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戈
一、大有来头的南下串连队
从8月上旬开始，每天中午从贵阳方向开往昆明的列车上，都会载来一批批北京高等院校的大学生。其人数时多时少，多的这天有几十人，少的这天也有十几人。这些学生到昆后即分赴昆明各大专院校串连，书写大字报介绍北京开展文革的情况。比如在北大，革命师生先是如何与校党委书记陆平等人作斗争，然后又如何与新市委派出的以张承先为组长的工作组作斗争；清华大学开始如何与蒋南翔作斗争，尔后又如何与以林业部长叶林为组长、王光美等为组员的工作组作斗争。他们还到处传抄和散发中共中央领导人在8届11中全会以及在北京各高校的讲话。至于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他们更是用大红纸四处抄贴。此外，他们也用大字报和召开串连会、辩论会等各种形式，发表他们对昆明文革的看法。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认为，昆明地区的文革搞得冷冷清清，要害是省、市委捂住了阶级斗争盖子。这种大字报的落款都是“南下串连队”，也有稍具体一点的，就是“北大南下串连队”之类，在串连队名称前冠以校名。
这些南下串连队还公开宣称，他们来云南是受中央文革鼓励和支持的。他们要来昆明煽文革之风，点文革之火，要来支持当地受压的少数派，因为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
当时的云南省委和昆明市委对南下串连队又恨又怕。省、市委也承认这些人的确是来煽风点火的，但煽的是阴风，点的是鬼火，是要把云南省和昆明市搞乱，把省、市委搞垮。他们要干的是帝修反早就想干而没能干成的事。因此，从南下串连队到达昆明之日开始，省、市委就对各大中学校作了紧急布置：要求各校、各系立即成立文革接待小组和文革接待站，要求参与接待工作的人员政治上要绝对可靠。对南下串连队态度上要热情，生活上要照顾好，应主动向他们介绍云南文革的情况，应防止和控制少数人私下和南下串连队接触。对南下串连队的活动要严密注意，对其言行要尽可能作详细记录，有重要情况要随时逐级向上汇报等等。
省市委如何害怕南下串连队，有一个典型事例也不可不提。1966年8月底，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传达中共8届11中全会精神并布置“防红”工作（即防止红卫兵到专县串连之简称）的全省地委书记会议，就最怕被红卫兵冲击，因而开会地点经常变动。会议中把红卫兵形容得十分可怕，似乎谁个地委书记被红卫兵逮住就会不死也得掉一层皮。当会议结束后，这些地委书记一反往日会后要在昆明逗留两天的习惯，立即日夜兼程返任。其中有一位滇西某自治州的州委书记，让司机连夜开车往回赶。第二天上午小车快到当时的下关市时，发现公路上迎面走来一支擎着红旗的队伍，队伍中还有人臂戴红袖章，手执小红旗。直把这位州委书记吓得丧魂落魄，立即命令司机掉转车头，绕道200公里走另一条路返任，把司机累得要死。其实，那一队人并非红卫兵，而是养护公路的工人。当时时兴出工都得擎红旗和语录牌，而修路时为交通安全计，得有人臂带红袖章用小红旗指挥往来车辆之暂停。如此一队修路工人，竟把一位平时颐指气使的州委书记吓得如此狼狈，真是笑话！ 以北京大学生为主的南下串连队刚到昆明时，出了昆明火车站，他们爱上哪里就到哪里，爱找谁就找谁，省、市委还没有防范的经验。不几天后，各校接待组已开始工作。于是每天中午，每当火车开进昆明站时，站外就一字儿排开了几辆大客车。各高校的接待人员笑容可掬地迎在站外，招呼着要去云大的乘某辆车，要去昆明师院的乘某辆车，要去昆明工学院的乘某辆车……然后是登记单位、姓名、安排住宿，这样就便于省市委和红卫兵总部对外来学生的控制。当时的工作效率的确高，每天中午究竟有多少外地学生会进入昆明站，贵州方面早已通过电话与昆明方面联系过了。所以每天负责接站的车，总能安排得恰到好处。人多时，安排的是大巴车，人少时，安排的是中巴车，从来没有出现过意外。有一次我参与过到车站接人的工作，原先得到的通知，当天要来30余人，准备派3辆中巴车。临上车站前，接到省委接站办的电话说，派几辆小车就行了，因为有近10个外地学生在曲靖车站下车了。当我们到车站后，接到的人数果然与上级的通知相吻合。
这些北京来的学生，对当时中央上层的路线斗争有所了解，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已经先行一步。作为过来人，他们对云南文革中存在的问题和今后的发展趋势，正可谓是旁观者清。因此，他们对官方的接待，对官办红卫兵们所介绍的文革以来取得的巨大“成绩”嗤之以鼻，毫无兴趣。他们以极大的热情去接近、去支持前段时间运动中受压制、受围攻的学生。为之提供内部的最新信息，鼓励他们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这些外来的北京学生，对于那些正在受压制，被围攻的学生，如云大的曹、保、方自清、以及各班级被划为“右”的人来说，他们成了“及时雨”；而对于我们这些官办的红卫兵来说，则由于相互之间的戒备和隔膜，使我们虽然和他们接触不少却听不到、或者说听不进他们带来的新信息。有时即使偶尔听到一些也由于带有偏见而根本不相信，反而对他们这也看不顺眼，那也看不习惯。更有甚者的是，不少官办红卫兵还张贴出围攻他们的大字报，指责他们“下车伊始”，就“伊里哇啦”，“横挑鼻子竖挑眼地指手划脚”，“以救世主自居”，希望他们要“相信群众相信党”……
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与内地和沿海相比，云南的学生显得格外老实、淳朴，更能吃苦耐劳而极少有造反精神。这历史的原因，仅举一例即可说明一二：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残酷打击了一大批敢于独立思考、有一腔热血要献身于革命和建设的有为青年，这是举国皆然的。云南的不同之处在于，当全国反右斗争已经收尾之时，云南还搞了个反右“补课”，把一批原先只是“内定”（即内部排队认定）的“思想偏右”者又补划为右派，使得云南完成反右任务特别突出！这就使云南的知识分子此后噤若寒蝉，谁还敢再越雷池半步。何况文革开始以来，省委工作组和校党委口口声声要大家记取反右斗争的教训是先放后收，现在是放……谁还敢轻举妄动！可以说，一代代知识分子的灵性，已经被这种紧箍咒镇住了！除了争当驯服工具，还有什么别的出路呢！更不用说那些名目繁多的接连不断的运动，犹如农民犁田一般，犁不着的总要被耙着，不是整别人，就是挨人整，中间道路几乎是没有的。
再说现实的原因，就是各级领导通过政治思想工作的巨网把人们控制得那么严，以至写了封什么信、写了篇什么日记，甚至叹了口气……一切都尽在组织掌握中。思想上稍有“不轨”苗头，就要大动干戈，甚至不惜杀鸡儆猴，谁还敢乱说、乱想、乱动。在这种情况下，突然冒出个南下串连队，一口咬定说省、市委内部有鬼，应当炮轰云南省委、火烧昆明市委（即用毛泽东思想之炮轰，用文革之烈火烧）对这些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离经判道言论，自然就会被认定是“反动透顶”了。
昆明红卫兵总部放出风声说：这些北京学生是在首都干了坏事，在原学校呆不下去了才流窜到外地来的，把这些人抓起来惩罚只是个时间问题。于是，刚开始时谁也不敢接近他们，即使他们找到的是中学时代的老同学，人家也会把他们的一言一行随时汇报给组织。可是几天过去了，一星期过去了，十天过去了，这些人没有被抓，反倒是省、市委如临大敌，越来越怕他们。这才让一部分人开始暗中接近他们，并逐渐地敢于公开和他们粘在一块了。而这部分人一旦和他们接触多了，造反的思想也就日益坚定，决心“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敢于造校党委和省、市委的反了。这部分人就逐渐形成有一定人数和规模的少数派－－真正的造反派。
到了8月下旬，昆明地区各高校的少数派都已形成一定的力量。在南下串连队的支持下，各院校之间暗中已有了许多串联。他们已经有可能、也有条件在云南的政治舞台上逐渐显示自己的能量了。
为什么省、市委这么害怕南下串连队却不敢动用军队和警力镇压呢？事后才知道，原来，中共中央于1966年8月22日用中发（66）410号文件批转公安部于当天上报的《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报告。报告称：“最近，兰州、哈尔滨、西安、重庆等地，学生包围了省、市住地，同时发生了两起人民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严重事件。八月五日，兰州大学与铁路职工、铁路中学学生发生冲突，兰州市公安局出动上百名警察，在兰大门前实行戒严。八月二十日，陕西省铜川一中学生包围了市委，在场的公安派出所长杨万杰，竟擅自鸣枪示威。
“镇压革命学生运动是一种违法犯罪行为，绝对不能允许。公安部六月十日曾通知各地，要全体公安干部、人民警察满腔热情地支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但是少数地方没有认真执行，现作如下规定：
一、不准以任何借口，出动警察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
二、绝对不准向革命师生开枪，放空枪进行威吓也绝对不允许。
三、重申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运动中一律不逮捕人。
重申警察一律不得进入学校。
警察只在街道维持秩序。遇有打架、斗殴，可以劝解。如革命学生打了警察，不准还手。
“此件可发至县和城市分局”
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也于1966年8月24日以办（66）138号文件下发通知称：“中央八月二十一日转发总参、总政《绝对不允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革命学生运动》，我们已于二十三日翻印发到各地。七月二日《省委批发省军区关于部队在保卫文化大革命中对各种情况的处置报告》中，凡与上述文件抵触的，请均以中央文件为准。” 原来如此！有了这样的中共中央文件，难怪各级党委尽管对红卫兵恨之入骨，却谁也不敢轻举妄动了。
二、八.二三风暴
1966年8月20日，昆明林学院女大学生周琳接到高中时同学、当时正在西安市西北交大读书的老同学来信，称在他们那里，广大革命师生已经奋起批判压制学生运动的工作组。周琳把信给本校同学侯树勋等人传阅后，众人不由得联系昆明的实际议论纷纷。
8月23日中午，在北京南下串联队的支持下，侯树勋、周琳等人邀约本校40余名同学到云大、昆明师范学院、昆明工学院、昆明医学院等大专院校串联成一千几百名学生（以昆明工学院的学生占大多数），高举毛泽东的画像和语录牌上街游行直抵云南省委大院，被省委负责接待的干部安排到省委礼堂就座休息。大学生们强烈要求省委领导人接见并回答问题。在云南文革史上，他们首次以如此壮大的声势，响亮地提出“炮轰云南省委、火烧昆明市委”的口号。不断地齐声高呼“我们想念毛主席，我们要到北京去”的口号。开始，省委负责人不仅避而不见，还暗中派出记者和便衣警察偷偷拍照收集资料，以备秋后算账。但这一千几百人的队伍一直守在省委礼堂里，群情激奋，口号声此起彼伏，毫无要撤退的意思，弄得整个省委大院不得安宁。红卫兵总部闻讯后即向省委请战，要求允许总部派出红卫兵来“保卫省市委”、“赶走这一小撮暴徒”。省、市委怎敢同意呢！只有对他们安抚道：不能这样做，这会被别有用心的坏人利用，形成群众斗群众，要相信省、市委会妥善解决问题的，无产阶级的专政是强大的……
晚上11点左右，先是省委书记处书记孙雨亭等人、继而是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接见了造反派。在回答问题时阎红彦不得不承认这一天学生的行动是“革命行动”，并当即答应了他们要到北京去见毛泽东的“革命的要求”，表示安排学生到北京串连的计划将由有关部门尽快拟定等。于是以昆工为主的近二千名造反派胜利撤走。
8月24日，云大红卫兵大队为表明自己对省、市委的忠诚，组织全校红卫兵分兵几路到昆明地区各大专校院举行“串连大会”，表明要誓死捍卫省、市委的决心。我们云大中文系红卫兵被安排到北郊的昆明林学院去召开“串连大会”。林学院的大学生在会上亦大呼“我们想念毛主席，我们要到北京去”的口号。最后，在林学院学生们象送瘟神一样的吆喝声中，我们不得不狼狈地离开林学院。因为有了以上行动，此后，官办的云大红卫兵在整个文革中一直被云南社会各界耻笑为是省、市委的“消防队”、“保皇狗”。这对曾经有光荣革命历史的云大，可以说是一种极大的讽刺和耻辱。
这次震惊云南，在全国也有些影响的八.二三行动，昆明工学院的大部分学生都参加了。正所谓法不治众，对他们，省、市委一下子也拿不出有效的办法来整治，只有以退为进。为分散日益壮大的造反派力量，八.二三过后没有几天，就安排昆工学生乘上开往北京的列车，让他们外出串连去了。
而对云大、师院、医学院等参与了八.二三行动的少数派，可就不客气了。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把对昆工学生的怨气都出到这些院校的少数派头上。
我班的李君与小二黑和我，三人个子都比较矮小，在班上年龄也是最小的，又都是滇西老乡，以往我们相互间过从甚密。我们三人中，数李君年龄又更小些而学习成绩最好，各方面对自己的要求最严格，几年来一直是班上的学习委员、三好学生，在学习上、生活上不愧是全班尤其是我和小二黑的榜样。我们很是敬重他。李君虽然个子矮小，但每次支农劳动，无论干什么农活他都是一把好手。就是他挑的担子也要比同班的大个子还沉重得多，令大家对他十分佩服。文革以来，由于思想认识上日渐分歧，我们不再是有酒同喝、肝胆相照的朋友了。李君没有成为红卫兵，团支部的政治排队早已将他列为不可靠分子。但我们彼此之间敬而远之，尚未发生过矛盾冲突。这一次八 .二三行动，据派出跟踪、盯哨的同学回来汇报，李君自始至终都已参与，而不像有的人心虚而中途退却了。这还了得么！班文革领导小组的几位成员，找到小二黑和我，以及同宿舍的周君，隔壁宿舍的宝君，要我们批斗李君一番，对之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开过这次秘密会后，我的心情极为矛盾。一方面，我和李君同为滇西老乡，还未到校报到，在中途就已经相互认识，这等缘分，又岂是别人能比得了的。我们交往近3年，相互间还没有红过脸。我的个性强、心胸窄，李君遇事总是让着我一点。但每次考试下来，我的成绩却大多只算中等，老也赶不上李君，这又往往使我心生几分羡慕和嫉妒。而在同学们面前，我又为有李君这样的朋友而骄傲。我做梦也没有想过有朝一日要由我来整治他、要专他的政。现在领导上说对他的这种极右行动，能否批判、监督和改造他，对我和小二黑算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一边是组织，一边是友谊，二者不可得兼！我感到为难极了，心咚咚乱跳，头脑昏成一团，不知究竟该怎么办才好！
小二黑可没有想得这么多，他鼻梁上架有副300多度的近视眼镜，目光中总是透出几分狡狤的光彩。平时他缺零用钱时，常得到李君的资助。小二黑的聪颖灵性决不亚于李君，可他不大喜欢把功夫用在正课的学习上，而喜欢写小说，虽然还未达到可以发表的水平，却也有自己的文采和风格。小二黑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他能吹笛子、拉二胡、京胡等多种乐器。他能大段大段地背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并能在需要引用时信手拈来一段：诸如需要标榜自己、嘲笑别人时，来上一段“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让别人作声不得。他还擅长于模仿，每当看完一部木偶戏或卓别林的喜剧后，他立即可以把其中的人物动作和语言模仿得惟妙惟肖，以至达到神似的程度，得到全班同学的赞许。他的善于插科打诨也是出了名的。有一次班上组织到郊外野炊，开饭时他左手举酒杯、右手挥舞着筷子即兴作了一篇赋。该赋先是描写当时当地的自然景观，继而追述当天活动情况。更令人叫绝的是这篇赋中把全班男女同学的姓名都逐一串写进去，比如其中有“……宝琴淘米兮云华择菜，灿忠无能兮不会生火……”之类。宝琴、云华、灿忠都是班上的同学，当天也确实做过淘米、洗菜、生火的杂事，不由得让人笑痛肚子。文革前，由于他学科成绩平平，在班上没有什么地位。这下子讲究出身，据称他家几代都是农奴、贫农，于是一下子就变为响当当的革命左派。凭我对他的了解，以他一贯对表毛主席怀有最纯朴、诚挚的阶级感情论，我认为同学中没有能与之相比的。
近一两年来我和李君、周君以及调到保卫科的王君4人共住一间宿舍。当我和小二黑、周君、宝君回到宿舍后，只见李君正在专心致志看毛著。李君见我们一个个阴沉着脸进来，气氛与平时大不一样，还没等我们开口，就想起身往外走。说时迟，那时快，只听小二黑雷鸣般大喝一声“站住！”，然后，劈头盖脸地把李君臭骂一顿，内容不外乎现在搞文革，只许无产阶级革命派造反，不许李君这样的“黑崽子”（李君家出身非工农，属于行医的“自由职业者”）乘机浑水摸鱼。以后李君必须安份守纪，要想离开班上到哪儿去都必须事先向班上的红卫兵报告，得到同意后方可离开，等等。在小二黑训话期间，我始终没有开口，因为我实在讲不出口来。小二黑长有一对虎牙，平时只要他发笑，就会露出那对虎牙，让人看去十分可爱。可如今他训斥人时再看他的那对虎牙，看他咬牙切齿的咒骂，就让人感觉十分凶狠可怕，似乎他可以把对方用牙咬个稀烂。
李君对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似乎已经早有思想准备。只见他鼻孔里哼了一声，冷笑着一字一句地说：“果然来这一套了！”他见我一直没吭声，他用满含嘲笑的眼光盯住我，故意挑衅性地对着我问：“现在我要上厕所，可以么？谁跟着我去？”
我有气无力地挥挥手说：“你自己去吧！”
事后，小二黑曾经对班上的文革领导小组成员说，我在阶级斗争的紧要关头态度不鲜明。但当时全班同学正在大分化中，所谓左派队伍已经不如以往那么壮大，处于观望者的中间派日众，因而不可能再苛求我了。以后又根据需要还把我也补充为班文革领导小组成员。
我们宿舍摆有两张双台床，两张床之间刚好还能靠窗横放一张两抽桌。我的床铺在靠里边那张双台床的上层，下层是思茅人周君。靠门边的这张双台床，上层住的是李君，下层住的是现已调到校保卫科的亮君。这段时间其实就只有李、周和我3个人住。
我和李君的床铺遥遥相对，其间仅有一桌之隔。几年来的抵足而眠、朝夕相处，我们之间几乎无话不可以向对方谈。我们在一块谈人生、道历史、论文学、议班上的人事，叙家乡的风情，商量星期天和节假日的活动计划。有时还就同一题目各自作文然后互相评改切磋。最近一个多月来，我们之间由于思想认识上的距离和戒备，谈话是极少了，可彼此间也还算客气。哪想到今天晚上组织上把我推到这种尴尬的处境。我没有想到李君受训斥后会暴跳起来，我当时希望李君好汉不吃眼前亏，回话的口气能软一些，使我能小骂大帮忙地偏向李君一点。最终能替李君说几句公道话。这样做其实也是在为我自己留一条后路——万一今后李君他们仍属内部矛盾的话，才便于继续相处。没想到李君已经如此决绝地把我推向对立的一边。咳，从今以后，我将失去一位我曾经十分敬佩的、可以心心相印的好朋友。想到以往，想到如今，想到将来……我心里很是难受，在床上一直辗转反侧，难以入眠。睡我下铺的周君早已发出均匀的鼾声，静静地入睡了。对面床上的李君自然也没有入睡，不时传来他翻身时把床板压得吱吱的响声。我不知他究竟在想什么，有几次曾经想和他谈谈，但想起他对我轻蔑的冷笑，几次话到口边又忍住了。有一阵子，莫名奇妙地，我头脑中也曾情不自禁地闪现出高尔基的名篇《海燕》中那欢呼“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的诗句。此时在我的心目中，似乎李君已成为英勇的海燕，而我已成为胆小的企鹅！哦，其实我也不是企鹅，而是参与袭击海燕的一滴雨珠或冰雹。不眠之夜的我，想得很多很多……
三、不眠之夜的回忆
我出身于一个匠人家庭，家里本来有5兄妹，我排行第四，由于我的娘娘婚姻不幸，早年离异后就没有再婚，靠做小生意维持生活。我的亲生父母可怜她一个人孤苦无靠，从小就把我过继给她。但长期孤独惯了的继母对我并不很好，而我的生父母又以已经把我过继给娘娘而也不再过问我，这样的特殊环境使我的性格变得很是内向孤僻，既不能过多求告继母，也不愿更多地麻烦原先的家，于是就使我的基本生活有时都落在空档上，生病也不能得到及时的医治，少年时就得下的胃病折磨了我的一生。幼年时没条件吃桔子，但要抽空捡桔皮卖给药店换两文零花钱。有时在街道上看见有人边走边剥桔子吃，就尾随在后边想要捡他扔的桔皮。吃桔子中的好心人见状后会及时把桔皮扔给你。但有几次也遇到过刻薄者，他明知你跟在身后是为了捡他的一块桔皮，可他就是不扔。让你在后边跟上一两条街后，走在前边的他还会把桔皮扔到墙头上或河沟里，让你没法捡到，他还会回头看着偷着乐呢！而我却十分地懊恼，如果我不是这样跟了几条街，在别的地方说不定已经捡到一些了。－－这件小事影响了我今后一辈子的做人，此后凡是地位不如我而有求于我者，我从来不会拒绝，有时即使很为难也要硬着头皮去办，甚至为此付出过不少代价也不后悔。因为这件小事对我的伤害实在是太大了。
12岁时我进入大理一中初中部读书就开始住校食宿，当时我的继母在当地的一位地委领导干部家里当保姆，由她每月供给我6元人民币的伙食费。当时她每月在免费食宿后可得到的报酬是17元人民币，按说每月供给我6元人民币的伙食费在她来说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如果是其它人作母亲，再多给一、二元零花钱也是可能的。可是有好多次由于不能按时收到当月的伙食费而使我遭受学校勒令停伙的惩罚。因为她给我的伙食费通常要托亲友转交给我，后来据我生母的揣测，继母之所以这样做，是要向亲友们表明，是她给我提供的生活费，今后要不认账可不行，于是受苦的可就是我了。停伙的时间通常从星期六下午开始，学校自然也有其道理。因为星期六下午还没有交当月伙食费的学生可以回家要钱而不会继续留在学校了。可是老师和同学们哪里知道我无家可归的窘境呢。让我终生难忘的是有一次星期六下午被勒令停伙后，从当天下午开始我就挨饿了一夜，第二天清早空腹从大理古城步行到13公里之外的下关找继母要伙食费，到下关才知道她和主人一家乘小汽车到几公里之外的温泉洗澡去了。满以为她们不会耽搁得太久就会回来的。我就这样枯坐在房前的石阶上傻等，当时也没有计时的工具，只见太阳从东边逐渐当顶了，后来又逐渐偏西，我已经饿得头晕眼花、浑身无力，可就是不见她们回来的身影。实在等不得了，只好又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从下关返回大理。途中实在饥饿难当，饥不择食的我只好到路边农民的地里刨出生洋芋在水沟里洗洗就啃。生洋芋吃在口里又涩又麻，不是饿极的人怎能咽得下去，吃下去后就反胃。就这样又在学校里饿了一夜后，待到第二天早上，当周围的同学向班主任反映我已经两天没有吃上饭了，于是班主任才与膳食科交涉，让我得以再欠费搭伙。这样过了两三天后，继母托人捎来的伙食费才能送到我的手中。
出于当时被称为“小资产阶级的面子观”作怪，我也不愿意把我的处境向别人讲明。于是我在大理一中读了6年的初中高中，我也在大理一中度过了12个寒暑假期。每个假期我都得尽可能地打柴卖或找零工干以便挣一点钱用于新学期开学交学杂费和书费。为此，我曾在三九寒冬为一个工厂的厨房加工萝卜干，两只手被冻得又红又肿，每天仅仅能得到0.4元人民币的报酬。我也时常到苍山上砍柴卖，我的右肩头也因而磨出了一大个肉疙瘩。（以后有一位14军转业的干部在游泳时见到我右肩上有这个肉疙瘩曾感到十分好奇，于是与我攀谈说因为他也有这样的一个肉疙瘩，是小时候家里穷，从小挑扁担磨出来的。当年14军搞武装泅渡澜沧江演习，数千人赤膊上阵，当时他留心观察过，数千人中再没有第二个像他这样肩头上长有肉疙瘩的。为此他曾感到委屈，数千名官兵大多来自贫苦的边疆农村，为何就只是他如此命苦。他没想到作为大学毕业的我的肩头上居然也会长有这种肉疙瘩。这是后话。）
以后读大学时也是如此：每逢学校放寒暑假，同学们大多高高兴兴回家去了，我却始终留在学校里度过假期。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入大学后所经历的第一个寒假临放假前，我们几个也都留校的同学用一天的时间几乎跑遍了当时昆明市区内所有的建筑公司，联系寒假期间做点临时工以便筹措点新学期开学的费用，结果最终是跑得筋疲力尽却无功而返。其间有几个公司并非不需要人，开始也曾答应要用我们的。但后来得知我们是大学生后就婉言拒绝了，可能担心让大学生打工会惹来麻烦。于是我们只好静静地呆在学校里度假了。整个读大学期间，我都没有用假期回过家。有一句成语是有家难回，而我则是无家可归啊。
此外，在初中阶段对我影响很深的还有这么两件事。一是某天上午，我们被临时通知停课参加全校师生大会，会上宣布高中部有4个学生（三男一女）因为参加“大同党”反动组织而被公安机关公开逮捕。这4 位学兄、学姐的一生就此进入永世不得翻身的地狱，以此警示我们各人应当好自为之。那种场面，使得本来就胆小内向的我曾整天杯弓蛇影，闷闷不乐。我始终不明白“大同党”是怎么回事，为此也曾请教过一些人，但至今也搞不清楚。另一件事是我们初中时的体育教师是一位姓刘的女老师，她本来是四川大学数学系毕业生，由于在学校被划为右派而被贬到我们这里来教体育。开始我们也还尊称她为刘老师。但只要我们这样称呼时被学校体育教研组长杨老师（此人长得瘦而高，随时抿紧嘴唇阴沉着脸，被我们在背后取浑名为“园规叉”简称为“规叉”）听到，他就会当着刘老师的面立即纠正道：不要称她老师，叫她小右派就行了。也在旁边听到此话的刘老师脸上不由一阵红一阵白。此后，一些调皮的同学不仅不再称呼她为老师，还会在刘老师面前大声唱《社会主义好》的歌曲，其中有道：“……人民江山坐得牢，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刘老师听到后只有低下头赶紧走开。试想，在我们这样的国家，无论谁，只要政治上犯了错误，一辈子不就完蛋了么，沦到那一步即使想诚心检讨也晚了。1957年不就有一大批右派诸如费孝通写《向人民服罪》、黄琪翔写《请求人民宽恕》、储安平写《向人民投降》争先恐后地作检讨都来不及了吗？此后的国人能不时时刻刻紧跟组织么……我不由得为李君的处境深深地惋惜起来。多不容易啊，终于熬到上大学，而且所上的云大中文系是当时全国文科的一类系（因为著名的刘文典先生较长时间在此任教直至1962年去世）一着不慎就会成千古恨了。
后半夜，如水的月光静静地从窗口洒到床前，窗外不时传来秋虫的哀鸣， 我们俩整夜谁都没有吭一声。可以说，这是我记事以来极为痛苦难熬的一个夜晚，我巴望着天早些亮吧！让我早些从炼狱中出来！我甚至想到，如果此时我身处荒无人烟的旷野该有多好，我将痛痛快快地放声大哭一场。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早早起床后，我装出一付满无所谓的、睡得挺好的样子来。
李君从这天清早离开宿舍后，在一长段时间里他再也没有回宿舍来了。只是据系上其它班的红卫兵讲，曾经在这里那里的辩论会场上见过他，而当他发现有云大中文系的红卫兵在注意他时，就神不知鬼不觉地溜走了。当我再见到李君时，已经是几个月以后的事了。
就在李君被开始“专政”的这个晚上，我班的蔡君也尝到被“专政”的滋味。蔡君家庭出身贫农，本来是“根正苗红”者，原先也担任班上的一个小组长，是争取入党的积极分子，我的入党排队顺序为第21号，他的排名还要比我稍前些。遗憾的是由于他所就读的中学母校寄来一份材料，指控他在中学时代曾写过一首“对党不满”的小诗。这一“东窗事发”，使他的处境一下子变得极为困难，自然就被推到少数派中去了。他写的诗，后来我也看过，无非有点小资产阶级情调而已，哪里谈得上有什么政治问题。其母校何以如此发难，其原因就不得而知了。而当时又是一言可以杀人的年代。所以在较长时间里，蔡君为此吃了不少苦头。
就在这个晚上，全校的少数派（即造反派）大都受到官办红卫兵组织的围攻。这种围攻，被冠以实行“无产阶级的红色恐怖”，其间，有的人还挨了拳打脚踢。然而，这些少数派，基本上都有了北京进行路线斗争的底，他们不再买官办红卫兵的账，和南下串连队粘得更紧了。而南下串连队中的许多人，当初也曾作为多数派压制过少数派，还没有尝受过被压制的滋味。如今与云南的少数派“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亲自品尝受压制的滋味，满够刺激的，以后也可以以真正的造反派自居了，何乐而不为呢！
在南下串连队的支持下， 9月4日，云大中文系和历史系少数派成立了以闻飚为队长、有周君、李君、石君、卢君等人组成的共产党宣言战斗队红卫兵。其宣言的开头有道：“一百多年以前，两位年轻人－－马克思、恩格斯写了划时代的辉煌巨著《共产党宣言》，他们宣布要向旧世界开战，‘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让反动的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这个伟大的思想，仍如江河行地、日月经天，永远鼓舞着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意志，成为他们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要继承和发扬《共产党宣言》的伟大思想，向一切剥削阶级及其意识形态发起勇猛的进攻！毛主席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我们要大造特造地主资产阶级的反，修正主义的反，帝国主义的反，把整个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反出一个崭新的共产主义社会。为达此目的，我们刀山敢上，火海敢闯，海枯石烂，永不变心！” 看过他们的宣言，让我暗地里不由联想到他们仿佛就是当代年轻的马克思、恩格斯一样目光如炬、朝气蓬勃、前途无量的英雄少年！
参加共宣战斗队的人，仅我班就有闻君、李君、蔡君、周君、卢君等5人。为何以闻君为队长呢？这也受当时的历史背景所影响。因为当时正值北京工业大学学生、高干子弟谭立夫的封建血统论的讲话风行之时，其核心思想可由他拟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可见一斑。虽然此对联8月初在红卫兵与红旗战斗小组的天桥剧场辩论会上，经江青亲自修正为“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造反——理应如此”但其流毒十分深远。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共执政以来所进行的阶级斗争都可以佐证谭氏对联的内涵。而闻君出身为工人，是响当当的红五类，所以虽然他的造反精神远不如李君等人，却也当仁不让成为造反派组织共产党宣言战斗队的头头。
诚然，在高压之下，难免也会有胆怯者退却。这位聪明过人、时有真知灼见的闻君，终于在官办红卫兵又打又拉战术进攻下，写出宣布退出共宣战斗队的声明，检讨了自己被人利用、原因是有私心杂念在作怪，起因是第一批红卫兵发展时拉下了自己……闻君的退队声明，当即被昆明红卫兵总部铅印数万份，广泛散发到全省以至全国。在当时云南造反派正在经受高压的情况下，闻君的反水变节和他“被坏人利用”的文字，对昆明各大专院校的造反派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打击，而对官办的昆明红卫兵则是一个不小的胜利。闻君的这一行为，以后一直难以得到造反派们的谅解。而闻君虽然即刻加入了官办红卫兵组织，但其思想负担不小，整天显得闷闷不乐也就难怪了。
在9月4日《共产党宣言》战斗队成立的同时，云大物理系少数派成立了毛泽东主义捍卫小组。9月5日，外语系毛泽东主义炮兵团战斗队成立。9月7日，生物系毛泽东主义前卫小组成立。9月8日，外语系毛泽东主义敢死队成立。
在南下串联队的协调下，9月14日云大的各个造反组织（除《共产党宣言》战斗队外）联合组成以方向东（即原先的方自清）为首的云南大学毛泽东主义炮兵团。其意思是要以毛泽东思想的重炮去轰击、摧毁一切反动势力。
四、八.二三之后
八.二三风暴过后，云南省委为达到顺其自然地瓦解造反派力量的目的，迅速安排昆工学生外出串连去了。省委认为，只要把昆工的学生们打发走，要控制住云南的文革局面就不太困难了。
当然，也不能只安排昆工学生去串连，云大等其它各高校，大多数学生也想上北京，这种愿望不能被忽视，否则情况有变，后果不堪设想。那时再做工作可就迟了，云南省委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
但对云大等这些高校的学生，可不能如同对付昆工那样，把人放走了事。只能是有组织有计划地分成几批走，要留下一半左右的力量坚守岗位，才能有效地配合省、市委控制住云南的形势。于是，省委就让各高校内部自己讨论，哪些人先到北京去，哪些人留在学校继续闹革命，原则上是每一批都要以左派为主，合理搭配，待第一批上北京的人返校后，第二批再出去。当然也还要讨论不准哪些人去的问题，理由是“为了确保毛主席和中央文革的安全，应当把不可靠分子控制在本单位内”。
我班的李君、蔡君、卢君、周君等理所当然地被打入另册，被列为不准外出，应规规矩矩地留在学校的名单中。（不过这种决定已经毫无实际意义，因为这些人早已脱离班集体的控制了。）而全班同学究竟哪些人作为第一批或第二批，则由班文革领导小组决定。作为班文革领导小组成员之一，我参加了这种决定名单的会议。按照既要留下一般同学、也要留下一部分骨干的原则，大家的心情又都想早点去，于是我自告奋勇表态第二批再去。这样才打破了讨论到文革小组成员谁先谁后去时的长时间沉默。我班的建水人吉书女士是中文系文革筹委会的副主任，工作需要她也得留下。确定了班文革小组本身的人员去留之后，其它人的去留就容易确定了。
9月10日，作为我校第一批上北京的近千名同学，高高兴兴地登上了北上的列车。全校一下子走了一半多人，整个校园骤然冷清了许多。
往年的国庆节，省市委领导和昆明军区领导都要在昆明市中心的检阅台检阅数以十万计以各种方队组成的游行队伍。在昆各高校的学生则组成一个个身着白衬衣蓝裤子的民兵方队。为了走好在检阅台前的那一段马路，我们从每年的九月中旬开始，每天下午四点以后都得到操场上练习走正步。国庆节的头天，所有参加游行的队伍还得到检阅台前预先演练一遍以确保到时万无一失，真是劳民伤财啊。此前三年我们班组成的都是马克沁重机枪方队，每台重机枪由四人一组负责。今年不再举行游行了，当然也就不再搞事前的操练了（客观地说省市委也不再具有可以搞检阅游行队伍的资格了）。这又让我们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
走了这一半多人后，他们空下的工作岗位得有人顶上去才行。这样，我被组织上安排到校文革接待室工作。
校接待室的工作任务是，负责接待来云大串连的外地学生，为之安排食宿，并向他们介绍云大开展文革的情况和已经取得的战果。比如已经揪出了多少走资派，已经批判了多少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等。同时还要通过交流，了解他们所在地方和单位的文革情况，了解他们对炮轰省委之类问题所持的观点。还要尽可能了解他们的行踪，比如他们曾与本校哪些人接触过等等。这后一个任务就难以做到了，所以虽然这么要求，却基本上是空的。据我在接待站工作20多天的印象，有此类活动的仅有过一次。那是一天傍晚，我们接待室值班的几个同学因无事可干，（即使白天值班，大多也无事可干，因为愿意光顾官方接待站的人毕竟太少）大家围成一圈打扑克牌。同在接待站工作的数学系许君突然挺神秘地从外面溜进来对我们说，他发现我校的几个少数派钻进外地学生住的屋子去了，有的人手中拿着小本本，看来像是要开什么会哩！他打算约个人摸到窗下去偷听他们讲些什么，可是谁也不愿放下手中的扑克牌，于是他只好独自去了。等他走后大家也绝口不议论此事，因为接待站的成员由每个系派出一个人组成，互相间原先都不认识、不了解，在这种情况下，最好是多讲点今天天气之类的话题，少讲别的为好。至于许君后来究竟听到什么没有，以及他又如何向领导汇报，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每天上午十点半钟，省委接待站开来一辆小汽车，把各校接待站的接站人送到火车站，让大家迎接到站的外地学生，把他们安排进各校接站的客车里（每个高校都有这种接站的客车等着）然后和他们一同返校。原则上这天去接站的是哪个系的人，这天接来的学生也就安排在那个系的学生宿舍住。好在外出串连的人多了，因此各系宿舍里空床铺多的是，安排起来并不困难。
在我接待过的外地学生中，印象较深的有这么几次。一次是接待了几位北大物理系的学生，由于我的态度很是热情周到，给了他们许多方便，使他们很受感动，临走时送给我一份《中央首长讲话集》，使我从中了解到不少北京上层路线斗争情况。他们紧紧握住我的手说，到北京时一定要去找他们。以后我到北京时，也曾按所留地址找到了其中的一个人，但毕竟已经事过境迁，他们的热情已经有限，我亦知趣地告辞，这是后话。
另一次是我接待了辽宁省丹东林校的几位中专生，他们来自东北边境，算是我所接待过的外地学生中来路最远、年纪最小的学生。我对他们格外关心，每天都要到他们的宿舍里看望几次，有的人生病了，我还请校医来诊视过，又为之取药倒水。有一天我去看望他们时，见有几个躺在床上有气无力的样子，我问是不是水土不服生病了，他们回答说有点头昏。当我又要去找校医时，另外的人拦住我说，他们是没钱买饭票，已经饿了一餐了。当时的规定是外地学生到云大，每天的饭票收4角钱一斤粮票，供给三餐。我一听这情况 ，二话没说就跑去向校接待站的领导反映，为他们每人要来了几天的免费饭票，以后又为他们争取到30元钱的困难补助。他们中间的女同学感动得流泪了。我说，要感谢共产党和毛主席，我们都是他老人家的红卫兵！这点小事是谁都会做的。
按说，事情可以到此为止了。可我还在想，他们这30元用完了还回不到单位怎么办呢？我口袋里还有4元钱，4元钱对经济条件好的同学来说可能算不了什么，对我这种每月零花钱不足2元的人来说，可是够宝贵的，何况国庆节过后我就也要到北京串连正需花钱哩。但我没有更多的犹豫，我决定把身上仅有的4元钱用来支持他们。我耽心他们不肯接受我的好意，因为我所穿的一身寒酸的补丁衣物足可说明我经济状况之不佳。我终于想了个办法，我写了一张字条，说明这4元钱给他们在路上添着用，以略表我的一点心意，落款是“云大一红卫兵”。然后用一张白纸包好这4元钱和字条。当我把她们送上云大门口开往火车站的2路公交车，在汽车快要开动时，我才把这纸包交给了靠窗向我挥手告别的一位学生手里。办了这件事后，心情才觉得轻松了些，尽管此时我连买一条牙膏的三毛钱都没有了。正是送人玫瑰，手有余香。我认为虽然此时我经济上已是一无所有，但我的精神是富有的。因为看一个人的人品，不在于看他对熟悉人的态度，而更在于看他对陌生人的态度。因为对熟悉的人而言，今天你帮助了他，意味着明天你可能会得到他的帮助。而对这几位丹东林校的小同学，过去不认识，以后也不可能再见面，我能以一个红卫兵的名义尽已之所有帮助他们。以后每当回忆起这件小事，心里总觉得有几分欣慰，疯狂的年代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除了仇恨之外，也还有真诚的感情存在！
五、九.一四狂飚
八.二三风暴之后，作为造反派大本营的昆工，由于省委采取了釜底抽薪的办法，让他们全都外出串连去了，其它各高校的学生也先后走掉一半以上。而云大和其它高校的少数派已被勒令不准外出而留在校内(至少是留在昆明，有个别人即使偷偷上了火车想外出串连，也会在中途被拦截下来)客观上就保证了除昆工以外昆明各高校造反派力量的完整。这样，如何继续炮轰省、市委的任务，就历史地落到云大和其它高校少数派的头上。
由于昆明的各大专院校有一半以上的学生都北上串连去了，使这些院校的许多宿舍和公共场所空了出来，这又给各校的少数派进行串连活动提供了一定的方便。他们已经有可能不仅在校内聚集自己的力量，而且可能把串连活动悄悄地深入到中专、中学和工厂、机关了。
还应该看到，外地来串连的学生，特别是一部分北京来的学生，如北大、清华、北航等高校的学生，确实是大有来头，其志不在小。他们不像一般来“串连”的学生，来昆明呆上几天、领略了四季如春的景色和名胜古迹后，对云南的文革漫无边际地发表一通议论，有的干脆啥也不讲，就又悠哉游哉到其它城市“串连”去了。与此相反，他们到昆明后就长住不走，他们声称和中央文革的联络员保持有密切的联系，只要获得走资派的重要材料他们可以“通天”。他们能够及时听到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声音，不和云南造反派一道揭开省市委阶级斗争“盖子”，他们决不离开昆明。真是别有一种英雄气概！
云大的少数派和昆明地区其它高校的少数派，在北京学生及其它外地学生的鼓动和支持下，确实具有了一种破釜沉舟、义无反顾的革命气概。和发起八.二三风暴时的造反派相比，虽然其间隔不算长，但显得成熟多了。他们开始懂得“唤起民众”的重要，他们活动范围已经不再局限于各高校，而是小心谨慎地深入到昆明红卫兵总部控制得最厉害的一些中学和中专学校里，在那里发展了为数可观的一批造反派，在工厂和机关里也赢得了一批同情者。于是，在他们认为已经具备一定力量的时候，他们发起了对省、市委的第二次大冲击，这一天的日历是1966年9月14日。
9月14日这天中午，以外地来串连的学生和云大少数派为骨干，串连有云南各高校及中专、中学生共1700多人组织了炮轰省委、火烧市委的大游行。游行队伍先冲击了云南省委的机关报《云南日报》社，继而冲击了省委机关大院并进驻省委礼堂。进驻省委礼堂后，省委组织部长岳肖峡出来接见并回答问题，但造反派哪里肯作罢，点名非要见省委书记阎红彦不可。恰好云南省公安厅派人前来拍照收集资料，以便将来秋后算账好对号入座抓反革命，被造反派发现后还诡称是报社记者要前来报道，却又拿不出记者证来，被激怒的造反派更是不依不饶，把省、市委领导人搞得一夕数惊，不得安宁。
这是继八.二三风暴之后的一次规模最大、战斗口号比八.二三时提得更为响亮、参加游行队伍来自的社会面更广泛（有少数工人、职工、干部也参加了）的一次造反活动。因此，在云南文革史上，被称为“九.一四狂飚”。
以后，当造反派得势之日，八.二三成为云南一大派群众组织的标志和旗帜，简称八派；九.一四成了云南另一大派群众组织的标志和骄傲，简称炮派。当云南的造反派组织变成誓不两立的对立面时，八.二三派认为最值得骄傲的是八.二三行动，因为八.二三风暴比九.一四狂飚从时间上计算整整早了20天，这就是最革命、最最忠于毛泽东的表现。其实不尽然也！
我这样说的理由有三：一是从人员构成上，九.一四派的骨干们几乎都参与了八.二三行动，而八.二三派的人几乎都没有参与九.一四行动（原因主要是他们都上北京去了）所以如果不看人员结构，仅以时间先后来划分造反的早晚是不准确的。且不说八.二三的主力军昆工没有受过什么压制，而云大等各高校的少数派为此曾倍受压制。二是从这几次行动的口号上，八.二三以“我们要见毛主席、我们要到北京去”为主，所谓“炮轰、火烧”，主要也无非是“轰”省委为何不及早组织大学生上北京而已。而九.一四的口号却要响亮、鲜明得多，是在“炮轰、火烧”之外，还要“坚决揭开省、市委阶级斗争的盖子”，可以说从此把云南的文革推向了一个新阶段。三是从影响范围看，八.二三是以昆工学生为主、其它高校少数人、以及昆明冶金工校部分人参加的行动，而九.一四是以云大少数派为主、会同各高校少数派及中学生、工人、干部参加的声势更加浩大、旗帜更为鲜明的行动，对社会的影响要广泛得多，深刻得多！
那些参加了九.一四行动的中学生、工人和干部，一当有被本单位的人认出的，尔后就遭受了严厉的惩罚。而各机关、厂矿单位等，与九.一四行动针锋相对，更是演出了许多“誓死捍卫省、市委”、“用鲜血和生命保卫省、市委”的闹剧，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
看到这里，经历过云南文革的读者，有的难免会怀疑我是否在替九.一四说话而贬损了八.二三。我可绝对没有这种意思，岂但没有这种意思，对文革已经深恶痛绝的我，简直认为什么造反派、保守派，什么官办的红卫兵、造反的红卫兵，什么这一派、那一派……通通不过是毛泽东的炮灰而已。而且应该说，通通都是官办的，哪有什么民办的！哪里允许有民办的！不过要么是这一群官办的，要么是那一群官办的罢了！要真不是官办的，看你究竟能存在几天、几小时？说穿了，无非是这些官办的群众组织去与那些官办的群众组织斗争而已！这些官们通天了、胜利了，拥护他们的群众组织就执行了革命路线，这些群众组织的大大小小的头头脑脑们就可以升官任职、弹冠相庆；哪些官们失宠了、失败了，支持他们的群众组织就执行了错误路线！这些群众组织的大大小小的头头脑脑们就是站错了队，就要被整被斗，这些群众组织的一般群众也就有写不完的检讨，认不完的错。整个文革中，特别是云南省革委会成立后的几年里不正是这样走过来的么。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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