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利
全民内耗大打派仗的滔天巨浪中,也有北大一只不小的浪花.派仗又一次空前地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校园里一度冷清的大字报栏重新红火起来,死保死反,泾渭分明。只有“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是共同的游戏规则。打派仗,才是北大文革的重头戏,才给我留下最刻骨铭心的记忆。
对立发展成了仇恨,派仗中支配我们的,就是对对方组织的仇恨。新北大公社要咬牙切齿地消灭我们,我们没能力消灭他们,也要千方百计地捣乱破坏,让他们没好日子过。
我们依然高喊革命口号,依然引用语录,那已经不再虔诚,不过是各取所需为我所用任意解释而已。我们喊“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都没有好下场！”他们用“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对付我们。我们的口号是“井冈山的同志们,将革命进行到底！”他们则津津有味“敦促杜聿明投降书”,语录仗,政治游戏。
我们化三男生,自行调配了宿舍,人以派居,室以派分,从此不相往来,有的甚至一年多以后“大联合”时才重新见面。“红旗”里有些人过去和我关系并不坏,现在也是路若陌人。彼此并没有直接指鼻子吵相骂。大字报上各不相让,刺刀见红。
我在文革中写的大字报,主要是在这段时间,照着两报一刊的用词,学习“我的一张大字报”的口气,有时甚至谩骂,虽然是白纸黑字,也不用对文字内容负责,这就是“大民主”。文革初期的大批判大字报不过是练练兵,恶意中伤,无中生有,无限上纲之类文风,此时才大得其道。我们经常在大清早趁无人之际贴大字报,专门盖在对方上面。后来懒得写了,就在对方的大字报上刷标语。华南平是这方面的好手,他的大字写的好。我后来也练了出来,还靠这个本事在插队时给村里刷了好多天标语,“农业学大寨”。
在派斗中,政治无道德。当时流传着林杰政治斗争三箴言：政治斗争无诚实可言,要结成死党,引导对方犯错误.我觉得它上不了台面,却是入木三分,大家都这么干,都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而用冠冕堂皇的话,用毛语录包装。我们唯一可以心安理得的,是做这些不是为了自己,而是本派利益。
广播台是两派激战的喉舌。晚饭过后,夕阳西下,“新北大广播台”的声音开始响彻校园。一阵狂轰滥炸。它的前身是学校广播台,位于大饭厅舞台后台,网络遍布燕园。它的声音刚落,浑厚低沉的“井冈山广播台”主题歌“西江月：井冈山”缓慢升起：“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充满着力量,又带着悲壮,抒发着我们宁死不屈血战到底的革命豪情。井冈山广播台位于28楼总部所在地,高音喇叭和新北大公社的混合架设。接着就是我们男女两位广播员激昂嘹亮的声音,字字句句沁入我的肺腑,我假设也让新北大公社的人闻风丧胆。男主播傅成励后来是中央广播台著名主持人,金话筒奖获得者。女主持人毛福持插队时到了阜城,曾和我一个公社。
我们有一批写作快手,经常是公社刚刚播发稿子,我们马上针锋相对,予以回击,后发制人。两边的广播,时而义正辞严,时而尖酸刻薄,时而恶语相伤。声音远至颐和园,五道口,方圆几十里。为此双方经常展开破坏对方喇叭的大战,或偷偷摸摸,或大打出手。我们班的杨惟立是这方面干将,别看他180多斤的体重,爬电线杆子溜活极了。
大辩论已经没有了,几句话不合,便骂话出口。我们骂聂元梓破鞋婊子,新北大公社骂我们“牛头山”,国民党残渣余孽,大杂烩,右派翻天。有一次我们七十几人步行游云水洞妙峰山,和新北大公社三十多人小分队不期而遇,我们仗着人多势众,挑头生事,辩论几句就开打,把他们打得落荒而逃,屁滚尿流,当时那个解气啊。
新北大公社说我们是反动组织,我们说校文革是派文革,伪文革。他们掌握着经济财政大权,派人看我们的档案,公家出钱到我们老家调查。如果井冈山的人去办事,经常吃闭门羹。于是我们策划了一次抢校文革大印行动。文革全面夺权时,好多人就是夺公章,以为有印就有权。我们没那么傻,并不想当校文革,只是想看看他们丢了大印怎么鸡飞狗跳如丧考妣的。校文革办公室坐落在一院,庭院式建筑,两层小楼,红柱青砖,环境优雅。我们一行四人,我在外面放哨,化四两个壮汉进去假装办事,见到办事员拿出大印就一把夺过来,交给接应的华南平,他跑得快,我们掩护,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跑得心都跳出来了,大功告成！井冈山广播台立即传出喜讯,而新北大公社气急败坏地宣布这是一起严重的反革命事件。
为了壮大声势,我们也到老干部老教授那里招兵买马,不过,他们看透了我们成不了气候,多数人不想淌这浑水。我和华南平曾去唐有祺家当说客,老先生推说公社的人刚刚也来过,他不便表态,给我们个软钉子,磨了半天,无功而返。
井冈山对公社是五千人对七千人,反聂气势上不服弱,但那显然是一场力量悬殊胜利无望的对战,聂是巨无霸,人多势众,财大气粗,有持无恐,胜券稳操。井冈山地位卑微,舅舅不疼姥姥不爱,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没有一个人接见过它的头头,就是不给“革命组织”的名分。谢富治还绝,每对我们发话,都通过聂元梓,提醒她是我们的上级。皇城根下,能够得上的最高层人物,就是号称“副省级”的首都红卫兵核心组副组长地院东方红王大宾,那是我们真正的铁哥们。塞翁失马,到了大学造反组织纷纷被指责为中央文革的打手工具时,我们因与上层没有瓜葛,可以独善其身,排除在外。当然那不是我们不想,而是没巴结上。
除了身居简出只作保驾护航的林彪,几乎每中央首长都对井冈山有批评,有坏话。江青说“红旗飘有坏人”,“北大是老保翻天,至少是部分老保翻天”,井冈山“背后有黑后台,外国特务”。周恩来通过谢富治传话,强令周培源“下山”,这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声音。陈伯达说对聂元梓“要支持她爱护她帮助她”,谢富治说“牛辉林不好。”连最高指示都有“井冈山里坏人多一些,聂元梓这一派好人多一些”。那个年头,这些指示,哪一条都能压死人。
井冈山的人并不是是虱子多了不愁,更不是吃了豹子胆,明火执仗跟中央对着干。聂是个麻烦制造者,上面也偶尔会传出批评的声音,比如陈伯达就说过聂执行了资反路线,当然那都是爱护的,恨铁难不成钢的,我们则会抓住这一言片语,拿着鸡毛当令箭,夸大其词,做足文章,对付老佛爷,打着帮助中央“清君侧”的旗号，“官不打送礼的”吗。聂不怕把事情闹大,我们也不怕,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人多势众,成了气候,再收拾没那末容易。当时全国大乱,上面焦头烂额,按下葫芦浮起瓢,顾不上我们,也使井冈山能在夹缝中得以生存。
我们和清华414都是“在野党”,但是地位很不同。老四还是联合对象,他们胃口太大,在多少席位,由谁进入上谈不拢。毛还提出过蒯大富当校长沈如槐当副校长。北大井冈山就绝对没有这的福分了,甚至自己都没有在校文革的权力中分一杯羹的诉求,它的头头还主动退出了这个权力机构。这是一群没有多少政治头脑执政观念的学生,早晚得毕业,拍拍屁股走人,谁稀罕留校当官。新北大公社尝着“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的甜头,而井冈山品味着“失去政权,就失去了一切”的苦果,它住定在野受压,被边缘化。
这个组织和新北大公社的组织严密,层层服从相比,真只配当杂牌军。“被逼”上山的,“被弃”上山的,“被带”上山的,内部观点不一,散沙一盘,成员自由散漫,我行我素,流寇习气,都有点特立独行,不服管束的“造反派脾气”。我们115师二十六七个人从成立后就没能开过一次全体会。就是我自己,也以毛“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为榜样,刻意地追求“痞子”做派,吊儿郎当,不修边幅,油嘴贫舌,哥们义气。侯汉清的权威靠的是他的好人缘,而不是铁腕。只有反聂两个字把大家连在一起。清华老四还有个思想理论,周缨泉的“414思潮必胜”,诸如十七年红线主导轮,造反派打江山不能坐江山论。北大井冈山拥有大批文科秀才,文字激昂,尖酸刻薄,挥斥方遒,但是不搞理论。
井冈山反聂,算是“二次造反”,造造过反人的反,像反袁世凯的“二次革命”。文革表明,靠造反改朝换代,行不通。我们造反二次方,否定之否定,有朴素的进步意义,但也不会好到哪去,因为我们只反对聂元梓个人,不触及现象的根源,虽然有伸张正义,不畏强暴,人格自尊的成分,很难说对社会进步有更大作用。当时人的思想,完全在毛的文革框架内,没有先知先觉,没有独立精神。自由平等博爱,是资产阶级口号,我们与之无关.普世价值,人权,从没听说过。所谓民主,一般人理解不过是当领导的可以听听群众意见,要求再多就是资产阶级民主了,井冈山人的思想,没跳出这个圈子。
顺便说,我们这个年龄段从文革走过来的的人,进入领导上层高层的,没有当年风云人物,基本都是在文革中观潮,逍遥,养精蓄锐,经历文革又“出污泥而不染”是他们最大的资本。
有人否极泰来,有人乐极生悲。这场渺无胜算的鏖战最后以聂元梓镗锒入狱十七年大刑的千秋铁案结束。孙蓬一跟着判了十年。看来混乱无序的文化大革命还是表现了内在的逻辑：一批人在参与迫害的同时,也为自己的被迫害铺平了道路,践踏人权者终于付出代价。井冈山人舒了一口大气,靠我们自己,搬不动她。我们可以说她活该,自找的,罪有应得,恶果自尝。但是,她也需要公正的判决,颠覆人民民主专政,反革命煽动,就不大靠谱,名不符实,经不起时间的推敲。其实单是发动武斗一条就罪不可赦,那个“颠覆罪”,画蛇添足,弄巧成拙。以恶制恶,以迫害对迫害,还是文革余毒。回首过去,多少冤冤相报,仇仇轮回,多少“请君入瓮”,欲加之罪。此风不停,文革的教训是零,学费白交。
聂在覆灭之前,不忘狠狠咬井冈山一口。毛68年7.29接见五大领袖,她利用一切发言的机会,冒欺君之罪,造谣栽脏。红旗飘“有人要油炸江青”,侯汉清“在社会上搞了一个反动集团,恶毒攻击主席,林副主席”,他的父亲“搞投机倒把”,樊立勤“和彭珮云反革命集团搞到一起”,井冈山“王关戚插了一手”。江青已经火冒十丈,谢富治又跟着火上浇油,如果哪一句话触动,龙颜大怒,井冈山死无葬身之处。除了“用心歹毒”,我真找不出更轻的词来形容了。万幸的是,毛当时的心思只在停止大学生的你争我斗,聂的话根本没往心里去,连下令开枪打死工宣队的蒯大富都赦无罪,对井冈山更是慈悲为怀,“你们列举的罪状,无非是攻击江青,总理,林彪和我,统统一笔勾销”,“不要再提杀猴宰羊炖牛肉了”。
聂元梓写了一本回忆录,太不像样,反思别人,就是不反思自己,不提供真实材料,不作忏悔。评功摆好,自我吹捧,文过饰非,除了贴邓小平大字报和组织朱德专案组蜻蜓点水,其它一贯正确,正义的化身,好像国务院欠了她一个“对国家有重大贡献”人员津贴。如果她敢承认就是江青的一条狗,我倒服了她了,可是她恩将仇报,文革中对她爱护有加的敬爱的首长们,都成了压制她,陷害她,“下毒手”的小人,而她是怎么讨厌江青,对抗林彪,反对陈伯达,斗争谢富治,甚至怀疑毛泽东的,这个“文革造反第一人”,俨然成了“造文革反第一人”。她死乞白列硬搭上的编辑,文革研究大师余汝信,都不得不专门写文,表示失望和解释。这样的聂元梓,要说同情你不容易啊。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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