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向北
地下航线
以往的电影里一演到国民党审讯共产党，总有一些套话。比如说那“国民党”对“共产党”说：“实话对你说了吧，这些事情你的上级（或者是下级）都已经招了，你被自己的同志出卖啦！还为他们保密做什么？我看你还是说了吧！”“共产党”则昂起头，大义凛然地回答：“你们既然都已经知道了，还来问我干什么？”
没想到这些蹩脚的伎俩，被造反派学到了。
他们分别把我和宁君关起来，先去对宁君说：“你们做的很多坏事，林向北都交待了。他把责任都推到你身上，你不说不但保不住党籍，还要受行政处分。你还为他瞒什么？”转过来又对我说：“廖宁君写了很多检举材料，揭发你在外面伙同那些右派翻案，你还不争取主动，坦白交待，到时候她倒是立了功赎了罪，我看你怎么办！！”
他们忘了一点：不但我和宁君，连我们的父辈也是干“地下党”出身的，各种各样的秘密技巧都已经烂熟于胸，更何况他们的这些招数比起真正的国民党来，简直差得天远地远，哪里是我们的对手。其实我们对于外面的大形势，造反派内部的动态，我们互相的“交待”内容和造反派“审查”的情况，都已经知道得一清二楚，因为我们有条“地下航线”，“航船”就是我的几个女儿。有时候二女儿林波来送衣服，把字条夹在衣服的袖子里，造反派要检查，她提起袖子抖了又抖，一看什么又没有，造反派一挥手让她进来，结果字条在她手里捏着呢。有时候大女儿抗美把饭做好，带着三岁的平儿来送饭，平儿一见我高高举起饭盒：“爸爸今天吃干饭！”那字条就在饭里埋着。直到今天，我还要为此事感谢老石，他把造反派对我们的态度、打算，都写在纸条上写得明明白白，让我们心中有数，应付自如。
想当年我们打下了天下，满以为从此结束了在白色恐怖下的“地下斗争”，过上了扬眉吐气的日子。没想到解放十几年后，还得让孩子们接着干，真不知道应该对于孩子们的机智而高兴，还是应该为她们而悲哀。
“杨白劳”耍大牌
“文革”中成立了很多“专案组”，为了收集整人的资料，在全国开展了大规模的“外调”，说白了就是拿公家的钱，出去游山玩水，公费旅游。这门差事大家都争着干，那些掌了权的造反派头头自己耍得不爱了，就让兄弟伙们也出去逛逛，所以“外调”的人员多得不得了。
据单位造反派的头头说：来找我写“外调材料”的，比全局加起来还要多，多得那些外调人员只得住在招待所，每天早早的就有十个八个到外调办公室来排班站队。有些态度好点的，说得我高兴，当天就能取货；有些“比着框框”来“买鸭蛋”的，或者是想搞点“逼供信”的，我就对不起，在办公室里大吵大闹，闹完了让他等上个三天五天也休想得到我一个字，理由很简单：生病了，不能写；要不就是事情隔得太久，要想一想，至于多久才能想起来，不大好说。有的等不及了，就找“头头”来求情。“头头”放下架子来找我，说老林你看，我们这个外调办公室都变成了“林办”，专门为你服务，希望抓紧时间写出来，也让我们减轻一点压力。我拿起架子，说你倒是应该告诉那些外调人员，让他们把态度放好点。“头头”说对对对，我们早给他们打招呼了，说你是服软不服硬，不要硬逼。
有一次，重庆市党校有个女的外调人员，来调查我妹妹林梅侠的情况，看样子想给梅侠找点岔子。我心里老大不高兴，三天后才给她写了材料。她看了我的亲笔材料，说这不行，还得盖手印。我当时火起，刷刷把写好的材料撕了个粉碎，在桌上“啪”地一巴掌：“我又不是杨白劳！”说完后就径直回到“牛棚”。“头头”来说了很多好话，我第二天才又写了一份，让她拿走了，还是没盖手印。
解放后，我经历了大大小小的运动，这类事情见得多了，原先还指望摘掉“右派”帽子重新做人，谁知道还是个“摘帽右派”，和原来没什么区别。我成了“死猪不怕开水烫”，说我态度不好，顶多再多给我一顶小帽子，无所谓。
火炭落到自己的脚背上
文革中流行“入党做官论”，就是说想做官，必须入党，入党的动机就是为做官。为了表现自己“立场坚定觉悟高”，一定要对“牛鬼”划清界线，恨得越深、斗得越狠，入党的希望就越大。
机关里有个W女士，在斗争我的大会上说：“解放前我父亲受地主的压迫，现在这些‘牛鬼蛇神’又要来压迫我们，我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我听着她说的这些话，觉得有些蹊跷，斗争会完了闷着头往前走，路过厕所正想进去小便，却被后面跟着的W女士一把拉住，高声大骂：“你这个右派、流氓，跑到女厕所来干嘛！”说着就围过来一群人，不由分说将我痛打了一顿。
不久就有更想表现积极的人揭发：W女士的父亲之所以“受地主的压迫”，是因为给地主当“狗腿子”，而W女士本人的历史也并不“清白”，最后在“清理阶级队伍”时，多次“检查”都过不了关。以至于以后很长一段时间看见我，都躲躲闪闪，那样子直想挖个地缝钻进去
火炭终于落到了自己脚背上，不知道那时候，W女士对于“积极表现”有何想法。
还有一个想入党的“积极分子”，专门看管我们这群“牛鬼蛇神”，一天早晨见我在院内做早操，很不高兴：“你还安逸呢，悠哉游哉的做起早操来了。好！给你一个锻炼身体的好机会：围着院子跑20圈，跑不完不许休息！”
跑一圈大概是200米，我初先满不在乎，不过增加一点运动量，反正成天坐在“牛棚”里闷得慌，借此多活动一下筋骨也好。谁知那时候，营养跟不上，不能再和年轻的时候相比，结果只跑了15圈就晕到在地。
“头头”们知道了，急了，指着那“积极分子”的鼻子说：“要是真的出了人命，就不是你入党不入党的问题了，而是你脱不脱得了手的问题！”说着赶紧把我抬到医务室，打了一剂强心针，我睡了两个钟头才渐渐醒过来。从此他们再不敢体罚我了。
所以说，入党的心思不要太迫切，否则你将是祸兮福所藏，我则是福兮祸所倚，适得其反。
“九一三”的巧合
文革中我在牛棚里，唯一的工作就是写材料，写别人的同时也写自己。写着写着，这一辈子悲欢离合，沧桑冷暖，一桩桩一件件都涌上心头，成了写自己的回忆录。我因此多留了个心眼：任何材料都用复写纸一式两份，交一份上去，留下一份悄悄交给孩子们带回去好好保存。
1971年，林彪“九一三”爆炸，实际上宣告了“文革”的失败。单位上专门为我设立的“林办”也取消了，宣布退回所有关于我的材料，材料包括我自己写的“交待”、检查，外调材料和别人对我的揭发材料，总共913件，和林彪爆炸的日期一模一样。
我找了辆板车，把这些材料装回家，它们成了我的“宝贵财富”。这些年来，我能写完50万字的回忆录，发表了近20万字30余篇回忆文章，在很大程度上就靠这“九一三”份材料的功劳。毛主席说：坏事有时可以变成好事。这次这句话我信定了。
1985年我刚到北京，见到表叔陈于彤。他告诉我，在“九一三”林彪大爆炸的那天，他同时收到了一份“反对林副主席现行反革命判决书”。你说说，世界上是不是无奇不有？
我要夸个军代表
说起“文革”中的军代表，一般会在单位里支一派、压一派，对于被支持的任其所为，让他们飞扬跋扈，对于被压制的总是百般刁难，让他们抬不起头，因此受欢迎的还真的不多。可是我们单位的军代表，我对他们确有好感。
这位军代表姓高，听说是某军区的副司令员。他到了我们单位之后，同宁君作了一次谈话，然后就把她从“牛棚”里放了出来，理由是家里的五个孩子无人照顾。为什么高副司令对宁君如此“没有原则”？原来有造反派向他汇报，说是关押我们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为《红岩》里的“双枪老太婆”整理了一部回忆录，题目叫做《华蓥风暴》，那是一本大毒草，是违背了江青同志的“3.15指示”，为华蓥山游击队翻案。这位军代表为了弄明真相，就从造反派手中把《华蓥风暴》拿去看，越看越有兴趣，一连看了四个晚上才看完。然后他对宁君说：这本书太动人了！谁说是毒草？这是一本很好的革命教科书嘛！不要怕，我替你做主。这样的革命父亲和母亲，是你的骄傲，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随后他问宁君有什么要求。宁君说现在身体很糟糕，原来体重是110斤，现在枯瘦如柴，只有70多斤了，想请假同儿子一道去南京治病。高副司令当即一口答应，不但准了假，还同意出外治病的费用可以报销。宁君又乘机提出要转组织关系，这样在外面旅行治病都要方便些。这个要求遇到了麻烦：因为宁君当时的党籍还没有被“恢复”。造反派头头听了高副司令的指示，跑来对宁君说：只要你承认自己是“替父母翻案”，然后写个检查，就可以给你恢复组织关系，开接转组织关系的介绍信。宁君犟起一股筋，坚决不同意，事情就这样僵持下来，最后还是高副司令下了硬命令，事情才解决。
宁君去南京治病，修养了近一年才回来。
敢把“右派”叫同志的人
我们单位上有个副局长叫李克。此人是个老革命，政策水平高，好几次开会时他都拍着身边的座位高声大气招呼说：“请向北同志坐过来！”并对其他同志说，“你们不要瞧不起老林，要不是五七年出了点问题，他今天是不会与我们坐在一起的。”
“文革”一开始，李克就为这事挨了不少大字报，说他划不清界线，包庇我这个右派分子。我私下向他表示歉意，他却不当一回事，说老林你放心，这件事情上我没有错，是他们错了，你的问题迟早是会解决的。
还有一次，也是开我的批判会，林大热站起来发言：“向北同志，请你把问题讲清楚，我们是不会冤枉一个好人的。”主持会议的造反派们马上掉转矛头，把对我的斗争会转变为对他的批判会，说他立场不稳，胆敢把“右派”称同志，会后立马把他关进“牛棚”，于是我们成了知己的“棚友”。这不是把一个好端端的革命同志“逼上梁山”吗？
桥头下面打牙祭
文革一开始，单位就把我们这些“有问题”“不可靠”的人，送到成都和重庆之间的内江专区白马乡农村里去“劳动”。因为不知道“运动”下一步会怎么发展，所以在管理上比较松，没有限制人身自由，星期天还要放假，让大家到内江城里去买点日用品。这一天成了我最向往的日子，因为我有个“特殊任务”，就是定时与盛宇在内江城里的一个桥头上见面。盛宇当时在内江俾木镇四川轻工设计院工作，他的姐姐济慈是我的朋友，托他每个星期天，要请我在桥头下的小店里打一次“牙祭”，并把“外面”的时局形势告我，当然少不了那些真真假假的小道消息。有时还给我几块钱作零用。
雪中几粒火木炭，胜过千朵锦上花。
废品站里的“内线”
“文革”后期，我们多少有点自由，可以回家了，因为长期被扣发工资，生活上很困难，宁君和几个孩子都生病，真是雪上加霜。
已经是初冬了，女儿们还是穿着单鞋，手上脚上都起了冻疮，溃烂不止。就在这个时候，小董到我家来了，看到孩子们没有鞋穿，很大气地说：“没关系，董叔叔那里有的是，你们来选就是了。”
小董也是地下党，后来也被打成“右派”，与我是难友加战友，无话不谈。此时他在东大街一个废品收购站掌称，每天收到的旧货用箩筐装，其中就有不少的鞋。我在里面选了两双几成新的高帮皮鞋，花上角把钱卖盒鞋油擦得亮光光的，穿回来得意洋洋。宁君见了，很不以为然：到破烂堆里去拣来穿，羞死你屋先人！可是孩子们却不以为然，第二天都去了废品站。一次小董来说，刚刚从部队回收了一大批战士们换下来的破胶鞋，虽然鞋面都破起了一个个洞，可是鞋底是好的，而且便宜啊，几分钱一双。正在农村插队的抗美和林波立马去选了一大堆，拿回家来洗干净了，用线一针针的把破洞织上，带回乡下去，穿了好几年。
可是我们的生活中缺的不仅仅是鞋呀。小董又心生一计，对孩子们如此这般筹划了一番，于是孩子们就趁着天黑去撕街上的大字报，当成废纸拿到废品站去卖。小董假装和孩子们不认识，把那些东西放到磅秤上过秤，要是“上司”在场，他不过“谎报”个五六七八斤，孩子们把废纸扔进废品堆，然后到柜上去支钱。要是他一个人守门市，本来只有二斤重的废纸，他可以写成20斤或30斤，这样我们一次就可以多得三两元钱，够好些天的伙食费了。不过废纸的价钱很低，记得只有8分钱一斤，而废铜烂铁就不一样了，尤其是废铜，当时的价格好像是五角钱一两，在那个萝卜三分钱一斤、莴笋五分钱一斤的时代，够我们好几天的菜钱了。一次孩子们拣了些铜铁废品去卖，小董又谎报账目，居然多出了五六块钱，孩子们回来乐得直蹦达。
“文革”后，小董平了反，变成了老董，面貌焕然一新，当上了某杂志的主编，因为长相很像某位国家领导人，还被导演找去试过镜，对于当年他“谎报账目”的事情，老董至今“供认不讳”，还以我家的“恩人”自居，说这就叫特殊时期以特殊形式表现出来的“阶级友爱”。
枉死的好人
人老了，总爱回忆那些难忘的战友和亲人，当想到他们的战斗历程时，是多么的可敬可爱。但想到他们在文革中的遭遇时，又是多么的可悲可痛，叫人揪心落泪啊。
刘孟伉之死
首先想到的是孟伉伯父。
这个一身正气，刚直不阿的老人，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敌人闻风丧胆，人民肃然起敬，也是我最尊敬的导师和长辈。文革初期。我和在万县一起做地下工作的老同志赵唯、陈恒之一起去看他，谈到原川东游击队的同志们解放后大都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准备写成材料到北京去告状，却苦于没有钱作路费，难于成行。刘伯父一听，二话没说，转身进寝室拿出他的存折递给赵唯说：“拿去，这是我的全部家当。”我打开存折一看，所谓的全部家当，就是存折上仅有的65.50元钱。
直到今天，我想起这件事情，敬佩之情油然而生：一个参加革命几十年的正厅级干部，一位全国著名的书法家，一位学贯古今的老学者，全部的积蓄，就这个存折上的65.50元钱。真可谓是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了。
文革初期，像文史馆这样与人无争的地方还是比较清静的。在举国上下都在大造“红海洋”之际，我常常抱了一堆白纸，去请刘伯父写毛主席诗词，他则是有求必应，我因此有幸保留下来几件劫后余生的墨宝，也算是他老人家留给我的最珍贵的纪念了。
随后，打砸抢之风兴起，特别是1968年初，江青在那个臭名昭著的“三.一五讲话”中说了“川东地下党没有一个好人，华蓥山游击队糟得很，叛徒太多了”之后，整个四川参加过地下党的老同志，更是大祸临头。在这之前，刘伯父就被理所当然地打成了封资修的代表人物，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派，这时候加上他也是1927年的老党员，川东游击队的司令员，又被戴上了叛徒的帽子。
记得是1968年冬天的一个上午，我去看刘伯父，他有些紧张地对我说：“现在造反派禁止我外出，还特别打听了你的情况，你要小心。”我当时听了也没在意，这些年我也经历很多了，反正已经成了死老虎，没多大的油水让他们捞。可是就在第二天，全市统一行动，把我们这些“危险人物”统统关了起来，从此，我再也没有见到他老人家。
后来听说，刘伯父被关进了牛棚，造反派在他家里翻箱倒柜，稍微值钱的东西都被抢走，连他过冬的一件皮衫都没留下。大冷天，他晚上穿着一件薄薄的小棉袄躺在地板上，白天还被押出去戴高帽子游街示众……刘伯父总是怒目以待，有时也怒发冲冠骂上几句：“去问你的祖先人，我刘某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老子革命时，你还在你地主妈的肚子里没有生出来！”
那个造反派的头头，解放前是个土匪，以后加入了国民党，在文史馆当个一般职员，一口的脏话，狗嘴长不出象牙。他心毒手毒，不准家里人见刘伯父，也不准递东西进去。天气很冷，屋内不但不准生火，连老人穿的皮袄也强迫脱掉抢走，晚上让他裹着一床棉絮，躺在冰冷的地板上过夜。老人病了，不给药吃，还戴着高帽、反绑着双手，拉到一辆敞蓬大卡车上去游街示众。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在伤、痛、冻、饿和悲愤气急之下，终于病倒了。医生要求住院治疗，可是造反派不开证明，医生凭着良心对老人进行了抢救，脱离了危险之后，才让他回家自行调养。没想到待病情稍有好转，他又被拉去批斗。待到再次送入医院，医生已无回天之力，刘伯父终于在1969年的2月6日去世，终年75岁。
刘伯父花了数十年，撰写的两部书稿《杜甫研究》在馆内被窃走，至今下落不明。
林彪爆炸了，“四人帮”倒台了，可在一段时间内，他们的阴魂不散。1978年初，为了应付门面，有关方面勉强开了一个很不像样子的追悼会，在悼词里居然把刘伯父的死，说成是“修正主义卫生路线造成的恶果”。后来经过家属据理力争，才很不情愿地承认刘伯父是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强加给刘伯父的所有污蔑都被洗清了，为他恢复了党籍，恢复了名誉，党史部门还为他立了传，对他的一生作了公正的评价。作为一个国家级的学者，北京、成都、万县、云阳等有关部门，对他诗文、书法、篆刻都作了详尽的介绍；作为一个地区的骄傲，当时的万县地区还为他建立了纪念馆。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的作品愈是显得珍贵。不久前，他的书法作品参加了在北京举办的“20世纪中国书法精品展”，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好评。后来，应法国总统希拉克之邀，中国20世纪书法精品展前往巴黎展出，经过再次筛选，刘伯父作为中国百年来最著名的（已故）20位书法家之一，作品参加了这次大展，在巴黎引起轰动。
敬爱的刘伯父，您也可以含笑九泉了。
杜桴生之死
杜桴生是岳池人，1925年入党的老党员，虽然早年没有见过廖玉璧和陈联诗，但对他们在华蓥山武装斗争的情况是了解的。1936年车耀先决定诗伯去苏联学习，就让她去宜昌找杜桴生。杜老长期在白区工作，早已上了敌人的“黑名单”，特别是1946年他在《新华日报》成都办事处任经理时，险些被敌人抓捕。
杜老是一根肠子捅到天的耿直人，爽快正直，不管对什么人，有话就要说。解放后，他在川西行署当秘书长，多次顶撞李开泉，致使李井泉对他怀恨在心。他是个川剧迷，很受川剧界人士的敬重，为了振兴川剧，他批准重新修建成都川剧的老窝子－－锦江川剧院。“三反”一到，就因为此事把他打成贪污分子，他不服，四处告状说：“几十年来，老子提起脑壳干革命，谁稀罕那几个臭钱！”反右一来，在“阳谋”的鼓动下，他又提意见，说自己没有贪污，明明是有人故意整他。于是理所当然的就成了“右派”。
成了“右派”的杜浮生，被安排在四川省民族事务委员会赋闲，我和李维、王叙五、黄友凡、王扑庵等同志常去看他，这些同志在地下时期都曾同他一起在川北工作过。当了右派的他情绪尚好，常拉我们去看川剧，如果他没空，就在一张纸上写上自己的名字，我们只要拿到锦江剧院售票处，准可得到几张免费的前五排好票－－川剧界一直都把他当成恩人。
文革初，这位四川地下党的“大右派”带头起来造反，也不回家了，就住在川大。于是在地下党中许多受迫害的人闻风而起，纷纷奔向川大，在“826派”的支持下，组成了“四川地下党受迫害调查组”，搜集到许多惊人的数字，比如解放前四川有地下党员18000多人，到1968年只剩下几百人了。地下党85%的县团级干部都被打成了反党右派分子……这些数字一经公布，不但当时舆论哗然，也为若干年之后的拨乱反正平反昭雪，准备了证据。
自从江青在“3.15”讲话中说“华蓥山游击队叛徒太多”，“川东地下党没有一个好人”之后，全川地下党员和华蓥山游击队员大都进了牛棚。杜老的日子更不好过。他被政协造反派抓去关在黑牢里，白天拉出来示众，头顶一个沙锅，沙锅上盖上一个五尺长的纸糊黑色高帽，帽子上写有“大右派杜桴生”六个大字，当众坐在一张大桌子前，写检讨。一时观者如堵，有人骂他“杜大麻子”，更有小孩扔砖头吐唾沫，拍手大笑。杜老怎么受得了这般侮辱，一天晚上他从黑牢里打开窗子逃出来，一步一跛的来到我家里。我见他头摔破了，还在流血，一身污泥，一口粗气，不断地骂“这些王八蛋，我杜桴生作了什么坏事，黑起良心这样整我，我要去北京告状！”
我连忙打了一盆水给他洗脸，准备给他做饭。他一边嚷嚷说“快给我茶喝，渴死了！”一边又拦着我：“别做饭了，我马上要走，不然他们会来抓我。”我给他找了一根竹棍，准备出门送送他，他说：“不送了，人多影子大，会被发现的。”
我不放心：“现在你准备去哪里？”
他说：“你不管，等我住定了再告诉你。”
就这样，他一瘸一跛的走了，后来才知道当天晚上他到了白马寺一个老朋友家里，不几天就到北京告状去了。过了不久，又听说把他从北京抓了回来，关在监狱里，到底是什么监狱，家里人也不知道，直到人都快要死了，才通知家里去接人。家人在杜老的一件破棉袄里，发现了他写的申诉书，真是字字血泪，惨不忍睹。
听说他死得很惨，是有人用竹签子戳破喉咙整死的。
谁会想到杜浮生革命一辈子，竟会落到如此下场。
范硕梅之死
范硕梅，垫江人，是个三八式的老共产党员。他为人耿直，办事认真，在工厂当厂长时，成就卓然，很讨工人群众的喜欢。可就因为他不去吹牛拍马，反右时判他“反对领导罪”，再因为不肯“认错”，被认为态度恶劣，定为“极右”。文革初期，他在“造反有理”口号的鼓动下起来造反，旗帜鲜明地就是要反对“土皇帝”李井泉迫害地下党，要求为地下党和右派平反。哪知没几天，上面只准“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的精神就出来了。他知道又上了“阳谋”的当，却不惧怕，还是要反。于是被定为“右派翻天”的典型，在成都市体育场十万人的大会上被批判。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一个”有名气”的女人在大会上控诉他评判他，把他骂得“狗血淋头”－－要知道这个女人也曾是地下党员，而且还与他相识。这时，范硕梅认为有些“披着共产党皮子的人”到底与国民党反动派没有什么区别。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他领导学生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国民党还不敢公开抓他，有的人就是被抓去关上几天，也就放了回来。而今天，在共产党领导的国度里，同样是为了公理，他却被抓、被斗，还游街示众。他像在国民党统治时被绑赴刑场一样，挨斗的时候高呼“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的口号，世人见了，都有些莫名其妙。
后来，听说把他弄到南充一个加工猪牛皮的工厂，整天泡在硝水里刮牛皮毛和猪皮毛，不久就全身发肿，死了。
周渝民之死
还有一个老地下党员叫周渝民，解放前曾在我的家乡云阳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解放后在一个建筑设计院作党委书记，文革中被作为“走资派”和“叛徒”关进牛棚，每顿饭只有一个馒头。他病了住进医院，我同卢光特去看他，眼睁睁地看着他吃了六个馒头，还没吃饱，他说“我得的是饿痨病。”后来听说他死了，我和卢光特再去看他，他已经被放在一块木板上，眼睛仍睁得大大的。老卢想把他的眼皮按下来，可是不行：一放手眼睛又睁得大大的，真是死不瞑目啊。
我至今仍不理解，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和中华优秀儿女，他们没有被国民党反动派整死，却无缘无故的死在自家人和“同志”手里。这是为什么，究竟是为什么啊？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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