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向北
清理组织
1948年岳武起义后，由于国民党的疯狂镇压，起义地区党的组织多已遭受破坏。参加起义的同志，包括共产党员、游击队员和红色群众，有的撤离疏散，有的仍在原地坚持战斗，他们迫切地要求与党组织取得联系。
根据党的指示，从1948年10月起，我与刘石泉负责清理岳池、武胜、合川等起义地区党的组织和撤退到重庆来的一些同志们的掩护工作。1948年底，石泉同志不幸被捕，以后就由我负责，直到解放。
华蓥山武装起义后，国民党惊恐万状，调动了罗广文的部队，内二警、保安团以及各县的自卫队、乡保武装数万人，对起义地区的人民进行血腥镇压，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日夜四处搜查，企图对党的地下组织限期清剿歼灭。在这极为困难的情况下，一部分同志撤了，仍有不少同志在原地坚持战斗。因此，我们一面掩护撤下来的同志，同时对起义地区的组织进行清理。为了接受石泉同志被捕的教训，在清理过程中要积极慎重，严格审查，设立联络点，采取单线联系。
负责清理合川起义地区组织的有杜文举、杜修明、刘银州、唐荣华等同志。
合川金子地区包括金子坨、钱塘、泥溪、会龙、沙鱼、双河、七间、利泽、永兴、三庙、临江、云门、天星和武胜的真静、街子、龙旺、清平、南溪等二十二个乡镇，早在1943年初，陈伯纯根据南方局的指示，就开始经营这块土地，到起义前夕，有二万多名农协会员，一千多名三抗(抗丁、抗粮、抗税)社员，三百多名武工队员，一百多名党员，起义时这个地区参加的人很多，声势大，国民党也特别仇恨，把这一带作为镇压的重点地区，但这里的群众基础好，消息灵通，对敌人的动态了如指掌，他们根据情况，该转移的就及时转移，能留下的就想法隐蔽，有的是看一看风向，暂时避一避，没有事就回去，一些暴露了的主要骨干都转移了。敌人多次清乡，有些党员和群众被抓去吃了很多苦，表现很坚强，有的同志竟遭到杀害。
1948年10月，刘石泉来到重庆，与刘银州、唐荣华接上了头，并叫他们负责清理合川金子地区撤下来的同志。石泉被捕，我与他们联系上了，通过他们，先后对撤退到重庆来的陈立洪、王子云、唐少武、唐伦泉、黄玉声、黄济州、陈金全、管滋文、管云武、王府安、唐先礼、王兴庭、王忠成、王功府、张绍清、周二合等同志恢复了联系。
另外，因为银州同志在上面扯得很红。不能去合川，就由他通过陈金全作为联络点，同留在金子地区的有些同志取得联系，如唐治武、黄绍朋、蒙品山、胡志清、陈克明、刘炎武、刘仲凡、周少志、刘学成、刘浩然、陈国凡、陈德万、李白广等，他们有时派人来重庆汇报情况，组织的意图又通过刘银州、唐荣华去传达。
1949年6月左右，陈亚民、罗又新、陈志明、王志仁、涂兆星、涂兆吉、赵平原、陈正言等同志由成都转来，刘银州到两路口巴山茶社等了三天，没有接到，后由唐荣华在春森路通过另一个联络点。才找到他们。
杜文举曾三次去到合川起义地区。
第一次是1948年10月份，他根据刘石泉的指示，回到起义地区看看党的组织情况和敌、友动态，作继续武装斗争的准备。他去到小沔溪，与杜宜帆、柏岫云、张寿彭等同志接上了关系。有的同志撤出来了，其余的同志都已分散隐蔽，杜文举了解到这些情况也很高兴。回到重庆，准备请示组织后，立即转去，可是等了20多天，没见到刘石泉，很着急。便于1949年1月份第二次回到合川。这次去的地方较多，到了小沔溪、渭子溪、庆合乡、龙市镇、肖家场，孙家场、会龙乡、钱塘乡、合川城内，会见到很多潜伏下来的同志，他们自动把分散隐藏的一挺机枪，六支手枪和十余支步枪集中起来，放在龙市胡绍仁的家里，并调集了十余个游击队员，组成了一个小型的武工队，一面等待组织上的指示，同时派王志希去山上与袁昌遂联系，后来才知道袁昌遂在广安牺牲了。杜文举急忙赶回重庆，这时刘石泉已经被捕了，后通过冯群生与我取得联系。
1949年5月份。我又派杜文举第三次去合川，主要任务是传达上级指示：不再搞武装斗争，把枪分散保存，要掩护下来，保存力量，团结群众，作好护枪护粮等准备工作，迎接解放。
到了7月份，杜文举还未回重庆，我有些担心，怕在上面出了事，因当时罗广文的部队和彭斌的内二警又开始大清剿，白色恐怖笼罩着华蓥山区，城乡岗卡林立，路断人稀。我于8月去到合川，按照约定的时间在合川北门外观音阁与杜相会，我假装在庙内一根长板凳上躺着乘凉，久等不来，路边卡子上的乡丁不时进庙来贼眉贼眼的看了看，又出去交头接耳的说悄悄话，我看是要准备理麻我了，便立即起来拿出香烟给乡丁们散发，并暗示我是从重庆行辕来办案的，正在这时，小杜带着一乘滑竿来了，我故意骂了他几句，并说王大爷请客等得不耐烦了，快走！随即乘上滑杆，越走越快，转了两个弯，迈过了乡丁，叫滑竿进城，我同小杜沿小路去到河边，因当时敌人戒备森严，城里城外，都布满特务，找个谈话的地方都很困难，只好以下河洗澡的方式，在河里边游边谈，小杜介绍了敌人在邻水、大竹、渠河两岸大屠杀的情况，他们的工作很艰苦，白天隐蔽在稻田里，晚上才出来活动。杜文举的家是刘石泉建立的交通联络站，通过他父亲以保长的身份做掩护，他弟弟杜文成作交通员，和当地进步群众一道，把许多同志转移到安全地方，枪支弹药也分散隐蔽起来。因此虽然敌人疯狂的搜捕镇压，群众的情绪仍很高，我们的人和枪都未受损失，后来把下一步的工作作了布置。我们在河里谈了三个多钟头，当时天已渐凉，我又在打摆子，嘴唇发紫，说话打哆嗦。黄昏时，我们分手，当晚他睡在—个肉店案桌上，天亮时被卖肉的赶走。我沿着河边，向蒋廷藩的叔叔蒋南斗的家里走去，在那里医治了一个多星期才转回重庆。
我回到重庆不久，杜文举也到了重庆，原来我们分手不到两天，秦鼎叛变，供出了杜文举—家，杜文举的父亲和弟弟杜文成被捕，杜文举半夜越墙而逃，经过十几道关卡，才脱险出来。
杜文举在敌人四处追捕的险恶情况下，三次潜入起义地区去清理党的组织，除撤退出来的以外，还有大批同志根据党的指示，潜伏下来继续战斗，如小沔溪的杜宜帆、杨岫云、张寿彭、谢铁匠、卿慎吾、邓素一，庆合场的王志希、彭绍虞、王伦、徐天民、徐泉君，龙市小学的彭灿碧（烈士）、杨连芳、喻素凳、胡绍仁，会龙乡的杨全生、林又生，钱塘乡的樊德清、郭余成、肖思敏、肖星衡，合川城内的曹建、何乔，肖家佛门地区的有石映帆、刘明千、谢天荣、杜邦怀、杜先楚、庹文甫、龙正中、龙裁缝、王建名、杨民德、杜邦淑、何岳武、喻重清、喻少文、蒙进富、黄仁贵、王心德、杜玉山等四十余名同志（还有少数同志记不得名字了），其中有的是杜文举发展的党员，有的是刘石泉交下的关系。
秦鼎是个土匪，经过教育，最初表现尚好，参加起义时，打仗勇敢，起义失败后，还带了两个人和一挺机枪在合川钱塘一带活动。杜文举第二次去合川时，与他取得了联系，考虑到他的安全问题，要他一同转移到重庆，此人本性未改，到了磁器口，骗取胡绍仁出售的60石米的钱，在沙坪坝汉渝路上佃了一间房子，整天胡混，并同内二警的一伙人和沙坪坝警察所巡官和警察打得火热，一直劝说不听，估逼要钱并威胁说“不给钱用，我就不认黄了”，考虑到这是—个危险人物，决定与他断绝关系，与他相识的同志都已转移，他又跑回合川，在途中被国民党抓去，投敌叛变，象疯狗—样乱咬，并带着特务四处抓人，有八十余人被捕，其中绝大多数是支持和参加过革命斗争的群众，如被他出卖的杜文成等三十余人都关在重庆石灰市监狱，解放时才逃了出来。
岳池在华蓥山山麓，从20年代起，由党领导的革命人民，就不断的与军阀、国民党进行武装斗争，特别是河东七场，原是当年游击队的根据地，这次伏龙起义，又是在这一带，罗广文、内二警、保安团的主要兵力也就放在这里。
经过数十年革命锻炼的华蓥山区人民，在二三十年代就战胜过军阀罗泽州、杨森的连年围剿，何况是在这胜利在望的前夕。虽然敌人进行惨无人道的梳篦清乡，但山区的人民不畏敌人的残暴，他们采取各种办法，甚至用生命来保护自己的队伍，保护共产党员和游击队员，出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
河东七场的罗渡溪，这里是当年岳父和诗伯领导的游击队根据地，也是这次老刘和诗伯活动的重点地区，起义失败之后，同志们报仇杀敌的情绪也非常强烈。冯群生本来是起义的重要骨干，早已上了敌人的黑名单，撤到重庆后，被安排在国民党一个师管区作文书。他接到老刘“清理组织准备战斗”的指示后，与另外两个同志穿上国民党的军装，大摇大摆的回到罗渡溪他的老家。离家还老远，冯群生就听见哭声震天，家门口围了一大堆人，他心里一紧，扒开人群挤进去，才知道是祖母去世了。自己走了才没几天，祖母怎么就……完全没有思想准备的冯群生从头凉到脚，“扑通”一下跪倒在祖母灵前大哭起来。他这一哭，让满屋的人都大吃一惊：这个被国民党到处捉拿的人，怎么会大摇大摆回来了？不是说他是共产党吗，怎么又穿着“国军”的军服？几乎就在一瞬间，客人都走空了，包括那些仇恨国民党的，也包括那些害怕共产党的，统统消失得无影无踪，以至于冯群生一连几天，连一个需要联系的人都找不着了。他知道事情不妙，很快也离开了。事情已经败露，回来的路上再也不敢穿国民党的军服了，更不敢再三个人一起走。冯群生找了件破褂子穿上，连夜拣着小路赶回重庆，没想到第二天一大早，就和几个乡丁在一条狭路上相逢，对方把手里的枪一横：站住！大清早的，干什么去？
是啊，这么早，自己急急忙忙的，干什么去呢？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他进也进不得，退也退不得，更跑不得：你还有枪儿跑得快？平时怪机灵的冯群生，居然也一时语塞。那几个乡丁一看，扑上来就要动手抓人，就在这个时候，冯群生突然发现前面一个农民正在门前磨刀石上，“嚯嚯”地磨着割谷子的镰刀。他灵机一动，朝那农民喊道：“老板－－今天割哪块田的谷子啊？”
几个乡丁一听：原来是给人割谷子的短工啊，怪不得这么早呢。这才把枪拿顺了，放他过去。
1949年5月和8月。我派朱重光先后去合川小沔溪和岳池去清关系，却因罗广文部队和内二警在华蓥山进行大清剿，虽冒险到了目的地，却又找不到接头的人而退了转来。以后又通过其他关系，才与起义地区的同志取得了联系。
当时由岳池起义地区撤到重庆来的同志分别由朱重光、杜修明、廖亚彬等联系。
朱重光是参加党较早的—个老同志，起义时，曾作过中队指导员、支队政委。在重庆，由他联系的有党员秦跃、段清云、屈映、徐荣恒、伍登余、朱联阶、黎绩业、杨维中、韩明楷、严泽民、蔡锡山、詹天兴、蔡学尧、杨英杰、詹天柱、刘怀进等同志和一些进步群众。
另据朱重光反映：当时由他发展和联系的同志，根据组织指示，就地掩护，直到解放的有20余人，如陈海泉、胡焕章、陈世国、陈世怀、陈元光、陈玉阶、唐代荣、黄兴全、黄兴士、黄忠学、邹家敏、唐远道、唐在模、陈文士、夏大川、黄兴建、蔡才伟、徐泽周、唐永瑞、周高荣、唐华栋等。
杜修明早年在新华日报工作，参加岳武起义后，撤到重庆，根据刘石泉的指示，负责联系了从岳武撤下来的一些同志，如田应泗、王庸、赵子正、李成、冯群生等。
由杜修明负责联系的还有八工委的一些同志，如刘毅、陈北航、罗仁杰、杨俊生、陈积光、刘西光、康学伦、王德明、但自强、刘正荣等，他们分住在重庆城郊和巴县，杜修明离开重庆后，就由刘毅联系。解放后，由蔡依渠负责接上他们的关系，另有黄永清、张良玉、王碧云等同志，因徐也速被捕转移到外地。
另外据杜修明、杜文举反映，1948年春，由杨奚勤、刘石泉直接领导，有鞠成之、杜修明、杜文举、龙正中组成的广（广兴场）、肖（肖家厂）区委共有20多名党员，如王景辉、杨询、周兴俊、黄旭光、邱潮湖、李先泉、杨昨福、陈松山、杨吉生、周登述、刘昌全、张正三、唐玉坤（渣滓洞牺牲烈士）、杨培基、张医生、张英、徐庶华、杨明德、李富明等，这些同志有的转移，大多数同志就地坚持战斗。
另外，廖亚彬在重庆与胡学清、徐荣恒、付中华、周德全等联系，并负责安排他们的工作。
1948年10月以后，从武胜到重庆的党员，如在北碚掩护的谢志光，在南泉新专读书的王镛，在东方文学院读书的田应泗，在北碚师范教书的谭优学，在小什字派出所的王香西和在南泉掩护的王屏藩等先后接上了联系。
谢志光—家住在北碚，生活很差，以卖洋线为生，1949年5月后，由他和王镛、田应泗先后去清理武胜的组织关系，同时传达上级的指示，准备迎接解放，帮助当地党组织开展工作。武胜城内的党组织尚未遭受破坏，谢志光先后与何隆升、任志、段维彬、罗纯一、陈朝武、舒维正、张志明、黎世忠、孙先明、游定国、彭胤伯、彭创凡、雷杰生等同志接上关系。1949年10月由谢志光通知何隆升来重庆，在观音岩何的亲戚家与我见面。听了武胜的情况汇报后，并同他认真研究准备迎接解放的有关事宜。这些同志根据党的指示，在不暴露的情况下，通过党所领导的—个外围进步组织励志社的成员（多系学生），在群众中进行形势和党的政策教育，作好调查研究，保护粮食和机关档案，监视敌人活动等工作。陈朝武、彭胤伯、彭创凡等同黄又常—起去做武胜兴龙乡伪自卫队长李中恒、伪副乡长的策反工作，他们表示愿跟共产党走。随后李中恒已升任保安中队长，陈朝武乘机打进去作文书。临解放时，县内其他保安队都拖出去“打游击”，而李中恒没有跟着去，并将人枪全都交给解放军听候处理，而武胜城内也未遭破坏，解放时这些人参加县大队守卫城门。
趁着敌人招兵买马的机会，我和老谢把从武胜退下来的小王王西香，安排进了市中心的小什字派出所当文书。不久，小王下班时，忽然发现自己办公桌的抽屉里，被人塞进了两张《挺进报》。小王不动声色收起了《挺进报》，当天晚上就交给了老谢，老谢又赶快转告我，我们凑在一起冷静地做了分析，认为有两种可能：一是派出所里有思想进步者，得到这两份《挺进报》后，传给他认为可靠的人，以扩大宣传；二是特务对小王有了怀疑，故意找来两份挺进报试探他。不管是两种情况中的哪一种，都不是好事情，说明小王平时的言行引起了别人的注意。可是我们想了又想，怎么也想不起平日里小心谨慎的小王，什么地方出了漏子。
小王现在处的位置，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撤吧，是要保险一些，可万一是个“偶然”，我们不但损失了一个极好的“阵地”，还成了“此地无银三百两”，曾经在派出所这样的地方混过的小王，和很多警察都成了“熟人”，再也不可能在重庆城里露面，只有再往外面转移，那将是非常麻烦的。不撤吧，当然有些危险，可是我们分析来分析去，无论是什么人，都仅仅是“怀疑”和“试探”而已，只要小王不动声色，即使是特务干的，量他们一时半会也不敢怎么样。我对老谢说：“你告诉小王，叫他稳住，不要惊慌，看看事态的发展再说。”后来果然没有动静，我大松了一口气，此事也就不了了之，可是在我心中一直都是个谜。解放后，我遇上了从渣滓洞监狱里逃出来的肖钟鼎肖司令，这个谜才解开了，说起来令人不敢相信：那两份《挺进报》，居然是他在非常偶然的情况下，塞进小王的抽屉里去的！这件事情，说起来话长。当年肖钟鼎把已经暴露的我父亲送去了江油，接着我又走了，后来他自己也奉命离开了万县，先是去了通(江)南(江)巴(中)地区办松烟厂和纸厂，接着又去宜昌，做川鄂绥靖公署长官潘文华的策反工作，再后来也来到了重庆。《新华日报》被国民党查封后，中共中央代表团和四川省委都撤回延安去了，他和我们一样，也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不同的是我们后来接上了，而他到现在也没有能够接上，只好先加入了“小民革”准备搞武装起义。他猜想我手里有党的关系，希望我能想办法帮他接上头，请党组织派人去具体指示。
我立即将这个情况告诉了黄友凡。老黄曾经于1939年在万县地区所属的巫山县工作过，对肖钟鼎的情况也有所了解，经过多次研究，同意解决他的组织关系，然后通过他把党的有关指示传达下去。于是我约了肖钟鼎，在离小王派出所不远的华华茶馆里见面，把这个决定告诉了他。
脱了好久的组织关系，就这样一个偶然的机会接上了，肖司令高兴极了，老黄走后，又和我叙了很多旧事。他听说我父亲已经因病去世，非常惋惜，说你父亲啊，是个好人，忠心耿耿，厚道热情，干起工作来简直就是拼命，可惜死得太早了。他也知道我和诗伯的女儿宁君结婚了，问起我诗伯的情况，我只简单地说了句：“她在重操旧业。”肖司令一下就明白了，连声说：“好好好，你还记不记得，当年我们在万县西山公园的时候看她打枪？咳，原先我只是听你父亲说过她会打双枪，还不大相信，当场就递给她两支快慢机，她一只手拿上一支，打香火，一甩手就是一枪，一甩手又是一枪，枪枪弹无虚发，而且左手比右手还打得好！难得啊难得，一个女人家，身经百难，不屈不挠，是个难得的女英雄啊。”他停了停又说：“我们好多人当时都以为，你诗伯会成为你的妈妈，可惜你父亲没有这个福份，这件事情对于他们两个人，可能都是终身的遗恨了。”肖司令对于诗伯的钦佩，延续了他的一生。我们这次谈了两个多钟头，分手的时候，我给了他两份刚刚出来的《挺进报》，他揣进怀里，若无其事走出了茶馆，赶往朝天门，准备过河回他在江北的住地，可是才走到五四路口的“白敬宇眼药铺”门口，忽然上来两个便衣特务，二话不说把他拉上就走。肖钟鼎当时还不知道自己是被“小民革”里的一个叛徒出卖了，心里只是盘算怎么处理我给他的那两份《挺进报》。
当时特务满街乱抓人，其实是没有什么证据的，可是这两份《挺进报》要是让特务搜了出来，就是铁打的证据了。说来也巧，两个特务顺路把他押到小王所在的小什字派出所，然后一个出去买烟，另外的一个去上厕所，肖钟鼎一看机会来了，赶忙将《挺进报》塞在身边办公桌的抽屉里－－这个办公桌，就正好是小王的办公桌。
过了一会儿，两个特务进来，把肖钟鼎带到了那个臭名昭著的特务机关－－老街32号，然后又作为嫌疑犯关进了渣滓洞。不过“嫌疑”终归是“嫌疑”，因为没证据，即使在渣滓洞里，也始终没有能够定他的罪。现在想起来，这件事情真是无巧不成书：要不是两个特务急着要抽烟要撒尿，也不会把肖钟鼎押到小什字派出所，让他坐在小王的办公桌前；要不是遇到小王，这事情恐怕要闹大；要不是我和老谢的冷静，小王也会有危险；可要不是我自己给了肖钟鼎这两份《挺进报》，我和小王老谢都不会虚惊这一场；要不是老肖他的脑筋灵活，这两份《挺进报》，将有可能送掉他的老命。
1948年岳武起义后，除在起义地区进行了以上工作外，在重庆也进行了一些组织接转工作，如北碚勉仁学院的周述执和唐宦臣、答相舜，川教院的赵子正，还有彭洋、汪国桢、屈清莹、成征一、余国材等同志的关系，并分别交由组织转出去了。
由于当时山城形势险恶，特务四处追捕，由华蓥山撤下来的同志，为了安全起见，同时有些地方又需要人，在1949年夏季开始先后转移了杜文举、朱重光两同志去涪陵，杜修明、王屏藩、冯群生、李成、陈亚民、周朗之、成征一等同志去万县、云阳开展工作。
另外，在1949年上半年，经过组织批准，先后吸收了林梅侠、李华、谭竹安、张平河等同志入党，这些同志都是经过长期考验。在党的直接领导下，为党作了大量工作，一直表现很好的。
与此同时，还通过吴昌文联系了一批同志。
吴昌文是大革命时期入党的老同志，1938年与我在万县一同参加加过抗日救亡活动，以后一直保持着联系，1947年夏，在重庆会着，他告诉我，他联系有一些三十年代参加过党，后因各种原因与党失去了联系的老同志，现在积极在找党。迫切要求为党工作。
由吴昌文直接联系的有：在重庆粮食部门工作的刘竹贤、吕迪、吕以哲、李敏政；在川东盐务局工作的谢彬，在复旦中学教书的周壁光，以作生意为掩护的傅洁予。由吴昌文通过严静予联系的有杨明宇、陈微波、邓朝阳、王国华、柴明群、冷肖炎等。根据组织决定，先与他们发生工作关系，关于组织问题，待审查清楚后，视其工作表现再定，这些同志当时表现较好，他们根据组织的指示，作了许多力所能及的工作。解放后一般都作了安排，有的解决了党籍。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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