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永红
一枚戒指的故事
我到底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爸当年从天津、唐山这样发达的城市去了张家口地区那个偏僻落后的小县城。
小城有三条河流围绕，白河、红河、黑河。河水的颜色真如其名，白得清澈，红得浑浊，黑得深邃。住在沿河岸的乡镇村庄分别被称为白河川、红河川、黑河川。
我大哥初中毕业后，就去了距县城五十多公里的黑河川一个公社当邮递员，当时被称为“跑信的”，意为步行着走遍有人家住的大村小村自然村，送报纸、信件或偶然的电报。
那该是六一年，大哥十七岁。
公社的邮电所共三名职工，领导、接线员、跑信的。领导和接线员都是当地人，下了班一个回家找老婆孩子，一个回家找爹妈，我大哥每晚就去一个生产队的队部听干了一天农活的庄稼汉们说古（戏中人物、狐仙鬼怪、古代传说等八卦统称为说古）。不点灯，大队没有煤油，摸黑。队部有炕，坐满满的。大哥一般轮不到上炕，蹲在地下一个角落，偶然坐炕沿边。
我大哥十八岁那年，公社所在地的村民家发生了一件事，队部里已经说了好几个晚上。
村里一户包姓人家要将家里二十岁的大闺女嫁到口外去（接近内蒙，俗称坝上或口外），彩礼是两口袋莜面，半麻袋黄豆，一身灯芯绒衣服，一身大绒衣服。在那个年代，这可算是一笔让每个人都羡慕的重礼了！好多人家嫉恨得直跺脚，恨不得把现有的儿子退回娘肚换个丫头片子出来。
可包家大闺女坚决不从，不仅是因为口外寒冷人烟稀少，要命的是那个要娶她的人是位年近半百的老光棍。也是，如此聘礼小后生家里哪能出得起。
包家大闺女嚎哭乞求，寻死觅活，也没有打动父母和她哥哥。眼看着人家就来送彩礼接人了，大队部这些想管闲事的也没有议论出个好法子，大家都认为，包家大闺女虽然不漂亮，可一双如苇席片划开的小眼睛特别聚光，贼亮的。那顺溜的身材配上两条下了臀的大辫子，谁见了都会发出感叹，村里这么好的黄花闺女嫁口外大牲口似的老光棍，可惜！
最后有人建议让包家大闺女先藏起来，接人的来了找不到也奈何不得。藏哪里？这帮人想出了个好地方：我大哥工作的邮电所里，那是公家地方，就算是口外老汉来寻也不敢去公社的机关里寻。
策划到这个地步，更有高人提出，干脆别藏了，就让这位跑信的小周娶了包家大闺女算了。有人将这个决定转告给包家大闺女，这女子一口答应，说是啥都不要，只要跑信的答应立马娶她。
就这样，这位包家大闺女成了我的大嫂，是我们这个大家庭唯一的路里汉（路发音漏，意为乡下人）。她一辈和我大哥还好，我大哥处处听她的。可她让我家再没有安静日子，她一直与我父母、兄妹甚至邻居为敌，一辈子没有融到这个家庭里。我们很少称她大嫂，都叫她黑河小眼。
大嫂可真不是个省油的灯，她、她一家口碑差到十里八村都知道，她爸本名包仁，外号“不是人”，她妈成天瞪着天然黑眼圈的黄眼珠到处吵，村里人称其“黑乌鸡”，她哥哥有些小聪明，能说会道，死人能说活，黑的能说白，大伙都叫他“小薄嘴”。
这样的亲家和不善言说、当了一辈子干部的父母家人发生了多少故事，写四十集电视连续剧不用来虚构的。今天只取发生在包家的一件事，占整个连续剧的一到两集吧。
八十年代中期，大哥利用在邮局工作的方便，联系上了他岳母在台湾的亲表哥，通了几次信后，这位台湾老兵就决定回乡探亲了。
这个事在当时是大新闻，生产队队部里每晚说古的有了中心话题。，有人说这个四十年代末去了台湾的当兵人当时是营长，有人说就一个小排碴子。还有人说他在台湾当大官发财了和蒋介石住一条街，有两套洋房两个姨太太。随着日子的临近，相关故事也达到了顶峰。
深秋的一个下午，穿着西服的台湾老人被县里的小卧车送进村里，人们提前吃了午饭，早早聚在一起等待着和自己一点关系没有的大事来临。
小汽车刚刚在远处的公路上露头，村头便响起了小孩子们激动的喊声“来了，来了——”如没头的苍蝇乱哄哄往村里跑报信，大闲人们忍不住往公路上拥。
包家那三间破旧的小北房里里外外都堆满了人，我大嫂怀抱着我的小侄女吼着人们该靠边的靠边，该上炕的上炕，该远点的远点。快六十岁的“黑乌鸡”手没处放，脚没出站，来来回回转悠得让人发晕，她大闺女吼了她一嗓子才算是安静下来。
炕中央铺了新图案的塑料布，上面摆着七高八低的花茶杯和一个看不出颜色的铁皮暖壶，一堆当地产的山楂和黑枣，一盘平时只有招待客人才有的炒蚕豆。
台湾老人在县里人的陪同下，村里人的簇拥中和老姐姐相见。老姐俩拉着手相互端详，一替一声地“唉，唉”，这唉唉的感叹，叹得他俩不断抹泪，看热闹的也跟着“唉唉”。
老姐姐拉着客人进屋坐下，一些上了岁数的开始你一言我一语地相互印证补充向台湾老兵介绍这些年来他家亲人的经历和归宿。
没觉得时间长就该是做晚饭的时候了。客人要返回县宾馆，晚上有应酬。
直到这时候，客人才打开提包分送礼物，多是糖果小点心之类。得了礼物人没有撤，都想看看客人给他表姐的会是啥东西。台湾老兵从灰白色西装里面的口袋里掏出一块粗蓝土布包着的小盒子，里面是一枚黄灿灿亮闪闪的金戒指！
全屋子柜边站着的，锅台旁靠着的，炕上坐着的都往前凑想看看或摸摸这真金戒指。大嫂的哥哥站在地中央指挥大家不要挤，都可以摸都可以看但是要一个个来。就这样，一枚小小金戒指在村人们或粗糙或僵硬的手上如击鼓传花般传看。
期间，大家的议论和表情让台湾客人哭笑不得尴尬又不自在。大嫂她妈和鸡一样来回转动脖子，黑眼圈包裹着的大眼死死盯着那个她意想不到得来的礼物，两只手随着“击鼓传花”不停在空中下意识地瞎比划，好像那个戒指随时会飞或者客人还会要回去到不了她手中一般。
可意外还是发生了。戒指传到大嫂的哥哥小薄嘴手里时，他突然大喊“掉了！”
满地的人猫腰撅臀跪地寻找，有的还拿起灶台旁的掏灰耙、立在门后的插门闩往柜底下、箱子后的旮旮旯旯一下一下地掏，小薄嘴身体没动嘴没闲着：“慢点，别把金戒指捅出疤！别往里掏，滚进耗子洞就完蛋了！”忙乎了好大一阵子，就是不见这宝贝的踪影，小薄嘴叹了口气说“老话说在树林子里没有福分的人看见人参，可转眼人参还会从眼皮底下窜走，这金戒指太贵重命轻的人承受不起，怕也是它自己走了。”
黑乌鸡一听她儿子的话，咧开嘴就是一声干嚎；“我这命啊！”
我大嫂满脸肃气，一声未吭，她把这一切早看了个明白：都是小薄嘴的鬼把戏，戒指是她哥故意掉地的，之后一脚踩上去就没动，人们乱作一团时迅速拿手里了。
大嫂自从嫁了吃公家饭的男人后，在家地位无人能比。她发话让她妈“别咧咧了，先送客人回城，家里事回头再说。”
台湾客人看着这场闹剧，始终没有说出一句完整的话，只是一堆堆一串串的感叹词。走前站在小卧车旁边拍拍他老姐的臂，楼楼他老姐的背，抹一把眼泪，走了。
当天晚上，这枚戒指就回到了我嫂子她妈的手中，老人家一直把它戴到了棺材里。到底大嫂施了什么魔法从她哥手里要出了戒指，我们问过几次她都不回答，只是用鼻子不屑地哼几哼，最多一句“他那小把戏还想骗本姑奶奶”！（她一直称自己是她哥的姑奶奶）。
据村里人说，那天客人走后，大嫂清场关门，只留下大哥一人，被人称为诡计多端的小薄嘴，不仅顺利交出戒指还给他妹妹下了跪，只是出了他妈的家门没回自己家，找了根绳子直接上后山了。还好，看热闹的还没散净，发现不妙及时前后脚赶到后山，看到挂在树上的小薄嘴，一位有经验的人快步上前堵着小薄嘴的屁股眼，其他人从树上往下卸（据说上吊寻死的人下面不能漏气），把小薄嘴给救下了。
这个故事在生产队队部里，足足流传了好多年，最后到了哪个版本，没有考问过。
想起了我的初中班主任
二00六年我和张芝老师
进入中学的第一天，见到了他，我的班主任张芝老师，担任语文课。
不太喜欢他。三十五六岁，黄瘦，很显老气。高度近视的样子但不戴眼镜，眯着眼看人。左手总加着烟，一根手指被熏得黑黄。
不知他为什么喜欢我，任命我为班长兼文艺委、体育委。
据说，他读大学时，是有名的小才子，拉得一手好二胡，单双杠冠军，并且文章和字写得漂亮。
老师出生在教师世家，父亲是一位有口皆碑、德高望重的老教育家，人人敬重。聊起老话，好像小城里很多人名字都这位老教师起的。
张老师有一位漂亮妻子，眼睛鼻子长得象外国人，眼窝深陷，小嘴微撅，有一头天然带卷、发黄的头发。
时间不长我就喜欢上这位老师了，并且走得很近。
我们几个爱去老师家借书翻报纸，总是看见他和师娘很自然地坐在一起，老师把玩着师娘的一只手，老师的手在师娘的手背上一抬一放，习惯地晃着身体，眯着眼睛看我们翻箱倒柜。
老师的课极好听，每天上学好像就是盼着上他的语文课。他讲课不会只站在讲台上，而是满教室走来走去，桌椅板凳和某个同学的脑袋都是他课文里的道具。记得讲祥林嫂那节课，全班静悄悄没一点声音，只听得老师在角色转换中，声音或高或低或悲伤或急促，大家的眼神像被牵了线一样，张着嘴瞪着眼随着老师的来回走动扭转，甚至听得入神离开座位、或蹲在凳子上而不觉。老师摩挲着一个男生的头“阿毛、阿毛”的叫，那表情和语调一辈子都忘不了。
当时，课文里有很多样板戏选场或唱段，八个样板戏的电影总看，大喇叭里天天唱，我们几乎都能背下来，实在不知道还能讲出什么花样。可无论哪一出，到老师的嘴里保证好听。讲革命现代舞剧红色娘子军时，他讲女主角吴清华前辛万苦到了解放区看到红旗时的一连串动作。他说，假如我们的同学写到这里会写：啊，我为红旗跳舞、我为红旗歌唱！他边说边夸张得手舞足蹈。你们看，他说：吴清华看到红旗双手缓缓捧起，贴在脸上，一串泪水就滚落下来……听他讲这些，不知其他同学如何感受，我想了很多很久，这对我后来的读书写作启发实在是太大了。
他讲课可以讲到大汗淋漓，不太健康的颜面让人感到他投入得有些透支。一次，我眼看着他大滴汗水滚落在面前的教案上，教案上的钢笔字模糊了一片，为此，我专门写过一篇作文，他的评语是“汗滴似要砸透纸张的砸字用得好”。
平日里张老师保守内向低调，不参加学校的大小批斗会，不写大字报，不积极入党，被人们叫做保皇派，而我应了他的宠爱被呼着小堡垒。他当时唯一关系密切的是从上面来锻炼的安老师。这位有来头的英语老师当时二十四五岁，总是玩世不恭、出言不逊，瞧不起他的学生，也瞧不起他的同事。大家都知道安老师的父亲文革前是中央领导人，刘少奇一伙的，农业书上就有他爸爸的名字。有调皮学生上英语课故意把农业书拿出来翻开批判他爸那一页。安老师不屑，张老师肯定会把这样的学生一通臭骂。有老师反应安老师开小灶怕吃苦，张老师总是说“有条件我也知道吃好的”，“他们能在这山沟里待着就很不简单了。”
老师偏袒我谁都知道，可有一次例外，是因为安老师。英语课上我没有听讲，和座位对面的同学写纸条商量晚上去她家还是去我家住的事，安老师假意批评我同学讽刺我：“隔着一条黄河拉拢班干部不怀好意，”“她是怀里揣勺－－称心，故意不听讲你看不出来？”等等。我和安老师一句顶一句地吵起来，一直吵到办公室。张老师象个妈似的安慰他的朋友说我的不是，我哭了，他拍着我的肩膀说：人家是高干，多不容易，爹妈不知道在哪里受罪呢，他在咱这破地方憋着，心里多委屈，你该让着他是不是？我点头。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张剪报塞给我说：行了行了快去吧，别让人家笑话。从那以后，我和安老师之间一直相安无事。
我知道，他和安老师一直保持关系，高中毕业后到张老师家玩，看到他家相框里有安老师和他爱人的照片，那时候安老师早回了北京。
张老师还有一个与众其他老师不同的地方，就是很烦迟到了的同学喊“报告”！他的理由是，你已经做错了事，不能再耽搁我的时间，你喊报告，我还要停下讲课回答你“进来”，烦不烦？你就悄悄溜进来，夹着尾巴坐到你的位置上得了。
我是他的王牌，是他最喜欢的唯一。事过多少年，其他老师及同学提起都会说，张芝老师对我的喜欢超过了对他的女儿。他和我说话时，永远是歪着头、眯着眼，笑呵呵地拍着我的肩膀。他会经常把报纸、刊物上的好文章悄悄给我。
那时一般作文两周一篇，第一周写，第二周评，而他总会暗自多设计一个题目给我，并借每天批改日记的机会写给我很多关于作文的点评，别人的日记上就简单的年月日，我的本子上红刷刷几页，一个本子，基本上是他用一半我用一半。为此，遭到不少同学以贴大字报方式的责问，他如什么也没有发生，该怎样还怎样。一次，作文题为改写一首古诗，我99分，临桌的一位女生照搬我的只改了文中主人公的名字，他仅给20分，还要在全班面前不点名的讽刺。
他对我总是那么那么放心。外地来交流听课、领导检查、两个班一起上大课，站起来朗读、回答问题的总是我，我一直争气。一次，学文言文“愚公移山”，第一课时串讲，解决生字和译文，下课时他说这篇课文按要求是要会背诵的。第二课时，他放好教案，倒背着手走下讲台，路过我坐位时拍拍我的后背，面朝后黑板背对着叫我的名字说：“站起来，给大家把愚公移山背诵一边”。这之前他没给我丝毫的暗示和强调，我敢保证那天除了我没有其他一个人能背诵这篇课文。我站起，几乎没有一个停顿一口气流利背完（到现在我仍能背诵下来）。他神气的点评、同学们惊愕反应，足够我幸福一个星期。
很多事上我们总是这样默契，上面来任务要选一篇好作文上报发表刊登，我会理所当然地为他争光；我所写的一些作文低我三届的学生都知道，我离开了学校，我的名字一直挂在他的嘴边。
他作为我的班主任，可以说是明着偏心、宠爱，同学老师都习惯了。因了他的喜欢和自己对其它科目的排斥，有几次不交数学作业，数学老师告状到他那里：“身为班干部，不交作业”？他不说话，只打哈哈，就是找我谈心也多是哄劝没有批评过。后来我偏科邪乎以致高考受挫。但文科打下的基础，对我一生影响很大。
受他的影响，我写字的笔体像他，笑的时候爱歪头像他，朗诵的腔调像他（他第一次给我们朗读毛主席诗词“九疑山上白云飘”的语调节奏，我一直引用借鉴），就连近视了不戴眼镜眯着眼睛看人也像他。
经过了太多的风风雨雨，一直不合群的他搬离原住地，到一个陌生环境过起了隐居生活。我几乎不知道他的去向。离别近四十年后，在他七十多岁那年，打听到他的住址，我专程去看他。
没想到老师少了夫子气，多了时代感，利索、挺拔，安静、淡然，只是头发全白了。
仍然漂亮的师娘一下子就叫出了我的名字并且眼中有泪花。
我坐在老师的身边拿起他的手看，他知道我在找那熏黄的手指，眯眼一笑说：忌烟多年了。
回首往事双方几次或哽咽掉泪、或开怀大笑。
分手时，他拍着我的肩膀说：“你怎么知道我想你了呢？”
我泪崩。
自己没有做出什么成绩，没有为他争气露脸，感觉愧对老师的厚爱，归来一路眼泪几乎没断……
事过十几年，刚刚辗转找到老师的联系方式，拿起电话，他说：“女女，还记得我啊？去深圳干啥活啊？也当拓荒牛？你可别累着。”
“我事蒙着自言自语呢，一点听不见你说什么了，耳聋耳鸣，有时候像过火车轰隆轰隆当，有时候又是电闪雷鸣一般。也好，书都少看了，不受外界一点干扰。”
“女女，听话！好好的啊！”
84岁的老师表达清晰，声音还是那样独一无二的亲切好听，可他听不见我的声音了。
老师，您保重，等严寒带走瘟疫，我北归去看您！
注：
女女：北方长辈对女孩子的昵称
（待续）
本文经作者或其家属授权发布，版权归作者所有，文责由作者自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