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向北
昧良心出于无奈
表叔陈于彤是个老革命，现在由中共南方局派来成都作上层统战和策反工作。他在这里的身份，却是一个养病教师，因妻子在这里教书，他来照看妻子孩子，并借此休息的。他不能成天躲在屋里，常到镇上坐茶馆，结交些朋友，作些社会调查。那时坐茶馆的人，除了闲谈摆龙门阵外，也爱打牌，中老年人爱玩玩纸牌，俗称“戳牌”，青年人爱打麻将。我向周伯父介绍表叔是父亲的好朋友，又是亲戚，因此，周伯父也把表叔作为他的客人，以礼相待，也常来茶馆坐坐，陪表叔谈谈天，搓几圈麻将。表叔有时候也一个人去茶馆，坐在桌子边喊：“一缺三！”等人齐了，就打二角钱一掺，也就是二角钱打四圈牌，输完了不再拿出，赢了又可进钱。表叔的牌瘾很大，常常打到深夜才回来，谁也不会想到这样一个“游手好闲”的人，竟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
有一次，表叔带来一个人，高高大大的，像个北方大汉，却是四川口音，爱开玩笑，表叔叫我喊胡叔叔，后来我才知道他叫胡春甫。这个人很不简单，四川渠县人，是大革命时期的中共党员，长期在国民党党政机关和军队中从事统战和策反工作，曾经是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四川大学校长黄季陆的秘书，中统特务怀疑过他，还将他秘密逮捕，黄季陆知道了，勒令特务将其释放出来。后来得知军统又要逮捕胡春甫，黄季陆才找到启民电灯公司经理王彦立（早年曾有过党的关系），去找他的姑父向传义（当时是四川省参议会议长），让胡春甫穿上国民党军装坐上汽车，一直送往崇庆县桂花场乡长吴南岩家躲避，随后，陈于彤就从桂花场将胡春甫接来关口。
学校已经放了暑假，其他的教师都回家去了，这个学校就成了我们的天下。我陪同陈于彤胡春甫去彭县境内游山玩水，做下一步打算。
彭县是个物产丰富的山区，大宗的特产就是煤，成都的用煤有一大半都是由彭县运去，其中一部份是由煤窑用板车直运成都的工厂企业用煤大户，另外一部份运到关口，由各商行收购，然后再转卖给行商，运到成都销售。我们所在的关口，是彭县煤炭集散地，附近的海窝子一带，有大小煤窑数十个，所产的油炭和泡炭都以煤质好而著名，油炭多为工厂所用，泡炭为机关、市民、旅馆、菜馆所爱用。当时成都没什么工厂，只有一家火电厂－－成都启明电灯公司，供应全市照明用电。这是一家用煤大户，在关口设有一个转运站，专门收购中型以上煤窑生产的油炭，由转运站直接运到成都东门上椒子街电厂，这个转运站资金雄厚，在当地很有声望，而帮助胡春甫逃脱追捕的王彦立，就是启民电灯公司经理，他的姑父向传义，就是这个公司的董事长。彭县不仅仅产煤，海窝子和银厂沟一带还有丰富的铜矿，已经大规模开采，抗战时期大后方造币厂和兵工厂所需铜原料，大都靠这里供给。这一带山上森林密布，流水潺潺，风景优美，每到夏天，川西一带天主教堂的牧师、外国神父都到山上天主教修的别墅中避暑，可是也因为地形复杂，袍哥势力很大，土匪也多，也是走私鸦片烟贩子的集散地，地方帮派势力经常在这一带发生大规模枪战。
几天下来，我们心里有了谱，根据在当地的人事关系，陈于彤与胡春甫共同设想了一个大胆的计划：坐镇关口，以做炭生意作掩护，以海窝子作军事基地，利用地方上的袍哥势力，从外面调来一些懂军事的骨干和武器，再发展一批挖煤工人，建立一支地方武装，掌握成都彭县这一条交通要道，一旦内战爆发，我们可以在这里发动游击战，面向成都，进可攻退可以守。
根据这个计划，我们就采取了积极行动。胡春甫利用王彦立的关系，很快的就当上了启明电灯公司关口转运站的主任，它需煤量大，控制了彭县煤产量的大半，掌握了这个机构，在地方上就成了说得起话的人物。再说了，因为收购量大，收购的价钱就低，我们可以借着这个摊子，为自己赚点钱作活动费。我不教书了，调出来做煤炭生意，梅侠来这里记账作会计，当时关口海窝子一带有不少运煤工，他们大都自己养有一头骡马，每天到山上煤厂驮上两箩筐煤炭，约二三百斤，运到关口卖到收煤商，一次可赚五六角钱至一元，辛苦点每天可以运两次。我们在关口镇上租了一楼一底的门面，后面还有一块约一亩大小的煤炭堆积场，把收购到的这些散煤堆积起来，同时再去成都西门上石灰街租了一个门面，约三间铺面，也是一楼一底，由诗伯主持。我们把关口收买的煤装成约100斤重一筐，用板车运往这里堆放，再到市内各处去推销用煤，讲好价钱后，给用户送去。在一般情况下，每筐煤可以赚一元左右，销路越大，赚钱越多。这个时候，刘思安也暴露了，由绵阳来到成都，我把他安排在石灰街煤炭门市部，协助诗伯工作，父亲也常去那里，陈于彤到成都时也在那里落脚，这是个新开辟的地方，知道的人很少，我们来去很方便，也很安全。
我常来往于彭县成都之间，负责押运，经常是随着十几辆装满煤炭的板车，由关口、彭县、崇庆、安德铺到成都，这一段是乡村马路，多年没有维修，一路上坑坑包包的，路况很糟糕，每逢上坡下坎，我就帮着工人们拉呀推的。那时候人年轻，也不觉得累，一路与板车工人摆龙门阵，听他们谈一些民间稀奇古怪的传闻，也了解他们的生活和家庭情况，增长了不少见识。
炭生意能否维持下去，主要是要解决销路问题，诗伯在这方面是内行，可是她一直都是做大生意的，在重庆开服装店，一笔生意就是几千上万，现在要为一包两包煤炭到处去说好话推销，对她来说真是大材小用，何况她病了好长一段时间，正在恢复期，我也不忍心让她抛头露面的东奔西跑。思安是个老实的教书老师，从来没做过生意，也不善交际，只能够在铺子上照料记账；父亲对这项工作更是外行，公园茶馆的用煤当然只要他打个招呼就不成问题，可是每月也只有十包八包的销路，赚不了多少钱，只能够介绍一些关系，由我去跑，所以找销路这个担子就落在我的肩上了。
我在关口收炭、装包、押运，到了成都，就带着商行名片马不停蹄的沿街跑，一条街一条街的去找那些旅馆、餐馆。那年月，用户是真正的上帝，不但要煤质好，价钱还要比别家的便宜，先要试用，以后还要每月包送，我常常一天跑了十家二十家，能有一二家成交就算是好收获。我还通过各种关系，找到几家用煤量大一些的工厂，每月能够卖出一二百包煤炭，基本上可保证开支。
说起来有人不相信：像我这样的人，也曾经贩卖过“伪劣产品”。
二战时期，大批美国人来到中国大后方，作国民党的军事参谋和政治顾问，成都也成立了盟军服务站和招待所。父亲认识了美军招待所的伙食管理员，让我去找他商量卖煤炭的事。这个人一见面就对我说：“我们的经理要百分之五十的回扣，平行作价，价钱多少不为难，质量也不严格要求，只要烧得燃就行。每个月至少两百包，炭到付款。”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横的人，自己不敢做主，回来同诗伯商量，诗伯听了一笑说：“怕什么，你照他们说的去做就行了。”
我当时有些想不通：这些美国人，常常吃醉了酒开着吉普车在大街上横冲直闯，甚至见着漂亮的年轻女人就拉上车，带到住地去奸淫侮辱，官方不理，老百姓也是敢怒而不敢言，我对他们从来就没有好感。再说了，美国人实际上是帮助国民党，我们还卖煤炭给他们，跟这么腐败的人交往，是不是有点敌我不分啊？
诗伯说：“你也太天真了，美国佬是蒋介石请来的太上皇，为了得到美援，他什么奴颜婢膝的事不会干？那些为美国佬服务的部门靠着这棵大树，谁不想从中捞上一把？他们可以捞，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这叫做取之于敌，用之于民，何况我们在进行这项交易中，还可以从中了解一些美蒋有关军事和政治方面的情况，所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有机会打入敌人阵营中去就要坚决的打进去。这件事没什么危险，你大胆的去干就是了。”
我一下子清醒了，立即去签了约，第一批供应600包煤炭，每包价格六元，先付100包煤的价款，实际上扣去50%，我们只得到300元，扣去煤价的出厂价和运费，我们每包炭还可赚一元钱。我很快回到关口，运来两车炭到成都，计算着把炭交出后，赶快再去运第二轮。谁知炭运到盟军服务社大门口就被挡住了，给了五元钱，守门的卫兵才放行，拉到过称的地点，一百斤重的炭，偏偏只算八十斤，又送了五元钱给那称称的，才算够重量。最后运到炉灶处，烧火的师傅用铁铲在箩筐内铲了一铲炭，往炉一送，还没待炭燃起来，就一瞪眼睛说：“你这是啥子炭啊，要不得，不起火。”转头走了。
花了这么多冤枉钱还是过不了关，我眼睛都大了，找到管理员说道理：“你扣去百分之五十，不是说把一切费用都包了吗？”
管理员笑着说：“老弟，我看你是才入这行道。我拿百分之五十，是孝敬上面的，下面的那些人，由你们自己去打交道。”
我说：“这样层层都要送包袱，我们不但无钱可赚，连血本都要赔光了，还要不要我们活命了？”
管理员拍着我的肩膀说：“小老弟，别着急，我不会让你吃亏的。”于是贴近我的耳朵，如此这般的传授了他的秘诀。我气呼呼回去，把情况告诉了诗伯，诗伯也不生气，和我算起了细账：我们每包炭的价钱本来是六元钱，被管理员扣去了一半，还剩下3元，再拿出8角给管理员，由他分送给看门的、吊称的、烧火的，这样就只剩下2元2角钱。还要除去由关口运到成都盟军招待所交货处的运费一元二角钱，就只剩下一元钱了。你要是照他们说的，回到关口去找托运的农民，去煤厂拉些不要钱的煤矸石，装包时下面装上百分之九十的夹石，上面再放些发亮的泡炭。这样算来，由海窝子运来的煤矸石和炭成本只有五角。满打满除，我们还有五角钱的毛利可赚。
账算完了，我们都松了口气，那就照他们说的办呗。于是我第二次运了五车炭来，如法炮制，一路过关斩将，果然一帆风顺。手续办完了，我磨磨蹭蹭不走，想看看这些夹石炭怎么烧得燃，烧火师傅知道我的心思，只是笑了笑。不一会，他的上司从远处过来了，那烧火师傅赶快铲了一铲煤矸石炭送进灶门，然后打开一个煤油筒，将煤油泼进炉子内，那些黑石头“轰”的一声，窜出鲜红的火苗，照得烧火师傅满脸红光，他喜滋滋地对上司说：“您看这炭，质量多好，火苗子燃得这么高！”
上司点着头，满意地走了，烧炉师傅拍着我的肩膀说：“小伙子，看见没？以后就照这个样子办，大家都有钱赚。他龟儿子美国人想吃我们中国人，中国人也不是憨的，照样吃他！”
真是昧良心出于无奈。
我的一家与中华剧艺社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不打日本人，也不准宣传抗日救亡，重庆一批进步的戏剧界人士在中共南方局周恩来的亲切关怀下，组织了“中华剧艺社”。剧社共有三十多人，演员不少是全国有影响的名角，如秦怡、张逸生、金淑云、李伟、刘沧浪等，演出了一批像《屈原》《天国春秋》之类的抗日救亡话剧，与国民党的“攘内安外”政策对着干。他们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欢迎，却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憎恨，为了避免中华剧艺社遭受伤害，周恩来通过南方局布置地下党动员进步力量，对剧社给以保护和协助，他们离开陪都重庆，于1943年夏季先到内江、自贡、五通桥、泸州、乐山等地巡回公演，1944年初到达成都。
中华剧艺社的社长叫应云卫，是一直跟着共产党走的无党派民主人士，也是戏剧界有名的活动家。他的社会关系多，人缘好，办法也多，活动能力很强，应付地方上的三教九流和各种恶势力，有一定经验。可是在重庆那个极端恶劣复杂的环境里，他既要决定剧目的编排、演出和演员的生活安排，又要对付来自外来的一切干扰阻拦，虽然八面玲珑，随机应变，也时时感到力不从心，好在他有一个很好的前台主任沈硕甫作他的助手。所谓“前台”，就是应付外部交际，在那样一个复杂的社会里，“前台”既要应付军、警、宪三个方面的所谓“检查”，还要对付地方上那些歪头瞪眼拍着胸脯的“兄弟伙”，还有那些一要戏票就摸“炮”的“好汉”……今天的观众难以想象，一个前台主任要用多大的耐心，要陪上多少笑脸，要付出怎样的辛劳才能够应付下来，以至于这个沈硕甫，后来竟累死在重庆的临江码头。
应云卫来到成都，要想打开局面，首先就要找到一个像沈硕甫这样的前台主任，何况据当地一些进步人士的分析，成都的情况在某些方面比重庆更复杂：重庆作为抗战的陪都，蒋介石毕竟要考虑国际国内的影响，特别是中共代表团在重庆，还办有一份敢说敢当的《新华日报》，动不动就在报纸上揭露批评，国民党也不能不装点门面、顾点面子，对于进步力量不敢公开镇压，不过捣乱而已。成都就不一样了，既有阻挠抗日的国民党，又有专横跋扈的地方军阀，还有势力强大的袍哥大爷，他们掌红吃黑，什么坏事都敢做。前不久一个外来剧团来成都公演进步话剧“游民三千万”，成都的警备司令看了戏下来，就要拉剧团的当家花旦去陪酒。这些抗日剧团，早已经不是川西坝子上那些走村串镇的民间戏班子，都是些有血气的年轻人，当然要拒绝他，于是这位司令就一拍桌子，说这个剧有问题，攻击了“最高领导”，扬言要把剧团的人统统逮捕，逼得这个剧团连夜起身离开了成都。这件事情使得遇事不惊不诧的应云卫，也有些踌躇了。
有人向应云卫建议：成都市长陈离比较开明，特别是市府秘书长刘弄潮，是个老革命，找到他们，可能会有办法。于是应云卫去找到陈离，陈离说：“你们不怕辛苦，千里而来唤醒民众，宣传抗日，这是好事，应当支持，有什么具体要求，请找刘秘书长商量。”刘弄潮听了应云卫一席话说：“你们现在需要一个能应付各种局面的前台主任，我可以给你们介绍一个人。此人头脑清楚，思想进步，不图名利，不摆架子，对人诚恳，乐于助人，是一个埋头苦干的实干家。从前在地方部队中，作过团长以上的官，前不久，又帮我把一个藏污纳垢的中山公园搞得来如花似锦，干干净净，井井有条，颇得各方好评。他这个人爱做公益事业，若是愿意，可以助你一臂之力。”
刘弄潮说的，就是我父亲。父亲接到这个差事，征得陈于彤的同意后，就去到剧社的驻地《三益公》剧院，找到应云卫商量，他们在茶馆内谈了半天，谈得很投机，父亲表示不要任何报酬，尽力把工作做好，应云卫当然很高兴。时事艰难，此时的父亲已经被这样的艰难磨去了孩子般的天真，为了党的工作也为了自己能够站稳脚跟，也学会了小心谨慎，应酬交际。他当上前台主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找刘弄潮，请他用市政府的名义，开了几封介绍信，说明中华剧艺社是集中了全国有名的明星演员，来成都公演话剧，宣传抗日报国，请予大力支持。父亲和应云卫带着介绍信，分别走访党、政、军、警等有关机关，应云卫久跑江湖，能说会道，特别介绍了在重庆演出时，各方政要对他们的好评和支持，算是给官僚们“拿顺了言语”。随后，父亲又去访拜了各路袍哥码头，各个堂口的大爷舵把子，还专门摆了席桌招待他们，请他们给所属的兄弟伙打个招呼，不要来找麻烦。正式公演前，剧社专门演了一场不卖票的大戏《天国春秋》，招待各有关方面的头面人物，正式公演后，每场都有招待票分送有关部门，还留有十张观摩座上最好的戏票，以备要人临时要来，这类票子有时在开幕前五分钟才敢卖出，有时一直留着到最后，宁肯空着位置也不敢卖。父亲在每场演出前一个钟头，除特殊情况，一般都亲临现场，直到演出结束，以便处理临时发生事故。在父亲任职的近一年多中，小的问题虽时有发生，但没有出现大的麻烦，应云卫及其剧团人员都感到十分满意。
剧社很穷，为了演出的服装道具，总是精打细算，因陋就简，每到演出新剧，就把旧剧的景片涂涂抹抹，改头换面，将就使用，就连那些名演员，也只是有几个够零用的津贴。父亲在中艺社工作的这一段时间，不但没要一分钱报酬，连饭也没在剧社吃过一次，为了对外交际，还时常自己垫钱请客。剧社在成都，一直都是自己开伙食，我直接负责把煤质最好的炭送去，分文不取。直到他们离开成都为止，粗略估计至少也在200包以上。
宁君从孩子剧团出来后，一直想到剧团工作，现在听说中艺社来了成都，就由彭县赶回来找到父亲，要去演戏。父亲二话没说，带她去见应云卫，应云卫一看她的基本条件不错，又听说是孩子剧团的娃娃兵，就笑了，说：“你来我当然欢迎，别说看在周副主席的份上，就看在你们林家父子大力相助，我要知恩不报，也太对不起人了。不过我事先要打个招呼：这里很苦哦。”应云卫问了宁君的名字，想了想说：“我给你改个名字，叫‘宁静’，好不好？”
就这样，大名鼎鼎的中华剧艺社，多了一个名叫宁静的年轻演员。
剧社的演员，不少是全国有影响的名角，宁君初去，还有个适应过程，剧团对她也有个认识过程，不管从演技和经验来说，她还要从头学起，只要有出台的机会她就心满意足。在《天国春秋》、《棠棣之花》、《孔雀胆》等剧目中，她扮的都是丫头、侍女，有时一场戏说几句台词，有时一句话都不说。一段时间下来，应云卫和其他演员对她印象都不错，认为她基本条件好，演戏认真、肯学习、有培养前途，应云卫多次许诺，今后给她更多的演出机会。
剧社在成都的近两年中，演出了很多进步名剧，其中有夏衍的《离离草》和《上海屋檐下》，有夏衍、宋之的等人以应云卫为原型创作的《戏剧春秋》和《草木皆兵》、还有曹禺著名三部曲《北京人》、《雷雨》和《日出》，周彦的《李香君》，沈浮的《金玉满堂》和《天国春秋》，还有郭沫若的《屈原》、《孔雀胆》、《棠棣之花》……既是演出的名剧，又是由秦怡这样的名演员来演，成都人口口相传，奔走相告，一时间名声大震。这下子国民党那边慌了，为了抵消中艺社的影响，他们也在成都最热闹的地段春熙路《大舞台》剧场，组织演出了鸳鸯蝴蝶派的戏剧《秋海棠》和《野玫瑰》，唱起了对台戏。从现在的眼光看来，这些鸳鸯蝴蝶派的戏剧也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了沦陷区一部分人的生活，没有什么特别不好。可是当时正是1944年，全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都进入了关键的转折阶段：苏联红军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英、美、苏三国首脑举行了德黑兰会议，决定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美、英、中三国已经发表了《开罗宣言》，商讨了联合对日作战和日本战败后的处理问题，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敌后开辟了声势浩大的游击战争，抗日敌后根据地已经具备可以阻止日军的规模进攻的实力……人们被不断传来的好消息所鼓舞，一扫几年来积压在心头的阴霾，群情激奋，关心战局，对于中艺社演出的这些鼓舞斗志且社会意义深刻的戏剧大加赞赏，而对那些兵临城下还畏缩在安乐窝里的小男小女，大都嗤之以鼻。现在两边摆起了擂台，新闻界趁机大做文章，各派人物纷纷登台，你来我往，各自褒贬，把个成都的戏剧舞台，炒得热闹非常。中华剧艺社在成都的一年多里，掀起了川西地区话剧运动的鼎盛时期，至今一些健在的观众还时不时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津津乐道的回味当年演出的盛况。
抗战胜利后，中华剧艺社才离开了成都，去了重庆，然后回到上海。
别了，成都
诗伯这个人，秉性外柔内刚。外表看上去很随和，不管是达官贵人，还是普通老百姓，不管是乡老太婆还是不懂事的小娃娃，都说她脾气好。可是她骨子里还是有些倔强的，打定了的主意十条牛也拉不转来。就说在黄梦元那里吧，黄家的公馆那么宽敞漂亮，黄氏夫妇对她那样细心照顾，她就是不愿住在那里，雷清尘对她那样的关心，不说过去数次救她出狱，现在见她终年奔走，一事无成的艰难处境，又千方百计的为她找出路，而且都是一般人求之不得的好差事。可是诗伯就是有福不享，有官不当，偏偏要过那穷困艰难的日子。
诗伯这次大病，在黄家很住了些日子，病好之后还是从黄家搬出来，在西胜街一个药材商人住的院子后面的屋檐下，临时搭了一个用竹篱笆隔成两间的篱笆棚子，她自己住一间，我同思安同住一间，宁君有时从中华剧艺社回来看看，我们除了靠临时收回些炭钱来维持生活外，别无其他经济来源。后来听说在遂宁的黄友凡的妻子生了孩子，三台的老张生活也发生了困难，因为没有积蓄，我们只好当了两床被盖，分别给他们寄去，作救急用。
一天，我回到关口，陈于彤叫我把诗伯约到成都郊区茶店子一个茶馆里相会，说有重要事情相谈。我听了心里一动：这些年他虽然和诗伯近在咫尺，也通过我们掌握她的情况，却一直都没有见过面，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有组织关系，而诗伯的关系一直都没有正式接上。现在他要亲自找诗伯谈话，是不是有了什么“动静”？我回到成都，和诗伯如期来到约定的茶馆。这个茶馆虽然在马路旁边，但是四周都是竹林，吃茶的人不多，很幽静，陈于彤早在那里等候，见我们去了，他起身招呼，沿袭父亲的称呼，喊了声“诗姐您请坐。”诗伯一听这话，眼睛就湿了。
几句寒暄之后，就转入正题。陈于彤对诗伯说：“我们虽未见过面，但对你和廖玉璧同志的情况都很了解，你们在华蓥山区与敌人进行了多年的武装斗争，对唤醒人民群众打击反动军阀，起了很大的作用。廖玉璧同志牺牲后，我们曾经多次派人与你联系，都没找到你的下落，后来佩尧让你去川北办农场和运军粮的事，都是组织上安排的。这些年，你辛苦了。”
诗伯想起这些年的奔波，长叹了一声，眼泪悄悄流了下来。
陈于彤又说：“现在形势很好，抗日战争已转入战略反攻，胜利指日可待，但是看这样子，国民党是不会同意与我们平分天下的。抗日战争那样紧张的时候，他们都闹着要消灭共产党，一旦抗战胜利了，肯定又要打内战，我们必须要作好准备。组织上考虑到华蓥山区的有利地形，还有你和玉璧同志当年在那一带播下的革命种子，党的声望高，群众基础好，现在希望你回去，利用当年的关系及你和玉璧同志的影响，把群众重新组织起来，作好战斗准备。这也算是组织上正式交给你的任务吧。”
诗伯这些年来为了找党，吃尽了千辛万苦，现在南方局的领导当面向她交代任务，她还有什么价钱可讲？可是整整十年过去了，整个局势都起了很大的变化，具体怎么工作，她心里一点底都没有。
陈于彤说：“这些年来，党在国统区采取了隐蔽精干的政策，停止发展党员，你回去后，对一些像你一样失掉了关系的同志，可保持工作联系，以后再解决党籍问题。至于你自己，这些年来你的周围都是党员，你也一直是在党的领导和影响下工作，组织关系不用担心，自然会有人来与你接头。”
诗伯回到家里，兴奋之情溢于言表，赶紧收拾行装，急着要回家乡。我和宁君都有些担心，可她却满不在乎，说我不过是先行一步，看样子你们随后也会到的。
此时正是1944年秋天，抗战胜利的凯歌，已经隐隐可闻。
诗伯走后不久，刘弄潮离开了成都市政府，听说到陆军大学当教官去了。父亲没有了靠山，这个管理员也当不下去了。正在这时，他接到原绵阳粮食供应处长何迺仁来信，说是重庆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需要一个很能干的总务课长，他介绍了父亲的情况，卢作孚已经同意了，要父亲快点去重庆报到。父亲将这情况告诉陈于彤，陈于彤说：“民生公司是四川最大的民族工业，卢作孚又是个目光远大的经济实力派人物，主管着长江航运，你要是到他那里站住了脚，可以做很多事情。”
于是父亲在诗伯离开成都不久，带着柳青和梅侠去了重庆。
1945年8月，日本终于投降了，善良的人们为八年抗战的胜利欢欣鼓舞，满以为今后就会过上安稳日子。可是蒋介石一方面派出大批军队，向解放区进攻，企图吞并八路军新四军多年来用鲜血换来的胜利果实，同时又派出大批专员去敌占区接收敌伪财产，大发“胜利财”。在成都重庆这样的大后方，苛捐杂税更重，遍地盗匪横行，以致商店关门，工厂倒闭，百业凋零。我们的炭生意也做不下去了，库存的炭卖不出去，卖出去的煤收不回钱，欠人家的钱也无法偿付，债主逼我们，我们去催买主，天天东跑西跑，收债还债，弄得焦头烂额。
陈于彤说：“做不下去就别做了。现在国民党已经向我们解放区发起了进攻，内战眼看就要打响，我们急需要大批干部去川东一带的农村，做深入的群众工作。你们赶紧也回岳池去，利用宁君父母当年的影响和社会关系，组织和武装群众，准备武装起义。”
就这样，我和宁君带着冰华，于1945年的10月又回到岳池家乡，从此与华蓥山结下了不解之缘。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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