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向北
投身“学运”
我们的地下工作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到一个地方就要换一个名字，而且亲人们都要跟着改口。除了自己的本名林先礼之外，我在几十年的地下生涯中换过若干个名字，时间最长的有两个，一个是林一青，另外一个就是此时在重庆用过的、并且一直沿用到现在的林向北。
就在安排诗伯的同时，我改名为林向北，和妹夫陈作仪一起去找到重庆《新华日报》营业部主任张子英，决定让我到《新华日报》社去工作，约好2月28日由作仪领我去报到。谁知道就在27日，国民党指派特务捣毁抄查了《新华日报》门市部，报社的工作人员全被扣押，前去接头的陈作仪正好撞上，被特务们不管三七二十一拉走关押，我的工作又落空了。
不久，我在重庆小什字碰到刘弄潮。成都一别，又是两三年的时间，刘弄潮几经周折，现在已经是重庆市一中校长。听到父亲不久前病逝的消息，他很是惋惜，说像父亲这样一个实干苦干的好同志，死得实在是太可惜了。我们一起感慨了一番，他很关心地问到我的情况，有没有甚么困难，我说现在需要找个工作，他毫不迟疑地说：“你明天到学校来，我来想办法。”
第二天我去了一中，刘弄潮安排我到教务处作文书，并介绍教务主任与我认识。一见面我们双方都吃了一惊：教务主任居然是黄石山。
刘弄潮社会活动多，学校教学活动和内部事务基本上是由黄石山负责。这个黄石山，也是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也当过教师，政治斗争和教学经验都很丰富，1938年云阳的党组织恢复后，他是云阳县委书记，我是县委青年委员，我们曾经在一起，把云阳的抗日救亡运动搞得轰轰烈烈。
由于长期秘密工作的经历，我们彼此心照不宣，当着刘弄潮的面也不说破，可是大家毕竟在一起工作过，虽然现在没有组织联系，基本的了解和信任还是有的，当着刘弄潮的面不说，并不等于私下里不谈。老黄告诉我，前不久他在涪陵被捕后，与党组织失掉了联系，现在他手下的这些教师，又被一批兼有特务任务的三青团员所把持，学校管理混乱，教学质量不高，学生和家长都不满意……老黄是和我一起在抗战初期搞过救亡运动的人，现在眼看自己手里有这么一个好的阵地却无法施展，心里非常苦闷。他估计我手上有组织关系，不断向我诉苦，希望我能够帮助他找到党组织，并且介绍一批有真学问，能够独当一面，能取得学生信任的进步教师进来，以站稳脚跟，打开局面。
陈作仪被特务们关押了五十多天，因为没什么确切的证据，又被放出来，我将这些情况告诉了，由他向上级反映，然后约了黄石山到观音岩义民医院(即现在的外科医院)与地下党重庆市委委员彭咏梧（江姐的丈夫）见了面。上面经过研究，决定关于黄石山的组织关系暂时不提，介绍教员的事情倒可以积极考虑。在以后一段时期，我和陈作仪介绍了一大批进步教职员到市一中任教，他们大都是从北大、北师大、清华大学、西南联大、武汉大学、复旦大学等名牌大学毕业的，有的是民盟等进步团体的成员，而其中的汪国桢、屈清莹（洪涛）等人，就是共产党员。当时国民党已经发动全面内战，在国统区大肆搜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重庆的白色恐怖日益严重，为了安全起见，我们没有在市一中教职工中建立党的组织，所有的同志都是单线联系，连由省委青年组直接领导的学生青年核心小组（后改为六一社，新青社），也没有打通关系，只是因为陈作仪特别交代过汪国桢是上面转来关系的老同志，很有能力，我才转告黄石山，有事多同老汪商量。因为这层关系，黄石山起初打算请老汪作训育主任，但教育局硬要把一个姓刘的三青团骨干分子塞进来担当这个职务，刘弄潮和黄石山极力反对无效，只好让步，把进步教师陈祚璜安在训育处作学生的生活指导，把老汪改为教初中班的语文，后来又改为教高中两个班的语文，这样不但有利于我们在学生中开展工作，校内校外的许多重大事情，作为骨干教师汪国桢也都能参与讨论，取得一致意见后，再由黄石山或学生自治会去执行。
1947年春季开学前，陈作仪和我商量，决定在市中区的青年会大厅里举行一个学校教师与新闻记者见面会，一是为刘弄潮作宣传，二是给学校的三青团分子一个下马威。刘弄潮在会上谈了他的办学方针，声言要学习当年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用“新旧思想兼容并包”的精神来办好市一中。接下来他介绍这批新聘任的教师，当听说他们大都来自北大、北师大、清华、西南联大等名牌大学时，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在场的张学孔、胡作霖、陈以文等人，都是共产党员，又是《大公报》《新民报》的知名记者，他们都在显著版面上发了报道，在舆论上给以支持。这样的场面对于那些只知道“效忠党国”的三青团分子，显然是个警告。当时的学校，每个周一都要举行“总理纪念”周会，会上照例要宣读孙中山先生的遗训，同时部署一周的工作。刘弄潮多次在这样的“周会”上宣传他的办学主张：要把“五.四”时期倡导的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请到市一中来，还要绝对保障学生在校内的思想、言论、集会结社和探讨学问的自由。
到一中任教的这批进步教师，大多是些有多年的教学经验，也有真才实学，担任语文教师的汪国桢、屈清莹、易湘文等人，都是常常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的作家诗人，黄石山的历史功底也很厚实，其他教授地理、化学、代数的老师，都很受学生的欢迎。当时的教师常常被当局拖欠工资，连肚子都吃不饱，可是教师们都认真的备课讲课，从不马虎。在刘弄潮的大力倡导和教师们的推动下，加上党对学运的直接领导，学校的民主风气很浓，各种社团和壁报如雨后春笋，各自都有教师参与辅导。比较活跃的“晓原剧社”，“白雪国乐团”等文艺社团，是董季泽，相子昭老师的阵地，“真与针”，“积极”，“透视”等壁报社，常常登载汪国桢的《杂感》，程嘉哲的《新阿Q传》。其他如歌咏、讲演、作文比赛、联欢会等活动，都有辅导老师。为了活跃思想，开阔眼界，刘弄潮还请了著名的进步学者，包括文学家艾芜，经济学家陈豹隐，漫画家汪子美等到学校作学术演讲。当然了，市一中的教师也有左中右之分。进步势力虽然占绝对优势，能左右校务、教务和一切活动，但并不拉小圈子，而是根据周恩来同志提倡的三勤（勤业务、勤学习、勤交友）三化（社会化、职业化、合法化）的原则，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汪国桢与黄石山、程嘉哲、陈祚璜等人，就搞了一个灰色调的“三枝烟油店”，课余时间会集一些教师在校外一个茶馆里吃茶谈天，还规定到会者抽完三支烟就要作一首打油诗，他们古今中外无所不谈，天南地北应有尽有，插科打诨雅俗不论，大家高兴而来，尽兴而去，既广交了朋友，又不会引起特务们的注意，一举数得。
1947年的上半年，美军强暴北大学生沈崇事件，引爆了全国学生的“抗暴运动”，进而发展成声势浩大的“反饥饿反迫害”的游行，弄得国民党当局相当恐慌，对于刘弄潮提倡的这些做派，当然也不高兴，但他当时有国民党陆军大学政治部副主任、少将教官的头街，又有很好的上层关系，也把他奈何不得。到后来刘弄潮居然带头参加声势浩大的“抗暴”游行，整个市一中在他的带动下，不但成为教学质量高、升学率高的著名中学，而且在全市学生的反蒋爱国运动中，成了不畏强暴、敢闯敢冲的学运先锋，国民党对此“忍无可忍”，终于采取了行动。1947年的5月，刘弄潮被迫离开重庆去香港，校长由黄石山代理。5月31日，黄石山从一个姓刘的训育主任处探得：警备司令部第二天要在全市进行大逮捕（即后来著名的“六.一大逮捕”），一中的十五名师生已经上了黑名单，黄石山立即通知了汪国桢，然后又分别通知其他有关师生迅速转移。这一次除了学生阙雄飞当夜没有回到学校，教师胡作霖住在《新民报》没法通知因而被捕外，其余的都安然无恙。黄石山在这样关键的时刻里，能以代校长身份顶住反动派压力，掩护革命师生，在民主学运中是立了一大功。
当时学校的学生自治会，一直都掌握在进步势力手中，学生领袖们能力很强，阙雄飞同学一被捕，学校马上组成了“六.一后援会”，联合全市大中学校，宣布无限期停课，当局有些着慌，通知黄石山和汪国桢参加由重庆市长张笃伦召开的师生代表谈判会。会前我们聚在一起，对形势作了分析，认为由于反动派内部的争权夺利勾心斗角，加上社会舆论和学生游行罢课的强大压力，被捕师生是有可能释放的，但对敌人的狡猾也不能不作充分估计。果然，会上张笃伦恳求校方劝导学生复课，黄石山和汪国桢一面理直气壮的批驳国民党特务的卑劣行径，同时也表示只要放人，就去说服学生们复课，否则就由学生们将罢课进行到底。一番谈判下来，两个人心中有了底，回到学校后，和学生们一起做好了复课和继续罢课的两手准备，还筹备了迎接阙雄飞胜利归来的欢迎会。果然，6月13日复课，14日阙雄飞就被释放。可是同时被捕的老师胡作霖却被押进了渣滓洞，在重庆解放前夕的“11.27大屠杀中英勇牺牲。
此事过后不久，学校放了暑假，一个名叫蔡天亲的人前来接任校长，奉当局之命“整顿市一中”。此人老奸巨滑，知道一中的师生很团结，做出一副很亲善的面孔，可是直到开学前夕，还迟迟不向教师发聘书。汪国桢和黄石山知道他的“心事”，就团结广大师生和他进行了一场“解聘”和“反解聘”的斗争，一面让进步学生出面和姓蔡的谈判，指名要求挽留优秀教师；另一方面让广大教师向他公开表示：只要解聘一人，全体教师都拒绝受聘。开学前几天，蔡天亲终于把全体教师的聘书交给了黄石山，只把汪国桢、程式嘉的聘书折了一角，要黄石山担保不出事情。蔡天亲解聘和分化教师的阴谋又破产了。
市一中的学运从“抗暴”到“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运动，一浪高过一浪，不久这个蔡天亲也因为查办不力被解职了。当局经过周密策划，派大特务杨寿康来当市一中校长。他纠集了一批职业特务，事先准备好了班底，一来就解聘了二十六位包括黄石山在内的所有进步教师。这家伙来势汹汹，看来若再用对付蔡天亲的那一套，我们必然会遭受巨大的牺牲。我们请示上级后，决定全面撤退。被解聘的教师们通过各种渠道，分别安排到有关学校和其他地方工作，我也由市一中转到王家坡保国民学校。
我在市一中没有抛头露面公开活动，主要是在教职员工中作一些穿针引线的工作，把党的意图通过汪国桢向黄石山传达，老黄也把他的一些想法和意见通过我向党反映。当时重庆市一中能在全市反蒋爱国学生运动中起先锋带头作用，是与这批进步教师积极参与和上级党的意图分不开的。也是与刘弄潮的教导和鼓舞分不开的，至今当年市一中的师生都很怀念他。前几年听说他在北京逝世，大家都感到很悲痛，后来他的夫人但凡来成渝两地，早先一中的师生们都要前去看望。
初学拉广告
到王家坡保国民学校不久，学校就放了暑假。眼看风头已过，我又进城去，找到在《国民公报》当副经理的陶敬之，开门见山地说：“我现在没有工作了，你帮我找个饭碗。”
陶敬之是1938年入党的，也是万县“救国会”发起人之一，1936年我们曾经同在《万州日报》工作，现在他的秘密身份是党的外围组织“民主实践社”的负责人。听说我要找工作，他有些为难地说：“我这个副经理，只管得了找钱的营业部，管不了做文章的编辑部。安排你做什么啊？”
我想了想说：“那……帮你拉广告总可以吧？”
老陶知道我的文笔，一瞪眼睛说：“那不是大材小用了吗？”
我吊儿郎当地说：“没关系。当编辑我都当烦了，又费脑筋，责任又重，动不动就说我反对政府，上下都不讨好。拉广告，到处跑，又能找钱又能玩，多好。”
老陶笑着说：“我知道，你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不过咱们要说清楚：拉多少广告得多少回扣，没有工资的哟。”
我说不要紧，只要找个住的地方就行。老陶说那好办，你明天上午到报社来，我给你解决。
第二天上午，我同宁君一道去民生路国民公报营业部，老陶是第一次见到宁君，又跟我开玩笑：“几年不见，我们小林就娶了这么漂亮的夫人，成双成对地进进出出，气派哟！好好好，我在两路口康林路的宿舍给你们安排了一个房间，你们可以去住。”老陶带我们到营业部，交代给了主管广告这一摊工作的陈经理，以后我们有什么事情就直接找陈，这样与老陶的接触就少了，免得引起麻烦。
当时的《国民公报》，也算是家行业报，老板是重庆金融界的名人康心之，他的后台是以张群为首的国民党元老，张群本人就是《国民公报》董事会的董事；可他又有个女儿是共产党员，中共南方局通过这个关系，又在积极做康的工作。他本人出钱办报，不过是捞取点政治资本，增加其社会地位而已，在政治上谁也不得罪，既不要违背三民主义，也不要骂共产党，因此报社的工作人员，左、中、右都有，不过时局所致，以左、中占多数。我来报社工作，组织上早有交待，不过是暂时找个职业作掩护，随时准备接受新的任务，因此我们在报社内努力多交朋友，少谈政治，积极地为报社也为自己增加经济收入。
我们在康林路宿舍住下，宁君找了他远房的一个妹妹帮助带民涛做家务，开始在一个新的领域内工作。
当时重庆的报业竞争很激烈，各家报社对于广告和推销都有比较优惠的规定，推销一份报纸，可得4折的回扣，那时报价每份每月是1.2元，若以40%的回扣算，一份报纸每月可得回扣4角8分钱；广告的回扣也是20%甚至40%，金额越大得的钱也就越多，很是惹人眼馋，所以当时为报社拉广告，不但不要薪金，还要给报社有关人员“进贡”。我们没有拉过广告，就用笨办法：翻阅重庆所有报纸的广告版，找遍大街小巷所有的广告牌，抄下所有广告上的地址，每天吃了早饭就出发，从上半城走到下半城，从江北走到南岸，去游说订户拉广告。重庆是座出门就爬坡的山城，夏天又是出了名的炎热，我们走饿了，就在沿街的小摊儿上吃碗豆花咸菜饭，渴了，找哪家大妈要碗凉水渴。我们沿着那些店铺集中的街道一家一家地走，真是说不尽的好话求不完的情，请他们订一份报登一个广告。那些店家对这一套早就厌烦了，客气一点的就说：“对不起，我们不需要，请走别家吧。”不客气的则说：“别卖狗皮膏药了，我们既不订报也不登广告，没有时间和你们罗嗦。”有的很不屑地说：“别说是你们了，就连《中央日报》我们都登了广告，生意还是不好，白花钱。”更有人连嘲带讽：“这年头，十家商店垮了八家，十个工厂垮了八个，我们连饭都吃不起了，哪里还有钱登广告？除非你们找蒋委员长发个指示，下个命令，我们就照办。”甚至有一家拿出一堆《中央日报》来说：“这些都是上面硬派下来的，谁看啊？要说拿来擦屁股，又怕有字生痔（字）疮……”
如此这般的跑了几天，又累又饿又受气，没有拉到一个广告，只是有一家商店里的一位熟人见我们赖着不走，连同情带可怜订了两个月的日报，得了9角6分钱的回扣，气得宁君回家倒在床上，蒙着被子哭了一场。
我这个人倒有点犟脾气，我不相信重庆市有数十家广告社，有数百人拉广告搞发行，为甚么他们能够搞到业务而我们就没有？他们能够赚钱我们就只能够吃“闭门羹”？肯定是没有找到窍门嘛。这样一想，第二天也不跑街了，到城里邹容路的和中音乐厅里，去找蒋林隐蒋二哥。
蒋二哥和诗伯沾了点什么亲戚，现在是和中音乐厅的副经理，又是重庆城里“红帮”天字号的大爷，交际广，办法多。我和宁君一坐下就诉苦，蒋二哥听了只是笑，点着我们的鼻子说：“你们两个啊，在这个世道上做事情，以为只凭那点子热情，就能干出点明堂？也太天真了嘛。不过也不要急，有句话说得好：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我帮你们想个办法，一定会柳暗花明。”
宁君听了一撅嘴：“想什么办法？除非改个门路，不干这个低声下气的倒霉行当。”
我却听出了话中之音，连忙说：“二哥你的板眼多，说出来我听听。”
蒋二哥说：“我手下的兄弟伙，各行各业的都有，光税务局的就不少，你想，要是他们到商店打个招呼，谁还敢不买账？你先参加我们的红帮，到时候，我跟兄弟伙打声招呼，对他们来说，这点小事不过举手之劳，你只要跟他们走一趟，包你满载而归。”
我一听有点犹豫，说：“不入红帮不行吗？”
“咳，入个红帮有什么关系？再说不是自己人，他们不肯卖力啊。”
蒋二哥说得有道理，但是加入封建性质的帮派，我个人不敢做主，还需要同自己人商量，于是就告诉他，考虑一下再说。
回到报社，我把这情况告诉了陶敬之，老陶说：“蒋林隐这人我也认识，场面上是重庆城‘红帮’天字号的大爷，私下里却是我们‘民主实践社’的成员，我的朋友中有不少都是他的兄弟伙。我看你加入他的红帮也没什么关系，多一层保护色，不是更便于工作吗？”
老陶领导的“民主实践社”，是党领导的一个进步的群众团体，其成员多是各阶层进步的知识分子，也有商界人士和公务员，我当然信得过。于是，我很快的就同蒋林隐的弟弟蒋廷藩一起加入了红帮，托蒋二哥的照应，当了个排行第三的“三爷”。
“红帮”的兄弟伙们经常在和中音乐厅吃茶跳舞，我和宁君也常去那里进出，很快就和他们混熟了，由于蒋二哥事先打了招呼，这些讲义气的朋友都很乐意帮忙，这样一来，我们果真“柳暗花明”了。每天清早起来，我们收集全市的报纸，专门寻找那些在其他报纸刊登了广告而在我们《国民公报》却没有的广告户，再把这些报纸带到和中音乐厅，找到兄弟伙中税务督查员，同他们一道找上门去，拉广告。说来也怪，不过几天工夫，所有的商家都换了面孔：有的立即同意以同等的版面在我们的报纸上刊登广告，有的拿出新广告优先“照顾”我们，有的临时撤回别家报刊的广告转给我们，那些手头有些紧张的，也要照顾点小版面的广告，哪怕是少登几天也成。有的实在拿不出广告费，就订上一份一年半载的报纸。重庆城里的那些广告公司，当然也是我们“主攻阵地”，从那里拿到不少业务，至于那些只做街面上广告牌大生意的，虽然一般不做报纸广告，可是他们的业务员门路多，我们也和税官一起找上门去，拉拉关系，碰上合适的，随便介绍过来。凡是帮了忙的，我们也不亏待人家，尤其是对陪同我们四处奔走的税官朋友，都能够从我们的回扣中得到公平合理的分成，大家都有好处。就这样，我们每天出门虽不能说十拿九稳，一般都有收获。
有一天，我们和一个税务员一起，到民国路一家大五金商店，那位经理见了我们，很难为情的直是道歉，说：“对不起啊，前几天你们来拉广告，我不知道深浅，谢绝了，你们不要见气，今天给你们补起。你看，就按照我们在《中央日报》登的这个广告，再加上五行字的版面，在你们报上登15天，怎么样？”
这就是说，他在我们报纸上花的钱，比在《中央日报》上花的钱还要多，我和宁君心里乐开了花，要请经理去进馆子吃饭，谁知道这位经理却说：“咳，应该我请才对啊，以后我们就是朋友了，大家互相照应。”
后来我问税官朋友，这位经理为什么这么客气，税官从鼻子里哼了一声说：“这顿饭值几个钱？这家做的是大买卖，图的是大头，他今天卖给你们这个面子，下月我起码要少收他1000元的税啊，你以为他真的是客气？”
原来如此。
重庆较场口的米亭子市民大楼，是全市最大的中药材市场，附近各县仍至全川各地的零售商，都要来这里采购。底层是市场，人来人往，拥挤不堪，二楼的四周虽然也都是批发市场，可中间拥有数十张桌子，供客户吃茶谈生意。我们不会放过这个阵地，每天都来这里坐上一阵，首先把目标集中在一些广告大户，如“万金油”、“八卦丹”、“仁丹”、“何济公”等，他们的广告版面大，时间长，出钱多，这样我们的回扣也多。当然，这些广告大户的业务员也很狡猾，他们是不会白送人情的，要想事情办成功，也一定要给予他们些好处，这些“好处”也从我们的回扣中出。不过只要抓到一两个大户，每月的零用开支和应酬费用，连同全家人的生活都有了着落。这里还有一位批发商，也是蒋二哥的兄弟伙，曾经受过二哥的恩惠，听二哥说我们挣钱不容易，除了帮助拉广告外，还鼓动我们顺带也买卖些中成药，一切都由他代理。每次结账，我们总是赚的多，后来才知道，即使是亏了，他也不告诉我们，自己垫钱出来了结。
我们广告赚钱最多的时候，是五一、国庆、元旦、春节这样的节日特刊。节前我们以每个版面50元包干的金额，向报社预定两个版面，然后拉上十来个客户，广告的实际收入起码在200元以上，这样一来，两个版面最低要赚三到四百元。当然了，要想多挣钱，就要多动脑子想办法，在设计上玩点花样，让客户乐意掏钱。我们一改往常把广告分成若干小方块刊登的枯燥做法，有时候把“庆祝元旦”“庆祝国庆”写成中空的美术字，然后把广告内容填进字间的空白里；有时我干脆发挥自己做“打油诗”的特长，写上几行来宣传，记得有一则“八卦丹”的广告，我是这样写的：吃了八卦丹，嘴里香又甜，价钱很公道，人人都喜欢。从现在看来，这样的广告词未免有些“粗俗”，可在当时，因为新奇，又通俗上口，有的居然在市民之间流传开来，报纸和客户皆大欢喜。不过要在短短的十天半月里说动几十家客户做广告，拉满两个版面，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每到节日过后总要美美的睡上一觉，好好休息几天，精神才恢复得过来。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到1947年的秋季，我们已经拥有280多家固定的报纸订户，每户订期半年到一年，就是说，从第三季度起，我们每月报纸的回扣收入固定在140元左右，至于广告的回扣收入每月最低在200元以上，到节日多的每月可达400元，拿的都是白花花的不贬值的银圆。陈经理很羡慕的说：“你们一月的收入，要等于我这个经理月薪的三倍啊。”
我们一路顺风地做下去，很快就在广告界中有了点小名气，有的广告社慕名而来，许诺每月给80元车马费，拉到广告后再加20%回扣，要我们也“顺带”为他们拉点客户，我们怕把关系搞复杂了起纠纷，推辞了。加上我们报社里的人际关系也很好，见了谁都客客气气，即使知道谁是党员也不随意去接触，既不拉小圈子也没有对立面，还时不时给上司有点“好处”。报社既不付给我们工资，每月还因为我们增长了不少的收入，扩大了报纸的知名度，把我们当成了最受欢迎的人。
对我们来说，收获还不仅仅是生活的安定和赚钱。1948年华蓥山武装起义前，我和宁君拿着这些钱，摇身一变成了药材商人，带着大批药品回到岳池，除了留下起义所需要的药品之外，还以卖药为名，多次去广安等地收集国民党的军政情报；起义失败之后，一大批起义地区的游击战士和干部涌向重庆，在数万特务的追捕下，相当一部份无依无靠的同志是我们全家利用新旧社会关系安置的，我们在报社的收入，则是安置保护这些同志的基本生活的保证。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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