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向北
我的主要“罪状”
到底用些什么“罪名”来定我为“右派”呢？我没有看到上报材料，根据在三级干部会上和大字报揭发的事实，大概有以下的几条：
首先是“独断专行，打击排斥党员老干部”。
当时供应处有一批由军队转业的老同志，大都是营以上干部，被分配在处内各个部门的领导岗位，由于年龄大、疾病多，领导一再打招呼，在工作上给以照顾，不能让他们过分劳累。对于他们的工作，我都本着这个原则尽力去安排，出于对他们的尊重，凡事也都要同他们商量，他们也都配合我的工作，大家相处得不错。可是一经“揭发”人之口，事情全变了：党委决定调一个老同志去杭州学习文化，由于他本人不愿意，就没有去，却说成我排斥老同志，要赶他出供应处；本来处内重大事项都是经过党政工团组织、支委会或每天的碰头会商量决定，并有记录可查，却硬说我独断专行，有事不同大家商量；本来是支委会决定不给某同志的困难补助，却说是我打击报复；我曾经说过“转业干部在新形式下，要努力学习业务，不要靠老本吃饭”的话，现在也认为是污蔑老干部，本来是党委和局领导有时因工作忙，叫我用党政工团的名义接待外来参观者，却说我好大喜功，爱出风头……甚至无中生有的“揭发”我说某同志是“木头人”（四川人兴说木老壳），我现在都敢拿性命担保：从未用过这个词汇。
第二条罪状，是我“立场不稳，重用旧人员，并企图把他们拉进党内”。
无论是在长期的地下斗争中，还是解放后在统战部工作，我都深深懂得党的统战工作重要性，何况在当时的供应处，懂得业务的几乎都是非党群众，有的是旧人员，有的是解放后毕业的大中学生，也有一些本地的工人和农民，他们为参加工业建设感到荣幸，在工作中积极负责，千方百计的去完成自己的工作，狮子滩工程能提前一年发电，在保证物资供应上，他们是立了大功的。我觉得虽然在思想上得加强对他们的培养教育，可是在实际工作中则不能不依靠他们，诸如评选先进生产者、培训党的积极分子、解决他们的生活困难等方面，都应该根据他们的实际情况，实事求是的给予照顾和考虑，这是我的职责和任务。可是没有想到在这次大揭发中，有百分之六七十的意见都集中在这方面，还认为主要表现在负责采购、计划、设备三科非党负责干部身上。采购干部指的是吴自如，他是1954年6月从二野政治部转业来的，是一位从小参加革命，在战火中成长起来的战斗英雄，早在1945年就入了党，后来由于在工作中出了点问题，转业时没有带上党的组织关系。狮子滩水电站开工后，他在供应处作采购科长，当时物资供应特别紧张，采购科是重中之重，他在战斗中受过伤，脚有点跛，却带领上百的采购人员，日夜不停的奔跑在全国各地，使各项物资源源不断的运到工地，保证了工程需要。他文化不高，但苦钻业务、积极肯干，工作中，从不讲价钱，这样的干部我当然要重用，把他评选为先进生产者，作为积极分子培养，准备介绍他重新入党。计划方面指的是曾缉光，重庆大学经济管理系毕业，是名副其实的专家内行，他担任计划科长，掌握着工程进度和物资计划，是整个物资工作的核心和灵魂。他不但在工作上认真负责，也积极靠拢党组织，要求进步，之前曾被上硐工程处党委列入积极分子发展对象。到我这里之后，将他介绍到党的积极分子训练班学习。还有设备科长陈杰，虽是旧人员，但业务熟悉，工作细致，对设备的订购、组织进货和管理工作做得有条不紊，工作做得很出色……其他的一些非党的群众，和我一起挑起了供应工作的重担，成了物资工作的功臣。我对于他们理所当然的应该关心、爱护和表扬，可是现在，这些都成了我的主要“罪证”。后来见得多了，才知道那些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大都是些只会以“大老粗”为荣，到处骂人，不求上进的“共产党员”。他们自己不干工作，又不让别人工作的人，一旦别人干出了成绩，自己不追赶不学习，反而横加指责。他们不但攻击非党群众和干部，也攻击那些干出了成就的党员，攻击的言语之恶毒，让人百思不得其解。按照他们自己的说法，是因为自己“对党感情深厚”，“仇恨阶级敌人”，为了表现这样的“感情”，不惜踩着别人的脊梁往上爬。可是在历次运动中，就这些人吃香。而像我们这样的人，干得越多越倒霉。
罪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我企图包庇“历史复杂人员”过关。而这个“复杂人员”，指的就是我的老战友贾希夷，解放后他改名为陈昌。陈昌由重庆市政府介绍来狮子滩工程局作招待所长，工作一直都是勤勤恳恳的，只是因解放前长期在秘密战线工作，单线联系，组织关系一直没有接上。他曾写了多次申请，希望组织上调查了解，帮助弄清他的历史问题，但当时党委认为他的历史复杂，一时弄不清，也就没有理会。整风开始时，他再一次提出这个问题，党委还是不理。有一次在去狮子寨的路上，他碰上赵孝庭，当面问赵为什么对他的申请不理。赵说：“你的历史复杂，有叛徒嫌疑，我们解决不了。”陈昌没想到他作为党委书记，竟这样信口雌黄，也气愤的说：“叛徒是你们加的，我是堂堂正正的共产党员。”当下两人就吵起来，引来周围的人围观，让赵孝庭下不了台。反右开始，陈昌就进入了“右派”的黑名单。招待所由办公室领导，我当时是办公室主任，陈昌在三十年代就与父亲、诗伯和我相熟，无论从公情还是从私谊，我们常来常往都是很正常的，他每次来我家，大都是商量工作上的事，偶尔也谈一些往事，叙叙旧。即使这样，我作为支部书记，不应该说的还是不说，包括在鸣放初期，对陈昌也都没有谈过关于运动方面的情况。反右一开始，在我隔壁住的行政科长（以前是供应处的仓库主任）就在大会上揭发，说陈昌在运动中到我家去过五次，哪年哪月哪日，在我家去了多久，谈了些什么，都有盐有味、有根有据的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同这位行政科长虽然是邻居，但从不往来。再说那个时候房子虽然不好，却很隔音，关着房门谁也听不清在说什么，再说当时还未听说有窃听器，他怎么可能了解得这样精细。可是有些人就是感兴趣，说我为陈昌通风报信，掩护陈昌过关，这也成了我的一大“罪状”。当然，最后是陈昌跑不脱，我也未能幸免，两个都戴上了右派的桂冠。
有了以上的这些“钢鞭”，积极分子们还嫌不过瘾，找来当右派要具备“六条标准”一一对照，决心要把“花色品种”补充齐全，结果发现我的罪状中缺乏对“历次运动的态度”这一项，就想办法给加上。他们找到的例子，是“审干”中写“自传”的事情。1952年在统战部“整风”时，我就写了一个自传，后来“审干”又要写一个自传，当时工作特别忙，要坐下来花几天时间重写根本不可能，我只好利用出差回来在武汉到重庆的轮船上，赶写了一份自传交差。当时还表扬我“不顾辛劳”，现在却说我对“审干”不满，自传的事情一拖再拖，而且这次写的自传居然与过去“差不多”。看来这条“罪状”是有些牵强，还得编制一些才够得上分量。恰好运动末期，报上登了一条“揭发”，说是右派大头目罗隆基说过：“肃反”是残酷的。于是就照样画葫芦，一天忽然出现了一批大字报，内容是揭发我也说过“肃反是残酷的”这句话，有的说在路边听到的，有的说在食堂听到的，还有的说在车上听到的，至于到底是什么人在什么时候听到的，一概闭口不谈。到后来他们自知理屈，也就没有了后话，不了了之。还有人揭发我曾经接待过一位印尼的新闻记者，给他介绍了很多狮子滩电站的情况，本来这既是我的本职工作，也是一件好事，可是被那些个“积极分子”一发挥，就成了我“吹嘘自己，估倒要外国记者写文章”，成了破坏国际友谊的一条“罪状”。
不过以上这些鸡零狗碎的东西都没什么分量，能够将我打成“右派”的“罪状”中最为重要的一条，就是组织了“以郭林为首的反党集团”。这是当时的党委书记赵孝庭精心策划的一个阴谋，不，是他配合毛泽东“引蛇出洞”的伟大战略部署的具体行动，是毛泽东所说的那个“阳谋”。
那年的9月初，财务科副科长汤正模要出差，我是机关支部书记，按规定要为他向党委请假。我把事情告诉了赵孝庭，他说：“这是党内整风期间，提完了意见再走，不能欠账。”还叫我召开行政机关党员科长干部开会，他本人要参加，并要我通知郭林局长也参加。我通知了调度、财务、计划、人事等科的党员科长在会议室开会，郭局长到赵的办公室，准备同赵一起来开会，赵要郭先去，说他随后就到。人到齐后，赵还不见人影，我又多次去催，赵说：“你们先谈，我马上就来。”直到会议结束，赵孝庭都一直未到场。这时“鸣放”已经基本结束，转入了大张旗鼓的“反右”阶段，之前那些天真的人已经被花言巧语引出洞来，当成“毒蛇”打倒在地。面对这些前车之鉴，我们是心明眼亮，再说共产党员是党的忠实捍卫者，决不会做出任何有损党的形象和利益的言行。会议开得四平八稳，除了调度科长余寿山、财务科副科长汤正模就一些人事、工资和工程方面的事提了一些意见外，我同郭局长和其他两个同志都未发言，即使是从后来赵孝庭他们精心篡改过的那份“会议记录”上看，也没有什么出格的言论。会议结束时我大松了口气，半开玩笑地对郭局长说：“还好，没有走火。”（即有没有过头的言语），郭局长也说：“就是，尽是鲜花，没有毒草。”
可是很快，这次会议就被说成是以“郭林为首的反党集团对党展开大肆攻击”的罪证，赵孝庭先是夸奖在会上发言的余寿山是“对党委负责的好同志”，一转眼那些话也成了攻击党、有个人野心的反党言论。可就是这些昧着良心整的黑材料，报上去之后还是批不下来，说是内容空洞，有些材料未落实，上不了线，要慎重。赵孝庭对此已经是呕心沥血，黔驴技穷，要是我们的“右派”帽子再戴不上，他不知道会落个什么下场，只好拉起大旗做虎皮，拿群众做幌子：“这些人民愤很大，再不批，我们无法说服群众啊。”
真是见了他妈的鬼了！
于是我们被重庆市委作为“优秀干部”调来支援狮子滩工程的五个科级干部，就有四个被划为右派反党分子。郭林局长也未幸免，只是因为他是中央部管的干部，水电部不同意对他的处分，所以他这个“反党分子”的帽子很快就被取消了。
为了孩子我要活着
在这段时间，我思想斗争是激烈的，也是非常痛苦的。当时不断传来有人自杀的消息，我虽然曾有各种各样的想法，却从来都没有想到死。解放前在白色恐怖下，我随时都可能被敌人抓去坐监杀头，甚至每天外出都想到不一定能回家，一直是置生死于度外，没把死当回事情；再说诗伯在解放前不知死过多少次，解放后又受到那么多的不公平的待遇，她都能坚持活下来，比起她来我有什么理由去寻短见。我父亲只活了46岁就走了，我的岳父也只活了32岁，我还有那么多的老战友英勇牺牲了，亲人和先烈的未尽志愿还要我去继续完成，我怎能去死。而最主要也是最现实的，我当时已是五个孩子的爸爸，孩子中最大的十二岁，最小的才两三岁，他们要活命、要读书，宁君每月只有50元工资，我要是死了，她怎么养得活这一大群孩子。
我相信只要活着，总有一天党会还我清白的，死了就会背一辈子黑锅，连子孙也不得安宁。我必须活着，就是忍辱含泪也要活着。
中国人常说“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可是当时的环境不由得你“不移”。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的性格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个曾经骄傲的、自信的、灵巧的、朝气勃勃的我不见了，只剩下一个看起来萎缩不堪的“右派分子”。原先容不得别人提点意见的我，已经不在乎有人往脸上泼污水。他愿意泼就泼吧，一次、两次、三次，直到当他手软嘴干不耐烦为止：我反正是死猪不怕开水烫。其次是大帽子下面开小差，自己拿自己无限上纲上线，把鸡毛蒜皮的小事说成“三反”行为。有些人高兴了，认为战果辉煌，其实那都是一些无根据的空话，顶屁用，是好是坏是真是假，群众清楚自己明白，并不是哪个人说了算，那些没有事实根据的东西，到后来还不是得一风吹。对一些无中生有，污蔑不实之词，采取软抗、沉默和不抵抗态度，不能处处针锋相对，当面顶撞，只要不是原则问题，顺着他们说说也无妨，否则会被认为是顽固不化态度恶劣，这在以后结案处理时是要吃大亏的，这就是古人说的“好汉不吃眼前亏”。但是对一些原则问题，也不能乱说，在书面检查时把事情说清楚，不能让人抓辫子。按照这个原则，我写了三次书面检讨，前两次都未通过，第三次要我按“划分右派的六条标准”对照来写，我知道这场祸事躲不了，所谓“顽固到底，死路一条”，你一个字不写，一件事也不承认，他也可以定你为右派。于是我一夜写了一万多字的书面检讨，尽量拿“大帽子”往自己头上扣，心想只要以后再不找我的麻烦就行。
宣判终于等来了：我戴上了“右派帽子”，而且不出我所料，事情从此平静下来。我大大松了一口气：我活出来了，孩子有救了。
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战争中，我没有许云峰和江姐那样为了自己的理想“视死如归”－－因为我面对的不是蒋介石和徐鹏飞，而是上级党组织和所谓的“同志”。我也没有马寅初、梁漱溟那样威武不屈、敢做敢为－－因为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只能作驯服工具，只能有愚忠愚孝。
这就是一个真实的我。直到今天，我也既不求人理解，也不求人原谅。是是非非，让历史作证，让后人评说。
等待宣判的日子里
狮子滩工程完工了，我们的问题还没有最后作结论，就到干部下放队参加拆工棚、收拣废旧料等一些结尾工作，下放队都是些年轻人，也在等待分配新的工作。前一段时间，我被时时斗、天天斗，斗得来晕头转向，吃不好饭睡不好觉，满脑子都是想不通想不通。现在再也听不到那些假言假语的劝说和虚张声势的恫吓，再也看不到那些人面兽心的混蛋和狐假虎威的奴才，重新来到这片曾经日夜战斗过的天地，同小伙子们说说笑笑的，真有一种解放自由的感觉，心情居然也舒畅起来。工棚都是用楠竹做梁架，盖上稻草搭成的，这些材料当初都是我们去四乡收购，由农民送来的。我触景生情，不觉又回忆起那些难忘的人和事，如今它们完成了历史使命，我们也都成了废物处理品。下放干部中不少是供应部门调去的，大家纷纷为我报不平，说了不少发牢骚的怪话，我强作笑脸劝他们说话要小心，谨防遭狗咬，发牢骚是要吃亏的。也在这个时候，我学会了抽烟、喝酒，跟他们打得火热，劳动时他们总是让我干轻活，自己挑重的。此情此景，让人感觉到特别的温暖。在这样的温暖中，我那机灵劲重新降临，又开始不甘寂寞起来。开始拆除一间200平米工棚，起码要花费一两天的时间，我很快发明了“快速拆房法”，只要20分钟就行，而且简单可行：四个人爬上屋的四角，先将捆绑的竹丝砍断，然后用绳子一拉，整个草房就原地倒下，然后再分别清理。这样一来，半月的任务，几天就完成，小伙子们跟我开玩笑：“你戴罪立功，可以减刑。”我自己则说：“我是功上加功，应该传令嘉奖。”
那个时候有谁想到，我将变成一个人不人鬼不鬼，含冤20年的“右派”。
人不伤心不掉泪
一天我们正在拆俱乐部的工棚，诗伯突然出现了。她身穿一套灰色的列宁服装，笑着向我招手。我扑向前去，握着她的手，喊了一声诗伯，眼泪就情不自禁的流了出来，这是我解放后的第一次流泪。
诗伯她抚摸着我的头发，笑着说：“我给你带了一罐你喜欢吃的忠县豆腐乳。”又打开一幅带来的竹帘，画的是观音菩萨坐在莲花座上，右上角题写了“忘掉过去，笑谈人生”八个字，不用解释，这是她对我目前处境的安慰。诗伯对我说：“宁君在党校学习，想回来看你，又不好请假，她叫我转告你，她很好，不要担心她，不管情况怎样变，她一定会同你患难以共，永不变心。”诗伯最后留下了一句话：“你不要难过，我受的委屈比你多。我们都要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是红是白终会水落石出。”
诗伯她悄悄的来，又悄悄的走了。这次会面只有半个钟头，却让我终身难忘。
1958年3月7日，是我最难忘也是最伤心的日子。那一天周恩来、李富春、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考察三峡后，顺道来长寿看看新中国成立之后由我们自己修建的第一个水电站－－狮子滩水电站。要是在半年前，接待他们的任务理所当然的要我来承担，可是今天，我不但被剥夺了这个权利，就连见见他们，与他们握手问好的机会都没有。远远望着那些沸腾的人群，我的心里感慨万千。当年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是周总理为首的南方局领导我们在敌人的心脏里进行战斗。宁君在他亲自关怀和领导下的孩子剧团生活战斗了三年，多次聆听过他的教诲，我虽然没有见过他，但他在红岩村、在曾家岩、在敌人的谈判桌上的一举一动，都成了鼓舞我们舍生忘死的动力。那天闻讯赶来见总理的工人和干部潮水一般，把俱乐部围了个水泄不通，可是他们中有几个能有我与总理这样深厚的情感，更何况接待他原本是我的职责，是我的任务啊！我只想跑向前去大叫一声：“敬爱的周总理呀！我冤枉呀！你要为我申冤啊！”可是最后终于没有去冒这个傻。何必呢？那不是罪上加罪吗？
世界真有这样凑巧的事，我没见到周总理的遗憾，居然被我的宝贝女儿弥补了。
女儿抗美当时刚满六岁，长得活泼可爱，整天跟着她妈妈，嘴巴又甜，叔叔们都爱抱着她四处转，她人虽小却不诧生，也算见多识广。那天，总理来了，大家都拍掌欢迎，她从人群中钻进去，跑到总理前面，叫了一声爷爷，总理笑着拉着她的手，问她“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抗美。”女儿嘟着嘴巴说。
总理把她抱起来说：“这么漂亮的小姑娘，多美呀，为什么要抗美。”
“妈妈说的，以后长大了要打美国鬼子。”
总理连声说：“好，好。”他笑了，陪同的领导都笑了。
抗美笑嘻嘻的跑回家来诉说当时的情景，一些好友也来向我报告这一喜讯，我抱着抗美亲亲她，含着泪说：“乖乖，我的好女儿，你替爸爸出气了。”宁君却叹了口气，说可惜没有留下照片，在场几个照相的人都说手里没胶卷了。想来都是因为我当时的“特殊身份”，谁也不敢犯这个忌讳。
两件蠢事
在这期间，我曾做了两件糊涂的蠢事，只是当时并不觉得。
在“党内整风”后期，我的问题升温了，郭林的问题也提出了，在追问我与郭林的关系时，我觉得我们之间既没有阴谋诡计，也没有反党言行，再说实事求是反映问题，也是一个党员对于组织最起码的忠诚。于是我就一五一十的将平时我们之间的一些交往谈了出来。谁知赵孝庭一听，如获至宝，从中断章取义、生拉活扯，编造出一大堆所谓“郭林反党集团”的罪证，我才知道上当受骗了。虽然这些言行现在横看竖看都找不出什么“错”，但在那个年代，就是没事也会给你找出一大堆事来，更不用说这是你自己亲口“坦白交代”的真凭实据，结果是再明白不过了：既害了郭林、也害了我自己。几十年来，我一直为此事心中不安，直到2002年才鼓起勇气，很诚恳的给还健在的郭林写了一封赔礼道歉的信。直到收到他谅解的回信，我才卸下了背了几十的沉重包袱。
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批判胡风。1955年全国掀起了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组织上知道我在解放初与胡风一道参加巴县土改，要我揭发胡风在土改中的“罪行”。这个运动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来势凶猛，再说我对胡风的当时表现也有一些看法，于是很乐意的接受了任务，在很短的时间内写成了一篇“胡风在土改中”的揭发文章，随后又在工程局召开的批判胡风的大会上，作了专题发言。虽然说的写的都是胡风在生活上的鸡毛蒜皮，和他对土改中具体作法的一些意见，但有关部门当作宝贝，马上在全国主要报纸和刊物上登载，每隔十天半月就有报刊给我寄来多少不等的稿费，让我名利双收，我也兴致勃勃，把稿费用来请客打牙祭。按照常规，只要把这件事情“换个角度”，就成了“右派言行”的一条钢鞭，可是赵孝庭自始至终没敢提它，原因是当时赵孝庭正好与我一起参加土改，他还是巴县的县委书记，我和胡风闹别扭的时候，他同区委都一边倒，批评我没有与胡风“搞好团结”，“影响了统战关系”。后来有人知道了真相，怪我在这件事情上心慈手软，要不然反咬他一口，到头来“右派”到底是谁，还说不准。
话又说回来，当时在报刊上揭发批判胡风的文章，因为是毛主席亲自挂帅的，我一直都深信不疑。后来鉴于自己的亲身经历，对此事也有些半信半疑，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胡风问题的真相被揭露出来，才知道自己又一次上当受骗，曾多次想给胡风写一封道歉的信，都没有勇气，直到他逝世，这笔良心帐还没有还。
我之所谓蠢，就是明明有错而不知其错。
我把阳谋阴谋当成最高指示。
我把偏听偏信当成忠诚老实。
由于长期形成的愚忠愚孝，为了“个人服从组织”，与上面保持一致，往往把是说成非、把红说成黑、把有理说成无理、把无理说成有理。
为了讨好主子，求得宽大，往往把自己说得一无是处，骂得狗血淋头。
我是这样，很多很多的不幸者也是这样。
结果是估打成招，造成一大堆冤案，有的被整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有的含冤而死、死不瞑目。
像我们这些极少数活下来的幸存者，也是历经坎坷、受尽凌辱、九死一生，福大命大啊！
这是历史的悲剧、时代的悲剧、也是个人的悲剧，但愿这些悲剧不要重演，可能吗？我们期待着、我们祈祷着。
我们这一代人，年轻时为了自己的理想，天不怕、地不怕，敢冲敢闯、敢说敢为，多么纯洁可爱。
到了中年，成了驯服工具、身不由己，按上级指示办事，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说了不少违心话，做了不少违心事，好像自己未长脑袋，没有主心骨，任随牵着走。
到了老年，经历了一个长时间的阵痛，头脑清晰了、假象没有了，蒙在心灵深处的鬼符撕碎了。同时环境宽松了，头上的紧箍咒也没有过去那样灵验了，更主要的是儿女长大成人了，自己身上的担子轻了，再也没有后顾之忧了，同时，我虽然是超额活着，留给自己的时间也不多了，再不把自己心里的真话说出来，将会成为历史的罪人，也对不住自己的子孙后代，所以我现在是无所顾虑的，怀着痛苦和平静的心情写出那些叫人揪心的往事。
功臣变罪人
1958年5月的一天，一场思想战线上的伟大战斗胜利结束了。没有敲锣打鼓的庆祝，也没有热热闹闹的欢呼，更没有标语口号，连那些伟大的胜利者都没有出场，只是在一个冷清的小屋里，由一个小人物宣布给我们几个人戴上了“右派”、“反党”的桂冠，不到五分钟就草草收场。桀骜不驯的余寿山由于死不认罪，只给每月生活费40元，连他的爱人也被一起划成了“右派”。我虽然戴上了“右派”桂冠，可是由于最后的那次检查“深刻”，认罪态度较好，落得个“从轻发落”：按照有关规定，行政级别连降三级，由原来的14级降到了17级。可是在讨论我的处分时，住在我隔壁的那位行政科长又站起来“义愤填膺”地说：“不行，他两口子的钱够用了，要降到19级。”于是我的级别由14级降到了19级，实际上降了5级工资，每月工资74元。那位老兄由于整我有功，后来被调到某个单位作供应处长，可是好运不长，不久因他吸毒成瘾，不治病死。真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罪有应得。
狮子滩水电站到底制造了多少右派，我不知道确切数字，但据知情者说，当时划为右派、反党分子、地主、坏分子、反革命、反社会主义分子，特嫌、暗挂右派……等属于敌我矛盾的，就有500多人。奇怪的是党委系统没有一个右派，怪不得有人在批判我时说，党委系统很纯洁，没有右派，而坏人、右派都出在你们行政系统。没想到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一年以后又开始了“反右倾”运动，当时以“胜利者”自居的赵大人，居然也坐到了被告席上接受批判。他在检讨时痛哭流涕，承认自己名利思想很严重，为了想当局长，千方百计整倒了郭林和一批得力的中层干部，伤害了一些好同志……事情至此真相大白。
几十年过去了。今日我们平心静气的来分析那场来势汹汹的“运动”，显然不是个人的力量所能够抵制得了的。但是如果不是那些趁机想为自己狠捞一把的人在其中兴风作浪，推波助澜，也不会形成那么大的声势，造成那么大的伤害。
宣判后不久，我们随队转移到川西平原的灌县紫坪铺工地。回想三年多前，我们由重庆来到此地，马路两旁站满欢迎的人群；如今我们在一批经保人员的押送下走向码头，路旁一些下班工人和家属默默地看着我们，谁也不说话。整整三年，新中国水电这块美丽的园地上，第一朵鲜花开放了，花儿虽小，却是那样的鲜艳迷人。可是我们这些在一千多个日日夜夜精心守护、培育鲜花的辛勤园丁，一个个都成了罪人，苍天有眼，公理何在。
我长叹一声，默默做成一首小诗：
昨日是功臣
今天成罪人
要问啥道理
谁也说不清
这一年，我39岁。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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