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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红卫兵最听毛泽东的话
10月18日毛泽东第6次接见红卫兵之后，每天都有数万名外地学生源源不断地涌进北京来，北京接待红卫兵的任务显得格外繁重、简直是吃不消了。这就要求已经被接见过的红卫兵迅速离开北京，才可能减轻首都的一些压力。当时北京的原则是，只要能把人送走，送到哪儿去都成，可见情况已经严重到何等程度。
北京体院负责接待工作的同志，每天都捧上一摞摞火车票来找我们。这些火车票，有到新疆乌鲁木齐的，有到沈阳、哈尔滨的，有到上海、杭州、厦门的，也有到广州、成都、昆明方向的……总之，可以任我们挑选，我们爱上哪儿去都可以，只要尽快离开北京就成。
而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要把本地本单位的文革搞好，如果随便到这里那里去，必然是假革命串连之名，行游山玩水之实。我们自己决不这样干，我们也鄙视别人这样干！我们甚至对首批上北京的同学不是从北京直接返校、而是取道上海返校大有意见，认为他们有悖于离校时的初衷。
当我们即将接过直返昆明的火车票时，《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改变了我们的整个计划。
10月22日，大连海运学院15名学生组成的“长征红卫队”以红军为榜样，跋山涉水，历时1个月，行程2000多里，从大连步行来到北京。《人民日报》报道了这一消息并为此发表社论《红卫兵不怕远征难》。社论指出：“大串连是群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伟大创举”，毛泽东“一直是支持大串连的，并且主张把这种革命行动大大推广”。社论号召红卫兵要发扬艰苦朴素的作风，步行串连，深入群众，向工农兵学习。
我们先是从广播中听到这篇报道和社论，然后赶快找来报纸逐句逐段地进行认真学习和讨论。经过讨论，几位志同道合的同学聚到一块来了：主要有我班的龙君、石君、吕君、牛君和我，另外还有比我们低一年级的元君，化学系有位姓名为何玉珠的女同学也要求和我们一道行动。如果同意让这位女同学和我们一道跋山涉水，总会有诸多不便之处，于是我们坚决不答应她的要求，弄得她很难过，还为此哭泣了两次。当她知道我们的坚决态度后，她要捐给我们10元钱，让我们在步行串连途中添着使用，说这也算是她对步行串连尽的一分心意。这真诚的友谊，使我们十分感动，但考虑到她也并不宽裕，我们说什么也不肯收下她捐的这份钱，当时不得不收下后，又很快设法归还了她。
我们同班的其它同学，虽然没有参加我们的队伍，却也十分关心我们的准备工作。特别是有的人，平时一贯以“左”派自居，使人以为他可能根本不知道人情、友爱为何物，此时竟然也透出一股浓浓的人情味来，一再嘱咐我们路上要多注意冷暖，即将来临的北方的冬天，霜雪定然很大……使我们感到很亲切。
云大校文革筹委带队的同学也挺支持我们的计划。他悄悄告诉我们说，他可以为我们开证明写公函，让我们到云南省委驻北京联络站（又称办事处）求得帮助，离开昆明之前云南省委的领导已经告诉他有关地址。他要我们不妨去试试。
我们心里想，这不正是对云大学生保省委有功的又一种关照么！我们真不愿去找，可我们又不得不去。因为我们已经囊空如洗，如果不能解决经济上的一些困难，我们势必寸步难行，那么再雄伟的计划也将无法实施。
持着云大校文革筹委的介绍信，我们顺利地找到地处僻静街道里的云南省委驻京办事处李主任。李主任原先曾任昆明师院的党委书记兼院长，对我们这一行不速之客的造访还满热情，让我们写出借条后，每人借到25元钱和45斤粮票，（这欠帐以后没有任何人向我们追缴，办事处亦已撤消，此事也就不了了之，这是后话。）
我们6人共借到150元钱和270斤粮票，集中到一块后由石君保管。我们6人都没有手表，作为一个集体，没有个计时器很不方便，于是我们集体买了1只7元钱的小闹钟，还买上一把3元多钱的理发剪，这也是很实用的。钟表柜的售货员听说我们买小钟是为了步行串连用，格外热情细心地帮助我们挑选，帮我们选购的小钟真是价廉物美。它走时准确，一直没有毛病，以后一看到这只小闹钟，就使人回忆起那位满腔热情的北京售货员。
我们从北京体院要到一面红旗和一点黄油漆。石君写得一手好字，大家推举他用黄油漆在红旗上写出我们议定的队名：云南大学红卫兵延安长征队。前面的7个字为拳头般大小排于上方，下一行的5个字要大得多。为什么用这个队名呢？因为我们向往革命圣地延安。然而因为用这个队名，后来的行军途中还闹过误会：一些粗心的人往往不注意看上面的7个小字，误以为我们是延安来的学生。
延安曾是我们最为向往的圣地之一。图为我班周君此时在延水河畔的留影
上图为我班马君此时在延安张思德墓前的留影
这支由6人组成的小队，正二八经地选举了正副队长。队长由白族的龙君担任，他是位个子高大的青年，文革前在班上任体育委员，对各种体育活动都能来两下，有较好的组织能力，为人本份、正直，也是最早一批加入学校红卫兵的人。大家推举我为副队长，我推辞道：这么五、六个人的队伍，没有必要设副职了。但最后少数服从多数，只有听任大家的安排。事后我想，大家坚持推选我为副队长，无非是两个原因，一是认为我能热心为集体办点事，二是因为来北京前我是班文革领导小组的成员之一。而这后一点，其实正是当时北京已经轰轰烈烈批判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我们头脑中还未得到彻底肃清的缘故。否则，班文革领导小组的成员恰好不应该再担任长征队的领导了！
红卫兵最听毛泽东的话！经过这么两三天紧张的准备工作，我们即可开始步行串连、雷厉风行地实践毛泽东的号召了！
二、而今迈步从头越
毛泽东在描写红军长征的诗中有道：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红军进行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征时代，我们未能赶上，为此我们常常扼腕叹息：否则，我们要么已横尸雪山草地，要么战死于金沙江畔、大渡河边。如果还能幸存到如今，则可以在各级重要岗位上报效国家，而不至于浑浑噩噩，虚度此生。此前，我们也曾羡慕过当年延水河畔的热血青年，有为解放中华民族而奋斗的历史机遇；如今，毛泽东又给了我们新的机会——我们肩负的是要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世界各国人民！毛主席号召我们：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是在革命大风大浪的锻炼中成长的。我们有一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之前经受磨练的豪情，我们怎能不踊跃前往呢！
10月28日清晨，我们云南大学红卫兵延安长征队从北京体院出发了！我们火红的队旗由高个子的白族青年元君擎着走在队伍的前边，我们成单行纵队紧跟其后。大家步伐坚定有力，体现出胸怀大志的年轻大学生们才可能有的豪情壮志。
当我们的队伍通过天安门广场时，面对天安门城楼和人民英雄纪念碑，龙君率领我们庄严宣誓：我们是毛泽东的红卫兵，我们一定要永远读毛泽东的书，听毛泽东的话，按毛泽东的指示办事，要将革命进行到底！
穿过天安门广场后，我们顺着大道经正阳门、珠市口、永定门、丰台一直往南走。在我们的队伍穿过北京市区的时间里，曾经好几次遇到这样的情况，路上的行人停下来为我们鼓掌致意。特别突出的是有一位中年工人，当他看了我们的队旗，知道我们是云南的红卫兵时，拉住我们问长问短，坚持要龙君记下他在北京的单位地址。他认为，我们一路上必然会遇到许多困难，如果我们需要帮助，可以随时与他联系，他将竭尽全力支持我们。我们在笔记本上记下了他的地址，在心坎上铭记住他的情谊，记住北京人对我们的深情厚谊。我们就这样充满希望、充满憧憬地离开了首都北京！
当我们跨过永定河大桥——即历史上有名的卢沟桥时，掏出挎包中的小钟看看，已是下午3点多钟了。此时已是枯水季节，整个河床除底部稍有流水外，其它地方都是干涸的。尽管如此，宽阔硕长的卢沟桥两边那石雕的栏杆，却也显得十分壮观！呵，这就是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向中华民族又一次发难的地方！此时，匆匆行进中的我们，难以引发思古之幽情，但我们决不会忘记那一段国耻！永远不！
当天傍晚，经过40多公里的行军，我们住到北京郊区的大兴县城黄村。紧靠县城边有个河北农业大学园林分校，当晚我们就住在园林分校。
园林分校负责接待我们的同学挺热情，他一直陪伴我们洗嗽、吃饭、休息，向我们介绍他们学校开展文革的情况和大兴县的情况。他还介绍说，就在我们当天走过的路上，有一个名为“红星”的人民公社，这是颇有名气的中朝人民友好公社。那里机械化程度比较高，社员收入也不错。他建议说，既然是步行串连经过此地，不可不参观一番。
此时如果要参观红星公社，就得走10公里的回头路，往返就得多走20公里路了。我穿塑料凉鞋才走了第一天，脚上就磨了一串水泡，到底还往不往回走呢？经过反复权衡，大家认为，我们长征可不是为赶路而赶路，是要通过步行串连熟悉社会，了解社会。从这样的认识高度去考虑问题，多走点路也是值得的。
第二天吃过早餐后，我们踏上了回头路，走了近两个小时，来到红星公社社委会。社委会主任听我们说明来意后，对我们很是热情，把我们邀进会议室里介绍情况。由于来这里的外宾较多，所以他着重介绍了“反帝反修”斗争的情况。特别是怎样根据所来外宾的政治态度，有针对性地用毛泽东语录布置会议室，从而收到一种在交谈及其它场合难以取得的效果。他指着墙上的一幅毛泽东语录：“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合的余地！”对我们说，这是前些天才挂上去的。因为来的是越南外宾，他们对苏联只讲团结，不敢作斗争，这种中立能持久么。在这里了解到的许多情况，在报刊上是不可能见到的，让我们感到挺新鲜。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原来竟也如人与人的关系、家庭与家庭的关系大同小异：既充满了矛盾、冲突和斗争，又离不开团结、妥协与协调。而平时我们所知道的，只是报刊上提供给我们的极其有限的、冠冕堂皇的那么一点点而已！
离开会议室后，我们参观了养鸡场。养鸡场有4千多只鸡，鸡舍还算干净，但所有操作都由人工进行，看不到有什么机械化设备。至于全公社的收入，由于有规模较大的拖拉机站和社办工厂，加上全公社种植的蔬菜都由市区包购包销，所以每个社员年收入可达5百多元。这在当时的中国农村，算是相当可观的了。联想到云南贫困地区一个劳动日仅可收入几分钱，只能按照毛泽东指示的“农闲吃稀、农忙吃干，瓜菜半年粮”的广大农村生活相比，这里堪称大跃进时民歌所描绘的“人民公社是天梯，共产主义是天堂”了。
参观了红星公社，我们又往大兴方向走，傍晚住到大兴往南20多公里的固安县境内一个名为柳泉的农村。这里有个农业中学，我们就到农业中学寄宿。
我们这个长征队，由于离开云南时没有步行串连的准备，每人只随身带了套换洗衣服，晚上住到哪里，就得临时借行李用。这晚上借到的被子过于单薄，把牛君冻坏了。第二天一早牛君开始发高烧，无法继续赶路了。
怎么办呢？难道大家都停留在柳泉等牛君么？毛泽东诗词中有道：“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我脚上的水泡也肿得越来越厉害了，经过大家商量，决定由我陪牛君在柳泉住下，其它4位同学继续往前赶。待牛君病好后，我和牛君乘汽车与他们在前方的衡水相会。衡水必定有红卫兵接待站，这就是很好的相会处。
就这样，龙君等4人往前走啦，而我和牛君留了下来。牛君在班上学习成绩算得上是最好的那一类，但因家庭出身“地主”，尽管他也积极靠拢团组织，但总也未被接纳，因而思想上常有一种压抑感。那双藏在眼镜片后的目光里，表面看似豁达开朗，细看就不难发现不时会闪出一种难言的忧郁。
我请来农校的医生为牛君注射青霉素针水后，牛君安静地入睡了。闲着没事干，我来到打谷场上参加社员们的打“棒子”劳动。
这里距北京市不过有6、70公里远，可这里劳动条件之简陋，生活之匮乏，使我吃惊不已！打“棒子”劳动，就是把一堆剥了皮的干玉米棒子，用一截榆木棍子猛敲不停，使得玉米粒从玉米棒子上脱落下来。用这种方法干，很长时间也敲不下多少玉米粒来，还有不少玉米粒给打碎了。我敲了一会后，忍不住问身边的一位老头：这玉米是你们一年的主粮呢，还是杂粮？他眯着眼睛看了我一眼，慢吞吞地回答说：这么好的粮还算杂粮，那还有什么可以算主粮！这玉米也只够半年的数，还有半年多得掺和着瓜菜吃哩！他见我不相信，用棍子指着远处的一位老人说：那边的王老汉还当过八路军的营长哩，现在还不是一样成年跟我们吃稀糊糊。
于是我走过去挨着王老汉席地而坐，和他一边敲打玉米棒子一边搭讪着问他真的当过八路么？他说那还有假么，还有证书藏在褥子下边呢。他是负伤后不能作仗了才回家的。我问他现在生活得怎么样？他说，跟大伙差不多呗！他还说，政府原先计划按月给他补助，被他拒绝了。我提出想到他家看看，他说没啥可看的，但后来还是带我去了。他家只有两间极为简陋的小屋，除了床铺、锅灶外，几乎一无所有，他还有个快成年的女儿，此时下地干活去了没在家。我看着这有许多缝隙的破屋问：冬天住着受得了么？他淡淡地回答说：习惯了，也不觉得怎么的。那些通风的地方，过些天找点旧报纸糊起就成。
从他家走出来，我的心情很沉重，在抗日战争中为革命负过伤的八路军营长，如今能拒绝政府的照顾，与乡亲一道过着这么贫寒的生活，真是匪夷所思。不是步行串连，哪能看得到这活生生的社会现实！今后，当我们遇到个人不顺心的事情时，不该多记起这些革命前辈么！
这天晚上，我参加了生产队的社员大会，会议的内容主要由我介绍接受毛泽东检阅的情况和文革的发展情况，然后由我教大家唱了几首用毛泽东语录谱写的歌曲。
这是我觉得近一段时间以来过得很充实的一天！
第二天一早，牛君说他已退烧，可以上路了，于是我俩又踏上了征途。
牛君的病好了，而我的脚却更痛了。水泡破了的地方引起感染一直肿到大腿根部，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就是咬紧牙关，一天也只能走30多公里路。这样，经霸县、任丘县、河间县、献县、从富庄驿岔衡水，按说5天就可以了，而我们不得不走了7天。牛君有几次提出要陪我乘车到衡水，我却坚持要步行。照我的偏激之见，认为步行串连途中如果乘了一次车，那还算什么真正的步行串连！我的这种思想牛君当然接受不了，但他也无可奈何，只有陪着我慢慢走。其间我的思想何尝没有过斗争，每天夜晚当牛君入睡后我都会在接待站昏暗的灯光下学习毛著，而且是用林彪关于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的办法来学。学过之后就会觉得横身充满了无穷无尽的力量。
我当时走路的样子一定十分狼狈，所以每当对面遇到红卫兵长征队时，他们往往都要齐声朗颂毛泽东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来鼓励我。还有几次，公路上行驶的汽车、拖拉机、马车都会主动停下来，要让我和牛君搭车，牛君自然乐意，但我坚决不肯，甚至还说：牛君你想搭车就一个人搭车好啦，我是一定要坚持步行的。牛君当然不可能一个人去搭车，而驾驶员也只有叹息着把车开走。当时我就这么固执得不近人情。这和以后牛君与我们长征队的分道扬镳大概不无关系吧。虽然他没有这么明白地说起过。
但有一次，我终于被迫不过，坐了一会自行车。骑自行车的是一位青年农民，他见我走路的狼狈相后，要我骑上他的自行车往前走。他骑的是一辆崭新的凤凰牌自行车。这在当时全国城乡算是时髦的、甚至是奢侈的交通工具了，车架上带有一大包新衣服，我猜想也许是准备结婚用的吧。他竟然这样信任我，执意要让一个他从不认识的我骑上他的车往前走，他在后边跟着。对红卫兵的这种信任使我很感动。当我一再表示我确实还不会骑自行车，请他不必客气之后，他二话没说，把车架上的那包衣物塞到我手里，把我扶上自行车后架，然后他骑上车带我走。对于这种真挚的情意，实在是却之不恭，只好任他带吧。
北方的马路，笔直而平坦，因而，看他骑车的样子还不太吃力。一路上，他劝我到他家住两天，他会弄草药给我敷好伤口。还说，他家院子里有两株枣树，今年挂果特多，可以让我们吃个够。他所在的村庄，就在大路前方4公路多往左拐不远处。我婉言谢绝了他的好意。这样，到了他需要拐弯的路口时，我下了车，把那包衣物替他放好在车架上。互道再见之后，他骑上车往左边拐去了。这种真挚的情谊，常使我感动不已，也教会我在此后遇到陌生人有困难时，一定要多给予一些帮助。我始终认为，一个人能帮助熟悉的人并不困难，因为今天你帮了他的忙，明天可能他也会帮你的忙，这种感情投资于人于已都不吃亏。而帮助陌生人可就不一样，你帮助他之后，今生今世你们之间可能再也不会相遇了，这种帮助堪称无私的奉献，这种关爱给人的温暖是持久的，这才是最难能可贵的啊！
三、衡水的民主生活会
我和牛君赶到衡水市时，龙君他们已经在此住下有3天了。龙君到衡水市后也病倒了，由元君背负他到医院看病，诊断为扁桃体发炎引发高烧，喉咙肿痛得喝口水也难以下咽，吃不下接待站里的馒头和玉米面糊糊，只想喝点大米稀粥。在衡水这种典型的北方城市，当时要找点大米可真难。难为石君他们分头跑遍了整个衡水市，最后总算找到两斤大米，让龙君美美地喝上了大米粥。
我们在衡水接待站相遇，虽然大家只分开7天时间，但好像已经分开许久似的，互相问长问短，很是亲热。可是没过多久，大家发现牛君言语不多，心神不定。正是一人向隅，满座不欢，大家也就都沉默了。
当牛君外出时，其它几个人问我，牛君是怎么了，我说我也弄不清楚。龙君沉吟着道：是不是因为他病后，我们没有一块等他，使他病后匆匆追赶我们而有意见？石君冷笑道：情况肯定没有这么简单，最好是召开一次民主生活会谈谈吧。
石君在班上算是一位很聪明的人，琴棋书画几乎无所不能，尤其是他的书法和篆刻，在班上是首屈一指的。许多事情，他确实能看得比别人更深刻些，大家都认为他言之有理，于是都同意采纳他的意见。
这是我们离开昆明以来第一次举行如此认真严肃的会议。会议既有往常有的那种一本正经的味道，又有经过串连之后，打破了原有种种顾忌后的随便，基本上都能真正地敞开思想。牛君发言说：当前正是全国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重要时期，而我们长征队几个人，要么以往是整过人的，要么是受过压的，都应该积极投身到本校的大批判中去，去触及各自的灵魂才对。而现在整天就这样在路上走啊走的，客观上是回避了本校的尖锐斗争。他希望我们一块放弃这种步行串连，迅速赶回学校投入大批判中去。但他认为这是无法说服大家的事，那么，他个人决定随大家按既定路线到达兰考后，就要放弃这种步行了。
石君也对我们长征队提出了批评。他指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在我们长征队里是有表现的，比如长征路线的确定，每天的食宿计划等，龙君一人说了算的时候居多，听取大家的意见很不够。还批评我未尽到副队长的责任，时常把自己混同于一般群众了。
元君性格活泼开朗，每当他讲话之前，都要先嘻嘻一笑，露出一口整齐洁白的牙齿来，给人一种挺乐观随和、让人容易接近的好印象。他没有批评谁，只是表明态度说，步行串连是毛、林提倡的，他认为大方向是正确的，（当时最时髦的语言之一就是看大方向是否正确）如果大家继续走下去，他也一定不改变主意。说完这话，又是嘻嘻一笑。他是他们班文革领导小组的成员之一，也是红卫兵，而对牛君的尖锐发言却不置可否。
吕君是宣威人，出身较为贫苦，也是班上最早加入红卫兵的。他的发言肯定了牛君的部分意见，他同意现在是批判刘邓路线的重要时期。但他相信在校的同学们能做好这件事，所以我们可以继续走自己的路。
我的发言，列举了我在柳泉村与群众接触中所受到的教育，说明我们这种步行是能够学到许多东西的。留心处处皆学问，只要肯学习就成。至于学校的大批判，我们可以寄回大字报稿参与。总而言之，我希望能把已经进行的长征坚持下去。
听了大家的发言，龙君有些坐不住了。他先是作了自我批评，承认工作中有不够民主的地方。他要求大家重新选举队长，他本人难以胜任这一工作。
可大家批评归批评，队长还是要他干，他也只好服从。
大家都同意到兰考后牛君退出长征队乘车返校，并经大家讨论后由石君执笔，写出一份我们长征队集体批判云大校党委贯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情况的大字报稿，交由牛君返校后抄贴。大家希望牛君要言而有信，到兰考后迅速乘车返校参加运动，切不可离开我们之后就乘机四处游山玩水，违背我们步行串连的初衷。（后来的事实证明，牛君离开兰考之后，一路上哪儿也没有逗留，径直返校参加运动，并迅速给我们邮寄来了各人在校应有的钱粮。）
接着，我们讨论了以后沿途如何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使我们的步行串连如同毛泽东赞扬过的红军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我们计划印刷一些毛泽东语录 沿途散发，而这是需要花费时间的事。由于我的脚还没有好，大家决定让我乘车到前方的南宫县联系印刷事宜，他们在后边步行赶来。
在北京体院时，云大校文革筹委会带队的同学还给了我们一张已盖有印鉴的空白介绍信，这下算是派上了用场。我填写好介绍信后，找到南宫县委文革领导小组，提出我们要印刷毛泽东语录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想法。这在当时是很时髦的事，于是经过县里安排，作为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县印刷厂完全无偿地为此加夜班干。当龙君他们到达南宫的第二天下午，按照我们选定的内容，南宫县印刷厂已给我们印制出7万张毛泽东语录卡片。卡片纸质厚实，颜色呈粉红，语录的四周还套了一道小五星镶成的花边，下方还有云南大学延安长征队的落款。所有这些，都使我们很满意。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没有让我们花费一分钱，就把事情给我们办好，为此，我们用大红纸写出感谢信，对南宫县文革小组、县红卫兵接待站和县印刷厂，表示了由衷的感谢。
此后在南下途中，我们不断地把这些语录卡片散发给沿途遇到的人们，特别是那些在公路两边扫树叶的农村孩子们。据说他们每天扫几筐落叶回家，就可以作为烧火做饭的燃料。看到这些孩子们津津有味地大声朗读我们送给的卡片，我们很是高兴。
从南宫县出发，我们经清河、临清、馆陶进入大名县。计划到濮阳县后，从濮阳古渡口乘木船渡过黄河进入山东省的东明县。
在地图上不难看出，如果我们从南宫出发，经威县直插馆陶，路线要直得多，为什么我们要绕临清这条弯路呢？因为那里有个东留善固大队，大队党支书吕玉兰，当时是全国著名的学毛著积极分子，已当选为中共中央后补委员，荣获了许多称号，我们决定绕道到她那里学习、取经。
我们在东留善固大队住了一宿，这里没有接待站，我们被安排分散到社员家里食宿。我的房东饭后在与我的闲谈中，曾很自豪地向我介绍说：抗日战争时有个叫赵健民的人是军分区政委，打游击时经常住他家，听说赵健民当过山东省长哩，也不知后来到哪去了。我赶快说明：他现在是云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听到赵的下落，老房东显得挺高兴、挺满足的样子。
这段时间，每天到这个地处偏僻的大队来的红卫兵还真不少，都是来学习吕玉兰的，但许多人都乘兴而来扫兴而去。何以如此？正是人怕出名猪怕壮！吕玉兰出名后，到外地开会和参加各种社会活动的时间特别多，许多人来了都见不到她，能不扫兴么！我们还算幸运，我们进村的头天，她刚从省上开会回来，她在村上呆不了两天，又得上地区去。现在正好让远道而来的我们碰上了，总算不虚此行！我们在心里暗自庆幸；真是心诚则灵啊！
大队领导通知我们，第二天上午吕玉兰将与我们见面，将给我们介绍学毛著的体会。
早上8点多钟，我们来到生产队的打麦场时，那里已经坐有100多名全国各地来的红卫兵了。此后，又陆续来了几十个人，当时的红卫兵真是无所不有，无所不在啊！
吕玉兰的学毛著讲用报告作了1个多小时，主要讲她中学毕业回乡后如何带着大家一道，用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当时称为老三篇）文章的思想，与生产上的困难作斗争，怎样热情地帮助思想退坡的老党员，怎样狠抓阶级斗争……她的讲用，列举了许多数字和典型事例。虽然她手中持有稿子但她却很少看稿子，能滔滔不绝地讲，正是熟能生巧。由于她讲得多了，已经成为一位有经验的讲演者啦。
看上去她有25岁左右，短头发剪到齐耳根，一身道地的北方农村姑娘打扮，使她显得很有精神。她的语言朴实无华，比起以往我们听到的过多堆砌华丽词藻的学毛著讲用，要中听得多。
当天中午，我们离开东留善固大队，继续南行。
四、禹王集造反
这天早上，天还没亮我们就离开接待站，我们计划赶出10多公里路后才吃早点。
我们走出10多公里后，终于饥肠辘辘地进入一个名叫禹王集的小镇。路边正好有块“国营禹王集工农小吃部”的招牌，店里刚出笼的白面馒头散发出诱人的清香，让人馋涎欲滴。负责全队钱粮的石君抢上前去，准备为大家买些馒头。谁知一位精瘦的中年伙计把粮票退回给石君说，这小店卖的是议价食品，不收粮票，但要多收一点钱，即不收一两粮票而要多收4分钱。
我们七嘴八舌地说：我们是红卫兵，粮票按月有份，钱却不多，请他还是收下我们的粮票，少收一点钱。
这瘦子连说几声不行之后，把头扭向一边，再也不耐烦答理我们了。而一当另有人来买馒头时，他才又转过头来做生意。
这时，从后边又来了一队红卫兵，从队旗上看，是天津南开大学八.一八红卫兵长征队。提起这八.一八还颇有来历哩。据说，当初南开大学的学生造反受压，决定步行进京反映问题，中共中央文革闻讯后，派出列车到杨村车站把大学生接上火车，说是毛泽东派车来接的。大学生们欢声雷动，高呼着毛主席万岁、无产阶级文革万岁的口号进了北京，接受了毛泽东第一次对全国各地师生和红卫兵的检阅。这天正好是8月18日，为纪念这个特殊的日子，他们把造反组织定名为八.一八。他们头晚和我们住在同一个接待站时曾相互问好，此时也是空腹赶到这儿来准备用早餐的。当他们得知这儿只卖议价馒头，不收粮票时，纷纷责问瘦子怎能如此。那瘦子只好又耐心解释说，他们的面粉是议价从自由市场买来，而不是国家供应的。他们的小食部是自负盈亏的钣店，历来不兴收粮票，红卫兵又怎能特殊呢！
我们一听自负盈亏的提法可就上火了，这不是早已被批判过的修正主义的“三自一包”（即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包产到户）的货色么，这里居然还有人在搞。于是我们队伍中有人大声说，这是搞资本主义一套的黑店，应该砸烂他的锅灶！这瘦子一听可气坏了，高声嚷嚷道：“有种的今天就来砸吧，锅灶全在这儿哩！不敢砸的是孬种。”他用手指了指里面。屋里的一口大锅里，汤水正翻滚着，水蒸汽弥满了整个屋子。
我们被他的态度激怒了！此时的红卫兵，说成是天之骄子也不为过，何曾受过这种鸟气。何况现在是两支长征队，正是人多势众。当然我们心里也清楚，那黑不溜秋的锅灶不宜砸，那不过是我们的气话罢了，但总要整治这个瘦子一番才行。
我们七嘴八舌地改口嚷道：我们要砸的是你这挂羊头卖狗肉的“工农小吃店”的牌子，要砸的是藏在你头脑中的专门经营资本主义货色的锅灶！
南开大学的一位高个子红卫兵（后来才知道是他们的队长）抢上前一大步，一把扯开盖在馒头上的白纱布，号召大家说：大家自己动手，来吃馒头呀，吃饱后咱们再用平价算还给他钱粮。此时大家又饿又气，谁还顾得了许多，于是一踊而上，抓起馒头就大吃大嚼起来。
这瘦子更是气极恨极，但也没有忘记要数被我们吃了多少馒头。却哪里数得清人数和被吃的馒头数，不由脱口骂道：简直是一群土匪！
听他如此骂人，倒把我们惹得哈哈大笑起来。等我们笑够之后，才突然厉声吼道：你真是吃了豹子胆啦！好啊，你竟敢骂毛主席的红卫兵为土匪，今天非要你说个清楚，不死也要让你蜕层皮！
这瘦子一看这阵式，有点傻眼了，一会看看这个，一会又看看那个。红卫兵的厉害，他大概早已听说过，正不知今天会怎么被收拾！
南开的那位揭纱布的大个子上前两步抢到瘦子面前，指着他的鼻尖呵责道：本来，我们吃完馒头就会按平价算回给你钱粮，一分钱一两粮票都不会少你的；既然你骂我们是土匪，那这钱粮可就不能交给你了，我们交到你的县委书记手里去。
我们在店外排好队伍，前边是两面队旗，后边排成两行纵队，我们已经走出了几步，有的同学突然提出说：光我们去怎么行，得把这块“国营禹王集工农小吃店”的牌子也带去。又有人说，仅仅这样也还说不清，应该把这瘦子也带走。于是我们的队伍又停下来，有的上前把店牌摘下来，有的进店把瘦子扯出来。瘦子直气得脸色铁青、横身颤抖，口里还不服气道：去就去，你们白白抢吃了我的镘头，难道反而怕你们不成？
我们就这样走了一会后，石君提议说：这招牌干吗由我们的人来扛呢？应当由瘦子自己扛才对呀！大家齐声道好，于是不容分说，原先扛招牌的那位南开同学便把它压到瘦子的肩上。
气嘟嘟的瘦子走得挺快，扛着又长又宽且极厚实的店牌一下子就蹿到我们队伍的前边去了。擎着红旗的元君笑嘻嘻地对瘦子说：你想和红卫兵较量谁走得快么？那你还差得远呢！你刚走几步算啥英雄，咱们已经从北京走到这里。咱们要走的路还正长，还看不起和你拼这几里路的速度呢！元君明明是在骂瘦子，却还一直笑嘻嘻地、细声慢气地说话，且眼角眉梢满是笑意，真是有趣极了。大家忍住笑，喝令瘦子走慢点。瘦子无奈，只有放慢脚步。
不一会，瘦子赌气落在我们队伍后边一大段路，慢腾腾地拖起碎步走，我们只好停下步子来等他。南开的一位女同学问他：磨磨蹭蹭地落在后边，难道是想悄悄溜走么？这下子，把个瘦子弄的走快也不成，走慢也不是，只有闷着头乖乖地紧跟在我们队伍后边。
这样走了一会后，又有一位戴眼镜的南开同学发话道：这瘦子紧跟我们的队伍算个啥，难道他有资格和红卫兵排在一支队伍里走么？何况他骂大家是土匪，他也不宜与我们这群“土匪”为伍呀。 怎么办呢？有人提议说，我们的队伍靠路的右边，让瘦子走在路的左边，岂不就可以了么。于是，我们又喝令瘦子与我们的队伍并排地走到公路的另一边。这样走了一会后，又有人提出，我们是左派，瘦子是右派，走路怎么能走在我们的左边呢，他只能走在我们的右手边。于是又让他走到我们的右手边。经过这么几次折腾，瘦子原有的傲气已经一扫而光，显得晦气极了，懊丧极了。
我们就这样走着，互相交谈着各自学校文革的情况和长征的路线和计划。不时侧目看看瘦子扛着招牌不紧不慢地走在我们队伍右边的狼狈相，大家都忍俊不禁，不由得意极了。
正走着，迎面来了个骑自行车的胖子，看上去年龄有40多岁。想必他和瘦子熟识，见瘦子扛上店牌赶路好生奇怪，就下车来问个究竟。当他听过瘦子委屈的叙述后，不由脱口骂了句：没有见过这样的红卫兵！说罢就要翻身上车而去。可我们怎能容忍他这样骂人。当即一把扯住他的车架，喝令他道：你还没有见过我们这样的红卫兵么？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吧。你必须跟我们往县里走一趟，看看县委怎样解决这个问题！
胖子一看势头不好，连声说他还有急事，就想一走了之。我们哪肯轻易放过，抓住他的衣领，一把掏出他上衣口袋里的工作证来看，见是禹王集供销社的干部，我们冷笑着强迫他一定得跟我们走。
这胖子自认晦气，只有与瘦子并排跟我们往前走，胖子骑上自行车慢慢地蹬着。吕君见了嚷道：不能让这家伙骑车！咱们都是步行，他却骑车！哪有这种道理！于是大家呵责他只能推上车走。又有一位南开的同学顺手把他他自行车后轮的汽门芯给拔了。
两队红卫兵边走边谈，谈得很是投机。胖子和瘦子也在边走边谈，只是声音放得极低。不知什么时候，乘我们不注意时，胖子骑上后轮已经癟了的自行车溜回禹王集去了。我们有的人后悔道，当时应该把自行车前胎的气也放掉，看他还能逃跑不！
来到县城后，我们先找到县委办公室，把瘦子交给办公室主任，表明我们想见县委书记和县长的意思。
办公室主任告诉我们，大体情况他们已经从禹王集打来的电话中知道了，（显然是胖子已经打电话向县委汇报过了。）县委十分欢迎我们外地红卫兵来帮助本县找问题、闹革命。现在县领导正在开会，晚上就和我们见面。
那瘦子还想讲点什么，还没开口就被主任给呵斥住了：你还有啥好讲的，你对红卫兵的态度很成问题，才让小将们生气了。你好生反省自己的做法和态度去吧！
晚上，县委书记和一位副县长把我们两支长征队的全体同学请到县委会议室里。当我们把事情经过讲了一遍后，颇有心计的石君还掏出一个馒头请县委书记看看：这么一点馒头有二两粮的份量么？那位主管财贸商业的副县长把馒头接在手里掂了掂，口中连声说：这份量是不足，是不足点！
当我们把早上所吃馒头应交的钱粮交到县委书记手中时，县委书记把龟缩在角落里的瘦子好生数落了一顿：你耽心红卫兵会白吃你的馒头，毛主席的红卫兵是这样的人么？你们这些人，成天只知道做生意赚钱，眼睛只会盯着钱看，一年到头不读书、不看报，犯了错误都不知道。你点点钱粮，人家少交一分了没有？
那瘦子哪里还敢认真去清点钱粮，只是忙不迭地点头弯腰向我们赔不是。请我们原谅他也是贫苦人出身，过去没上过学，缺少知识，不要和他一般见识。与早晨盛气凌人的态度相比，真是判若两人了。
县委书记见状对瘦子说：好吧，你先下去反省着，你的问题，还有供销社那个干部的问题，我们以后再研究怎么严肃处理。现在让我们向红卫兵小将汇报我们县上开展文革的情况。瘦子点头躬腰、唯唯连声迅速退下。
接下来县委书记除了介绍开展文革的情况外，还向我们介绍了县上由于前两年受灾严重，一些工作上不去，经请示上级后，在饮食部门搞了一些自负盈亏的经营。这种饭店全县约有40多家，今后准备逐步纠正云云。
我们则用中共中央首长讲话的精神，分析搞自负盈亏可能会滋生资本主义的大道理。希望他们不要再犹豫观望，应当迅速加以纠正。
县委书记说，县上正在召开三级干部会议（指县、公社、大队三级）他邀请我们第二天都去听听大会发言，以便多了解情况多提意见。
考虑到我们走了一天路，一定累了，这个会进行不长时间就散会了。当我们回到接待站后正准备休息时，那位主管财贸的副县长到接待站看望红卫兵来了。尽管在这个接待站住的红卫兵有百人以上，但他重点看的是南开和我们云大两个长征队。他不断嘘寒问暖，问我们生活上可缺啥？
南开的同学们说，他们啥都不缺，因为他们是从本校出发进行长征的。而云大的同学是从北京长征，困难一定很多。于是副县长一再暗示我们，只要我们提出要求，县里可以给我们每人补助一件棉衣，补助一部分钱粮。（大概他看见我和吕君的棉衣都太破，已露出许多棉花的缘故吧）。当时我们在经济上确实已有危机，我们让牛君给我们寄钱粮的地址是武汉大学接待站。如今远水解不了近渴，如能额外得到补助，当然是再好不过的事情。
但我们决定不要这个县一分一厘的补助，这个思想我们是明确的。我们要有红卫兵的志气！因为我们刚刚造了县上的反，紧接着又接受其补助，岂不会玷污红卫兵的光荣称号么！（应当承认，由于我们是一个集体，何况还有天津南开大学的红卫兵长征队在旁边，如果是我一个人处此环境，或者说我们队伍中有谁首先提出愿意接受资助，那我或许会接受或立即会附合的。因为和众人相比我的确太穷了，真是有点人穷志短的味道啊）。
我们婉言谢绝了这位副县长的好意，但副县长大概是奉了县委意图来的，一再坚持要我们接受补助，大有不完成任务决不罢休的意思。南开的同学也在一边鼓动我们接受。后来，这位副县长得知我们都不准备参加县上的三干会，不会对他们正在进行的三干会有任何威协且第二天一早就要离开南宫县南下时，他的眼睛里，闪过一丝不易觉察的喜悦的火花。他不再坚持给我们补助了，又寒喧一会后，他轻松地离开了接待站。
第二天一早，我们和南开队相约上路了。路上，我们议论起这位副县长的态度，大家都认为，开初他坚持要给我们以补助，是以为我们会在县上参加三干会闹几天，会造他们的反，会给他们造成麻烦。于是想用物质利益把我们的口堵住；后来不再坚持这样做，是因为得知我们第二天一早就要离开县城的准确消息，说明对他们已经没有威胁，他们无须太客气了。咳，这些当权派如果不是心中有鬼，何必如此用尽心机呢！只是我们哪有精力去和他们斗法哟！
南开队的同学们知道我们的钱粮即将告罄的窘境，很是同情我们，责怪我们过于老实。但他们也很能理解我们的心情，于是提出由他们支持我们一部分。“这是红卫兵之间的友谊，可不同于当权派的收买”，南开的大个子说。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他是长征队的队长。我们谢绝了他们的好意，都是穷学生，用了他们的，势必造成他们的困难。
同路一程后，由于两个长征队行走的路线不同，他们要往东南方插山东冠县和阳谷方向，我们要往南插南乐县和濮阳。于是互道珍重后分手了。
如今，禹王集造反已事隔近50年，我对当年禹王集的那位经营者表示忏悔，也向禹王集供销社的那位干部致歉！我们这些红卫兵的蛮横与霸道对他们造成了不小的伤害。历史已经证明，他的经营方式是正确的，而且他已经走在了历史的前头！当然，那两位当年的县太爷，对红卫兵的卑躬屈膝与实用主义，以及对属下的压制，至今也让我看不起。套用一句毛泽东的名言就是：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五、黄河边聚集了一群红卫兵
我们到达濮阳县城时，已是下午4点左右。听说濮阳县城离濮阳古渡口还有近20公里路，是在县城住下呢还是继续往前赶，我的意见是就在县城住下算了。但其它人都希望能赶到黄河边，在中华民族的摇篮——黄河边住上一个夜晚，一定会别有情趣。于是我们又继续上路了。天黑后，我们来到名为龙王庙的小村子。听说这里距黄河边还有5公里左右，我们打算继续往前走。但龙王庙接待站的人告诉我们，从这里到黄河边已无人烟，我们只好在龙王庙接待站住下。
当天在这里投宿的红卫兵有50多人，其中有10多人的一支队伍是从黄河南岸过来要到北京去的。他们知道我们是从北京来的后，一个劲地打听毛泽东什么时候还会接见红卫兵，他们还赶得上么？殷殷之情，溢于言表。其实我们又哪里知道究竟呢。不过也只能鼓励他们说，会赶得上接见的，但步子得加快一点才行。他们听了大为高兴。
夜里，听到隆隆的响声，开始我们还以为是雷声，后来听其它红卫兵讲，这就是黄河的涛声。这涛声时高时低，时有时无，引发了我们的几多情思，使人难以入睡！
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接待站里就热闹开了。这里没有电灯，几盏马灯却也把院子照得通明，大家都纷纷起来赶路了。当我们踏上大道时，天上的月亮还发着清冷的光，把路两边草地上的浓霜照得冷幽幽的，冷风送来透骨的寒意。走不了多久，已经能清楚地听到黄河轰隆轰隆的涛声了。
这里的景观与昆明真是大不相同：因为是平原，这里的天显得特别地高，月亮也显得分外地小；因为是北方，虽然季节还只是初冬，但霜已显得特别地厚、格外地冷；因为是走向远离家乡的称为中华民族摇篮的黄河之滨，心情显得格外地新奇而庄重。
到黄河边后，天光大亮，看得清那浑浊呈黄褐色的黄河水了。
黄河边上渐渐聚集起几十个红卫兵。这些人来自不同的省份，渡河之后要去的方向也各不相同，但一个共同的革命理想，把大家聚一到一块来了。这个理想，在当时就是要将文革进行到底，要建立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
我们这群萍水相逢的红卫兵，面对着排山倒海、汹涌澎湃、哗哗向前的黄河图景，沐浴着从上游吹来的强劲北风；猎猎的队旗被风扯成平展展的一片。我们聚在一面面红旗下，唱起了悲壮的《黄河大合唱》：黄河之滨，聚集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儿女……这歌声，这情景，使我们眼眶含满泪花而不能自己！中国今天之革命、明日之希望，不正担在我们这一代青年的肩上么！
唱得累了，饿了，我们把队旗插在柳丛中，开始到河滩上农民已经秋收后的地里寻觅。寻找那没有被挖尽的小胡萝卜，在浑浊的河水里胡乱洗洗就大嚼起来。此时，这算得上是给大家充饥的美味佳肴了。
等了1个多钟头后，渡船顶着风浪，从对岸艰难地一点一点地向我们靠近了。我们默默地注视着渡船上吃力撑篙的两位老梢公。他们长年经受黄河上的风吹日晒雨淋，皮肤黑得发亮，在高高卷起的衣袖下，露出一块块隆起的肌肉和一根根突出的青筋，这是力量的标志啊！我们内心充满了崇敬之情！
渡船把一排排浑浊的水波推向岸边，这些浑浊的水波又迅速地翻转身急忙退去。渡船上载来了一队队红卫兵和过往行人，以及他们的货物和几辆自行车。
对岸来的人和货物卸下后，我们立即上船。两位梢公又一刻不停地把船撑离岸边。
船到中流，风浪显得特别大，浑浊的浪花不时飞溅进船里，打湿了我们的衣服鞋袜。但我们满不在乎，我们为黄河的雄浑伟岸折服。我们站在船头，时而远眺黄河的上游，时而远眺黄河的下游。我们放声朗颂毛泽东的诗词：“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我们手挽着手，此时在我们的内心，充满了对狂风暴雨的渴望，充满了对旧的一切的愤怒的力量，也充满了年轻人热情的火焰和对胜利的向往！
木船在黄河中流的漩涡里打了两个转，才从漩涡中艰难地挣扎出来，继而平稳地驶向南岸。在黄河中流时，老梢公也曾因紧张劳作弄出一身大汗。只有我们满不在乎，巴望着在黄河中多呆一会才好。
上了南岸，登上高高的黄河大堤。河堤上种满了郁郁苍苍的老柳树，河堤外有一长洼积水，据说那是旧河道所在。当天下午，我们投宿于山东省东明县城接待站。
第二天，我们来到河南兰考县的涸阳镇。又用了半天时间，我们来到向往已久的兰考县城。兰考是当时全国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生前工作的地方。到这儿来学习的红卫兵特别多。焦裕禄生前的助手前县委副书记张钦礼，此时任兰考县委书记。为满足红卫兵学习焦裕禄事迹的需要，兰考县委安排了几位当年与焦裕禄接触较多的老贫农，让他们向大家介绍焦裕禄的动人事迹。几位老贫农怀着对焦的深切的感情，每向红卫兵讲述一次就要痛哭流涕一次，台上讲的人哭了，台下听的人也是一片抽泣声。没过几天，几位老贫农早已弄得眼睛红肿、嗓子干哑。我们原先就认真学习过焦裕禄的事迹，如今身临其境，听了老贫农的介绍，参观了焦裕禄生前工作过的办公室和简朴的宿舍，亲手抚摸了他为减轻肝痛而用钢笔抵通藤椅的窟隆……看着县委办公大院简陋的平房，我们感受良多。如果我们全党全国的干部，都能像焦裕禄这样廉洁奉公，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又何必搞什么文革呢！只可恨嘴上满口马列、行动上另搞一套的各级党政官员太多，而像焦裕禄这样名符其实的人民公仆太少太少！
就一件小事，也曾引发过我们的一场讨论。事情是这样的，文革前对焦裕禄的通讯报导中，有一个细节写焦裕禄去世后在他的床头发现有一部毛选和一本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报导说这是焦裕禄病重后仍爱不释手的两本书。而我们在兰考了解到的实际情况是，焦去世后在他的床头只发现一本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种违背真实的通讯报导应当怎么看？有的说，文艺作品本来就应当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这样才更具有教育意义。何况像焦裕禄这样的好干部平时肯定是最爱读毛选的，只是病重时没有放在床头罢了。也有的说，通讯报导的生命就在于真实，如果可以凭空增加，让人知道有假，还有什么教育意义可言。双方各执一辞，谁也不能说服谁。
焦裕禄遗言有道：生前他来不及和兰考人民一道把全县的沙丘治好，死后就把他葬在沙丘上。他要看着全县人民是如何治好沙丘的！何等悲壮的遗言！何等高尚的情操！
兰考人民遵照他的遗愿，把他的坟墓葬在县城外的沙丘上。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登上沙丘祭奠这位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我们的经济已经困难得没钱买一个现成的花圈了。我们分头做准备：石君负责找纸笔，牛君和龙君准备竹片和麻线，我和元君、吕君负责准备可以扎花圈用的松柏枝叶。
此地栽种最多的是焦裕禄生前提倡种的泡桐树。时进初冬，泡桐树的叶子已经落尽，只剩下光秃秃的枝干。县城里根本见不到松柏一类的树木。我们只有到郊外去找。郊外铁道的远方有几棵墨绿色的树影，那大概就是柏树一类的树木了，我们欣喜地往前赶去。
走了2公里多，果然见有4、5株柏树兀立于铁路边，树干有小桶般粗细。我和元君分别爬上几株树，让体质瘦弱的吕君在下边收集我们折下的柏枝。柏树枝既结实又有韧性，我们没有工具，全凭双手去攀折，很是费了不少劲，才弄了一些下来。
因为这是铁道边的树，树叶上积满了煤烟和灰尘，把我们满身满脸都弄得黑糊糊的。元君是位挺开朗的人，见我满脸黑灰，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由于他的脸也是黑糊糊的，把他本来就白亮的牙齿衬得更白了！我也忍不住笑道：你光知道笑我，你也不比我好多少吧。吕君没有上树，自然显得干净些。他让我们歇着，要一个人把柏枝扛回去，我们不让他扛，反正我们的衣服已经脏了，何必再把他也赔进去呢。我和元君一人扛一些，3个人有说有笑地往县城走去。
回到接待站后，龙君、牛君和石君早已把花圈的架子扎好，还制成几朵纸花，石君正在书写硕大的“奠”字。我们把灰蒙蒙的柏枝用清水一洗，登时露出水灵灵的翠绿色。大家一同动手，很快就扎成一个漂亮的花圈。
上图为1966年12月初我们长征队在焦裕录墓前留影。前排左为队长龙君，右为元君。后排从左到右分别是牛君、吕君、石君和作者。（其中元、吕二君已因病去世多年）
真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天中午，当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把我们自制的花圈献到沙丘上的焦裕禄墓前时，其它那些由红卫兵花钱买来的花圈全都显得逊色多了。
在烈士墓前，龙君带领我们学习毛著《将革命进行到底》。他的用意是，要我们把步行串连走到底。其实，除了牛君之外，这不也正是我们共同的心愿么！我们共同向焦裕禄的英灵宣誓：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当天晚上，我们把牛君送上到郑州的火车后，接着就去拜访焦裕禄的遗孀徐俊雅，请她在我们每个人的笔记本上题词。她给我的题词是：让我们都向焦裕禄同志学习，永远做毛主席的好学生。据她说，焦裕禄生前最爱看的两本书就是毛著和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临去世时枕头边放着的是《论修养》，为了有利于宣传学毛著，报道时改为床头上放的是毛著了。当时我们对这种报道方法也满习惯，不以为有什么问题：宣传要为政治服务，为宣传毛思想服务！许久后想起这件事，才觉得当时的政治以及所谓为政治服务，可以不顾事实，真是荒唐得很！
由兰考往南，我们经杞县、太康、项城、新蔡、息县后，进入湖北省的罗山县，继而经过湖北的红安县境，再穿过黄陂县后进入武汉。其间，有时我们所住的接待站里没有行李，5个人好不容易借到两床被子横着盖。垫的是光木板上放一层薄薄的麦秸，顾得了盖上身却顾不了盖下身，挤着缩着取暖。不知怎么搞的，5个人睡一宿下来，原先铺得虽然很薄但还算均匀的那层麦秸，经过一夜的翻动，竟聚成了一小堆，堆在5人睡的木板中间，几个人其实都睡在了光木板上。也有时，天黑了我们还在赶路，华北大平原的路与南方不同，路和两边的田地几乎一样平，很少有沟呀坎的。在漆黑的夜晚赶路，什么时间误走岔到田地里也不知道，还是走啊走的，最后只有见到哪里有灯光就往哪里走。这样才最终走进村庄，用旗杆当打狗棍，边往前走边打狗。找到生产队长后，草草地弄点吃的，胡乱倒上一宿，第二天清早又起来赶路。
由于气候、水土不服，我们每个人途中都生过病。至于我的脚痛，到杞县以后才算逐渐康复。论吃的，只有进入湖北的罗山县后，才见到了久违的大米饭。进入湖北后的第一餐大米饭，我们每个人都胃口大开，吃得特别多。而在进入湖北以前，有时吃几块红薯、一两个窝头就抵一餐是常事，如能吃到馒头或面条，就算不错了。
我们到达武汉之前，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用中发（67）40号文件发出停止串连，在全国各地串连的大中学师生应立即返校闹革命的通知，该通知已在各地接待站广为张贴。该通知称：“几个月来，广大革命师生热烈响应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号召，进行步行串连，得到了极大的锻炼，促进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更加深入、广阔的发展。当前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展开了夺权斗争。外出步行串连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应当回到本地学校去，参加这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决战。
“目前北京、韶山、井冈山、瑞金、遵义、泸定桥、延安等革命圣地以及大寨，由于前去的革命师生过多，拥挤一起，天气寒冷，食宿、交通安排极为困难，也影响了当地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有的地方还发生了传染病，影响了革命师生的健康。这些问题，急需加以解决。
“为此，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
“一，长途步行串连，在全国都停止。已经到达目的地的步行串连队，凡停留时间超过三天到五天的，请迅速返回原地。在县以内进行步行串连，也要防止过分拥挤，北京、韶山、井冈山、瑞金、遵义、泸定桥、延安等革命圣地以及大寨，一律停止前往串连和参观。
“二，步行串连队在返回的时候，原则上应当步行。目前，为了使远离本地五百公里以外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迅速回到本地本校闹革命，参加斗、批、改，实现革命造反派大联合，进行夺权斗争，在十五天内也可以免费领取直达票乘坐火车和轮船。不靠铁路沿线的，应当步行到邻近的铁路线上乘坐火车。
“三，为了响应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节约闹革命的伟大号召，发扬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优良作风，反对经济主义，防止铺张浪费，步行串连的革命师生，在串连和回程期间的伙食费、市内交通费，一般应当自理，粮食定量可适当增加。宣传费、医药费只在必要时可给予少量补贴。
“四，来北京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凡是吃饭未交费的，自二月八日起一律交费，不再免费。
“本通知可在全国城乡各有关单位和地方张贴”。
我们到武汉大学住下后，很快就从接待站收到牛君替我们寄来的300元钱，我们立即从邮局汇出我们向太康县接待站借过的100元。
我们在武汉逗留了4、5天。其间，我们到一些高等院校看大字报就用了不少时间，以此弥补在这段步行串连期间我们对形势发展认识的欠缺。我们得到的突出印象是，对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批判，以往的大字报是用“×××”的符号来代替，现在已经直呼其名，说明运动又往前深入了一大步。
关于刘少奇的问题，各高校和机关都有全文转抄的中发（66）540文件。文件转发了刘少奇10月2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前已提及），已经把刘少奇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关于小邓小平的问题。最有份量的一篇大字报是全文转抄的中发（66）541号文件，文件转发了1966年10月2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其中邓小平认识到“在十一中全会中，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就是炮轰的刘少奇同志和我两人的司令部……毛主席的这一炮打得很准，打中了我的要害……我这次犯这样严重的路线错误，当然不是偶然的，这有思想的根源，也有作风的根源……没有跟好主席，学习毛泽东思想很差，是与我的严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作风是密切相关的。长期高高在上，做官当老爷，下去得少，同群众接触少，同干部接触少，同负责同志之间接触也少，对待工作不够谨慎，没有认真地向群众做过调查研究工作，日常解决问题的方法又很简单，有时还很生硬。这就只能把自己置于非常闭塞的地位，发展了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这样，在我的思想和工作中，不可避免地常常犯严重的错误……这次犯路线错误，是一次自我大暴露，证明我是一个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小知识分子，是一个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改造的人，是一个没有过好社会主义关的人。现在初步用镜子照照自己，真是不寒而栗。以我现在的思想作风和政治水平，担任中央领导工作，对党对人民的事业是不利的。我自己应该深刻反省，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努力改造，努力改正错误，保持晚节，力求做一点有利于党和人民的事情，以求补过于万一。”
看过这两篇篇大字报后，对我们的震动是很大的。
我们也看了毛泽东在1966年10月24日的中央工作会议汇报会上的讲话：“有什么可怕呢？你们看了李雪峰的简报没有？他的两个孩子跑出去回来教育李雪峰说：‘我们这里的老首长，为什么那么怕红卫兵呢？他们又没有打你们，你们就是不检讨。’伍修权有四个孩子，分为四派，有许多同学到他家里去，有时十几个人，接触多了，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觉得他们很可爱。自己要教育人，教育者先要受教育，你们不通，不敢见红卫兵，不和学生说真话，做官当老爷。先不敢见面，后不敢说话。革了几十年的命，越来越蠢了。少奇给江渭清的信批评了江渭清，说他蠢，他自己就聪明了吗”？毛泽东还说：“学生有些出身不太好的，难道我们出身都好吗？”
大字报也传抄了周恩来在11月27日于人民大会堂接见全国各地在京革命师生代表时讲话，关于串连问题他说：“今天《人民日报》讲了，暂时停止乘车到北京串连，等明年春暖后，再组织未来北京的大中学师生、未见毛主席的来京串连，冬季进行徒步串连的试点，明年春天推广”。
为了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停止串连的通知，我们经过讨论，一致决定改变原先计划在武汉休整几天后就继续步行，经湖南、广西、贵州返回昆明的计划，决定从武汉乘火车径直返回昆明。
正是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当初，我们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进行步行串连。在全国大多数红卫兵南来北往、乘车串连时期，我们从北京出发，经过河北、山东、河南、湖北5个省市30余个市县，历时近1个月，行程1500多公里到达武汉。虽然说不上历尽艰辛，却也一步一步地丈量了这些地方，使我们对人生、对社会、对民间疾苦……都有了初步的了解。如今，毛泽东号召要停止串连，我们得研究该怎么办了。
（待续）
本文经作者或其家属授权发布，版权归作者所有，文责由作者自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