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向北
内容简介
我这一辈子怀念的人很多，现在罗列出来的，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他们把自己的影子投进了我的人生里，回想那些在一起的日子，让人感到很温暖。
有人说：被别人怀念是幸福的。其实怀念别人，也是一种幸福。
怀念曾霖同志
曾霖同志是四川江北龙兴乡人，1897年出生在一个贫农家庭，有兄弟五人。四岁时，父母和兄长都先后病逝，他寄养在堂兄家，读了三年私塾，以后又当过放牛娃、学徒、长工，在川军部队中当过兵，任过排连长。1925年，他随川军将领熊克武部参加国民革命，1926年在北阀部队的叶挺独立团当副官和参谋，参加过汀泗桥及贺胜桥等著名战斗。1927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即参加了“南昌起义”。1928年，他回到四川，奉组织指示参加涪陵罗云坝农民起义，后又调潼南双江镇军阀队伍边防军五旅做兵运工作，组织兵变。兵变失败后，被调重庆任锄奸特务大队长，参与了打死军阀刘湘政治部主任代弁的行动。1929年，他在旷继勋部任参谋，并参加广汉兵变；1930年到军阀邓锡侯部任副官，暗地里担任党内交通工作；1932年，在军阀刘文辉部当连长，后因工作暴露，被调往川南搞匪运工作。在此期间，他被当局以“通匪”嫌疑关在犍为县监内，到1936年冬，才由一个姓刘的拜把弟兄保释出狱。1937年抗战爆发，他到川军范绍增部当副营长，率军出川抗日。1939年，在新四军任军部第三科副科长。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曾霖在事变中被俘，关在上饶集中营，到1942年，才得以在一次空袭中乘机逃出，于1943年10月，进入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并于1944年去延安党校学习。
战斗在华蓥山区
1946年6月，国民党发动内战的企图已经是人人皆知，中共中央常委朱德、任弼时同志找了五位四川籍的同志去延安枣园谈话，其中就包括曾霖。谈话的内容，是要他们回到四川去发动武装斗争，打烂敌人的坛坛罐罐，牵制敌人的兵力，配合大军解放大西南。在这几个同志中，只有曾霖打过仗，懂军事，而四川又是准备搞武装斗争的重点地区，于是决定曾霖回川。
到曾霖出发的时候，已经是1946年的8月，全面内战已经爆发，敌人封锁边区很严，他只好化了装，从关中的马兰出发，闯过重重关卡，走了七天七夜，于9月初到达重庆。1947年2月，四川省委书记吴玉章同志召开省委及新华日报负责同志会议，传达周恩来同志指示：作为应变准备，决定在四川发动武装斗争，并指令曾霖负责华蓥山武装起义的军事指挥。不久省委撤回延安，曾霖的组织关系转到重庆市委。
曾霖同志大半生都在战争中度过，打仗是家常便饭，但这次是要在重兵守护的敌人心脏里，在华蓥山区方圆数百里的山峦地带搞武装起义，而且要全面负责军事指挥，他不能不感到责任的艰巨，于是马上开始着手进行起义前的准备工作。曾霖身经百战，身上枪伤累累，右脚跛瘸，行动很不方便。为了察看地形，了解情况，他爬坡下坎，日晒雨淋，坚持走遍了华蓥山区。一次，他同助手余行健同志（黄埔军校毕业的我党军事干部）去广安高顶山一带视察地形，上了华蓥山的顶峰宝顶。举目四望，群峰叠翠，天高云淡，想到解放大军在全国战场上的高歌猛进，想到即将在这片地区举行的起义，他们俩不禁放声高歌，余行健还当即赋诗一首，表达了他俩的共同心情：
勒马华蓥顶，翘首望青天；
中原正鼎沸，举事在眼前。
邻水地处华蓥山峰南麓，离重庆120余公里，是进入重庆的北大门。境内地势险要，号称“三山两漕”，进可攻，退可守，是游击队活动的理想境地；加上当地党的力量较强，统战工作和群众工作的基础都较好，当时的重庆市委书记王璞和曾霖曾计划把邻水作为武装起义的重点。曾霖在1947年下半年坐镇邻水，亲自指挥和布置有关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集中力量抓人、抓枪、抓钱、抓政权。
经过近半年的努力，这里已经有将近一半的乡政权掌握在共产党员、进步群众和统战对象手里，办了两个小型兵工厂，建立了三支游击队，有基本游击队员300余人，长短枪300余支，还通过上层统战工作，控制了县三青团和教育理事会，并利用国民党的派系矛盾，支持和掩护党的地下活动。为了除掉障碍，我党派人杀掉中统特务包志明，当地的国民党准备以“共匪爆动”为名上报，请重庆的大军前来镇压，我党则通过统战人士在县参议会大造舆论，最后以一个“桃色案件”掩盖过去，使我们的起义工作能够按计划继续进行。
曾霖同志的工作，得到了当地人民广泛的支持。有一次，他在杨其昌家（民主进步人士，曾在国民党部队中做过师长）里被反动军警发现，意欲强行逮捕，杨其昌在碉楼上架起机枪，横眉怒目地说：“你们谁敢到我家进行搜查，我的枪就不认人！”这些军警被迫撤走，曾霖才得以脱险。
与诗伯和廖伯父他们在二三十年代组织的两次武装起义不同，这次参加起义的游击队员和领导骨干，大多数都没有打过仗，非常缺乏军事常识。考虑到这一点，曾霖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先后在邻水、岳池、广安等地办了八期游击训练班，参加学习的大多是游击队的党员干部和部分领导干部，每期数人或十几人，共约百余人，时间三五天、十余天不等。培训的内容除了政治、形势、土地法大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气节教育、秘密技术、救护常识外，主要是讲游击战术。没有课本，完全是凭他过去学的军事常识和亲身的战斗经历，用许多生动的例子和通俗的语言来讲。他讲起课来有说有笑，就象摆龙门阵一样，大家听得津津有味。对各种枪械的使用、维护、修理知识，他都亲自示范。这些知识在以后的战斗中，是起了作用的。
在这期间，他根据市委指示，还去江北明月场，对当地恶霸杨绍云进行策反工作，杨是江(北)、巴(县)、邻(水)、合(川)、岳(池)五县边区联防副主任，握有百十条枪，还有一定的号召力，这工作做好了，不但能掩护我们在军事上的活动，还可作为我们起义的同盟军。曾霖同志在那里住了半月，以后又派我前往继续工作，我就是这个时候认识他，对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通过指明前途，晓以利害，杨已答应配合我们待机而动。正当工作顺利进行时，杨绍云本人忽然在1948年春被人暗杀，使得我和曾霖同志所有的努力都前功尽弃，真是太可惜了。紧接着，川东临委委员、重庆市工委书记刘国定，副书记冉益智相继叛变；上川东地委委员骆安庆被捕后也叛变，重庆市和川东党组织遭受重大破坏。川东临委书记王璞于7月上旬在岳池罗渡召开紧急会议，认为大量组织遭破坏或暴露，难以隐蔽，决定背水一战：华蓥山周围几个县联合大起义，成立“西南民主联军川东纵队”，以王璞为政委，曾霖为军事指挥员。
曾霖根据这一指示。在广安同有关领导开会，进行了紧张的准备工作，于8月10日、12日先后在广安代市场、观音阁发动起义。他亲临指挥，与敌人发生多次战斗，原决定两支队伍在打锣湾会师，然后与岳池第七支队一起拖到华蓥山建立根据地。但是后来遭敌人重兵包围，孤立无援，加上供应困难，便决定动员部份游击队员回家，干部转到外地，留下少数精干武装分散活动。
曾霖在当地处理一些善后事，就去大竹转洞穴等地视察情况，又去岳池清理组织。可是岳池的第七支队起义后队伍已经撤走，许多同志家被查封，人被通缉。他只好化装潜伏在一只木船上，以推挠作掩护到了重庆。
这时重庆，正是风声鹤唳。敌人在派出大军前往华蓥山围剿我起义部队的同时，又在重庆派出大批特务四处搜捕我地下党员。当时香港的《观察》杂志登出文章，说“由延安派来一个年近六旬，身经百战，遍体鳞伤的老军事家在华蓥山指挥暴动”，而成都的报纸《新新新闻》上也登出此人“人胖、鬓白、脚跛”……看来曾霖已成了敌人追捕的主要对象，是不能再抛头露面了，组织上决定他回乡隐蔽，以保证安全。
曾霖回到家乡，利用社会关系掩护下来。他是—个不甘寂寞的人，期间同当地党支部的同志一起，利用其声望和丰富的社会经验，进行了一系列很有成效的反捐税、反征粮、反拉丁的斗争，还派人打入当地自卫中队，掌握地方武装。解放前夕，他发动党员和进步群众写标语，出情报，宣传党的政策，揭露敌人反动宣传，组织群众迎接解放，然后就赴重庆参加地下党会师大会，接受新的任务。
忠诚战士
我离休后在重庆市党史部门工作期间，为了给曾霖同志立传，查阅了他的档案，访问了他生前的一些战友和他老家的乡亲，并沿着他在华蓥山走过的地方，采访了许多当年同他一起生活战斗过的同志和群众，从一些生动事例中，更增加了我们对他的怀念和崇敬。
有人说曾霖的命很苦，一个穷苦人家的儿子，从小失掉父母兄弟，为了活命，只有去下苦力。后来当兵在军阀连年内战中，总算九死一生活了出来，参加革命后，也是在惊涛骇浪中南征北战。1928年，他在仁寿安了个家，生了一个孩子，很快被岳父怀疑是共产党，把他赶走，这个家就完了。以后他带着孩子参加了革命。在“皖南事变”中，他被俘，孩子也在战场上牺牲了，他失去了唯一的亲人，从此他就象流浪汉—样，四海为家，浪迹天涯。解放后，他作过重庆市交际处处长；沙坪坝税务分局局长；南泉疗养院院长；最后还当过龙门浩缆车公司经理。这些职务对于像他这样老资格的革命者，实在是有些不公平。可是他对我说过：“一个人尽喝糖水有甚么味道，酸的、苦的、辣的、麻的都要尝一点才有乐趣。我算有福气，都尝到了。再说我们总算活出来了，想到死去的战友，还有什么想不通的？”他在毫不熟悉的岗位上，接待南来北往的客人，向各行业征收税款，修建疗养院，照顾休养员，总是兢兢业业，作得很出色。1951年他已五十多岁了，才与唐素华同志结婚，又得了一个女儿。五十多岁的人，才开始享受家庭的温暖和幸福，他却病倒了，他对前往看望的同志说：“我一辈子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病倒。现在正是需要拼命干的时候，可是我心有余而力不足，想干干不了，这才是真正叫苦啊！”
曾霖是在枪林弹雨中度过来的，他遍体枪伤，直到去世时，身上还残留着—些弹片未能取出。可是他从来没有向人宣扬过自己过五关斩六将的英雄业绩，当别人问他身上的伤疤，和头上一块没有头发的伤痕时，他漫不经心的笑着说：“那是过去生过疮，头上长过癞子留的疮疤。”他在一生中闯过了无数风险，许多该死的时候没有死，这不是靠幸运，而是他有一套保护自己战胜敌人的本领。他临危不惧，警惕性又高，晚上睡觉虽鼾声如雷，但枪一直揣在怀里，一有响动就惊起。他长期生活在社会的各阶层，三教九流，无所不懂，七十二行，无所不通，对待各种人物都有一套办法。在邻水，他是一个乡下人，走家串户，与农民交朋友。在广安，他就成了个做日杂生意的郑大爷，坐茶馆，打麻将，与当地袍哥大爷混得很熟，与舵把子亦有来往。在岳池，他是一个拿着罗盘满山蹿的看风水，捉龙脉的阴阳先生。我们在广安访问时，当年的—些游击队员还绘声绘色的谈起同曾霖一起下田捉黄鳝、划拳饮酒的快乐。一个名叫徐荣北的老人，很深情地回忆曾霖住在她家的时候，向她讲革命道理，动员她变卖田产支援起义。她说：“曾霖是我革命的引路人。48年起义之前，我就为他泡了一罐大蒜，一直留到解放后，也没有能够再见到他。”
曾霖，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永远活在战友、亲人和华蓥山区人民的心中。
怀念照明同志
看到邓照明同志去世的讣告，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50年的友谊，50年的风雨，让我想起许多难忘的往事。
那是1949年初，华蓥山起义已经失败，作为起义的负责人之一，照明同志费了很多周折，才绕道去了香港，找到了党组织。他回到重庆后，到了歌乐山我们家，传达上级的有关指示，这是我第一次和他见面，大家都亲切地叫他邓大哥。他详细地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又总结了华蓥山武装斗争的经验教训，接着就布置新任务。他说：“根据形势的发展，我们不要再搞武装斗争了。要保存实力，作好准备，迎接解放。”当时刘石泉同志已经被捕，安排起义地区撤退到重庆来的一大批同志的任务，完全落到了我的身上。我尽了很大的努力去安排掩护他们，作了很多工作，还是没有能够说服一些报仇心切的同志，如果弄不好，很可能会出事情的。邓大哥听得很认真，流露出极大的忧虑，他说老林啊，你要尽快地将上级指示传达下去，扭转同志们的急燥情绪，对那些暴露了的要坚决转移。要他们千方百计的依靠各自的社会关系和统战关系掩护下来，你要想尽一切办法，解决好同志们的住地、吃饭和过冬的棉衣……他语重心长地说：“这些经过战斗锻炼的同志，个个都是党的宝贵财富，是新中国建设的骨干，决不要在天快要亮的时候出事。”他还拉着诗伯的手，说陈大姐，你是二十年代的老英雄啊，你把你的一家人都带进了革命队伍里来了，真是不简单啊。
我根据他的指示，立即组织了重庆的同志们传达和学习，还研究了行动方案，派人到起义地区对潜伏下来的同志进行了传达。杜文举同志去合川，说服了一个数十余人的小分队，人员疏散，枪支隐藏，避免了可能发生的不幸。武胜的同志听传达后，也放弃了武装斗争，转向策反，加强统战和准备接管的有关工作，只是岳池有部份同志出于对敌人的义愤，自动回到家乡，取出分散埋在地下的枪支与敌人发生了战斗，导致两个同志英勇牺牲。这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都证明了照明同志传达的上级指示的重要性。
1949年的12月1日，重庆解放了，我正在临江门忙于脱险同志联络处的工作，跟随解放大军回到重庆的邓大哥来了，他一把抓住我的手，喊了一声“唉呀老林，你还活着呀！”邓大哥紧紧捏着我的手不放，眼睛有些湿润，我心头一热，禁不住滚出了两行热泪。他离开重庆快一年了，这一年里，我遵照他传达的中央指示，做了多少工作，历经了多少艰辛，真是一言难尽。现在，我终于完成了他交给我的任务：我和老刘联系的214名撤退下来的同志，全部都活着迎接了解放，我们也尽了最大的努力，恢复了起义地区的组织，最大限度地避免了更大的牺牲。可是，我们花费了那么多精力组织的营救渣滓洞白公馆难友的行动，却失败了，我们眼睁睁地看着这么多的好同志，好战友，还有自己的亲人，都牺牲了，他们没有能够活到解放，我对不起他们……
邓大哥安慰我说：“老林啊，话不能这样说。营救没有成功，有着诸多的客观原因，你和你的一家，还有同志们，都已经尽力了。我昨天晚上是一夜没合眼啊，我一定要来看看你们，看看你们这些有幸活出来的同志。说实话，我们在南京和长沙研究重庆党干部情况的时候，最担心的，就是你们手里这一块啊。你想想，从战场上退下来的那么多同志，他们有的是满腔的仇恨，有的是必死的决心，但是太年轻，大都没有武装斗争的经验，更不懂秘密技术，这么多的人毫无准备就进入敌人的心脏，在特务密集的重庆活动，只要有一个人出了问题，不但是你老林，你们这一家子，连同重庆的党组织，随时随地都可能遭到破坏和牺牲……陈大姐，你们这一家，为革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啊！”
1954年，我和邓大哥又在离重庆市区不远的长寿湖狮子滩水电站见面。这个水电站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156项重要工程之一，曾被当时苏联友人誉为“新中国水电事业的第一朵鲜花”，邓照明同志担任了主管这个工程西南水电工程局的局长。他带我去了工地，只见遍地荒草中，孤零零的立着几个简陋的工棚，而我们在这片荒地上，仅土石方开挖就在100万立方以上。这里地形复杂，管理干部和熟练工人严重不足，技术力量也很薄弱，机械设备缺乏，物资供应紧张，只能在枯水季节大量施工。由于给我们的时间只有短短的两年，不得不边勘探，边设计，边施工，交叉作业……这些都在我心中压上了一块大石头。
邓大哥却信心十足地说：“老林啊，我是直接向市委组织部点将要你的哟。我们的′困难是多，但比起地下时期，总要好得多吧。”
每天上班开一小时的碰头会，就是一场艰苦的战斗，各工区的负责人万箭齐发，向邓照明这个局长要人、要物资设备、要住房、要吃要穿要戏看……总之，工程上、生活上差啥就向他要啥。他知道自己的“家底”，虽不能说是“一穷二白”，也经常是“无隔夜之粮”，但他总是有条不紊的处理—切事务。他从不发脾气，总是耐心地讲道理，要大家同舟共济；无论是谁，只要尽了力，哪怕没有完成任务，他都要肯定成绩，鼓励再战。常常是开完碰头会，他就带着一些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干部下到现场，发现问题就地解决。因此，他对工程进度了如指掌，班组长以上的工人干部，他大都叫得出名字，他走到那里，职工们就围拢来向他反映情况。按照明的安排，我主管物资供应这一摊，上万人的施工队伍，上百个施工现场，每天需要成千上万的钢材、水泥、沙石和各种物资，而开工时候工地上那几个棚布搭成的库房内，大多是空空如也，许多物资是要经几百上千里的路程才能运到工地。邓大哥理解我们的苦处，也相信我们的能力，对我们总是鼓励多于批评。而供应部门的全体职工，也在邓大哥的感召下齐心协力，想尽一切办法保证供应，保证工程能够顺利进行。
邓照明同志是狮子滩水电工程局的一把手，认为自己肩负的任务不仅仅是发电，还要出人才。他一开始就重视职工的技术培训，除干部技术短训班、文化学校、技工训练班等固定培训机构外，还用师徒合同，派出去请进来等办法，培养了大批技术骨干队伍。直到现在，全国各水电部门都有狮子滩电站派去的技术管理人才。他不但管生产，还抓职工的思想建设和生活管理，不管怎样忙，他还是经常去为党的积极分子训练班上党课。在他的倡导下，除经常请外来剧团到工地作慰问演出外，还通过俱乐部组织职工业余京剧、川剧、话剧、歌舞、曲艺等演出队，每周都有节目演出；还经常组织各种球类、棋类比赛和舞会，各工区都有球场、茶馆、照相馆，文体活动丰富多彩。工地的几万名职工和家属，不但要玩得好，更要吃得好。我们争取了附近几个县的政府支持，副食品源源运到工地，食堂的伙食开得好，生活区还有一条著名的“好吃街”，那些谗嘴的姑娘小伙子吃了这家吃那家，成天乐呵呵的。几年下来，数万职工分布在纵横数十里的工地上，很少发生打架斗殴、贪污、盗窃、赌博、奸淫等违法犯罪行为。这在今天还是有现实意义的。
1956年国庆，狮子滩水电站终于提前一年建成发电了。这为解决重庆用电急需，培训队伍，积累经验，为全国更多更大的水电站建设提供了有利条件。邓照明同志作为身负重任的创业者，在培育灌溉“新中国水电事业第一朵鲜花”的工作中，他是付出了全部心力的。他是一个称职的园丁。
狮子滩的工程还没有结束，邓大哥就调回了北京。1958年，我和一批中层干部都被打成了“右派”，紧接着就是困难时期，我和宁君带着六个孩子，真是受尽了折磨。大约是1963年，邓大哥出差到成都，四处打听我的住址，一天下午，他突然出现在三圣街我的家门口，让我和宁君都喜出望外。他拉着我的手说：“来成都后，别的同志可以不看，我一定要来看看你。”廖宁君正给他送茶，听了这句话，转身去擦眼泪。他很感慨地说：“我们地下党的同志太单纯太幼稚了，不懂得党内斗争。我在北京听到狮子滩在反右时的一些情况，先是不敢相信，但后来证明都是事实。我难过啊，当初约你去狮子滩，是希望共同干一番事业，没想到会落到今天这个结果。老林，我没有对你的事尽到责任，我心里有愧……”
我说：“邓大哥，不要这样说，当时你要是在狮子滩，说不定也逃不脱这场灾难啊！”
我说这话，是有根据的。当时全局有数百职工定为敌我矛盾（包括工人中的“反社会主义分子”），行政上搞了一个以局长为首、包括重要职能部门负责人在内的所谓“反党集团”，这个集团的成员都被打成右派分子、反党分子，算起来随同他去狮子滩的同志，有三分之二被列入了这个“行列”，其余的受到不同程度的批判处分……
邓大哥微微的点点头，然后长叹了—声。我不愿再用这些痛心的往事使他伤感，有意转移话题，问问他的工作和生活情况。他不回答我的问话，却说到他在延安时也曾经被打成所谓的“红旗党”，也被无理审查了很久。看来邓大哥对于所谓的“党内斗争”，感触比我这样“不谙世事”的人深得多啊。
我们谈了一下午，眼看已经快七点了，他说饿了。廖宁君为他煮了—碗酸辣面，他吃得津津有味。晚上还有工作，他吃完面擦擦嘴，连声说好吃好吃，然后紧紧和我们握握手，才依依惜别。
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的年代，竟有一个老领导老战友不避嫌疑、冒着风险，敢来看我这个被打入另册受人歧视的人，让人感到多么的亲切和温暖啊！
时间到了1983年，我的“右派”问题已经改正，一次出差去北京，因为住地离邓大哥家很近，有三个晚上去他家谈天，谈得最多的是关于华蓥山武装斗争。三十多年过去了，作为这场斗争的负责人之一，邓大哥认为其中的经验和教训，应该认真地总结和思考。他说在大后方搞武装斗争中央是肯定的，在七大时四川组讨论时的意见也一致，他也是带着这一任务回四川的。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我们地方的同志对于中央有关指示的体会是不深不透的。第一，我们搞武装斗争的目的，是配合大军解放大西南，而不是在大军还不能到达之前，不顾敌我双方力量的巨大悬殊，在敌人的心脏里忙着去“自己解放自己”。第二，即使要搞武装斗争，也必须要走井岗山的道路，充分发动和组织群众，而不是像绿林好汉那样脱离群众地去“拖棚子”，这样是难于取胜的，就是一时取胜了，也难于巩固。对于这一点，邓大哥他在敌后也打过游击，是深有体会的。还有一点，诗伯当时也提到过：必须在队伍的调度、多方的联络、战略战术和后勤保障等方面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这个方面的不足，在起义中也让我们的人吃了大亏。
邓大哥的这些看法，有些同志不以为然，还有人认为他不尊重在起义中牺牲了的同志，是自己给自己抹黑。对于这样的屈解，邓大哥表现出少有的激动，他说自己对于在战斗中牺牲了的同志，特别是领导同志，一直都是很崇敬的，可是作为这场斗争的参与者，我有责任对于其中的问题进行总结，也应该提出我自己的看法供大家参考，怎么又扯到不尊重谁谁谁的问题上去了，这明明是两回事情嘛。
我也是这场斗争的参与者，对于邓大哥提到的那些问题，从心底也是理解的。可是我也理解那些误解他的同志。这是因为解放后，从中央到地方对于地下党普遍存在偏见，特别是“四人邦”横行时期，绝大多数原地下党员受到残酷迫害和无情打击。现在“四人邦”打倒了，大张旗鼓的拨乱反正，恢复了地下党名誉，大家对于在战场上英勇牺牲的同志，尤其是领导同志，都抱着深深的怀念之情。在这样的时候，听到任何不同的意见，都很容易在情感上通不过。
邓大哥听了我的意见，承认自己在这方面考虑不够，但是并没有放弃自己的看法。后来他写了一本书，举出大量的事实，详尽地表述了他这些年思考的结果，然后公开出版。这本名叫《巴渝鸿爪》的书，在老同志中间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真诚的表达自己的观点，敢于光明磊落地解剖自己，是非常难得的。邓大哥就是这样的光明磊落者。
怀念泽宽同志
这些年一些老同志陆续的先我而去，这本是自然规律，但得到这些不幸消息，心里总不好受。前几天，肖泽宽同志又走了，走得这样突然，让我感到特别吃惊、悲痛。
解放前，肖泽宽同志长期从事川东地下党的领导工作，特别是1948年川东党组织遭受破坏后，他不顾个人安危，在极困难的环境下，为恢复整顿和壮大党的组织，保护同志，开展对敌斗争，作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受到同志们的尊敬和爱戴。解放后，在与肖泽宽同志的接触中，有几件事使我印象最深、受益很大、至今难忘。
共产党员没有做不成的事
1962年，在四川省文联沙汀同志的直接领导和关怀下，调我和廖宁君去整理陈联诗的回忆录，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韦君宜同志派长篇小说组组长王仰晨同志，随同我们来重庆征求重庆市委和有关领导的意见，作为组织部长的肖泽宽同志接见了我们。他明确的指示：“陈联诗同志解放前长期在华蓥山区从事武装斗争，有很多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值得写，对教育下一代很有好处，你们应该有信心完成这个任务。”接着又说了：“当年罗广斌写《红岩》时，他不是学文学的，信心不足，有些胆怯，我告诉他，不要怕，大起胆子去搞，共产党员没有做不成的事，后来不是搞成了吗？而且反映很好。”最后鼓励我们：“你们干这件事，我也是这个态度，我支持你们，一定要写好，如有困难需要我们解决的，就来找我。”
我们听了很受鼓舞，王仰晨同志的信心也大了。
在党和许多同志的帮助与支持下，我们一家三代历经艰辛，花了40多年的时间，终于完成了这部回忆录。1995年，回忆录出版了，我们在北京向他汇报，他很高兴。在北京开座谈会时，因为他行动不方便，不能参加，所以就委托张黎群同志代为转告他的祝贺和意见。
最近看了沙汀日记，他对陈联诗的回忆录极为关心，也像他对《红岩》写作过程那样，倾注了大量心血，记下了许多重要意见，使我们深受教育。
保护同志掌握政策
“三反”运动开始时，我在南川搞土改，忽然被调回市委统战部，停职检查，原来有人检举，说我曾经用汽车拖了两车金条回家。市委很重视，认为要抓一个特大老虎，于是派肖泽宽同志带了一个工作组来坐镇统战部，清查这件事情。当时召开大会小会，要我检查交代，弄得我思想很抵触，记得肖泽宽同志有次找我个别谈话，耐心的开导我：“要老老实实的把事情说清楚，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不说不行，乱说也不行，相信党是实事求是的，既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工作组既没有对我搞严刑逼供，也没有屈打成招，只是叫我在一个办公室里写交代。后来才弄清楚，是解放初成立脱险同志联络处时，陈联诗找人在国民党国防部财务预算处搬来几张桌凳作吃饭用，江北刘家台国民党有个联勤总部服装厂被敌人溃逃时破坏，我们去借了一些被褥、毯子、衣服作脱险同志换洗用，事情弄清楚了，我也恢复了工作。
当时不少单位在极左的错误思想指导下，打了不少假老虎，甚至逼死人命，造成不少后遗症。肖泽宽同志这样政策掌握稳，保护同志不被伤害的精神很值得我们学习。
不要计较个人得失
1985年，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召开抗日时期党史座谈会，地下党的同志们从全国各地汇聚一堂。有一天晚上，我走进肖泽宽同志寝室，看见邓照明同志也在那里，摆谈时肖泽宽同志说：“老卢（卢光特）是个好同志，五七年错划为右派，吃了不少苦，落实政策后，搞党史工作，为同志平反冤假错案，都很积极努力，做了不少好事，但他有个毛病，总是爱与别人比职务、待遇、住房等条件，感到不及别人，对他不公平，爱发牢骚。”接着他开玩笑似的对我说：“他还比我好呢!他当了市政协常委，死了可以登报发讣告，我还没有资格享受这个待遇。”对此，我也有所感觉：有时为了一点小事，老卢气得面红耳赤双脚跳。我还常常劝他，给他解释误会，但他思想上的疙瘩很难完全解脱。不时发作，爱生闷气，导致长期忧郁积劳成疾，突发心脏病，不治去世，过早的离开了我们。
肖泽宽同志也是一生坎坷，常常遇到一些不顺利的事，受到不公平待遇，但他总是思想开朗，整天都是一张乐呵呵的笑脸，很少发牢骚。据说中央曾有意调他到中央一个部门去负责，他却婉言推辞，一直在北京市委组织部门工作。肖泽宽同志这种不计个人得失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也是值得我们学习。
我也是自身难保啊
“反右”时，重庆市一些原地下党的同志被打成右派，在一个较长时期，我和一些同志对肖泽宽同志有意见，认为解放前他是川东地下党的主要领导人，解放后，他当时是市委常委兼组织部长，他对这些同志一般都很了解，他有权也有责任站出来为这些被错误挨整的同志说句公道话。可是未看到他在这方面有所表现，认为他没有尽到保护的责任。这个问题一直闷在心里，直到94年我在北京见到他时，暴露了这个思想，他愁苦着脸说：“反右时，重庆市的好多同志受到伤害，长期以来，我一直感到不安、内疚，但我也有苦衷，我也是自身难保啊……”后来才知道，他当时也是有职无权，而且经常是小心翼翼、提心吊胆的，担心有朝一日这顶“右派”帽子落到他自己头上，要是一不小心，他那包庇“右派”的罪名就成立了。没想到他谨慎躲过了那场灾难，可随后因为反对李井泉在四川大搞面子工程饿死了一千万人，“肖李廖反党集团”的帽子同样落到他自己头上！
肖泽宽同志永远离我们而去了，他对党的事业忠诚、对同志关心、对自己严格要求，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是一个真正的，名副其实的好共产党员，值得我们，特别是现在年轻一代的共产党员尊敬和学习。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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