴领章、帽徽的连长、指导员和事务长，让人以为他是借酒装疯。然而从他口吐白沫，把沟里的污水当成美酒喝、赤脚在碎玻璃上踩过后，伤口汩汩流血也满不在乎的神态，谁又能怀疑他是假装酒醉呢！于是连干部们只有远远地避开他。
这就是我们劳动和生活一年又三个月的剑湖学生连的最后一天，我们最后的晚餐！
第二天一早，团部派来几辆卡车，最先送分配到边远地区的同学去报到。团部的用意很明白，因为最想闹事的就是分配到边远地区的同学，因为他们的牢骚最多，怨气最大。当我们送许君时，许君迟迟不肯上车，汽车已经发动了，他还在车下紧紧拉住老同学们的手，大概他已经预感到，这一分别竟是永别了吧！我们这些有泪不轻弹的男儿，鼻子阵阵发酸，眼眶里竟都涌出泪水来。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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