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向北
全家一片红
退到重庆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一家人住在歌乐山上的广益小学的旧校舍里，不久梅侠在谭幺姐的照顾下生下了儿子，按照当初她和作仪的商量，以希腊神话中那个盗取天火拯救人类的勇士普洛米修斯的谐音，给孩子取名为“伯洛”，满月后娘儿俩都过来和我们住在一起，虽然大家都在忙，也算过得安全。可是好景不长，后来搬来一个姓杨的退伍师长，带着他的太太和一群到处乱跑的孩子，还有勤务兵。别看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子，“警惕性”倒很高的，看我们家里常有各色人等进进出出，宁君的穿着又时髦得和大家不相配，禁不住心生疑窦，引起警察来查户口，看来这里不能住了，要赶快离开。
我又进城里去找到老朋友吴昌文。老吴说：“南岸弹子石有一个酒精厂，是广东一个姓蔡的老板开办的，现在停业了，我只派了一个姓李的同志在酒精厂守屋，可以去问问。”我马上就和老吴去南岸弹子石，找到这个停业的酒精厂，一看有四间小平房，周围有竹篱笆拦着，外面是通往唐家坨的小路，对面就是私立广益中学，隐蔽却不偏僻，是个很理想的住处。那个守屋的老李，是大革命时期的党员，后来失掉了组织关系，一直由老吴联系，政治上很可靠，很乐意我们去住。于是我们第二天就搬到了这个新家，诗伯、亚彬、宁君和梅侠也都过来了，在照顾她的儿子伯洛的同时，也帮着照顾民涛。
这个时候，邓照明邓大哥又奉命离开了四川，重庆和川东地区的工作，由重新组建的川东临时委员会领导，临委有五个委员，其中的两位卢光特和蒋仁风，就住在我们这个家里。蒋仁风是1925年入党的老党员，参加过1927年的八一南昌起义，在1947年下川东起义中，任川东游击纵队的参谋长和奉(节)大(竹)巫(山)工委书记，和彭咏梧同志一起作战，后来老彭牺牲，他被捕后逃出，来到重庆与我们住在一起，因为他年龄大资格老，我们都叫他蒋老头。
由于蒋老头和卢光特都是新组建的川东临委委员，我们家里就成了党的机关，成立起一个家庭党支部，大家都有了分工：诗伯作家长，主管机关事务，梅侠协助诗伯工作；亚彬与附近一个姓夏的农民一起去卖小菜；宁君在江北的一个中学教书，星期日才回来，我和蒋老头老卢每天早出晚归，进城去各干各的工作；我们是一群职业革命者，没有社会职业，也没有固定收入，吃的大多是白菜、萝卜、青菜，赚上两块钱，割两斤肉回来打打牙祭。但是我们过得很快活，青菜萝卜也吃得有说有笑的，真是个和睦的大家庭。
1949年，是中国翻天覆地的一年。这一年的3月，中共中央由偏僻的西柏坡迁至当时的北平，江山易主的大局已定。4月23日，解放军大军渡过长江，占领国民党首府南京；5月3日解放了杭州，17日解放了武汉，27日解放了上海……胡宗南部队仓皇从秦岭退入四川西南的西康省，准备负隅顽抗，蒋介石、何应钦及桂系也打算迁都重庆，以地势复杂的西南地区为基地，与共产党分庭抗礼，形成割据的局面。据此，中央军委于5月23日发出指令：命令进军西北五省的第一野战军届时分兵入川，第二野战军准备从贵州入川，第四野战军在云南布局，采用远距离大迂回动作形成大包围困，要把蒋介石的队伍在西南这个最后的据点，彻底干净消灭掉。
七一党的生日快到了，诗伯有了心事，对我说：“因为作仪被捕，梅侠的组织问题到现在都还没有解决。你在宁君入党的事情上就讨了埋怨，现在快解放了，你还打算让梅侠戴着‘白帽子’迎接解放？”诗伯的这句话，的确戳到了我的痛处。这些年在我手中解决了不少人的入党问题，可是宁君和梅侠这样的亲人却迟迟没有解决，这其中既有客观原因，又有我本人的“私心”。
客观原因，是她们错过了一些机会。抗战初期的1938年左右，我们党吸收了一大批党员，我和父亲，妹夫陈作仪，还有肖钟鼎等人，都是那时入的党，我们这些人，后来被统称之为“三八式”。我入党没多久，就承担起发展新党员的任务，在自己教书的乡村小学里，就发展了六七个学生，后来去到江油，也在两个小学发展了一批小学生，他们当时的年龄，大都在十四五岁左右。接下来，停止发展组织。当时在南方局领导下国统区，进步青年很多，大都够入党条件，都只是把他们吸收在“民主青年社”、“新青社”等党的外围团体，就连在党直接领导下的“孩子剧团”里，也没有吸收一个党员。就宁君的条件来说，不说家庭父母的直接影响了，就拿她在“孩子剧团”和“中华剧艺社”的表现，还有这么多年来和我们一起从事的这些工作成绩，怎么说都远远超过抗战初期发展的一批党员，特别是在我手里入党的那些小学生。可是那些时候，要不然就是当时党的方针不允许，要不然她不在我身边，……要不然就是因为我的“私心”。我这个人和父亲一样，为了别人事情敢于上刀山下火海，可是涉及到自己的亲人，就怕人家说我“以权谋私”，因此无论宁君怎么积极争取，在她的入党问题上，我都拿着放大镜来挑毛病，什么遇事爱发“小姐脾气”啊，小资产阶级情调，喜欢打扮啊，生活中“娇气”啊……事情就这样一直拖下来。到后来宁君一提这事就生气，干脆越过我直接去向上级反映。1947年秋天，小袁来向我交代了去明月场策反杨绍云的任务，然后很认真对我说：“宁君告了你的状哦，说你不关心她的进步。在这个事情上，我已经与宁君做了几次长谈，认为她经过长期地下工作的锻炼，已经具备了入党条件，而且又有着强烈的入党要求，决定解决她的组织问题。”就这样，14岁就进入革命队伍工作的宁君，终于在十年之后入了党，然后高高兴兴去了岳池，参加起义前的准备工作。可是梅侠的问题却一直都没有解决。1944年，梅侠从那个败落的大家庭出来后，就一直跟我和父亲在一起，她活泼乖巧，做事情又很努力，父亲把她认作了女儿，和我一直是兄妹相称，陈于彤夫妇也特别喜欢她。以后的岁月里，无论是教书也好，卖煤也好，她跟着我们一路漂泊，父亲去重庆民生公司谋职，把她和柳青也带了去，柳青留在父亲身边照料生活，梅侠进了社会大学，在那里认识了陈作仪，结婚后成了他的有力助手，做了不少的工作。期间作仪两次被捕，第二次被敌人送进了渣滓洞，从此杳无音信。梅侠把一岁多的女儿托给母亲照看，怀着肚子里的孩子跟我们上了山，参加了华蓥山武装起义，后来积极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又为山上找到了一部电台。她的这些表现，都已经具备了入党的条件，可是也是因为诸多原因拖到现在。眼看临近解放了，上级又指示停止发展党员，看来再不积极想办法，恐怕真的要像诗伯说的，让她戴着“白帽子”迎接解放了。
因为关系到梅侠的政治生命，我决定要“徇私”一回。当天晚上蒋仁风蒋老头回来，我正式把这个问题向他提出来。蒋老头说：“梅侠的问题早该解决了，只是由于特殊原因才拖了下来。这样吧：特殊问题作特殊处理。你来做她的介绍人，我来批准，咱们就在这几天，为她和其他两位同志举行入党仪式吧！”于是就在“七一”前夕，梅侠入党了。
与她同时入党的两位同志，一位是我的老乡、《大公报》的谭竹安，也就是作仪的上级彭咏梧原配夫人谭幺姐的弟弟。竹安在学校的时候就是个进步青年，后来又和老彭的第二个夫人江竹筠一起工作。老彭在川东牺牲后，江姐被捕关进了渣滓洞，竹安动员他的姐姐谭幺姐来重庆抚养老彭与江竹筠的孩子小云，为党作了不少工作。另一个是和陈作仪一起在“青年会”工作的李华，经常为作仪传书带信，掩护同志，是作仪最信任的人。作仪被捕后，他那里又成了我们的联络点。他们俩早就准备接收入党的，也是因老彭的牺牲、作仪的被捕耽误下来。
要解放了，我也为本来就具备条件的同志和亲人解决了入党问题，心里美滋滋的。宣誓完了，大家聚在一起美美地吃了一顿饭，蒋老头一手举起酒杯，一手比成个“八”字，对诗伯说：“陈大姐，你扳起指拇算算，现在你们全家都是党员了，连同牺牲了的老廖和老林一起，八个共产党员啊，真是全家一片红。”
诗伯听了这话，乐得合不拢嘴。
我们在南岸的生活一直都比较安全，进出很隐蔽，交通又方便，真想一直就在这里住到解放。没想到有一天，这样的安全又被打破了。这天中午，梅侠带着民涛出去散步，一抬头看见对面走来一个人，两个人一对面，都禁不住一愣，随后都装着不认识，擦身而过。梅侠绕了好大个圈子，匆匆回到家里，把情况一说，大家都面面相觑，脑子里同时闪出四个字：赶快转移！梅侠碰上的这个人，是前一段时间她在巴县马王坪幼儿园工作的时候，巴县教育局的一个“熟人”。这家伙是特务外围组织的一条小狗，成天不务正业，专门向特务机关打进步教师的小报告，把梅侠列上了特务的黑名单，幸亏梅侠预先得到了特务即将逮捕自己的消息，才转移到了南岸来，同我们住在一起。现在这家伙又在这个地方和梅侠碰上了，虽然没有明确知道我们的住处，可是梅侠带着个孩子，又是个大肚子，显然就住在这附近。眼看重庆就要解放了，我们这个家里聚集着这么多的人，又是党的机关，出了问题可不得了。
第二天，我们在南岸的这个热闹的“家”，就成了空屋：亚彬去了一个新兵营当兵；诗伯和蒋老头去海棠溪租了一个门面，开裁缝店；老卢也转到了另外一个同志家。梅侠由老卢带领，带着伯洛去了一所小学隐蔽起来，一直到解放。宁君不回来了，长住在学校的宿舍里，我自己呢就进城去，到杨森办的那个“艺术馆”去找老吴，找他想办法。
虚惊一场
老吴工作的艺术馆，在市中心精神堡垒(解放碑)不远的大众游艺园里，这个重庆最热闹的地方，里面赌场妓院烟馆戏院什么场合都有，小偷、妓女、乞丐、流氓、艺人、特务……三教九流各色人物都在这里云集。艺术馆是当时在重庆当市长的杨森为了装点门面成立的，办公室就设在大众游艺园楼上的几个房间里。艺术馆的馆长周稷，是杨森的同乡，也是吴昌文在上海美专的同学。周稷本人无党无派，并不关心政治，但是他头脑清楚，知道国民党和共产党谁好谁坏，尽管十多年前在上海读书的时候就知道吴昌文的政治身份，还是委任他在馆里作总务主任，把内外大大小小的事务，一概交给老吴包办，自己当了个不管事的“甩手掌柜”。这样一来，我们便借着老吴的“权力”，在这里大展拳脚：馆里搞戏剧、绘画、财务的几个职员，都是老吴找来的进步人士，就连伙房里的采买打杂人员，都是我们由合川撤下来的几个战士。楼上那几间空着的办公室，是我们掩护同志的临时招待所，老吴把其中的一个房间，交给我居住。可是这里的特务这么多，时不时要吆喝着查户口，我成天进进出出，没有个理由也不行啊，于是我又去重庆大学，找到了曾经为小杜他们安排隐蔽的杜刚伯教授。杜老是北大毕业的老教授，陈毅的好朋友，他在重庆办了两个学校－－“东方人文学院”和“草堂国专”，我就是他委任的学院驻城办事处主任－－名正言顺的林大主任。
我这个“林大主任”光有头衔没有工资，工作就是利用这里的条件油印发行学习资料，让大家好好学习党的方针政策，一旦解放就能迅速适应工作。
这些资料有《挺进报》和《反攻》这样的地下刊物，有同志们收听抄录下来的《新华社》时事新闻和社论，甚至有刚刚闭幕的“七大党章”。印刷的地点，就在我的寝室里，尽管大好的形势让我们时不时都有些“得意忘形”，可还是把印刷的时间大都安排在晚上。这天晚上，我同从合川下来的刘银洲在房间里清理刚印好的“七大党章”，准备带出去分发，突然听到外面响起了急刹车的声音，接着一阵喧哗。我探头一看，昏暗的路灯下，一大群特务哗啦啦跳下了车，在游艺园的大坝子里散落开来，弯着腰鬼鬼祟祟的找什么，看不清楚在搞什么鬼。我和刘银州以为是谁告了我们的密，急忙掀开褥子，打算将这批印刷品放在床垫下藏起来，准备应付检查。
忽然“砰”的一声，门被掀开了，一个人嘴里叼着一支烟，直愣愣地立在门口。我只觉得头皮一麻－－我的个天，我们怎么会这样大意：居然没有拴门！
时间在一瞬间停止了，足足有好几秒钟，这点时间足够我清醒过来，看清了那人的面目：原来是住在我们隔壁的王嘉仁。真是活见鬼了，他怎么偏偏在这样的时候走错了房间，又偏偏遇上了我们没有栓门这样千载难逢的“时机”，把这一切都看了个一清二白。他到底是有意为之还是无意为之？！
我一伸手把他拉进来，随手关上了门，对他说：“你都看见了，现在随你怎么办。要是去当人肉贩子，把我们卖给下面的特务，我们跑不了，你也没有好下场；要是愿意为我们作点好事，将来是不会亏待你的。”
王嘉仁此时也清醒过来，指着自己的鼻子尖笑了：“去告发你们？你看我像那号人？我早就想对着草鞋作揖－－一走了之，怎么还会去告发你们？快点把东西搬到我寝室去。”
这个王嘉仁，虽然是留学法国、比利时、瑞士三国的“大学士”，在特务的心目中却是一个不中用的潦倒文人。他生逢乱世，满肚皮的学问无处施展，成天衣冠不整，发不完的牢骚，骂不完的怪话。他的寝室里，满地是烟锅巴，床上堆着乱七八糟的书报，床下塞满了烂鞋子臭袜子，烟雾弥漫、臭气难闻，我在这里住了这么久，从来没有看见有谁进去过，此时此刻，这当然是最保险的地方。我和刘银州二话没说，赶快把“危险品”搬进他的屋内藏起来。
艺术馆被特务们围得水泄不通，谁也不准进出，我们回到自己房里，沉着地商量着如何应对下一步可能发生的任何情况。过了好一阵，汽车的声音又起了：特务们走了。后来才知道，他们那天并不是特地来搜查艺术馆的，而是用探听器来侦察我们的秘密电台。
一场虚惊过去了。
解放后，这个帮助过共产党的“大学士”王嘉仁，被我们安排在一个大学里教书。那个时候，像王嘉仁那样愿意帮助我们的人，在老吴手里有一大批，有的是无党无派的民主人士，还有些是在大革命时期入党的老同志，因为各种原因与党失掉了联系。这些人中有市参议会的秘书，有盐务局的中层干部、有国民党军队中的军官、有粮食部的专员和职员，还有大中学校的教员，做生意的老板……眼看全国要解放了，大家都恨国民党，愿意为我们工作。有个叫严静予的，在伪参议会作文书收发，经常向我们反映参议会的情况和敌人动态，还动员一些同志去军队做策反工作……临解放前夕，国民党的宪兵警察和特务经常在大街上，甚至闯进居民家里搞突击检查，谁没有身份证就抓去关起。这对我们那些撤退下来的同志，是很大威胁，吴昌文就通过他大姐找到她的干亲家－－杨森的机要秘书，拿来很多盖了市府公章的空白身份证，谁需要就给他一张填上，同志们都笑着说：这真是“吉人天佑”，老天爷要保护我们，国民党有什么办法？
解放后，我们为其中一部分同志解决了遗留下来的党籍问题，其余的根据他们的经历和能力，大都安排了工作。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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