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戈
一、一路行车一路歌
如果不是文革，我们这些在校青年学生，就是做梦也想不到可以到首都北京。以我的情况来看更是如此，我家里只有一位给人家当保姆的母亲，经济情况异常拮据，读中学时曾因不能按时缴纳每月应交的6元钱的伙食费而多次被食堂处以停伙的惩罚，让我一饿就是一天。进大学3年多来，已经过了好几个假期，却从来没有哪个假期可以回家，因为平时连最起码的生活零用钱，如买肥皂、牙膏、邮票等都紧巴巴的，怎么还可能有回家度假的车费。现在居然可以免费乘车上北京，那种高兴劲真是语言所难以形容。
等不及第一批上北京同学返回学校，我们便于10月5日离开昆明，登上北上的列车。幸运的是我们登上的是卧铺车厢，按说可以美美地睡个够。（以后从这一批负责带队的校文革筹委会领导成员那里得知，我们上卧铺车厢并非偶然，而是云南省委对我们保卫省市委有功而对我们的犒劳，当时听了还觉得高兴：省市委没有忘记我们所作的工作。事后想想，实在是一种耻辱，因为我们充当保皇狗，我们压制了多少同学和朋友，伤害了多少无辜者）。可当时我们实在太兴奋了，前后几节车厢全是校友，全是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当火车拉响汽笛、徐徐离开昆明站时，前后几节车厢，全都响起欢快的歌声！我们唱大合唱、二部合唱、三部合唱、独唱、轮唱，当时时兴的歌曲，凡是我们想得起的，都唱个够！直到大家的嗓子都变得沙哑了，有同学提议歇一会吧，我们才停了下来，把目光投向车窗外一闪而过的田野、村庄、山岗、小河、森林、旷野……头脑中还在努力搜索着可有什么歌曲给忘了唱。
夜幕降临后，我们仍然倚着窗口，看那闪闪烁烁的群星，看那近处和远处不断向后移动的点点灯火，数着一晃而过的一个个小站。这一夜，我们几乎都没睡觉。当奔驶的列车迎来一个新的黎明，列车的前方，天边始而灰白，继而为鱼肚白，不一会泛出玫红，逐渐变成火红，终于，一轮又红又大的太阳一点一点地冉冉升起时，我们精神抖搂地唱起“东方红”……
一切是这样新鲜，一切是这样美好！
怀着对首都北京的向往，怀着对毛泽东的热爱，怀着对明天的美好追求，我们尽情地歌唱！我们沉浸在歌声的海洋里！在歌声中，我们忘却了个人的烦恼，我们成了无忧无虑的青年。我甚至天真地希望，列车就这样没有终点地永远开下去，我们就这样永远唱下去该多好！
我们乘坐的这趟列车，不能直达北京，当时昆明还没有直达北京的车次。第3天上午，当我们乘坐的列车到达广西柳州站后，我们云大的几百名学生全部下了车，准备换乘从南宁过来开往北京的6次特快列车。
我们在柳州逗留了几个小时。此地的风俗习惯让从未出过省门的我们大开眼界。虽说季节已是中秋之后了，但对于来自四季如春的昆明市的我们，柳州的天气还显得很是炎热。此地年纪大的妇女上街大多穿短裤、着木履，为我们以往见所未见！经济宽裕些的同学，买来椰子请大家品尝。大家剥开外壳后，凿个洞轮流着一人吮吸一口先喝尽椰汁，然后又吃尽椰肉。椰汁有如冷凉的蜜水，椰肉有如花生，但比花生米要硬实些。这可是我们平生第一次吃椰子哟！那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
在柳州逗留的时间里，我们走访了柳州一中。当时我有个心愿，想看看中国文学史上有名的柳宗元在此地是否留有什么遗迹。遥想柳公当年是客死于柳州的，这次能在此逗留，也算是天赐良机了。但和柳州一中的红卫兵交谈中，问起柳公遗迹时，回答说此地本来有个柳侯祠，里面有柳公的衣冠墓，前段时间扫四旧已被砸了，现在已没有什么可看的了。闻之使人恻然！
傍晚我们换乘6次特快到长沙下车。因为这里是毛泽东曾经生活、学习和从事革命活动的地方，我们怎能不瞻仰一番呢！
到长沙以后，经联系我们被安排住到湖南省商业学校。我们提出要到长沙第一师范学校去参观的要求。负责接待者很理解我们的心情，答应当天晚上就可以安排。还说，到长沙来的红卫兵第一目标就是想去长沙第一师范，然后是毛泽东和杨开慧工作过的中共湖南省委旧址清水塘，第二个目标是毛的故居韶山冲。他们总会努力安排好这几项重要活动的，我们当即表示十分感谢！
我们私下议论说，在长沙车站看到红卫兵贴出“炮轰湖南省委”、“火烧湖南第一书记张平化”等大标语和大学报，以为湖南省委问题可能较大。看人家招待的如此周道，说明那些大字报本身有问题！还是我们临出发前云南省委的招呼打得好：走到哪里都要相信群众相信党！可不能迷失方向！
夜幕降临后，终于盼来二辆解放牌卡车。负责接待的同志说：他们条件有限，只有用这二辆卡车一批批地把我们送到第一师范去。住在商校的400多名同学（还有另外一些同学被安排住在其它单位，其活动暂时就和我们分开了）谁不想早一点去呢！大家一拥而上就把二辆卡车挤得满满的，我们余下的人只有等下一趟了。
过了40多分钟后，两辆卡车返回接人，我们便不再客气，争先恐后地往上挤，240多人象插甘蔗一样居然全部挤上了车。在卡车上，大家挤得几乎喘不过气来，幸而道路又宽又平，车速也慢，总算没有出问题。不是亲临其境的人，可能难以相信，下车时，有好事的人认真地数了数，我们乘的这辆车上竟挤有124位同学。而驾驶员则在低声报怨，车厢上撑篷布的铁杆已经要么折断、要么变形，真不知是咋搞的！
虽然已是夜晚，但长沙第一师范的校园比赶街还要热闹，到处挤满全国各地前来瞻仰的红卫兵。从口音上可以听出，有东北的，西南的，两广的，华东的……
在长沙第一师范红卫兵的引导和解说下，我们瞻仰了毛泽东住过的宿舍和学习过的教室，毛泽东每天汲水洗澡的水井，以及毛泽东与蔡和森等人早期为救国救民而刻苦学习和从事革命活动的图片和资料。眼前仿佛出现了青年时代的毛泽东，他在湘江中流击水，在雨中的岳麓山长啸，在民众中演说，在新民学会研讨，在闹市街头静心读书……
我们怀着无限敬仰的心情离开第一师范。返回商校时，汽车多跑了一趟，虽说每张车上也挤有7、80人，但比来时总算好多了。
第二天一早，经商校联系送我们去韶山的卡车就开来了。这次安排的卡车比较多，基本上保证40人即可乘一辆车。
当车轮开始滚动的时候，我们欢快的歌声也随之而起，又是一路行车一路歌！
车到韶山后，当地负责接待工作的同志告诉我们，当时进韶山冲瞻仰的红卫兵已经太多，快挤不下了，要我们这十几张卡车的人先在外面的毛泽东故居革命文物陈列馆参观。还向我们作介绍说：国家正在计划修建一条从韶山到长沙的铁路，供大家前来瞻仰。如果我们下次还有机会来，就可以乘专线火车了。同时一再要求大家，到韶山后连一片树叶都不能摘，因为每天到这里来的红卫兵数以万计，如果每个来访者都摘一片韶山冲的树叶作纪念，那可不得了，不用多久就可能把韶山的优美风景给破坏了。我们既理解红卫兵们想摘树叶作纪念的心情，也能理解保护韶山风景的重要性，于是要求所有的同学互相监督，爱护好韶山的每一片树叶和每一株小草。
看上去，陈列馆是一幢建成不久的新建筑。里面陈列有毛泽东和其它老一辈革命家的不少珍贵的革命文物和图片资料，包括毛泽东当年怎样亲自建立韶山冲第一个党支部的资料，毛泽东一家为革命流血牺牲的资料……虽然陈列馆里挤满了红卫兵，但除了解说员那带有湖南乡音的普通话解说外，几乎听不到其它的声音。大家都怀着一种庄重崇敬的心情，一边认真地听，一边不时地记笔记。大家都在默默地思考着，思考着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得到可以进韶山冲的通知后，我们整整齐齐排成几行纵队，夹在人流中往韶山冲进发。一路上，大家绝少讲话，大概都还沉浸在严肃的思考中。
迎面不断地遇到参观完故居后往外走的红卫兵，也不断地有要参观的队伍往里走，人数之众多，神情之痴迷，实在是世界上最热闹的朝圣庙会也比不上。而气氛之庄重肃穆、秩序之井然，则更为其它各种活动所不可比。
抬眼远望，那起伏的群山，虽未有云南高山之险峻，却也长满茂林修竹，看似普通却又很神秘，隐隐有灵秀之气。果然是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故居就座落在绿树环抱的山坳里。我伫立在毛泽东的故居前，默默地凝视着这诞生了一代伟人的小屋。
和我们学过的中学历史课本上的插图相仿佛，毛泽东故居前有一个长满荷叶的水塘，据说当年毛泽东很喜欢在这水塘中游泳。大概是长年淤积的原因，现在水塘变得只有两尺来深，显然不可能再让人游泳了。
图：1966年10月上旬，作者串连到湖南省韶山冲毛泽东故居前的留影。
故居是一幢看去极普通的农舍，右边一间是毛泽东双亲的卧室，中间一间相当于云南农村的堂屋，左边一间曾经是毛泽东的卧室。三间房屋呈“冂”型。“冂”的左后边，有牛栏、猪厩等。
我怀着要抚摸一砖一石的心情，脚步极轻极慢地走进故居。那有着窄小窗子的卧房和简陋的家俱，还有那谷仓、磨房、猪厩、牛栏……这一切，是那样令我眼熟，犹如早已来过一样。我仿佛还听到“咚——咚”的臼米声，是那样深沉而悠远，引起我对几十年历史的遐思：从湖南共产主义小组，到韶山第一个中共党支部、再到秋收起义、井岗山斗争、长征的铁流、抗日的烽火、淮海战役的冲锋号……
故居前的荷塘边，有几位摄影师专门给红卫兵摄影留念，这种营业带有政治服务的性质，仅是收取成本费而已。到这里来的红卫兵，几乎人人都要留影，所以仅是排那长龙般的等候摄影队伍，就要花去近1个小时的时间，但我们还是耐心地排队等着，要留下这珍贵的纪念。好在摄影师早已用绳索圈出几块地方，以隔开非留影者可能的干扰。
这天中午，我们的午餐是每人从商校带来的几个冷馒头，就着故居前面场子上提供的开水就餐。
当天晚上，我们又回到长沙火车站，等候从广州方向开来往北京去的列车。此时大家都显得十分疲劳，能在候车室里找到椅子坐下的就不想动弹。找不到椅子的也席地而坐，样子很是狼狈。校文革筹委会带队的某君见状后临机一动，组织大家学习毛泽东语录：要发扬不怕牺牲和连续作战的作风。他还鼓励大家说，传说毛泽东很快又要接见红卫兵，我们可不能错过机会啊！大家听了精神为之一振，就不再觉得很累了。
我们于夜间登上列车后，每人都可以找到座位，这就使我们可以较好的休息。可是到了第二天中午，列车到达武汉时，站台上有上千名中学红卫兵蜂拥而上，一下子就把所有车厢都挤了个水泄不通。
在我们两排座位之间的空隙里，挤满了6、7个红卫兵。可能是由于超员太多的原因，列车在武汉站停留了1个多小时都没有要开走的意思。大家都等得不耐烦，但谁也不敢动一下身子。谁若敢动一下身子，那自己的座位和手脚所占有的空间将被别人占去。
好不容易，列车拖着超重的身躯，总算吭哧吭哧喘着粗气启动了。列车运行1个多小时后，紧挨我们座位间站着的几位小红卫兵站不住了，开始叫起苦来，后悔不该挤上这么拥挤的列车。他们议论说，等这趟列车挤过之后，下面再开过来的列车定然会宽松些。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何况我们都是红卫兵，更应当有阶级友爱。从武汉开始，我们3个人一排的座位已经挤成5个人坐了。即使这样，现在我们也坐不住，我们云大的学生纷纷不约而同地站起来，把这些中学生让到座位上。
这些中学生见有人让座，毫不客气地坐下了。一坐下之后，顿时谈笑风生，掏出黄挎包中的食物大吃大嚼起来，那种目中再无他人的神态，可真是具有造反派的脾气。从让他们坐下后直到郑州之间漫长的几个小时里，他们再也没有表示过应该起来站一站，把位子让回给我们这些云大红卫兵大哥哥、姐姐们坐坐的意思。直到火车到了石家庄，我们实在受不住了，才硬着头皮要他们把座位让回给我们。
这一次让座，使得我和我的同学们头脑中从此多了一份私心。它教会我们，以后在车上学雷锋，只需要给妇女、老人让座位即可，不必让给同龄人或年龄还稍小于自己的人。
二、北京欢迎毛请来的客人
走出北京车站，迎面有一条醒目的大红布标上写着“热烈欢迎毛主席请来的客人红卫兵小将”！看了这幅大标语，顿时让人心里热乎乎的。我们从这条标语上感受到毛和中共中央对我们的亲切关怀，感受到首都人民对我们的深情厚谊！
我们被首都红卫兵接待站用大客车送到北京体育学院。由于来北京的红卫兵实在太多太多，住宿只有因陋就简了。我们云大的几百名学生，住到北京体院礼堂的水泥地上。水泥地上铺了一层竹片编织的大席，中间留下几行通道，女同学住在最里边那一片，男同学睡外边。晚上睡觉，几乎没有什么可以盖在身上的东西，只有把随身带来的换洗衣服胡乱盖在身上。刚躺下时，感到挺闷热的，这是已经给礼堂输送了暖气的缘故。可暖气到零点以后就不再供应。这样，每到夜间，许多同学都给冻醒过来。第二天，一部分同学开始感冒发烧，又得麻烦体院的校医给打针开药。经我们要求后，每晚的暖气输送到凌晨5点以后，这一来就好得多，加之大家也逐渐习惯，就很少有人再患感冒了。
在北京的这些天里，我们给自己规定的任务是，每天到各大学里去看大字报，了解各高校开展文革的情况。对许多自认为有价值的大字报，如中共中央首长讲话，中共中央内部路线斗争的有关资料，北京各高校、共青团中央、文化部、全国作协、文联等部门批斗“黑邦”的有关资料等，能要到印刷材料的就尽可能要，要不到现成的就动手抄。我们每天早上在体院吃早点，早点要么是馒头、要么是玉米面窝窝头，一般还配有小米粥和咸萝卜干。吃过早点后，我们每个人再带上几个馒头或窝窝头留作午餐用。然后就排队乘公共汽车到各高校看大字报去。
啊，这些学校真是大字报的天地！一片片大字报专栏贴满各种各样的大字报，有的才贴出一两天就被复盖了。墙壁上、柱子上、走道旁……凡是可能贴大字报的地方，几乎都贴满了大字报。大字报的内容应有尽有，所批判的对象上至刘少奇、邓小平、朱德、贺龙、陈毅等一大批党、政、军领导人和社会各界的名人，下至众多虽然也有一定地位但对我们而言只能算无名之辈者。我们一边看，一边心里头嘣嘣乱跳，联想到在昆明时，少数派提出要“炮轰云南省委，火烧昆明市委”，我们心目中即视之为无法无天的反动口号。现在在首都，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眼皮底下，竟敢如此放肆地攻击国家主席和党的总书记，这样的大字报居然还能保留，围观的人还特别地多，真是反了反了！我们的思想真是乱极了，真不知道这运动将怎么发展！我们就在这大字报的迷宫中看啊、抄啊、转啊！中午肚子饿了，就拿出冷馒头来啃几口，找到自来水龙头拧开喝一阵，然后又继续看啊！抄啊！
这段时间看大字报，对我思想震动最大的有这么几篇，一篇是新北大伏虎战斗队转抄的8月25日陶铸、王任重、张平化“在中南海接见中南地区来京串连师生及在京学习的学生时的讲话”。其中张平化说：“在长沙有人提出的所谓三相信（指相信湖南省委、长沙市委和社教工作总团）的口号是错误的，利用这个口号镇压学生的革命行动，这是一种反动行为。……在长沙挑动工人红卫兵团围攻同学，有些同学受到殴打，这种行为更是严重的错误，要彻底追究、查究”。王任重讲话说：“刚才平化同志讲的很好，为什么不准别人怀疑省委，怀疑市委，为什么不准别人贴大字报，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如果你是革命的，就应该和广大革命师生站在一起，欢迎提意见，贴大字报。如果你不革命，反过来站在对立面，压制群众，镇压群众就是要反对，就是要打倒。”
其间陶铸的讲话观点尤为鲜明。他说：“湖南省委、长沙市委态度很坏，原来搞四清很坚决，而现在搞文化大革命就不那么坚决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真革命、假革命、不革命、三分之一革命、四分之一革命都要在这中间受考验（全场大笑）过去是好人，现在不一定是好人，我讲的这个好人是有阶级性的，是革命的好人……除毛主席亲自领导的党中央，除了毛主席不能反对外，林彪同志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我们拥护他。什么省委、市委、地委、区委、院党委、校党委，只要他不革命就坚决反对，反对还不改正，就坚决打倒他，不革命就开炮，开始是空炮，再不革命就要装炸药了（听众大笑）……谁个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和党的政策，就是党的领导，他不是党员也是党的领导。你是党员不执行党的政策就不是党的领导，挂羊头卖狗肉（王任重插话：共产党也有真的假的，还有修正主义的党哩！）反对各级党组织不能说是反党……”。当时的《人民日报》社论和中共中央文件中也有类似说法。这就破天荒第一次从基础上动摇了“党天下”的体制。昔日受压制、受侮辱、受作弄的穷学生、小干部和工农大众，17年来第一次可以战战兢兢逐渐挺起脊梁做人。最底层的群众，往往是革命大军中最激进、最积极、最具战斗力的基本力量。他们在革命中体验到的快乐，第一是生存环境的改善，第二就是对压迫者的报复。这种上升为快乐的报复情绪，很快就会造成人性的扭曲，从而把报复行为推向极端化、扩大化。当那些在封建特权奴役下像猪狗般苟活的底层大众通过革命而宣泄出自己的屈辱和痛苦，他们从心灵深处被唤起的做人的快乐和尊严，能不得到理解么。正是这种矫枉过正，这种公开性、大民主和大破坏，使得各级官僚政权中的许多丑行和劣迹，得以空前地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另一篇是关于彭真问题的大字报。大字报转载了中发（66）267号文件、即5.16通知的附件之三，其中有当时的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肖华的揭发：“不了解彭真的人，都以为他是一贯正确的，其实，不是那么回事，他在延安的整风抢救运动中是犯了错误的，在东北的问题上他是犯了严重路线错误的，这个错误是带有全局性的，是在一系列的问题上原则的错误。”肖华发言过程中李富春、陈毅几次作插话。其中一次陈毅说：“高饶这一关他（指彭真）是蒙混过来的。这人从来没有任何自我批评，总是装成正确的，装成不犯错误的样子。”李富春也插话道：“林彪同志在东北时说他（指彭真）见什么人说什么话，遇什么事干什么事，是政治掮客。现在看，这三句，他都没有改。”附件之四是杨成武上将的发言，其中有道：“听说刘澜涛同志最近揭发，直到最近两年，彭真还对聂荣臻同志很不满，因为聂荣臻同志没有让他当晋察冀军区的政治委员。这真是怪事，彭真当不当晋察冀军区政治委员，这是中央决定的事，怎么会怪到聂荣臻同志身上？这除了说明他对聂荣臻同志怀限在心之外，还说明他确实是主席所说的不学无术，以至连党的起码的组织原则都不懂。”
此外对心灵震动很大的还有一些是中共中央的文件转抄：
比如中发（66）267号文件附件之五是当时全国对外友协会长刘宁一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小组会上的发言。其中揭发道：“彭真率代表团去印尼。彭真以为，印尼政府会派大员去欢迎，结果只来了一个交际科长，彭真很不高兴。彭真连夜把姚仲明大使找去大骂一顿，说你们使馆是干什么的？我们是重要的代表团，人大代表团，机场上官方没有人接，太欺悔人了，对一个六亿五千万人口堂堂大国的国家领袖，这么对待，太不像话了。你们立即安排，不然我卷铺盖回国算了……交涉的结果，彭真的目的达到了，但代表团原来的活动计划破坏了……彭真一出门，前面有开道车、四辆摩托车护卫，加派卫兵、警察保卫，走路讲话都不自由了。印尼方面是五位一体地接待：政府、军、警、检察长、纳沙贡。这样，彭真满意了，打电报要人大常委正式通过代表团，并且派专机送礼品去……多年来，我们对彭真不大了解，因为他有一套伪装手法。这一次文化大革命，是触及灵魂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彭真的真面目暴露出来……我所讲的关于彭真同志在国际斗争中的错误问题， 是同康生、伍修权、王力等同志一起初步想到的……”
中发（66）500号文件转发林彪在5月18日上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也提到：彭真主管的北京市“水都泼不进去，针也插不进去。党内搞党、党内搞派。毛主席、周总理和其它同志都有感觉，我也有感觉。”
中发（66）268号文件是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错误的报告。该文件披露：罗瑞卿“到处吹嘘自己忙得不得了。其实，他忙的是捞取政治资本、搞阴谋活动，忙的是吃喝玩乐，甚至在作战或战备最紧张的时候，他还照常去看戏、跳舞、钓鱼、游山玩水。他在生活上也是挥霍无度、糜烂透顶的。”
该文件附件三是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肖华的发言，他批判罗瑞卿“对苦大仇深，雇农出身的烈士子弟、公务员段光富同志，是那样百般虐待，有如奴隶。相反，对于他的地主家庭却是那样的有感情，甚至把一个有反革命活动的地主岳父窝藏和供养起来”。
该附件之六为叶剑英、杨成武、肖华、刘志坚于4月26日的联合发言，其中也揭发彭真知道“参加会议的地方工作同志，包括先念、谭震林、谢富志等同志和各中央局的负责同志在内，都对罗瑞卿越权越位对地方工作横加干涉很有意见，非常愤慨，大家都提出报告中写上这个问题。他不让写，不仅是想挑拨军队和地方的关系，而且为自己到处伸手进行开脱。因为他的手伸得比罗还要长，害怕大家联系到他的伸手问题。”在中共中央（1966）268号文件《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错误的报告》这些揭露的内容如果出自一般人之口，你可以不相信。可是，现在出自赫赫有名的元帅和将军、社会活动家之口，而且已经形成中央文件，你还能有怀疑么！
还有一篇是关于刘少奇检讨的文件转抄：中发（66）540号文件转发了刘少奇10月2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承认在指导文革中发生了方向、路线性错误，“这不是偶然的，历史上就犯过原则性、路线性错误。例如，一九四六年二月一日，旧政协会议开过后，我替中央写了一个指示，说旧政协会付诸实施，中国将走上‘和平民主新阶段’。一九四六年初，对东北战争的指导方针，我是有错误的，当时对林彪同志的支持是不够的。一九四七年夏，我主持的土改会议，没有系统地全面地解决当时分配地主土地问题，没有能够纠正当时土地改革中出现的‘左倾’错误，如杀人过多，侵犯一些中农的利益等。一九四九年春，我对天津城市工作说过许多话……有一些讲话是有右倾错误的……一九六二年一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对于当时的困难讲得过多了，过头了……这已经是一种右倾错误……在一九六四年又犯了形式上是‘左’的而实际上是右的错误。我过分相信王光美同志在一个大队蹲点的经验，让她在几个地方作了介绍，并且向北京的同志推荐听听她的介绍，后来又把她的讲话记录批发到全国，这就给许多同志以极不好的印象。其实，桃园蹲点工作队的做法，在当时就是有一些错误的。” 另有一篇是周恩来在8届11中全会上的几次讲话，一次是向全党介绍毛泽东的好学生和最亲密的战友林彪几十年来一贯紧跟毛泽东；一次是向全会介绍文革的“伟大旗手”江青，这几次讲话是在全会的关键时刻讲出，对全会的人事变动和力量对比产生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再有一篇是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食堂用餐情况的介绍，是由几位人民大会堂工作人员口述后写成的。讲的是有时周恩来到人民大会堂开会或会见外宾，当时间已晚赶不上回中南海吃饭时，就到人民大会堂工作人员的食堂用餐。厨师想单独为他弄点菜，每次他都不答应，每餐饭四菜一汤，吃完菜后，还用菜汤冲菜盘后喝掉，一点都不浪费。我是含着热泪抄完这份大字报的。我想，我返回昆明后，一定要多转抄这份大字报，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有这么一位好总理。
每天下午4点以后，我们就得慌慌忙忙去乘车返回体院。因为那时要乘车很紧张，而我们对北京的公交车线路不清楚，需要打听准确了才能排队，这又要费去一些时间。有时排队排的差不多了，才知道把队排错了，只有重新找到该排的那行队伍后又从头排起。也有不少同学粗心地上错车，只好让车子拉着转了一个大圈子后，在原先上车的地方下车，然后重新排队，经历了这种失误后才变得细心起来。也有的时候，上车的秩序不好，得凭劳动力去挤。挤车的次数多了，竟也悟出一点如何挤车的学问来：如果你从中间往门里挤，看来好像最接近车门，其实呢，即使你已经快挤到车门了，还会一下子被挤出老远去；而你如果从车门的两个侧面往里挤，贴着车身挤，哪怕开始离车门较远，也会较快挤进车里去。
每天晚饭后，我们回到体院礼堂住处，大家就聚到一块谈论白天所看大字报内容和各种见闻，介绍乘车和挤车的经验，商量第二天应该到哪里去看大字报，猜测何时可以受到毛泽东的接见。
10月15晚饭后，北京体院负责接待工作的同志告诉我们，前些天我们提出要求见中央首长的意愿，他们已为我们反映了。现在，他们已经联系好大巴车，将用汽车把我们云南学生送到煤炭工业部的礼堂，到那里等候首长的接见。
听到这个喜讯，我们全都高兴极了！有些回来得晚了的同学，顾不上吃晚饭，饿着肚皮就和我们一道上了大巴车。
我们虽然弄不清从北京体院到煤炭部礼堂的路怎么走，反正有车直达，就不必自己操心了。
大巴车开了近1个小时，最后七弯八拐进入一个院子停下。我们几百人井然有序地下车，鱼贯而入礼堂依次坐下后，这不大的礼堂只是最前边几排空着了。我们小声地猜测会见到哪位首长呢？有的说可能是江青，也有的说大概会是陈伯达，有的说大约是……礼堂里到处是嘁嘁喳喳的议论声。带队的同学一看这样下去不太好，乱轰轰的样子让中央首长看了像个啥呀，于是组织大家学毛泽东语录、唱革命歌曲。这一手还真灵，霎时间，礼堂里满是歌声。正在大家唱得兴高采烈的时候，首长出现在主席台上了。
大家自觉地全体起立，礼堂里爆发出长时间的热烈掌声和高呼拥护文革的口号声。
经随从介绍，我们才知道，矮胖点的那位是姚文元，高个子的是戚本禹。他俩是受中共中央文革的委托来看望云南学生的。
主席台上除姚、戚二人坐下外，还空有几排座位。姚、戚二人热情地招呼大家说：主席台上还有这么多座位，请大家快来把主席台上的位子坐满；后边的人往前排移，这样大家距离近一点好不好？大家只是报以热烈掌声，谁也没有往前排的空位移，更没有人敢上主席台去坐。
姚、戚见招呼许久都没人往台上坐，又鼓励大家道：有造反精神的同学就请坐上来吧！有造反精神的同学就往前坐吧！
尽管姚、戚二人一再鼓励，终究没有人上前去坐，犹如贾桂站惯了，在主人面前不敢也不习惯坐下一般。我们这些云大学生也是在礼堂后边坐惯了，看惯了主席台和前排应当由有身份的人们坐。姚文元不由感慨到：名不虚传，云南的学生的确太老实了，要是其它省的学生，我们随便招呼一声，马上就会把主席台给挤得满满的了，哪里用我们再二再三地都请不动呀！
姚和戚相视一笑之后，就由姚先向大家讲话，然后戚接上讲。他们讲的大意是：他们是代表中央文革、代表陈伯达和江青来看望大家的。毛泽东、林彪和中央文革非常关心云南的文革情况。目前，从中央到地方，两条路线斗争异常激烈，希望大家要用毛泽东思想这一政治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观察一切、分析一切；希望大家通过到北京来串连、学习，直接听到以毛泽东为首、林彪为副的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声音，回去后把云南的文革进行到底！
有纸条传递上去反映大家想念毛主席、盼望能见到毛主席时，姚、戚保证一定会把大家的心愿及时转告毛主席和党中央，大家报以热烈掌声。
也有纸条问：这次云大来的学生都是保了省、市委的，今后怎么办时，姚、戚二人挥起拳头高声回答，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这响亮的回答，赢得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因为这正是大家到北京以后苦思冥想的问题啊！
这次会见，前后大约花了1个多小时，据说姚、戚当天晚上还要会见湖北省的学生，因而不到晚上10点钟，对我们的会见就告结束。
三 、思想大转弯
这些天里，白天看大字报，尽可能把新获得的信息装进头脑里，夜晚躺在铺有苇席的水泥地上，像过电影般地回忆和思考白天所看到、听到的一切，很晚也不能入睡。
毛泽东决定开展文革，然而开展文革的目的是什么？打击对象为谁？具体方法和步骤如何等等，看来，除了江青和康生等极少数人知道外，其它人一概不明白，包括身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和党的总书记邓小平也不例外。林彪在某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曾经说过：现在中央有威信的干部，都是毛主席事先交了底的。可谓一语道破天机。
刘、邓处于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高位，却不知道文革应当怎样开展，其处境是十分尴尬的，而毛泽东却有意避到外地让刘、邓充分表演、充分暴露。正如刘少奇本人面对学生们所自嘲的：“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明明不知道文革应如何开展却又不得不加以领导，于是就只有按以往的经验办事：一方面采取舍车保帅的办法，从各地方、各部门、各单位的领导干部中打出一批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黑帮”和“三家村分店”，以显示文革已经深入开展；另一方面是让各省、市、地、县委向所有的大中学校派出级别颇高、阵容可观的工作组，和所驻单位的党组织一道，对全体师生和工作人员进行政治排队，依靠“左派”，争取“中间派”，孤立和打击“右派”，计划通过一场新的更大规模的反右斗争，挑起群众斗群众，以转移斗争大方向。刘少奇为此曾作出指示：“当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开始攻击我们的时候，不要急于反击。要告诉左派，要硬着头皮顶住，领导上要善于掌握火候，不要急于反击。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要及时组织反击。”“对大学生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高中应届毕业生”经过市委批准，可以批判斗争和戴帽”。何等地杀气腾腾！
按刘、邓的旨意，各地工作组和学校党组织通过各种公开的和秘密的、合法的与非法的途径收集“右派”师生的黑材料，甚至对“中间派”师生也不放过，谁个在什么问题上曾经产生过动摇等全都记录在案，以备秋后算账。按照各地所排出的右派师生人数，已经大大超过1957年划出的右派人数。经历过文革灾难的人，谁也不会忘记被毛泽东的大字报斥为“白色恐怖”的那50多天吧。（在北京是50多天，在各省则大大超过50多天！）
如果文革一直按刘、邓的旨意发展，则广大的中国知识分子将被打入18层地狱中，大陆神州将不知是何情景。
有人可能会问，文革中不是还批判过刘少奇有“阶级斗争熄灭论”么，何以他会对知识分子如此大打出手呢？联系到他以往的思想，就不足为怪了。在1964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刘、邓不是曾经主持制定过简称为《后十条》的中共中央文件么，其中就曾经规定要将那些与地富子女结婚的党员开除或劝退出党以纯洁组织，被本来已经很左的毛泽东斥之为“形‘左’而实右”并下令将《后十条》收回作废么。如此看来，文革初期如果要“围剿革命派”才能保全自己，有什么干不出来的呢！
正因为如此，当毛泽东要借铲除特权阶层和克服腐败现象搞倒刘少奇，同时也为缓和民众的不满情绪而决心发动文革时，立即得到天真纯朴的亿万青年学生和全国民众的热烈拥护。在文革初期，大家都以为从此可以看到社会主义革命能深入发展的新曙光了！特别是联系到毛泽东的许多精典性语录,诸如毛泽东号召：要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号召对犯了错误的人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要求党委一班人团结时说“谅解、支持与友谊比什么都重要”（见毛泽东的《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一文）； 毛泽东提倡党和国家各级干部都是人民的勤务员，都应该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要做一个高善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当年毛泽东的“老三篇”（即《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中这些全国老幼耳熟能详的名言，说得何等地好啊。毛泽东号召广大干部不能高高在上“做官当老爷”，应当“毫无自私自利之心”，要成为人民的公仆；提倡要勤俭办工厂、勤俭办商店、勤俭办一切事业，要“节约每一个铜板，为了革命的需要”以及“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 提倡“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既然如此，是打倒刘少奇好？还是把数百万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打成右派好？广大的青年学生，即当时的红卫兵们，当然义愤填膺要打倒刘少奇。所以当毛泽东发表《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后，革命师生无不热泪盈眶，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为纠正刘、邓路线整学生的错误，更重要的是为了让幼稚无知的青年学生们能为打倒刘、邓这一战略目标冲锋陷阵，1966年10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66）505号文件指出：“中央完全同意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中央认为，这个文件很重要，对于全国县以上大中学校都适用，同样应当立即向全体学生、教职员工原原本地宣读，坚决贯彻执行。”在其附后的军委和总政的“紧急指示”中有道：“在运动中不许挑动学生斗学生；要注意保护少数，凡运动初期被院校党委和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等的同志，应宣布一律无效，予以平反，当众恢复名誉。个人被迫写出的检讨材料，应全部退还本人处理，党委或工作组以及别人整理的整他们的材料，应同群众商量处理办法，经过群众和被整人的同意，也可以当众销毁。”鉴于不少党组织和工作组以为他们当初是按刘、邓旨意办的，今后总有对“右派”师生们实行秋后算账的一天，因而纷纷转移、复制黑材料。为此，1966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再次就此问题发出补充通知指出：“责成原工作组、学校党委或其它有关组织，必须将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以后的各种整学生、整群众的材料，包括整理过的或者没有整理的材料，除在这一文件宣布以前，确实已经焚毁之外，全部集中，不许隐瞒，不许转移，不许复制，不许私自处理。否则，就将加深错误，并将受到党的严厉处分。”同月27日下午，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全国各地在京革命师生代表时讲话也再次指出：“首先，要原工作组负起责任，把五月十六日以后的材料集中起来，上报的、分散在学校革委会、筹委会的集中起来，连工作组员的笔记本也要集中。所谓集中就是封存，等各派学生，首先是左派学生都回来了，选出代表，上级党委也派人参加，当众烧毁，一烧了之。有的同学说：这样不是把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材料烧掉了吗？我们说不会的，因为工作组、校党委所犯路线错误，在群众是知道的……文化大革命初期，列了名单，由一部分同学监视另一部分同学，本身就是错误的。过去排队，把革命派打成‘右派’，这种政策就是错误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在于形式，要抓本质问题，如排队（左中右）就是错误的，不一定要知道几个名字，把材料公布了反而会有负作用。因此，主席、林彪同志，中央常委、中央文革小组再三研究后，主张一烧了之为好。”
从以上简要回顾不难看出，只有在毛泽东的大字报发表后，在中共8届11中全会后，在中共中央三令五申要清理黑材料并为被打成“右派”的数百万革命师生平反后，广大革命师生才得以挣脱束缚他们的锁链投身于文革，才可能出现中南海外声势浩大的“揪刘火线”。
如今有人写文章道：当初要真有一条刘少奇路线该多好！我敢断言，写这种文章的人当年一定没有吃过被划为“右派”的苦头！
既然刘邓有这么多的问题，为什么这么些年来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没有发觉呢。一直萦绕于我们头脑中的这个问题，直到几个月后看了一份转抄周恩来讲话的大字报后，才得到一些启发。周恩来于1967年4月15日在广州驻军干部会上讲话说：1949年“四月我们进入北京，四月二十号大军过江。五月初刘少奇到天津，也没有向毛主席请示，就和资本家（就是他的亲戚和其他资本家）谈话，大谈什么今天中国资本家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现在欢迎资本家来剥削，来开新工厂，这样就可以发展中国的经济，甚至说什么剥削的功绩是‘永垂不朽’的。你们听，这像话吗？有人说，你当时为什么没有注意他呢？那么一个负责同志出去讲演，我们到处派人跟着也不像话嘛……总之，毛主席对刘少奇不是不批评，中间有几次是书面的批评，最严厉的是一九六四年到一九六五年四清运动中间制定廿三条那一次。那次毛主席对刘少奇接近失望了，经过廿年的帮助，扶不起来。这个时候，也正是我们副统帅林彪同志已经是众望所归了。经过几十年的培养，经过几十年的锻炼，经过几十年的领导经验的证明，林彪同志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第一人。最近几年，不管罗瑞卿怎么干扰，由林彪同志亲自领导的我们人民解放军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伟大成绩是不能抹煞的……”。这是后话。
四、接受毛泽东检阅
文革开始以来，毛泽东、林彪已于8月8日、8月18日、8月31日、9月15日、10月1日先后5次接见了几百万革命师生和红卫兵。现在，北京又聚集了百万以上外地来京的红卫兵。大家都在议论：被接见的“幸福时刻”快要来到了。
10月17日晚，我们得到通知：明天中央首长要接见外地红卫兵，要我们凌晨2点起床吃早餐后出发到指定地点。
我们一听就知道，这将是毛、林等中央首长的接见，有几位女同学一听到这消息，顿时激动得流出了喜悦的泪花。
这天晚上，大家几乎都没有入睡。平时瞌睡好的同学一再请求别人，到集合时如果他还没醒来，可千万别忘了叫他。话是这么说，其实这几位同学当晚根本就没有入睡过。
离凌晨2点还早着呢，大家全都起来了，洗嗽、梳头、换上干净的衣服，配戴好红卫兵袖章，早早就等候在食堂门口。当热气腾腾的馒头刚一端出来，大家一拥而上抓起就吃，生怕吃得慢了赶不上集合。
队伍集合好后，没有汽车来接，而是让我们步行去。大家心里挺纳闷，前几天我们已经到天安门广场留过影，天安门离体院远着哩！难道就让我们这么一直走着去么？
我们就这样时紧时慢地走着，走了1个多小时，来到一条大马路边。这条马路两边，分别已经排满了4列队的红卫兵。我们挤进安排给我们的地段。先到的红卫兵们介绍说，这次接见不同以往，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将乘小汽车穿过两边挤满红卫兵队伍的街道。
我们听了这个消息很高兴，因为马路两边到马路中间的距离不过10米左右。能在10米左右的距离内看到毛泽东，那该是多么幸福的事啊！而如果是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我们的位置又安排在离城楼较远的地方，那我们不是只能看到模糊的影子么！
可是也有的同学耽心说，如果是在天安门城楼接见，即使距离远，看的不大清楚，但我们毕竟可以和心中的红太阳有较多时间在一块，那才是最大的幸福哩！而在汽车上检阅，如果车速太快，还没等你看清楚，汽车已驶向远方去了，岂不是太让人遗憾了么！
对这种说法，大家也作了小声的分析。结果大家一致认为，既然是检阅我们，那毛泽东的汽车就不会开得太快。
大家心里都在默默地祈祷着，希望毛泽东的车开得慢些，再慢些，让我们能看个够！
北京的晚秋季节，已经够凉的了，刚才从体院出发后紧张赶路，倒还不觉得怎么冷。如今站定在马路边，就感到寒意袭人了。我们这些衣服本来就穿得单薄的南方学生，冷得上牙嗑下牙，几乎要颤抖了。只好不住地蹦着、跳着，不住地跺着脚，巴望着天快些亮，让“幸福的时刻”快些到来。
天终于亮了，东方的天际，变幻出耀眼的红霞，四周的景物也看得清楚了。我们所在的北太平路是一条笔直宽阔的大马路。这条马路长得看不到尽头，而马路两边密密匝匝的红卫兵队列当然也就没有尽头。
打从天边出现红霞开始，红卫兵的歌声就此起彼伏，从未间断过。紧邻我校队伍的，是一批四川音乐学校的学生。其中有一名女生，着装为标准的红卫兵打扮：头发扎成两把小刷子，穿一身半新的草绿色军装，腰间扎的宽皮带束住斜挎的绣有毛体“为人民服务”五个红字的军用黄挎包，臂带红卫兵袖章，眸子黑亮而机灵，睫毛很长，一幅飒爽英姿，看了令人又敬又爱。有了她和她的同伴们，我们这一带不用齐唱了。她的歌声甜润悦耳，热情奔放，字正音圆。更重要的是，她的歌声来自灵魂深处，展现了语言所无法表达的感情。她唱的几乎都是各族人民歌颂中共和毛泽东的歌曲，有蒙古族的、藏族的、维吾尔族的、朝鲜族的、还有彝族、壮族、赫哲人的……
她的歌声不断地在我们上空旋绕：有时节奏急促，颤抖的音阶时而升起时而落下；有时跳动着落在最高的音符上，并且极准确地拖长着尾音，使你想到那在空中忽高忽低、又突然在高空停止不动的百灵鸟；有时她的声音低沉缓慢，有一阵没一阵的，好像声音不是来自你身边，而是从远处什么地方飘来，像在倾诉心里的秘密，又似有几分凄惋，使你会想到那“月上柳梢头，人约黄后后”凉风习习的夜晚；有时她的歌声激越、高昂、扩展，使你仿佛置身于高耸入云的雪山之巅，置身于一望无垠、风吹草低现牛羊的大草原……
我可以断言，她的歌不仅是唱给我们这些红卫兵听，更重要的是想唱给毛泽东听！只有怀着那种纯洁的、神圣的虔诚，怀着即将见到心目中最崇拜的偶像时所产生的激情，再配有一副上天赐于的好嗓子，才可能唱出那种使人终生难忘的歌！那种让人的灵魂得到净化的歌！那种让人情不自禁地哼哼叽叽小声跟着她唱的歌！
除了她的同伴有时替换着唱上几支歌、让她稍作休息外，几乎一直都是她在歌唱。她的歌声如此动情、如此感人！这种发自心底的歌唱赢得周围红卫兵们由衷的赞扬，让许多人的眼眶里都噙满了热泪。
充满希望的等待，本来是一种使人很难熬的事。可是，有了她那动人的歌声，这种等待就成为一种很好的艺术享受，甚至北方晚秋清晨的寒意也感觉不到了。
8时45分左右，远处传来一片片“万岁”！“万寿无疆”的声浪，我们都踮起脚尖，翘首眼巴巴地望着马路的东方。终于，在几辆摩托车的护卫下，毛泽东和其它中共中央领导人乘坐的敞篷小汽车驶过来了。第一辆车上站着毛泽东，他身着绿军装，看上去身材魁梧、神采奕奕，头发梳向脑后，面孔呈古铜色。他把军帽握在手里，不断地挥动着军帽向两旁的红卫兵致意，的确是气概不凡。第二辆车上站着身材精瘦的林彪。以后的车上分别是周恩来、陶铸、康生、陈伯达、江青、头发灰白的刘少奇、矮胖个子的邓小平以及一些当时一下子认不出姓名的领导人。
这次检阅的实际车速大约是每小时30公里左右，当我们把目光追踪着多注意于毛泽东的瞬间，后边的车队就一闪而过，只能看个模忽的身影，来不及细看一眼了。而我们还在不停地欢呼着毛泽东“万岁、万万岁”之类的口号，手中还不断地挥动着毛泽东语录小红本。
当车队过去后，有手表的同学立即把见到毛泽东的时间告诉大家，8时47分。当天日记中，大家全都写有这样的字句：从这“幸福的时刻”开始，我们的心中“就升起了永远不落的红太阳”！
当天晚上的新闻联播节目中，第一条消息就是毛泽东第6次接见外地来京革命师生和红卫兵小将150多万人的消息。第二天全国各报纸都在头版头条显要位置套红刊登这次接见的报道和照片。
我们这次到北京，目的十分单纯而明确：一是要见毛泽东，二是要学习首都开展文革的经验。为达到这两个目的，我们到北京以来的10多天里，除了有半天时间到天安门广场留影作纪念，另有半天到革命军事博物馆接受传统教育之外，首都众多的名胜古迹，我们哪都没有去。虽说故宫、颐和园、北海、香山、八达岭……早已为我们所向往，但我和许多同学都没有去其中的任何一处。因为我们认为：伟大领袖毛让我们到北京，是让我们来学习的，不是让我们来游山玩水的。我们应该把整个心思都扑到文革上，尽可能地多看些大字报，多抄些资料。云南真是太落后了，我们这些见到大海的井蛙，头脑中旧有的保守思想，已经得到一次脱胎换骨的改造。我们已经为过去所干过的保守派的蠢事深感愧悔！我们决心把云大的文革轰轰烈烈地搞起来，我们也要投身到炮轰省委、火烧市委的战斗中去！
当时流行的一首歌，最能表达我们见到毛泽东后的心情：
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千好万好不如社会主义好，河深海深不如党的恩情深！
我们当时就是这种心白如纸的年轻人！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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