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向北
虎口夺食
形势越是紧张，敌人就越是疯狂，他们举着蒋介石“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走一个”的令箭，大势抓捕地下党人和进步群众，其中被关进了“渣滓洞白公馆”集中营的，就多达数百人。1949年7月，党组织发出指示：要尽一切努力解救被捕的这些同志，让他们活着迎接解放，这无疑是到虎口里去拔牙。其实在这之前，我们就已经展开了对被捕同志的营救工作，有的成功了，而大多数则没有成功。
成功的，是1947年营救“大夏剧艺社”的党员钟锄云。抗战胜利后，那些进步的剧团和演员相继离开重庆，回到上海，只有川籍人士留了下来，宁君和国立剧专川籍的同学席明真、钟锄云及蒋廷藩等人，在重庆组成了《大夏剧艺社》，准备恢复进步的话剧活动。为了节约演出费用，第一个剧目选用了法国剧作家编导的“母爱与妻爱”，剧情简单，全剧只有三个人物，由席明真与宁君主演，钟锄云任导演，蒋廷藩任舞台监督，我任前台主任。
演出经费是我去《国民公报》找陶敬之借的，具体的数目记不清了，只记得他也是去找“民主实践社”的朋友凑集的。该剧定于1947年4月28日正式演出，可就在4月21日晚上，国民党在全市进行了大逮捕，钟锄云于当晚被捕，戏演不成了，赔钱是小事，人可得赶快救出来，而且钟锄云是党员，要是“露馅”就糟了。不过还好，那时候国民党乱抓的人多，钟锄云的身份没有暴露，在当局眼里，他不过是个不安分的文化人。我找到蒋林隐蒋二哥，他又去找了他的那些弟兄中管事的人，自己亲自作保，把钟锄云保了出来，让他马上离开了重庆。原以为此事不了了之，可是不久特务居然要保人交出钟锄云归案。蒋二哥又去找人说情，再送上一笔“包袱”，才算最后了结。虽然蒋二哥受了点连累，钟锄云总算脱险。
可是后来形势越来越紧张，特别是华蓥山起义之后，被捕的同志多，敌人的防范也更加严密，我们营救的任务，也变得既繁重又艰难。1949年初，秦耀被捕了。秦耀是秦鼎的哥哥，都是合川人，因不能忍受豪绅恶霸欺压，纠集一批绿林好汉揭竿而起，打富济贫，成了当地的“棚子”。后来党组织派人前往，对他们进行教育改造，这才走上革命道路。秦鼎匪性不改，成了十恶不赦的叛徒，出卖了我们不少的同志，可是他的哥哥秦耀，却于1948年初加入了共产党，起义时担任了第七支队一中队中队长，在战斗中英勇善战，挫败数倍于我的敌军，成了军中著名的英雄。起义失败后，他撤退到重庆，不幸在化龙桥被捕，拘留在歇台子看守所。
我得到消息，立即派了在观音岩饭馆当小工的同志，以送饭为名到看守所去打探秦耀消息。这个同志出来后跟我说：秦耀在看守所内化了个名字叫刘汉清，没有暴露身份，表现也很好。我们一听：得赶快想办法，这些日子起义地区的地头蛇们已经带领特务和叛徒，在各个看守所“指认”共产党，像秦耀这么有名的人，要是被认出来就糟糕了。好在我们的关系也多，很快就找了个人，去向歇台子看守所的所长说情，说是自己的一个什么亲戚，从乡下来城里，怎么不懂城里的规矩……请所长您高抬贵手。
因为没有证据，也因为那段时候莫名其妙抓进去的人太多，所长也乐得送给朋友一个顺水人情，同意取保释放。消息传来，我们喜出望外，很快就找到了担保的铺子和保人，准备第二天就去取保接人，谁知道就在那一天，合川联防办事处派人带领特务前往看守所，将秦耀认出，立即带往重庆警备司令部，定为要犯下狱。1949年的4月19日，秦耀在大坪英勇就义，临刑前沿途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英勇气概。
现在解放临近，敌人越来越疯狂，营救工作不但将更加困难而且危险，可是我把上级的决定向同志们一传达，真可谓“一石激起千重浪”。从山上下来的这些日子里，打又不能打，说又不能说，大家东躲西藏，心里正憋着一股闷气，一听说要去解救战友，禁不住摩拳擦掌，你一言我一语，出主意想办法，然后由蒋老头来定夺。
有人提出：渣滓洞白公馆那地方，由敌人的“内政部第二警察总队”（简称内二警，）直接把守，附近的地区全部都封锁了，铁丝网扯了一道又一道，看样子防守得很严密，一般人是进不去的，干脆回起义地区去，动员一些人和枪来，找时机进行武装劫狱，反正大家正恨得手痒。
蒋老头不同意：“敌人这一路上关卡林立，就是我们组织好了人和枪，肯定也很难通过，退一万步说，就是通过了，进了重庆城，也难掩护下来。再说了，你们研究过渣滓洞和白公馆的地形没有？那里居高临下，又在一条山沟里，易守不易攻；“内二警”又是敌人的一个半特务性的警察部队，清一色的美式武装，我们这些没有经过正规训练的游击队，恐怕连靠近都很难，别说是进攻了。”
我去和蒋二哥商量，他提出一个建议：“重庆行辕二处行动组长漆玉林，跟我有些交情，只要你们同意，我愿意去做他的工作，请他放人。”
蒋老头一听更加反对：“这个漆玉林，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我们很多同志都是他抓进去的，他知道自己血债累累，人民饶不了他，肯定是铁了心为蒋介石送葬，我们这一去，岂不是自己往虎口里送？”
后来，诗伯又找到了一个关系。这个人是诗伯的堂兄，名叫陈仁望，他父亲陈徙南，是在1926年与诗伯夫妇一起策划举行川北民军起义的首领。陈仁望现在是国民党国防部预算处的处长，因为手里捏着国防部的财政大权，连西南特务头子徐远举也要借重他几分。能不能通过这个关系去做做徐远举的工作，把我们关在渣滓洞的同志们救出来？
蒋老头还是不同意：“这个徐远举，更是个罪恶满贯的死硬分子，大特务，根本不可能。”
诗伯这次没有听蒋老头的安排，还是去找了陈人望，通过他去找徐远举，救出了我们的七工委书记徐庶生。起义刚刚失败，徐庶生就被捕了，他的妻子找到诗伯，一定要把老徐救出来。诗伯觉得老徐虽然是起义队伍的领导，可是现在身份没有暴露，可以趁着当前混乱的局面，去试一试。于是决定去找堂兄陈仁望，要求他以亲戚的名义，营救徐庶生。诗伯带着宁君还有老徐的妻子，几次去到陈家做工作，诗伯对陈人望和他的夫人信誓旦旦地说：“救出了徐庶生，你们就是立了大功，不但会保障你们的生命安全，还保证你解放后有工作！”于是陈人望就在家中宴请了徐远举，还拿出了自己的十根金条给了他。不久徐远举在行辕二处，亲自提审了一批犯人，其中就有徐庶生。不知就里的徐庶生以为已经被定成了重案，心里有些忐忑，谁知道上堂去徐远举只是问了一句：“陈仁望是你的什么人？”答曰：“表兄。”徐远举一挥手：“下去！”随后徐庶生被特务从二处转到了专门关押小偷扒手的太平门看守所里，躲过了渣滓洞那场残酷的大屠杀，算是死里逃生。
8月份，由岳池撤下来的徐荣恒告诉我，在磁器口见到他在岳池新三中学读书时的老师贾佐。贾佐现在是“重庆交通警备第一旅”的中队长，正在招募新兵，要他去当兵，徐荣恒来请示我，看能不能去。
徐荣恒说的这个交通一旅，对叫做“志农部队”，其名字是由重庆交警总局局长马志超的“志”，和特务头子戴雨农(戴笠)的“农”合名而成，实质上是一个特殊的武装特务组织，专门是看守渣滓洞白公馆，负责这两个集中营的警戒任务。而徐荣恒说的那个“贾佐”，就是我当年在万县崇拜的那个风度翩翩的英雄人物贾希夷。这个1927年入党的老同志，一直是在李克农和徐特立同志直接领导下的“特课”工作，不但与我很熟悉，早年与父亲和诗伯交往也很深，就连蒋老头说起他也很了解：当年蒋老头参加南昌起义时，跟他在同一个部队，而且贾希夷还是蒋老头的排长。
这真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能直接打入渣滓洞白公馆的警卫部队，当然是个绝好的机会，而且又是多年没见的老朋友在里面作“内线”。可是又一想：虽然我们大家对他的过去有所了解，但毕竟有多年没有见面了，现在敌情这么复杂，还不知他最近的情况怎样了。于是只好把“激情”收拾起来，先派徐荣恒去摸清情况后再说。
很快，徐荣恒把贾希夷带来，和我们见面了。
当年万县一别，十多年过去了。这些年我们彼此都在打听对方的消息，可是所有的消息都似是而非。看看眼前的希夷，早已经不是当年在万县的演讲台上声嘶力竭涕泪滂沱的演讲者，我呢也不再是被他的激情鼓动得疯狂的小林。我成熟了，而他已经年过四十，我们紧握着对方的手，已经感觉到这些年彼此的艰辛。希夷在很长一段时间，是我们中央特课的直管特工，曾打入蒋介石的侍从室，多次被敌人发现追捕，又多次逃脱，也算得我们中间的一个神通广大的人物。由于工作的保密性，他的关系也一直都断断续续，现在直接的关系又断了，与地方组织又联系不上，他只好独立作战，打入了渣滓洞白公馆警卫队这个关键的地方，等待组织去找他。他那天在招兵处一看见自己当年的学生徐荣恒，凭着他对学生的了解和自己多年在“特课”的经验，认定能够通过徐荣恒，找到地方党组织的关系，可是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个“关系”居然会是我，诗伯和蒋老头这样的老朋友。
我们说啊笑的高兴了一阵，然后赶紧部署下一步计划。希夷说：“你们说怎么办，我尽力配合就是。”
我说：“不管怎么说，总得先安排几个人进去吧？”
希夷说：“这事正是时候。别看国民党现在整天喊着要坚守重庆，其实是要办一个‘干训班’，准备培训一批小特务，等全国解放后，潜伏下来和共产党‘打游击’的。你们让徐荣恒带上几个可靠的人进来，不要暴露和我的关系，也不能和我发生联系，我会让他们逐步取代中队中不可靠的分队长、事务长和文书，把这个中队牢牢掌握到我们手里。到那个时候，我们再做下一步打算。”
那天晚上，我们高兴得几乎一夜没睡。
很快，徐荣恒先后带了四个人进了这个神秘的“志农部队”，希夷把他们当成了骨干使用，事情很快就有了起色。可是天有不测风云，交警队内部开始争权夺位，有人窥视希夷的“宝座”，对他的身份有了怀疑。希夷又呆不下去了，一个深夜，他悄悄的离开了这支对于我们许多同志来说至关重要的部队，徐荣恒他们因为希夷的出走，也呆不住了，只好撤了出来。
一计不成，再生一计，既然这个“志农部队”如此关键，我们决不会轻易放弃。9月的一天，张平河又在磁器口看到一张“交警一旅”招募新兵的通告，赶快来告诉我，还说他可以找到关系打进去。
好个“交警一旅”，好个“志农部队”，如此频繁地招募对付我们的小特务，却给我们送来了这么多的机会！我们立即同意了张平河的计划，并嘱咐他多拉上几个人进去。
张平河通过他一个同学的亲戚，找到“交警一旅”军官队的一名军官，把他自己和杜文举、陈立洪介绍到交警一旅的“干训班”去当传令兵和勤务兵。这个“干训班”，就是希夷说的那个专门训练“打游击”和潜伏特务的培训班，除了军官队还有个军士队，共有三百多人，地点就设在渣滓洞集中营斜对面的五灵观立人山小学内。特务机关对这个“干训班”非常重视，连特务头子徐远举、何隆庆也常去那里巡视讲课。张平河他们一进去就发现，整个地区警卫森严，特别是集中营的周围，设有三道防线，每道防线都要有特制的通行证（分临时，夜间和特别通行证）才能通行。他们几个人因为是长官身边的传令兵和勤务兵，行动还比较自由，可以随便进出大门，可是也不能随便出入这三道防线。
要施行营救计划，首先要摸清情况，我给张平河他们下的第一道命令，就是要绘制一张尽可能详细的地形图。当时这个地区，还没有自来水，就连军官们的洗脸水和洗脚水，都全靠勤务兵和传令兵到山脚的河沟里去提，平时还要不停地到处走动，去给长官们买吃的，用的，传达各种各样的命令和指示。几个人利用这些机会，满山东绕西逛，走遍了附近的松林坡、杨家山、白公馆、阅兵场等地，把整个地形看了个八九不离十。陈立洪这个机灵鬼，不知道用了什么招，居然把主管“干训班”的孙副官手里的临时通行证搞到了手，闯进了渣滓洞警戒线的第二道防线。
9月22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召开，10月1日，毛主席在北京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49年11月，一个轰轰烈烈的冬天来到了。全国大部分地区已经解放，解放大军分兵两路，向大西南进军，蒋介石去了台湾，重庆的国民党残余已经成为瓮中之鳖，大大小小的官员们惶惶不可终日，逃跑的逃跑，隐蔽的隐蔽，纷纷为自己寻找后路。
好消息一个紧接着一个，我们又兴奋又紧张，把目光瞄准了渣滓洞旁边的国民党第二十四兵工厂。
重庆是国民党的军工要地，二十四兵工厂就靠近渣滓洞集中营，只要往高处一站，可以清楚的看到渣滓洞的碉楼和人来人往的情况。我们在兵工厂的“内线”，是张平河同志的哥哥张平江。张平江是个进步群众，在二十四兵工厂炼钢部当工人，我们利用这个关系，已经陆续安插了一些人到厂里掩护下来，现在要做的，是要让这些同志动起来，想办法打入这个厂的警卫队，把枪掌握在自己手里。平时不动声色的张平江和同志们接到指令，立即活跃起来，到处交朋友，拉关系，人托人人找人，终于打通了警卫队的副队长，同意补充两个新兵进警卫队。我们马上选了两个精明能干的同志进去，这两个人又在警卫队里大交朋友，最后其中的一个居然补上了机枪手，掌握了一挺机枪！我和蒋老头知道了这情况，简直乐不可支，连忙带进信去：“这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一定要谨慎行事，到时候我们再派支队伍打进去，配合你们封锁敌人的碉楼，消灭碉楼里的守敌。这样就有可能实现解救战友的计划。”
把渣滓洞的情况侦察清楚之后，张平河、陈立洪去到二十四兵工厂张平江那里，把各自头脑里的信息汇集起来，画好了一张很详尽的渣滓洞白公馆地形图。这张地图是用一张一尺见方的土白纸绘制的，上面标明了从歌乐山、童家桥、红槽房、二十四兵工厂到白公馆渣滓洞的路线和沿途的警界线，又用特殊的标记注明了区内的警界线、岗亭、哨所和木栏的标志，以及军械仓库、营房住地、兵力布置，还用特别文字说明了第三道防线较严密，线外有电网、线内有警铃，还有便衣武装特务把守等等。在敌人那么严密的监视下，他们能在那样短的时间内绘制出这样一幅详细的地图出来，真是很不容易。
11月中旬，张平河他们精心绘制的这张地图由陈立洪带出来，交给了我。
为了方便同他们联系，此时蒋老头通过敌人联勤总部一个姓张的参谋，已经把我和亚彬介绍到离渣滓洞白公馆不远的沙坪坝三十粮秣库，我当文书，亚彬当库丁，蒋老头明确了我的任务：在这个避风港里，坐镇指挥营救工作。
这是一个军用粮食仓库，库长姓叶，在我掌管的花名册上，注明有八十个库丁，实际上东一个西一个已经跑了五十来个－－看来这个叶库长吃空缺吃肥了。库里剩下的二十多个库丁，大都是广东人，整天无事可做，就坐车进城去捉小狗，一麻袋一麻袋的装回来，煮上一大锅，吃狗肉，发牢骚。这些广东兵，思乡心切，眼看此时大局已定，没有一个愿意打仗的，发起牢骚来肆无忌惮，说是如果真的要他们去打仗，都要当逃兵。
我乐得和库丁们一起吃狗肉，却不和他们一起发牢骚，晚上在汉渝路或者远处的田边去转悠，等着张平河他们溜出来和我联系。
没几天，当勤务兵的小杜打扫清洁时，一抬头看到政工室的墙壁上贴有一张当天讲课的课时表，第一名就是讲“共党批判”的教员邬竟成。小杜一看这个名字，暗地里吃了一惊：这个姓邬的，不就是老王的表妹夫吗？
小杜说的老王，就是武胜石盘乡的乡长王屏藩，他入党后参加起义，担任了五支队的副司令员。起义失败后，老王从战场上撤退，转移到了重庆南温泉，这个极厚道的人，看见同志们的生活都很困难，通过各种关系为大家找钱，几个月前，他还找人从家里带来一些银圆，放在他的表妹那里，就是让小杜去取的。小杜化装成学生模样去老王表妹家取钱的时候，见过这个邬竟成，知道他是老王表妹的丈夫，在省立教育学院当总务主任，可现在他怎么又跑到这个特务培训班来主讲起“共党批判”来了？原来他是个秘密特务啊。既然是见过面的特务，小杜就有可能暴露，还可能牵连到已经稳住了阵脚的张平河及陈立洪，于是小杜当机立断，转身去了长官那里，说是刚刚接到消息，父亲突然病危，临时告了个假走了，这一去便不回头。
也就在这个时候，解放大军大踏步的向四川推进，敌人慌着一团，到处调兵遣将，做各种各样的打算。渣滓洞隔壁的第二十四兵工厂的警卫队传出风声，说一旦共产党占领重庆，就是要与其他国民党的队伍合作，拖出去打游击。而此时我们的准备工作没有完成，警卫队也没有被我们掌握，两个已经打入了警备队的同志，只好撤了出来。
事到如今，我们事先策划的计划，已经完全没有可能，张平河他们几个人已经尽了自己的全部努力，出色地完成力所能及的侦察任务，再呆在渣滓洞里面很危险。可是我们打进这个地方不容易，再说现在的局势瞬息万变，说不准什么时候就可能冒出个机会来。我告诉张平河、陈立洪，沉住气，不要慌，能稳下来就稳下来，那怕到时候策反一两个管用的特务也好，要是敌人逃跑，就撤退。
陈立洪和张平河，就这样不动声色地稳下来。期间当上了文书的张平河掌握了潜伏特务的花名册，重庆一解放，他就进了重庆市公安局，拿着这份花名册，把这些潜伏的特务一个个按名捉拿。当然了，那个依然想以省教育学院总务主任身份隐藏下来的秘密特务邬竟成，也没有能够逃脱法网，被张平河亲自带人捉拿归案。
最后的努力
我们在“志农部队”的营救工作积极进行的同时，诗伯和宁君又积极开辟了“第二战场”。
诗伯有个同乡亲戚，叫段成操，当年还是个中学生的时候，就成天跟在诗伯的屁股后头转，是她的绝对崇拜者。后来段成操到了重庆，与一个叫袁建之的人结了婚。这个袁建之现在是《中国新闻社》的社长，宁君攀着“段姨妈”的关系，叫袁建之“姨爹”，在他的新闻社做了一个挂名记者。
作为堂堂“中国新闻社”的社长，袁建之的社会关系很宽泛，在重庆行辕和党政军警方面有很多熟人，宁君同诗伯和我商量，能不能找他去试探一下门路。
诗伯想了想说：“我和你段姨妈的关系倒是没得说，可是你这个袁姨爹现在到底是什么面目，还不大清楚。这样吧，这事我亲自去找你段姨妈，先摸摸情况再说。”
可是我觉得这样危险的事情，诗伯不宜轻易地抛头路面，还是叫宁君去为好。
第二天，宁君就去了一趟袁家，回来红光满面的，说袁姨爹真是个聪明人，一听说要拿钱去买人，心里就猜了个八九不离十。现在好多人都要为自己留后路，他也得为自己想想啊，于是就漏了一句，说是路子倒是有一条－－他以前就曾经帮人用钱买过“犯人”，但现在形势这么紧张，行不行说不好，只能去试探一下再说。
我、诗伯，宁君和蒋仁凤、卢光特聚在一起，做了个仔细的分析。目前蒋家王朝崩溃前夕，树倒猢狲散，国民党的大人物准备跑台湾，次一点的准备跑成都，还有的小特务，哪里也去不了，就找门路搞钱，再说帮共产党买人，也算是给自己留条后路，因此这条路是有可能行得通的。但是，这是明确以共产党的身份出现，去与敌人面对面的谈判，命运掌握在残忍的敌人手里，什么意外都可能发生。眼看重庆就要解放了，胜利的曙光已经出现，要是救人不成反而牺牲，这就太……蒋老头坐不住了，在屋里走来走去，连声说：“这个事情，要慎重考虑，要慎重考虑啊。”
诗伯毫不犹豫地说：“这是个救人的好机会，去，当然要去，但是你们不要去，我去。”
宁君马上反对：“伯娘，这件事情是我说起的，要去也是我去啊，你这么大的岁数了，教我两招就成，怎么能够亲自去出面？”
诗伯斩钉截铁的说：“亲自出面又怎么样？别说当年了，就是去年起义的时候，我也是亲自出面，说动了黎梓卫的警察所长赵文俊，和山团防的韩春祥，还有那个师长杨赛轩，把他设在岳池城里城门上的追击炮都撤消了，这些不都是我亲自出面去做的吗？我这辈子，这样的事情经历得多了，就是出了什么危险，也能应付。再说我年纪年过半百，其他的事情做不了，就这样的事情是行家。”
宁君不服气，嚷嚷起来：“伯娘你也太小看我了，怎么说我也是个‘老地下’了嘛，眼看都要解放了，我就不相信他们还敢掀起什么大浪……”
诗伯生气了：“你懂什么？年纪轻轻的，光知道勇敢勇敢，勇敢就能办好事情？这是和敌人面对面地谈，半句话不对头，就可以把你抓起来！眼看就要解放了，万一出个什么事情，我怎么对得起……你爸爸！”
诗伯眼睛一红，哽咽着把头扭到一边，大家都沉默了。蒋老头摆摆手说：“你们母女俩，都不要争这‘生死牌’了。依我看，我们现在已经暴露了宁君，陈大姐你树大招风，就不能再出面了，万一真的再出什么事情，我没法向组织上交代。这样吧，我们现在赶快动员大家想办法，凑钱救人，能救出一个是一个，要不然就晚了。宁君你现在去告诉你那袁姨爹，让他去和那边的特务讲价钱。”
袁建之倒是很积极，上午出去，下午就回话：“对方要十两金子一个人，我说了好半天才降为五两金子一个，要办趁早，你们赶快把钱交来。”
宁君听了一跌足：“天啦，一两黄金值60多块银圆，五两黄金要300多块呢，我们哪里去找这么多钱啊！袁姨爹你得再去跟他们讲价钱，都什么时候了，还想……”
袁建之急得不得了：“你赶快去想办法，有多少拿多少来。”
周围的人都是穷朋友，好多人还靠着我们接济，时间又这么紧张，到哪里去找这么多钱？可是救人要紧啊，我们赶紧分头去找关系。诗伯去找她的隔房妹妹借了二十个银圆和一只金戒子，又去找她那个当官的叔伯弟弟陈仁望借了五十个银圆。我到粮食局和盐务局，找到谢彬和吕迪两个有固定收入的同志，一听说这事，她们就把仅有的六十个银圆和一根金项链捐献出来，还打算去变卖值钱的衣服。宁君把唯一剩下的一件结婚纪念品－－父亲当年为她打的那条金项链也拿出来了，说是马上就要解放了，什么都会有的；大家伙搜遍了全身，又翻箱倒柜，什么纸币啊铜元啊－－堆在桌子上乱七八糟一大堆，终于凑上了180块银圆，外加几件首饰。
蒋老头把这些钱很郑重地交给宁君：“宁君啊，这次的任务可不比往常啊，你要尽一切努力把两个同志救出来，自己也得做最坏的打算，万一有什么不测，宁愿牺牲自己，也不能……从现在开始，你得割断一切组织关系，我们会派人和你联系的。”
宁君一走，我们就赶快搬了家，这样她即使是出了事情，特务也找不到我们了。
宁君拿上这些钱，把这180个银圆和首饰交给袁建之说：“先把我的两个亲戚买出来：一个是妹夫陈作仪，一个是表哥刘石泉。”
袁建之把宁君留在家里，自己拿上钱，买了一只火腿和一副麻将，给西南长官公暑二处的一个姓张的军事法官送去。见了面，他二话不说，就把钱递上去，那法官却说：“不忙，要等事情落实了才交钱。”说着起身就出去了。
袁建之坐在那里等啊等，一等张法官不回来，二等那张法官还是不回来，袁建之虽然也是见过世面的人，此时此刻心里也不由得有些着慌。这是明目张胆地为共产党买“政治犯”，杀头的罪啊，那张法官去找的都是些杀人不眨眼的特务，万一哪句话说得不合适，或者是什么地方出了差错，钱丢了不说，他跑不脱，我这里也跑不脱。人家都说共产党是提着脑袋在干革命，没想到现在自己也为共产党提上脑袋了。想来那些共产党成年累月这样提着脑袋过日子，他们是比我袁建之强。
那边袁建之在张法官家里着急，这边宁君在袁建之家里着急。袁建之怕的是把自己搭进去，而宁君想的那怕是搭进了自己，也要把石泉和作仪救出来。眼看三更都过了，袁建之沉不住气了，站起来想走，张法官这才匆匆回来，喘着气说：“不行了，我托的人已逃离了重庆，往成都方向去了。要是早一点，说不定真有办法。”
也就在这天晚上－－1949年11月27日的晚上，我和亚彬在30粮秣库，听到了从渣滓洞方向传来密集的枪响声：敌人大屠杀开始了。同志们在黎明前，被残酷的敌人杀害。这其中有我在一中教书时共过事的老师胡作霖，我的妹夫陈作仪、一直和我联系并传达指示的小袁袁尊一，我的同乡和战友刘石泉。
自从组织上发出了营救战友的紧急指示，在短短三个月内，我们尽一切可能做了很多工作。可是由于解放大军进展神速，敌人慌忙逃跑，我们的营救计划全部落空，就连张平河他们画出的那张宝贵的地图，也没有能够派上用场。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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