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向北
溶入革命新风尚
分配工作的任务完成了，我这个招待所所长也当到了头，肖泽宽同志又找我谈话。可能是知道我曾在《万州日报》、《云阳公报》和《国民公报》干过，对报社业务较熟悉，他告诉我说原来的《大公报》要改成《重庆日报》，要调我去《重庆日报》当报社经理，主要是负责报社的行政事务，具体时间听候通知。等了几天还不见动静，我就主动找上门去，老肖一见就说：“来得正好，正要通知你工作有变更，你去统战部吧。现在那里只有杨副部长一个人，连架子都还没有搭起来，你去协助杨副部长，先把地址确定后再说。”
杨副部长名叫杨松青，陕西人，是大革命时代的老同志，当年同刘志丹一起闹革命，还是徐向前元帅的入党介绍人。进军大西南，他是二野的联络部长，转业到地方后，准备安排到西南统战部作副部长，可后来地下党的老同志程子健去了，他大度地要求到市里来工作。老肖特别嘱咐我：“杨部长工作经验丰富，修养也很好，只是刚到重庆，地方上的事情不大熟悉，你要多跑些路。”
我在市委下面的一幢小别墅里找到杨副部长，他看上去四十多岁，对人和蔼可亲，没有一点架子。我们一起去为统战部找房子。重庆刚解放，新设立的数十上百个单位都在抢要房子，邓小平政委亲自兼任房管局长，大单位的住房都要经过他批准。房管局第一次为我们指定的，是领事巷内的一个天主教堂，房子倒很阔气，但面积小，房间少，交通不方便。见我们不满意，房管局又把原四川省主席、大军阀王瓒绪的公馆分给我们，地址在金汤街，这是一个花园型的别墅，有平房还有楼房，房间多，面积宽，环境也还很幽静，屋内部原有设施保持完好，只需要增添少许必要的东西就能开始工作。统战部能够分到这么好的房子，全靠杨部长的上层关系与活动能力。只是不久这里就改成了第一人民医院，我们统战部只好迁到城里戴家巷，进了市区，接待民主人士比较方便，也行。
筹备工作很快完成，下设秘书、党派、工商、人事、宗教五科，我负责人事科，其他分别由曾仲牧、刘兆丰、王寒生、覃正中负责。刘兆丰是临解放前川东临委委员，王寒生原任沙平坝区区长，是39年我在云阳发展的党员；还有一个何骏生是宗教科的干事，也是38年我在万县合口场小学教书时发展的党员。统战部是市委机关，对干部的质量要求高，不但要党员，还要是大学生。我自己负责的人事科，手下的干事叫李砚祺，原来是南京地下党的，还有两个工作人员：一个叫彭有壮，后来成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王维舟的秘书张汉臣的爱人；另一个叫廖广扬，他们都是大学生。我这个中学都没毕业的中层干部，看来完全是靠着“资格老”才当上的。不仅是干部，连勤杂人员也都有严格的要求。所有的勤杂人员都是我找来的，一部分是青年会的工人，还有几个是父亲在民生公司办茶房训练班的学员，有一个名叫骆明伦的，与曹甦是同学，当上了我的通讯员，后来我们发现他吸毒，把他开除了。
统一战线是共产党的三大法宝之一，共产党能打垮蒋介石，这个法宝功不可没，这对我们地下工作者来说，更有切身的体会。那时候，要是没有人民群众和民主进步人士的掩护帮助，别说是开展工作了，就连命也保不住，简直是寸步难行。现在我们是执政党了，可不能过河拆桥，得把他们的工作做好。可是话又说回来，要做好这份工作，也不容易。当时只要肯帮助我们，就是好朋友，可是现在呢，再好的朋友，也要拿到台面上来审查。我当时的分工，主要是与有关部门协调，负责市人大、市政协代表人选和市政府科以上民主人士的安排工作。这项工作很细致，也很复杂艰巨，他们在国民党长期统治下，都是些有身份的人物，其历史背景、政治面貌、社会关系、群众影响等方面要弄清楚，否则不但影响不好，还可能出乱子。科内的两个办事员负责管理收发文件和抄写工作，只有我同干事李砚祺整天在外面调查访问了解情况，忙就不说了，工作上还得小心谨慎，怕出乱子。每次人大、政协开会前，代表的人事安排都要经过市委讨论，都是我同杨部长去参加。杨部长不管具体工作，一讨论就要我来介绍情况，还要回答各方面的提问，有些情况答不上或回答得不完全，就会心跳脸红，好在市委领导也不为难我，叫我下去进一步了解清楚后再说。
重庆曾经是蒋介石的陪都，也是我们统战工作的重点地区，全国有的民主党派重庆都有，都是些有名有望的大人物。我们这头要去调查他们的情况，那头又要耐心的听取他们的意见，说话更要特别小心谨慎，若有失言，回来是要作检查挨批评的。我们在民主党派里面都有双重身份的“秘密党员”，只是他们共产党员的身份一般不公开，定期要来统战部过组织生活、汇报工作、接受指示，然后按党的意见去开展工作。所以我们对民主党派内部的情况一般是很了解的，对其中的“头面人物”，也经常前往拜访。我们还不定期的举行座谈会，又称为“双周座谈会”或“神仙会”，形式随便，内容不拘，喝茶谈天、下棋打牌，有啥说啥，主要是为了增进友谊，加深情感。这些会一般是部长主持，各民主党派的主要负责人参加。杨部长爱下棋，牌也打得不错，他的故事多，笑话也多，语言诙谐，对人也随和，只要有他在，气氛就会和谐轻松。
我在统战部犯过一个错误－－丢失了党刊。当时刚解放，情况很复杂，国民党潜伏下来大批特务，千方百计打探我党和政府的秘密，因此上级对保密工作特别重视，制定了严格的保密条件，各机关都设有保密员，定期召开保密会，进行保密大检查。一次我发现自己丢失了一本“西南工作”和一本“重庆工作”，这两份文件都是西南局和重庆市委党内发到县团级的机密刊物，要定期收回的。发现丢失后，我在办公室和家里翻箱倒柜，再三寻找都无下落，最后只得向组织报告。这在当时可算件大事情，我作了多次检查都过不了关，到头来组织上还是决定要给我个警告处分，还要将我写的检查登上党刊。那段时间，我简直是神魂颠倒，饭不能吃，觉不能睡，就像得了一场大病。好在后来组织上见我检查深刻，又是本地干部，初犯，对党刊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情有可原，于是临时撤销了已交付印刷所排印的检讨，没有公开登在党刊上，算是顾了我的情面。但是警告是不能免除的。虽然只有一年处分就撤销了，但这是我入党以来第一次受到的党内处分，至今教训难忘。另外一件事说起来也是一个错误：在金汤街王瓒绪公馆里我的房间内，桌上有一个用木盒装上的砚台，相当精致。我舍不得上缴，拿去送给了孟伉伯父，他是有名的书法家，这样好的砚台他用得着，一见就很喜欢。可惜这个砚台在“文化大革命”时被红卫兵抄去了，现在不知道花落谁家。我在地下时期随便惯了，当时也没把这当成一回事情，几十年来一直未向组织上交代过，严格说来这也算违反纪律－－隐瞒战犯财物不上缴。
其实在解放初期，批评检讨之类的事情很正常。1950年6月24日，市委召开干部“整风”动员大会，县团级以上的党员干部为重点。市委书记张霖之在会上作了动员报告，他谈到“整风”的意义时说：“我们脸上沾上了灰尘，就要天天洗脸，整风就像洗去脸上的灰尘一样，把我们思想上、作风上一些不合符党的政策、不合符党员条件的东西洗掉，主要是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治病救人。”我还记得当时的内容是学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学习高岗的文章《荣誉属于谁》，反对干部中的居功自满情绪和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反对工作中的关门主义和享乐腐化思想。考虑到外来干部“整风”已成惯例，而本地干部由于听说过“延安整风”的很多传闻，有些顾虑和畏惧心理，张霖之在报告中特别强调：这次整风不是急风暴雨，而是和风细雨，下点毛毛雨。还特别说了要把伙食弄好点，晚上不安排学习，让大家好好休息。
我是与组织部的中层干部分在一组，有七八个人，初先是讨论报告和学习文件，随后各自检查了思想和作风。外来干部大都认为未遭遇国民党军队多少抵抗就解放了西南和重庆，不自觉的产生了骄傲自满的情绪，有的原来长期在农村生活，现在看到城市里花花绿绿的，什么都有，认为好不容易坐了天下，也应该享受享受，最普遍的例子，就是换老婆。个别同志口无遮拦，明明白白暴露思想：“在街上看到重庆的姑娘又年轻又漂亮，想起自己的老婆又老又丑，就有了想法：另外找一个吧，又怕犯纪律；不找吧，又不服气。”说得大家伙忍不住笑，这个问题在外来干部中的确很突出。过去要作战，一般不准带家属；现在解放了，进了重庆这样的大城市，把乡下的媳妇和城里的洋盘的女学生一比，免不了会有想法。规矩点的，先回去与家乡的老婆离婚，重新在本地结婚；不大规矩的，先在城里结了婚，再回家乡和老婆离婚；有的甚至隐瞒组织，在这里重婚后又不与原配夫人离婚……什么花样都有。闹得党内党外都很有意见，有的开玩笑说国家改朝换代了，是不是家属也要改朝换代？
和外来干部相比，我们地下党的同志就少有这样的毛病，我的检查内容大都是与外来干部的团结注意不够，爱耍小圈子啊；对外来干部有些生活习惯看不惯，如他们吃饭时双脚蹲在凳子上，爱吃馒头不爱吃米饭啊；还有，我们地下党的同志穷大方，讲义气，一个人掏钱请大家吃饭；可外来干部他们吃了饭，钱由大家分摊，因此就认为他们“小气”……当然了，最大的错误，还是思想麻痹警惕性不高，认为解放了是我们的天下，不重视保密工作，以至丢失了党刊，受了处分。就这一点，怎么样检讨都不过分。
在1956年以前，党内年年都要“整风”，内容都是以当时干部思想上出现的主要错误倾向，批评和自我批评。实话实说，当时确实做到了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也确实做到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闻者足戒、言者无罪。虽然其中确实有极少数同志犯了严重错误甚至犯罪，受到组织处理，可一般都是批评教育，因而干部都能放下包袱，轻装上阵，意气风发的进行工作。当时刚解放，国家还很穷，生活条件并不好，国民党留下的烂摊子，需要我们日夜不停的工作，几乎就没有过星期天。我们经常加班到深夜，也没有工作餐、加班费，再苦再累也没有怨言。虽然已经天下太平，还是按照战时“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约束自己的言行，什么嫖呀、赌呀，一切歪风邪气、歪门邪道都与我们无关，这也是许多老同志至今留恋的原因。这与当时重视思想政治工作，领导带头严格纪律分不开的，像刘青山、张子善那样的高级干部，贪污了几千上万元就枪毙，那是多么大快人心啊！
可惜的是，这些都是过去的事情了。
在土改中
重庆市于1951年夏季全面展开土地改革，我带领市委机关一些年轻干部组成了一个土改工作队，到巴县人和乡去参加土改，随队的还有部分北京土改工作团的团员。这个北京土改工作团，其成员大都是高级民主人士，由曾作过周总理的人事秘书、《新华日报》经理的于刚同志带队，其中参加我的工作队的，有著名文艺评论家胡风、北师大校长陈垣、曾导演过电影《刘胡兰》和《白衣战士》的冯白鲁……还有一个北京新闻电影制片厂姓聂的导演。我们工作队以巴县新民村为据点，附带还管双山、华岩几个村，每个村都住有一两个土改干部。
市委一再向我们打招呼，这些北京来的高级民主人士是中央请来的客人，都是全国有影响的人物，是国家的宝贝，要很好的对待他们、照顾他们，要注意和他们搞好团结。还特别嘱咐：因为他们大多数都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土改中所有的活动都让他们参加，要使他们在这场消灭封建剥削制度的斗争中受到深刻的教育，了解剥削阶级的罪恶，从而转变立场，站到无产阶级这一边来。
根据这些指示，我们把北京来的客人集中在一个被赶走的地主家里，请了专人为他们做饭，伙食按中灶标准，还派了可靠的当地民兵站岗放哨，保护他们的安全。记得胡风的烟瘾很大，抽的是当时最好的“中华牌”，一支接一支不停息，每天四五包，我还得专门派人进城去给他买烟和其它物品。
土改的整个过程，分为发动群众、摸底调查、分类排队、斗争地主、重分土地、划分阶级、胜利大会等阶段，大约在两个月内完成。既然是要让北京的这批高级民主人士了解斗争的艰巨复杂和激烈程度，我就来了个“大轰炸”－－在他们下到村里的当天，不歇气地召开了由贫雇农、民兵、妇女、儿童、富农、地主等各色人物参加的一大堆会议，一直闹到深夜才完，弄得他们头昏脑胀的，第二天就有人起不了床，病倒了。这下子可捅了马蜂窝，对我的意见一下子就捅到了区上，说什么的都有，根本的一条就是对民主人士不尊重。后来听说胡风向党中央上的三十万言书中，也不指名的批评了我。我的满腔热情，落了个大不是，好在上级对我的大方向还是肯定的，批评的不过是工作方法问题，不影响积极性。
和这些“民主人士”们过不去的，还不止我一个人。土改队里的田颂尧，和邓锡侯、刘湘一起是四川著名的三大军阀，他们在四川连年内战，弄得民不聊生，还在我们的通（江）、南（部）、巴（中）根据地与红军打过仗。这次土改，田颂尧主动要求参加，对他来说是表示改过自新，对我们来说，是有意让他来看看农民对他的印象。当时的田颂尧，已是五六十岁的人了，大胖子，走路很不方便，区委就准备找农民用乘滑竿抬他下村。尽管事前做了不少的工作，农民听说来了田颂尧，还是一肚子的气，找来找去谁也不愿意，最后只好动员了两个积极分子去，这两个积极分子心里也老大不愿意，又不好说，就装怪。他们不动声色将田颂尧抬着走出人和乡，一旦区干部们看不见了，就在田坎上假装一失足，把滑竿上的田颂尧倒进了水田里，糊了一身稀泥，田颂尧后来拄着一根竹竿一瘸一跛的走回区公所，再也不敢下村了，为这事区长还受了批评，说他对农民的思想工作没有做好。可是事情还没完。两个星期后，北京土改团和市里土改队的干部在著名的风景胜地南温泉总结工作，市里领导和有关单位的负责同志也参加，借以休息几天。一个晚上大家在温泉池边闲谈，忽然听见有人在唱“活捉田颂尧”的山歌。一查，原来是市农会的项主任。这位老兄，当年曾经在红四方面军里，与田颂尧在通、南、巴地区打过仗，打得田颂尧的部队落花流水，那时候这首山歌就在老百姓中风行一时，只是不知道田颂尧听到没有。
看来虽然上面有严格的统战政策，但是多年来阶级之间的仇恨，远远不是一纸政策就消除得了的。
巴县的土改终于完成了，我回到统战部没两天，肖泽宽同志又找我去谈话，任命我为大队长，要我带一千多名财贸干部，先集中到地处现在文化宫的师范学校学习一个星期，然后去“革大”正式学习。
这一段时期的工作重点，是全面进行民主改革，除农村的土改外，城市的工商业改造也提上了议事日程。老肖所说的西南革命大学（简称革大），主要是对包括文教、财贸在内的各行各业的旧人员和青年学生，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造教育，一般是三月一期，特殊情况下也会延长或者减少学习时间。我一听要带队去革大，心里就不舒服，没说上几句就和老肖吵了起来：“谁不知道革大是改造旧人员的，我革命了几十年，在地下党经过了那样严格的考验和锻炼，难道还没有改造好，还要同旧人员一同去改造？”
其实我发脾气是没道理的，当年参加这项工作同志，比我资格老的多了，比如邓子戈同志，他是大革命时期的党员，解放前曾作过贵州省委书记，当时就在革大任教育长，为新中国培养基础人才。那时候的我，毕竟才30来岁，不知道天高地厚，骄傲自满、居功自傲的苗头一个劲地往上冒，它为我以后“犯错误”埋下了祸根。
老肖一听我说这话，也生气了：“把一千多名财贸干部的学习任务交给你管，这正是对你的信任，怎么能说瞧不起你呢？……那好吧，你先去完成这一个星期的准备教育，以后的事情再说。” 尽管心里有些委屈，我还是带着这一千人去学习了一个星期，等学员进了革大，肖泽宽找到我去组织部，再次分配任务：“现在第二期土改又要开始了，地点在南川，由市公安局副局长、老红军段大明同志任团长，市委调了一批文艺界的人士和青年团的干部参加，接受锻炼。现在需要大批带队的骨干，你既不愿去革大，就参加去南川的土改工作团吧。”老肖又说：“原先决定让你去作大队长，考虑到大队部事情不多，就安排了一个民主人士去担任，你去负责一个乡的土改工作，这个队任务重哦，你看如何？” 看来老肖是为了照顾我的情绪才作的重新安排，可早知道只负责一个乡，那还不如去革大呢。现在说什么都晚了，反正都是工作，去就去吧。
我这个队的队员确实不简单，都是文艺界的名角儿。京剧团有厉家班的班主厉彦芝，他的女儿、头牌花旦演员厉慧敏；川剧团里有川胡蝶之称的胡漱芳，话剧团有演男主角的刘羲、女主角曹克彬，曲艺团有老演员孔幼白，还有市团委的中层干部曾召凯、帅佐尧等共20多人，个个都是多才多艺，各有所长。其中话剧团的曹克彬在解放前同宁君一起参加过孩子剧团，后来进了重庆话剧团，这次来参加土改时，正在与团里一个姓黄的工程师恋爱，后来他们结婚，我和宁君还去吃过喜酒。
我们到了南川，先在土改团内开了一个诉苦大会，胡漱芳在会上痛哭流涕，控诉了解放前在旧戏班内受到的欺凌侮辱，全场观众声泪俱下，效果很好，不久胡漱芳就入了党。其他艺人也有进步。拿厉家班来说，几乎就是个家庭班子，生旦净末丑，都让家里厉慧良、厉慧斌、厉慧森、厉慧兰、厉慧敏等几兄妹分担了，再加上老父亲厉彦芝的胡琴，在全国很有些名气。厉慧敏是家里的大女儿，一直娇生惯养，是在巴掌声中长大成名的。西南文联副主席邵子南对她的评语是：扮相漂亮，声音清脆柔美，唱腔圆润清楚，是全国少见的好演员。可是她也娇气傲气。刚到南川，我们开了个文娱晚会，欢迎她表演一段清唱，她借口感冒，嗓子不好，谢绝了。到了乡下农民家，她不喝农民家的茶，人家请她坐，她要用自己的白缎子手巾揩了凳子才肯坐下。一次下村遇到下雨路滑，她不小心把鞋子掉在水田里了，最后只好穿着袜子跑回住地。一周后在乡里集会，厉慧敏见了厉彦芝，“哇”的一声就倒在她爸爸的怀里哭开了，闹着要回城去。可是半个月后，大家在乡上汇报工作，厉慧敏就变了，她主动要求上场表演，自己削了一块竹片当剑舞，舞了一曲又一曲。团员都拿她当榜样，她自己也很有些得意。
南川地处偏僻，比起巴县穷得多，这里的地主都是恶霸，对农民的剥削更残酷。他们抢占民田、霸占民女，稍不顺心就把农民关进监牢、打成残废，甚至任意杀害，无人敢起来反抗。刚解放时，这里的地主武装还四处抢劫，我们所在的木马乡在减租退押时，地主武装就敢于与解放军对抗，为此我们还牺牲了一些战士。土改团一到来，农民高兴得很，争着要与地主恶霸算总账，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地主除了利用狗腿子，还用小恩小惠收买家里的佣人转移财产，那些不易隐藏的“浮财”，能转移的都转移到亲友家，不能转移又值钱不多的，就干脆送给农民做人情。农民反映有一个恶霸地主，过去曾贩卖鸦片和枪支弹药，还派人出去抢劫当土匪，家中有大批金银财宝。土改一开始我们就把他管制起来，多次审讯他都耍赖不肯交代，后来我们找了两个女同志，耐心做他三姨太的工作，才知道这个家伙早在土改前就把一些贵重财产装进一口棺材内，埋进了深山老林里。我们在这个地方挖出了二十四支手枪、两担（一担是一千两）烟土、二十条（十两一条）金子、三千个银圆，还有不少的金银首饰。后来我们发现，几乎所有地主多多少少都有“浮财”埋在屋前屋后，结果都被我们挖了出来。
那段时间战果喜人，几乎天天都有收获，我们准备把收缴的这些东西集中起来，开一个展览会，进一步揭露地主的罪恶，启发农民的觉悟和斗争热情。正在积极筹备，忽然接到统战部通知，要我立即回重庆，有重要事情。
想来又要调我到新的工作岗位，虽然很想把这里的工作圆满结束后再走，但是这些年习惯了组织服从，回去就回去吧。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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