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向北
在紫坪铺工地
过了成都再往西行，直至青城山下，才到紫坪铺。时值“大跃进”进入高潮，口号是“一天等于20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为了保证“钢铁元帅升帐”和各行各业大干快上，电力这个先行官必须走在前面。四川是个水力资源极其丰富的地区，因此大办水电站成为当时最紧迫的政治任务，四川省除了西部的紫坪铺和鱼嘴外，还要筹办坛罐窑、铜街子，大洪河等十个大中型水电站，其中我们修建的紫坪铺电站位于岷江上游，是岷江流域梯级电站中的一个重点工程。紫坪铺电站原计划水库面积可容水10万立方米，库容等于100个西湖，拥有多项功能。它可灌溉1000余万亩良田；还可以使从岷江上游砍伐下来的漂木规范化，减少漂木损耗。电站与闻名世界的都江堰水利工程一起，还用于防洪，确保川西坝子无洪水灾害。由于地理位置很重要，国家对这个电站也很重视，狮子滩工程完工后，主力都调来完成这项任务。
这里的修建任务主要是大坝工程，原计划搞引水隧洞，并在1957年动工，由于对地质情况未弄清楚，刚开挖30米就发生瓦斯爆炸，当场死亡7人，我们到来的时候，已经改为明渠引水。我一到工地，就被委派为大坝经理，主管供应和财务，完全出乎于我的意外。按照当时的规定，“右派”是下放劳动，“极右派”还要劳动教养，我却当上了“右派经理”，个中的真实原因，我至今也还没有完全闹明白。为了替自己争口气，同时也想借此机会做出成绩，求个“表现好”，以利于早日“摘帽”，我强吞下心里的屈辱，不减当年之勇。和当初修建狮子滩水电站相反，现在不再是全国到处开绿灯支援我们，而是我们要抽调施工队伍和设备支援全国，首先是支援四川各地，物资供应更加紧张。我再不能像在狮子滩那样坐镇指挥，而是带着采购员四处求援，还要奔赴附近各县各乡，甚至各村去收购大量的青竹、楠竹、稻草、青麻、铅丝等低值易耗品。“大跃进”中的浪费是惊人的，工人为了提高进度，只顾多装快跑，工具满地丢弃，我只好派人收回来，组织老弱病残的职工和家属开办各种卫星厂，一边修理废旧工具，一边生产需要的撮箕、箩筐、麻绳、手推车和煤油灯等。我成天蹲在卫星厂里，把职工们鼓动得热情高涨，你来个“小发明”，我来个“小创造”，一天一个新记录，每天都放小“卫星”，工地的广播和小报上天天有我们的“喜报”。局党委、工区领导、党政工团经常派人到我们卫星厂来参观，工区和局机关贴了很多表扬我的大字报，一时间我又成了新闻人物，都说“这个右派不但不臭，反而又香起来了”。有知情者告诉我，这是在“造舆论”，准备要为我摘掉右派帽子，我嘴上不说，心里也暗地高兴。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偏偏在这个时候，我又被人抓了“辫子”。
按理说我这个大坝经理，既要管供应又要管财务，可实际上我对财务一窍不通，几乎没有过问，只是在有关报表的“主管”栏内写上我的名，盖了我的私章，其他的事都由财务组长主管。我这个人，一向大而化之，很多时候只重义气不讲原则，就连必须遵守的财务制度，也觉得当面不大好说出口，结果就出了问题。有一次，我手下的一个采购员要出去买东西，由我去向财务组借了180元给了他，连欠条也没有打一张，只叫他办完事情之后，将购物发票直接拿到财务那里冲账。事情过了很久，财务方面向我提到这笔钱，我才知道他根本就没有去冲账。我找到他，问他是怎么回事，他瞪起眼睛，说我不是已经把钱还给你了吗？我说你什么时候还给我了？他说哪天哪月哪个时辰在哪个地方……天哪，这哪有的事儿啊，我气得赌咒发誓直跺脚，他却仰起脑壳一走了之。我有苦说不出：因为我没有要他给我打欠条，没有证据啊！我找到工区主任辩白，可是工区主任不但与那采购员是同乡，据说还是亲戚，自然要袒护他。我又去找别的领导申辩：“在狮子滩我经手了数千万元，一分一厘都是清清楚楚的，今天我正在挣表现争取早日‘摘帽’，难道还贪污这区区180元？”闹到后来，领导上虽然没说我贪污，但是手续不清，违犯了财务制度，还是得赔180元。虽然这笔钱在当时也是个大数目，可是更大的问题还在于它赔得不是时候：此时上面不知道又抽那股筋，又喊起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结果有人以这件事为借口，不但使我“摘帽”的事情落了空，还撤消我的经理职务，下放到小煤窑去劳动。
后来经查明，这个采购员认定我这个不讲原则的“右派”不敢拿他怎么样，把那180元拿去买了一部缝纫机。我堂堂一个“老革命”，却被一个小小的无赖欺负到这般地步，这真应了那句老话：龙游浅滩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奈何奈何！！
我下放的那个小煤窑，就在紫坪铺工地上，因为是个“鸡窝煤”，好的时候能挖出几百斤煤来，有时挖出来的全是渣子。这里只有四五个工人，叫我去管工具和用料，挖煤工对我很友好，从来不叫我进窑洞，工作时间也不限制，他们高兴就多挖点，不高兴就出来摆龙门阵，大家经常聚在一堆吃着花生米下酒，天南地北胡侃海吹。我上回当，学回乖，只听不开腔，免得惹火烧身。不久煤窑停了，我又转到工地铁道维修班，班长是从东北筑堤队来的老工人，姓田，在日本人手下修过满州铁路，为人忠厚话不多。这里的工作也不累，就连垫垫石子儿，扭紧松了的螺丝田师傅都不叫我干，只叫我拿根钢钎看看路基是否正常。他爱喝酒，休息时就拿着瓶子喝几口，我看他没有下酒菜，有时买点花生米送去，他很高兴。常言说人一倒霉喝口凉水也塞牙，这样悠闲的日子也要出事情，一次我不慎跌了一跤，恰恰跌在钢轨上，把右手骨折了，到成都中医院住了一个多月，医好了才回到工地。
我和宁君到紫坪铺之前，就知道那里的条件不好，把正在读书的民涛和抗美留给了重庆的诗伯，三个小的带在身边。我们住在白沙河上面的职工宿舍，两间平房，宁君当时在水利局工会工作，后转到老母孔水泥厂作副厂长，此时“大跃进”的灾害已经显露，厂里已经发生饿死人的现象，她没白天没黑夜地干，又要管生产，又要照顾工人的生活，再是努力，工作起来也有难度。更恼火的是吃不饱。我当时是工人待遇，粮食比他们当干部的要高，每月可领31斤，但只有二两清油，平时沾不到油水。上面号召“瓜菜代粮”，我们就去开荒。我同宁君利用休息时间，在住地附近的荒坡上陆续开辟出二十多块大大小小的菜园，大的有三四十平方米，小的只有几个平方，种上各种蔬菜，还有红苕玉米甚至麦子等粮食作物。我每天天没亮就起床，到附近的宿舍去收尿粪，然后同宁君一道去浇灌菜地，每天早上至少要挑尿粪四五挑，每挑80斤左右，一直忙到七点半，回来吃了饭，才去上班。有两次我挑粪上坡，一失足从坡上滑下来，粪水从头到脚浇了我一身，我当即脱光衣服去田里刷洗，回到家又用水冲，那味道还是冲不掉，很多年后宁君还在笑我是臭粪人。早上浇了粪，下午下班后还要去菜园里浇水锄草，干到天黑才收工，真是披星戴月，一心扑在了菜园上。我种菜种出了感情，没事也要去菜园边蹲着，看到地里的蔬菜粮食长得青枝绿叶的，什么“右派”啊“左派”啊“改造”啊“认罪”啊全都抛到九霄云外。特别是收获的那几天，我的心里真是乐开了花，不由得想起了多年前父亲的那首打油诗：肚儿饿，才是真！
栽下这么多的蔬菜、粮食，并不单是为我们自己，更主要的是为了远在千里的诗伯和几个孩子，他们每月只有18斤粮食，怎么够吃啊？我们把自己的粮票，去和附近的农民调换玉米面和黄豆糯米，甚至从农民手里买来熏干的死猪肉、死猫肉和死老鼠肉给他们寄过去，大家吃了不但没生病，还真的救了急。我们最恨的，是那些不劳而获的懒人、小偷，每当我们辛勤劳动的成果快要收获时就要来偷，我虽然气得捶胸跺脚，但细细想来，“饥寒起盗心”，他们也是为了活命啊！天灾人祸，怪谁呢？
当时虽然很困难，同宁君的情感却像当年在彭县关口白云庵教书时那样融洽，她不埋怨我，我也积极的担负起家庭的活路，这也是我当时的精神支柱。后来诗伯患了癌症，宁君前往重庆照顾，诗伯去世后她把儿子民涛寄放在重庆亚彬那里继续读书，带着抗美和两个小女儿调往成都送变电工程处，剩下我和二女儿林波相依为命的住在紫坪铺。少了好几个人的口粮，生活越是困难，我们每月用二两清油炒上盐巴下饭，每顿要吃一大锑锅红苕叶或海椒叶，最难吃的是把玉米心切成细细的颗粒，粗糙得刺喉咙，吃后就解不出大便。实在是馋了，就去灌县城里花上几元钱，买一两用“古巴白糖”做成的糖果，吃了舌头就起泡；还有一次，林波伙同邻居一个小孩，去农民的地里偷麦子吃，回来怕挨打，看到我就吓得哭。
我们虽然害了程度不同的水肿病，总算幸运的活着出来了。
大跃进带来的“浮夸风”，在紫坪铺工地上很突出，到处都在弄虚作假。开挖土石方的定额，本来每日每人一方多，到后来层层加码，甚至加到三十方，这能完成吗？混凝土也光顾了“放卫星”不讲质量，用黄泥巴来代替水泥，到后来引水明渠通水，前面敲锣打鼓在欢呼，后面岷江一涨水就把明渠冲垮了，白白的花了几千万元，还造成了不少后患。到后来整个工程都被迫停工，四川其他的十个水电站，除重庆市委支持的大洪河电站建成外，其他的都被迫下马。
诗伯走了
就在这期间，诗伯去世了。
1960年7月23日，我接到了宁君由重庆发来的急电：母亲病危，速来。我知道不到最危急的时候，宁君是不会发电报来的，诗伯“五一”过后才进的医院，病情却发展得很快，看来是凶多吉少。我立即拿着宁君的电报去请假。还好，没有人为难我。我草草收拾了一下，第二天天亮就启程，走到灌县正好遇到工地的汽车去成都运货。这些驾驶员大都是狮子滩工地来的，跟我很熟，打个招呼就上车，当天赶到成都乘上了晚上的火车，第二天早上就到了重庆。我赶到两路口市文联的宿舍里，三步并做两步上了楼，门大开着，一眼就看见宁君的表妹正在用纱布条给女儿抗美头上扎白花，见了我两个人都大哭起来，抗美抱着我哭着说：“爸爸，你为啥不早一点来嘛。外婆她昨天下午就……”
宁君回来，说起诗伯临终前一直想见我一面，一家人又哭了一阵。我提出要去见诗伯的遗体，亚彬在一边说：“算了吧，不用去了。”我坚持要去，亚彬板着面孔说：“文联的意思，你不要去了。”
我问为什么，他说不知道。
在当今世界上，我可以豪无愧言地说：只有我在诗伯心中的印记最深。她疼我爱我超过任何人，包括她的儿女。我最理解为什么她在临死前一再的喊着我的名字，因为她有很多心里话只能对我说。可是现在，我连最后见她一面的权利都被剥夺了，是谁，是谁有这么狠毒的心肠！
若干年后，我问到文联的有关同志，他们异口同声的说：我们怎么会做这样不近人情的事呢？这是你的小舅子的意思啊。事后宁君告诉我，她弟弟当时从鼻子里哼了一声：“一个右派，连帽子都没摘掉，还有脸去见老人！”
我伤心欲绝，在屋里嚎啕大哭，从此大彻大悟，进入了人生的另一境界。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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