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向北
地下党成“重灾区”
不久，刘孟伉伯父进城来到统战部找我，要我陪他到“粤香村”去吃饭。
过去见面总是有说有笑，这次他阴沉着脸，路上一句话不说，进了馆子就喊拿酒来，连他最喜欢的清炖牛肉和油炒花生米也没动一下，自斟自饮，一个劲喝闷酒。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劝他少喝点，他马着脸说：“不要管我，我今天要喝个一醉方休。”
我说：“伯父，有啥不愉快的事，你说嘛。”
孟伉伯父已有几分醉意，红着脸指着我的鼻子：“你说，我够不够一个共产党员？”
刘伯父是大革命时期的党员，几十年来，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大后方，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为党做了大量工作。临解放前，他是川东游击队一个支队的司令员兼政委，解放后，任川东行署副秘书长，是我们党内少有的学者型革命家。现在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来？
我说：“您是我们党内的老前辈、老革命了，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
“哼，今天就是有人要否认了，说我是个民主派，不像一个共产党员，要我退党。老子干革命当共产党员的时候，那些毛头小子还在他妈肚子没有生出来，现在打下了天下，就忘掉老祖宗了。哼，真是怪事，刚解放，我在万县地委统战部负责时，专门统战民主人士，现在我倒成了被统的对象了！向北呀，你还年轻，还不理解我们这些老头子对党的情感，我们一辈子干革命，把党籍看得比生命还重要。如今，把我的政治生命就这样无缘无故的被剥夺了，这样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还不如像你父亲那样早死的好。”
后来听川东区党委组织部干部科副科长卢光特告诉我：“上面的意见认为这些老家伙受不了党内严格的组织约束，不如放在党外的好。”这种作法引起了当时党内外很多同志的不满，认为这样对待老同志很不公平。可事实上，解放后对于地下党的歧视，一直都在若明若暗地进行。当时的地下党干部，统统被降级安排，而且一律担任副职，以后不仅少有到中央一级机关任职，而且到“文革”前大多已经被历次运动“逐步淘汰”，剩下的少数也没有逃过“文革”的劫难。刘伯父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
刘伯父虽然从此成了“民主派”，却还衣食无忧，而且也逃脱了后来的“反右”那一劫。1959年，他调到成都四川省文史馆做了馆长，认真当起了他的学者，研究书法和杜甫诗歌。他的书法成了国内公认的一大家，很多寺庙和风景名胜至今挂着他当年题写的匾额。在他去世多年之后的今天，其书法作品愈是光彩炽热，近年来作为中国100位著名书法家之一，多次到世界各国展出，获得极大的声誉。他花了数十年的心血撰写出的两部书稿《杜甫研究》，虽然一直都没有出版，其价值已经被学术界公认。当时我们好多人心中都暗暗庆幸：幸好他“出世”得早，更幸好他还有个学者的功底，能在学术界占有了一席之地。否则他那样大的年纪，那样倔强的脾气，还不知道会在后来的一系列“运动”中，闹出些什么事情来。
可是我想错了。“文革”一开始，到处都在闹“三忠于四无限”，满街都是毛主席语录，家家都挂满毛主席的头像。我想这样的事情，孟伉伯父是行家里手，不如趁此机会到他那里去求几幅字。他很认真地给我写了几幅毛主席语录，临走时有些忧心忡忡，说向北啊，你要小心，我看这势头，恐怕还会出事的。谁想到就在那天下午，全成都市被认为“有问题”的人，统统被实行了专政，关进了牛棚，其中居然就有孟伉伯父。
一时间大字报铺天盖地，不仅挂满了馆内的各个角落，还贴上了他家里的四墙，什么叛徒、特务、地主、土匪、反动文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等等，红黑交错的墨汁到处流淌，全是些吓人的大帽子－－要知道刘伯父解放前也曾多次坐监，但国民党赠送他的帽子也只有一顶：“共匪”。好在这位饱经风霜的老人，对于世态的炎凉已经大彻大悟，面对这些铺天盖地的污水横眉冷对，气极了不过怒发冲冠骂上一句：“老子革命时，你还在你地主妈的肚子里没有生出来！”
馆里的那个造反派头头，解放前是个土匪，后来加入了国民党，解放后在刘伯父手下的文史馆，做了个一般馆员，平日里就是满口的脏话，狗嘴里长不出象牙。此时风云突变，终于到了打“翻天印”的时候，他那心狠手毒的土匪面目立即暴露出来。他把刘伯父囚禁起来，不准见家里的人，也不准家人送东西。正是严冬季节，天气特别冷，屋内不准生火，刘伯父一生中须臾不能离的烟、茶、报一样没有，甚至连板凳也不让他坐，说是要他专心写检查，接受群众批判。此时的刘伯父，已经是70多岁的老人，只好身穿一件皮袄坐在地板上，最后那头头连老人穿的皮袄也强迫脱掉抢走，让他晚上裹着一床棉絮在冰冷的地板上过夜。老人病了，不给药吃，还拉到敞蓬大卡车上，绑上双手戴着高帽去游街示众。这个一向桀骜不驯的老人，怎么能受得了如此的奇耻大辱，很快病情加重，终于在69年2月6日弃世而去。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了表示“落实政策”，要给刘伯父开追悼会，家属坚持要在悼词中写上“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而死”，有关部门居然不同意，在家属的一再坚持下才勉强写上了这一句。可是刘伯父花了数十年撰写的两部学术书稿《杜甫研究》，却至今下落不明。
好在历史是由人民写的，在老人诞辰105周年和110周年之际，万县地区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出版了他的文集，并先后在全国和法国等国家展览了他的书法篆刻作品，深得全国和世界人民的敬意和好评。
不仅仅是刘伯父了。从“三反运动”开始，曾经与我一同战斗过的同志和战友，先后都开始了类似的遭遇。
吴昌文同志是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1936年起我们就在一起参加革命活动。解放后，先后在中共重庆市委和市文联任总务科长，“三反”中硬说他有贪污行为，东拉西扯、七凑八凑，甚至把为公家开会买水果、香烟、请客吃饭用去的钱都算作他的贪污赃款，就这样也只凑了九千多元（等于人民币九十多元），后来又凭空加上几千元才达到一万元的“老虎标准”，最后被开除党籍，劳改一年半，刑满释放后，活像一个骷髅，家人见了抱头痛哭。他被安排在市川剧院当图书馆管理员，起早睡晚，把一堆乱七八糟的图书清理出来，井井有条的放在书架上，供人借阅。这个历经风霜的老人能活着出来，也就心满意足，每天下班后，几颗花生米、二两烧酒是他最大的享受。至于自己的党籍，他也无心申诉，觉得是自找麻烦，只想平平安安过完这一辈子。文革后，在我和老友们的一再催促和帮助下，经过市文联有关同志的努力，对他的“错误”进行了复查，才得以平反。至于他从1927年到解放前的党龄问题，有关部门觉得太麻烦，未予受理，他也就不再提这件事了，党龄只从解放后我介绍他重新入党时算起。至于生活待遇，本来在解放初评级时就是16级县团级待遇，“平反”后也只当成一般干部，住在市川剧院排演场用的一个小房间，后来川剧院建新房，他等了两年多，才分到一间40平米的房间，住了一月多他就去世了。他的“错误”连累了老伴，被沙磁区民政局强迫退职，长期靠着在街道生产组做点小手工为生，每月只有几十元收入，生活极为困难。文革后，也是我找一个朋友帮忙申请，为她争取到退休待遇，现在这个年近90岁的老人，生活也还过得去。
陈昌，也就是前面多次提到的贾希夷，也是大革命时代的老党员，参加过南昌起义，以后直属李克农、徐特立等领导的中央特科，长期在敌人心脏里的秘密情报线上工作，诗伯、父亲和我从1936年起就与他相识，一同战斗。由于工作特殊，他只能与上级保持单线联系，一旦环境突然变化，马上转移，一时与上级接不上头，就只能独立作战。临解放前，他在渣滓洞白公馆的警卫部队工作时，虽然帮助我们打入了敌人内部，有一些工作联系，但没有正式的组织联系，解放后他自己的组织关系也没有能够接上，在市公安局作特勤人员，从事侦察工作。在此期间，利用他长期搞情报工作的经验，提供了很多敌特活动的线索。如在1951年他曾与有关方面合作，破获了敌人埋伏下来的反革命组织“中国平民党”，把为首分子地下军总指挥邓锦环等176人及匪司令部人员全部逮捕。也是在“三反运动”中，由于工作原因，他经营的茶馆亏了本，有关方面就不由分说的认定他贪污，判处一年半劳改。1954年6月，他刑满释放，只好写信给他的老上级董必式同志，后经董老给重庆市政府写信，将他介绍到当时由我主管的狮子滩水电站办公室下属的招待所作所长。“反右”时，他也被打成右派，押送到重庆市大洪河水电站劳改。1960年1月25日，陈昌在工地抬钢轨，因为体力不支，又有高血压，以至于突发脑溢血，不治逝世，时享年才53岁。陈昌逝世后不久，在董必武、王世英、汤昭武等老同志的关怀下，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西南局组织部、四川省委组织部成立了联合专案组，经过四年多的努力工作，终于在1965年10月为他纠正了1952年的“错捕错判”、1958年错定“极右”的冤案，恢复了陈昌革命干部身份，但党龄只承认到“西安事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陈养山、陈克寒、张黎群等中央领导的努力下，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再次为陈昌成立了专案组，终于在1981年6月彻底平反昭雪，恢复了陈昌1926年参加革命、1927年入党的历史，并享受“在骨灰盒上覆盖中国共产党党旗”的最高荣誉（当时中共中央规定覆盖党旗的条件为：1927年以前的老党员、省部级以上的高级干部），还专门为他举行了骨灰移葬仪式，骨灰得以放进乐山市烈士陵园，其亲属、子女按红军家属待遇。虽然这一决定迟到了30年，总算体现了党的有错必纠、实事求是的精神，陈昌同志也可含笑九泉了。
在经历了半个世纪后，来回忆当年“三反运动”，应该说这场在特殊环境下进行的特殊的“反腐败”运动，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对其消极作用和负面影响，也应有足够的认识和认真的总结。它是我们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第一场大规模的“运动”，一些不良的做法和苗头都已经初露端倪，君不见在随后几十年形形色色的运动中，那些五花八门的奇谈怪论和稀奇古怪的做法，不是都能在“三反运动”中找到影子吗？假使我们从一开始就总结那些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认真加以改进并彻底贯彻到各项工作中去，把坏事的苗头消灭在萌芽状态中，不让其蔓延发展，就不可能像“反右”那样，把全国十分之一的知识分子和一大批原地下党员打成牛鬼蛇神；也不可能像文革那样，弄得天怒人怨；行将国破家亡的惨痛局面，这都是我们这一代人亲身经历，千真万确的事实啊！
到底有一些什么教训可以吸取呢？从我的亲身经历中，认为起码有以下两点：
一、某些领导下硬指标，一个单位要打出多少“老虎”，“老虎”越多成绩越大，没有“老虎”的单位，领导要负责任，同时还提倡“大胆怀疑、大胆检举，宁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这样没有科学性的口号；导致了下面的某些干部也滋生出“宁左勿右”“左比右好”的思想，认为右是立场问题，左是方法问题。特别是某些出生不好又想往上爬、想入党的人，在“运动”中充当打手和勇敢分子，他们道听途说、偏听偏信、不搞核查、不听申诉、独断专行，千方百计的寻找线索，凡是管钱的部门都是怀疑对象，大搞逼供信，导致苦打成招，然后生拉活扯、东拼西凑甚至无中生有，随意添加贪污数字，不达到“老虎”标准誓不罢休。结果打出了不少“假老虎”，酿成无数冤假错案，弄得人人自危，上吊自杀的也不少，受害者从此就遭受着悲惨的命运，这为后来复查平反增添了不少麻烦。
二、在我上面所举的事例中，原地下党员和知识分子从此成为历次政治运动的“重灾区”。这不由得令人想起解放后一直传闻的对于地下党的“十六字方针”：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而这个方针的执行，大都依靠某些“外来干部”。解放初期，大多是外来干部作一把手，在这些干部中，多数是重视同本地干部的团结合作，也尊敬知识分子干部，但却有那么一些人，以解放者自居，以大老粗为荣，对本地干部存在某种偏见和歧视，比如对诗伯和孟伉伯父他们，本来没有查出什么问题，可是在随后的“干部鉴定”中，因为要交代与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关系，交代自己的历史问题以及和其他政治组织、反革命分子的关系，这样就有文章可做了。这些人不仅目光狭隘且心胸也狭隘，对地下斗争特殊环境知之甚少，对于中国广大的知识分子和其他阶层怀有严重的偏见，甚至对于中国的国情也不甚了解。他们戴着“阶级斗争”的有色眼镜，没有“和平”的概念，老子天下第一，总认为地下党干部阶级观点模糊、立场不稳、社会关系复杂、旧习气太重、政策水平低……不能信任和重用，是党内的民主派，最好劝退出党。
就这样，一些久经考验的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就莫名其妙的被“劝退出党”，之后受到的非人待遇，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悲剧，更是我们党的悲剧－－此举在党内外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将在中国的历史上画上浓重的一笔。这难道还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漏网之鱼”又入水
“三反运动”结束了，我这个“漏网之鱼”，被调到二区委负责办公室的工作。
二区委是由旧重庆的九、十、七三个小区组成的地专级的大区，即现在的江北区委，地址设在江北香国寺的任家花园。任家花园在解放前很有名气，花园的主人叫任伯鹏，在国民党时期担任过第十区区长、区党部书记、市参议员、区三青团主任等职。当时区政府与区委都设在任家花园内，中间相隔一个大草坪，区委周围栽满冬青树，园中栽有红梅、桂花、茶花等各种花草，花园内有一小池塘，塘边种满桃树垂柳，后面建有一座风月亭，亭旁满是桉树和香樟。旧时《重庆指南》中对它作了如下描述：“枕山带水，远隔尘嚣，中间翠竹苍松，曲径回廊，台阁掩隐，红梅满林，泓清沼池，杨柳垂堤，每逢春秋佳节，莺啼燕语，置身其中，不觉心旷神怡。当时一些社会贤达和文化名人，常常渡江来此游乐聚会，据说郭沫若就来此参加过花园的晚会。
我侥幸逃脱了囚笼，飞到这鸟语花香、清心幽静的林子里，心情格外舒畅。此时宁君又生下一个女儿，取名林波，每逢星期日，宁君总要带着三个孩子陪着诗伯到任家花园来度假。诗伯虽因强迫“退党”，气愤成疾住进医院，现病情已有好转，她不得不面对现实，将澄清事情的希望寄于未来，心境渐渐平静下来，也想换个环境，到我这里来共享天伦之乐。
区委除了主要领导由二野转业，一般干部都是西南服务团的小青年，他们年轻活泼，充满生气，我当时三十出头，正好和他们打得火热。我又带头搞起义务劳动，把一块草地平成了篮球场，除了打球还在场上跳舞唱歌，那情景有点像抗战时期带着一帮小青年。搞抗日救亡运动，后来人多了，办公室不够用，我找了一个“刑满释放”的旧人员负责设计施工，修建起一栋一楼一底的办公楼。因为当时经费困难，不得不因陋就简，用料施工都不大规范，我一直都担心会不会出事，没想到这楼一直用了三十多年，到八十年代才改建。
办公室不但负责吃喝拉撒的行政事务，还要管全区的工矿企业、财政贸易和农村工作，当时就有私营工厂近50家、手工业厂30余家、手工作坊1000余家。辖区很宽，统辖石马河、石门、猫儿石、观音桥、香国寺、刘家台、五里店、唐家沱等11个乡人民政府和4个公安派出所，面积100余平方公里，人口30余万，居住有25个少数民族。在办公室内，只有三四个干部分管，平时下到基层，进行调查研究，星期六回机关听取汇报后整理成书面材料，星期一上午开区委会，由我向区委汇报，经区委讨论后做出决议，然后再由我召开工作组成员，进行传达，随后工作组下到基层贯彻区委意见。这样工作组最低有四天在基层活动，对情况了解比较全面，也能及时反映情况，贯彻领导意图。
为开好区委会，我们作了很细致的准备工作，各部门凡是要求区委讨论的提案，一定要写成书面材料，情况清楚、内容确实，并要附上处理意见，星期四以前送来，否则不予讨论。我们收到提案后，再在办公室组织有关人员讨论，对情况不清楚、不确切的，在电话上或派人下去了解，最后提出我们的处理意见，待星期一区委开会时就由我说明议案情况和处理意见，委员有意见就提出来讨论，没有意见就通过。这样两个钟头的时间就要通过上十件议案。办公室有两个秘书，都是地下党的，有一定写作能力且精干、勤快。这样人少事多的高效率工作作风，现在很难到见了。
解放初期对干部特别是对领导干部的思想作风要求是很严格的，这从对区委书记刘青林同志的处理上就看得出来。他是由二野高炮七团政委的岗位上转业来的，这个很值得尊敬的老同志，简直就是个不知疲倦的工作狂。他没有工作时间表，找同志谈天也只谈与工作有关的人和事；他对己对人都一丝不苟，脸上很少看到一丝笑容，不爱听“大概”、“差不多”、“也许”等模糊不清的字眼，遇事追根问底，谁答不上来就要挨批评。他没有特别的爱好和兴趣，对机关里开展的文娱、体育活动，既不反对也很少参加，没事就关在屋里读书、看文件，就是偶尔出去散步，也只是他爱人和警卫员陪同。这个同志的缺点，就是个性太强，很难心平气和与人讨论问题，总是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动不动上纲上线，缺乏民主作风，甚至酿成冤假错案。当时二区政府办公室主任余国材同志，是我的同乡，也是当年和我一同在云阳县委工作的老战友、1938年的党员。他是由九区区长调来二区的，给大家的印象是对人和蔼、办事经验丰富、老成持重、勤勤恳恳的埋头工作。他就是在“三反”期间，因为刘青林的不民主作风，受了许多委屈，不禁情绪低落，忧愤成疾，后来得了肝癌，于1953年5月3日病逝，丧事由我一手负责操办。
这些意见反映到市委后，上面派人来召开民主座谈会，区委机关和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都来参加，会上对刘青林同志提了很多意见，认为他简单生硬独断专行的不民主作风，导致了干部中的不团结现象，特别是他与宣传部长张宇罄的关系很紧张，已经影响到正常的工作。会后不久，刘青林就被调走了，工作由冀文广同志来接替。
发扬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实行党内监督，是把干部中的不正之风消除在萌芽状态的最有效的办法。可惜这些有效的作法在随后的年代中渐渐淡忘了，以至造成今天在干部中存在的严重的歪风邪气，腐化堕落的现象无法收拾，实在是值得我们反省。
解放初期，对理论学习和时事政策宣传是很重视的，当时的干部理论学习分高、中、初三级，高级组学《联共党史》和《苏联社会主义问题》；中级组学《政治经济学》；初级组学《社会发展史》。市委宣传部设有专职的理论教员，每周或每两周讲一次课；初级组就由各区委自聘教员讲课，每周有一个下午和两个晚上学习日。我就是初级组的教员，来听课的是全区中小学教师和一般干部。白天我工作忙，只有晚上备课，为了讲好一节课，要阅读很多参考资料，经常是准备到深夜，当时好胜心强，总怕讲得不好，听课的不满意，除了拟定讲课提纲外，还要带上很多参考书到课堂。由于我准备充足，语言通俗活泼，又穿插很多比喻和故事，很受学员欢迎。每讲一堂课，我有14元的讲课费，这在当时算是一笔不少的收入。像我们县团级干部，每月津贴只有20元，一般干部才4元。
我每月都要去市委宣传部听时事政策报告，作报告的都是市委负责同志，讲得最多的是任白戈，他当时是市委常委、宣传部长，他作报告时没有详细提纲，只是在信纸上随便写几个条目，讲得很生动，干部都喜欢听他讲课，几乎每个人都要认认真真的作笔记，我听完后还要自觉的整理好笔记，因为还有传达的任务。
每逢五一、十一等盛大节日，各区都要召开群众大会，还要向群众作报告，报告人是市委正式聘请的宣传员，每区一人。报告的内容是根据市委发下的宣传提纲，再揉进些本区的具体内容。我就是二区委的宣传员，二区的会场在江北老城公园内，每次到会总在10万人左右，即使有扩音器还是怕群众听不清楚，每次总是声嘶力竭大声吼叫，讲完后常常要休息一两天，才能恢复过来，可是在心底，觉得自己很荣耀。
我在二区委生活和工作了两年，心情总的来说是愉快的。
（待续）
本文经作者或其家属授权发布，版权归作者所有，文责由作者自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