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向北
我的一家在文革中
建国后，我有一个短暂时期的平静生活。随后，就打入了另册。在“敌我矛盾当作内部矛盾处理”的大框架下，20多年来，过着“是人非人，是鬼非鬼”的生活。习惯了，也就无所谓，可是我的孩子们，却承受着政治上、生活上、思想上的巨大压力。
林家第一个大学生
“困难时期”之后，大学扩大招生名额，1965年，大儿子民涛考取了昆明工学院。通知单一到，，宁君挥舞着录取通知书在院子高声大叫“毛主席万岁”！随后就泣哭不成声。是啊，自从我被打成右派后，总感到低人一等，抬不起头，对民涛能否考上大学，总是提心吊胆的。今天意外的惊喜从天而降，真是毛主席的恩赐！我林家世代有了一个大学生，也可告慰亲人的在天之灵。
可是他的大学刚刚上了一年，文革就来了。
兄妹混车去告状
孩子们从小就生活在外婆身边，看到的、听到的和自己所感受到的，一直认为他们的父母和祖父、外公外婆都是响铛铛的革命者，被人尊敬的英雄人物，怎么可能是牛鬼蛇神呢。他们想不通，于是决定上北京告状。我在老战友江伯言处借了10元，作为他们的“路费”，实际上这点钱在路上吃饭喝水都不够，更不要说买车票了。两兄妹带着所有的“告状资料”和几件换洗衣服，爬上了北去的火车。因为没有买票，他们先后在马角坝、广元、阳平关、保定等车站被赶下来，晚上就和逃武斗的难民一起，歇在道路旁边、车站里，然后再继续爬车，继续北上。他们爬过煤车，火车一过山洞，煤灰落满全身，出来像个黑鬼。也爬过装着线缆滚子的车，押车的发现了气得大喊：你们这些小鬼不要命了？这些线滚子随时都可能被火车摇下来，压死你们！到了北京，到处都在查外来人口，居委会常常会在深夜穿堂入室，谁也不敢收留他们，最后民涛才在北京医学院找到他的同学，在人员杂乱的大学生宿舍暂时安下身来。他们每天早出晚归，跑中央文革接站，跑那些神通广大的群众组织，，到处投放告状的材料，甚至直接寄给中南海，可是像往常一样：寄去的所有的材料都是泥牛入海，杳无音信。
下去容易上来难
我的五个女儿中，大的三个都下过农村。
最大的抗美，1969年的春天下放在仁寿插队。她吃得苦，别的知青每年都要家里拿钱去补工分，她一到年关，不但要进钱，还要杀猪，鸡蛋花生芝麻黄豆……带回的年货一大堆。她还自学中医，常常给农民看病扎针送药打针都不要钱，是个很受农民欢迎的赤脚医生。可就是因为她的父亲是个“右派”，招工的不敢要，招生的也不敢要，在乡下一耽误就是七八年，一直等到1975年她妈妈去世后，才以“顶替”的名义招回来，在我们系统下属的修制厂当一个车工。这孩子很能写，厂里就把她调到宣传科，可是也得不到“转正”。到1981年，她都有了孩子，又去报考电大。厂里的干部子女都脱产学习，她还是全日工作，只能利用休息时间自学，到毕业的时候，她以超出32个学分的优异成绩毕业，可还是一个工人。好在她在逆境中得到了真实本领，为日后发展创造了条件。
二女林波，在蒲江当知青，由于她表现好，年年都评为先进知青。特别是川西坝子烂泥田，几千年来都没有女子下去过，林波却与男子一到下到烂泥田，在齐腰深的烂泥里干活，被评为县的先进知青代表，却从此落下了病根－－到现在还经常脚肿。就是这样，也是最后全靠成都幼师的招生老师冒着风险，才把她这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招了回来。
三女儿林鹤，本来死去活来的要去云南支边，却因我是右派，她成了“黑五类”的子女，连到千里之外的云南支边都没有资格，最后只好去到我们单位办的知青农场。
最小的两个女儿林芝和林平，因我们被关进牛棚后家中无人照顾，派人将其送往岳池一个游击队老交通员那里寄养。这家也是个贫苦农民，当年曾追随廖玉璧诗伯打过游击，他们愿意帮我们一把，但毕竟生活困难。有一次我同民涛借着调查当年游击队员的情况去看望两个孩子，看见她两姊妹正在山坡上，林芝背着一个比她身体还长的背篼，林平手拿一把猪草，看到这个情景，我心里一酸，不免掉下泪来。
孩子啊，是爸爸害了你们。
在穷病中挣扎的孩子们
1995年，抗美到北京崇文门去找卧病在床的韦君宜，为即将出版的《“双枪老太婆”陈联诗自述》写序，韦君宜拉着她的手说：“你妈妈是个很热情的人。那时候你们家，很穷啊……”
被打成右派之后，我被降了五级工资，宁君和几个孩子都生病，一个家真是雪上加霜。
当时我们住在成都东门的三圣街，要到西门的青羊宫省医院，或者是南门上的川医（现在的华西医大）去看病，中间要经过十几个车站，为了省下车钱，经常是大的背上小的，走路。每次去看病，宁君都清理出一堆存箱底的东西，只要稍微能够值点钱，新旧不论。然后她带着孩子去看病，我就在医院外面的自由市场上摆地摊，卖东西，等宁君看完了病，就来拿钱抓药。有一次，一个买主看上了我身上穿的一件红毛衣，我当场就把衣服脱下来给了他，伸手接过了钱，交给宁君去买药。
最初几个孩子去照x光，肺上都有阴影，医生诊断是肺病，后来一个主治医生认真检查透视的照片，才断定是肺吸虫病。这个肺吸虫寄生在螃蟹里，几个孩子在河里去抓了螃蟹，没烧熟就吃了，就染上了。肺吸虫在身体里到处爬，三女儿林鹤的虫已经爬到了脸上，鼓起一个包，医生一看说要开刀，否则一旦爬到大脑中，人就无法医治了，说着约好了手术时间。宁君想到这么漂亮的一个女孩子脸上开一刀，心情很不好，从医院出来，碰上一卖膏药的，说是包治百病。宁君买了张膏药给林鹤贴上，几天后去做手术，医生在手术台准备开刀时，却发现虫没了。
由于长期营养不良，再加上肺吸虫病，孩子们都是枯瘦如柴，特别是四女儿林芝，打针都不知道痛。有一次，宁君把林芝送到二医院去打针，医生连药都不开了，对宁君说：“你不要再费心思浪费钱了，这孩子已经失掉了知觉，没有救了”。宁君带着林芝，坐上三轮车哭着回来，车夫很关切地问她哭什么，宁君说到医生已不医孩子的病了，孩子无救了。车夫停下车来，看看孩子，对宁君说：“不要紧，你用黄鳝骨头熬汤给孩子喂喂看。我隔壁有个孩子也是这样虚弱，都以为无法医治了，就是吃黄鳝骨头汤治好的”。
回来后，宁君给我说了车夫的话，我决心死马当作活马医，就立即去到隔壁义学巷卖鳝鱼的地方，从地上拣回一堆鳝鱼骨头，拿回来熬汤给林芝喝了。渐渐地，孩子睁开了眼睛，也开始哭了。本来买来鳝鱼连骨头一齐熬更好，但没有钱，只好天天去拣没人要的鳝鱼骨头熬汤给林芝喝，结果奇迹出现了：不到一月，她就能站起来走路了。我说林芝真是福大命大，不该死。
宁君把那些药发票都存起来，说是以后留给孩子们，让她们知道自己是怎么活下来的。
宁君走得太早了
最后想谈谈宁君的死，作为这篇回忆录的结束语。
1968年，江青在“3.15讲话”中，说华蓥山游击队糟得很，叛徒太多；川东地下党没有一个好人。还说四川有个由老红军、老干部、老地下党员组织的“三老会”，反动得很，要镇压。此言一出，整个四川地下党全部落入天罗地网。
我们的日子更难过了。我是个死老虎，没啥搞头，对宁君的批判会却一个接着一个。记得最大的一次，气氛很是紧张：“廖宁君顽固到底，死路一条！”“打倒廖宁君的反动气焰”“不准廖宁君翻案”等等大幅标语，扯满会场的四周，还有数十张“廖宁君罪行录”的大字报，贴满了办公室外的墙壁；“打倒廖宁君”“打倒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等口号，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宁君被押上台，我是她当然的陪斗对象。造反派叫她低头，她不低，叫她跪下，她不跪，强行按她的头，把她按倒在地上，她又昂起头站起来，只是昂着头冷笑。造反派要她交待翻案的“罪行”，她说：“我父亲是共产党员，是革命的，是被国民党砍头示众的。只有国民党才恨他、骂他、杀他。我母亲也是共产党员，是革命的。她把一生献给了党、献给了人民。人民都爱戴她。有我这样的父亲母亲，我很自豪。我要求恢复华蓥山游击队的名誉，我没有错，我没有罪……”
宁君的话还没有讲完，下面的口号声又响起“不准廖宁君继续放毒”“打倒廖宁君的反动气焰”“把她拉到警备司令部去关起”……！
经过这场斗争，宁君就病倒了。诗伯去世后，她因为气恨交加，神经衰弱导致内分泌混乱，得了糖尿病，现在病情加重，转到川医去住院。有些药成都买不到，要外购，我去向单位借钱，总是受到百般刁难，买了药去报销，也是一推再推，借故不报少报。后来宁君病情有所好转，精神稍好她就唱歌，不停的唱“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宁君在孩子剧团专业学过唱歌，嗓子很好，她怀着复杂的情感唱出的这首歌，哀婉动人，感动了病区内外的很多病友。当时曾任地下党川东临委负责人刘兆丰，与她住在同一个病区，宁君常过去同他摆龙门阵，回忆地下时的故事。
就在我们都高兴的等待着她早日出院的时候，宁君因为感冒导致痰塞，一口痰塞在气管里出不来。她的主治医生亲口去为她吸痰，没有效果，最后只好采取果断措施－－切断喉管取痰。宁君的病情越来越重，最后陷入心力衰竭，于1975年5月17日，离开了她不愿离开的亲人和这个世界。
宁君只活了短短的50年，就匆匆的走了，走得这样的急，这样的令人心碎。
一时间，呼叫声、哭泣声，响彻整个寂静的病室，久久的久久的回旋在病室、医院的上空。
噩耗很快传遍了天涯海角。全国各地发来了八十多封唁电、唁信，在短短两三天时间里，我们就接到了五十多封悼念信和一百五十个花圈。其中有茅盾、艾芜等文艺界的老前辈。有宁君儿时一同战斗的孩子剧团的伙伴，有地下党时的老战友，我们的亲朋好友……家里的灵堂前，一拨又一拨的人前来悼念她，唁电贴满了墙，花圈放满了院子，延伸到了大门外的街道两旁……几天以后的追悼会上，由地下党老同志李维致悼词，林波代表家属致答词，会场上一片哭声。
宁君啊，你还有多少话来不及向我说，你还有多少事想交付给我完成，你还有多少愿望嘱托要告诉你的儿女，你还有……可是，你一句话都没能留下就走了，走了，永远的走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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