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向北
策反地头蛇
1947年深秋的一个晚上，王璞同志的交通联络员小袁又来告诉我：“现在有一个很重要也很危险的任务，组织上考虑你有长期的对敌斗争经验，决定交给你完成。”
我一听任务就来精神，说：“那好啊，我们天天这样卖狗皮膏药也有些心烦，正好换换口味。”
小袁说：“不要一张口就我们我们的，宁君不能和你同去，准备派她回岳池，同她母亲在一起工作，互相也好有个照顾。你自己明天去江北龙溪乡，找一个名叫贺从则的人，他家里住着一个叫曾霖的老同志，任务由他具体向你交代。还有，因为你要经常回来汇报工作，此事你不要告诉报社和任何人，要给自己留条后路。”
第二天吃了早饭，我装着一个生意人，带了一些常用的滋补中成药，再买了两盒杂糖，由千斯门赶轮渡到了溉澜溪，上岸后叫了一乘滑竿，中午就到了龙兴乡。问起贺从则，当地人都知道，他曾当过这个乡的乡长，现在是小学校长，一个农民引我到了他的家里，贺从则一见面就说：“稀客稀客，曾大哥等你好久了。”
说话间，一个大个子中年人进屋来了，不等贺从则介绍，就紧握着我的手说：“小林，我等你好久了，走，到屋里去说。”
这位中年人就是曾霖，1926年入党，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后来长期从事军运工作。因为是本地人，不久前受朱德和任弼时同志的派遣，专门从延安过来，担任了这次起义的军事总指挥，现在是让我来做一个名叫杨绍云的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此人家住离这里不远的明月乡，是江北县的参议员，又是江北、鄰水、巴县、岳池、合川五县联防办事处主任，原先在四川军阀范傻儿（范绍增）部下当过营长，当年在通、南、巴打红军的时候很卖力，曾把受重伤的范傻儿背下火线，很得范的器重。以后他回到家乡，成了当地袍哥的总舵把子，私造枪支、贩卖鸦片、欺压百姓、无恶不作。他可以号召几百条枪，自己家里也养着几十条枪，因为长期在江湖上横冲直撞，和不少人结下冤仇，身边经常跟着十几个背枪的保镖前呼后拥，防止被人暗害。曾霖大哥因为过去和他都是范傻儿的部下，互相都有些了解，一见面都掏出心里话。这个人虽然读书不多，但是嗅觉很灵敏，他越来越感觉到蒋介石迟早要垮台，又知道自己干过很多坏事，共产党也饶不了他，现在很有些惶恐。曾霖大哥趁机跟他讲当前的形势，讲我们党的政策，也讲他的出路，本来只准备住两天就去华蓥山，杨绍云硬要留他住了半个月，看来有些开窍。后来眼看留不住了，就提出让曾霖大哥派一个人在他身边，借此沟通情况。曾霖大哥和当时的重庆市委书记王璞同志商量后，决定派我来了。
看来这个任务是很重要，我仔细想了想说：“我以什么身份出现，怎么开展工作，要注意些什么问题，曾霖大哥请你明示。”
曾霖说：“我已经与杨绍云说好，就说你父亲与他曾经在范师长部下同过事，你现在想利用杨绍云的关系，在明月场买点木材或其它农产品运到重庆去卖，做点小本生意以求生活。至于要注意的问题嘛，你在白区有了多年的秘密斗争经验，也用不着我多说，不过我只想提醒你一点：初到此地，少说多听，搞好各方面的关系，要给人家一个本本分分、老老实实的印象。杨绍云这个人，疑心重，不要去打听他和他家里的事，多帮他做些日常的家务事，取得他的好感，其它的你就见机而行。还有：每月回重庆向组织上汇报一次，我不在你可以去找小袁。”
吃了晚饭，我送曾霖回他自己的家，那晚月色很好，我们一路走一路谈，不知不觉路过一片坟场。曾霖大哥拉我在一个坟包边坐下，语重心长地说：“小林啊，我们这次是要端掉蒋介石的老窝，只要在华蓥山打响了，蒋介石必定要调动大批部队和民团来围剿，杨绍云掌握的五县民团，都在华蓥山的周围，他是行伍出身，打仗很有经验，要是他带领这些民团来攻打我们，会增加我们很多困难和麻烦。因此你要详细的向他交代党的政策，耐心的说服他、开导他，只有跟我们一起干，打垮蒋介石才有出路。你的任务就是要把他变成朋友、变成同盟军。我们打起来后他如果宣布起义，就带领他的队伍与我们一道与蒋介石的军队作战，这是我们最希望的、也是最好的结果，万一做不到，也要他保持中立，按兵不动。只要我们出师顺利，第一个可能性很大，反之要是我们出师不利，被敌人重兵围剿，胜败难分时，他也许会观望；要是我方失利，敌人又怀疑他与我们有勾结，要威迫他对我们作战，为了保存实力和自身安全，他很可能背信弃义，甚至把你作为讨好敌人的见面礼。我把这几种可能都说了出来，是希望你心中有数，以便到时候灵机应变。”
我说：“曾大哥，我积极争取第一种可能，最低也要做到第二种可能，至于第三种可能，我自从入党起就有思想准备，不成功便成仁，决不会让你们失望的。”
我们就此话别，第二天一早，曾霖去了华蓥，我也去了明月场。
我到明月场已是晌午了，赶场的人仍然很多，用不着问路，抬滑竿的直接带我到杨绍云家。他家门口站着两个背着短枪的人，把我上下打量了一下，听说是曾大哥介绍来的人，急忙引我到客厅。不一会杨绍云出来了，我喊了一声杨伯父，双手把曾霖的信递给他，他接过信并不看内容，只让我坐下，又叫佣人给我泡茶，然后皮笑肉不笑的问我从哪里来。我说：“从龙兴来。”
他又问：“曾大哥他好吗？”
我说：“他很好，本来要亲自同我一道来的，临时有点急事进城去了，叫我向你问好。”
这时我才看清楚了这个大名鼎鼎的土皇帝：四十多岁的年纪，瘦高身材，因为保养得好，红光满面的，一双眼睛有些射人，已是深秋了，他穿一件深灰色的夹滚衫和一条青色的中式长裤，看起来很有精神。他把我请到他的房间内，顺手关上了房门，开门见山对我约法三章：“这里情况复杂，国民党的特务经常进出，我自己也有些冤家对头，你的言行要特别小心谨慎。我对外只说你是我过去一个老朋友的儿子，来这里做点小生意，托我照顾，因此你要像个生意人的样子。还有，你不要单独去坐茶馆，不要单独去转街，不要同我家里的人和外面的人摆龙门阵，更不要说国家大事。”
他的用意很明白：一是怕我暴露了自己的身份，二是怕我像传说中的共产党一样，策动他家里的人起来造反，挖他的墙脚。
杨绍云有十多个背枪的保镖，都是他的贴心豆瓣，通通住在楼上的一间大房子内，我被安排同他们住在一起。这些人都是当地估吃霸赊的恶人，整天在街上打牌游逛，深夜了才醉熏熏的回来，不知是故意给我的下马威呢还是他们的习惯，卸枪的时候总是把枪栓拉得稀里哗啦直响，弄得气氛很紧张。我担心不知什么时候这些枪会“走火伤人”，最初的几个晚上简直不敢睡觉，整夜都是闭着眼睛瞎想，如何应付各种突然事变。以后混熟了，听他们天南地北的瞎吹，说了好多为非作歹的勾当，有的是杨绍云指使的，可大部份都是他们自己去干的。他们问我会不会耍枪，我说不会。有人就说了：“你年纪轻轻的，连耍枪都不会？我来教你！”我做出一副害怕的样子，怎么也不干。但是我常常陪他们去坐茶馆，还同他们一道下乡去打猎，去河边钓鱼，一来二去也就混熟了，他们看出我是有点学问涵养的人，明明高出一头却不低看他们这帮子粗人，都说我讲义气，把我当成了朋友看待。
杨绍云这个人，不吃烟，不喝酒，不打麻将，唯一的爱好就是坐茶馆。他是当地袍哥的总舵把子，又是县里的参议员，但当地老百姓都喊他杨营长。这是因为当初他虽然只是个营长，可打仗勇敢，立过战功，还背着重伤的范师长死里逃生，从此就成了范师长的心腹，这是他一生中最光辉的时候，喊他营长是对他的尊重，杨绍云本人也很喜欢。每当他走进茶馆，总是前呼后拥的一大群人，十几个背枪的心腹围坐在他的周围，尽管他早已向茶馆老板打了招呼，他和他随从的茶钱由老板记账，月终统一付清，可茶客还是纷纷站起来，主动要为他付茶钱。赶场天，找他告状评理的人一大早就上茶馆排起了长蛇阵，什么欠账不还呀、估吃霸赊呀、偷盗抢劫呀、家庭纠纷呀……五花八门什么都有。告状的人在下面说，他一个人坐在上面听，听完了说上三言两语，也不管你是服还是不服，就叫你走人。这中间有判对了的，也有判错了的，更有让人啼哭皆非的，可他说的话就是“圣旨”，那些人听也得听，不听也得听。我常常跟着他坐茶馆，只是从不开腔，算是作些社会调查，增长些民间知识。
杨绍云有三个儿子，分别叫狗娃子、海娃子和癞子，他们仗着杨绍云的权势，整日里偷鸡摸狗，横行霸道。三个儿子都吃吗啡，在外面欠了一屁股的烂账，不敢向杨绍云说，就回来偷，不但偷家里的钱，偷存放的鸦片和枪弹出去卖，还背地到佃户家，强迫人家卖谷子来替他们还债，这几个不争气的儿子，成了杨绍云治不好的一块心病。偌大一个明月场，只有杨绍云一家卖盐，因为是垄断，一场要卖好几百斤，生意出奇地好。这个生意由他的二儿海娃子在负责，有时见他忙不过来，我就主动去帮忙。我老家的大人们卖了多年的零盐，虽然我当时年龄还小，却是看着那些过程长大的，现在帮着他们称盐、包装、算账，简直就是轻车驾熟。有了空闲时间，称哥道弟的和三个少爷混熟了，也摆些闲龙门阵，向他们讲些做人的道理，劝他们把吗啡戒掉，齐心协力把父亲的家业继承发达起来。他们看我是真诚的为自己好，也就把我当成了朋友，到后来甚至连家丑也向我述说。
杨绍云身边还有一个年轻漂亮的江西老婆，姓娄，不过二十多岁，圆圆的脸蛋，一对大眼睛，笑起来很逗人喜欢。不知是好客还是有别的想法，她对我特别客气，吃饭时总是一而再再而三的给我奉菜，有说有笑的问这问那，打起麻将来总是先给我三块五块大洋作本钱，有时故意放炮让我赢牌，这不得不引起我的警惕。曾霖大哥曾说过，杨绍云这人疑心重，心很毒，曾亲自打死了几个老婆。当地有一个士绅，常到杨绍云家走动，时间一长免不了有些流言，杨怀疑这个人与他的一个小老婆私通，就派人将两个人双双暗杀在大路边上。因此平时我总是尽量避免和这位姓娄的夫人接近，见了面也总以长辈相称，决不多言多语，如果不得不在一起打牌，常常是如坐针毡，不但是不敢斜视，连正视也不敢，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杨绍云家雇有不少干粗活的长年和丫头，一旦有空我也主动的做些扫地抹屋倒茶洗碗之类的家务活，时间一长，连这些下人也对我亲热起来。里里外外的关系，就这样搞得滴水不漏，大家都说我是一个不多言语、老实勤快、又懂礼貌的年轻人。杨绍云也放心了，初来时对我的约法三章，也就自然而然的废除了。
冬天来了，每到夜晚，杨绍云燃起红红的火盆，和我聊天，天南海北什么都说，到后来说到了家务事上，他很是感慨：“小林，这些日子，我一直都在观察你的言行，现在给你说实话：我就喜欢你这样的年轻人。唉，可惜我没有一个像你这样的儿子，又没有一个女儿，要不然一定招你作上门女婿。”
我只是笑笑，没有吱声，一抬头，看见他那被炭火映得通红的脸上，居然老泪长流。
杨绍云停了一下又说：“这些天我想了又想，知道我那几个儿子都靠不住，想把你留在这里，我这个家由你来管，盐生意也交给你来做，你看怎么样？”
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何必既自欺又欺人，可是要是当场拒绝，会伤他的心，于工作不利，只好一笑置之。
看来初战告捷，我已站稳了脚跟。
煮熟的鸭子飞了
这一带靠着丘陵，山边野生的杂树很多，每到冬下，乡下人就把这些杂木枝桠砍下来，锯成一尺长左右的柴棒，然后用竹条绑成一百斤左右一捆，赶场天就挑到场上来卖，不过四五分钱一斤，有一批柴商专门来收购，运到重庆去卖。场上的人都知道我是来做生意的，可这里又没有其它生意可做，柴生意本钱不多、又不费事，我征得杨绍云的同意，找了一个他熟悉的柴商帮我代买、代运、代卖，就这样，我就以柴商的面目来往于重庆和明月场之间。不知不觉，来这里已经一个多月了，我借卖柴的机会回重庆去汇报工作，见到小袁，向他汇报了在明月场工作的情况，第二天他就带回了王璞同志的意见。王璞同志对我在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就取得了杨绍云的信任，站稳了脚跟的“战绩”很满意，还说现在我们的形势很好，解放军已经由战略防御转为全面的战略反攻，主要战场已经不是在解放区进行，而是在国民党的地盘上进行了。王璞同志要我加紧做杨绍云的工作，叫他消除顾虑、坚定信心，按我们预定的方向努力，还让小袁带给我一些最近的《挺进报》，要我积极向杨绍云宣传当前形势和党的政策，促使他快下决心。
几天后我回到明月场，发现杨绍云心事重重，有些闷闷不乐。一天下午，他约我到附近乡下去转转，过去他外出总要带一两个背枪的随从，可这次他一个也没带，和我到了场外一个路人歇脚的茅草六角亭子内坐下，开口就说：“你这次进城，会到曾大哥没有？”
我说：“会到了，他问你好，有很多话要我向你转告。”我把《挺进报》拿出来，一条一款的念给他听，其中我解放军在东北战场上连连获胜和国民党高级军官被俘等消息，杨绍云听的很专心。接连好几天，他经常约我到场外去转田坎，问了很多问题：国民党和共产党的这场战争究竟还要打多久？国民党军队大多是美式装备、人多粮足，为什么打不过共军？国民党的高级军官哪些战死，哪些被俘？共军对俘虏到底是什么政策，关监还是杀头？对那些过去同共军打过仗，现在撒手不干了的人是否还要追究？对过去曾杀过共产党，现在有投诚表现的人如何对待？用什么样的标准来区分开明士绅和恶霸地主？对过去在地方上有血债的人如何处理？对地主商人的财产如何处理……。这些与他自己切身利益的一系列问题，本来曾霖大哥已经对他作了解释，但他还是不放心，希望我能更明白的向他说明。
我不厌其烦地跟他讲，跟他说，到后来干脆单刀直入：“曾霖大哥不是很明白的向你保证，你要是带起队伍参加起义，将来当的官比你这个营长要大得多吗？共产党历来是说话算话的，你对别人信不过，还信不过我和曾大哥？”
春节到了，这是乡里人走亲访友的季节，杨绍云家里人来人往，热闹非凡，不管是有钱有势的士绅官吏还是贫穷老百姓，不管是有过交情的兄弟伙还是没有搭上边的跑滩人，不管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纷纷来到杨家送礼，光是腊膀就收了一百多个，其它吃的穿的用的都应有尽有。杨绍云叫我把送礼人的姓名和礼物都登记在册，说是按照礼尚往来的规矩，将来都要回礼的。不过对于那些普通的乡民，也不等什么将来了，吩咐下人当时就回赠一斤叶子烟或者是一瓶白酒，作为一方霸主，这些民规民俗他还是做得很到家的。
除夕这天，晚辈们和下人三叩九拜给杨绍云拜年，又是压岁钱又是放鞭炮，杨绍云心情很好。吃完团年饭，他把我叫到他房间内，茶几上摆了几盘瓜子和糖果，泡了一杯香茶，关起门要同我说些心里话。
他说：“这几个月来，曾大哥和你向我说了很多，我认认真真的听了又听，想了又想，我觉得你们说的都是真心话，句句在理。我不是木头人，我也知道好歹，还要考虑我的后半生是不是？”
他喝了一口茶，一面剥着瓜子一面说：“这些天风声越来越紧，这样下去，国民党肯定要垮台，共产党肯定要得天下，但共产党得了天下能容得下我吗？我曾经是他们的死对头啊！后来看到国民党的一些将官，官比我大，罪恶也比我大，一旦被俘后，都得到宽大对待，起义后还在共产党部队里继续带兵打仗，我确实服了。再说你和曾大哥对我这样苦口婆心，我再也不能顽固不化，一错再错。”他站起来，拍着我的肩膀说：“请你回去告诉曾大哥，请他放心，我翻来复去的想了又想，决心已定：到时候我会按照他的意见行事，听他的！”
我大大松了一口气，也站起来对他说：“你终于选择了一条光明大道，我们的合作一定会成功。”
杨绍云打开房门，敞开喉咙叫佣人端来香肠和腊肉，再拿出一瓶泸州大曲和两个杯子，倒上满满的两杯酒，一杯给我，一杯拿在自己手上，大声说：“来，干一杯。”然后一饮而尽。我虽然喝酒很不在行，却也一仰头，也把酒干了。
他的江西老婆听见他在屋里大吼大嚷的，走进来说：“营长从来不喝酒，今天怎么这样高兴，破戒了？”
杨绍云说：“过年嘛，咋不高兴呐？”然后拍着我的肩膀，我们一起哈哈大笑。他笑的是对自己的人生做出了一个重要的抉择，而我是因为这个重要的任务，终于有了眉目。
过了正月十五，我回到重庆，向小袁说了这个重大的收获，小袁也很高兴，马上转告了王璞和曾霖大哥，第二天就来跟我说：“上面说了，要继续稳住杨绍云的情绪，劝他利用各种机会，多接触周边那些信得过的实力派人物，作好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
第二天我回到明月场，向杨绍云传达了上面的意见，接下来我们加紧策划，再一步一步地进行。清明节前后，他利用吃春酒的机会，请了好几桌与他交情深的头面人物，除了本乡本县的外，还有几个是各县联防办事处里的有关人员。我没有参加他们的宴会，后来听杨绍云说，大家都已经明确表示：如果发生了什么事情，都听他的。
事情进一步有了眉目，我的言行更加谨慎，平时深居简出，不再轻易抛头露面，只是晚饭后同杨绍云出外散步时，交流一些情况和随后工作的打算。
布谷鸟叫了，秧田里绿了，1948年的春天又来到了，表面上江北的乡间一如既往，春暖花开，而整个川北地区一场迎接解放的大起义，却在这明媚的春光下秘密地进行。四月初十的晚上，我们一等再等，去县里开春季行政会议的杨绍云还没有回来，大家就径直睡下了。半夜里，忽然有人咚咚咚地把大门捶得震天响，大家翻身爬起来，看见扑进一个人来，哆哆嗦嗦话都说不清楚，追问了好久才知道：杨绍云在回家的半路上被人暗杀了！
还没等大家回过神来，杨绍云的尸首已经抬进了院子，霎时间杨家大院里哭声震天。我问了好半天，才弄清楚事情的全部过程。原来杨绍云这个人虽然在乡场上很小心，却不愿意让县里的那些大员们看出他内心的胆怯，再说了，光天白日的带着一大群荷枪实弹的保镖在县城里进出，也太张扬，所以每当他去县城开会，都让保镖们在城外的王家坡等候，他自己只身坐着滑竿进城前往，开完会再让滑竿送到王家坡，一起回来。可是今天他开完会坐着滑竿走到离王家坡不远的千块石这个地方时，突然枪声骤起，几个早已经暗藏在路边的人冲出来，将他打死在滑竿上。看来这是一场精心部署的谋杀。
策反工作进行得这么顺利，突然出现了这样的事情，连我也被这突如其来的意外惊呆了。等我恢复镇定之后，心里一个劲地骂那些打死杨绍云的混账王八蛋，一边还得缜密地考虑下一步的工作。首先，我现在不能走，出了这样大的事情，我这个来历不明却很受杨绍云器重的人突然离开，一定会引起猜疑，而且还不一定走得了。再说了，杨绍云的死是怎么样一回事情还没有弄清楚，我还没有向上级请示怎么样去收拾残局，怎么能够一走了之。
杨绍云一死，他的那几个当惯了混世魔王的儿子就没有了抓拿，年轻的娄夫人从此没有了依靠，更是只知道哭。我以“义子”的身份，和他的家人一起担当起操办丧事的大任，设灵堂，办祭品，接待来往祭奠的宾客，一直到送葬出殡。丧事一办完，我和杨绍云身边的几个骨干商量，为了防止杨绍云的家属再次受害，也为了弄清楚他被害的真像和捉拿暗杀他的凶手，我就随同他的三个儿子和娄夫人，去重庆警备区司令部告状。
我回到重庆，向小袁汇报了事情发生的经过，他也感到很意外，说了一句“乱弹琴”！后来我才知道，他当时就对其中的原因有了大致的猜测，只是在事情没有弄清楚之前，不好对我明说而已。因为情况紧急，我们马上商量对策，认为现在杨绍云手下五个县的民团力量看来是没有办法了，可是一定要动员杨绍云的儿子马上回去，把自己家里的几十条枪留住，到起义的时候，这些枪怎么也能够武装起一支不小的队伍来。我觉得这是个没有办法的办法，立即去找正在重庆告状的杨家家属商量，谁知道就在此时，传来了杨绍云江北的老家被仇家抄抢的消息，他的万贯家产和所有的枪支都被抢劫一空，杨绍云昔日手下的那些保镖们见大树已倒，也都星散了。
我们的计划彻底落空了。
至于杨绍云是怎么样死的，至今各说不一，有的说是谋财害命，有的说是争权夺利，有的说是除暴安民，有的说是仇家暗杀。可是后来我听小袁、曾霖和刘石泉等人的分析，才知道很可能是我们内部的人为报一起私仇，以“除暴安良”的名义，把他暗杀了的。这次暗杀杨绍云的行动，给我们党的事业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因为没有能够拉住杨绍云手里五个县的民团力量，致使起义之后，我们的队伍不仅仅受到国民党正规部队内二警的剿杀，还受到地方民团的围攻，这种“大兵压境”的形势，是导致起义最终失败的重要原因。不过对于我个人来说，倒是塞翁失马，安知非福。试想如果策反杨绍云真的成功，他跟着我们一起起义，到后来起义失败之后，很有可能会出现曾霖大哥为我分析的第三种可能：为了保存实力和自身安全，拿我去做了讨好敌人的见面礼。那时我自己的命运，就很难预料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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