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向北
内容简介
文革来了。我还真以为这个运动“要把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获得“第二次解放”的好时机到了！宁君带头成立了华蓥游击战团，办起了《华蓥怒火》的刊物。我成立了一个传单交换站，把诗伯受冤屈的材料到处分发。地下党的同志们都跑到四川大学找到“东方红826战斗团”，组建了“四川地下党问题联合调查小组”，地下党受迫害的数字，触目惊心。
1968年3月15日，江青在接见四川造反派组织的时候说：“华蓥山游击队糟得很，川东地下党叛徒太多，没一个好人。”一时间所有的幻想都破灭了，翻案者纷纷进了“牛棚”。死猪不怕开水烫，牛棚里也能找乐子，给每个“牛鬼”写段三句半，笑声里带着血泪。
荒诞的岁月是一面镜子，照出每个人的真实面目。谢谢好人，敬仰勇者，怀念君子，而那些手上沾满鲜血的恶人和各种小人，我是一点办法都没有，还是让上天去惩罚他们吧。
你给别人的印象，其实是你自己画就的。
为华蓥山游击队“翻案”
毛主席亲自领导和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把亿万中国人民都推到狂热的火山口。他提出了“造反有理”的口号，可是要造谁的反，怎么样去造反都没有指明，大家又用不着问，反正“造反”没有错。因此，不分男女老幼，不分兵农工学商，都天不怕地不怕地造起反来。
当时有句口号对我们很有吸引力：把被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
我们首先想到的是诗伯曾经战斗过的华蓥山游击队。从1926年的军团冲突开始，中间经过迎接红军的1932年起义，直到1948年的迎接解放的武装大起义，华蓥山区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同军阀、地主、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长达20余年的武装斗争，许多党的干部和游击队员壮烈牺牲，人民遭受了深重的苦难。可是解放后，由于对地下党的偏见，再加上地方上不明真相的习惯势力，一直认为这是一支土匪队伍，好多游击队员和家属也一直被当成土匪和土匪的家属，被作为革命的对象打击迫害，甚至流离失所，妻离子散。诗伯曾经为此奔走呼吁，要恢复华蓥山游击队的本来面目，可惜壮志未酬。现在作为游击队的后代，作为这支队伍的领导人的后代，我们理所当然的要把这段“把被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
要造反，就要有个组织，就像全国风起云涌成千上万个造反组织那样。我们这个组织起了个名字，就叫“华蓥游击战团”。有了组织还要有个刊物，我们为刊物起名叫“华蓥怒火”，刊头是由孟伉伯父亲笔提写的，他既是当年诗伯的老战友和崇拜者，又是川东游击纵队的司令员，还是全国著名的书法家，于情于理于公于私，都为刊物增光不少。刊物的第一期刊出了《华蓥战团》成立宣言，旗帜鲜明的提出要为华蓥山游击队及死难烈士和游击队员及其家属平反。特别是在有一期的“华蓥怒火”上编了100例事实，来揭露“走资派”迫害四川地下党及其所领导的武装斗争，以及在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在“反右”中大整地下党员的情况，这些五花八门、无奇不有的荒唐事例，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纷纷给以转载评论。与此同时，我们还在成都、重庆、岳池、广安等地访问了200多位知情人士，其中有当年四川省的负责人和一些游击队员及其家属和游击区的群众，有廖玉璧、陈联诗的亲友、邻居，他们提供了很多宝贵的情况，并献出了当年保存下来的珍贵文物，为了表示慎重起见，他们对所谈的材料都盖上私章、手印，我现在还保存有很多这样的访问记录材料。当时我们家很穷，采访不但辛苦，遇到不少危险，而且交通不便，为了投亲靠友，解决吃和住的问题，每天要走上数十里路。其时正是武斗期间，各派都在路卡上站岗放哨，也不知道是哪一派的，稍微问答不对头，就要吃苦头。宁君和我去到罗渡溪，那里正有敌对的两派在打仗：一派要为游击队平反；另一派说游击队就是土匪；我们怕找错了门路，在一个田边躲了半天，最后才找到一个老游击队员的家属，把我们引到中和镇宁君的家乡。
总的来说，几次调查访问都是顺利的，没想到回到重庆，宁君与她弟弟大吵了一架。
她弟弟很气愤的说：“你不要给我找麻烦，有人正在说我为父母翻案。”
宁君理直气壮的说：“就是要为父母翻案，你怕，我不怕。”
“你怕啥？你啥子都没有！现在造反派正要考虑我当‘三结合’的领导干部，我不能让人抓住把柄。父母的事情只要时机成熟了，组织上自然会考虑解决。现在你闹翻了，顶屁用。”
“哼，没想到你现在变成这样，为了当官，就连父母都不要了。”
“不管你怎么说，反正我不同意。”
“你不同意，我同意，这事不要你管，你也管不了我。”
就这样，宁君气冲冲的到文联野谷家去了。从此以后，两姐弟就很少往来。
宁君回成都后，就根据过去所掌握的材料和这几次调查所了解的情况，整理成书面材料，上京向“中央文革小组”告状，谁知走错了庙门－－1968年，正是掌握“中央文革”的江青发话，说“华蓥山游击队叛徒多的很”－－当然毫无结果，空手而归。
尽管我们又一次希望落空，但通过这一系列采访，我们掌握了大批珍贵材料。打倒“四人帮”之后，上面提出了“拨乱反正”的口号，各地开始了清理历史错案的工作，1983年由岳池、广安、武胜、华蓥市党史部门联合组成的“三十年代华蓥山武装斗争编写组”，花了三年时间，写成了一本书，肯定了华蓥山游击队是党所领导的一支武装队伍，同时在岳池、广安党史刊物上写出了廖玉璧、诗伯传记，也肯定了他们的革命活动……这些成果与我们提供的这些资料是分不开的。
1982年6月，岳池县正式向我们颁发了国务院给廖玉璧的烈士证明书。
建立传单交换站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一大批老地下党员也还像我一样，抱着“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的决心，从全川各地来到了成都，住在四川大学。是这个学校有几个学生是地下党的后代和亲人，他们组织了一个“826联合调查组”，专门调查四川原地下党受迫害的情况。
在调查组的重点调查对象中，有一批解放后曾经身处高位的地下党员，如原川西行署秘书长杜桴生，重庆市委宣传部长张文澄，副部长陈孟汀、王匡时，万县专署副专员赵唯，重庆市委秘书长李子舟，办公室主任廖伯康，《红岩》作者罗广斌、刘德彬，泸州专署副专员廖林生等。初步调查的结果是：解放后任县一级以上的地下党员，除了打成“反党集团”之外，百分之八十以上都被打成“右派”，反党分子、反党集团、除一般右派、极右派外，还有暗挂右派、先天右派、公摊右派、抓阄右派、未打出右派的单位领导是右派……总之，当时真是随心所欲，看领导的“高兴”。对那些不低头认错、认罪的，一律被认为态度恶劣，打成“极右派”，送往山区劳教，十之七八被整死、饿死、病死在那里，以后连骨头也找不到。像我这样的“右派”，从受苦受折磨的程度上看，简直排不上号，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从四面八方来的“难友“们相会在一起，大家感到当年没死在国民党的监狱里和屠刀下，解放后也没被那些有权有势的“左”王爷们害死，真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当时都有一个乐观的估计：这回是毛主席他老人家亲自号召，要我们起来造反的，一定会给我们第二次翻身求解放的机会，于是大都忙着写自己的申述材料，早日送上去，争取早日获“解放”。由于前景乐观，大家总是高高兴兴的，只要哪个身上有钱，都要他作东道主请客，痛饮一杯。特别是赵唯，熊曙东（达县专区副专员），一天不饮酒就过不去，此情此景，又回到解放前那种“穷快乐”的地下生活。
我这个人一向是不甘寂寞的，觉得在这大好的形势里，除了写“申诉”，自己还应该“有所作为”－－马克思说过：无产阶级除了解放自己，还要解放全人类嘛。我看到市面上各派造反组织发的传单满天飞，虽然是内容无奇不有，消息形形色色，但是每一家的信息渠道和宣传内容都有一定的局限，如果把大家的传单都集合起来，内容不就会丰富得多也全面得多吗？于是就想搞个传单交换站，肯定受欢迎。说干就干。我每天骑上自行车，先到那些大的造反组织那里去收集传单，然后带回家，集中起来，分成十几二十堆，下午就骑自行车送到一些造反组织去，同时也把他们的传单带过来，第二天再由我分发出去，互相交换－－当然了，这其中也有我们办的《华蓥怒火》。我家的“交换站”，果然大受欢迎：各个造反组织都想把自己的信息尽快传播出去，同时又可看到外面的信息，增加见识。“生意”越兴隆，我的干劲就越大，有时自己忙不过来，就给孩子们分摊些任务，一家人都卷入传单交换站里，忙个不停。
当然，我们是有倾向性的。因为我们是兵团826观点，主要收同观点的材料，有时也收些其他观点的材料，以作“批判”用。
有个老战友的爱人姓吴，当年是国立女子师范学院的学生会主席，又是党的外围组织的成员，在重庆学生运动中，是“反饥饿、反内战、争民主”的积极分子和领头人，解放后是川棉一厂有名的“女状元”，琴棋书画，无所不能。文革一开始，全厂内外的大幅标语都是出自她的手笔，现在成了我们造反的“亲密战友”。她不但文章写得好，蜡纸也刻得又快又好，而且油印技术也好，一般人刻一张蜡纸只能够印几十张，她可印上150到200张，印得清楚美观，送到读者手里，人人称赞。因为要等她把传单刻印出来，我往往是深夜才能够往回赶。有一次，我骑车到猛追湾，前面有两个站岗放哨的造反派将我拦住，问我是什么人，为何深夜还在街上转。我说是去看一个亲戚的。一个人忽然看见我车后夹的一个布包，就问是什么东西。我说：“是一个人叫我带给二医院一个病人的，我不知道是装的啥子。”那人不相信，抓过布包要检查，我心里暗暗很着急：因为这个地方，常常会碰上兵团的死对头－－东郊“红卫东”的人，要是遇到的是他们，看见是兵团派的传单就麻烦了。谁知道那人一看传单，笑着说：“误会、误会！以后不要太晚了。”原来他们都是“兵团“的，我才松了一口气。
“华蓥战团“的油印刊物“华蓥怒火”，都是先前为我们刻印《华蓥风暴》的钟开林刻印的。当年他在川大也是刻蜡版，收入微薄，虽然为我们刻一张蜡纸只有四毛钱，但一天能刻上三四张，也对家里有所补助。在文革中，我们把他也吸收进了“华蓥战团”，“华蓥怒火”的刻印，全倒交给了他。开林为人老实，工作刻苦认真，每次总是按时刻好，有时还印好送来。我们两家常常走动，成了好朋友。他家院子里有一架茂盛的“白玫瑰”葡萄，每当葡萄熟了的时候，我总要去他家吃个够，还要带回一些给孩子们吃。后来，通过他夫妇的介绍，开林的小弟开友就与抗美相识相爱，直到结婚。
“牛鬼蛇神”接待站
我这个好客之家是久负盛名的，在文革中更是表现得“登峰造极”，来自四面八方的亲戚朋友，特别是地下党的老战友，或者是被造反派斗来斗去，在原地呆不住；或者想躲武斗，都往成都跑。他们一到成都，就要来我家“报到”，有的是来相会问好，有的是为了了解情况，有的是希望我帮助解决些问题，也有不少是来找住处的。不管是何原因而来，我都热情接待。当时我同宁君两人的工资124元，还要管5个孩子的生活，其境况困难可想而知。但我不能叫穷，打肿脸充胖子，住地一楼一底，自己家里七个人，客人来了，哪怕是我们暂住别家，也要腾出来给客人住。若干年后，常有朋友说：“我来成都住在你家里，你就记不得了？”我确实记不起来了。
钱不够用，孩子们就想办法。大女儿抗美带着妹妹们，去卖报纸。各家造反派都办得有报纸，大张的四分钱一份，小张的两分，还有一些小册子也是五分六分的，每卖一块钱，可以得一角五分钱。天晴下雨，刮风落雪，几个女儿都上最热闹的春熙路，分成两个摊往街口一站，就开始吆喝，最多的一天，可以卖到400份，一个月下来可以得五六十块钱，在那萝卜两三分钱一斤的时代，这可是个大数目啊！
文革中，机关造反派斗争我时说：“你家是一个名符其实的牛鬼蛇神接待站。”同时拿出一份名单来，我接过名单一看，共有151人，这一百多人有名有姓，确实来过或住过，他们怎么了解得这么清楚啊？造反派又说：“你心好狠啊，把孩子的肉票都要拿去招待那些牛鬼蛇神。”
我说不出话了，眼泪不住的流了出来。
我可怜的儿女啊，为了“理想”、为了“战友”，爸爸我做了这些对不住你们的事，原谅我吧，将来一定会对你们好的。
我是“三老会办公室主任”？
正当我们兴高采烈，准备迎接“第二次解放”的时候，忽然又是风云突变－－1968年3月15日，江青在对四川造反派的讲话中说：“华蓥山游击队糟得很，叛徒太多，川东地下党没有一个好人。”一时间狂风又起，满街的人抬着领袖大像，高举红旗，敲锣打鼓，满街的标语、横幅红成一片，欢呼中央首长的讲话，大揪地下党的叛徒……把我们的“美梦”击得粉碎！
1968年12月28日这一天，大祸临头了。
这天上午，我抱着一大包白纸，前往文史馆，请孟伉伯父写几张“四个伟大”，和毛主席诗词，准备用染成颜色的细沙子和胶水贴在纸面上，以表示对领袖的“三忠于四无限”。刘伯父写完字后，忧心忡忡的对我说：“向北，情况不妙，你看了最近报纸上的消息了吗？要出事啊……”停了一下，他又接着说“昨天你们单位来人了解你的情况，你要小心，要做好思想准备啊！”
谁知这一次见面竟成了与刘老的永诀。就在这天下午，全市一齐动手，把我们这批早已列入黑名单的所谓“牛鬼蛇神”，一齐被关进了牛棚。我所敬爱的孟伉伯父也不例外。
我们的牛棚设在机关内，男牛棚在总工程师办公室，里面关着的是局的各位领导和以总工程师为首的技术权威，及一些所谓有历史问题的人，再加上我和余寿山两个“右派”死老虎。另外一个牛棚设在政训室的旁边，这叫“女牛棚”。宁君当然是其中的“重犯”。
进牛棚后的第一审，就是要我交待参加“三老会”的罪行活动。这真叫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所谓“三老会”，也是江青在“3.15讲话”中提出来的“反动组织”，指的是老红军、老干部、老地下党员组成的一个“反动组织”。后来才知道，原来根本就没有“三老会”这个组织，是那些专门以整人的家伙，根据一个老同志的组成的造反组织－－“七一联络社”，虚构出来的。
提起“七一联络社”，就不能不提到程占彪。程占彪何许人也？四川南江人，1934年参加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延安，在王震任司令的卫戍司令部当参谋长，临近解放时又调任进军四川的川干团任参谋长。解放后，历任重庆企业局局长、四川省政府副秘书长等职。在文革中，他为了“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组织一些老干部共谋国是，在这些老干部中，也包括老红军和老地下党员。我在重庆时曾与程占彪有接触，也曾经受朋友之约，曾参加过他们两次座谈会，大家口口声声说的都是毛主席怎么说，我们应该怎么做，毛主席又有了什么指示，我们又应该有什么行动，哪里敢反党反毛主席啊。
自从江青说了要抓“三老会”，四川各地特别是成都重庆，真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不管你做了什么，只要是老红军、老干部、老地下党员，统统列入黑名单，带上“三老会”的帽子。一时间，“三老会学习班”“三老会集训队”“三老会反省院”“三老会劳改队”等各种形式的牛棚马棚应运而生，弄得人心惶惶，血债累累。
在审问中，我既不承认有什么“三老会”，更不承认加入过。我只是把与程占彪召开的两次座谈会如实的谈了。造反派当然不满意，后来干脆造谣，说我是“三老会”的办公室主任。
各个造反组织都想在这个问题上立大功，连一向保护我们、甚至为地下党摇旗呐喊的川大826派，也无情的反友为敌。
抄家
我同宁君被关在机关的“牛棚”里，大儿子民涛在昆明的学校里“闹革命”，只有抗美带着几个妹妹在家，一看形势不妙，就忙着藏东西。首先是诗伯的那套口述记录本，先是藏在公共厨房废弃的柴灶里，后来又藏在地板下；还有诗伯的画，照片，各种遗物，《华蓥风暴》，我们到岳池广安采访的记录本，各种会议的笔记本……最后连一套塑料皮精装的《毛泽东选集》也藏了，藏的地方上至屋顶天花板上的房梁上，下至公共楼梯的夹层里，就连床头挡板的层板都撬开了，放进了诗伯在1926年画的四张绢画。果然不出所料，很快就来了抄家的。先是机关的造反派，抄了一阵没找到什么东西，悻悻地走了。然后就是“826”一个叫陈红兵的小头目，押着一个常常进出我家的川大学生带路，开着两部吉普车来了，翻箱倒柜，抄了满满两车东西走。当时已经是家徒四壁，没什么值钱的东西，最心疼的是他们抢走的那一批书。那其中大部分是我们开始整理《华蓥风暴》的时候，每当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新书，责任编辑王仰晨同志就一次一次给我们寄过来，从1962年开始一直寄到文革前夕；还有一部分是我们自己花钱买的，沙汀同志要我们读“水浒”“红楼”，我们就买了全套的《水浒传》，《红楼梦》，罗广斌说要参考中国青年出版社的“三红”，我们就去买《红岩》《红旗谱》《红旗飘飘》，加起来怎么也有好几百册。另外我的五十多本日记也全部被抄走。我有写日记的习惯，解放前由于环境特殊，时断时续，解放后则从未间断，有时忙不过来，过后也要补上。这五十多本日记被抢走，对我来说是最伤心也是最惶恐的事情。
第一次抄家后没几天，陈红兵这个小土匪又带着一帮人来了，人人手里都有一支枪，威风凛凛，不可一世。抗美和他吵起来，陈红兵跳上我家的桌子，骂她说“你妈老汉都是为华蓥山的土匪叛徒翻案”！三女儿林鹤指着他鼻子骂他才是土匪，陈红兵当胸一掌，把林鹤从屋里掀到了屋外，一个小伙子把手里的枪一横，枪口就对准了林鹤，抗美冲上去把他的枪往上一托：啪啪啪！一唆子弹直射天空，把那小伙子自己都吓得脸色发青。大门外围观的邻居们也吓坏了，吐着舌头说这女子，胆子好大啊！！
陈红兵带着人继续在家里翻箱倒柜，抗美趁着他们不注意，从邻居家翻墙出去，跑到三里路以外的警备司令部报案，说有一群人拿着枪在我家抢劫。当时正是上面要求军队收缴群众组织武器弹药的时候，警司马上集合战士，跑步出发。待到抗美回到家里的时候，那帮小土匪一齐逃之夭夭。
我们这些自持有丰富对敌斗争经验的老革命，当年在敌人的心窝子里闹革命，进出如无人之境，现在竟被这些毛头小子欺负得没有还手之力，真他妈的见鬼了。
这莫须有的所谓“三老会”，最后也搞不出个名堂来，只好不了了之，可是因此而受迫害甚至被整死的老同志不知道多少。哪知所谓“革命小将”他们也有父母，当他们以后活到老时，想到当年对待老革命的所作所为，不知有何感想。
牛棚趣事
每人一首“三句半”
大约是1967年，江青的“3.15”讲话之后，我被打成“三老会的办公室主任”，关进了“牛棚”。此时“运动”已经进行到了“中期”，批斗之类的事情大家都习以为常，懂得了苦中寻乐，所以日子过得也还悠闲。每天最重要的仪式，是“早请示晚汇报”。早上大家去到人来人往的食堂，在毛主席像前站在一排，低着头齐声朗诵：敬祝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最最敬爱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我们最最敬爱的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到了晚上，也得到食堂去站成一排，一个一个地对毛主席像说：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牛鬼蛇神跑不了，我也跑不了！声音小了不行，念错了更不行。可是越是不行越是要出错，一次一个“牛鬼蛇神”居然把“我也跑不了”念成了“毛主席也跑不了”，被当成“现行反革命”狂批滥斗，然后被罚去专门扫厕所。
“牛棚”里每天的活动安排，是上午劳动，下午学习，晚上一般自由活动，其中劳动是我们最向往的时光，通常是在机关大院里打扫卫生，大家有说有笑的，时间过得飞快。下午学习，事实上也是休息，指导员一来，大家鸦雀无声，低着头看“红宝书”；指导员不来，大家就摆龙门阵，说些笑话。笑话说多了，惹得我诗兴大发，为每个“棚友”都写了首“三句半”，拿当时时髦的话来说，算是“给牛鬼蛇神画像”。
有个“棚友”名叫田福良，抗日战争时期在敌占区当了个“两面政权”的村长－－相当于《地雷战》里的那个表面上为日本人办事、暗地里却为八路军办事的村长。村子里有个汉奸的老婆，怕男人的恶行得罪了八路军，将来没好下场，就暗地里向他献殷勤，送了几件花衣服给他的女人。此事被造反派查出来，就把他当成“日伪汉奸”来批斗，气得他在“牛棚”里整天闷着头抽纸烟，从不发言。我写了首“三句半”送给他：“日伪汉奸”田福良，偷了几件花衣裳，每天只是把烟抽，不开腔。
又有个“棚友”叫王国新，是个研究锅炉的专家，是从锅炉房里抓出来直接送进“牛棚”的。造反派为了方便批斗，把他的名字倒过来，叫他“新国王”。我为他写的“三句半”是：
王国新来新国王，胆大包天当皇上，悬赏寻找窝藏地，锅炉房。
又如总工程师吴锡赢，是我们四川电力部门高级工程师，工资高却又省吃俭用，攒下大笔存款，算是一个大“财主”。运动一来，到处都抄家，他吓得把金条藏在地板下，后来被挖出来，自己也进了“牛棚”。我给他写的是：
吴锡赢呀吴老总，电力部门一富翁，金条藏在地板下，一场空。
……
这些“三句半”，很快在群众中广泛流传，“文革”后我们一见面，总要念上一遍，回忆起“牛棚”里那些荒唐的事情，大家灿然一笑。看来只要有才能，什么时候什么地点都用得上。写打油诗也是。
形形色色的大字报
“文革”中，我很热衷于写大字报，一来“炫耀”了自己的文笔，二来借此一吐胸中的闷气，写起来也很痛快。我的大字报就是自己写的检查，洋洋洒洒一写就是十几张，把整个宣传栏变成了我的“检查专栏”。造反派要我检查“为什么要翻‘右派’的案”，我就先说当年事实上是怎么一回事情，可是结果又成了怎么一回事情，因此自己是如何如何的不服气，如何如何觉得很冤枉。然后就狠狠开始“革命大批判”。这种态度不好嘛！身为一个共产党员，这是经不起考验嘛！因为是真是假组织上最终是会弄清楚的，自己怎么能去“翻案”呢？这不是成心破坏组织的威信，违背组织原则吗？……
造反派说我这是“假检查真翻案”，可是群众很欢迎，说我的大字报“有内容，有嚼头”，又长又好看，是个“检查专家”。为此我曾经宣布，要去大街上摆摊挂牌，专门代人写检查，而且保质保量，不过关不收钱。
“文革”中互相揭发的大字报虽多，内容却多是些道听途说、似是而非的东西，又没人来追究责任，到后来谁也不把它当真，随便胡说造谣都没关系。有一天，机关里的老石给我贴了一张大字报，标题是“大右派林向北吃汤圆不给钱”，说的是我在春熙路碰到他，请他去吃“赖汤圆”，我吃了三碗，他只吃了一碗，付钱时我才发现自己忘了带钱，只好由他付了二元钱。文中写的时间、地点和天晴下雨，一样样都清清楚楚，不由你不信。后来我问他：你的大字报写得那么生动具体，可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啊？看不出来，你编故事的本领很强嘛。老石笑着说：他们知道我与你关系很好，不写过不了关啊。胡乱编点小事情，应付一下了事，我交了差，你上不了纲，大家看着有兴趣，一举多得嘛。
老石是工人出身的干部，五十年代我们在狮子滩修水电站的时候，他就与我的爱人廖宁君同在工会工作，到成都的机关后我们又是同事，关系处得不错。后来他夫妇因意外事故相继逝世，合葬在他的老家长寿，三年前我有机会去长寿，特意去到他们的墓前祭扫，以示怀念。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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