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向北
狮子滩的日日夜夜
1954年6月的一天上午，我被通知到市委去开会，走进会议室，已有六七个人坐在那里，互相都不认识。看看人都到齐了，组织部一个副部长对大家说：“前几天《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要把最优秀的干部调到工业战线上去。目前重庆生产建设发展很快，需要大量的电力供应，我们要在长寿狮子滩建设一个水电站，这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苏联援助的156项工程之一。组织上打算调你们去支援这个水电站的建设，现在请狮子滩的同志介绍一下有关情况。”
三天后，办完有关手续，我们一同向狮子滩进军。我和宁君去向诗伯辞行，怕她少了身边亲人感到孤寂，有些放心不下。诗伯却说：“长寿离重庆很近，随时可来往，抗美、林波还小，你们随身带去，民涛就留在重庆读书，有我照顾，你们也放心。”
就这样，我们被调的几个同志一同乘轮船到了长寿，河边已有一些人来迎接，上岸后，坐着一部大卡车，行驶了三十多公里，到了上硐，欢迎的人群多了，其中就有邓照民和一个姓赵的老熟人。
邓照民是我的老领导、老战友，目前他是西南水电工程局的局长，见面后第一句就说：“老林呀，你是我点的将啊！”“能同你在一起工作，我当然愿意，可是我对生产建设一窍不通啊！”
“不要紧，慢慢就会学会的……宁君为什么没有同你一道？”
“等安排好我就去接她。”
“好！我对她的工作已有打算，今后这里的工人上万，文娱活动要大力开展，我想叫她作俱乐部主任，这是她的特长嘛。”
“我呢，想叫我干啥？”
“你呀，早就想好了，箩筐、扁担、钢筋、木料、水泥，凡是工程上需要的东西，都要找你。我是向肖泽宽指明要的你，可是心中有数的哦。”
正在同邓大哥交谈，赵某人过来了，他比邓大哥表现得还要亲热，除了握手外，还把我抱起来转了一圈。土改时，他是巴县的县委书记，我当时是市委土改工作队的队长，那时就有所交往，此时他是工程局的党委书记，我们又将是同事。他拉我到他家里坐了一会，见到他的夫人，几年过去了，她还是那样热情、漂亮。
晚上我到邓大哥家，见到他爱人谢小若，大家寒暄了一会，他特别问起诗伯的情况，说：“我在重庆已经听说了，他们不应该这样对待陈大姐。她比我们受的风险大，对党的贡献也大，这样对待一个老同志，实在是太不公平了。”
我说：“她现在的心情还好，不断的在申诉，坚信会回到党内来的。”
邓大哥拍着我的肩膀说：“就是，人要受得住委屈、经得起考验。当年在延安整风时，四川的党组织被打成红旗党，我也停止党籍被审查了很久，最后终于弄清楚了。对陈大姐的问题，我们到时候会说话的。”
邓大哥的这一诺言，终于在28年后的1982年实现了，当时重庆开抗日战争时期党史座谈会，就是在邓照民等同志坚决要求下，有关方面才为诗伯平反落实了政策、恢复了党籍。
狮子滩电站是长寿境内龙溪河流域三级开发的第一站，下面还有回龙寨、上硐和下硐，解放前国民党资源委员会作了一些准备工作，只完成了下硐电站，临解放前被国民党炸毁了，我们准备用二至三年的时间，完成狮子滩发电任务后，再完成下面几个电站。这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点工程，要修起一千多公尺长的拦河大坝，形成近四公里长的挡水防线，蓄八亿多立方米的水。工程量大，技术复杂，时间短促，缺乏经验，而且准备工作差，不得不在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的情况下进行，给我们工作带来很多困难。至于物资供应工作，更是难上加难。当时国家部级统管的物资，都是按计划分配，我们的施工图纸计划都未出来，到底需要多少物资自己心中无数，成千上万的东西只能凭估计报送计划，单是上万工人住的工棚和宿舍，需要的竹子和稻草就要成百上千人运送。
邓大哥拍着我的肩膀说：“伙计，你这担子不轻啊！”
我满不在乎的说：“总比打垮蒋介石要轻松多了。”
邓大哥笑了，接着说：“话又说回来，既然是重点工程，只准成功不准失败，国家会大力支持，重庆市委也会竭尽全力解决我们的困难；附近各县的领导也明确表了态，只要办得到的，将全力以赴；至于我嘛，也给你表个态：要人给人、要钱给钱，决不拉后腿。”
临走时，邓大哥又告诉我：“你手下的供应科，是原先国民党政府留下的，多系留用人员，但他们在这里住得久，情况熟悉，你多同他们谈谈。”
第二天，邓大哥带我们重庆来的几个同志坐车到狮子滩工地，工地上一片荒野，但见零零落落的工棚和一些仓库和红瓦房，隐约可听到风钻声和吆喝声。邓大哥边走边介绍说，那些工人是由东北筑堤队调来的，他们修过日伪时期的丰满水电站，是这里唯一的一支有经验的水电队伍。还有原来国民党政府修建下硐、上硐电站时，也培养了一支本地的技术工人，人数不多，我们就靠这两支队伍作骨干，其余的就是招收民工。我们走上一个小山坡，邓大哥说：“这是狮子寨，是我们的指挥所。”同时又指出大坝、溢洪坝、隧洞、职工宿舍、俱乐部等处的位置，把眼前野草丛生的荒坡，描绘成了人欢马跃的工地现场。我兴致勃勃的去看那几栋红瓦盖成的仓库，却是空空的一无所有。邓大哥说：“不要急，大批材料和设备，很快都要从全国各地运来的。”
我暗地在想，现在离8月1号开工只有一个多月了，工人都陆续到了，开工后需要的大批物资还没有影子，看来任务不轻松啊。
从狮子滩回到上硐，邓大哥让我去找实际上是负责供应科的吴自如同志。老吴是从二野政治部调来的，标准的山东大汉，人很精干，就是走起路来脚有点跛，后来才知道是他在一次战斗中负了伤，是个战斗英雄，我和他一起开始了工作。
开工前夕，供应科机构终于健全了，由于摊子太大，干脆改成了供应处，内设采购、计划、设备、运输、财务等科和仓库转运站，还有运输队、筑路队、起重队、修配厂，并在北京、天津、沈阳、上海、武汉、成都、重庆等大城市设办事处，各施工单位还有数十个材料组和仓库，干部200多人、工人上千名、汽车百余部。干部配备也相当强，除计划科长是重庆大学经济管理系毕业的本地人外，其余各部门负责人都是转业的营级以上干部，其中红军干部二人，三八式（三八年入党的）干部三人，邓大哥特别说明：“周桂同志是个红军干部，级别高，他当处长，但身体不好，你得行使处长职权，全面管起来。”周桂也一再表态，要我不要有顾虑，全面负起责来。事实上他也不管事，但我对他是尊重的，凡事都同他商量。其他几个老同志也大都有病在身，不能担负这繁重的工作，我就为他们安排得力的助手，大家相处很好，工作进展也很顺利。
正式开工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民工，也陆续的来到工地。为了工作方便，我们迁到了工地办公。开工初期，用料最多的是钢筋、水泥、木材、炸药、沙、石等，而这些材料几乎没有库存，完全要靠人去外地组织货源，直接运到施工现场。有计划没有按时交货的，要派人去催办；因交通原因不能按时运到的，要去交通运输部门交涉；没有计划，又急需的物资也要去打通关节，四处求援，等各种物资到了长寿河边羊角堡码头时，还要用汽车日夜不停的赶运到工地。事情实在是太多了，我就用加班加点劳动竞赛等办法来提高劳动生产率，拿运水泥来说，每车由每天两三趟提高到五六趟，装卸一车水泥由半小时提高到八分钟。当时没有吊车，一些大型设备到了只有用土办法－－几根大木头绑成土爬杆，居然能吊起50吨重的变压器。
除了工程用料外，还要修建大量的临时工棚，初步按两万人（包括家属）和四万平方米的房屋计算，需要大量的青竹、稻草、杉木、竹席以及一大批扁担、杠子、箩筐、土箕、锄头等工具，光是土箕、箩筐等低值易耗品，每天都要消耗上千挑以上。由于需用量太大，虽然涪陵专区及附近各县大力支援，也只能解决一部分，缺口部分要派更多的工人去附近各县组织货源，一时供应不上，就要停工待料，不但浪费大量财物，影响施工进度，而工人住不上房屋，得不到休息，也严重的影响工人的情绪和健康。所以我们不管是烈日炎炎的盛夏，还是寒风刺骨的严冬，都是三班倒（每班八小时），一天24小时不停的战斗。职工热情大、劲头足，施工定额不断突破，预定计划总是提前完成，工地上红旗招展，热火朝天，每天各施工单位总是敲锣打鼓送来超额完成任务的喜报，确实振奋人心。
形势越好、压力越大、工程进展越快、材料消耗越多，我们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本来就是先天不足，库存空虚，既要超计划完成任务，就要超计划供应材料，不然停工待料，拉工程后腿，我们就成了罪魁祸首啊！可事情还不仅此而已。由于重庆市区的生产建设发展很快，电力供应跟不上，根据重庆市委的要求和工程局认真讨论，决定提前一年发电，至于我们物资设备供应的情况，按邓大哥后来对我说的那样：“把担子压在你们身上再说。”我们虽然也不示弱，向局党委提出了千方百计保证物资供应的承诺，可那毕竟只是凭着一股热情，鼓的是虚劲，实际上是整日如坐针毡、如履薄冰，白天提心吊胆，晚上连说梦话都在喊钢筋、水泥、炸药。工程局每天早上九点要开一个碰头会，由各工区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主要是汇报工程进度和解决关键问题，事实上就是对我的“斗争会”，各工区都对我连珠炮轰，说材料供应不及时，个个都拿出清单，跟我要这要那。我也不示弱，理直气壮的把我们的工作困难数落了一通，提出有计划的一定保证，临时追加的只能争取供应。好在邓大哥也知道我们的难处，对我不是责备，而是鼓励、支持，还向各工区提出不要只当伸手派，也要自力更生，体谅供应部门，共同克服困难：“因为成千上万种物资，他们不能生产，只能组织供应。”
时间一长，我们也知道了其中的一些“奥妙”：事实上工区库房也有本位主义，碰头会上要的那些材料，自己的工区库房存货不少，不过是希望多多益善，免得临时着急。到后来我们也见怪不惊了，一边组织供应，一边派人到工区库房里转悠，看看那些库存可以利用，那些可以改变规格，找代用品。工区不能做主的，我们去找技术设计部门，说明困难，请他们在不影响工程质量的前提下，想想办法。遇到时间上的困难，就去请工区提前或推迟施工进度，以便调节物资到达时间。
那些日子，我们真的忙昏了头啊。每天要同全国近十个办事处电话联系，了解组织货源情况，有些紧缺物资要派专人前往供货部门，请求支援。我们所需要的材料，多是统部管物资，国家都是按计划生产和分配的，若要临时追加数量或要求提前发货，即使是重点工程，也有很大的难度：全国都在大搞建设，物质缺乏，普遍存在着供不应求，交通部门也很紧张，总不能随随便便就把哪一家的数量削减下来，或者是停下来，只发给你狮子滩水电站吧？要做到完全满足工程的要求，谈何容易啊！我们提出了一个口号：“见缝插针，有缝必钻”，我解释这个口号的时候说：“只要有一线希望和任何可能的办法，我们都不放弃，除了不送红包不搞受贿等违法手段外，凡是可能想到的办法，都要去试一试。”
这个口号当然也收到了效果，如大量计划外的钢材和水泥，就是去找重庆市委，市委再通过重庆市水泥厂和各钢铁厂，发动职工增产供应我们的。
土建工程终于完成了，接下来就要进行设备安装工作，满以为可以松口气了，谁知道更是分秒必争。我们当初订的各种设备，都是按1957年国庆节发电安排的，供货各厂的生产计划已经满打满算作了安排，能如期交货就很不容易，何况由于原材料缺乏或因质量问题，我们还常常接到厂方延期交货的通知。现在要提前到1956年的国庆节发电，所有设备的交货期都要相应提前一年的时间，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我们在重点生产厂派出的驻厂代表，只好去磕头作揖说好话，请求支援，好在那个时候，风气好，大家都从国家建设需要出发，互相支援，厂里的工人同志们加班加点连轴转，大都满足了我们的要求。
眼看离1956年的国庆节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了，可是派到哈尔滨东方电机厂的驻厂代表打电话回来说：我们向这个厂子订购的四台水轮发电机，连第一台机组的部分配件都还没有下料，按时交货可能没指望了。我一听这怎么行，马上就派采购科长吴自如带着重庆市委请求支援的介绍信飞到哈尔滨，找到哈尔滨市委，那边一看介绍信，知道是件大事情，立即派市里的工业部长去到厂里，和几个厂长轮流在车间值班、督办，到头来所有的部件都按我们的需要完成了，连最困难的利磁盘都提前交了货。可时间已经很紧张，如果按正常运输计划运到工地再安装，10月1号发电已肯定赶不上了，可我们是下了保证的，要向国庆节献礼的呀。我把心一横：不用火车轮船来运了，用飞机！用飞机直接从哈尔滨直运重庆，再转运来工地！可是和机场一联系：运送当然可以，可是利磁盘的尺寸超高超宽，民航机根本装不进去，只有动用军委总后勤部两架运货的大飞机才行。我又赶紧派人到后勤部去联系，那边传话回来，说是两架大飞机已进厂维修，无法支援。我坐专机赶到北京，向水电部领导汇报，副部长李宝华找到李富春副总理，经反复研究，决定破例从维修厂调一架大飞机出来，等支援任务完成后，再进厂检修。9月8号上午，装好利磁盘的大飞机从哈尔滨机场起飞，中午到达北京，9月9号我随机抵达重庆白市驿机场，工地派来的太脱拉汽车正在机场等候，立即装好利磁盘运回狮子滩工地，连夜安装完成。
1956年的10月1号，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七个国庆节，我们的狮子滩水电站经过两年的努力，顺利发电了。
现在回忆起来，整个工程建设期间有许多问题值得思考。
整个工程造价大概是九千多万元，供应部门就用去了百分之七八十，我们在施工中和工程完成后的几年里，曾数次进行过明查暗访、内查外调，竟没有发现一个贪污分子，这在现在看起来，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其实也不奇怪，其中有一些主客观原因：
一、人们刚从旧中国解放出来，充满着对共产党、对新中国的热爱，能为祖国的建设作贡献，感到光荣和自豪。因此不分昼夜，自觉自愿地一心扑在工作上，没有星期日、不要加班费、不怕苦、不喊累、不发牢骚、不说怪话、不计较个人得失，这种精神今天已经很少看到了。
二、思想工作也抓得紧，劳动竞赛开展得有声有色，供应处和全局其他部门一样，涌现了大批先进生产者和劳动模范。当时没有什么物质奖励，职工看重的是荣誉，奖的多是一件印有先进生产者的背心和一张奖状，大家都感到高兴和满意。
三、我们本着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为大家解决实际困难。当时考虑到外出人员津贴少，开支大，多数是入不敷出，我提出给以出差者适当补助，但是若发现挪用公款、贪污等行为，一定要严惩，直至开除或受刑事处分。由于奖惩分明，大家认为既然困难能得到解决，何必去冒险违法贪污。
四、还有一个主要原因，因刚刚经过三反运动，使大家感到共产党的王法犯不得，一定要小心谨慎做事，老老实实做人。
这些经验在贪污腐败成风的今天，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为了准备十一发电的庆祝活动，我调到工程局里作办公室主任，供应处的工作仍丢不开，一则是过去经办的好多事需要继续去做，再说供应部门需要局里解决的问题，通过我也容易办成。我的办公室内安排有几个秘书，分管会议、行政、接待和机要等工作，还直接管理行政科、招待所和专家组，忙的程度不亚于供应处。
办公室管的工作又多又杂。
狮子滩工程开工后，来自国内外四面八方的参观者、学习者、体验生活的作家和记者络绎不绝，专门接待客人的招待所，就用五六个大工棚隔成数十个房间，光是被子就有二三百床，服务人员数十个。好在招待所的所长是陈昌。他是见过大世面的人，应该说他干这项工作是大材小用，可是他坐了一年多冤枉监狱出来，要不是董老（董必武）与重庆市委打招呼，连吃饭的地方都没有，何况还有我这个老交情的晚辈作他的顶头上司呢。他能够到这里来工作，已经心满意足了，劲头特别大，每天清早教客人打太极拳、组织晚会、介绍工程情况，简直就是个万事通，我这里经常收到客人的表扬信，说他热情、知识面广、天南地北、无所不谈，对客人有事必办、有问必答……他们何尝知道：这个“所长”曾经是我党的高级特工，打进过蒋介石的侍从室，是个来头不小的神秘人物啊！
狮子滩水电站是新中国成立后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修建的第一个梯级电站，省内和全国的水电学校和一些水电站的施工单位，派有大量人员来工地学习，除负责吃、住外，还要替他们安排实习的项目和场所。还要接待外宾，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不用说了，还有一些东南亚国家的专家、学生、记者来参观。一次市委派人带来一个代表团，事先给我们打招呼：不准问他们的来历和国籍，不准同他们交谈，不准围观，在他们参观的路线上，要派可靠的积极分子站岗，喝的开水和饮食要经过严格的消毒检查，比我们接待苏联专家组要求还严格。后来才知道，这个代表团的组成人员，大多是东南亚各国兄弟党的一些负责人。
重庆文艺界的作家们也下来体验生活。我接触最多的，有沙汀、艾芜、邵子南、高缨、张惊秋、野谷、王余、杨禾等人。我在重庆时就与这些同志熟悉，诗伯后来调入文联后，更是常来常往，成了我家的常客。现在一到工地，先要来我家里报到，要想打牙祭，事先打声招呼，保证个个吃得满意，喝得醉醺醺的，尽兴而去，要回重庆之前，每人还要带上一块腊肉，一罐猪油和几个魏家河坎的长寿沙田柚。我这个“林家铺子好客之家”也因此出名。好客是我的祖传家风，也是父亲和诗伯对我的影响，加上长期地下时期的动荡生活，互相关爱已成了我和宁君的习惯。当然了，经济上的富裕也很重要，当时我的月工资130元左右，每月还有一些稿费收入，又没有烟酒等嗜好，而当时的物价是：一元钱可买50个鸡蛋或者4斤肉，按照宁君后来的说法：钱怎么也花不完。我每年起码要杀一头猪熏成腊肉，买的长寿沙田柚，不是论个也不是论斤，而是包下整棵整棵的树，算起来每个柚子不过四五分钱，几百个堆在屋子的一角，自己吃，也送人。当时物价稳定，生活好，现在想来还很留恋。
局里一再强调要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娱和体育活动，让职工劳逸结合，干得起劲，耍得舒服，要把俱乐部的工作好好抓起来。宁君是俱乐部主任，于公于私我当然都得大力支持，要什么批什么，忙得她整天乐呵呵，真是如鱼得水。狮子滩水电站被誉为解放后全国水电事业中第一朵鲜花，全国的文艺团体纷纷要求到工地来慰问，长寿、垫江等川剧团几乎长期住在工地，重庆各剧团更是频繁往来，而且名角一定出场。川剧界的陈书舫、李文杰，京剧界的厉慧敏、厉慧兰，越剧界的吴艳霞等，排起队到工地来巡回，在俱乐部礼堂一演就是十天半月，场场客满，后来连中国歌剧院郭兰英等人也不远千里前来慰问。因为观众多、收入多，对他们的照顾也很周到，这些剧团对工地都很留恋。
常言说人上一百，武艺俱全，何况我们上万职工，各种人才都有。宁君使出了她卓越的社交才能，在职工中组织了我们自己的川剧队、京剧队、越剧队、歌舞队、曲艺队、歌咏队，各队都有特别的服装和工证章，从组队、导演到演出服装，宁君都亲自过问，还从外面请来专业人员辅导排练节目。因为是自己的剧团，职工看戏的热情也高，更加激发业余演员的积极性，一排练起来就没白天也没有黑夜，宁君已经是四五个孩子的母亲了，还化妆上台，和姑娘们一起去跳“采茶扑蝶十大姐”，经常忙得吃不上饭、睡不上觉。我经常去观看演出，帮她们解决困难，还替她们创作节目，记得有一次写了一个金钱板词，表扬医院护士冒春芳，演出时全工地的大喇叭都广播，还在工地的报上刊登，闹得大家到现在都还记得这个护士冒春芳。后来我们决定把业余剧团派出去，到各地支援单位作答谢慰问演出。为此我特地批了8000元钱，派人到杭州去买了一套剧装和一批管弦乐器，这为俱乐部争光不少。
除了演出，星期六晚上在俱乐部广场还开舞会，我们自己的乐队伴奏，由于工人是三班倒，有的跳到深夜还不罢休。工地的体育活动也开展得很好，各工区都有篮球场、乒乓球台，我们还组织了一次运动会，并选出代表参加重庆市的运动会，成绩也还行。四川人爱喝茶，各工区都有茶馆，供大家聊天、摆龙门阵，还有清唱川剧和曲艺，没有打麻将、赌钱等现象。不少职工是从乡下来的，想照张相给家里寄去，众多照相馆应运而生，生意都还不错。狮子滩还有个人人喜欢的“好吃街”，什么样的小吃都有，馋得姑娘小伙子们成天去转；这么多的职工要吃饭，副食品供应也得跟上，附近各县的财贸部门从各县各乡镇派有专人负责，组织了大量的粮食、鸡、鸭、鱼、肉和各种蔬菜，近的由农民肩挑背驮，远的用汽车、板车、鸡公车运来，既满足了我们的需要，也使附近各县农民的收入大大增加。
在狮子滩工作的前两年，是我春华正茂、精力充沛、心情舒畅、埋头苦干的黄金时代，也是我一生中最值得珍贵和怀念的幸福时代。要是能让我一帆风顺的干下去，那多好啊！
自投罗网
狮子滩水电站第一台机组终于提前一年发电了。为了与时间赛跑，我们又忙于狮子滩下游几个电站的施工，还要抽调大批施工力量去支援全国各水电站的建设。
记得是1955年的夏季，当时水电总局局长李锐同志曾向邓大哥提出：要调我去北京总局工作，邓大哥以工程紧张为借口，要等到发电以后再说。现在已经发电了，邓大哥已经调走，李局长旧事重提，又向现任工程局局长郭林提出要调我，郭林拖着不办，也不通知我。
1957年二季度初，我出差到北京，办完事准备坐飞机回工地，突然接到郭林的电话说：“李局长来电话，决定调你去北京，马上就下调令。我给他说，目前你的工作多，走不开，其他干部两个三个都行，最好把你留下。可是李局长生气的说：其他的三个五个都不要，我只要他。还跟我发了脾气：到底是你服从我，还是我服从你？”郭林最后说：“现在我不便再说什么了，最好你自己到部里人事司，就说你不愿意。”
这本是一件求之不得的好事，当时很多人为了去北京，想尽千方百计而不可能，我却不费吹灰之力得到了，算我幸运吧。可是我放下电话，鬼使神差跑到水电部人事司，对一个认识的同志说：“听说你们要调我去北京，是真的吗？”
那位同志说：“有这回事，李部长（此时他已是水电部副部长兼水电总局局长）催了两次，调令明天就发出。”
“我不想去。”我不假思索的说。
“为什么”那人感到很诧异。
我确实不知道为什么，要说是郭林不想放我走，岂不是更让李部长生气，也会造成他们相互间的矛盾。灵机一动，想了一个不成理由的理由：“北京的生活我过不惯，北京人吃生萝卜，我不会，我爱吃泡菜，北京没有。”
那人笑了，笑我不识抬举：“好吧，我们向李部长反映后再决定。”我也不好意思的笑了，却没想到这个举动决定了我下半辈子的命运：没上成“天堂”，却下了“地狱”。很长一段时间，我自己也不理解当时为什么那样坚决的拒绝去北京。现在想来都是“重情义”三个字作怪。我对狮子滩和狮子滩人有了情感，我爱那块辛勤劳动过的土地，也爱那些一同战斗过的人们。
北京不去了，回到狮子滩继续工作。水电部下达了狮子滩支援全国各水电建设的计划，局领导要我带队去云南刘朗洞水电站。我向局党委反映说，我不去刘朗洞，我要去学习。因为我入党以来快20年了，只在解放前进了五天的党训班，在三年的水电建设中，虽凭热情和干劲作了一些工作，积累了一些管理经验，但与时代的要求还很远，不学习，就要落后了。局党委同意了，说是等到重庆中级党校下期开学后，让我去学习。
我安心的等候着，谁知风云突变，美梦幻灭了，等待我的是一场灾难。
从打手到挨打
1957年4月初，中央发出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5月初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整风运动，召开各种座谈会，号召各界人士与共产党提意见，一时间，大鸣大放、大字报，铺天盖地，各家报刊都以主要篇幅刊登这些意见，表现出共产党“尊重民意”和“诚恳接受意见的伟大胸怀。”初先我认为也不过跟往年一样，通过学习文件，利用批评和自我批评，下点毛毛雨，洗个温水澡，除去身上的灰尘，以便轻装上阵，思想上并不紧张。我当时是机关党支部书记，根据党委意见，要利用各种方法，创造一切条件，帮助党整风，特别是那些平时爱发牢骚，对党委、对领导不满的人，要尽量让他们把意见提出来，要组织鸣放委员会，负责运动组织、写大字报、整理材料等工作，成员中尽量不要有党员。我们支部的任务就是利用各种大小会议，创造一切机会。只启发、鼓励，不阻拦、不禁止，还动员一些有“代表性”的人物去市里参加会议，进行鸣放。
我把上面的话当了真，而这些民主人士又把我的话当了真，他们本着“长期共存，互助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以共”的坦诚说出了蕴藏在心底的忠告，正盼望着进一步的共商国是，没想到一夜之间狂风暴雨从天而降，凡是被邀请帮助党整风的爱国民主人士，几乎都成了点名批判的对象，成了全国有名的大右派。此时的我还紧紧跟随着“大政方针”，上面指向哪里就打到哪里，把工程局几个“不甘寂寞”的小青年发言稿翻出来，写成打油诗式的批判稿，用大字报贴在办公室的墙壁上，名曰“爬上墙的毒草。”打油诗写得很幽默也很辛辣，引来了川流不息的看客，有的摇头，有的点头，有的默默的走了过去，有的说我很风趣、有才学。党委的赵书记也夸奖我觉悟高、立场稳、爱憎分明、“政治嗅觉”灵敏，还号召党员和宣传部门的同志向我学习，我也洋洋得意，自认为是“反右”的组织者和积极分子。
我正在满面春风的带领一班人马充当反右急先锋的时候，工程局突然召开三级干部会，党委委员和支部书记、行政上的局长、工区主席、科长处长和工程队长统统要参加，不准请假，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的形式，揭发别人、检查自己－－党内的“整风反右”运动开始了。很让人有些惊慌，但是我却心里很坦然，心想自己虽然在工作中有些缺点错误，却一直对党忠心耿耿，工作上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一再得到各级领导的表扬和群众的好评，还是局里的先进生产者。再说解放后的运动也不是没有经历过，最后都是有惊无险，想来这次也“险”不到哪儿去。
没想到会议进行的第二天，针对我的大字报出来了，接着一天比一天多起来，小组讨论会对我的意见也不少。初先还算客气，不戴帽子不打棍子，内容也不过工作上的一些鸡毛蒜皮。可很快就升温，各种花样都出来了，最后，竟按划分右派的六条标准，将我对号入座，有的断章取义，有的宰头去尾，有的张冠李戴，有的歪曲篡改，有的加盐加醋，有的生拉活扯，有的无中生有，有的造谣生事……真是稀奇古怪、无奇不有。
本来我就有骄傲自满的情绪，现在更加想不通了。老战友江伯言曾说过公道话：“解放前，老林总是到最危险的新地方开辟新战场，待局势稳定后，他又去开辟第二个新战场，从不考虑名和利。”解放前后，无论在哪个岗位上，我也都是忘命的工作，特别是到了狮子滩，带着上千人的队伍保证了物资供应，为提前发电立了大功。如今不承认我有功、反而认为我有过甚至有罪，这不是活见鬼了吗？再说那些提意见的人，特别是那些表现得最积极、最“勇敢”的人，都是些平时大事做不了、小事不愿做，整天吃吃喝喝、装病、睡懒觉、不学习、不工作，像个马大哈，一问三不知。运动一来，精神有了，劲头足了，就把自己打扮成党的最忠实的捍卫者，发起言来又是鼻涕又是泪的，把自己打扮成最大的受害者，真是活灵活现的川剧中丑角。
这叫我怎么想得通！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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