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向北
父亲走得太早了
我一到重庆，就兴致勃勃去王园看望父亲，却只见到手足无措的柳青，哭兮兮地对我说：“爸爸病了，病得很厉害，住在医院里。”
我问甚么病，柳青说：“前几天爸爸从民生公司回来，感到心里发闷，有些累，当时李英才也在，说是认识一个著名的医生，就陪同爸爸一起去看病。他们回来时带了一大包中药和一个大药罐，李英才还特别嘱咐我说：这副药花了四块多大洋，很贵的。我赶紧把药熬好，给爸爸吃了一碗，不一会，他就肚痛，口渴，一身大汗，全身发烧，心跳得厉害，手上、脸上出现不少红斑点，不断的呻吟。我吓得没有主意，连忙喊了一辆黄包车送到医院来。经过抢救，现在全身都是红癍，连说话都困难。”
柳青还说，父亲病倒之后，民生公司卢作孚总经理派了个公司的负责人来，对医院院长说：“病人是我们公司的得力干部，请你们一定要派最好的医生，用最好的药，不管花多少钱，都得把他治好。”公司还派了几个人来，日夜轮班守护，所以医院也很重视。但是几天来，父亲的病情一直没有起色。
这真是平地一声炸雷！一个星期前我离开重庆时，他还精神挺好的，怎么突然就病成这样！我赶快同柳青去到市民医院（解放后改为第一人民医院，现又改为妇女保健院），走进病房，见父亲闭着眼睛躺在床上，正在输液吸氧，一脸的红癍，像是小孩子出痘子，脸都变了形。宁君抱着民涛，站在床边说：“爸爸，你的孙孙民涛来看你来了”，父亲的眼角流出了泪水，民涛用小手儿拿着宁君给他的手帕，给爷爷揩眼泪。
我伏在床前，轻轻喊了声：“爸爸……”
他睁开眼，望了望我，又把眼睛闭上，很吃力的说着：“你诗伯来了没有？”
我摇摇头。
父亲把头转到一边，不再说话了，看来有些失望。
我从来没见过父亲病成这个样子，呆呆站在那里，脑子里一片空白。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护士来了，做了个手势让我们不要惊动他休息。我突然醒悟过来，拉着柳青出了病房，找到医生打探病情，医生说：“你父亲病情很重：血压很高，高烧不止，全身癍疹，呼吸困难，神志不很清醒，很可能是血管破裂，你们要作好思想准备。”
走出医院，柳青只是哭，我的心情也很沉重，噙着泪水去到邮电局，给诗伯发了一个急电。一连等了两天，诗伯还没有来，爸爸终于没有等到她。临终时只是吃力的，时断时续的，声音细微的说：“解铃……还……需……系……铃……人啊！”
1946年6月22日，晚上9点15分，46岁的父亲很不情愿的离开他的亲人们去了，永远永远的去了。“解铃还是系铃人”，这是父亲生前留给我们的最后的一句话，这句话只有诗伯懂，我懂。
父亲的一生，其实很孤独。他和我母亲是十足的封建包办婚姻，虽然后来也产生了爱情，美好的光阴却过于短暂。母亲过早去世后，他偷偷摸摸地爱上了柳青的母亲，可是因为祖母的反对，这段婚姻也成了封建道德的牺牲品。随后父亲与一个没有爱情只是为了满足生理需要的不三不四的女人混了一段时间，不久也就不欢而散，而他真正爱的人，是诗伯。
父亲是个纯真如孩童一样的人，在他的心目中，诗伯不仅仅是一位女中奇才，女中豪杰，还是他仰慕的一尊女神，他把自己的后半生，紧紧和诗伯的境遇联系在了一起，为她之忧而忧，也为她之乐而乐，尽一切可能为她排忧解困。父亲对于诗伯的这番情谊，在圈内的同志们中尽所周知，不少人都在极力玉成。诗伯回华蓥的前夕，陈于彤找她谈话，也谈到了这个问题。陈表叔说：“诗姐，玉璧同志牺牲之后，你长期一个人四处奔波，还带着两个孩子，而佩尧也长期是一个人生活。他对你的情谊，不但同志们了解，想来你也是知道的，大家都认为你们在一起很合适。你是不是也有所考虑？”
诗伯停了一下才说：“我与佩尧相识已经多年了，他这个人忠厚善良，做起事情也很踏实，这些年他对我不遗余力的关心和帮助，我都记在心头。人非草木，熟能无情，可是细细想来，我也有自己的难处。一是尽管玉璧已经牺牲多年，可我一直都忘不了他；二来我手下还有一大批华蓥山的战斗员，他们都把我认作是玉璧的人，希望我能够再带领他们去为玉璧和牺牲的战友报仇雪恨，他们早就担心有朝一日如果我‘改嫁’，为此当年我就在山上宣誓：这辈子不再嫁人。再说了，现在组织上要我回华蓥去做这么重要的工作，而我们当地的人也很封建，一旦知道我不再是廖家的媳妇，回去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所以我想……这件事情，恐怕要放一放再说。”
后来诗伯也探过我的口气：“他们都想让我做你的妈妈，你愿意不愿意？”我回答得很干脆：“我早就巴不得呢，还有什么不愿意的？”诗伯听了很满意地笑笑，又摇摇头，说等等吧，再等等。没想到父亲却没有能够等到这一天。我一直都在想，如果诗伯早些与父亲在一起，父亲不会这么早就去世；而父亲如果能够活到了解放后，他们的结合更是顺理成章，那样即使有了后来的委曲，诗伯身边也会有个安慰的人，想来也不会那么抑郁，以至成了恶疾。想来当初于彤表叔对诗伯说起这件事情，很可能是受了父亲之托，而诗伯的这些话，也通过表叔转给了父亲。因此在事业中勇往直前义无反顾的父亲，在这个关系他人生幸福的问题上，一直都在等待。父亲在这样的等待中既不能也不愿自我解脱，直到他生命最后的时刻。
电报发出的第三天，诗伯才赶来了，面对即将入殓的父亲，她只说了一句话：“佩尧兄，我对不起你。”
当时八路军办事处还在重庆，陈于彤把父亲病逝的消息告诉了中共代表团，代表团让八路军驻渝办事处派人来慰问，并送来100万法币（等于100元人民币）作治丧费。天气很热，遗体不能久放，我们没有通知任何亲朋好友，也没有举行任何追悼活动，就在父亲去世的第二天，柳青的男友曹甦带着民生公司派来的几个茶房，将父亲的遗体装进棺材。作为他的亲人，诗伯戴上了青纱，宁君抱着民涛，我和柳青在后面跟随，我们都披麻戴孝，一起将父亲护送到江北民生公司公墓，在哭声和叹息声中将他安葬在荒草丛中。当时只垒了一座坟茔，后来又刻了一块石碑放在坟前，以后也没有去修墓，就这样草草的了结了父亲的一生。
这是一个凄风苦雨的早晨。
父亲是1945年冬天来到民生公司的，担任了总公司事务课长，工作范围既宽又杂，除专业分工的业务部门之外，各方交涉应酬，内外接待工作，员工的吃、喝、拉、撒、睡……无所不包，无所不管。卢作孚亲自找到父亲谈话，说：“何迺仁向我介绍，说你是个实干家，我就需要这样的人才。现在事务部门要做的事很多，我希望你先把茶房的训练抓好，不要看茶房工人做的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对顾客产生直接的影响，都关系着公司的信誉。我已在北碚办了十几期茶房训练班，效果很好，现在希望你去把这个训练班接着办下去，更上一层楼，办出更好的成绩来。”
父亲把谈话的内容告诉他的领导人陈于彤和饶孟文，他们都说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首先，卢作孚是一个很开明很能干的实力派人物，对于国民党和共产党谁是谁非有着很清醒的认识，这就为父亲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再说了，川江航运是一条非常重要的黄金水道，而民生公司的茶房，又是一支很重要的工人力量，如果父亲能够在这条道上站稳脚跟，不但将对我们运送物资、人员来往带来很多方便，还可以在茶房工人中培养发展一批先进分子和党员，建立党的组织。这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任务，一定要搞好。
父亲去北碚办了三期茶房训练班。他与训练班里的学员同吃同住，相处得很好。白天上课，他和学员一道用心听讲业务知识，还作笔记，休息时和一起学员出外逛街转公园，了解大家的家庭思想情况。因为还兼着公司的杂务，父亲还得经常从北碚回重庆总公司办公，有时回程晚了没有公共汽车，他步行几十里也要赶回训练班去。茶房中有个名叫曹甦的年轻人，有点文化，人也还聪明勤快，父亲对他的印象不错，就把他提拔成了组长。茶房训练班结束后，父亲回到民生公司，住在五楼屋顶的一个单间，陈于彤、饶孟文、刘孟伉、刘弄潮、陈作仪等同志，经常带一些人来这里开会，曹甦负责站岗放哨，供应茶水和做饭，还为新华日报社和八路军办事处的人员买船票并护送上船，其中包括许涤新这样我们党的重要人物。曹甦常在父亲身边听候使唤，时间一长，和柳青有了情感，父亲这一病，公司又派他来照顾，日夜在跟前守护，父亲去世后，他带人负责装殓。后来他与柳青结成了夫妻。也是在这段时间，随同父亲来重庆的梅侠在神仙洞一个小学教书的时候，认识了在重庆青年会工作的陈作仪，陈作仪是我们云阳的老乡，1938年与我同时入党，人很干练，工作也很勤奋，后来他与梅侠结了婚。
父亲最后的这些年里，从小跟随他的我不在身边，宁君诗伯远在华蓥山区，只有柳青形影不离的陪伴着他，照顾他。孤独的柳青爱父亲胜过自己的生命，可是她没有文化，更缺乏和我们一样的经历，只能照顾他的饮食起居，不能安慰他的精神生活。父亲累了一天，很晚才回家，常常一个人躺在竹椅上，独自吃着茶。父亲是很喜欢孩子的，常常说一个家庭里如果没有孩子，就等于马路上没有了电灯。他想冰华和民涛，想我和宁君，特别是想诗伯，常常对柳青说：“要是大家能够住在一起，多好啊”。
父亲去世后，没有甚么后事可以处理的，他没有银行存款，也没有私人积蓄，一生都是在穷困中过日子，每月工资总是过早的支付，长期的咸菜豆花，茶泡饭，使其营养不良、贫血、衰弱，这也是促使他早逝的原因之一。他是四海为家，从没有制过家具，一把可躺靠的竹凉椅，也是想了多年都没有置办，最后是他生病时，柳青偷偷地花了三元钱才替他买来的。曹甦后来告诉我说：父亲每月100多元的工资，在当时应该是相当宽裕了，可是他自己省吃俭用，把钱拿去救济朋友，经常预支工资作伙食费。他的衣服总是破了又补，补了又破，有时亲友们看不惯了，才替他买了一件换洗的穿上，虽不能说一贫如洗，却是两袖清风，真正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一生清清白白。
虽然在我的介绍下，父亲1940年才重新入党，可是我能走上革命道路，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受了父亲的影响。视父亲为平生唯一知己的孟伉伯父曾对我说：“你父亲忠厚、耿直、为人正派，只要认定的事情，别人不愿做他要去做，别人不敢说他敢说。他认定你是好朋友，愿把心掏出来给你，做到士为知己者死，他瞧不起的人，见了面就把头掉开，不打招呼。他一生天真如孩童，为世道之不容。有人说他是疯儿，傻儿，我说他是好人，只是死得太早了，世界上那么多作恶多端的人，为什么不死，偏偏要死他呢？我自信在这世界上，只有我最了解他，他死后，我写了一首悼念他的诗，这样的诗自信这个世界上只有我才写得出。”
孟伉伯父将那首“哀林季子”的悼词交给我，我认为这是对父亲一生的最公正的评价，现抄录于后：
哀林季子
阔肩短干林季子只知事事不畏死一事众手束无策肩上君肩宁挂齿前年卧病巴子国力疾犹堪理烦剧秋风一夜哭江头可怜累死无人惜我谓君愚不可及君诵我言长叹息宁知君尽从此毕呜呼 已矣君乎君兮不可作愚者何如智者乐世上聪明人何多将君不死奈君何
云开日出
父亲去世前，住在王园内东边的几间草房内，这里原是枇杷山的一片荒地，因被四川军阀王陵基霸占，修了公馆，就改叫王园。王园是重庆全市的制高点，站在山顶上，可以俯看全市。园内古树多，也有一些亭阁和花草，在乌烟瘴气的重庆，也算是当时的游览胜地，过去王陵基住在那里时，戒备森严，闲杂人等，不敢闯进闯出，就是一般军警特务，地痞流氓，也不敢前往闹事，所以一直比较安全。父亲的小屋里虽然只有简陋的家具，可是除了他同柳青之外，还经常有不少逃避国民党特务追捕的同志来这里避难。
父亲去世不久，陈于彤、饶孟文到王园来，算是看望我们一家，也和诗伯见面，他们俩依着父亲的称呼，都叫诗伯为“诗姐”，让诗伯既亲切又伤感。江油一别，又是好几年了，曾经是三台中心县委书记的饶孟文后来去了延安，现在重庆中共代表团工作，陈于彤也已经是《新华日报》资料室的主任。诗伯见到陈于彤，向他汇报了一年来在岳池家乡的工作情况，陈于彤很有些感慨地说：“看来去年让你们由成都回到岳池的这一决定，是正确的。你们抢先一步，把工作做得很有起色，现在形势恶化了，这些基础工作就要派上用场，下一步如何搞，由饶孟文同志与你们具体商量。”
早在江油，诗伯就从我和父亲口中知道饶孟文的情况，现在更把他看成从中央来的领导。她从内衣口袋里面拿出了一张我岳父廖玉璧照片，向老饶讲起了这些年的遭遇。这张照片是1925年岳父从南京回来之后，在顺庆接转组织关系时摄的，也是我岳父唯一的遗物，这些年来，诗伯一直像保护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着它。照片正面两边的题词是：勇敢奋斗，再勿怯弱；下端是：民国14年摄于岳池；照片的背面写着岳父当年的誓言：革命意志，从此确定，人生意义，从此认清，一洗从前梦想的爱的生活，怯弱意志，以我之身献诸人类社会，不复为一个人而牺牲矣。诗伯详细的向老饶讲述了华蓥山几次武装斗争的情况，说到岳父牺牲后敌人对华蓥山区人民群众和游击队员的大屠杀，说到当年车耀先派她去苏联学习，以及她在宜昌失掉了组织关系，后来一直都在找党……诗伯一边说一边哭，饶孟文拿着岳父的照片，一边叹息一边听，就这样一直说了三个多钟头。
第二天，饶孟文又来到王园，很高兴的告诉诗伯说：“诗姐，你和廖大哥过去的情况，组织上都有所了解，廖大哥牺牲后，组织上多次派人来找过你，都说你不知去向，后来又听到佩尧和于彤常常谈到你，知道这些年来你一直对党忠心耿耿。这些情况我都向组织作了汇报，决定正式恢复你的党籍。为了使你安心工作，组织上决定把你的两个儿女－－宁君和亚彬，送到延安烈属学校读书，你赶快回岳池，把各方面的关系联系好，让亚彬也作好准备，最多不过9月初，就可以随八路军办事处准备的飞机起身。”
当初我回重庆，宁君不见冰华，就和我闹了一场，怪我只知道工作工作，也不想想上面的局势有多严重，万一孩子出了什么事情，她一定不会饶我。没想到诗伯这次下来，又是只身一人，宁君问起冰华，诗伯老是吱吱唔唔，不作正面回答。宁君起了疑心，又来追问我，我们看事情瞒不住了，只好对她说了实话。宁君一听，如雷轰顶，随即哭死哭活，跟我大闹了一场，骂我出了这么大的事情，都不跟她说实话，简直是没良心……
这么短的时间内，失去了两个亲人，宁君的眼泪一直都没有干过，现在好容易听老饶说要她带着弟弟去延安读书，这才破涕为笑，继而手舞足蹈。我急了，连忙问那我呢？诗伯也连忙声明：“老饶啊，当年车耀先同志可是说过：如果上海那边走不通了，就让我从延安去苏联……”
饶孟文说：“你们俩都不能走。这几天，国民党已经正式对我们的解放区发动了大举进攻，扬言三到六个月要消灭我军主力，看样子这仗是非打不可了。重庆是国民党的大后方，华蓥山又离重庆这么近，重要得很，我们解放区还要派人来搞武装斗争呢，像你这样的人怎么能够走？”老饶还特别对我说：“考虑到小林你已经暴露，会给你另外安排工作。”
临走时诗伯见老饶脸色不大好，特别嘱咐他注意身体，老饶却对诗伯说：“诗姐，你把廖大哥那张照片带在身上是很危险的，特别是上面的那些题词，要是被特务发现麻烦就大了，你是个老同志，应该知道这是不合符党的秘密原则的，为了安全起见，你考虑怎么样妥善处理吧。”
父亲去世后，一家人都沉浸在悲痛的气氛里，饶孟文这一席话驱走了心中的愁云，说得大家眉开眼笑，短短十来天的时间，如此大悲大喜，都觉得来得有些突然。诗伯打算尽快回岳池去，带亚彬来重庆，准备同宁君去延安；而宁君此时，才从失去冰华的痛苦中解脱出来，禁不住心绪飞扬。她一直想念在孩子剧团的那段朝气勃勃的生活，现在打算见到那些在延安的老朋友们之后，怎么样再建立起一个孩子剧团来，一起再到解放战争前线做宣传工作。宁君生下来就像流浪儿一样东藏西躲，与家人离多聚少，少有儿女情长，再说了，对于我和孩子，她是很放心的，她坚信我和诗伯不但会很好的工作和生活，而且还会很好的照顾儿子。只是在高兴之余，我和诗伯都有些心事。这些年来，我和宁君生死相依，一起度过了多少艰难岁月，现在她要离开我去延安，虽然这是天大的好事情，可是也让我心里多少有些惆怅。那个时候在党内，都知道喝了延河水就等于现在读了硕士和博士，身份境遇大不一样，抗战初期，我们曾经送了不少年轻人去延安，其中包括孟伉伯父的大儿子、我的好朋友刘祥纶，可是我自己为了工作，已经多次放弃了这样的机会。现在，全国就要解放了，这样的机会尤其宝贵，可是现在却眼睁睁看着宁君和亚彬去，自己却又因为工作需要与之失之交臂，心里真不是滋味。宁君这一去，虽然不比诗伯当年去苏联那样前途莫测，可也是山高路远，我们小夫妻这一别，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见面。
诗伯愁的是老饶要她处理掉随身带了多年的岳父的那张照片，这是岳父留给她唯一的纪念，她怎么舍得啊，但饶孟文的提醒也是言之有理，她不得不考虑。最后她想了一个办法，把照片表面和底面有字的纸板分开，然后分别放到稳妥的地方，这就比较安全了。直到解放后的1971年，诗伯去世10年后，我们在岳池余家场找到当年的交通员魏银安。他从家里的饭桌底下抠下一个用油纸包得很严实的小包，然后打开了一层又一层，最后出现的，居然是三十多年前，诗伯交给他保存的岳父这张照片的底片！
至此，我岳父的这份宝贵的纪念照片，才算是完璧归赵。
那次谈话之后，国民党的内战就公开化了，蒋介石在美国的支持和怂恿下，将正规军队的80%大约160万人送到了内战前线，美国还派了海军陆战队9万人，直接在中国沿海登陆并替蒋介石强占大陆沿海的战略要地，进驻北平，天津，上海，青岛，秦皇岛等重要城市，其中许多地方都是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从日军手中夺回来的。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下令派30万大军，进攻我中原解放区，正式揭开全面内战的序幕，美国还帮助蒋介石在大后方，大势镇压和平民主运动，制造了著名的“较场口事件”，公开或秘密的逮捕爱国民主人士和共产党人，限制和没收《新华日报》，捣毁《新华日报》营业门市部，白色恐怖笼照山城和整个大后方。党中央的机关和一些负责人紧急撤离重庆，老饶也随中央代表团的同志们走了，因飞机很紧张，宁君和亚彬只好缓一缓，好在老饶说他最多12月底就会回重庆，到时候再带上他们姐弟俩去延安，并安排部署诗伯下一步的工作。老饶还特别说明：“如果我一时回来不了，也会有人与你们联系的。”
可是我们一等再等，好几个月过去了，眼看已经到了腊月，还不见老饶的影子。一天，终于盼来了陈于彤，带来的却是一个不幸的消息：饶孟文回延安后不久，就病逝了。
诗伯听了这些情况后，不住地叹息，说真是好人多难，好事多磨啊。
1947年来到了。延安虽然没有去成，我们在后方的工作却越来越紧张。八年的抗战，本来已经消耗了大量的国民资产，现在国民党却执意要打内战，导致了国民经济的大崩溃，财政赤字占支出的接近70%。蒋介石为了弥补巨额的赤字，不仅动员上海等地的印钞厂、甚至到美国和英国去印制钞票，1947年国民政府的总收入才14万亿元法币，可是钞票却发行了30万亿元，为1946年法币发行量的10倍，比1945年抗战结束时增加了25倍。恶性的通货膨涨造成了物价飞涨，连一碗茶水都要卖8000元，1937年能够买一头牛的钱，到1947年就只能够买到1/3盒火柴了。在恶性通涨中挣扎的中小型企业，还要承担占总营业额20%-30%的各种税赋，农民的负担则超过抗战前的4-5倍，有的地方甚至超过了20倍。国民经济已经到了这样的境地，蒋介石还一意孤行，拿出国家总收入的80%来打内战，才发行了30万亿钞票的1947年，可是军费开支就高达100万亿。这样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给全国人民生活带来了极大的混乱和困苦，把许多贫苦的民众推向了饥饿和死亡的边缘，80％的中小企业濒临破产的境地，在不到4亿人的全国总人口中，各地饥民就高达1亿人以上。为此，党中央向我们国统区的地下党组织发出指示：大力发动群众，在农村反对征兵征粮，在城市开展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群众运动；同时还指出，既然蒋介石已全面发动内战，我们就奉陪到底，除了在前线坚决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外，还要在敌人的心脏开辟第二战场，发动武装起义，使蒋介石腹背受敌。
陈于彤走后的第三天，一个小个子的年轻人来了，他叫袁尊一，是当时的重庆市委书记、后来的川东临委书记王璞的联络员，他带来了诗伯的组织关系，正式恢复诗伯的党籍，党龄从1928年入党时算起。
办完了手续，小袁对诗伯说：“陈大姐，现在先请你办第一件事，你认得北碚的陈新奇吗？”
诗伯说：“怎么不认识，他是当年我和玉璧发展的党员，玉璧牺牲后，我们都失掉了关系，现在当上了北碚的山防队长，我从万县回来后，还找他安插过山上打散了的游击队员，现在我们还常有联系。他和我一样，也一直在积极找党。”
小袁说：“那好，明天就请你和我一起去找陈新奇，把情况核实一下，准备解决他的组织问题。他现在的地位和影响，对我们的工作很重要。”
就这样，很顺利的解决了陈新奇的组织问题，以后他的工作，就直接由小袁联系了。
不久又通过小袁，诗伯与王璞见了面，作为1948年华蓥山区武装斗争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王璞要去包括华蓥山区在内的上川东一带清理组织，来找诗伯详细地了解当地的情况。他们谈了好几个下午，诗伯说得多，王璞只是听，然后一起把情况作了个大致的分析。最后王璞说：“我们起义的准备工作将很快展开，老大姐你这就回去等着，这个月20号左右，有个姓刘的同志会来找你。”
诗伯很快去了岳池，很快与一个名叫刘石泉的同志接上了头，在当地党组织的领导下开展起义前的准备工作。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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