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向北
暴风雨来临
一转眼，1948年的夏天到了。
这天小袁来告诉我：“起义的准备工作已经进行到关键时刻，华蓥山那边情况很紧，急需要人，曾大哥希望你赶快去，你作好准备吧。”
我在杨家窝了好几个月，躲躲藏藏的不说，还给人家当孝子贤孙，一想起心里就不痛快，巴不得到个什么地方去出口大气，就对小袁说：“到战场上与敌人面对面的打拼还干脆痛快些，我没有甚么准备的，随时随地说走就走。”
这天晚上，宁君下来了，这多年从没有见她这样高兴过，红光满面的一把拉住我说：“曾大哥知道你在原来工作的地方出了问题，正好我们山上需要人得很，派我来接你快些去。”刘大汉也说：“最好多动员一些进步的青年上去呢。”
我从来没听说过什么刘大汉，问她是谁，宁君一边为我收拾东西一边故作神秘：“他现在是我们的领导，还说与你熟得很的，你见了面就知道了。”
和我们一起上华蓥山的，还有我妹妹梅侠。此前不久，妹夫陈作仪因叛徒出卖再次被捕，很快就被关进渣滓洞，再也没能出来。又有了身孕的梅侠到处设法营救却没有结果，被仇恨和革命的热情鼓舞着，决定用“积极的斗争代替消极的营救”，把女儿托给了二伯娘照看，和我们一起去了岳池。
还没到家，就听到远远传来“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的歌声，宁君得意地对梅侠说：“你听，这歌是我教的。”梅侠也来了兴致，说：“我也学会了很多新歌，也可以做音乐教员的。”我们有说有笑的往前走，路上碰见几个背着枪的小伙子，和一群叽叽喳喳的小娃娃，看见宁君都笑着打招呼。
到了家里，看见诗伯把头发剪得短短的，包了一根青丝帕，穿一件青色的夹滚衫，脚蹬一双黑色的胶鞋，让我想起那些当年她在游击队里的故事，禁不住喊了一声：“诗伯你好威武啊！”诗伯抱住梅侠，刚刚问了声“作仪的情况怎么样了”，梅侠的眼泪就扑簌簌往下掉。诗伯不问了，拍着梅侠说：“不要难过，我们会救他出来的。”
屋内人来人往，挤得让人转不过身来，灶屋里更是热闹：一口灶上蒸着一大甄子干饭，另一口灶上煮着一大锅青菜、萝卜和老腊肉，香喷喷的让人直咽口水。诗伯说：“这些天大家都忙着备战，有的老娘和媳妇干脆把家里的饭菜带过来，大家一起做来吃。”
吃了晚饭，宁君带我们出去转转。快打谷子了，我们走在田埂上，听见前面有人问：“甚么人？”
宁君说：“是我们，来查哨的。”
话音刚落，从稻田里钻出来十多个背枪的小伙子，一看是我们，都跑过来有说有笑的。我问宁君：“你们现在搞得这样紧张？”宁君说：“怎么能不紧张？我们家里是作战指挥部，许多负责人经常在这里开会。再说了，现在随时要准备行动，只要一声令下，大家都要上战场的。”
正说着，诗伯来了，我这才想起一直没有看见亚彬，诗伯说：“他是这个乡的中队长，又是党支部书记，这些天忙得来连饭都顾不上吃，整天都在外面跑，恐怕还不知道你们来了呢。”
我们说着话，宁君却发现了什么，突然从诗伯身上抽出一支小手枪，说：“伯娘，我还没有枪呢，把你这支枪给我。”
诗伯把枪夺过去说：“你怎么也学起我年轻的时候，从你爸爸手里抢枪的样子？这支枪是曾大哥特给我防身用的，你要枪忙什么，蒋介石会给你送来的，到时候十支八支由你选。”
我问诗伯：“看您这付打扮，是要重上战场了？”
诗伯笑着说；“这你还怀疑吗？你诗伯天天想、年年想，想了十多年，今天终于如愿以偿了。不要以为你诗伯快五十岁了，可老将不减当年勇，不相信咱们比赛比赛，到时候看谁爬山爬得快、打枪打得准。”
大家都笑了，诗伯很高兴地对我们说：“现在我们这一片啊，都成了太平军起义的金田村了，除几个顽固的地主外，几乎家家都有我们的人，男的背枪上前线，女的搞后勤。这里面有当年那些老游击队员的后代，也有最近发展的农协会员，他们对打垮蒋介石翻身求解放，热情高得很呢。”
我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做地下工作，做梦都想着党的秘密工作原则，从来没有这样大声地说过话，这样公开地讨论过工作，眼前的这个场面令我想到了传说中的解放区，真有改天换地的感觉。
第二天下午，李成才来了，一见面就高声大气地喊：“老林呀，你终于来啦！”接下来我简直无法插嘴，就听他滔滔不绝的摆谈这两年来的经历，和现在起义的准备情况。现在我们这个地区被划为第七工委，李成不仅是七工委的委员，还将成为第七支队的副司令员。提起一年前我为他接上组织关系的事情，他说了不少感激的话，随后急着要去清理队伍，还悄悄告诉我说要去处理一些“家务事”，说这话的时候，他为难地向我苦笑，看来他那年轻漂亮的老婆，是在拖他的后腿。
刚吃完晚饭，外面一阵人声，接着我们七工委的书记徐庶生被人抬着进来。他也是本地人，也和诗伯挂着点亲，今天从余家场过来，路上被守卡子的团丁发觉，情急中他跳下一片危崖躲避，等团丁过了才发现脚受了伤，是找人用滑竿抬来的。老徐顾不得脚疼，立即召开了紧急会议，很严肃地告诉大家当前的局势：“川东临委主管组织工作的骆安庆在广安被捕叛变了，他供出了我们起义的全部情报，上级先是决定暂缓起义计划，通知大家隐蔽转移。可是现在，各县的民团已经开始抓人，如果我们再不动手，就等于束手待毙。现在上面紧急决定：提前举行起义，具体时间可能就在最近几天，大家要作好一切准备，特别是要监视敌人活动、封锁我们的消息。另外曾大哥指示：在我们还未建立起自己的根据地以前，女同志暂时不要到第一线，转移到安全地方等候调遣。”
宁君腾地站起来说：“我对这个安排有意见，我和伯娘等了这么多年，终于等到了这个报仇雪恨的机会，为什么又不让我们上前线？这是对女同志的歧视。”
老徐说：“宁妹子，你不要急嘛，英雄自有用武之地，到时候有你干不完的事情。好了，事情就这么定了，下一步我们还要注意……”
老徐又交代了一些起义前的注意事项，眼看会议就要结束，忽然有一个人站起来说：“我要求把我的未婚妻调来，一同上前线。”
老徐说：“上前线是去打仗，两口子又不能睡在一起，你慌啥子？散会！”大家嘻嘻哈哈地准备散了，李成却大声说：“等等，有个事情我要申明一下：我老婆说了，我这一去，不知道还能不能活着回来，要我给她二十担谷子做安家费，不然就不让我走。我现在是拿不出钱来的，只好找我二哥拿二十担谷子出来，他要是不给，我就要对他不客气。”
大家一听这话，都愣住了：堂堂第七支队的副司令，临到要上战场了却冒出这么个事情来，这不是开玩笑吗？现在到底是准备去打敌人呢，还是去打他二哥？我不客气了，很严肃的对李成说：“你老婆只是个家庭妇女，要安家费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可以做工作，或者另外想办法解决，可是为什么要逼着你二哥要谷子？你那二哥丑胡琴，可是个开明士绅，曾经为我们做过好多事情，两年前要不是他在碉楼里骗走前来捉我们的敌兵，还有你我的今天？你现在还能够当上什么副司令？现在大敌当前，你还要这样来逼他，一是不顾我们革命的大局，二是不顾兄弟情义，你这样不仁不义，恐怕在你对他不客气以前，他倒有可能先对你不客气了。”
李成不开腔了，看样子是被他老婆逼急了，不搞点钱给她硬是过不了关，宁君看他那气鼓气胀的样子，就说：“这样吧，你老婆那里，我负责解决。”
第二天，宁君去到李成的家里，找他老婆讲了半天的大道理，那女人还是不吭声。宁君急了，当即把自己手上的金戒子取下来，递过去说：“这个金戒指是我的结婚纪念品，现在送给你，必要时拿去换了维持生活。”
这个金戒指，是我们结婚时父亲专门为宁君打制的，这件事宁君事先并未征求我的同意，但是大敌当前，我很理解她。这样一来，父亲和诗伯为宁君制的两件结婚纪念品，都在关键时刻落到了同一个人手里，派上了大用场。那件金丝绒的旗袍，给李成的老婆换了十元钱，作为生儿子时产期的营养费，今天又把结婚戒指送给她，制止了她在关键时刻，拖我们起义部队第七支队副司令李成的后腿。
宁君这个人就像她妈妈一样，识大体，顾大局，遇到事情多为别人着想，很有些侠义心肠，真是有其母必有其女啊，能同她们长期的生活在一起，也算是我的福气。
老徐向我转达了曾大哥的安排，要我隔天同诗伯一道去合川马家牌坊赵老太婆家，接受新的任务，同时还安排宁君和梅侠回重庆去，完成两件事情：一是尽量多动员进步的青年学生来参加我们的工作；二是找一部电台和收发报人员以及组织一批急救药品上来。诗伯一直都没有吭声，可宁君和梅侠一直都在赌气，她们满腔热情赶到华蓥，满以为这回要当个战斗英雄，现在却被“发配”回重庆。可是俗话说军令如山，何况老徐已经给她们分派了任务，还说是一旦局面稳定了，有的是事情给她们做，也就只好服从。眼看还剩下一天的时间，我同诗伯、宁君、梅侠一起，去到余家场魏家沟的二姨家看民涛。民涛快三岁了，我去江北一别，又有好几个月没见到他了，多想我那宝贝儿子啊。
离二姨妈家的院子还老远，就看见民涛和二姨妈的大外孙在屋前的坝子里走来走去，宁君朝着孩子奔过去，一边大声喊着“民涛——”，孩子认出了妈妈，飞快的跑过来抱住她的腿，可是看见我和梅侠，就像见到陌生人，只是往妈妈的身后躲，声也不吭。这也难怪，梅侠也才见过他一两次，我又与他分别得太久，还是宁君逗他说：“小傻瓜，连爸爸也不认得了？”孩子才扭扭捏捏走到我怀里，叫了一声“爸爸”。
二姨妈看见我们一家人亲亲热热，禁不住挽起袖口揩眼泪：她又想起了死在她怀里的冰华，要是那乖女儿还活着，一家人该有多好！二姨妈家，从来都是我们一家人的避风港，当年诗伯和岳父常常在这里往来，现在我们每遇到什么困难，首先就到二姨妈家来，不是借钱借米就是躲风躲雨，二姨妈和二姨爹总是担心受怕地替我们担待，从来都没有说过二话。这次亲人见面，大家自然很高兴，可是一想起这动乱的世道，和这些日子满天飞舞的流言，他们不得不又为我们担心。我们在二姨妈家住了一夜，第二天清早留下了民涛，在码头边雇了一只小船到合川。我同诗伯上岸去到马家牌坊赵老太婆家，宁君和梅侠就赶汽筏子去了重庆。
走到古城乡马家牌坊的赵家老院门前，看见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太婆坐在一根小木凳上纳鞋底，诗伯按约定的暗语与她打招呼，老太婆笑嘻嘻的把我们请进了屋，一个三十多岁的高大汉子很亲热的走过来，握着诗伯手说：“大姐，形势这么紧张，你还是按时来了。”
诗伯转过身来，要向我介绍，此人却笑着说：“不用介绍了，我们神交已久，十年前他就是我的领导。”我一看：闹了半天，宁君和诗伯成天在我面前叨叨的刘大汉，就是这位刘石泉啊。我们是同乡，又是先后同学，还是同时期入的党，他所说的“领导”，指的是1939年我在中共云阳县委作县委委员时，他还在基层工作，互相都了解只是未见过面。刘大汉向我们介绍领我们进屋的赵老太婆，说：“这也是一个革命妈妈，她的三个儿子都参加了这次起义，都是党的骨干；老太太自己也经常为我们传书带信、站岗放哨。这里周围都是我们的队伍，很安全的。”
吃过了饭，老刘言归正传，说：“起义很快就要打响了，这次的战线拖得很长，需要大量的战备物资和生活用品，我同曾大哥很担心后勤跟不上，因此决定由陈大姐和老林你们来负责后勤工作，我们将把渠河流域的联络点和关系人交给你们，以后就要向你们要枪、要弹、要粮、要药、要钱。这付担子很重哟。”
我没有意见，因为我对组织上交代的任务从来没有讲过价钱，可是诗伯的心情却是很复杂的。虽然也知道组织上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自己，是对自己的信任，可是带兵打仗，毕竟是她多年的心愿，眼看就要实现了，忽然叫她转到二线，她完全没有这个思想准备。她长叹了一口气说：“我在华蓥山上跑了十多年，别说是那些沟沟坎坎，就是每块石头都熟悉。唉，十多年啦，这些天，我一闭上眼睛，就能看到玉璧，看到我的那些牺牲了的好兄弟们，他们都走了，就剩下我一个人还活着，我能活到今天，不就是为了再拿起枪来，给他们报仇吗？现在你们突然叫我下来，搞后勤，是不是真的嫌我老了？老刘啊，去年你和曾大哥来了解情况，是和我一起上过山的，你说：我是走不过你们呢还是跑不过你们？”诗伯说到这里，禁不住热泪滚滚。
老刘也很动情的说：“陈大姐，你不要误会我们的意思，去年冬天和今年夏天，你曾两次带我和曾大哥上山去熟悉情况。你对山上的地形、道路、住户和庙宇如数家珍，说得那么清楚明白。你一直都走在前面带路，把我和曾大哥甩在后面，曾大哥总是翘着大拇指称赞你。这次起义，年轻人太多，他们都没有经历过战斗，有的甚至一直都在城市里工作，我们非常需要像你这样有经验、有胆识、有才能的指挥员。可是老大姐你也知道，我们这次是因为叛徒出卖，被迫起义。现在我们的敌人，和当年你遇到的那些光知道吃鸦片的军阀大兵不同，不仅仅有各县的地方民团，还有省里的保安团，甚至重庆的内二警－－他们可是训练有素的警察部队啊！几方面的队伍合起来，是几倍于我们的力量。只要战斗一打响，四面的敌人都会包围过来，你毕竟是快五十岁的人了，要这样长时期的和年轻人一样参加战斗，东奔西走，我们不能不考虑你身体的承受能力。再说了，你的社会关系多、组织能力和活动能力强，让你负责这些关系到战斗成败的后勤工作，这担子也不轻呀。”
诗伯听了这些话，苦笑着摇摇头，不再说什么，和赵老太婆一旁摆龙门阵去了。老刘对我说：“老林，在你接手后勤工作以前，先要完成一个很机密也很重要的工作，这是曾大哥点的将。”
起义就这样失败了
又是曾大哥点的将。该不会再叫我……
老刘知道我在想甚么，说：“曾大哥曾向我说过，上次他亲自策划让你去完成的江北策反，后来出了意外，他很生气，但那不是你的责任。他还说幸亏你能随机应变，才在那么危险的情况下保存了自己。这次让宁君去接你上来，一方面是让你来负责后勤这一摊，实际上更重要的是让你完成现在的这项任务。曾大哥说了：一定要你来才行。”
说起江北策反，我就一肚子的气，禁不住发了一通牢骚。老刘劝我不要生气了，说是江北的情况他也清楚，以后有机会再给我明说，现在情况很紧张，应该要以大局为重。
我说：“好吧，听候吩咐。”
老刘说：“就在这合川城内，有一个姓王的地头蛇，人称王员外，此人能在渠江流域呼风唤雨，掌握着附近各县的乡保武装，要是起来跟我们作对，将成为一只很有威胁的拦路虎。目前的情况是：国民党对他施加了很大的压力，他很可能会跟着国民党去卖命。但是他也看到了国民党早晚要垮台，要是现在与共产党结下冤仇，恐怕会断了自己以后的退路，因此目前心情急躁，整日闷闷不乐。本来他有个儿子是共产党员，完全可以去做他父亲的工作，可是此人胆小怕事，一直都不敢向他父亲进言。你的任务，就是去助他儿子一臂之力，加一把火，把这个王员外争取过来，还是曾大哥上次跟你说的原则：能和我们一道参加起义最好，不行的话也要做到互不侵犯。”
我觉得这王员外的情况和杨绍云差不多，应该说比杨绍云的条件更好一些，因为眼看战事已经逼近，对方心里越是慌张，再说还有他的儿子作“内线”，工作起来更方便。我对老刘说：“我有信心完成这项任务。”
由于时间紧迫，当天下午诗伯接受了老刘交给的新任务走了，我也到合川城里一个名叫九尺坎的地方，找到了王员外的家，对看门的家人只说是他儿子小王的同学。见了小王，我说了接头暗号，他有些紧张，把我带进一间小屋里，叫我住在这里不要外出，怕人生疑。晚上他亲自端来饭菜，和我一起吃，一边商量事情怎么样进行，看他那犹豫不决的样子，我说这样吧，你明天找个机会试探一下你父亲的态度，其余的事情我来做。
第二天下午，他回话来了，说是他父亲近来脾气大，动不动就骂人，没有找到机会。
我已经有过策反杨绍云的经验，知道此时的王员外不过是外强中干而已，对小王的软弱很不以为然，说：“过去前途渺茫处境那么困难，我们很多同志冒着生命危险都要去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今天已是胜利在望形势大好，你还在顾虑什么？再说这也关系到你父亲前途嘛。”
小王还是在踌躇。我站起来说：“你怕我不怕，现在就带我去见你父亲，我直接跟他说。”
小王见我生气了，想了一会说：“那……我这去试探一下，就说你是我的同学，由重庆来，想见见他。”
当晚十一点，小王高兴地来告诉我，他父亲愿意同我谈。
夜已经很深了，我走进王员外的房间，见他黑起一张脸坐在那里，两只眼睛阴森森地盯着我，好像随时都可能拍案而起，拿我是问。我沉住气，和他客套几句后，就开始给他上形势课。我从目前全国的战局发展说起，说到人心的向背，国统区的群众运动，然后很肯定地指出：国民党必然垮台。我知道他和杨绍云有着同样的心态：怕共产党和他算旧账，就把几个月前对杨绍云说的那些话，一一也向他细说，特别是共产党不计前嫌、优待从战场上俘虏的国民党高级将领的例子。王员外听得很专心，那张绷得紧紧的脸开始放松，从太师椅上站起来，在室内踱开了方步。他走过来，又走过去，时而点头，时而摆头，我知道他还是摇摆不定，干脆就单刀直入对他说：“我们知道你以前也做过不少的坏事，现在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想得到人民的宽恕，就要立功赎罪，在这关键时刻为人民作些好事：一是同我们一起干，将来我们一定论功行赏，不但会保护你的生命财产，还可给你一定的政治地位；要是这一步作不到，那咱们就井水不犯河水，我们的队伍路过你的防区时，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不要找麻烦，当然了，为了掩人耳目，放放空枪也可以，也算你立了一功。可是如果执迷不悟，一定要对国民党存在幻想，顽抗到底，那就只有死路一条。我们共产党是说话算数的，何去何从请你自己掂量。”
谈到半夜，王员外还是没有表态，只是希望我能多住几天，让他好好想想。
当晚我一宿没睡，看来这个老奸巨滑的地头蛇虽有所触动，但是也很容易反复。目前形势很紧张，随时都可能打起来，他的态度在一定的程度上制约着我们的行动，看来此事不能久拖，拖则生变。
第二天吃了早饭，小王跑来告诉我，他父亲也是一夜未眠，现在让小王来转告我：自己年老体弱，不大可能同共产党一起干，但同意井水不犯河水，互不侵犯。他保证我们的队伍路过防区时不向我们开枪，还答应必要时可以给一些物资上的支援，最后他要求共产党当政后，能对他宽大为怀，还特别嘱咐今后有什么事情不要直接找他，由小王转告就行。
我大大松了口气：看来这个结果也算不错。
事情办完了，我打算去向老刘回话，可是突然听到流言，说是共产党的政委杨希勤，在起事中被打死了。已经是下午了，我上街去打听虚实，满街上乱哄哄，忽然一阵吆喝，一群全副武装的内二警的兵，押着一乘滑竿过来了，我一看，绑在滑竿上的人居然是前两天在诗伯家里见过的老徐徐庶生！我心里一惊，立即回到屋内，真没想到才短短两天的时间，事情发生如此大的变化，看来是不能去找老刘了，我得赶快离开。临走时我对小王说：“局势突变，外面谣传很多，不过就算我们暂时失利，也改变不了蒋介石灭亡的命运。我走后，你要继续做你父亲的工作，要他好自为之。”
起义就这样匆匆而起，又匆匆失败了。我离开了王家，乘了一条木船到了重庆。
“狗儿粮户”二姨爹
重庆城里人心惶惶、谣言四起，大街小巷都有警察站岗巡逻，经常搞突击检查，气氛也很紧张，看来城里是不能住了。通过一个同乡的介绍，我们一家人住进了歌乐山广益小学内，这个学校原在重庆城里大梁子，抗战期间因为逃避敌机轰炸，临时迁来歌乐山的，现在学校又搬回城内去了，这里的房子都空着，只有一个老头儿守门，既安全又清静，交通也很方便。
不久，二姨爹找人把民涛送下来了，说是我们走后，民涛身上就发生了一段惊险的故事。
我们离开中和乡的第二天，李成和亚彬就把队伍带到伏龙乡，参加起义去了。前来搜捕我们的那些“内二警”的丘八得到情报，说诗伯的家里是起义军的作战指挥部。他们找了些乡丁带路，直扑诗伯的家，结果扑了个空，又听说我们全家去了魏家沟二姨爹家，紧接着又来到魏家沟，把二姨爹的家团团围住，可是院子里除了几个孩子在玩耍外，一个大人也没有。他们正气呼呼的准备离开，一个带路的保长指着民涛说：“这个娃儿像是陈联诗的外孙。”内二警的一个军官正找不到地方出气，手一挥说：“好，把这个小家伙带走，我们也好回去交差。”一个兵抱起民涛就往山梁子上走去。
二姨妈他们一家人从屋后躲藏的山洞里回来，才发现民涛被丘八们抓走了，二姨妈一跌脚，急得大哭起来：“前年我们没把冰华带好，病死在这里，现在民涛又被抓走了，这是林家的独苗苗呀，要是这个娃娃再出什么意外，我们怎么对得起他们一家人啊！”
看见二姨妈那难过的样子，二表姐突然不哭了，抱起自己的二娃就往外跑，二姨妈一把拉住她：“你要干什么？”
二表姐说：“我用二娃去把民涛换回来，就说他们抓错了。”
二姨妈大喊一声：“你疯了！”
二姨爹在一边说：“也好也好，他们要的是民涛！只要发觉上当了，就会把二娃放回来的，再说即便是二娃有个三长两短，我们也还有两个娃娃，可他们一家人，只有民涛一个啊。”
二表姐抱起二娃就奔出了门，边哭边喊一路追赶，那些丘八们正在对面山梁子上歇气，二表姐抱着孩子气喘呼呼赶上去说：“你们为啥抱走我的娃儿？这个娃娃才是陈家的。”
一个丘八看了二表姐一眼，不以为然问民涛：“说，你姓啥？”
“姓曾。”
另外一个兵指着二表姐：“她是你啥子人？”
“妈妈。”民涛扑到二表姐的怀里，不住的喊着妈妈。原来诗伯把民涛寄放在二姨妈家时，早就向他们打了招呼，为防意外，叫民涛改姓曾，喊二表姐叫妈妈，没想到假戏真唱，今天真的就用上了。
丘八们信以为真，接过二娃就走。二表姐把民涛紧紧抱在怀里，飞也似的跑回家去了。
谁知二娃见他妈妈抱走了民涛，又扳又跳的哭个不停，一个老农看见了，问几个丘八：“你们抱这娃儿来干啥子？”
丘八说：“这是陈联诗的外孙嘛。”
老农笑了：“你们拉错了，这是狗儿粮户的外孙曾二娃，我媳妇还当过他的奶妈呢。”老农的媳妇也过来，伸出手去抱二娃，二娃扑进她怀里，不停的喊妈妈。
丘八们知道受了骗，勃然大怒，气冲冲的跑回二姨爹家，谁知道早已经是人去屋空。丘八们翻箱倒柜，打烂满屋的坛坛罐罐，悻悻的走了，可灾难却再次降临到二姨爹头上。他后来还是被丘八们抓去，吊“鸭儿浮水”严刑拷打，最后家里卖了三十担谷子，才把他赎回来。
后来听说：岳池县政府还对我们全家下了通缉令，除了要捉拿诗伯、亚彬、宁君和我外，民涛儿也榜上有名。三岁的民涛儿如此多灾多难，毕竟因为我们的原因，可是二姨妈一家，却完全是替我们受累啊！
二姨妈是诗伯亲亲的二姐，因为父亲死得早，她很小就去到二姨爹家，相当于童养媳。二姨爹名叫魏寿周，在当地算是个中小地主，有个诨名叫狗儿粮户。虽然有些家产，也算是个“粮户”，却一直像只夹着尾巴的“狗儿”，本本份份，从不惹是生非。地方上出粮筹款，总是少不了他的份，凡是修桥补路、捐资兴学之类的慈善事，他总是带头。贫苦人家缺衣少吃、生病买药，上门来借个一升半斗的，甚至叫花子找上门来，他也是有求必应。地方上的有些恶人看他软弱，向他敲诈勒索，他本着蚀财免灾的信条，也要违心的付出。他自己一生省吃俭用，终年戴一顶瓜皮帽，穿一件土蓝布衫，就是逢年过节吃的鸡、鸭、鱼、肉，也是自家辛苦喂养出来的。照理说像这样安分守己的老好人，应该是平安无事、安安稳稳的过日子。可是不，他的“老挑”廖玉璧和姨妹子陈联诗，一直都在给他家惹麻烦。
早在1932年，诗伯被军阀杨森以共匪罪名关在岳池监狱，二姨爹不但经常派人送钱送物，还卖了几十挑谷子，花了几百个大洋，四处托人活动，使诗伯在狱内受到优待，并提前出狱。还有一次，我岳父廖玉璧召集人在二姨爹家里开会，被一个恶霸地主报了官，连夜派了一个连的兵来逮人，结果扑了个空。可是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跑了我岳父廖玉璧跑不了二姨爹魏寿周，他被捉去严刑拷打不说，自己祖祖辈辈建起来的大院子也被一把火烧得精光。1935年，岳父在岳池县城里被砍头示众，又是二姨爹花了五十块大洋，找人去收尸，结果被守兵查着，幸好收尸人没有供出他来，不然又免不了一场灾难。诗伯去苏联途中，在万县被捕，整整三年没有音信，在重庆的宁君衣食无着，回到家乡婶娘也不容她，又是二姨妈家收留了可怜的宁君；这次要不是他甘愿用自己的外孙去换回民涛，民涛早就和许多孩子一样，进了渣滓洞白公馆。现在我们的儿子得救了，他自己的家被抢劫一空不说，那么大的年纪还被丘八们捉去吊打，人也受尽了罪。所有这些灾难他都自己忍受了，从不怨天怨地，对诗伯和我们从来没有一句怨言。
二姨妈和二姨爹，只是乡村里小小的士绅人家，他们不懂什么政治，也无所谓什么国民党共产党，认为那通通都是神仙打仗、凡人遭殃。最让他想不通的是：像廖玉璧、陈联诗这样有学问有才干的大学生，家里的日子也算过得去，为什么不去做官发财，过平安的日子，偏偏要去干共产党，弄得家破人亡？
想不通归想不通，帮忙还是竭尽了自己的全力，甚至差点搭上了自己孩子的一条命。为了帮助我们吃尽了苦头的二姨妈一家，解放后却受到极不公正的待遇。“土改”时，当地要把二姨爹划成“恶霸地主”，他一肚子委屈，甚至没来重庆给我们说一声，就上吊自杀了。诗伯知道后，很为他打抱不平，没有想到有人却以此为据，说她出身剥削阶级家庭，划不清界线，为恶霸地主魏寿周鸣冤叫屈。后来诗伯被迫“退党”时，此事也成为她的一条罪状。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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