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向北
整理华蓥风暴
一年之后，我终于摘掉“右派”帽子，随后受四川省文联的调遣去了成都，和宁君一起整理诗伯的回忆录。
对于诗伯回忆录的关注，开始得很早。刚刚解放的时候，就有很多单位知道了她的传奇故事，请她去演讲。后来邵子南同志又打算将她的生平写出来，并为此多次约她讲述。到了1958年，时任西南文联主席的沙汀同志提出要将诗伯的回忆录整理出来，向国庆十周年献礼，并且专门组织人员帮助她记录口述资料，还在重庆市对外宣传的画册上，登载了她画竹帘的彩色照片。几乎就在此同时，《红岩》的创作也开始了，罗广斌等人在对诗伯进行长时间访问后，还专门去了华蓥山地区诗伯战斗过的地方进行了实地采访，并在前期写成的《禁锢的世界》中，写进了诗伯回忆录中的许多故事。由于对两部作品的期望都很大，沙汀同志特地指示罗广斌他们说：“联诗同志的故事另外要写一本书，你们书中关于她的情节不要用得太多了。”他希望《红岩》中的老太婆，是一个虽然着墨不多、却很受读者喜欢的传奇人物（这一点果然不出他所料），希望我们把陈联诗自己的生平经历，写成“中国的战争与和平”。
1960年的夏天，诗伯去世，四川省文联将刚刚摘去“右派”帽子的我和宁君借调到省文联，正式开始了对诗伯遗稿的整理工作。我们先后十多次去到家乡岳池县，访问了陈联诗和廖玉璧的亲朋好友、邻里乡亲、当年的游击队员和农民、同情与支持过华蓥山游击队的民主进步人士、与之对立的保甲长和反面人物，以及省内有关人士约二百多人，收集了上百万字的资料和许多珍贵的文物，然后在沙汀同志的指导下，结合诗伯的回忆录，陆续整理出一些篇章。
1962年的冬天，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主编韦君宜到四川组稿，经四川省作协推荐看了刚刚整理出来的这些篇章，在四川宾馆约见了我们，决定由该社来抓这部书稿的出版，并指派小说组组长王仰晨（王树基）做这本书的责任编辑。老王跟着我们，在重庆等地采访，听到了很多陈联诗的故事和人们对她的评价，并为我们提出了很多非常宝贵的意见。
这个期间，《红岩》的作者罗广斌在给中国青年出版社的责任编辑写的一封信（注24）中，提到了这段时间我们的工作，信上写道：
……陈联诗（《红岩》上双枪老太婆的原型）的遗稿，现在引起了有关方面的重视，（我曾向各方面鼓吹，也向你们谈过）省文联已将陈的女儿廖宁君，女婿林向北二人调出来专门整理、写作，这是一件大好事。最近，廖、林两人来渝收集材料，也找了我们，我们鼓吹他们认真写好，弄出一部四川的《红旗谱》。林、廖均有文化，又是地下党的干部，（林后来成为了右派，现在脱了帽子）且情况熟悉，是有条件写好的。我只有一点耽心：他们求成心切，对困难（指提高作品的思想、战斗力方面）估计略少。但是，很多领导同志的关心，还有沙汀同志在掌舵，问题是不大的，写好的可能性相当大。何况一稿不成还有二稿三稿，直到成功。这件事，有点遗憾的是：青年出版社没有抓住不放，现在人民出版社读了遗稿（你们见过的），认为大有搞头，已派王仰晨来川，由蓉至渝，跟着林、廖跑，看样子，人民出版社准备花点本钱，志在必成。事已如此，青年出版社已不便硬插进来了。只有一点，《红旗飘飘》曾向廖约写回忆录，廖有意先将遗稿清理出一个中篇的回忆录，并给《红旗飘飘》（这点是“有意”，并非定论——请注意），然后给人民出版社写小说，她说是走我们走过的路。但是《烈火中的永生》并非和她想象的一样。情况并不完全相似。（《永生》实际上是一篇讲稿，也是《红岩》的第一稿的摘要），所以我并不太赞成她这样作，任何事情，都不应该依样画葫芦，硬要找“规律性”，也不一定就对。但是，想到《红旗飘飘》已初步向她约稿，她又有意，我也不打算过分泼冷水了。这点，若是《红旗飘飘》是一般的约稿，并未寄于过大的希望，也就罢了；若是确也有意，我想，还可以进一步联系，才能拴得住。……广斌1962.5.14
1964年，我们在生活环境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终于完成了四十万字的初稿《华蓥风暴》，在省文联为这部初稿组织的讨论会上，许多行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和积极的支持，罗广斌同志专门做了发言，认为这部书稿不但可以在国内出版，而且可以走向世界。
正当我们积极准备修改出书的时候，“四清”开始了，接着就是“文革”，一切都变了调，有的人甚至对此书“反戈一击”，很多人都受到了牵连，沙汀同志自然是首当其冲，我们全家也因为这本书被“打入另册”，可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却受到了茅盾先生的关怀。先生先是受我们之托，找到韦君宜同志了解书稿的情况，接着又在没有办理退稿手续的情况下，为我们取回了那套完整的《华蓥风暴》，这对于因为多次抄家资料散失严重的我们，真是如获至宝。1975年，宁君因为忧愤成疾，不幸去世，享年才50岁。茅盾先生知道后，立即寄了三十元钱，托人送来花圈，并写来一封非常诚挚的信。信中说：“革命前辈联诗同志玉照英姿飒爽，觉小说《红岩》写之形象赫然在目，钦仰无限，事业永在，将来历史自有评说，《华蓥风暴》目前未能问世，幸原稿尚完整，正如沙汀、艾芜两同志所说，当俟诸他日。所有尊惠照片当珍藏，亦以你家革命家史自勉，且勉励儿孙辈也……”以后还托人来告诉我们：你们今后整理这本书，要让它既有文学价值，又具有历史价值。
打倒“四人帮”后，沙汀同志多次催促我完成此书。1992年7月12日，我带着孩子们去看他的时候，他已经双目失明，听说我们决定重新整理这部书稿的时候，很高兴的说：“早就应该这样了。快点搞出来，出版了送一本给我，我让他们念给我听。”接着我又带着孩子们去省医院干部病房看望艾芜同志，他听了我们的打算后很感慨的说：“这件事情只有你们自己才能够做好。这些年有人利用陈联诗的故事，胡编乱造了一些东西，弄得不伦不类的，陈联诗如果地下有知，一定会生气的。”基于这样的感慨，他为我们还没有出版的书题词：“把真实的联诗同志介绍给读者”。
三年后，诗伯的回忆录被整理成50万字的《“双枪老太婆”陈联诗自述》一书，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2000年，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又出了另外一个版本《真实的“双枪老太婆”陈联诗》。
2003年，重庆渣滓洞白公馆革命烈士纪念馆，为诗伯设立了专门的革命事迹陈列室。
一部以诗伯的回忆录为蓝本创作的评书《双枪老太婆》，在全国十一个省十三家电台播放。
……
从解放初邵子南同志为诗伯记录回忆录开始，到这部书稿的出版，整整四十个年头，诗伯与华蓥山游击队的冤情，终于大白于天下。现在，我以91岁的高龄，又完成了手中的这部书稿，写出了我们两家人的坎坷波折，想来诗伯她老人家与我的父亲，还有先我而去的宁君，都应该含笑九泉了。
四十年梦想成真
－－记《华蓥风暴》整理的前前后后
这些年来，有关陈联诗和“双枪老太婆”的传说很多，有些同志怀着好奇和崇敬的心情，在报章杂志上发表了不少绘声绘色的文章。由于大都是经过艺术加工，与陈联诗的本来面目相去甚远，作为联诗同志的家属，也作为与她有着二十多年生活、战斗在一起的情谊，以及她口述纪录的直接整理者，我有责任将真实的陈联诗介绍给广大读者。
陈联诗出生在一个破落的书香世家，后来成为封建社会的叛逆、民主革命的坚强战士、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积极参加者。在每一个历史阶段，她都创造了许多神出鬼没、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这些故事经过民间的加工流传，更增加了她的传奇色彩。后来小说《红岩》又把她作为“双枪老太婆”的原型之一介绍给中外广大读者，人民对她的印象就显得更深更神秘了。
陈联诗之所以传奇，是因为她本身就是一个能文能武、多才多艺、无私无畏、有勇有谋的女英雄。她教过书，参加和领导过学生运动，在长期的华蓥山武装斗争中当过支队长，参加和指挥过许多战斗，坐过八次监，经历了三堂公审、陪过杀场，还当过袍哥三爷，考取过国民党政府的女县长……与国民党的大特务和上层人士都有过交往。她还当过船老板、烧香吃素的佛婆婆，开办过板车运输行和女子服装社，办过垦荒农场，还作过专门打抱不平的“官司客”。她会画画、会刻章、会诗会文、还会卜卦看相算八字，当然也会打双枪。人们说她三教九流七十二行门门精通，我认为毫不过分。在我和她相处的几十年里，从没听说过她在接受任务时叫过困难，党叫做啥就做啥，没有讲过价钱说过二话。
陈联诗本有一个幸福的小家庭，为了追求自己的理想，宁愿住在屋檐下，也不要高官厚禄和小洋房，她长年累月别夫离子，在惊涛骇浪、风餐露宿中生活，毫无怨言。她的丈夫牺牲时她才三十五岁，是一个风华正茂、才貌双全的女中豪杰，多少人羡慕追求，但她立志孤儿寡母闹革命，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一个1928年入党的老党员，历经千辛万苦、九死一生、朝思暮想地盼来了新中国的诞生，她是多么的高兴啊！解放后，她满腔热情、夜以继日地从事妇女工作，但在当时“左”的错误思潮下，被“社会关系复杂、政策水平低、赶不上形势发展”为理由，被强行劝退出党。这对她来说，真是晴天霹雳。回想起自己为了革命战斗了一生，革命胜利之后竟落得如此下场，真是欲哭无泪、欲号无声。但她不消极，更不想自杀，她坚信总有一天历史会做出公正的结论。她被派到重庆郊区的小南海去改造妓女，快60岁的老人了，每天来回要爬上千步的石梯，用她慈母般的心灵，去耐心的教育那些误入歧途的妓女，由于成绩突出，她被评为劳动模范，当上人民代表。后来，经邵子南同志的努力，她被调到文联美协，专心致志的从事绘画工作，她画的花鸟仕女竹帘，还出口为国家争取外汇。她如饥似渴的参加各种学习，甚至刻苦学习俄文，梦想有一天组织上会再派她去苏联学习，继续当年在白色恐怖中没有完成的愿望。
在这期间，除口头不断向组织提出要求外，还向党交了42份书面申请，希望恢复党籍，希望党组织能够还她一个清白。在她只剩下最后一口气时，还交上了最后一份入党申请书。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掀起了“拨乱反正”的高潮，到1982年，终于为她落实政策、恢复了名誉和党籍。可惜她没有亲眼看到这一天，死时才60岁，死得太早太早了！
纵观陈联诗的一生，她没有创造出惊天动地的丰功伟绩，相反由于历史原因，她所从事的很多活动，多未达到预期的效果，甚至遭到失败。但在她悲壮的一生中，处处体现出不怕死、不怕苦、不灰心、不埋怨、不怕困难和失败的可贵品质，体现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高风亮节，这是她留给我们最为可贵的精神财富。
为了向建国十周年献礼，重庆市文联于1958年派来西师中文系两个学生杨淑敏和傅德岷，为陈联诗的革命经历作口述记录，这是她梦寐以求的心愿。从1926年的军团冲突，1932年迎接红军，直到1948年华蓥山武装起义，华蓥山区的三次武装起义，她都是直接参加者。特别是她和丈夫廖玉璧于30年代前后领导的华蓥山游击队，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斗争。由于敌人的残酷镇压，华蓥山牺牲了无数英雄的儿女，可是这些为革命而牺牲的同志，解放后仍戴着“土匪”和“地主武装”的帽子，其家属仍受着歧视，就连她的丈夫、这支队伍的主要领导廖玉璧，烈士的身份依然没有得到落实，为此她忧心如焚。现在有这样一个机会，把党所领导的这支游击队的真相公之于众，为牺牲的同志恢复名誉，她太高兴了，这不仅仅是对她革命经历的承认，也是对于这支队伍的承认。
在过去的年月里，她经常向我和孩子们讲述华蓥山的故事。她的记忆力本来就好，又因为是她亲身的经历，印象很深，，讲起来如数家珍，毫不费力，但此时要系统的、从头到尾的讲得清楚明白，不能不做些准备。她总是晚上想，白天讲，有时兴致来了，讲到深夜还不罢休。每讲到有趣的故事或打胜仗时，总是像孩子一样笑得手舞足蹈，谈到战斗失利和同志牺牲时，她又伤心流泪，讲不下去。有时晚上说梦话，被惊醒后常常是泪流满面，不住叹息。她是一个非常重情感的人，当年的战友，绝大部分都已牺牲，华蓥山的一草一木、一人一事，又出现在眼前，她又再一次踏入那悲壮的历程……
她又是一个非常认真细致的人，回忆中所涉及的二百多个人物，几乎每个人的身世、年龄、身材、穿着、爱好、口语……甚至诨名小名，她都记得清清楚楚，所讲述的上百个故事，个个都讲得有头有尾、津津有味。她忍着悲痛和疾病，经过近三个月的讲述，勉强讲完了几十年的战斗史，就实在支持不住了，住进医院，从此竟一病不起，刚满60岁不久，就与世长辞了。后来杨淑敏（记录者之一）在回忆中说：“我们当年年轻不懂事，只想她日夜不停的讲，不注意她休息，以至她累得吐血了还在讲，现在想来很后悔。”
她留下的这份口述记录，是用生命换来的啊！
陈联诗在病危时，一再对守候她身边的女儿宁君说：“你和向北一定要把我的回忆录整理出来，才对得起你牺牲的父亲和华蓥山英勇牺牲的烈士。”
1962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长篇小说组组长王仰晨同志来四川组稿，与省文联联系（当时作协已迁来成都，由四川省文联主管）要将陈联诗的口述记录整理出版。省文联考虑到我和宁君与陈联诗的特殊关系，就决定抽调我们夫妇来承担这项工作。陈联诗是经历了晚清、民国和新中国三个时代的风云人物，没有广阔的历史知识和丰富的写作经验，要搞好这项工作是很吃力的。但是由我们来完成亲人的遗愿，这又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于是我们毫不迟疑地挑起了这个重担。接受任务后，我们拜访肖泽宽同志，他当时是中共重庆市委组织部长，他鼓励我们说：“罗广斌他们在写《红岩》前也未搞过文学，我对他们说：共产党人没有干不了的事，不懂就学，只准成功、不准失败！现在对你们我也是这句话。我支持你们，一定要搞出来。”
在开始整理前，沙汀、艾芜、王仰晨和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的韦君宜等人，对如何整理这部稿子作了许多重要的指示。罗广斌、刘德彬等同志在省文联座谈时，根据他们写作《红岩》的经验，也提了很多宝贵的意见，主要的有以下几点：
一、要忠实于原记录稿，不要随意删减，由于认识的局限性，我们认为是泥沙而被甩掉的，往往是金子，不要怕繁琐，以后要正式出版时，把不需要的划掉就行了。
二、要与当时党的领导，党的政治军事路线，党的方针政策结合起来，要把当时的时代背景、社会状况、军阀混战、地方各派势力、阶级状况和人物的政治面貌弄清楚。
三、要有地方特色，如风俗习惯、方言等要尽量保留。
四、尽可能查阅一些有关资料，访问一些知情者，到当年游击队和陈联诗活动的地方去看看，以补充其口述记录。
整理原则确定了，我们就开始了准备工作：
一、全家动员。我和廖宁君及其子女曾先后上十次到华蓥山区和廖玉璧、陈联诗的家乡去，采访和收集资料。我们访问了廖玉璧、陈联诗的邻居，附近农民，当年的游击队员、同情者和支援过游击队的进步人士，以及当年的乡镇保甲长甚至敌对分子，同他们交谈，开座谈会，还收集到不少有关文物。如在余家场，我们访问了当年曾作过游击队交通员的魏银安老人，他将保存数十年的送信人名单和作为联络信号的交通棍、毡帽交给了我们，特别珍贵的是：还交出了一张照片。这是廖玉璧1925年由团转党后照相的一张底片，当年由于局势紧张，陈联诗交他保存。几十年来，魏银安用油纸包好，贴在饭桌的底板上，一有风吹草动，他就担惊受怕。此时见到我们，他当即由桌子底下取出来，亲手交给宁君，含着泪说：“现在好了，物归原主，我也算对得住廖大哥和陈三姐了。”我们拿着这张珍贵的照片，不禁潸然泪下。
二、除华蓥山区外，我们还访问了许多曾掩护、支援、同情和熟悉廖玉璧、陈联诗的知情者。如与陈联诗青年时期在一起生活、读书的表妹康正芬、康玉洁，长期抚养陈联诗的子女、并作为廖、陈设在重庆联络点的曾三姐，廖玉璧在成都高师附中的同学、作为他们夫妻“媒人”的陈欣，1948年和陈联诗一起参加华蓥山武装起义的指挥员、战斗员，解放前后在重庆、成都、万县、岳池、广安等地的有关人士等。他们都详细地讲述了许多关于廖玉璧、陈联诗的往事。
三、查阅了百万字以上的资料。除了查阅和收集了有关档案、党史资料、地方志、解放前四川军阀混战的历史、社会调查资料之外，最为重要的是解放后陈联诗亲笔写的那些资料。其中有她自己的简历、为廖玉璧写的传略，对华蓥山武装斗争的片段回忆，为落实政策给某些同志写的证明，对坏人的检举和她的申诉等。这些资料极大的丰富了陈联诗的口述记录。
做了以上准备后，我们就开始整理工作。
在我们手头有两份记录稿：一份是原始记录稿，一份是后来抄正时稍加整理的记录稿。我们发现抄正的记录稿中，丢掉了许多原始记录中的重要情节，因此，我们参照两份记录稿和已收集到的资料，拟定了一个整理大纲，时间由1925年到1935年，共67章，每章都有一个中心事件，既连贯，又可单独成章。这项工作是沙汀同志直接领导，由陈之光、周可风同志负责，在杨禾同志具体帮助下进行。
整理提纲经文联有关同志研究同意后，先开始试写工作：一是练笔，看看我们的写作水平，同时要确定写作格调，以求全面统一。
经过较充分的准备和试写阶段，我们心里有了底，因此在正式整理时，总的情况是较顺利的，但也遇着不少的麻烦和困难。首先这是一本党史性质的回忆录，根据求实存真的原则，既不能随意增删，又不能把那些明知有误和不准确的材料照原样写上，所以对所有重要情节，都要经过认真核对研究和去伪存真的工作。从记录稿看，党的领导关系是不很清楚，因1928年以前，陈联诗也不是党员，后来虽入党，她主要是负责后勤工作，未参与当时党的领导。廖玉璧虽全面负责，但他严格遵守党的组织纪律，不该谈的决不谈。因此，陈联诗了解的情况有一定的局限性。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访问了一些老同志，又查阅了有关党史资料，才基本上理顺了。
我们选择了“猫儿石练武”一章，花了三个月整理出来，杨禾带回文联有关同志看了后，给了我们很大鼓励，认为比他们想象的要好得多，决定在省作协主编的《峨眉》文艺刊物上发表。当时我们考虑这些篇章写得还不成熟，想待整理完再说，所以这部整理稿没有零星的在任何报刊上发表过。
我当时还是一个“揭帽右派”，政治上仍被歧视，我降级后和廖宁君两人的工资只有150元，还要负责六个孩子的生活、读书费用。我住在一间只能够放一张单人床的小屋内，冬天四面通风，热天像个蒸笼，根本无法写作。每天吃了早饭后，提个装着资料的布包和一个书夹子，去到附近的茶馆或望江楼公园，中午吃两个锅魁或一碗小面，写到下午六点钟回家。每写好一章，经杨禾同志在文字上稍做修改，然后抄正，再送沙汀同志审阅，他认真看过，提出一些修改意见，后来因工作忙，叫我们整理完后他再看。
就这样，花了整整两年的时间，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完成了这一部40余万字、67章的整理稿。
整理稿完成后，省文联决定要油印50套，作为征求意见用，这担子又落到我们身上。因为经费很少，我们四处求人，说好话，以每张蜡纸四角钱的价格，请人刻了近300张蜡纸，将书稿分成上下两册。再加上校对、油印、装订，又花了几个月时间，才算最后完成50套整理稿。我们在数十个书名中，选定了《华蓥风暴》，并请著名书法家刘孟伉老同志提写书名，他与陈联诗有过战斗情谊，又是原下川东游击队司令员，于公于私，都非他莫属。
省文联将《华蓥风暴》附上一个通知，说明是我和廖宁君根据陈联诗同志的口述回忆录整理的，然后分发给一些原地下党的负责同志，文化部门和一些作家、评论家，征求他们的意见。许多老同志看了书稿后，非常兴奋。时任成都副市长的漆鲁鱼老同志说：“陈联诗同志的口述情况，完全符合当时的历史真实，希望很快出版。”廖玉璧的老师、当年曾作过岳池县长的任正格老先生看了与他有关部分的章节后，高兴的说：“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廖玉璧和陈联诗的音容相貌，说话的神气以及所谈的事情，都写得活灵活现，陈联诗的记忆力真好。”当年川北工委书记王叙五同志说：“陈联诗谈的情况完全是真实的。当年我就被派往华蓥山百子洞碳厂去工作过，那里有党的组织。”与廖玉璧同时期在川北工作过的蒋仁风，以及后来被南方局派去华蓥山与廖玉璧、陈联诗联系的熊杨及其他老同志，都认为这是四川党史特别是武装斗争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艺界的同志们，则认为书稿的故事性强，有四川地方特点，可读性强，都希望抓紧整理出版。当然各方面也提了一些需要注意的问题和意见，这些都是很宝贵的。
“‘双枪老太婆’的传记已经出了初稿”的消息一经传出，长春、北京、西安几个电影制片厂闻风而至，都要争取将《华蓥风暴》拍成电影。其中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烈火中永生》的责任编辑宋月勋找到当时主管电影的文化部副部长夏衍同志，商量等到拍完《烈火中永生》，就以《华蓥风暴》作为蓝本，拍“双枪老太婆的故事”，而且已经决定就由北京电影制片厂立项。可是在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后，文联决定将整理稿再进行“精加工”，尽快达到出版的水平，改编电影的事情先放一放，加上很快“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文联领导沙汀被打成了黑线人物，此事也就作罢。
在文革中，《华蓥风暴》成了黑书，沙汀又多一罪状，我和宁君也因此被关进“牛棚”，特别是江青在所谓“三一五”讲话中，胡说“华蓥山游击队叛徒太多，川东地下党没有一个好人”，这样，我们自然也就成了“叛徒特务”，再加上为川东地下党翻案、为华蓥山游击队翻案、为地主、土匪的父母翻案、为“右派”翻案，几顶“反革命”帽子接踵而来。我们夫妻都被挂上黑牌，天天游街揪斗，写不完的检查，做不完的交代，孩子遭受毒打，家里数次被抄，不但抢走了衣物、书籍，还抢走了整理《华蓥风暴》的所有材料，用吉普车装满满一车。到1975年5月，宁君也被折磨致死。
在这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中，我们一家人为这本书，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四人帮”打倒了，情况有所好转，许多关心的同志鼓励我们把稿件整理出来，特别是沙汀同志，每次见面都谈到此事，并对如何整理提了很多中肯的意见。可是，材料散失了，我的“政策”尚未落实，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压力都很大，当时既无心、也无力来完成这项工作，事情也就搁下来了。到了1992年，重庆党史研究室所办的刊物《红岩春秋》派来编辑邹越滨，帮助我们整理出《华蓥风暴》的一些片段在杂志上连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在各方面的鼓励下，孩子们决定开始这项工作。当时我们手边的资料，有当年茅盾先生在人民文学出版社韦君宜同志处找到的一套《华蓥风暴》的原稿，后来寄给我们，还有造反派归还的一大箩筐整理“华稿”的残稿，更为重要的，是在文革中孩子们千方百计保存下来的陈联诗的全部口述回忆录的记录本。
由于《红岩》的影响，更由于陈联诗故事本身的传奇性，这些年来出现了一些用陈联诗的故事改编的各种文艺形式。既然是改编，免不了添枝加叶，真真假假，可是有些“改编”过于荒唐，离陈联诗本人的精神相去甚远。对此，文化界的前辈们早有提醒。沈老（茅盾先生）早在去世前，就曾多次来信关心“华稿”的整理，后来又托人转告我们，在整理时要注意“既要保存其历史价值，又要具有文学价值”；沙汀同志也告诫我们：“一定要忠实于口述记录，千万不能瞎编乱造，否则，失去了史料价值，太可惜。”，“必要时可将其精华集成一个小册子出版，积累经验，听取读者意见后再说。”后来我们去医院看望艾芜同志，他又问到“华稿”的情况，当我们提出准备按他和沙老过去的意见办时，他很高兴的说：“很好，只有你们进行这项工作最适合，不要等，早就该这样办了。”并欣然为我们题词“把真实的陈联诗同志介绍给读者”。记得罗广斌同志也说过“联诗同志的事迹本身就很传奇，不要再去制造传奇，否则就会弄巧成拙”，其他许多老同志都异口同声的希望做一部党史材料，不要瞎编。
《华蓥风暴》只记录了陈联诗1935年以前的活动。而我同子女们共同完成的《“双枪老太婆”陈联诗自述》，则完整地记录了陈联诗的一生。从解放初期邵子南同志记录她的回忆录开始，到1995年《“双枪老太婆”陈联诗自述》正式出版，一共用了四十年的时间。
四十年的愿望，终于梦想成真。
《真实的“双枪老太婆”陈联诗》后记
陈联诗是我的岳母，是我父亲、同时也是我心目中的女英雄。我一生对她沿用了一个非常男性的称呼，称她为“诗伯”。我从18岁开始跟随她，她去世以后，我又被四川省作家协会借调，整理她的回忆录。几十年来，她的音容笑貌，还有她那些动人心魄的人生经历，始终萦绕在我的心里，可以这么说：现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谁比我更了解她。
小说《红岩》问世以来，人们出于对英雄人物的钦佩，纷纷对其“追根溯源”，很快就知道了“江姐”的原型是江竹筠，“老彭”的原型是彭永梧，许云峰有许建业和齐晓轩等人的事迹，刘思扬有刘国志和罗广斌的影子...…可是“双枪老太婆”这个传奇人物呢？很多人说是陈联诗，一些人又说不是。
说陈联诗是“双枪老太婆”的人，大都是对陈联诗比较熟悉的人。他们都知道陈联诗在华蓥山下长大，从大革命时期开始，到红军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一直都参与了华蓥山区的革命斗争，而且经常带着双枪在重庆与华蓥山之间闯荡。重庆刚刚解放，这个曾经当过华蓥山游击队的女队长、会打双枪的故事就流传开来。曾经写过《李勇大摆地雷阵》的著名作家邵子南到重庆担任西南文联副主席后，首先对陈联诗的故事进行记录，要为她“立传”。1954年，邵子南帮忙将陈联诗调到了重庆市文联，这年的夏天连续三个晚上，就在重庆文联的院子里为她举行了报告会，文联系统的四五十个创作人员都来听她讲华蓥山游击队的故事，其中就包括罗广斌。以后，老罗又多次向诗伯收集过资料，就在写《烈火中永生》时，他还邀约一同创作的刘德彬去采访过诗伯，后来在写作《红岩》的前身《禁锢的世界》中写进了诗伯的很多故事。
认为“双枪老太婆”就是写陈联诗的人们，还有一些“确凿证据”。比如我的妹妹林梅侠坚持认为《红岩》中的她向罗广斌讲过的故事：她的丈夫陈作仪在渣滓洞的突围中牺牲后，她成天像傻了似的，哭都哭不出来，诗伯看了难受，就抱着她说：“梅侠，你就当着我们亲人的面哭出来吧，哭出来好受一些。”老罗听了这个故事后，就把它写成了“老太婆”和江姐见面的一场戏；诗伯手上一直戴着一只玉镯，而且她在华蓥山区活动的时候，常常坐着滑竿，有人认为这也是《红岩》上的“双枪老太婆”出现在小茶馆时坐着滑竿手戴玉镯的由来；诗伯向罗广斌讲过她在岳池坐牢的时候，敌人关了她一年也没有结果，就把她放出来，想“放长线钓大鱼”，谁知道当天晚上她就被山上派下来的二十多个同志秘密接走了，急得县长张俊昌冒着大雪追了她三十里路，后来还因为这事情被撤了职；《红岩》中让“老太婆”对警察局长说：“当年我越狱，你冒着大雪追了我三十里……”这句台词是不是从这件事情演化的呢？还有很多同志认为：就连电影《烈火中永生》中老太婆的造型，都是剧组在看过诗伯的照片以后，设计的短发……
当然，说陈联诗不是《红岩》中“双枪老太婆”的人，也有理由：陈联诗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而且还是南京东南大学教育系的学生，与《红岩》中“双枪老太婆”的气质显然对不上号；陈联诗平生没有见过“江姐”和“老彭”；陈联诗的老伴不叫华子良，而叫廖玉璧，早在1935年红军撤离四川的时候就牺牲在岳池县，被杀头示众。她的儿子当然也不叫华为；陈联诗打双枪主要是在二十至三十年代中期，到临解放的时候，她和全家虽然都参与了华蓥山起义和渣滓洞劫狱的策划，但是她自己已经不带兵打仗了……还有人说重庆解放的时候，陈联诗刚刚五十岁，怎么会叫她“老太婆”？
面对这些争论，作为陈联诗的亲属和遗稿的整理者，我想有必要将此书的创作全过程，向读者做个说明。
1954年，西南文联主席沙汀同志提出要将诗伯的回忆录整理出来，向国庆十周年献礼，并且专门组织人员帮助她记录口述资料，还在重庆市对外宣传的画册上，登载了她作画的彩色照片，几乎就在此同时，《红岩》的创作也开始了，罗广斌等人在对诗伯进行长时间访问后，还专门去了华蓥山地区诗伯战斗过的地方进行了实地采访，并在前期写成的《禁锢的世界》中，写进了诗伯回忆录中的许多故事。由于对两部作品的期望都很大，沙汀同志特地指示罗广斌他们说：“联诗同志的故事另外要写一本书，你们书中关于她的情节不要用得太多了。”他希望《红岩》中的老太婆，是一个虽然着墨不多、却很受读者喜欢的传奇人物（这一点果然不出他所料），希望我们把陈联诗自己的生平经历，写成“中国的战争与和平”。
1960年的夏天，诗伯去世，四川省文联将刚刚摘去“右派”帽子的我和爱人廖宁君借调到省文联，正式开始了对诗伯遗稿的整理工作。我们先后十多次去到家乡岳池县，访问了陈联诗和廖玉璧的亲朋好友、邻里乡亲、当年的游击队员和农民、同情与支持过华蓥山游击队的民主进步人士、与之对立的保甲长和反面人物，以及省内有关人士约二百多人，收集了上百万字的资料和许多珍贵的文物，然后在沙汀同志的指导下，结合诗伯的回忆录，陆续整理出一些篇章。我们，在重庆等地采访，听到了很多陈联诗的故事和人们对她的评价，并为我们提出了很多非常宝贵的意见。
1964年，我们在生活环境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终于完成了四十万字的初稿《华蓥风暴》，在文联为这部初稿组织的讨论会上，许多行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和积极的支持，罗广斌同志专门做了发言，认为这部书稿不但可以在国内出版，而且可以走向世界。
正当我们积极准备修改出书的时候，“四清”开始了，接着就是“文革”，一切都变了调，有的人甚至对此书“反戈一击”，很多人都受到了牵连，沙汀同志自然是首当其冲，我们全家也因为这本书被“打入另册”，可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却受到了茅盾先生的关怀。先生先是受我们之托，找到韦君宜同志了解书稿的情况，接着又在没有办理退稿手续的情况下，为我们取回了那套完整的《华蓥风暴》，这对于因为多次抄家资料散失严重的我们，真是如获至宝。1975年，宁君因为忧愤成疾，不幸去世。茅盾先生知道后，立即寄了三十元钱，托人送来花圈，并写来一封非常诚挚的信。信中说：“革命前辈联诗同志玉照英姿飒爽，觉小说《红岩》写之形象赫然在目，钦仰无限，事业永在，将来历史自有评说，《华蓥风暴》目前未能问世，幸原稿尚完整，正如沙汀、艾芜两同志所说，当俟诸他日。所有尊惠照片当珍藏，亦以你家革命家史自勉，且勉励儿孙辈也……”以后还托人来告诉我们：你们今后整理这本书，要让它既有文学价值，又具有历史价值。
打倒四人帮后，沙汀同志多次催促我完成此书。1992年7月12日，我与刘德彬、胡蜀清（罗广斌同志的遗孀）和女儿林雪、儿子民涛去看他的时候，他已经双目失明，听说我们决定重新整理这部书稿的时候，很高兴的说：“早就应该这样了。快点搞出来，出版了送一本给我，我让他们念给我听。”接着我又带着孩子们去省医院干部病房看望艾芜同志，他听了我们的打算后很感慨的说：“这件事情只有你们自己才能够做好。这些年有人利用陈联诗的故事，胡编乱造了一些东西，弄得不伦不类的，陈联诗如果地下有知，一定会生气的。”基于这样的感慨，他为我们还没有出版的书题词：“把真实的联诗同志介绍给读者”。
综上所述大家可以看出：“双枪老太婆”是《红岩》的作者，根据沙汀同志的意见，借用了陈联诗的几个细节而虚构出来的传奇人物，或者按《红岩》的另外一个作者的说法，是“综合了参加华蓥山革命斗争的许多女英雄”而塑造出来的一个文学形象，这个在《红岩》中只有几千字的人物，与陈联诗本人相去甚远，而她自己的故事，远比那个虚构的人物精彩得多、悲壮得多、也传奇得多。我们相信看过这部书的读者，会有所感受。
注：（24）此信现存中国青年出版社《红岩》档案第108号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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