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向北
天亮了
1949年的12月1日，浩浩荡荡的解放大军进入重庆。蒋介石丧失了在大陆最后的老巢，“建都重庆、割据西南、等待国际形势变化”的美梦彻底破灭。敌人恼羞成怒，在撤退前不但下令屠杀我们的同志，还下令破坏整座城市，炸毁重要设施，郊区的大渡口钢铁厂、五十兵工厂、二十四兵工厂、长寿电厂、南岸火药厂和两座广播电台都遭到破坏，敌人还将拉去运送炸药炸毁长民生公司的“民安轮”炸沉，船上的10余名职工全部牺牲。加上那些走投无路的散兵游勇，地痞流氓和潜伏特务捣乱，整个重庆城里非常混乱。
我们全家和同志们全部出动，担负起保卫重庆的任务。我们发动粮食局、盐业局和一切有工作单位的同志监视敌人的动向，保护好所有的档案和物资；组织进步群众站岗放哨，保护工厂安全。二十一兵工厂所在的刘家台因为被炸，致使整个地区上千户居民住房被烧毁，上万名灾民无家可归，殃及一个被服仓库，里面全是抗战时期国际救济总暑赠送的军服、毛毯等救济物资。我们听说了，立即派了几个人去把守，直到解放军去了才撤退。我还忙中偷闲把画家谭遥请到了艺术馆的一间木工房里，连夜赶制出一幅很大的毛主席画像，第二天大家就抬着这幅毛主席像，去迎接解放军进城……艺术馆的名声大了，解放军进城的当天下午，就派来一辆吉普车，恭恭敬敬把老吴接到三兵团的司令部，介绍地下党的情况，很快和我们联系上了。
我们地下党的机关，也由地下转入地上，先是在小什字的“市民银行”大楼里，很快又转移到了和平路国民党的市党部，蒋仁风蒋老头啊，老卢啊……，都在里面办公，张平河、陈立洪还有那些参加过起义的同志，当起了机关的警卫。我浑身犹如上足了发条，精蹦蹦地跳来跳去，冷不防被蒋老头一手拉住：“现在这么乱，你赶快找两个人，去保护参议会的议长范众渠。”
我答应了一声，转身拉上了陈立洪、张平河两个人：“嗨，你们两个，再找上几个人，负责保卫范众渠的安全。”
陈立洪一听，把脖子伸得老长眼睛瞪得老大：“你、说、什、么？保卫谁的安全？我们干革命是为了穷苦大众过上好日子，现在解放了，却要去保卫那些大官老爷的安全？”
“咳，话不能这么说，他是有功之臣。”
“这些人帮助国民党欺压老百姓，有什么功？”
解放了，大家出气都粗了，我这里越是忙，他们越是不听招呼，我没办法了，只好把手边的事情都放下，把他们俩拉到一边，慢慢地解释：“你们有些事情还不知道。就在前两天，蒋介石给杨森下了命令，要他在撤走前炸毁整个重庆城。你们都看到了：重庆周围的很多地方都被破坏了，可是城里却安然无恙，知道是为什么吗？就是这个范众渠挺身而出，代表市参议会去和杨森办交涉，要求他保护全市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杨森说那好啊，你拿一千两黄金来。范众渠说这没问题啊，你等着，我这就去筹措。可是我们的解放军这么神速，他杨森哪儿等得起啊，就这样，他金条没拿到，城市也没有破坏成，你说这位范众渠先生，是不是大智大勇之人？你说国民党恨他不恨他，老百姓感谢不感谢他？既然国民党又恨他，老百姓又感谢他，那我们共产党，是不是应该在这样混乱的时候，派人去保护他？要是连这样帮助过我们的人都不保护，那我们不成了那个什么……过河拆桥了吗？”
他们两人没话说了，你看我我看你，只好嘟嘟嚷嚷去了。我松了口气，刚刚要转身，就有人来告诉我，说驻守在白市驿机场的解放军同志来电话，有人从渣滓洞白公馆逃出来了，要地下党的同志派人去接。
我一听这话，二话没说，转身冲出大门，正好看见门前停着一辆吉普车，我不管三七二十一，跳上去就喊：“快！去白市驿机场！”。
白市驿机场离市中区，足足有好几十里路，司机听说是去接从大屠杀中脱险的同志，把车开得飞似的，很快就到了机场。机场上到处都是跑来跑去的解放军战士，我们的汽车在停机坪上兜着圈子，打听从渣滓洞逃出来的人，一个战士说：“在指挥部等着呢，一个女同志，还带着个孩子。”
一个女同志，还带着个孩子，是从渣滓洞跑出来的……我飞也似的在机场奔跑，闯进指挥部的办公室一看，一个大个子女人穿着一件旧的棉旗袍，用一件军大衣搂着个睡熟了的孩子。见我进去，她一抬头，我们俩同时惊呆了：这个死里逃生的女人，她居然是我的云阳老乡，郭德贤！
郭德贤愣了一下，立即放下孩子站起来，扑过来就抱着我失声痛哭，哭声惊醒了身边的孩子，也大哭起来。我擦着眼泪，连忙弯下腰去抱起孩子，心里闪过不详的兆头：“你不是带着两个孩子在牢里吗？还有一个呢？”
郭德贤两手紧紧地抓着我说：“逃出来了，我们都逃出来了！小波被老周替我背着，他朝着山下跑，我背着小可朝着山上跑，我们跑散了。”
我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拉着郭德贤，往车上走去：“走，我们边走边说。”
郭德贤是和两个儿子一起关在白公馆楼上的一个房间里，大的一个叫小波，四岁，手边这个小的叫小可，才两岁多。“11.27”大屠杀一开始，渣滓洞和白公馆的敌人分别在两个地方一批一批的提犯人出去枪毙。郭德贤隔壁的一对夫妻被提出来了，妈妈怀里抱着男孩，父亲怀里抱着女孩，他们从郭德贤的牢房前走过的时候，郭穗娴听那做父亲的对特务说：“你们就多打我们几枪，把孩子留下吧。”特务们根本就不听他们说什么，推推攘攘地把这一家四口押下楼去了。解放后郭德贤从万人坑里发现了他们一家人的遗体，那男孩和女孩的下半身都让卡宾枪的子弹给打没了。
那天从下午四点开始，到处都是枪声和口号声，郭德贤紧紧搂着两个儿子，心想看样子我们娘儿仨，今天是要死在一起了。屠杀进行到半夜，监狱里突然安静下来。郭德贤听见楼下有响动，不一会，有人上来了，是楼下狱室的一个姓周的同志。他用钥匙打开了郭德贤的牢门，进来就背上大的一个孩子小波，低声对她说：“快走！”
后来郭德贤才知道，趁着敌人把力量集中到渣滓洞去对那边的同志们进行集体大屠杀的时候，楼下狱室的罗广斌他们做通了留守的一个小特务的工作，动员他交出了牢房的钥匙，很快把所有的牢门都打开了，罗广斌嘱咐这个姓周的同志说：“楼上的牢房里，还有一个女同志，带着两个孩子。你去帮助他们一起出去。”
老周和郭德贤一人背着个孩子，一出大门就失散了。郭德贤背着两岁多的小可，拼命往山上跑去，突然听见敌人的哨兵在喊：什么人？站住！！哒哒哒…。-子弹打得她头上的树叶簌簌直掉。后来郭德贤才想起：老周曾经告诉过她：只能够往山下跑，不能往山上跑，那样会让敌人的哨兵发现。可是一急，全忘了。
郭德贤背着小可拼命地跑，到天亮的时候，才在一个好心的农民家藏起来，两天过去了，农民告诉她，说是外面到处都是解放军。郭德贤连忙出来一问，才知道重庆已经解放了。
到现在郭德贤都还不知道，渣滓洞离白市驿机场到底有多远。她只是奇怪，自己怎么会背着小可，一夜之间跑了这么远的路，居然跑到了机场来了。她也不知道机场的解放军同志，是怎么找到我们的，更没有料到，到机场来接她的，居然会是我。
看来敌人在解放军大兵压境的情况下分兵两路实行屠杀，出了些漏洞，既然白公馆都跑了这么多人出来，渣滓洞那边就未必没有脱险的同志。郭德贤带着个孩子都跑出来了，那么我的妹夫陈作仪呢？老刘刘石泉呢？小袁袁尊一呢？还有那天从茶馆和我分手后就被捕的老肖肖司令……我心里火急火燎的，催着司机使劲地踩着油门往回赶。
我回到和平路，已经有一些脱险的同志找来了，果然有从渣滓洞跑出来的，也有从白公馆跑出来的，还有很多被捕同志的家属，来打听亲人的消息。我又找到谭遥，写了个“脱险同志登记处”的横幅，挂在市党部门前的大街上，就地摆了张桌子，让梅侠坐在那里负责登记，顺便打听作仪的消息，还向报社发了消息，全文如下：
政治犯注意：我们这群革命工作者，虽然在各方面推动了中国的进步，但被蒋匪政府认为是最厉害的敌人——政治犯，即使在其最后崩溃的时候，亦被枪杀大半，殊其痛心。如有破狱脱险者，请到和平路伪国民党市党部报到，重新安排工作。脱险同志联络处
脱险同志和亲属不断涌来，一个下午的工夫，梅侠就登记了六十多个人，大门口哭的有，笑的也有，加上围观的帮忙的接待的……几乎扎断了半条街。看来人数很快还会增加，他们吃什么，穿什么，住哪里，医疗问题怎么办……川东临委的刘兆丰和老卢有些着急了，又找到我，要我在一两天之内找个地方，把这些脱险的同志和家属，尽快安置下来。
他们就这么这一句话，需要的钱啊，物啊，人啊，房子啊……什么都没有。这些年来，他们向我分配任务的时候，从来没有给过“条件”，我呢也从来没有伸手要过“条件”，只答应了一声“行”，转身又走了。
我又去找蒋林隐蒋二哥。他是我们最可靠的朋友，又有关系有地位，又热情，又会出点子想办法。我把事情一说，他拉上我就说：“走，我们去找陈华一。”
他说的这个陈华一，我也熟。广安人，年轻时候在北平读书，就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现在是和蒋二哥一样，也是我们的外围组织“民主实践社”的成员。华蓥起义之前，我们就通过他去做过广安的地方军阀盛克纯、李君实的策反工作。陈华一有两处资产：一是在江北办了个火柴厂，二是在市中心的临江门开了个“介中公寓”，是广安在重庆的同乡会会址。蒋二哥一听说我要办的这事，首先就想到他的这个“介中公寓”。
我们赶到那里，看见陈华一正在门口贴欢庆解放的标语，一看我们来了，立即放下手里的活儿，满脸红光拉上我和蒋二哥直说：“走走走，我们去喝一杯，好好庆祝庆祝！”蒋二哥拉他进屋坐下：“改天你再请客，我们随传随到，可是现在不行。今天来找你，有要紧的事情要商量。”接着就把找地方安置脱险同志的事向他谈了。
陈华一是个爽快人，还没听我把话说完，就一拍桌子：“没问题，只要你们看得起，就办在我这介中公寓。我把房屋和这里面的设备，全部都捐献出来。走，去看看！”不由分说，就拉着我们楼上楼下转了一圈。这个公寓一楼一底，二十来个房间，每个房间有二至四间床，床上的铺笼帐被一概齐全，就是照明差一些。我们一言为定，老陈当即找了一张红纸，写了一幅“脱险同志联络处”的招牌，贴在了公寓的大门上。
现在办事情，真是一顺百顺，我带着这个喜讯，飞也似的跑回和平路，去向领导们回话，他们几个见我满头的大汗，以为又出了什么意外，完全没想到只有半天的时间，我就把这么大个问题解决了，乐得他们一个个笑逐颜开，连忙说好好好，赶快去找些服务员，明天就开始安置脱险的同志，你先去那边忙着，晚上就给你送开办费来。
我们一家人都动员起来，直奔介中公寓，诗伯掌管全局，梅侠负责登记，宁君负责接待，亚彬负责保安，我负责内外联系。陈华一找来电业公司的人，在每个房间拉电线安电灯；艺术馆的会计老方也来了，这儿摸摸那儿看看，把需要添制的东西都记下来，当天晚上500元开办费一到，就开始置办……这边安排完了，我跑到大梁子青年会，找到前不久和梅侠一起入党的李华，他是青年会食堂的班长，食堂生意不好，已经快要停业，一听说我这里要人，马上召集了手下的一整套人马带着锅碗瓢盆，浩浩荡荡开到了介中公寓；接着我又打了借条，派人到刘家台国际救济仓库，去拉来一批被子，毯子和从里到外的全套服装，准备给脱险的同志们一人一套。
12月2日，地处市中心临江门介中公寓的脱险同志联络处，正式开始办公。从接受任务到完成任务，我们只用了一天多一点的时间。
脱险同志陆续来到联络处，被捕同志的家属也从四面八方涌来寻找他们的亲人。小小的介中公寓，一时间熙熙攘攘，有找人的，也有被找的，有笑语喧哗，也有哭声震天，有劈啪炸响的鞭炮，也有撕肝裂肺的呐喊……有幸逃出来的终于看到了解放，和亲人战友紧紧搂抱在一起；有打听到亲人已经牺牲了的，瘫倒在地泣不成声。那情那景，让我至今历历在目，不能忘怀。已经是寒冬腊月，脱险的同志们身上穿的都很单薄，浑身长满了虱子，头发胡子数寸长，长期的监狱生活，让他们每个人几乎都不同程度患上了各种疾病，有的还带了伤，健康状况也非常差。我们给他们安排洗澡，安排理发，检查身体，每人发了一套新衣服，病轻的找医生就地诊治，病重的赶快送去医院。李华和他的那帮年轻人，把伙食开得也好，天天像打牙祭，病号还有奶粉鱼肝油吃。市民和亲友们纷纷闻讯赶来，捐什么的都有。沙坪坝一家私人幼儿园的园主，还主动接走了六七个孩子，他们有的像郭德贤的孩子一样，是从监狱里跑出来的，有的则是父母已经牺牲了的孤儿。
我也好，梅侠也好，我们全家人一边忙着接待，一边打听着亲人和同志们的消息。突然听见梅侠大声在喊：“诗伯！二哥！”我和诗伯奔出一看，只见一个小老头，穿一身破破烂烂的棉衣，头发像一蓬乱草，颈上缠着一条血迹斑斑的破布条，怎么也看不出是谁。那小老头一看我们，上来拉住诗伯的手就说：“你们认不出我了？我是老肖，肖钟鼎啊！”诗伯一听这名字，简直是喜出望外，拉住他的手就不放：“哎呀肖司令是你啊！你终于活着出来了，可把我们大家担心死了！！”
几乎就在郭德贤他们逃出虎口的同时，敌人开到了渣滓洞，把难友们集中在楼下的几个狱室里，进行了残无人道的集体大屠杀。肖司令在门后的死角里躲过了敌人卡宾枪的扫射，后来敌人进来对每个人“补枪”，他又拉了个死人挡在自己前面，糊了一脸的血。那补枪的家伙都要出门了，一看门后还站着两个人，“哒哒”一梭子打过去，子弹擦着他的脖子飞过，他一动都没动。敌人杀完了人，倒锁上牢门，浇上汽油，放了一把火，然后去到对面的院子里集合，准备返回白公馆去杀人。肖司令和一些活着的人，就是趁着这个机会撞开牢门，从已经坍塌的院墙缺口跑了出来。熊熊的火光照映出他们的身影，立即招来敌人机枪的阻击，一路上不断有人在他的身边倒下，肖司令逃进了歌乐山，在树林里躲了整整三天三夜，到后来听过路的农民说重庆已经解放了，才一步一步从歌乐山走进城里，找到了联络处。
到这个时候，我们一直关注的几位亲人已经有了下落：刘石泉、袁尊一、胡作霖，还有梅侠的丈夫陈作仪，都已经在大屠杀中牺牲。刘石泉是被敌人押出去枪毙的，胡作霖和陈作仪一起被关在第五牢室，枪声一响，胡作霖突然挺起身采，双手紧紧抓住牢门，用自己宽阔的胸膛去堵住敌人的枪口。作仪在敌人扫射的时候，也躲在门背后，本来没有受伤，可是在逃跑的时候被敌人打伤了脚。他一看自己跑不掉了，就叫旁边的同志快跑，自己居然颤巍巍地站起来，对着敌人大喊：“你们这些笨蛋！怎么打我的脚啊？有本事你们就打我的头，打我的头啊－－！”
1949年11月27日，重庆解放的前三天，发生在渣滓洞白公馆的这场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很快震动了社会各界。12月3日，也就是重庆解放的第三天，我和脱险的罗广斌、刘德斌和肖司令等人一起，带着妹妹梅侠，去到歌乐山，辨认作仪的遗体。好几天过去了，牢门内外，荒草野地，到处是横七竖八的遗体，浇过汽油的棉衣上，还冒着袅袅的余烟。在同志们越狱时推倒的那个围墙缺口边，倒卧着一些黑糊糊的木头桩子，仔细一看，全都是一些已经被烧得残缺不全的遗体，哪里还分得出谁是谁啊？
从这里跑出来的刘德斌和几个脱险的同志围在一起，说了些什么，然后指着其中的一团说：“梅侠，作仪他就在这个地方站起来，对着敌人大喊的，也许这一具，就是你的作仪……”
梅侠低头一看，一下子就跪了下去。
我们大家都哭了，哭都哭不出声来。这哪里是人，这只是一块不过三尺来长的焦糊糊的东西。作仪他一个英气勃勃的男子汉，一个发誓生要站着生，死也要站着死的人，竟被那场浇上汽油的大火，烧成了这个样子！
我们从渣滓洞回到联络处，看见幺姐带着她的儿子炳忠，和江姐的儿子小彭云，正在和诗伯说话，大家一见面，都泣不成声，哭成一团。幺姐和她的弟弟竹安一起，已经找了好几天，最后终于在歌乐山电台岚垭的荒草的死人堆里，找到了小云的亲妈妈江姐，她和二三十个战友一起，已经在不久前被敌人秘密地杀害。也是在这个时候，竹安才告诉他的姐姐，自己的姐夫，幺姐七年来日夜担心牵挂的丈夫，两个儿子的父亲彭咏梧，也早已经在一年前下川东的起义中，英勇牺牲。
幺姐和梅侠都带着两个没有了父亲的孩子，哭得死去活来，诗伯也在一边陪着落泪。这样的场景，她已经在14年前经历过了，那时候她和这两个晚辈一样，也才三十多岁。这些年，诗伯也是带着两个孩子，后来又带上我，为岳父没有实现的理想而奔走，没想到就在天亮之前，她又看到自已的晚辈们一个个失去了丈夫，成了孤儿寡妇。
以后的那些日子，我和脱险的三十多个同志一起，一直在歌乐山清理现场。由于大多数烈士的遗体都被烧得模糊不清，有一些还被密集的子弹打得身首异地，清理工作进行得很困难，最后只得用白绸一块一块包裹起来，分别装进棺材。几百具遗体啊，要多少白绸和棺材来装殓啊。我们买光了重庆城里所有的白绸，也买光了城里所有的棺材，最后还派人去附近各县收购，才完成了装殓。新华社的两个记者听罗广斌和刘德斌述说在敌人的机枪扫射下越狱的情景，要我和他们一起演示一下，于是我和老罗还有老刘几个人，学着当时的样子，从围墙后面的斜坡上滚下去，记者举起相机，用3.5英寸的胶卷拍下了我们模拟的情景，后来听说这些照片还在什么地方发表过。
1950年的1月15日，重庆各界人士，在青年馆礼堂举行了盛大的革命烈士追悼大会，西南军政委员会的领导刘伯承和邓小平等人，也前来参加了对烈士的祭奠，会场上堆满了花圈和对联，会场下人们哭成了一片。随后报告文学《烈火中永生》出版，忠实地记录下了同志们在这座魔窟里和敌人斗争的故事，再后来，渣滓洞白公馆成了革命烈士纪念馆，里面陈列出了刘石泉、胡作霖、袁尊一，江竹筠和很多我们熟悉的战友照片，其中作仪和很多表现英勇的同志一起，被评为了甲级烈士。梅侠幺姐他们，每年的“11.27”和清明节，都要来这里祭奠亲人。
到2000年，这里又为诗伯和廖伯父建立起专门的纪念室，作仪的照片移来和亲人们一起。渣滓洞，还展出了当年参加营救难友行动的同志们的照片，照片上有张平河、杜文举和我，随着照片一起展出的，还有那张没有来得及利用的渣滓洞白公馆监狱的地形图。大约是重庆解放后的第一个星期天，我正在联络处和一个同志说什么，突然被人抓住我的手，大叫了一声：“哎呀老林，你还活着啊！”
我一看，是邓照明邓大哥。他终于回到重庆了。
邓大哥紧紧捏着我的手不放，眼睛有些湿润，我心头一热，禁不住滚出了两行热泪。他于1949年的春天离开重庆，已经快一年了，这一年里，我遵照他传达的中央指示，做了多少工作，历经了多少艰辛，真是一言难尽。现在，我终于完成了他交给我的任务：我和老刘联系的214名撤退下来的同志，全部都活着迎接了解放，我们也尽了最大的努力，恢复了起义地区的组织，最大限度地避免了更大的牺牲。可是，我们花费了那么多精力组织的营救渣滓洞白公馆难友的行动，却失败了，我们眼睁睁地看着这么多的好同志，好战友，还有自己的亲人，都牺牲了，他们没有能够活到解放，我对不起他们……
邓大哥轻轻拍着我的手，安慰我说：“老林啊，话不能这样说。我昨天才随着二野的部队回来，什么都知道了。营救没有成功，有着诸多的客观原因，你和你的一家，还有同志们，都已经尽力了。我昨天晚上是一夜没合眼啊，我一定要来看看你们，看看你们这些有幸活出来的同志。说实话，我们在南京和长沙研究重庆党干部情况的时候，最担心的，就是你们手里这一块啊。你想想，从战场上退下来的那么多同志，他们有的是满腔的仇恨，有的是必死的决心，但是太年轻，大都没有武装斗争的经验，更不懂秘密技术，这么多的人毫无准备就进入敌人的心脏，在特务密集的重庆活动，只要有一个人出了问题，不但是你，你们这一家子，随时随地都可能……陈大姐啊，你们这一家，为革命献出的已经太多了！”
邓大哥一手拉着诗伯，一手拉着我，我们大家都泣不成声。
1950年的春天来临了。
1937年肖钟鼎在万县当保安司令的时候，父亲还是他的下级，他通过父亲认识了诗伯，等她从万县的监狱里出来，我们还在一起策划过寻找党组织和组织抗日军队事情。后来父亲暴露了，是他将父亲转移去了江油，担任了国民兵团的副团长，还兼任了江(油)彰(明)平(武)北(川)四个县的军团联合办公室主任。过后不久，诗伯在万县也引起敌人注意，也是得到了他的通知，才悄然去了重庆。肖司令是个很重情义的人，一旦安定下来，就一再提出要去为我父亲扫墓。
春天的重庆多雨，难得等到一个晴天，我和宁君带着儿子民涛，还有诗伯、肖司令从朝天门乘气划子去江北民生公司的公墓。路上，肖司令感慨地对诗伯说：“老大姐，我在监狱里一直都没有暴露党员的身份，这要多谢你当年对我的教导啊。”
诗伯觉得奇怪：“我教导你什么了？”
肖司令说：“你当年常常对我们说起在岳池监狱的时候，杨森要你交待你丈夫和华蓥山游击队的情况，可是你却在监狱里吃斋拜佛，什么事情都是一问三不知，到最后查无实据，杨森只好放了你。我进了渣滓洞，也学着你来了个一问三不知，只说自己是个失意的军人，早就不再过问政治，也是整天拜佛念经打太极拳，果然瞒过了那些特务，到后来居然让我当上了监狱‘合作社’的管理员，我利用这个‘职权’为狱中的难友们传书带信，还做了不少的工作呢。”
我们到了墓地，看见的是一片荒芜，齐胸高的野草淹没了坟头，我们在一片荒草中找来找去，最后还是宁君发现了父亲的墓碑。父亲去世后这三年，是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候，我们整天都在特务的追捕中过日子，一直都没有来看望他老人家，除了我们和我妹妹柳青一家人，谁也不知道这里还掩埋着父亲的忠骨。我在坟前拔去一片荒草，点上香蜡和纸烛，和宁君涛儿一起跪在坟前，虔诚地磕了三个头，肖司令与诗伯也默默地行了三鞠躬。诗伯含着热泪，沿着坟头绕了一圈又一圈，一句话也没有说，肖司令仰天长叹对我说：“好人命不长啊，要是你父亲活到今天，那该有多好！”
又过了一段时间，肖司令和诗伯一起，到市委党训班学习，一个月以后，诗伯被分配到重庆市妇联，肖司令则回到老家垫江，去建设生他养他的家乡。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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