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永红
我的“孙女”及我们红灯记剧组
说起全民学唱样板戏的时代，竟是五十多年前的事了。
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我们正读小学，被从众多同学中选出参加现代京剧“红灯记”的排练演出。三位主角分别由我、青青、和一位刚从外地调入的男孩担任。我扮演李奶奶，青青扮演剧中的孙女李铁梅，那位男孩扮演儿子、李铁梅的父亲李玉和。
青青是一位娇生惯养的干部子女，霸道任性不讲理。但因了剧中的角色，我俩一直要好，穿同样的衣服，吃同样的零食，有同样的小毛病。
那时候我俩都很自以为是，经常随便不上课，一句“排练”就是理由。膨胀的优越感让任课老师无奈，让同学们嫉妒到想揍我俩。而排练时经常无事生非，今天不喜欢拉京胡的马老师，明天看不上从基层学校来的司鼓，老师们越着急，我俩越捣蛋，她不与李玉和拥抱，我不与李玉和握手。我最过分的是一直嚷嚷不会跟京胡前奏起高度，婆婆妈妈的闫老师就把脚踏风琴搬到排练场，要不背着手风琴一边伺候着。可在比较正式的场面演出就忘记这件事了，跟京胡过门没一点问题。
青青比我任性得多，一方面是她就那性格，更重要的是她心里清楚全校再也找不出一个能替代她的，所以经常闹事。
当时扮演“卖木梳的”军，被称为天才演员，也就是十一二岁，但演啥像啥，并且折跟头打把势跳跃翻滚一字马的功夫，比剧团经过专业培训的小跟班们强百倍。但是青青她妈说军是社会上的坏孩子，不能留在剧组，老师说没有合适人选替换时，青青和军互动时像受了多大委屈被侮辱了一般哭闹，老师无奈，只能换成有点笨的卫东（卫东及李玉和、伍长、特务乙的扮演者都是驻军子弟，他们只是姓不同，名字清一色都是卫东卫彪）。而卫东和我的合作实在是不愉快，每次排练都吵架，我还几次哭闹罢拍。剧情是“卖木梳的”特务鬼鬼祟祟上场，李奶奶没有举红灯而是用煤油灯试探接暗号时，乐队鼓师要敲出“嘟——仓”，“仓”字响了后“卖木梳的”才能转身说“哎呀，我可找到你们了！可卫东每次都卡不到点上提前转身，我说他，他不服，就吵架，他理亏就骂大人名，那时候谁喊家长名字好像是最不能容忍的事。为此，我俩一直有仇一般。和军合作总是很顺利并会有超常发挥，可因为青青军硬生生被赶出剧组。
青青最过分的一次是下乡演出时，就该上场了她突然说肚子痛。面对那么多乡亲渴望的眼神、一进村就围在我们身边的孩子们、戏台一旁忙乎夜宵的婶婶们青青一点都不愧疚。剧组里演员都化了妆，尤其是特务甲乙丙涂着厚厚油彩的大白脸已经好几个小时了，看着都难受！
我有点想哭，觉得青青太过分。
闫老师急得本來就發紅的鼻子愈加红亮，结巴着好话说尽，青青还是不上台，最后闫老师无奈上前说明情况，让我来了一段清唱勉强收场。
那天大家心情都不好，都在说青青的不是，我们都认为青青是在闹事，因为一直没有从她脸上看到任何痛苦表情。
那个靠穿父亲大皮鞋增加高度的李玉和外号叫彪子，大眼睛，有雀斑。他平时很少说话，排练时连对视都没有。记忆最深刻的是拍练李玉和即将被小日本带走的场景，音乐响起，开始是悲伤，转而为激昂的大刀进行曲，然后李玉和大步离场。这里有母子两人一段很重要的表演。可每次第一段音乐还没完，他人早到幕后了。最给面子时是我俩在排练场两端各自做着相拥握手再挥手诀别的动作。但正规演出时我们丁是丁卯是卯没有出过错。
记忆深刻的是那次参加汇演比赛，上千的观众。舞台两侧还站了不少来挑演员的专业人士。来自小学、中学、机关三支演出队伍同演《红灯记》第五场“痛说革命家史”，选出一支队伍参加全地区比赛。
我穿着我妈专门给我改制的衣服，两位女老师用半天功夫给整出来的老太太盘头，描一脸老皱纹，背对舞台在大幕后站定。
大幕徐徐拉开，熟悉得到现在都能哼下来的前奏之后，我转身，一脸惆怅担忧张嘴唱“时已黄昏玉和儿未回转”。声音没落全场哗然，笑声掌声一片，可能是李奶奶太小，也可能唱得还好。那种幸福的高峰体验，一生再没有第二次。
掌声未落，铁梅穿打补丁的红袄蓝裤甩辫子登场，小手先指着门外又轻放胸口唱“街市上乱纷纷惦记爹爹心不安”。又是一阵更热烈的掌声笑声！紧接着，穿制服提红灯的李玉和亮相，这次的哗然大笑超过掌声，因为李玉和看起来比李奶奶、李铁梅更小。
演出结束，我们理所当然胜出。
多少年的记忆中，总觉得剧中孙女好可爱，那双不大的眼睛纯洁、传情，表达着对奶奶无限的爱意。每次她唱“十七年教养的恩深如海洋”时，我俩一点都没有平时的调皮捣蛋，偎依一起眼含泪花感动在角色里。以至多少年过去了，她的眼神怎样转、手指怎样翘都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无论在哪里，只要出现那些音乐或道白，青青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就会浮现在脑海，我就会细细地想她、想自己、想剧组那些少男少女。
我因为演戏出了名，差点没能继续读初中。剧团领导豁出去一般，几次三番到学校、家中动员我学戏，我妈是一百个反对也找了一百个理由，断断续续到初二，这场风波才渐渐平息。好多年后，总有人开玩笑说：那时去了剧团，说不准现在是个角了。
如今半个世纪过去了，剧中的每一段唱腔、音乐、道白依然耳熟能詳倒背如流，每次回故里都约青青一起共同追忆童年的那场戏，听她唱一段“听罢奶奶说红灯”。
青青没有上山下乡，早早参加工作也第一批下岗。下岗后工资没找落，很是困顿。她那曾任人事局长的老爸、服务公司经理的老妈出面，带着护士把有关领导办公室当病房输液三天，问题解决，青青重新上岗，在行政机关工作到退休。
剧组分手近四十年时，在北京有过一次短暂聚会。当年个子最低的彪子变得那么高大，无比亲切地把我和青青搂在左右，一起相互揭短，回忆哪一次为何吵架、哪一次把某个老师气哭。
彪子在部队干到团级后转业到地方在一个市里任纪检书记。
当年在剧中扮演日本伍长的家伙外号刘坏水，调皮到极点、坏到极点，剧组成员外号都他起的，好多事都是他挑逗起来的。如今五十多岁的他还是上蹿下跳的。他从部队转业后在一个市检察院担任检察长。
特务甲作为一个职业军人已经退休。最有出息的特务乙在北京武警总队已经是相当级别，聚会他做东。
卖木梳的扮演者卫东在唐山军分区任职，有一年听别人说我距他不远，当天就开车过来一起吃饭共叙往事。
岁月匆匆，我们都老了。有生之年，剧组能否再聚，象青青说的那样再演一场过把瘾？！
文革中我的兄弟们
文革开始，大哥正在部队，由于他能说会道会背诵很多毛主席语录，被派去一个纪念章厂支左。那个厂之前是制造飞机零件的工厂，文革期间，专门制造毛主席纪念章。
那时候，我家的毛主席像章被所有人羡慕，别人戴一分硬币大的，我们戴五分硬币大的，等别人戴稍大一点的了，我们戴的早又变换了花样，什么夜光的、放光芒的、陶瓷的、成套的甚至不止圆形的。
当时街上有一伙人专门跟踪带了新款式像章的人，不注意瞬间就把胸前像章揪走，衣服还会扯一个破洞。每次我戴了新款像章，我妈都会嘱咐我注意抢像章的小混混。
每次大哥寄回像章，我们都会围在一起争吵，谁该戴什么样的。有一个最大的像章直径小碗一样，上半部放光芒的主席像，下半部凸出来的梅花图案，旁边还有一句毛主席诗词，同学都来家里看，轮番摸一摸。后来像章多到戴不过来，就镶在镜框里，镜框后垫着棉花，正面按大小、样式摆放，红彤彤的，挂在众多相片框的中间。因了这个不同的摆设，来抄家的革命小将几次望而却步，我们在邻居、同学、熟人面前也很有面子。
大哥在部队学会了在挎包上绣戴着红领章、穿绿军装的毛主席像。有一年六一，我妈给我做了件白底小粉花的上衣，大哥在胸前左上方绣了毛主席像，新奇好看，很是风光，穿上新衣服去演出，节目演得怎样不知道，但是师生、家长都记住了我那件衣服并不断有人和我借，参加演出、照相、发言什么的。
记得我大哥回来探家时教我们一首阿尔巴尼亚歌曲，就四句，现在还会唱，问大哥啥意思，他说“苏修完蛋了的意思。”
据说，大哥在纪念章厂几次舌战工人造反队，平息大殴斗立了功，之后被送到著名的北戴河疗养院休息。
大哥幸运，文革没有伤害到他且给我留下一些美好记忆，这一生也就是那个阶段他属于我们，后来他就只顾老婆孩子了。
回忆二哥在文革中，想不起他曾说过什么，只深深记得他严肃的表情。本来，他和母亲的关系就不好，不爱说话不爱回家，加上那时他们“起宏图”战斗队是和当领导的父亲对着干的，爸爸总想和他理论什么，而他视父亲如不见，每天吃饭时，不抬头不说话不脱外套，吃完站起身就走，偶然我和弟弟会发现他戴在里面衣服胳膊上的红袖章，就嚷嚷，他会狠狠地瞪我们。
有意思的是，不说不笑的二哥竟然会参加商业系统的街头宣传队，每晚在大街上演出，他扮演的角色每天变，今天是货郎，明天是炼钢工人，有时候还会是样板戏里的人物。他乐此不彼的。
二哥没有读多少书，早早参加工作，文化大革命后期，他感觉一切都很无聊，便放弃工作，也走了大哥的道路去了部队。
我三哥应该算是文革的受害者。被所有人认为最该是当兵的料，却当了一辈子的工人。
我三哥人称三土匪，文革中小小年纪就是几个完小学生的总司令，那时候，全班甚至是全校属他的个子高，他的身边总有一大堆干部子弟耀武扬威跟随着他瞎折腾，三哥以力大无比和肝胆侠义著称，他的哥们是没人敢惹的，那时候连一些老师都称他为司令。
在学校已经没人上课了，在家也没人顾得管他，他养了四条狗，二十多只鸽子，近一百只白兔黑兔英国兔，这些东西都是拿家中那些小人书连环画换来的。（他混世魔王的经历，写在另一个故事里）。
后来，随之文革的发展深入，威风的三哥落寞了！我回忆好像是因为两件事：一是在造反派批斗的老师当中有一位教体育的王东志老师，高个子，不胖，天然卷发尖鼻子，说话带共鸣音，我们都叫他外国人。他不仅在体育方面几乎全能，并且会唱歌、朗诵、拉手风琴。王老师和三哥的关系如同父子、朋友、哥们。他挨斗后病倒，被安置在一个没水没电的小库房里，三哥经常偷偷去陪伴，干一些担水、送柴类的家务。妈还经常做好吃的让三哥给王老师送去。这样的事多了，难免被那些三哥欺负过的人知道，就开始贴大字报，三哥的地位多少受到威胁；更要命的是第二件事：在教室里打群架，失手砸碎了毛主席石膏像。
他被迫离开学校，一人到外面边流浪边找工作，一去就是一辈子，直到退休。
他一辈子都爱打架，三嫂也爱打架，他的两个如铁金刚般的儿子更爱打架。
三个哥哥在动荡不安的年代都平安，我的父母功不可没，我爸是个人人皆知的老好人，我妈是个人人皆知的惹不起。
三个哥哥和三个嫂嫂及孩子后来的故事都绝有特色，各自写连续剧不用虚构就能写个四五十集。
文革中弟弟很小，只记得我俩每天生活的重要内容就是看电影，有当做正面教材的红色电影，也有当做反面教材的黑色反动片，反动影片不是谁都可以看到，是父亲拿回家的内部票，一张，但我俩可以共用，检票的都认识我们，当时礼堂的椅子不是独立的，是棕色的长条椅，多加一个小孩子不显挤。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是红色的；智取华山、三进山城、林家铺子、野火春风斗古城是黑色的。弟弟几乎每天都在给家里人讲述影片内容，用我妈的话说就是啰啰啰，连汤带水，烦到都躲着他。没人理他自己一会老忠叔，一会高营长，要不就偷地雷的小鬼子，不清不楚唱着电影里的大段音乐，每天乐此不彼。
他还爱听广播，当时有数的几个快板书他倒背如流，什么奇袭白虎团、犟姑娘等等，直到现在我还能记起他背诵的一些内容，这些，可能就是对他大脑的早期开发，他的性格和三个哥哥截然不同，多年来一直爱看书学习，家里的空间，大部分用做他存书集邮。天文地理古今中外，唐诗宋词，难倒他的问题很少，了解他的人都鼓励他去参加开心辞典诗词大赛之类的节目，他说自己的普通话太差，不敢去。但他敢去讲课，一辈子在工人队伍里混的人，到后来竟然成了什么专家，总有单位找他讲世界名胜、集邮和古诗词，很被大家推崇。
而我，在那个年月里，就是唱唱跳跳，批判叛徒内奸工贼的唱、保卫珍宝岛、庆九大的也唱；草原英雄小姐妹的歌能唱，才旦卓玛的歌也唱。后来就是样板戏了，整场的演，红极一时，无论在父母的熟人面前，还是在同学家长面前，只要遇到都截着不让走非唱一段不可，直到如今，那些在舞台上尽情表演的场面、叔叔阿姨夸赞的场面、同学老师宠爱羡慕的场面都会不时地出现在脑海里。后来下乡当知青，一个知青点25个人，只有我自己有舞台经验，我硬是把大家都训练了出来，两个小时的一场节目，我一个人编、导、演，我们知青点成了典型，不劳动，到处演出。后来唐山大地震，我被抽调支援唐山建设，仍然是在宣传队担任编、导、演。可惜，那时候没有什么星探和艺术院校，不然有可能干了这个专业呢。
要说文化大革命唯一的好，就是挖掘了我的文艺细胞吧。
和很多家庭比，我家是幸运的。这种幸运是多年来看了大量历史资料及传记后才感觉到的。
胖姑告状
在农村老家有一位亲戚，少有的胖，我们称其为胖姑．
快七十岁的胖姑外号“三仙姑”，爱唱一口落子（唐山地区农村人唱的地方戏，和评剧差不多），年轻时在娘家村里是个有名的角儿，上岁数了嘴里也常常是戏文不断，说起话来眉飞色舞，双手翘着兰花指，带着戏腔。遇到知音，不管场合立马来神，就是吊孝哭死人都有板有眼有腔有调高低错落绕梁三日，很悲伤的人也会暂时游离疑在听戏忍俊不住失声大笑。胖姑能遇到唱几口的场合绝不会放过的，一回是春节前吧，眼看着花蝴蝶般的胖姑和一位戏迷表姐在火炕上来了一出“大登殿”。
一次回乡下，听村人说起胖姑告状的经历，叙述人有声有色，再加上对胖姑的了解，真有如看了一场传统戏。
也说不清为啥，反正胖姑家遇到了官司。胖姑召集全家开会，到会的有曾在县里当了多年工人的老伴、跑班车的儿子、儿媳，她非常严肃地分析了各方面的情况后得出结论：这个有关４００元钱的官司，只有她出面来打啦！老伴历来听她的，孩子们呢，根本不愿管这些烂事，决定正合心意。
那是一个很热的下午，胖姑绸裤花袄，按戏妆花旦模样描了眉眼涂了廉价口红，头上戴着花发卡，胖脸和胖胸脯之间挤着一条白色塑料珠子项链，左手腕上缠着粉色塑料珠手链并银镯子手表扶在腰间，右手腕飘着一条绿绸布，手持一把半打开的纸扇，一路台步来到了镇法庭大门外，未见人影一声洪亮的“冤枉－－”传了进来，几个值班办案的小青年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慌忙跑到大门口一看，一位花枝招展的胖老太太光天化日实实在在跪在门前，两位执法人员快步上前躬身问话：
法官：哎呀，大娘出什么事了？
胖姑：衙门口朝南开，我有理没钱想进来。
法官：您快请起，我搀您进屋。
胖姑一路低头缩首随工作人员进了办公室，不抬头不落座：
胖姑：可许小民抬头观我颜？
法官：大娘，这都什么年代了，您快抬起头来，有啥冤坐下慢慢说。
胖姑：我该坐朝北，还是坐朝南？
法官：您别这样，随便坐，喝点水，歇会儿。
胖姑这才抬起油光淌亮的大脸说：“进衙门赏座又上水，哈哈哈哈”。
胖姑的笑非常特别，有一种少有的爆发力和感染力，这声笑，十里八村都有名，传说赶上家乡秋季收摘板栗的季节，她在栗树底下一声大笑，能震落几斤栗光（不带刺包的栗子）。小小办公室被这一声大笑震得嗡嗡直响，办案人员大笑，看热闹的人大笑，胖姑更热烈的大笑！人们说，自从有了这个衙门，头一次在此地笑成了一锅粥。
案子很快就在胖姑半戏文半土话的叙述中弄明白了。
几天后，法庭通知胖姑去取赢了官司的400元钱．那才真是一个“三仙姑”版的英雄，经过一番不伦不类比第一次进衙门更惨不忍睹的打扮，在老伴的护卫下，一脸神气，昂首挺胸到法庭取走了她的钱。
事后她说“别看我老了，啥都懂，那个小法官把钱给我时，屋里就我俩，我知道现在办事不白办，从口袋掏出20元钱给他，可人家孩子懂事，愣是不要”。村里人说，哼！遇到好人了你，要不，少给你一百，你屁辙没有！胖姑小肉眼一瞪，胖胳膊一撸，小短腿一叉：
“他敢，我上县衙！”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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