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向北
第三部分 战斗在黎明前的黑夜
内容简介
我和宁君带着女儿回到诗伯老家，为武装起义开始进行各项准备工作。我们结识当地各种人物，团结华蓥山麓各乡的乡镇长，地方士绅，组织“好人团”，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同时又通过老游击队员和基本群众，用农会等形式把当地贫苦农民组织起来。
1946年春节，宁君生了一个男孩，应“民主浪涛”之意，起名民涛。
国民党派大军来华蓥山围剿“共匪”，派来一连人抓捕我，我脱险后转移到重庆。其时父亲病危，没有等到诗伯，只对我说了句“解铃还需系铃人”即去世，年仅46岁。
诗伯正式接上了组织关系，回岳池积极筹备武装起义，组织上拟将宁君和亚彬以烈士子女的名义送往延安，后因形势紧张未能成行。我和宁君先以教师身份为掩护，后又到《国民公报》以拉广告为名，广泛建立社会关系，为华蓥山起义筹备资金。不久宁君入党，回到家乡同诗伯一道准备参加武装起义。
我被派往江北五县联防主任杨绍云处做策反工作，不料杨绍云被人暗杀，功亏一篑。正值1948年起义前夕，我奉命去合川做“王员外”的策反工作，刚见成效，起义失败。
我们全家退到重庆，在十万特务密布的重庆城里，想尽一切办法，动员一切社会关系，用来解决华蓥山区撤退下的战斗员们的吃、穿、工作和隐蔽问题，终于让这214名同志全部活着迎接了解放。而我们的第一个女儿冰华，却死在了敌人的追捕之中。
7月，我们奉命营救渣滓洞白公馆的被捕战友，派人打入附近兵工厂、渣滓洞白公馆的警卫部队和特务训练班，绘制地图，准备伺机劫狱。宁君“以命赎命”，深入虎穴与特务谈判，要赎出关押在渣滓洞的两位同志，后因敌人仓皇逃走前对政治犯进行大屠杀，未能成功。
解放前夕，为防止敌人破坏城市，我将一批游击队员分别派去保护粮仓、被服厂，以及于人民有功的民主人士。
第十五章
准备大起义
1945年10月，我带着一家三口，第三次来到诗伯的家乡，准备在这里坚持下来，长期战斗。
听说诗伯的女儿和女婿回来了，隔壁邻居的老人小孩都来凑热闹，简陋的家一下子挤满了人。小冰华成了外婆家的宠儿，这个抱抱，那个亲亲，都说她活像小时候的宁妹子（宁君），长得又乖，嘴巴又甜，婆婆孃孃的喊个不停，把诗伯笑得不断的揩着眼泪。
吃了晚饭，把冰华哄睡了，诗伯带着宁君和我来到院坝前黄桷树下，宁君双脚跪下，哇的一声，哭了起来，我也跟着跪下，恭恭敬敬的磕了三个头。
老黄桷树下，埋着我的岳父廖玉璧的忠骨，是我们家族神圣的祭坛。在他老人家牺牲十年之后，在1945年这个深秋的夜晚，我们全家人，正式开始了华蓥山第三次起义的准备工作。日本投降后，蒋介石表面上与共产党谈判，却暗地把大批军队开往我们的解放区，壮大势力扩大地盘，准备发动内战。党中央指示：我们必须也要以革命的两手，对待他反革命的两手，既要争取和谈成功，也要作好打“内战”的准备。再说此一时非彼一时，和抗战前相比，我们已经拥有了一亿多人口的解放区根据地，有一百多万正规军和数百万民兵，现在，我们还要在敌人的后院里准备武装起义，打烂他的坛坛罐罐，配合解放军，解放大西南。
深秋的晚风带着寒意刮来，吹动着历经沧桑的老黄桷树，树枝在风中哗哗挥舞，树叶在风中簌簌飘落，就像岳父那不屈的英魂遥望着胜利的曙光，在风里发出他酣畅的笑声。
家里的三间小屋，已挤满了诗伯和玉喜叔两家三代八口人，又因为我们来得突然，事先没有准备，更因为按照当地的风俗，已经怀孕的宁君是嫁出去的女儿，不能在娘家生孩子，诗伯暂时把我们安顿在邻居的蒋表爷家住了两天，然后搬进了刘家院子。
刘家院子的主人叫刘月波，是个破落地主，当年他在乡上当乡长，因为盗卖公粮，贪污税款，被县府查办，正逢我的岳父任资马十二乡的团总，奉命查办此案。诗伯趁机劝说刘月波把隐藏在乡政府的枪支全部拿了出来，加上其他几个地主捐出的枪支，成立了一支拥有三十多条枪的自卫队，归在岳父名下管辖。岳父认为刘月波此事有功，不但不查办他，还让他当上了乡公所的师爷。时过境迁，现在刘月波因为吃鸦片烟卖完了田地，在地方上以当讼棍为生，凭他过去的余威，专门帮人打官司，写状子，出烂条，成了一条“滚龙”。但他不忘旧时恩情，对诗伯依然毕恭毕敬，说一不二，诗伯向他一提为我们借房子的事情，他满口答应，立即腾出了一间很大的住房和厨房给我们用，还包括所有的家具。
刘月波毕竟有些文化，读过不少古书，又当过几天“公事人”，一张嘴能说会道，古往今来的风土人情，各类人物的来龙去脉，都知道得一清二楚，摆起龙门阵来有盐有味，头头是道，逢场天在茶馆里，他一个人对着四乡八邻的茶客说上半天不歇气，晚上回到家里，还可以伴着烟盘子跟我天南地北再吹到半夜。说起我那没有见过面的岳父，刘月波很有些动感情，说你那岳父啊，难得的好人品，难得的好才华！人家是京城里洋学堂里出来的太学生啊，按理说怎么也能够在皇帝面前寻个御前行走之类的官职，可是却回到我们这小地方来当团总，他分明就是那如来佛主派下凡间来的岳鹏举——知道岳鹏举是谁不？忠义大将军岳飞，如来佛主跟前的大鹏鸟，佛主指派他下凡来为我们老百姓除害的！哎呀，当年你岳父任资马十二场的团总，管着这渠河两岸一千多条人和枪，其中有多大的油水啊，我当个乡长都手痒，时不时要偷偷吃上一嘴，他却是一不抽烟，二不喝酒，清清白白。他当了官，四面八方来来往往的客人要应酬，他都是自己出钱办招待，为了加强地方武装，他卖光了自己名下的田土，还取出了他祖父存在洋行里的款子，用来买枪支弹药－－自从盘古王开天地，你听说过这样当官的吗？你岳父，从来不摆架子，弟兄们信得过他，都喊他廖大哥，但凡是跟定了他的人，宁愿舍命，也舍不得回头。民国十四年，川北四十八场的团总在我们黎梓卫开会，反对军阀罗泽州的横征暴敛，拒不交粮交税，你岳父他领头带领民团与罗烟灰（罗泽州）的军队打仗，打死了一个团长，活捉了百多人，缴获了上百条枪支和数万发子弹，威振川北。后来其中有些人起了二心，闹内讧，民军四分五裂，他独自带着一支队伍，一直在华蓥山与军阀对抗，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大英雄。
说起岳父遇难，刘月波忍不住仰天长叹：“那真是天老爷不长眼睛，好人命不长啊。”他依然清楚地记得十年前那个惊心动魄的场面：“那是民国二十五年2月22日那天下午，廖大哥带了十多个人来黎梓卫梅林茶馆里，当时我正在茶馆里吃茶，茶客们见了廖大哥，都站起来打招呼，我还迎上去准备为他付茶钱。谁知道就那么一眨眼的功夫，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那么多穿便衣的人，把茶馆团团围住，只听得茶馆里的桌椅板凳乒乒乓乓一阵乱响，一群人饿虎一样扑上去，就把廖大哥和他带来的人绑了，然后在场头场尾架起了机关枪，马上就押走了。当时那个阵仗呀，吓死人，我们吓得爬在桌子底下，一两个时辰不敢动弹。事后才听说，是叛徒曾洪泽，勾引二十军的那个杀人如麻的旅长向屠户，给廖大哥下的套子。河东七场的士绅们一听说廖大哥遭了，马上聚集起来，要联名具结去保他，我连夜写好了状子，说是第二天去县城交递，谁知道还没走拢，就听说廖大哥被向屠夫害死了，脑壳挂在城门上示众，还不让人收尸……”
夜深了，一盏摇曳的孤灯把我们俩的影子拉成了巨大的阴影，刘月波用他那枯瘦的手背擦着昏浊的老泪，接着说：“杀了廖大哥，二十军出了大布告，说他是共产党，共匪。老百姓都不服气，明里不敢说话，暗地里都在议论：廖团总卖田买枪，保得地方清静平安，为了减轻农民和士绅负担，他抗税抗捐，舍得拿命去和军阀打仗，不要说平民老百姓，就连社会贤达开明士绅都佩服得五体投地，要说这样的人是共产党，那共产党就是好人！可要说他是‘匪’，老百姓更不答应了。廖团总带的队伍，都是贫苦农民，他们都是穷得无法活命，才跟着廖团总去打军阀，他们和那些山梁上下来的浑水袍哥不是一路人，从来没有抢过哪家哪户的一针一线，一颗粮食，一件衣服，这样的队伍都成了‘匪’，真是睁着眼睛说瞎话，这都是那个狼心狗肺曾洪泽王八蛋干的坏事，结果他也没有好下场……”
刘月波这个人虽然吃鸦片烟，成了破产地主，但是在这个镇上，他怎么也算得上数一数二的“知识分子”，他喜欢看报，对国家大事也很关心，早年间他的亲友和佃户中，也有跟着岳父和诗伯参加了华蓥山游击队的。他恨军阀，现在对国民党欺压老百姓的桩桩件件也心里有数，我们很快的就成了谈得来的好朋友。没几天，诗伯借着刘月波借房子给我们的事情，请刘月波来家吃一顿便饭。那天诗伯早早的就买来一只鸡，几斤肉，还有一条鱼，一斤曲酒，和宁君忙了一个上午，摆了满满的一桌，还请来玉喜叔爷陪酒。
这是刘月波最高兴的一天，自从他卸了公职，又吃上鸦片，很多人都瞧不起他，今天诗伯这样的人物请他吃饭，自然感到很荣幸。喝了几盅酒，话也多起来了，举着酒杯对我说：“林大哥……”，
我忙说：“老辈子，这样喊我要不得，您和诗伯平辈，我应该叫您刘叔才对。”
刘月波摇头晃脑地竖起大拇指说：“林大哥，你年轻，不懂规矩，我们这一方喊大哥，不是依你的辈份，也不是依年龄，而是敬重你。就像当年大家喊你岳父廖大哥，未必都和他平辈？不见得嘛，而是佩服他这个响铛铛人物！今天我还要说：你这个丈母娘，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哦，是我们河东七场有名的王母娘娘，观世音啊。”
诗伯说：“你还没喝上几口，又在瞎吹。”
“啥子瞎吹，不信你到街上去访访，”刘月波借着酒劲，越是说得口若悬河：“你这丈母娘，为人正直，专打抱不平，只要看到不顺眼的事，她就要站出来说话，主持公道，无论对方是有钱有势，还是有枪有炮，她都不睬祸事，硬是一张桌子四个角，说得脱才走得脱。比方说，当年你岳父起事打军阀，失败了，被县府里出了大布告通缉，本地有个团正（等于现在的保长）江豪元，趁火打劫，把你岳父的母亲拉去关在他的碉楼里，要廖家拿三千块大洋来取人。你丈母娘那时候还年轻，二十五六的年纪，风风火火赶下山来，连夜请来了乡里的三老四贤和那些说得起话的头面人物，就在街上的梅林茶馆里‘吃讲茶’，最后不但让江豪元给你婆婆挂红赔礼放鞭炮，还逼着他向茶馆里所有的人－－包括厨房里的大师傅，也包括你丈母娘她自己，磕了‘转转头’才算了事。嘿，那年月，一个家中儿女成群、在四乡八场耀武扬威的士绅，给一个年轻女人家磕头，谁听说过？那江豪元回去躺了几个月都起不了床，你说你这丈母娘，厉害不厉害？”
诗伯哈哈大笑：“二十多年前的事情了，难得你还记得这么清楚，那天我没有让你一起磕转转头，就算给了你面子。”
刘月波连忙双手抱拳赔着不是：“是的是的，廖大哥卸任后，我又当上了乡长，我怕江豪元那个恶人，跟在他屁股后头打转转，按理说也要向你老人家磕转转头的。你老人家宽大为怀，免了我的难堪，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在座的人都在笑，就刘月波自己不笑，转过头来对我接着说：“你这丈母娘不光是嘴巴厉害，还有一副古道热肠，我们这小小的黎梓卫，从场头到场尾不过百十步长，她清早从家里上街来，到下午散场还没能从场头走到场尾。家家户户，不管是接媳妇嫁女，还是做生摆道场，但凡红白喜事，都要请她到场操办，哪家两口子吵架，婆媳不合，哪家老人娃娃有了伤寒病痛，都要找她排忧解难，求医问药，她一上街，见谁都有摆不完的龙门阵，怪不得她婆婆妈说：我那媳妇呀，一身都是刺，牵牵挂挂的事情多得很，真是用搓子搓得出去，用钩子都钩不回来……”
一顿饭吃下来，我们与刘月波的关系更加亲切了，以后凡是托他办的事，他从来都不打折扣，总是尽力去完成。结交了像刘月波这样的灰色人物，对于我们站稳脚跟是很必要的，但要进一步开展工作，恐怕还是要靠自己的人。
星火在燎原
自从岳父和诗伯民国十五年在家乡闹“川北民军起义”以来，这一带有很多贫苦农民参加了我们的队伍，还有一些人入了党，参加了30年代迎接红军的华蓥山第二次起义。他们苦大仇深，作战英勇，曾使敌人闻风丧胆，后来敌人调大军围剿，由于寡不敌众，我们许多同志壮烈牺牲，有的回家种田，有的流落他乡，处境非常困难。我们下一步的工作，就是从中找到那些被迫失掉组织关系，一直表现较好，又在积极找党的党员。这样的同志还不少，其中就有李成。
李成于1932年参加共产党，曾准备与岳父一起，到苍溪南部一带打游击，后来岳父牺牲，组织破坏，他也失掉了组织联系。以后的日子里，他教过书，又当过保长，现在是宁清乡的乡长，与河东七场的上层人物混得很好。诗伯回乡后，他多次来聊天，述说自己的苦闷和找党的愿望，因为上级没有进一步指示，诗伯只是与他联系着，没有动半点声色。现在机会来了，我们决定再去探一下他的虚实，以决定下一步行动。
一个赶场天，我同诗伯专门去拜访李成，他和他哥哥一起，住在黎梓卫后街自己的碉楼上。见我们来了，李成喜出望外，为我和诗伯敬烟上茶，热情非常。我们先是天南地北的乱扯了一阵，随后他又提出许多有关时局的问题，我知道他也在打探我的底细，就尽我所知做了些介绍。他越听越振奋，越振奋越是要问个仔细，眼看天色已晚，我们要告辞，他却死死要留我们吃饭，原来他早已经吩咐妻子到场上去打酒割肉，杀鸡剖鱼，办好了一桌很丰盛的乡间宴席。
自此后，李成常常到我们乡下来，每逢赶场天，我们必定要在街上见面，谈论的都是时事。我给他讲解放区的情况，讲党的政策，启发他积极为党工作。李成对于我的身份已经有了个大致的猜测，要求我替他接上组织关系，解决党籍问题。我当然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只是暗示他：只要积极为党工作，为人民办好事，党会主动来找他的。
先是有了刘月波，现在又有了李成，我和诗伯宁君决定进一步扩大阵地，多结交些朋友。我天天都要去街上的梅林茶社，和“五老七贤”们一起吃闲茶，打麻将。我是诗伯的女婿，又是走南闯北见过大场面的客人，大家都尊重我，只要我一进茶馆，都围拢来听我摆龙阵。当时抗日战争刚刚结束，国共正在和谈，言论还比较开放，我敞开嘴巴，来了个天上的事情知一半，地下的事情全知，从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说到解放柏林，从杜鲁门说到丘吉尔，再从解放区说到国统区，从蒋介石说到毛泽东……没几天功夫，我这张嘴就声名远扬，居然有人从二十里外赶来听我的龙门阵，茶馆老板一见我就点头哈腰笑容可掬，特地为我免了茶钱。
没多久，学校放寒假了，有个名叫刘华钦的大学生，从北碚乡村建设学院回来，带回来一大堆类似《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整风文献》等“禁书”。我同李成商量，筹集了一些资金，由刘华钦出面，订了《新华日报》《民主报》《大公报》《群众》等报刊杂志，成立了一个书报社，地点就设在梅林茶社。这样一来，梅林茶社就成了我们的宣传阵地，朋友越来越多，除了一般扯闲条的茶客，还有一批地方上的实力派。别看他们人少，可能量大，有的掌握着地方武装，有的是地方上说得起话的开明士绅，这些人虽然有点权势，却大都经历过军阀混战，也经历过八年抗战，饱受了战乱之苦，如今好容易熬到日本人投降了，要是再打起内仗来，拉壮丁，派捐款，也少不了他们的麻烦。因此他们比一般人更关心时局的发展，希望国共两党和谈成功，能够过上几天安稳的日子，也看透了国民党的腐败，如果遇到什么难处，也希望有人帮忙说几句好话。诗伯她做过多年的统战工作，很看重这些人的作用，可是要把他们联系起来，得采用适当的形式。我们有过多次讨论，觉得如果还是用民间传统的换兰交（结拜兄弟）、生期会（互相做生日）、转转会（轮流坐庄）等老形式，范围太窄，形式太旧，又没有特点，都不合适。最后还是诗伯的办法多，说就叫“好人团”吧，意思是我们不整人，不害人，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有困难互相帮忙，做一个真正“好人”。这个观念各个阶层的人都能够接受。我同李成都赞成，还决定这个组织不公开，每月以做生聚友的形式在黎梓卫梅林茶社聚会一次，大家互通消息，共同策划，来对付这变化莫测的时局。最后由我拟了几条简单的章程交给李成，让他分别去联系。
李成真是个积极分子，很快就跑遍了河东七场，不过短短的半年，就串连了六十多人。其中有的过去或者现在是团总、乡长，保甲长，乡队副，有的在国民党政府和军队里当过中下级军官和职员，还有中小学校长，学校教员，地方上的开明士绅，知名秀才，也有的虽然挂了个国民党员或者是三青团员，却并不是其中的党棍子，死硬派。大家常常相聚，虽然只吹些闲龙门阵，但是对于我们的政治主张和态度，大家都很明白。时局在不断变化，国民党越来越不得人心，为了给自己留条后路，有的实力派开始对自己的恶行有所收敛，有的对我们的活动睁只眼闭只眼，还有的暗地帮助我们作些好事，送粮、送钱、送枪支，个别甚至入了党。我们把其中靠得住的人，活动去当上了乡长、保甲长和乡队副。除了这些上层人物，我们还利用诗伯和李成在群众中的影响，做好基本群众的工作，通过生期会，互助会，农会，香会等民间形式，在贫苦农民中组织农民协会。这一带的农民，从1926年开始参加反对军阀恶霸的斗争，现在更加痛恨腐败的国民党，只要有人领个头，他们就会揭竿而起，一呼百应，坚决地跟着共产党走。我们组织他们在基层开展抗丁抗粮抗税斗争，还发展相当一部份人入了党，其中一些年轻可靠的，就安排到乡政府去背抢吃粮，这些都为1948年的华蓥山武装起义打下坚实的基础。
宁君的产期越来越近，诗伯已请王妈找了一个当地很有名的接生婆，随喊随到，至于孩子出生后的衣物，有诗伯操办，用不着我担心。我有了冰华出生的经验，又看了一些有关接生的书，买了一瓶白酒，把剪脐带的剪子泡在酒瓶里准备着，自以为万事齐备。可是随着产期临近，我却开始坐卧不安。当时虽然我们在工作上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经济情况却很困难：诗伯做姜生意蚀了本，连船都卖了，几乎靠着借贷维持生活。我们离开成都时收来的煤炭钱也用得差不多了，回来后又没有找到生财之道，每天我们要工作，要去茶馆，要去请客吃饭，要有各种各样的花销，光出不进，更是捉襟见肘。平时还罢了，宁君生孩子可是要花钱补养身子的，一向大而化之的我也开始发愁，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宁君却有些满不在乎，说她有办法，什么办法又不告诉我，只是说：“这事不要你管，到时候你自然会明白。”说着就用一块布包了那件我们结婚时诗伯为她做的金丝绒旗袍，说是上面的盘花扣子坏了两个，要拿上街去找人重新做。
我当时也没注意：这件旗袍她平时都舍不得穿，还是新崭崭的，怎么会单单坏了那么结实的盘花扣子？我跟她到了李成家，和李成坐在堂屋里喝茶聊天，宁君把李成的妻子拉到房间里不知道叽里咕噜说些什么，过了好一阵才有说有笑的出来，拉着我离开李成家。我陪着她到街上转了一大圈，只见她大手大脚地掏出钱来，买白纱布，买棉花，买毛巾和肥皂，还买了二十个鸡蛋，称了两斤肉，一斤红糖……我这个糊涂虫，这时候还蒙在鼓里，直问她哪来的钱，她憋住笑说：“回家再告诉你。”
我一路都没想通钱的来源，直到回到家里，才猛然发现她拿出去的金丝绒旗袍没见着。我站在门口，瞪着她说：“你把旗袍卖了？”
“是啊。”
“卖给谁了？”
她再也忍不住，笑着用手指头一戳我的鼻子尖：“李成他老婆！”
“什么……什么时候卖的？”
“你这个笨蛋，就刚才啊。我说我这件旗袍，是朋友专门从上海带给我的结婚礼物，花了二十块大洋，我只穿了两三回，后来怀了女儿，长胖了，现在更是穿不得了，你试试，要是合适，我就十块钱让给你。李成他老婆一试，嗨，就像是专为她做的，合适得很，人都增加了几分姿色，她高兴得在镜子面前照过来照过去，半天都不肯脱下来。再说了，这件旗袍是当年伯娘找了成都最好的裁缝做的，这做工，这面料，现在就是她拿出二十块大洋来也买不到。她二话没说，当下就拿出十元私房钱给我，把衣服留下了。”
宁君常在文艺圈里进出，一生喜欢打扮，这是她唯一的一件值钱的衣服，又是我们的结婚纪念品，因为做得很合身，面料又很漂亮，穿起来别有一番风韵，不但她喜欢，连我也很喜欢。宁君怕我不愿意卖掉它，所以就来了个先斩后奏。事到如今，我实在是没有什么话好说，毕竟生孩子要紧，只好苦笑着说：“好好，你会想办法。”
原先估计宁君的预产期还有二十天左右，可是大年初一我们从街上回到乡下，半夜里宁君忽然喊肚子痛，我先以为她在李成家油荤吃多了，并不在意，后来她痛得大呼小叫，我才想到可能是提前发作，这才着起急来。原先设计的所有方案都被打乱了：诗伯不在身边，王妈请好的接生婆还在街上。我有些着慌，翻身从床上爬起来，好容易才到厨房的灶头上找到了火柴，点上了桐油灯。等我回到房间里，宁君已经痛得满头大汗，在床上翻来覆去，床板被她捶得咚咚作响，比上次生冰华的时候阵仗大多了。我没见过她这个样子，吓得六神无主，也顾不得正是大年初一，正准备出去请院子里的刘老太过来帮忙，忽然“咚”的一响－－宁君生了，孩子落在床前的踏板上。我连忙去抱孩子，慌乱中又把油灯碰熄了，宁君在黑暗中急得直喊：“哎呀脐带跌断了，衣胞还没出来呢……”我早就听人说要是孩子的衣胞（胎盘）出不来，就可能危害产妇的生命，这下子连孩子也顾不得了，扑上去紧紧捏住脐带，宁君也用力地按着肚子往下运出气，这才把脐带连同衣胞挤下来了。
宁君已经筋疲力尽，倒在床上不断的呻吟，孩子在踏板上呱呱哭叫，我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抓了个装菜的筲箕，把孩子放在里面，然后端着那筲箕走出房门，在屋檐下大声叫喊：“生了生了！！刘大娘快来帮帮忙啊！！”一阵寒风吹来，我这才想起孩子还光着身子，又赶快把筲箕端进房内，血糊糊地塞进宁君的被窝里。宁君摸着孩子，大声的叫了起来：“是个男娃，是个男娃！”这时，院子里的大娘大婶们都涌进屋来，有的去灶屋里烧水、煮蛋，有的忙着替产妇和婴儿清洁身体，还有的擦洗床上和踏板上的血污，更换毯子被套和衣物。一位大嫂给宁君端来一大碗红糖荷包蛋，说了很多恭维话，宁君把孩子偎在怀里，一边吃蛋一边感谢着大家，我依然手忙脚乱，向她们致谢。
天亮了，诗伯闻讯赶来了，她抱起孩子，这才发现后脑壳上有一个大包，这就是掉在床前的脚踏板上造成的，直到若干年后，这个包块才渐渐消去。
诗伯的亲戚朋友很多，听说她得了外孙，送来很多吃的穿的，宁君的奶水好，孩子也长得胖胖的。我忙着把这一喜讯写信告诉父亲，请他为孙儿取一个名字。此时正值国共和谈，全国民主浪潮高涨，父亲很快的写来回信，除表示高兴外，还为孙儿取名“民涛”，诗伯和我们都满意。
国民党要准备打内战了，四川作为蒋介石的大后方和兵粮重地，又开始拉丁派款，闹得鸡飞狗跳。诗伯亲自出马，发动一些当年的老游击队员和基本群众，到各乡各场组织农会，很快在河东七场的农民中间发展了一百多名农会的会员。大家拿起扁担锄头甚至火药枪去到庄稼地里，一是防备敌人来家里抓壮丁，二是防备敌人来抢收已经成熟的粮食。这段时间，党组织派到各地农村工作的同志也多起来，广安岳池和华蓥山脚下，抗丁抗粮搞得热火朝天。蒋介石慌了，派出他的干将罗广文，亲自带队来清剿华蓥山的“共匪”。
我们虽然在黎梓卫有着良好的群众基础，但是也有对头，这个对头就是宁君婶娘的哥哥、时任国民党区党部书记长的段贡武。长期以来，四川是当地军阀和地方势力的领地，虽然国民党从1935年进川到现在已经十多年了，却一直没有在基层建立起自己牢固的势力，别看段贡武这个区党部招牌扯得大，实际上只有他和他兄弟两个国民党员，平时根本就没人把他放在眼里，我们也不大把他当回事情。可是现在国民党的兵来了，段贡武兄弟俩出头立功的时候就到了，他们跑去报告，说我们场上的茶馆里居然订得有共产党的《新华日报》，还抖出了诗伯的“老底”，说她是老共产党，我和李成是新共产党。
罗广文的部队在华蓥山区转了一圈，没有抓到什么共产党，只好趁此机会把一些大地主、乡镇长抓来关起，说他们私藏枪支，通匪通共，逼得很多人卖田卖地，借高利贷送包袱，用钱去私了，那些拿不出钱的，只好闻风逃跑，直到清乡完毕才敢回乡。现在一听说黎梓卫查出了个老共产党，还带出两个新共产党，哪里肯放过，立马派出一个连的兵力，直奔黎梓卫而来。
这段时间，我不去茶馆活动了，坐在李成的碉楼和他吹牛，同时观察动静，顺便听他二哥拉胡琴。李成他二哥，三十多岁的年纪，个子不高，面皮发黄，一不吃烟，二不喝酒，也不打牌，对任何人都是笑脸相迎，从不惹事生非，接人待物也很周到。他唯一的一点爱好，就是看川戏。闲暇时那些业余票友们在茶馆里打围鼓，一个个吼得脸红筋涨，他却是悠哉游哉，在一边拉胡琴，虽然那胡琴拉得实在是不敢恭维，他自己却兴致勃勃乐此不疲，大家给他起了外号，都叫他丑胡琴。罗广文的队伍来清乡，戏班子停了生意，票友们也不敢出来聚集，丑胡琴憋得受不了，这天下午，趁着我这个观众在场，他自告奋勇的又拉起胡琴来，正拉得起劲，有个人急冲冲的从街上跑来，对李成说：“不好了，有人密报你和那个姓林的是共产党，清乡的队伍已经到场口了，还不快走。”
丑胡琴正拉在兴头上，不肯罢手，一边拉琴一边对我们说：“不要紧，你们快躲进碉楼顶上，我来对付。”
我和李成刚刚退到楼上，碉楼就被包围了，十几个匪兵冲进来，哗啦啦地拉着枪栓在丑胡琴面前站成一排：“有个叫李成的和姓林的，来过你这里没有？”
丑胡琴知道我们已经上了碉楼，忙说：“来过来过，现在他们到河对面的天宝寨去了。”
这些匪兵撤了岗哨，提着枪一哄而出，直奔天宝寨而去。不一会儿，天黑尽了，我和李成从碉楼后面吊下来，沿着河沟到一个好人团的成员家里避难去了。
那一个连的兵跑步到了天宝寨脚下，天也黑了，眼看天宝寨修得壁垒森严，他们不敢贸然进寨，又不愿意放弃这个抓共产党请功的好机会，只好悄悄把士兵们部署在寨子外面的阴沟里藏起来，准备埋伏到天亮再冲进去抓活的。谁知到了半夜，忽然雷电交加，暴雨从天而降，寨上的污水粪水顺着阴沟冲下来，躲在阴沟里的匪兵被冲得一身臭粪，个个像落汤鸡一般。好容易等到第二天清晨，个个憋着怨气冲进寨子，挨户挨家地清查，结果鬼也没有找到一个。匪兵气急败坏的又折回到黎梓卫来，找到告密的国民党区党部书记长段公武，带着他又去李成的碉楼里搜查，谁知道此时碉楼里也是空无一人，全都跑了。段公武被痛骂了一顿，最后不得不送了几十套乡丁穿的军装给匪兵，又大鱼大肉地请他们猛吃了一顿，还送了五百块大洋才算了事。
看来黎梓卫是不能再住下去了。我同宁君带着冰华和民涛去到三十里外的魏家沟二姨妈家，不久敌人大兵压境，只好又带着民涛去了重庆。临走时情况紧急，来不及带走乖乖冰华，只好哄着她说到街上去给她卖糖吃。后来才知道：我们走后，敌人的搜捕更厉害了，二姨妈成天带着冰华东躲西藏，晚上也不敢回家。冰华这孩子在庄稼地里受了凉，发高烧，二姨妈又不敢带她去看病，只好偷偷地去到罗木匠的坟头上，抓了把泥土冲水给她喝。这个罗木匠，是岳父1932年在余家场成立地下苏维埃的时候，群众拥戴的苏维埃主席，为老百姓做过很多的好事，后来他被敌人杀害，百姓们传说他死后依然庇护着一方乡亲，就连坟上的泥土也能够让人起死回生。可是泥土没有能够治好冰华的病，孩子烧成了肺炎，最后死在了二姨妈怀里，临死前还在问她姨婆婆：妈妈买糖回来了没有？
此时，我人民解放军多次击败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已经由战略防卫转入战略反攻。根据党中央的部署，我们在国统区一面加强反内战、要民主的宣传，一面积极准备武装起义，配合解放大军的全面进攻。我将一年来在岳池的宣传组织群众及统战策反中上层人物的工作，向党组织作了汇报，党组织感到满意，要求我重返岳池，把工作继续做下去，还决定在条件成熟时解决李成的党籍问题，更好地发挥他的作用。我回到魏家沟二姨妈家，知道了冰华的事情，抹着眼泪到小坟头上去为孩子添了把土，诗伯和二姨妈都安慰我，虽然知道纸最终包不住火，还是决定把这件事情暂时瞒着宁君，能瞒多久是多久。我通知李成来接头，向他布置了三大任务。第一，要他给我制一张华蓥山区的地形图，包括交通要道、关口险隘，以及当年游击队活动范围、物资生产供给情况；第二，切实弄清楚当前河东七场的伪乡政保甲的武装数量，包括各种枪支弹药，新旧成色，分析敌我友力量对比，尤其是要弄清楚我们所能控制的力量。第三，还要继续的开展农运工作，通过农协会，生期会等形式，把贫苦农民组织起来，更重要的是要设法抓住乡保武装，指派我们的基本群众，打入到乡保部门和地主家里去背枪，一待时机成熟，他们摇身一变，就成了我们的武装力量。
最后，我让李成写一份自传，准备解决他的组织问题。
李成自从1932年与党失去联系后，为了逃避敌人的追捕，不得不四处流亡。这些年来，他无时无刻不在找党，却又因为白色恐怖，不敢乱碰，始终没有结果。现在终于通过我和党组织联系上了，他自然是欣喜若狂，当下表示只要是党的指示，就是再困难再危险的事，也决不后退。
一月后，我再到岳池见到诗伯和李成，他们各项任务都完成得很好，特别是在河东地区，通过好人团的串连活动，中上层人物中保持中立和靠拢我们的人更多了。但也有个别地区的乡政权掌握在顽固分子手里，成了我们的拦路虎。如黎梓卫乡长李荣，曾当过国民党别动队的指导员，还当过国民党的特务机关贵州息烽特别班的军事教官，他与国民党区分部书记长段公武，伪参议员卿某和一个坐地分肥的土匪头子，串通一起，狼狈为奸，在乡里无恶不作。另外，华蓥山脚下阳和乡的伪乡长王尧，三十年代就是我们游击队的死对头，他破坏我们的组织，杀害我们的同志，至今还顽固不化。不拔掉这两个钉子，我们的下一步工作将遇到很大的障碍。
此时恰逢临溪乡与黎梓卫合并，要改选乡长。李成又刚好当过临溪乡的乡长，于是利用他的旧关系，同时动员起好人团的力量，我们四方奔走，上下游说，终于把那个特务乡长李荣赶走了，换一个接近我们的中心小学校长上台。至于阳合乡的乡长王尧，因长期独霸一方，势力很大，一时很难搬得动他，我们就先挖他的墙脚，先把他手下的几个保长拉过来，又把我们的人派去作民政干事和警卫班长，这样乡里一部分枪支已经掌握在我们的手里，那位貌似凶猛的王尧，实际上被我们架空了。
在不到两月的时间，我先后三次往返于重庆和岳池之间，将下情上告，再将上情下达，担负起联络任务。我们扫清拦路虎，争取同盟军，发动群众，扩大队伍，这一切都为1948年的华蓥山区第三次大起义，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也就在这个时候，诗伯接到父亲从重庆寄来的信，信上只说是：“旧日朋友有要紧的事情找你，赶快来渝相见。”诗伯知道党组织在找她了，大喜过望，立即让我先走一步，她自己交代一下手边的工作，随后就到。
这时正是1946年6月中旬。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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