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向北
夜奔
宁君到成都之后，在省立艺专读书，因为反对学生集体加入三青团，闹学潮，被列入特务的黑名单，只好半夜翻窗子逃了出来，同我们一起住在东门大桥社会服务社里。也就在这段时间里，两边的老人开始考虑我们结婚的事。
父亲只有我一个儿子，诗伯也只有宁君一个女儿，他是想郑重其事的举办一场婚礼，请一些好朋友来庆贺，以了结两代人的情缘。可是两个老人一商量，都有些为难：按理讲，婚礼虽不能像那些有钱有势的人那样大操大办，这可是孩子们一生最有意义的喜事，总要有适当的表示才过得去。但回过头来一想：我们都是上了黑名单的人物，在敌人心脏里活动，要特别小心，况且办招待请客需要钱，我们目前手头又紧，即使向人借贷，欠债总是要还的，也是麻烦。想来想去，还是诗伯出个主意：“我看给他们照个结婚像，留作纪念，再找个时间，一起到杜甫草堂去玩玩就成。”大家都同意，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诗伯为宁君买了一件金丝绒的旗袍，给我买了一件青灰色的中山装，父亲也买了一只金戒子送给宁君，作为我们结婚的纪念品。
当时成都最有名的相馆，要算小天竺街开的皇后相馆，开相馆的黄金、黄后、黄美三姐妹，因为演了一部《峨眉山下》的电影而出名，算得上三位明星，所以价钱很高，让我们有些犹豫。这事让高伯功知道了，拍着胸口说：“这事包在我身上，保证一分钱不要－－我和黄家三姐妹一同拍过电影，我们是好朋友啊。”于是约好一个时候，高伯功带我们去到这家相馆，黄家姐妹很热情的接待我们，亲自为我们化妆。我第一次穿上了西装，照着镜子觉得自己很是潇洒，宁君穿上那件金丝绒的旗袍，越是显得妩媚多姿。摄像师一连拍了三张，最终选了一张他们认为最满意的，放了一张八寸大的像片，装进镜框挂在我们的新房内，人人看了都说是郎才女貌，天生的一对。这几张照片我们一直珍藏着，后来由于形势的恶化，东藏西躲的，现在一张也找不到了，真是可惜。记得父亲还找当时四川最著名的民主人士张澜老先生为我们写了几幅题词，都是写在一尺见方的红绸子上的，裱好后装在木框内挂在墙上，我记得其中一幅写的是“互敬、互助、互相学习，同心，同德，一同前进。”可惜这些墨宝后来也都遗失了。至于原先定下的去草堂寺的计划，最终也未能实现。
抗战期间，家国危难，一切从简，我和宁君就这样完成了人生的第一件大事：结婚。
不久诗伯从黄家出来，由父亲的一个朋友介绍，就住成都西门红墙巷的一处民宅里，虽然很简陋，总算有了一个自己的家，我们两家四口人，全靠父亲的工资，东拉西扯，省吃俭用，还勉强过得去，父亲常来，有说有笑的总算生活得自在。
一天下午，我们刚从外面买菜回来，邻居王婆婆很惊慌的跑来对诗伯说：“户籍来过两次了，问你们从那里来的，是做什么的，有户口和身份证没有，为什么不去警察局登记……还说明天全市要进行大清查，要清查共党分子，这一家人有点可疑……”
诗伯不动声色，笑着对王婆婆说：“谢谢你王婆婆，这些天我们有些小事没忙过来，马上就去登记。”回到屋里，诗伯不假思索地对我说：“赶快让你父亲找个临时避难的地方，你们今晚就离开。”
父亲过去在军队里有个好朋友，姓周，后来回到家乡彭县关口镇，当了乡长。彭县的关口镇，离成都不到两百里的路程，父亲听我说明情况，当时就与周乡长写了封信，说明我和宁君原在家乡教书，现在来成都找工作，因为一时无法安排，特介绍前来借住一时，请给以照顾。我在父亲处拿了介绍信回来，诗伯和宁君已收拾好行李，诗伯决定到她的侄女婿繁彬处去躲几天，我同宁君天黑后就去彭县。
寒冬腊月，夜色漆黑，我同宁君带着简单的行李，走上了成都到彭县的公路。刚走出西门，就遇到风雨交加，幸好带了一把大纸伞，两人紧紧的依偎着向前走。宁君身怀有孕，走起路来很吃力，好在雨慢慢停了，喊了一辆鸡公车让宁君坐上，车夫推到安德铺，怎么也不肯再往前走了，我们给了车夫一元钱，下了车沿着公路继续向前走，天快亮时才走到了彭县县城。我们真是又饿又冻又累，走进一个卖红苕稀饭的小店坐下，狼吞虎咽的一碗又一碗的吃着稀饭。那时候，我们毕竟还年轻，吃饱了歇够了，背上行李又上路。宁君精神焕发，开始唱起“黄河恋”来。她最喜欢这支歌，唱得很动听，我听着，路途的疲劳统统抛到九霄云外。不知不觉又走了好几十里路，到了离关口只有几里路的龙凤场。我开始有些踌躇起来：我们与周家从未谋面，无亲无故，也没打听清楚他与父亲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就这样冒失闯进去，人家不收留我们怎么办？或者是只留我们住上个三五天就打发我们走，那又怎么办？以往我一个人，年纪轻轻的，怎么都行，可是现在有了宁君，她肚子里又有了孩子，行为做事，还得周全一些才好。
宁君倒是满不在乎：“这事儿包在我身上，我有办法：一是嘴要甜一点，二是做事勤快一点，包使主人高兴。”
在宁君的身上，我已经看到了诗伯那种机敏灵动的影子。
关口是个产煤的地方，一路上看见不少空板车前去拉煤炭，我顺便向板车夫打听周乡长。他们一听我们是周乡长的客人，又看到宁君走路很吃力，硬要我们坐上板车，说是搭个顺路。我连忙扶着宁君坐上，然后去帮忙拉车，一个拉前扛的车夫对我说：“莫关系，你也坐上。周乡长在这一带，谁都恭敬，顺便捎个脚，算不了啥。”就这样，直把我们拉到周乡长的门口。
走进周家，一家人正在吃早饭，宁君亲热的喊了声“周伯伯，周伯妈，”我将父亲的信递了过去，周伯父接过信，匆匆扫了一眼信末的签名，连忙站起来四处张罗。一看我们浑身湿漉漉的，周伯母把宁君拉进她的房间，打开衣柜翻了一大堆衣服出来，东挑挑，西拣拣，给宁君换了一身，又找出一身棉货给我换上，等我们穿好出来，佣人已经给我们煮好荷包蛋，一人一碗，每碗四个，我们刚才在彭县城里吃的那些红苕稀饭，一下子变得无影无踪，这大一碗热呼呼的荷包蛋，稀里胡噜就下了肚子。
吃完了饭，闲谈了一阵，周伯父才拿出父亲的信来看，然后对我说：“莫问题，莫问题，你父亲与我不是一般的朋友，而是患难之交，换了金兰帖子的弟兄。你父亲是个正派人，文武双全，心直口快，有勇有谋，朋友有难，挺身而出，很受我们大家的尊重。你们既然来了，就安心住下，无论是一年半载，还是三年五年，只要我有吃的，你们就有吃的。至于工作嘛，以后慢慢商量，在我这一亩三分地面上，只要适合你们的兴趣，什么工作都可以。”
周伯父与父亲的关系，后来从他的言谈中才知道。当年周伯父与父亲同在杨森的部队里共事，周当时是团长，在一次战役中打了败仗，被人密告，说他火线出卖情报，眼看就要被枪毙。此时父亲挺身而出，摆事实，讲道理，说明周伯父肯定是被人诬告，并愿意以性命担保。后来真相大白，周伯父确系冤枉，他虽保住了性命，却也心灰意冷，辞职还乡，不久在地方人士一再举荐下，当上了乡长。
宁君有诗伯的言传身教，加上在孩子剧团的几年锻炼，学会了怎样去联系群众，搞好关系。她一大早就起床，抹屋扫地，切菜洗碗，什么都干。周家有佣人，周伯母也再三劝阻，宁君放下家务，又去带孩子。周家的几个小孩，哪里见过这么乖巧的大姐姐，又教唱歌跳舞，还要讲故事。周伯母见宁君模样乖巧，嘴巴甜，又勤快，忍不住对周伯父说：“我要是有个像宁君这样的女儿就好了。”
宁君顺着她的话头说：“那我就拜你作干妈好不好？”
周伯母拍着巴掌，笑得合不拢嘴：“那才是我的福气呢，你要是不嫌弃我们乡下人，就做我的干女儿吧！”
从此后，宁君就喊周家夫妇叫干爹干妈了，孩子们也亲热的叫她宁君姐姐。
周伯母三十多岁的年纪，白净肤色，一举一动斯文儒雅，一看就是大户人家走出来的小姐。她的娘家住在成都西玉龙街，父亲和祖父都是成都很有声望的贤达之士，她父亲也曾经在刘湘手下作过参议。周伯父虽然读书不多，却也是知书识礼重义气的人，自从与周伯母结婚后，夫妻俩恩恩爱爱，生活得很幸福，后来虽然在官场上不得志，却因为有这么个贤内助，也乐得回归故里过着自由自在的田园生活。自从当上乡长后，他为人公正，心胸豁达，又见过世面，口碑很好，后来又被选为县参议员，不但在乡里一呼百诺，就是在县里也是说得起话的人物，有些重要事情，县长还要向他请教。
乡村新教师
宁君和周伯母和孩子们交朋友，我就和周伯父交朋友，周伯父问我喜欢做什么工作，我说喜欢教书。周伯父听了，长叹了一口气，说：“现在我们全镇只有一个中心小学，只能招收镇上附近的学生入学。本来在离镇上五里路的五华山脚下，还办了一所保国民学校，今年因找不到老师，又没有学生，停办了。山里边的孩子们离镇上太远，再加上没钱，农民们宁愿把孩子留在家里割草放牛羊，也不肯送来读书。这些穷孩子没有知识，一辈子也只有在农村里干苦活，世世代代都是如此，哪有翻身的日子。”
周家虽然对我们很好，但是我们年纪轻轻的两个人，总不能在周家长期做客，把这里当作安乐窝。我趁机向周伯父提出，要想办法把保国民学校恢复起来，让我和宁君去教书。周伯父听了直摇头：“不行不行，那所学校建在山上的白云庵里，现在里面什么都没有，你们受得了？我都想好了，开春后，就把你们安排到中心小学去。”
我说：“伯父，我们是来干事的，你不是因穷乡僻壤的孩子读不起书而心焦嘛，我们来替你解除这个心病，同时也是对我们的锻炼。”
周伯父见我们的态度既坚决又诚恳，就说：“你们既然有这个决心，试一试也未尝不可。这样吧，明天我就给保长打个招呼，叫他把甲长们叫来开个会，再去动员家长，把学生带来上学。”
第二天，保长找来十多个人，在乡公所开会，周伯父讲了一些娃娃们读书的好处，最后拿出乡长的威风，下了死命令：“都给我听好了：要是家长不把学生送来读书，家长要受惩罚；学生买不起书和课本的，由乡公所免费供给。”
紧接着，我同宁君花了三天时间，随保长到乡里挨家挨户的去做动员工作，实际上是对农村现状的一次调查。过去我也曾经在乡下教过书，但是总的说来一直都咋咋呼呼浮在上面，没有深入到基层，特别是对农民的疾苦，知道得很少。这次走访的五十几家农户中，只有二户中农，一户富农，一户小地主，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户没有土地，靠租佃过活，其中有二十几户家里的男人被拉去当了壮丁，最后只有两个残疾壮丁回来，其余的不是在战场上被打死，就是被伤残病痛拖死。还有十几户农民到山里小煤窑去挖煤，其中有八人死在煤洞里。山上地多田少，加上连年天旱，捐税又重，靠种地得来的收入，很难维持生活，因此，有劳力的农民都出外去挣钱，不是去挖煤，就是拉板车，家里绝大部分是妇女，靠着挖地种菜，养鸡喂猪来养儿育女，赡养父母。一听说要把孩子们送去读书，还免交书费学费，妇女们感动得不得了：“我们何尝不想把孩子送去读书，多识几个字，将来有出息啊，可是家里穷，实在是读不起呀。”
学生家长的工作做好了，我们就忙着搬到白云庵去住，周伯母知道我们要去白云庵教书，破天荒与周伯父大吵了一场：“你把他们弄到那个鬼地方去，怎么对得起林大哥？宁君那么大一个肚子，又是头一胎，爬坡下坎要是出了事，我看你怎么交待！”
周伯母一发脾气，我们大家都着了慌，又是说又是劝的，最后周伯父下了保证：下学期一定要把我们转到镇上中心学校来，她才噙着眼泪同意了。周伯母清出了一整套床上用品和洗漱器具，还拿出了十块大洋给宁君，叫她自己买些必要的东西，再三叮嘱宁君临产期前要回家来住，安全地将孩子生下来，她才放心。 白云庵里没有庙产，只有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尼姑，靠着香会和初一十五接点香火钱，还有一些信男信女的捐赠，勉强能维持自己的生活。我们每月给老尼姑两块钱，请她为我们做饭，还捎带做一些杂务。白云庵庙子也不大，正殿下面有一块草坪，草坪上有一个花坛，栽有一棵老桂花树，两旁各有一株茶花，正含苞待放。我从山上找来一些野杜鹃栽在草坪的花台上，再把正殿两旁的房子收拾出来，作为两间教室，教室内用木板拼成的长桌长凳，虽很简陋，总还可以坐人。草坪的左边是一排平房，房内神龛内供有几尊菩萨，我们的寝室就在其中的一间平房里，屋子里只有供菩萨的神龛，没有床，我和宁君就在神龛下面的地上铺上稻草，再铺上毯子放上被盖。天这么冷，宁君又有这么重的身子，却跟着我来住这么个地方，让我一时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宁君却很风趣的说：“我好像又回到孩子剧团了。”他们当年到各县演出时，经常是睡地铺。今天，一对新婚的年轻夫妇住在一起，当然比过去要温馨幸福得多。
开学前确实忙了几天，我还到周伯父那里领了四十元钱（这些钱说是乡公所开支，实际上是他自己垫支的），再带了一个乡丁，到县城去买了初年级的教科书，写字的课本，笔、墨、纸、砚和粉笔。只有两间教室，学生也不多，就把一二年级合为一班，三四年级又合为一班，分在两个教室上课。我和老尼姑一起，把教室里的黑板、凳子放得整整齐齐，擦得干干净净，还用红纸写了两张横幅，一张是“白云庵保校开学典礼”，另外一张是“欢迎新同学入校”，四周墙上还贴了一些标语。
开学那天，居然来了三十多个学生，虽然大都穿着补巴衣服，却也整齐干净，周伯父和乡公所的客人来了，附近的保长甲长来了，很多家长也来了。周伯父把我和宁君向来宾和学生作了介绍，说是特地从成都请来的好老师，见过大市面，有大学问，难得有这个好机会，希望学生好好读书，将来成个有用之人。我也简单的讲了几句，宁君当场唱了一首孩子剧团的团歌，所有在场的人都热烈的拍着巴巴掌，看来大家对我们的印象不错，这第一炮算是打响了。接下来就分班、发书、发课本，发笔墨，每人一个小砚台。我一边发东西一边特别说明：这些东西是周乡长给你们买的，送给你们的，不要钱，你们要好好学习。孩子们得了这些东西，欢呼雀跃，他们和家长做梦也想不到：到这里上学不但不缴学费，还得了这么多东西，周乡长这样关心孩子，真是活菩萨了。
免费上学的消息风一样传开了，第二天正式上课，来读书的学生居然比第一天还多了七个人，总共有40多个学生了。初年级的课程很简单，除了语文、算术，就是体育、唱歌、美术，我教语文、体育，宁君教算术、唱歌、美术，上下午各两点钟的课程，下午四点半钟就放学回家，离学校近的，中午放学回家吃饭，下午再来，远的就各自带来一些干粮。学生们都很努力，除了家有急事或因病外，很少缺席。
宁君虽然要生了，还是依照在孩子剧团养成的习惯，每天早上六点钟就到庙边的小山坡上练音，久而久之，附近的孩子也跑来跟她练音唱歌，我是个“左喉咙”，不会唱，只喜欢听。宁君经过孩子剧团的正规训练，歌唱得很好，常常为我唱“流亡三部曲”和“黄河之恋”，唱到动情之处，不但是我，连听歌的学生们都感动得热泪盈眶。人家说夫唱妇随，我是“妇唱夫随”，每天同宁君一道起床，她上山练音，我就在山边挖地，这既锻炼了身体，又增加了生活的乐趣，同时也有了实惠。两个月后，我们自己种的蔬菜，基本上都能自给自足了，再从山上随手捡回来一些柴禾，烧的问题也解决了。我改变了过去一向不关心体贴人的坏毛病，不管上坡下坎，我都掺扶着宁君，挑水扫地之类的事情都不让她做，到后来连教课的事都全由我包了。当时我们两人的工资48元，除去伙食外，每月还剩四十元，找周伯母要点旧衣服，再买点新布，剩下的钱，留着请奶妈，生孩子的费用也基本上够用了。我们自食其力成了个家，随时盼望着孩子出生后，第一次当爸爸妈妈的乐趣。
虽然周伯母一再嘱咐，宁君生孩子前一定要告诉她，可是我们确实不好意思麻烦她了，暗地里找了一个学生的家长杨二嫂当奶妈。杨二嫂上月生的孩子夭折了，身体健康，奶水很足，自己还会接生。我们事先准备好了接生时需用的剪子、烧酒、麻线和尿布、衣物，杨二嫂也经常来打听情况，看起来好像万事具备，万无一失。
我们缺乏卫生常识，也算不准预产期，原来估计还有一个月的时间才生，可这天晚上宁君突然叫起了肚子痛，而且越痛越厉害。白云庵离杨二嫂的家还有两里路，我不敢离开，就去找老尼姑帮忙。没想到这尼姑认为外人在庵里生娃娃，是出家人的大忌，不过是碍于我们和周乡长的关系不敢反对，只是双手合十，不断的叨念：“菩萨保佑菩萨保佑……”就是不来帮忙。
宁君唉哟连天的叫个不停，叫着叫着孩子就降生了，我手足无措，糊了一身的血，赶紧把孩子用棉絮包好，请老尼姑为宁君煮来一碗红糖鸡蛋，趁着这工夫去到附近的一个学生家，请他帮我喊声杨二嫂。杨二嫂很快来了，忙里忙外帮着收拾料理，我大大松了口气，这才想起问她：“是男孩还是女孩？”杨二嫂抱着孩子，眉毛眼梢都是笑：“恭喜你了林先生，是个千金小姐。”我忙说：“好好好。”宁君也笑了。
周伯母听说宁君生了，叫人送来两只大母鸡，二百个鸡蛋和用红纸包着的二十元钱，还说隔几天一定要来看外孙。我把这个喜讯立即写信告诉父亲，请他为孩子取个名字，并请他转告诗伯，也请她来看看宁君和外孙女。一个星期后，接到父亲的来信，说是接了媳妇又添孙女，他很高兴，给孙女取了个名字叫冰华，意思是冬天的花朵，有骨气，有才华，还说诗伯因为重感冒还未好，不能再受风寒，待病好后，同父亲一道来看我们。
冰华这个名字取得好，我和宁君都很高兴。
杨二嫂在白云庵住了两天，因为家里的事情丢不开，再说这里住着也不方便，就把孩子抱到她家里去了，也让宁君能够好好休息，反正她的奶水好，孩子吃奶不成问题。没想到天有不测风云，第三天杨二嫂慌张的跑来，说冰华病了，在抽筋。宁君一听，翻身从床上爬起来，拉上我就往杨二嫂家跑。冰华昏睡着，呼吸急促，脸色发青，浑身滚烫，浑身不住地抽搐。宁君把她抱在怀里，哇的一声哭出声来，眼泪流在孩子的小脸蛋上，我和杨二嫂一看她哭了，我也哭，孩子被我们吵醒了，一家人哭成了一团。我和宁君都年轻，不知道孩子是得了什么病，更不知道应该怎么治疗。正在着急，一位乡下的老医生赶来，捋捋孩子的小手，再看看舌头，就坐下来开药方，说：“这是‘脐疯’的初期，幸亏发现得早，不要紧的。医这个病我有把握，治活了好几个呢。”
乡下人说的“脐风”，相当于西医所说的“初生儿败血症”，初生婴儿得了这病，十有八九不得活，我和宁君一听，脸都白了。我们都长期在城市里生活过，本来想抱到镇上或县里医院去，可是又一想：天又冷路又远，一旦受凉还要加病，既然这位老先生这么有信心，就拜托他了。我给了老医生两块钱，说了不少感激的话。医生也很尽职，每天来看一次，带来一些自制的膏药，还有一种白色的粉沫，贴在冰华的肚脐上，不到十天的功夫，冰华竟奇迹般的活出来了。
这孩子就像我当年一样，真是福大命大。
春节到了，学校放假了，宁君也满月了，我们小两口收收拾拾，带着冰华去周家拜年。大家逗了一阵孩子，周伯父就对我们说：“林青啊，我都跟地方上的乡绅和有关人士说好了，等一开春，你们就到镇上中心小学来教书，你来做校长。”
我是躲避特务的追捕，才来这里隐蔽的，校长这项工作接触面广，抛头露面的事多，于我不适合。再说这个位置，现在是当地一个权势者的儿子坐着，要拿掉他的饭碗，也会引起地方上各派人物的矛盾。我婉言向周伯父说明了道理，周伯父想了想，同意我的意见，就叫我任教务主任。
白云庵保校的学生和家长听说我们要到镇上来教书，死活都要到中心校来，我们好言好语劝说都不听，最后还是跟来了十几个学生，白云庵保校只有十来个学生了，找了一个初中才毕业的老师去教他们。我们把冰华还是交给杨二嫂，就搬到中心小学来了。这是新修建的一所学校，校内的设备都是新的，校舍很宽敞，寝室也够用，校门外还有一个大坝子，供体育活动和全校开会用。这是一个完全小学，有二百多名学生，高小两个班，初小四个班，除几个班主任外，还有音乐、美术、体育教师，连同校长教务主任在内，共十来个教职员，另外还有三四个事务员、炊事员、勤杂工，比起白云庵来，简单是改天换地，阔气多了。
校长姓徐，是原乡长的儿子，高中毕业，性格温和，对人诚恳，很容易相处。那个时候的高中生，算是大大的学问人，他早就想要远走高飞，没想到我却不愿意当校长，他也走不成。他一再向我表态：“本来你当校长很合适，但你一再谦让，那我就挂个名，校内的一切由你做主，你大胆放手去做，我没意见。”谈到教员的聘用问题，他说，“有几个人是各种关系介绍来的，他们也很尽职，不好动。另外还可以增加三个最多四个名额，由你决定好了。”
我立即回到成都，把这些情况向父亲谈了，正巧陈于彤也在，一听说我可以安排几个机动名额，就说：“你一定要把那块阵地保持好，巩固下来，我们现在有很多同志，在城里暴露了，都要向乡下转移。我正在同你父亲商量，你表婶在市一中不能住了，你那里是否可以安排一个教员，让你表婶去？”
我们家和陈于彤是表亲，我从小一直对陈于彤称表叔，表婶就是他的夫人。事情说好了，他给了我五元钱，算是给孩子的见面礼，叫我与宁君母女买点吃的用的东西。随后我又到青羊宫黄梦元家去看了诗伯，她在病着睡在床上，知道了宁君和冰华的情况，她又高兴又担心，说好病好后再来关口看我们。
因要筹备开学的事，第二天清晨我就赶回了关口。
我回到关口没两天，没想到梅侠和柳青也来了。一打听，这几年老家的境况越来越糟糕。办农场的事情没成功，二伯又回到家乡，生活没有着落，他和大伯两口子，再加上个小峰哥都抽鸦片烟，外面没有收入，家内可以变卖的东西都卖光了，祖母去了八姑家，二伯娘带着几个孩子靠卖点零盐，苦苦的撑持着。梅侠初中毕业后，没钱升学，好容易找个小学教员职位，教了一年书就失业了。柳青成大姑娘了，因为没有文化，在家乡也难找到个适当的婆家，小峰哥更是走投无路。家里商量了半天，只好让他们结伴来找父亲，寻个出路。父亲把小峰留在中山公园，让梅侠和柳青到关口来找我。
正好学校还有一个教员名额，就由梅侠补上了。随后，表叔带着表婶和他们的两个孩子也到关口来了，这样，关口小学我们的人就占了半边天。我有几年的教学经验，表婶是大学毕业，教高中的老教师，宁君梅侠是娃娃头，同孩子们很合得来，没有多久就赢得了其他教师的信任和好评。环境不同了，由于过去的教训，我们不再标新立异，老老实实的按教科书的内容讲课。为了在这里站稳脚跟，搞好各方面的关系，陈于彤还要我去参加当地的袍哥。我去找周伯父，他哈哈一笑，说那有什么问题，我就是义字号袍哥的周大爷嘛。于是我很顺当地成了袍哥中的闲五爷，周伯父从此更把我当自家人，关系又亲近一步。
转眼秋天来了，天高气爽，周伯父伯母约上我们一家人，还有梅侠、柳青、表叔、表婶和他们的两个孩子，到附近的白塔坪去秋游。十多个人欢欢喜喜的沿着山区小路向前走，秋风送来一阵清香，远远的望见对面山坡上密密麻麻的梨树，树上吊满了鹅蛋大的梨子。表叔的两个孩子馋了，跑进梨园拿着竹竿一阵乱打，那梨子掉到地下，竟然摔成了一包梨糊。周伯父说，这梨子叫靠山红，过去是专门给皇上进贡的贡梨，晒得到太阳那边是红的，背面是淡黄色，皮薄、肉嫩、质细、水多、味美香甜，掉在地上，就成了一包水，满清时代地方上专门派人守着，老百姓不敢吃，就是地方官也只能偷偷的尝个鲜。民国年间没皇帝了，成了地方官员向省城里有权有势的大人物献殷勤的礼品。现在由乡里来管，产量一年比一年少，送一点卖一点，只能勉强够守园农民的生活费。
在园林转了一会，走到一农户家，只见堂屋的方桌上，放着满满几盘靠山红香梨，确实香甜鲜嫩，大家也不客气，很快就吃了个风卷残云。吃完梨，就吃饭，名曰豆花饭，实际上鸡鸭鱼肉摆满了整整一大桌，原来是周伯父早已派人来山上作好了准备的，这次野餐，至今想来还念念难忘。
事隔50多年后的1999年，我和大儿子民涛再去到关口，旧地重游，山河依旧人不在，几乎一个熟人也找不着了。我问乡长关于“靠山红”的事，他竟然一无所知。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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