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向北
“运动”开始了
原来是“三反运动”开始了，我第一次受到了审查。
全国解放了，共产党变成了执政党，有些人开始头脑发热，甚至胡作非为，招致了社会各阶层特别是民主党派的很多意见。中央一再提出要我们的干部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作风，随后又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作风的“三反”运动。即使是现在看来，这也是非常必要和及时的，在提高干部觉悟、整顿作风、严肃纪律、整顿组织等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其中特别是对张子善、刘青山贪污案件（22）的处理，在全国人民和干部中引起了很大震动，干部中逐渐形成了一种廉节奉公、为民服务的好风气。
可是在运动中，也出现了一些过头的举动，我就是这种“过头”的受害者之一，罪名是“贪污”了两汽车“金条”。
从南川土改第一线回到重庆，我兴冲冲的走进市委统战部的大门，传达室的小张冷冰冰的看我一眼，招呼都没有打一声。这是刚刚解放时我亲自从青年会招来的一个小青年，一向都跟我有说有笑亲亲热热的，今天这是怎么了？我独自提着旅行包向寝室走去，抬头看见老王，正要打招呼，他带我到他寝室坐下，连茶也没给我倒一杯，板起面孔说：“现在通知你回来，就是要你参加目前全市正在开展的‘三反运动’，希望你通过学习，了解党的政策，认真的交待自己的问题。”
此时我才觉得事情有些不对头：老王不但是我的同乡同事，而且是我在1939年介绍入党的，现在他在机关作支部书记，于情于理都不应该把我冷摆起。我很不高兴，说：“咱们是一块长大的，解放前又在一起战斗，我是什么样的人，你应该知道，怎么打起官腔来？”
老王还摆起架子：“我是代表党组织与你谈话，希望你冷静点。”
我参加革命这么多年，工作一直都受到上级的赏识，哪里听过这样的话，退一万步说，即使有什么不是，也轮不着你老王这样来对我说话，因此心里一时鬼火冒：“你不要拿组织来压我，我平生未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说完就站起身来，提着旅行包向家里走去。
门是锁着的，小张拿来钥匙，推开房门一看，窗户关得紧紧的，满屋的灰尘，床上没收拾，地上也没有打扫，乱七八糟的，看来有一段时间没住人了，弄得我满心的疑惑：宁君和孩子们，上哪儿去了？
老王在背后说：“廖宁君和陈联诗都在他们机关里参加学习，不能出来，也不会客。你也是一样，不要去找她们，安心思考自己的问题，写出书面交待，这是组织的决定，你要自觉遵守。”说罢他转身走了。
诗伯当时正在“接受审查”（这事留在后面说），可是宁君又怎么了？我一屁股坐在床上，心想真他妈的遇到鬼了，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弄得如此紧张？正在生气，杨部长走进来，他的态度还好，和颜悦色的问了一些土改的情况后，就对我说：“党中央决定开展‘三反运动’，要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每个干部都要参加，这样于党、于国、于自己都有好处。希望你不要错过这个机会，通过学习，提高自己，然后检查自己是否有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行为，同时也可揭发别人，这也是一个整风运动，让大家洗个澡，除去身上的灰尘、提高认识，以便今后更好的工作。”临走时让我休息两天，再参加部里的学习。
杨部长这番话，不像老王那样打官腔，还算通情达理，不过话中透出的信息，也让我心里明白了一大半：如果真的是学习，宁君她为什么不能回家？我又为什么不能出门、不能会客，互相走访？这不明明是隔离审查吗？
第三天，组织部肖泽宽同志带了一个工作组进驻统战部，当天下午就召开干部会议，老王是会议主持人，摆开架式说：“今天是个坦白交待、揭发批评的会议，有问题的人应该坦白交待出来，争取主动，求得宽大处理。”
气氛立刻紧张起来，大家你望我我望你，都不开腔。沉默了约五分钟，一个人站起来（后来才知道这是一个正在争取入党的积极分子）指着我说：“林向北，你莫稳起，赶快把你的贪污事实坦白出来。”
看来这个会是专门为我开的。我说：“我没有贪污，你有什么证据，揭发出来我听听。”
老王正式翻脸，厉声说：“你不要执迷不悟，要想蒙混过关不行，我们掌握了你的贪污罪证。”
要是别人还情有可原，现在连老王都这样不顾事实的打胡乱说，我简直气坏了：“你不要血口喷人，有证据就拿出来。”
老王指着我说：“你老实点，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我问你，你在解放后的第二天用汽车拖了两车金条，都藏到哪里去了？”
什么金条？我何时拖过两汽车的金条？真是个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是好。老王见我语塞，得意了，指着我说：“解放前夕，敌人仓皇逃走，国民党国防部的楼板上铺满了银圆，你不要，光把金条拖走了，哼，这些事实你想隐瞒？办不到！”
我气得拍案而起：“你造谣！”
老王和我大吵起来，还有人在旁边“打帮锤”起哄，会议无法开下去，老肖只好站出来，对我说：“我们党历来讲究实事求是，不冤枉一个好人，也决不放过一个坏人，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想瞒混过关不行，打胡乱说也不行。今天的会议就开到这里，揭发的问题，林向北同志下去好好想想。”
散会后，肖泽宽找我谈话，他说：“你今天在会上的态度不好，抵触情绪大，有则改正、无则加勉，何必那么大的火气，对同志恶言相加。”
我说：“老肖，我是什么样一个人，你应该最清楚。这样无中生有、捏造罪名，我受得了吗？”
“人家也不完全是凭空捏造，有人检举，你在解放后的第二天，用汽车在五四路国民党的国防部一个机关内拖走了两车，据说是金条，还说你盗窃了大量财产，市委认为这是一个特大案子，所以组织专案组，由我带队负责弄清楚。”
我瞪大眼睛大出了一口气：原来如此！
那是重庆刚刚解放，我奉命成立脱险同志联络处，陈华一把他的介中公寓捐献出来，作为我们联络处的地址。虽然有了住宿的床单、被盖，但缺少办公用的桌凳，诗伯说她的叔伯兄弟陈仁望是国防部第四财务预算处的处长，办公地点在五四路，她去过，知道那里有许多办公家具，我们可以通过正式手续借点来暂用。可是等我们赶到那里，已经是人去楼空，连守门的人也没有，只好用汽车搬走十多张桌凳，然后留下了借条一张。事情就是这么简单，没想到现在却被诬陷成拖走了两汽车的金条。
所谓盗窃国家物资，更是捕风捉影。当时已经是严冬，脱险的同志们从敌人监狱逃出，除了穿一身破烂的衣裤外，一无所有。为了解决穿的问题，我们到江北刘家台敌人逃走前仓皇炸毁的后勤总部仓库，向守库的同志说明情况，借来一批棉衣棉裤、衬衣、内裤、被盖和棉毯，给脱险的同志们解决了一个大问题，还受到有关领导和脱险同志的表扬和感谢，我们也因此很得意了一阵，谁知两年后竟被加上盗窃国家物资的罪名。
我把这些情况写成材料，交给了老肖和杨部长，谢天谢地，那时候还讲究实事求是，两位领导政策掌握得稳，没有搞逼供信，也没有苦打成招，连大会都只开了两次：一次是开头由老王主持的“坦白交待会”，另外一次是最后为我落实政策的会，宣布经过调查，澄清不实之词，不予处分。不过我还是严格要求自己，承认“公私不分”，用了公家的信纸信封，给朋友写了几封信，还检讨了工作上存在不太深入细致的官僚主义作风。
这次我虽然是“有惊无险”，但是政治斗争的风气已经初露苗头。后来“反右”时，老王这样的“运动积极分子”更多了，各种各样荒唐的“检举揭发”蔚然成风，老王不知道从哪里听的风声，说是有人检举他政治历史不清白，有反动言行，他开始疑神疑鬼，心惊肉跳，最后在洗澡堂用刀片割断喉管自杀了。其实当时根本就没有人检举他，组织上也没有对他审查，完全是他自己把自己吓死的。没想到这位老兄揭发别人时气壮如牛，而临到自己“被揭发”时却胆小如鼠，看来真不是个人物。
两个月的审查中，我住在统战部里不能外出，一次听见有孩子叫爸爸，抬头一看，宁君抱着女儿抗美在远处站着，我只能向孩子招招手，心里禁不住涌起一阵酸楚。好在委屈只有两个月，宣布我“无罪释放”后，退还了扣去我两月的工资，我拿这一百多元钱为宁君和孩子们买了一身新衣，再给诗伯买了两条华福牌的香烟，剩下的用来打了一次牙祭，一家人大吃了一顿。我虽受了一点小小的委屈，总算逃过了这一劫，没想到的是：从此我们家无宁日，国无宁日，朋友们也无宁日。更没想到的是：厄运首先降临到诗伯头上。
好事尽成了“罪过”
自从解放的那一天起，诗伯年轻了，整天都是一张笑脸，不知是哪来的那么大的劲头，有事情她抢着去做，没事也要去找事做，谁也看不出她已是五十岁的老人，我每次去看望她，总是十去九扑空。宁君劝她要注意身体，她却说：“你爸爸没有等到这一天，游击队的战友没有等到这一天，我等到了，现在就是累死也值得。”
谁想到她自以为很得意做下的那些好事，后来都变成了“罪过”，最后导致了她被“劝退出党”。
脱险同志联络处的工作结束后，诗伯去市委举办的“党训班”经过短期培训，然后去了重庆市妇联，担任生产部的副部长，这个时候她已经快50岁，而部长是从解放区南下来的一个年轻女干部，大约二十七八岁。诗伯长期从事地下工作，重庆又是她多年战斗的地方，对社会各方面人士都有广泛的联系，在他们的掩护帮助下开展工作。如今解放了，这些人都要来看看他们崇敬的陈大姐，有的反映情况，有的请她帮助找工作。诗伯是个最重情义的人，何况这些人都是她当年患难与共、掩护她、救过她的命，如今总不能过河拆桥、忘恩负义。来妇联拜会她的人进进出出，诗伯一口一个姐儿妹子的，喊得很亲热，除了茶点外，还经常招待她们进馆子吃饭。在生产部下属的企业里，诗伯的群众关系也比有些只知道讲大道理的“南下干部”们好。这让那些非常“无产阶级化”的人很是看不顺眼，最终导致了一场大讨伐，罗列出一大堆罪状，勒令她“退党”。
罪状之一，是诗伯在脱险同志联络处有商业活动。诗伯和我们一起办脱险同志联络处的时候，完全是白手起家，什么事情都要自己想办法，烈属的生活经费出现了困难。为减轻政府的负担，诗伯把这些烈属组织起来，凑了五部缝纫机，成立了烈属生产合作社，缝制雨衣和一些生活用品，拿在市场上出售，赚的钱都用来维持改善大家的生活。这其中就有彭永梧烈士的原配夫人谭幺姐。后来以这个缝纫社为基础，带动了重庆市妇女缝纫企业大发展，还为进军西藏和抗美援朝的部队生产了大量被服和生活用品。可是后来在批判她的时候有人说：“这哪里像个共产党员？共产党员会去经商吗？明明是想当资本家嘛。”罪状之二：是诗伯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划不清敌我界限。1950年春节，重庆刚刚解放不久，妇联的领导因为不熟悉地方上的情况，要诗伯组织一批城市妇女参加庆祝胜利大游行。诗伯到千厮门街道派出所联系，请他们选一些基层妇女参加，并一再强调要找热爱共产党的城市贫民劳动妇女。派出所的同志也很热心，一下动员来了600多名妇女，后来从中选了200多人参加游行，当时妇联还把这件事作为成绩上报。可是后来，妇联一个干部揭发，说参加游行妇女中有一个伪妇女会的成员，虽然诗伯一再解释此事是派出所具体动员的，而且由于时间紧迫，她也不可能去一一审查。但妇联领导依然就此认定诗伯的立场不稳，敌我不分，让“坏人”混入了游行队伍。类似这样“敌我不分”的例子还多。1950年5月，市政府要求诗伯找人用红绸做160朵大红花，送劳动模范去北京开会。诗伯找到大同路的一个缝纫生产小组连夜赶制，第二天上午如数完成。不久，西南民族事务委员会为送少数民族代表去北京开会，要绣五面五星红旗献给毛主席，诗伯找到一个解放前在她的缝纫社里工作过的妇女，组织了二十多个会刺绣的女工，经过四天四夜的紧张工作，终于完成了这一任务，当时还得到民委酬谢和《新华日报》的表扬。这些事情完成之后，市妇联领导要诗伯把这些妇女组织起来成立刺绣生产小组，由小组成员推了一个妇女作组长。诗伯因为不认识此人，就向与此人有亲戚关系的一个地下党员干部打听，据说她是一个家庭妇女，对刺绣很在行，可以信任，也就同意了。没想到后来又是那个妇联干部揭发，说这个组长是个地主的姨太太，又不由分说的给诗伯定了个“丧失立场，敌我不分”的罪名。不久查明，那个“不断揭发”诗伯的干部，原来是个有反动罪行的坏人，最终被逮捕入狱，但是因为涉及到妇联领导的面子，强加给诗伯的罪名始终没有改正。 诗伯最大的一条罪状，就是“支持资本家办农场”。
解放后，曾经给宁君当过保姆的韩嫂在私营的建华农场当工人，一连六个月都没领到工资。韩嫂告到诗伯这里，诗伯就去农场办交涉，才知道是场主因为怕农场继续办下去政府要没收，想收场停办。诗伯想到这样一来，工人都要失业，再说这个农场也有一定的基础，完全可以由妇联接过手来，以集资集股的形式继续办下去。诗伯对于农场，还有着一段很特殊的感情：当初她与我岳父“自由恋爱”的时候，岳父曾经告诉她说，将来要在华蓥山办一个像苏联的集体农庄那样的大农场，这里男女同工同酬，没有地主的压迫和剥削。他们甚至一起规划好了，在什么地方建果园，什么地方修工厂，什么地方办幼儿园和学校……年轻的岳父眼睛里闪烁着幻想的光芒，对年轻的诗伯说：到那时候，这张规划图就由你来画，咱们就叫它《华蓥春光图》。
好多年过去了，现在终于有了这样的机会：地主愿意拿出自己的土地，让我们来办共产主义式的农场。她积极行动起来，参与了具体的策划。考虑到资金方面的困难，她动员一些人（包括保姆韩嫂）以集股的形式参与，并制定了“劳资两利，公私兼顾”的经营原则，要让每一个投资人在保证“为公”的前提下，自己也能够得到好处。她甚至想好了，把那些和自己命运相依的烈属们，都安排到农场里去当工人，要在这个被命名为“建华”的农场里大搞劳动竞赛，还要办展览会，烈属和工人们的产品，比如说那些丰收的蔬菜啊粮食啊，还有农场缝纫社制作的服装，刺绣的被面枕套和床单等等，都要向社会公开展示出来，既可以鼓励工人们的劳动热情，又可以让商家来参观和订货。
生产部部长起先也没把这事看得太严重，只是提醒诗伯：要注意自己的身份，如果办得不好，会不会影响到妇联的威信。没想到有一天，一群农民兄弟拿着当地农民协会的介绍信来到妇联，口口声声要找陈部长，说是让村子里的一个地主减租退押的时候，那地主说自己的土地已经捐给了妇联办农场，他们来查查看，是不是地主在玩花招。
事情一下子变得严重起来：帮助地主逃避减租退押。生产部长将此事写成材料，由市妇联主任亲自送到市委副书记、组织部长李唐彬手里。这个李唐彬，早年去过苏联，对于“肃反”那一套很拿手，一看这份材料就来了精神，当成个“典型”来抓，他把这份材料往时任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的肖泽宽面前一扔：“一个老同志，政策水平这么低，要处分！”很多年之后，已经调到北京市委组织部工作的肖泽宽很感慨地说：“陈联诗解放后如果不那么积极，会平平安安，一点事情都没有－－她积极做出的那些事情都变成了她的罪状，那份材料上的陈联诗，简直就像个反革命。”在李唐彬的督促下，也是地下党干部的肖泽宽拿着上级的指示左右为难，想来想去，最好动员诗伯“自动退党”，做个党外人士，这样可以避免开除党籍的“处分”。市委组织部指派的工作组进驻妇联，领头的科长雷雨田对诗伯开始了“劝说”。这真是晴天一声惊雷，诗伯怎么受得了，她坚决拒绝了这番“好意”。上面生气了，发下话来：“坚持错误，这还得了，不退党就开除！”
那些日子，诗伯她饭不能吃，觉不能睡，在妇联为此召开的大大小小的批判会上，她一再申辩，反而落下个“态度不好”的罪名。她病倒了，住进医院，还在整天整夜地写申诉，她边流泪边写，可是送上去的申诉谁也不理。我和宁君去安慰她，她总是流着泪说：“我出生书香门第，有吃、有穿、有文化，本可以过着高贵舒适的生活，却愿意同你爸爸一起闹革命。那些年吃白泥，住山洞，出生入死、受尽艰苦，你爸爸牺牲后，我立志不再嫁，带着你们孤儿寡母闹革命，一直走到今天。我不过是想为新中国的建设多出一份力，怎么一夜之间好事就变成坏事，甚至成了罪过呢？我想不通，我想不通啊！”诗伯抵触情绪大，工作组的工作做不下来，雷雨田就来找我们家属谈话，要我们去劝说，一定要把她这个“堡垒”攻下来。诗伯从一个听从党的指示、处处冲锋陷阵去攻克“堡垒”的人，突然变成了一个被自己的组织当成堡垒来“攻克”的人，她想不通，我们更想不通。可我们都是党员，对于党组织的指示要“思想不通组织服从”，只好厚着脸皮去“上阵”，违心的说一些词不达意的话，结果非但没有完成“任务”，反而让她怒火中烧，指着鼻子骂了一顿：“别人不了解我，难道你们也不了解吗？你们不去帮我辩解，反而也拿刀子来捅我的心窝，真是白养了你们一场！”工作组无计可施，雷雨田只得下最后通牒，声称：“这是组织决定，你同意也得退，不同意也得退。退党后以后还可以争取重新入党，否则就开除党籍，开除公职，今后一切生活和工作党都不管。”所有的亲戚朋友知道了这个决定，都吓坏了，走马灯似的来劝说诗伯，事情闹成了这样，不妨先退一步，再图后计，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1968年，我接到解放前夕和我们全家一起策划营救渣滓洞的川东临委委员蒋仁风同志写来的一封信，全文如下：
向北、宁君：“重庆解放前夕，中共地下斗争策动敌人反正的一幕”写起了。文中对陈大姐陈联诗同志的评价可能还有不够，请指正。1953年张麟之（23）要我劝陈大姐退党的问题，本文是写解放前的事情，插不进去，就没写了。你们可以把这件事情写在陈大姐本人的革命斗争史上。使人们知道陈大姐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在如何地受着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迫害啊！事情是这样的：53年我在重庆西南公安部工作，一天得到市委来的电话，问了，知道是市委书记张麟之打的。他说：“陈联诗啊！据说你很了解她，你去帮我劝她退党嘛。”我说：“陈联诗这个人没别的什么问题，只是思想方法较主观。”他说：我也认为她没有旁的什么，只是思想观点上的问题。你去劝她退吧。当时我认为这是市委书记的“指示”，也就只好依照张书记的意图去劝陈大姐退了党。现在我认为张麟之叫陈联诗同志退党完全是错误的。我没有据理力争，反而帮助张麟之迫害了和我们共患难、为党立下了功勋的同志！我在此向死后的陈大姐致以最沉痛的检讨！蒋仁风1968．2．11
这是几十年来，我们唯一收到的一份正式向诗伯道歉的信，足见蒋仁风胸怀之坦荡，也足见当时的局势之“严峻”：市委书记亲自出马，到处找关系动员陈联诗退党，此事闹到了什么地步！
诗伯被逼到了死角，只好含泪写了份不满两百字的“退党申请书”，说自己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现在只有服从组织决定。经办的雷雨田看出了其中的“情绪”，瞒着她前后改了三次才算过关。这个所谓的“申请书”1958年才被诗伯自己在偶然的情况下看到，她立即又向上写了说明，对于其中的说法坚决否认。
在以后的几十年中，凡是曾经参与劝说、批判甚至处理诗伯的人，相继成了挨整的“运动员”，大都吃了不少苦头，这才体会到诗伯的冤枉和痛苦。“文革”中，官至重庆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的雷雨田受到很大的冲击，最后患癌症去世，临终之前我去医院看望，他拉着我的手泪流满面地说：“老林啊，我对不起陈大姐，对不起你，对不起你们一家人……”而那位一手制造了诗伯冤案的妇联生产部部长，一年后在“三反运动”中也被冤枉打成了“老虎”，关进黑屋写不完的检查，接着被下放到基层，也吃尽了苦头。她在重庆工作多年，却一直都不敢去看望诗伯，总是逢人就表白自己：“我没有同意让陈联诗退党，真的没有……”1960年的夏天，得知诗伯病危的消息，她忍不住去了医院，诗伯因为抢救被割了喉管，已经说不出话来。“部长”拉着诗伯的手，泣不成声，诗伯流着眼泪，将自己手上的一只玉镯退下来，强行戴到了她的手上。那对玉镯，是她与岳父订婚时的信物，另外一只留给了宁君。可惜的是，这两只珍贵的玉镯都在“文革”中遗失了。好多年之后，那位悔恨不已的“部长”说起这一幕，依然痛哭失声。
诗伯被迫劝退出党后调离了妇联，被市民政局安排在离重庆市区100多里以外的巴县小南海金戒山的一座破庙里，在一个妇女教养所里工作。那些接受“教养”的女人大都是些妓女、小偷、吸毒贩毒的流民，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社会渣滓”。诗伯看着她们，禁不住心里感慨万千。当年犯了国民党的“王法”，国民党和军阀曾经把她和这些人关在一起，没想到革命成功了，打下了江山，她又不得不来和这些人打交道。历史居然以这样残酷的方式和她开了个玩笑，表现出“惊人的相似”。
岁月不饶人，诗伯她已是五十多岁的老人了，又经历了这场打击，身体已经大不如从前。从山上到山下要经过1000多步石梯，不说要经常参加劳动，就是每天上下这些石梯也就够她受的。诗伯虽然被“劝退”，但是在地下党同志们的保护下，她的行政级别和待遇还保留着，按规定可以吃中灶，工作人员知道她是“老革命”，总想在某些方面对她给以照顾，可是她拒绝了。那些日子里，她和“社会渣滓”们同吃同住同劳动，艰苦的环境使得胃病复发，吃下硬米饭就胃痛，只好暗地去场上买碗面条充饥。她是个意志坚定的人，对于这些人也还熟悉，知道怎么去做她们的工作，要不了多长的时间，就受到了大家的敬重，无论是所里的工作人员和被改造人员，都亲热的称呼她陈老师。在我的手里，还收藏有一份1953年1月19日巴县白沙沱乡人民代表大会发给诗伯的一份证书，表明它当选为乡人大代表。若论诗伯的才能和资历，别说一个乡人大代表，就是一个省、市或全国人大代表，她也当之无愧。可是这份证书，却表现出人民群众对于这个“流放者”的尊敬，表现出人民群众与“官方”不一样的价值观念。当她拿着这份证书戴着大红花走进乡人大会场的时候，当那些尊敬他爱护她的人们簇拥在她的周围与她合影留念的时候，她的心里真是百感交集：人民没有拒绝她。
诗伯的身体越来越差，回到重庆来看病，诊断出患了肺结核，住进了医院，从医院出来后又在市委宣传部我们的宿舍里调养，这期间遇见了她政治生涯中很关键的一个人物：市委宣传部的办公室主任兼西南文联副主席邵子南同志。邵子南虽然是解放区的著名作家，写过诸如《李勇大摆地雷阵》这样的作品，可也曾经做过很长时期的地下工作，对于诗伯的传奇经历早有耳闻。现在通过我和宁君，和诗伯认识了，诗伯传奇的经历对于他这样的一位作家来说，可是宝贵的资料。他多次交谈，还为诗伯记录了数万字的回忆笔记，准备用5年的时间为诗伯写传记。他看到诗伯的花鸟国画时更是惊叹不已，一心要想帮助诗伯改变处境。这样的机会终于来了。有一天抗建堂要演出重庆话剧团排练的“四十年的愿望”话剧（祝成渝铁路修建成功），邵子南同志知道市委领导要去观看，就急忙叫宁君把诗伯的画送去，他趁演出休息时，将诗伯的画送给任白戈（市委宣传部长）李唐彬（市委组织部长）他们看，并介绍了诗伯的有关情况。考虑到诗伯的经历、处境和特长，经市委领导同意，不久就调诗伯回重庆市文联美协工作，这对诗伯当时痛苦的心灵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同时使她的困难处境也有了较大的转变。
诗伯一直在失望和期望的状态下生活着，在她逝世前的八年里，坚持写了42份要求恢复党籍的申请，可是都泥牛入海，杳无音信。整整三十二年后的1982年，中共重庆市委召开抗日时期党史座谈会，在许多原地下党的负责同志的正义要求和督促下，经过我的申请，组织上正式做出结论，取消一切不实之词，恢复了诗伯的党籍（从1928年算起）。可惜诗伯在生时没能等到这一天，但她心灵有知，也可含笑九泉了。
注：
（22）在1952年“三反”运动中，中共天津市委兼书记刘青山、现任书记张子善因贪污155亿（旧币）被判处死刑，执行枪决。
（23）即当年的重庆市委书记张霖之。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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