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向北
中山公园新天地
父亲到了成都，陈于彤叫他去找当时的市政府秘书长刘弄潮，暂时找个工作掩护下来。
刘弄潮是川北渠县人，出生在一个贫穷的猎户家庭，比我父亲还小几岁，在学校读书时受“五四运动”影响，思想很激进，曾经组织过“国民外交后援会”，也和诗伯的丈夫廖伯父一样曾经带领学生到省议会请愿，反对军阀和卖国贼，要求四川教育经费独立，并从此开始了他在监狱中进进出出的传奇生涯。他因这次请愿被扣押，经学生救回，又被学校斥退，遭到当局通缉。1921年，刘弄潮和阳翰笙一起，在成都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曾参加震惊中外的“二七”工人大罢工；1925年，经李大钊介绍，刘弄潮由社会主义青年团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与鲁迅多次交往，并与胡适公开论战，发表很多论著，宣传马列主义和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作过中山大学教授和武汉农民讲习所教员。1927年，国共两党合作破裂，他被捕入狱却又翻墙越狱，又被反动当局通缉。1931年，刘弄潮再次被捕，在狱中进行秘密活动、绝食斗争，被关了五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两党再次合作，他才出狱。刘弄潮之所以当上了成都市政府的秘书长，是因为他与成都市市长陈离是旧交。这个陈离本是军阀刘湘的一个师长，却有许多共产党的朋友，他认定跟着国民党和军阀都没有出路，要刘弄潮来当市政府秘书长，就是要刘代他全权代理市政业务，还企图通过刘弄潮与共产党搭上关系。
陈于彤特别对父亲交代说：“刘弄潮是大革命时期的党员，后来失掉关系，正在积极找党，因为他曾经几次被捕，组织上要待情况弄清楚后再决定恢复他的党籍问题，你是通过一个统战关系介绍去的，不要暴露自己的党员身份。”
父亲去到刘弄潮家里，两人谈得很投机，谈到工作的事，刘弄潮问父亲：“你是要当官，还是要做事？”
父亲说：“过去我多次当官，因为不善于交际应酬、逢迎吹捧，都以失败告终，看来我还是做点于老百姓有益的实事为好。”
刘弄潮很直率的说：“如果你想当官，这事情就难办，你知道市政府及管辖的部门虽然不少，但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塞满了，而且他们大都有来头，不能随便更动。如果你不计名利，要想做实事，那就好办。现在中山公园缺个管理员，没有油水，事情可多可少，好多人都不愿去，你干不干？”
父亲不假思索的说：“我愿意。过去当团练局长下来，打扫街道我都愿意，何况这是在省城市中区管一个老百姓游玩的场所，我保证把它管好。”
刘弄潮说：“好，快人快语，我就喜欢这样干脆直爽的人。你明天来拿上任的通知。”
就这样，第三天父亲就走马上任了。
当年成都的中山公园，就是现在的劳动人民文化宫，方圆也有好几十亩大，游客们没有卫生的习惯，瓜子、果皮、纸屑满地都是。园内有一些松柏树木，还有一个鱼池，池内没有游动的金鱼，有的只是树叶、纸屑、水果皮和垃圾，水黑发臭让人心烦。水池四周有一些石凳，老头儿们走累了，就坐在凳上歇歇脚，父母带着孩子也常来这里看艺人玩把戏，买个糖人嚼着吃。
当时人气最旺的地方，莫过于进大门靠左边的一个茶馆，约五十平米大，摆着二十多张小桌和川西坝子特有的竹椅子，它不像少城公园（现在的人民公园）里面的茶馆高雅、幽静，因为去那里喝茶的都是些达官贵人、名人学士，谈古论今，自有风趣；也不像总府街正娱花园那里熙熙攘攘、忙忙碌碌，因为里面多是些做生意的商人，和勾心斗角谋职求财的官僚政客。到中山公园这样脏兮兮的地方来喝茶的，多是附近的平民百姓、三教九流，是些底层社会的小人物，他们收入少、生活苦，总是精打细算着过日子。其中一批五六十岁的老头子，天亮起床，披着衣服，自己带着三花茶叶来到茶馆，叫幺师（茶房）渗上一分钱的玻璃（白开水），坐在那里吃着早茶，然后再花一分钱，叫幺师用木盆装上一盆热水端来，洗完脸再洗脚。这些王大爷张五哥们喝着滚烫的早茶，凑在一起摆开了龙门阵，内容多半是把昨晚回家得到的新闻，加上些自己的想象，说得煞有介事，有声有色。说到十点来钟，肚儿有点饿了，就要出去吃早饭，离开茶馆时叫幺师把茶留着，吃完饭后还要转来继续喝茶。这些人一般不自己烧火煮饭，大都去进馆子，一盘咸菜、一碗豆花、三两饭、一顿饭一角钱，大致如此。吃完饭，又回茶馆，继续天南地北的瞎吹，直到下午黄昏时才回家。这批“老买主”茶客，每天要占据茶馆五分之一的座位，大都是地方上的土地爷，有时还在茶馆里主持点公道，那些惹事生非的人，见了他们都有三分畏惧。他们只是吃茶占点便宜，却常常为茶馆招揽生意，老板不但不讨厌，还经常恭维他们，多年来沿袭，形成了老规矩。
来公园求生活的人，五花八门，形形色色，剃头的、挖耳的、洗眼的、洗牙的、装水烟的，捶背的、洗脚的、修脚的、舒精活血的……你要想图个舒服，花不上五角钱，包你样样都能享受到，而且一定做到令你满意，很多人做了一次想二次，以致成了固定的服务对象。可是也有不少的人为图一时的舒服，上当受骗的。有一个老人得了痧眼，眼睛发痒，一个“洗眼人”就用小铁珠在他眼角眼皮内滚动，不但止痒还全身舒展，老人上了瘾，几乎每月要洗三四次，否则眼睛不但更痒，而且疼痛难忍，后来这老人居然成了双眼瞎。还有一个是父亲闹的笑话。我父亲平生最引以为骄傲的是有一副洁白整齐的牙齿，因而也特别爱护，在那个中国人还没有刷牙习惯的时代，他每天漱口从不间断。忽然有一天他发现有两颗门牙发黄了，于是在茶馆里吃茶时找到一个“洗牙”的：“你能把我这两颗黄牙洗白吗？”那洗牙的笑着说：“没问题，马上见效，不白不要钱。”结果洗牙人用刀子刮去了牙齿上的黄色，另外用点什么白粉擦上，牙齿马上就雪白如玉。父亲满意了，给了那人五角钱，谁知第二天刷完牙对着镜子一看：坏了，洁白的牙齿变成了黑黄色！父亲知道上当了，忙去华西医院牙科看病，医生问其究竟，然后笑着说：“先生，你上当了，那是江湖医生刮掉了你牙齿上的法郎质，当然更黄了，以后还要发黑呢，一点办法都没有。”父亲自以为得意的一口白牙变黄了，弄得他哭笑不得，懊悔了好久，后来一提起此事，就告诫我不要听江湖医生瞎吹。
中山公园地处成都市最繁华的地段，进门不收钱，两分钱一碗的茶，让你喝个够，因此一年四季生意很好，来迟了的人还找不到座位，但是卫生很差，口水、浓痰满地都是，这么大一块地方，除了管理员就只有一个勤杂工、一个花工，他们唯一的工作就是清早把园内的垃圾打扫一次。按照一般人推理，父亲来当了这个管理员，不但是大材小用，简单是侮辱斯文，可是父亲他没有这个感觉，而是兴致勃勃的在园内东逛逛、西瞧瞧，不但同茶房老板、幺师谈得亲热，还同喝茶的大爷们摆起各种各样的龙门阵，不过几天功夫，他就公园的现状、改进的意见和要求，写了一个报告，直接送到刘弄潮的家里。刘弄潮看到很高兴，夸奖父亲说：“你不计名利地位、不考虑个人得失、一心想为老百姓办好事，是个难得的人才！你大胆去干，有困难尽管来找我。”说着就在报告上批示：“所需资金，由财政局如数拨给。”
父亲到财政局领取了资金，眉飞色舞的回到了公园，开始了他的振兴计划。第一步是净化环境。他找警察局派来几个警察，把那些唱猴戏的、卖打药的、卜卦看相的、卖淫嫖娼的、酗酒打架的、各种赌博活动的……所有那些不三不四的通通赶出去，并警告他们说：要是再到公园内胡闹，一定要抓去关起，这些人不敢得罪警察兵，只好知趣地到别的地方“发财”去了。第二步就找来几个工人，把园内进行了彻底的清扫，拉了四五车垃圾运往城外，买了一些箩筐放在园内要道上作为垃圾果皮箱，还做了几十个小木盒，摆在园内要道特别是茶馆内，作为吐痰用。父亲还别出心裁，做了几十块四寸宽、一尺二寸长的木板，用红绿纸写上标语贴上，作为标语牌，挂在树上和路边。公园内原来踏平的草坪，被重新开挖出来，父亲亲自带着几个工人，到草堂寺、武侯祠、青羊宫、少城公园、望江公园等去求援，得到这些兄弟单位的慷慨相助，主动送来各种各样的花草树木种籽和花盆，还用他们的花工帮助栽培。父亲让工人把鱼池子的垃圾捞起来作肥料，脏水用去浇灌刚种下的花木，然后在洗干净的池子灌上清水，弄来一些荷花和金鱼放在池内。
正是春末夏初时节，不到半月时间，花木都成活了，整个公园变了样，游客多了，乱七八糟的怪事少了。老百姓称赞，报纸上还发表了表扬信，刘弄潮专门到公园来看了看，临走时拍着父亲的肩膀说：“干得好，以后我把全市的公园交给你管起来。”这个许愿后来虽未成为事实，父亲却一直对这一段时间的工作自鸣得意。
在中山公园这段时间，是父亲最悠闲、最开心的时候，不需应酬，没有压力，无官一身轻，所有时间都可由他自由分配。早上，他也像那些老茶客一样，到茶馆去泡上一碗茶，悠哉游哉的与茶客瞎吹，期间他认识了两个人，后来成了好朋友。
一个叫高伯功，是个演员，既演话剧也演电影，他能说会道，阅历广，见识多，此时在工会作秘书，与刘弄潮是多年的好朋友，解放后成为四川省人民艺术剧院的著名演员。父亲交上的另外一个朋友，叫文琢之。此人住在离中山公园不远的鼓楼街，也是天天早上来公园“扯闲条”。他是个成都通，对成都的风土人情、社会风貌、三教九流、七十二行样样精通，对那些“名人”的趣事也知道得很多。他又是位中医高手，特别精通中医外科；也有人因为他爱管闲事，叫他“土地爷”。此人很有些正义感，爱发牢骚，痛恨国民党的腐败，对共产党有好感，他文学底子好，文笔流畅，善于写讽刺文章，写了就用“老成都”的笔名在报上去发表，父亲也爱写点打油诗，早上碰在一起，以文会友，也很谈得来。
有一天，文琢之在茶馆里向父亲介绍成都著名的竹琴师贾瞎子，说是冯玉祥等“党国”要人，还有巴金、胡愈之、谢添等文化名人来了成都，都专门去听过贾瞎子的竹琴，一个个赞不绝口。父亲对曲艺方面很有兴趣，曾经常带我去总府街曲艺场听邹忠新的金钱板，李月秋的清音，德娃子的洋琴和其它一些曲艺节目，就是没听到贾瞎子的竹琴，原因是花费太大，要门票，还要茶钱和小费，一场下来要花费一元多两元。这次文琢之很诚恳地邀约父亲前去欣赏，还说他办“招待”，于是我同父亲随文琢之提前吃了豆花饭，去到贾瞎子表演的锦春茶楼。
锦春茶楼位于城西的东城根街口子上，这是一个古色古香的老式庭院，里面栽满了各种祥花瑞草，书场十多米宽、二十多米深，可以容纳三百多人，经常还有人在过道上增加小凳子听竹琴。离开场还有近两个钟头，场内已坐满了三分之二的席位，场外停满了私人黄包车，还有不少汽车，一些达官贵人、太太小姐是这里的常客，可见贾瞎子的名气之大、观众之多。
演唱开始了，只见贾瞎子怀抱着一根竹筒，手拿着两块竹片，乒乒乓乓的敲打起来。满场的听众个个聚精会神，不少人闭着眼睛，时而摇头，时而点头，时而凝神屏气，时而用手轻轻的敲打着膝头，连咳嗽都听不到一声。一曲唱完，掌声雷动，台下出现一个麻子堂倌，左手沿着手臂叠起一大摞茶碗，看上去危如累卵，右手提着一把长嘴紫铜茶壶，麻利地在席间穿行，人还隔得老远，那茶嘴便对着茶客面前的茶碗一低头，吐出一两尺长亮晶晶的水柱，准确地掺进茶碗里，滴水不漏；又有一个胖子，手提一个竹篮，在每桌听众面前放上一包花生米，颗颗又酥又香。就这样，人们喝着清茶，吃着花生米，听着竹琴，摇头晃脑，津津有味。
我对听竹琴是外行，只觉得梆梆梆的，听不懂好在哪里，但场上的气氛，倒使我感到新鲜有趣。散场后回家的路上，文琢之告诉我们，贾瞎子说唱的“三难新郎”中苏小妹有一句“闭口推出窗前月”的词，他反来复去琢磨了半个月，变换出十几种不同的念法。川剧中也有这出戏，戏中的苏小妹也有这句词，可是连川剧界中号称戏圣的康芷林对此也只会几种念法，对这个贾瞎子佩服得五体投地。文琢之又说：“我们今晚看到的，不仅仅是贾瞎子呢，是成都锦春楼著名的‘三子三绝’，三子就是竹琴贾瞎子，掺茶的周麻子，卖花生的司胖子，表演的都是他们的绝活，成都这么大的地界，没有人能赶上这三绝的。”
这个时期，是父亲打油诗的多产期，对于他早年写的《野鸡曲》，“老成都”文琢之评价很高，认为平仄工稳，通俗易懂，字字血泪，是少有的佳作，鼓励他拿去报上发表。父亲对文琢之的建议笑笑而已，随心所欲一路写去便是。我记得父亲当时写的成都市井生活，还写有《车夫曲》、《旅馆吟》、《女茶房》、《小旦怨》……特别是系列诗《少城公园》，写了一百来段，把公园里形形色色的人物景色描写得淋漓尽致，可惜岁月流逝，我只记得如下的几段：
公园门，祠堂街，许多车儿两边排，几条马路通大道，谁个不到此处来。
由“浓荫”，到“枕流”（21），射德会前打网球，公爷有钱公爷耍，不是酒楼便茶楼。
强盗儿，技术妙，偷了人家不知道，不但穿的是西装，还是戴的博士帽。
牵着手，笑呵呵，柳荫树下排排坐，荷花池畔讲恋爱，喊了妹妹喊哥哥。……
父亲写的都是社会最低层被侮辱与被迫害的一群人的生活。因为正在反共高潮时期，组织上一再告诫不能抛头露面，不能发表过激言论，宁肯灰色些，也不要暴露政治面貌，因此他没有拿去登报发表。抗日战争胜利后，父亲转去重庆，把这些初稿交与文琢之保留，后来文琢之加入民主同盟，被特务怀疑，就忍痛把他的著作和父亲的初稿全部付之一炬，真是可惜。
这一段时间，父亲住在中山公园内一个小房间内，房子很小，只能放一间铺，有他睡的就没有我睡的，我只好住进公园进门左边一个放压路机的房子，房子地上很潮湿，又没窗子，一点光线都没有，我仗着年轻身体好，用凉板搭了个地铺，住了好长时间。我们生活虽然过得很清苦，但很潇洒，无拘无束、自由自在。我没有职业，全靠父亲几十元工资过活，两父子的生活很简单，自己无法开伙，只有进馆子。别以为进馆子贵，其实不然，看你怎么过吃法。我同父亲每顿一碗豆花，二两饭，起码四盘咸菜（每盘一分钱），一顿饭下来，不过两角钱。提督街有家《食食饭店》，我们常常在那里吃饭，有一次我们各吃了二两饭，八盘咸菜，一碗清汤不要钱，算下来才一角四分钱，跑堂的瞅了我们一眼，撅起嘴巴说：“要是客人都像你们这样吃法，要不了半月我们只好关门大吉。”他说他的，我们也不还嘴，只是笑笑。有时嘴馋了，也不惜多花几个钱打牙祭，要份回锅肉或者是猪蹄子汤，吃了过个瘾。
中山公园右面有个小巷子，那里有一个馆子，专门到各个大馆子里去收集人家吃剩了的残汤剩水，挑回来煮成一锅，美其名曰“杂菜”，五分钱一大碗，油水多，味道也还鲜，我同父亲常去买两碗杂菜，四盘咸菜，二两饭，也只要两角钱，吃得却很舒服，也等于打了个“小牙祭”。也是在这一年，成都霍乱大流行，殃及附近郊县。这个病当地又称“窝子寒”，病人又吐又屙，病菌四处飞溅，传染性极强，很多人家死绝了门，连个收尸的人都没有；常常是早上起来，会看见一条大街上横七竖八地躺着几十具尸体，救济会拉死人的车子都忙不过来。一时间成都大街上路断人稀，人们心里的恐惧比日本飞机来轰炸还要凶多了，有钱的，能投亲靠友的，纷纷远走高飞，一般老百姓就只有靠天保佑了。奇怪的是：我同父亲一直平安无事。我住在那个又臭又湿的黑屋里，吃的还是万人剩下的残羹，在四周被霍乱传染，遍地死尸的恐怖环境里，我都安然无恙。直到现在，我每次想到这件事，还是毛骨悚然。
有一天，刘弄潮找到父亲说：“我们在东门城门口有一栋房子，成立了一个社会服务社，想给穷苦的人办点好事，办一个平民食堂，你愿意不愿意去负责？”
父亲毫不犹豫的说：“那有什么问题。你给点开办费，找两个人来，我们说干就干，保证十天内开张。”
刘弄潮很喜欢父亲直爽的性格，马上表态：“钱我明天就给你送来，人你自己找，这都是吃力不讨好的事，很多人不愿干，交给了你，我就放心了。”
第二天，我同父亲去到东门城门洞，马路右边果真有一栋宽十米长约六十米的红瓦房，一楼一底。我们说明来意后，看门老头打开门，带我们到楼上楼下转了一圈，里面空着没有人住，落满了灰尘，蜘蛛网到处都是，里面还有些木床，桌子凳子，看来是有人准备在这里搞点明堂，不知为什么停了下来。看房的老头说，这房子修好了一年多，说要开旅馆，又说要开饭店，一直没有定下来，说着准备交出钥匙。父亲拦住他说：“你继续在这里看房子、打杂吧，把屋内打扫一下，我们要搬来住。”
我离开了压路机的黑房子，首先搬进这么宽敞的楼房，随后父亲又通过文琢之，找了几个信得过的厨子和采购人员，经过大家的商量，从用钱少、时间快、简便易行、群众欢迎四个方面考虑，决定从卖“挨刀饭”开张，然后再逐步发展。所谓“挨刀饭”，又叫车夫饭，就是用一口大锅，煮成闷锅饭，然后根据买主需要，用刀切成大小不等的小块，一斤半斤称着卖。这种饭既便宜，又饱肚子，最受劳苦大众欢迎。说干就干，父亲叫人去买了两口二尺半的大铁锅，几个大土陶盆子，二十付大小不等的土碗，再在门外砌了两个土灶，一个用来煮饭，另外一个用来熬汤。汤是用骨头和萝卜熬成的，好吃又有油水，厨子们再弄一些价钱便宜的青菜萝卜，用盐、酱油、花椒、海椒面腌成咸菜，好下饭吃。不出父亲所料，从筹备到正式营业，刚刚十天，我们的原则是只图够本，不图赚钱，饭菜与附近其它馆子比较起来，真是价廉物美，来吃饭的大都是东门上的黄包车夫和苦力，一顿饭下来，也不过一角钱左右。我们的生意火红得很，有时一天要卖三四锅饭，简直忙不过来，于是又临时添制两口锅灶。
顾客都转到我们这边来了，周围的馆子没有人去，就找人来拿言语，要我们涨价，涨到与他们的价钱一样。我们当然不同意，他们又来威胁，说你们不听劝，谨防要挨黑打。我们也不理，他们看好说歹说我们都不听，就找人半夜来把灶掀倒，把锅砸烂，我们第二天就修好，他们第三天又来砸。我们告到警察局，他们就往警察局送“包袱”，警察们也就睁只眼闭只眼，最后也就不了了之。
一个受劳苦大众欢迎的“挨刀饭”馆就这样的夭折了，真可惜。
诗伯不去当官
诗伯在成都一直住在黄梦元家，是因为有着好几层的关系。
第一层：当年我在万州的好朋友吴昌文曾经动员他的姐姐保释诗伯出狱，这个黄梦元就是吴昌文早年在上海美专的同学。黄梦元的国画功底很不错，只是学成回川后，没有继续他的专业，而是改行经商，最后当上了一家银行的董事长。他不过问政治，但在国共两党内都有好朋友，而且还经常资助他的这些好朋友。
第二层关系：曾三姐在家排行第三，下面有两个妹妹，老四嫁给了黄梦元，老五嫁给了雷清尘，后来诗伯的亲侄女又嫁给曾三姐的儿子，大家都成了亲戚。当年在重庆的时候，他们一大家人对廖伯父的情况都很了解，家家都是诗伯夫妇的避难所，特别是廖伯父牺牲后，他们对诗伯更加关心照顾，想当年如果没有曾三姐答应照顾宁君和亚彬两个孩子，诗伯根本就不可能放心地去干革命，更不可能踏上去苏联的路程。这次诗伯来到成都，因为几年来为运送军粮奔波，又病又瘦，他们一家为诗伯四处求医买药，还买来人参燕窝一些贵重补品，恨不得马上把她补成一个胖子。一有空闲，曾三姐和黄夫人陪着诗伯去转街，一到百货店就要为诗伯买衣服，尽管诗伯婉言谢绝，最后还是买了一大堆衣料，放在私人黄包车里先叫车夫拉回家去。他们带着诗伯吃遍了成都的名小吃店，还陪她去看川戏、转公园，弄得诗伯真不好意思。
当时雷清尘，还在泸州当他的行政专员，却把家眷一直留在成都纯化街的一栋大房子里，这次来成都开会，知道了诗伯住黄梦元家，立即赶来见她，一见面就是埋怨：“唉呀，三姐，你真是来无踪，去无影，自从那年把你从万县的监狱里搭救出来，一直都打听不到你的消息，叫我们好担心啊！”诗伯在岳池和万县坐监，都是雷清尘营救出来的，见了面免不了要对雷清尘说些感激的话：“这些年来我给你们增加了不少麻烦，要不是你两次救我出狱，我早跟玉壁一起去了。这些年我东奔西走，一事无成，想见你们，又不好意思：没有脸面见故人啊。”
雷清尘说：“三姐啊，我们亲如兄弟姐妹，你说这些话，实在是见外了。”然后转身对黄梦元夫妇说：“现在好了，三姐她既来之，则安之，这里吃的用的穿的住的样样齐全，你们要负责，再不能让她东漂西荡，先把病治好，身体养好再说。”
过了两天，雷清尘又来到黄梦元家，一见诗伯便喜气洋洋的说：“三姐，我给你找了一份好差事，有权有势有钱花，呼奴使婢，样样不要你操心，还可以施展你的才能。你不用去求人，只有人来求你，要不了多久，包你成为省内外有名的女英雄。”
雷清尘眉飞色舞的说个不停，诗伯却漫不经心的说：“照你说来，我该时来运转，要做大官了啊！”
雷清尘点头称是，“你辛劳奔波了大半辈子，吃够了苦，几乎把老命送掉，廖大哥一走，你也内忧外患，日夜焦急，没过上一天的好日子。常言说：阴沟里头的篾片也有翻稍的一天，你也应该时来运转了。”
诗伯有些奇怪了：“到底是什么好差事？”
“当官，就是要你去当一个不大不小的官，而且在四川恐怕是独一无二的官。”说到这里，雷清尘提高了嗓子：“你去当县长，一县之长。”
“唉呀，我那有这个福气，这一辈子连做梦也没有这样想过。”诗伯没把雷清尘的话当回事，只当是在开玩笑。
雷清尘这才认真的把事情的原委说了出来。
1935年以前，四川一直都是军阀们的天下，现在国民党进川六七年了，一直都还没有完全站稳脚跟，于是打算办一个县政人员培训班，以培养亲信，抓住地方政权，从这个“县训班”毕业出来的人员就是各县的县长。雷清尘是CC系中统的骨干，与蒋介石的心腹曾扩清关系良好，一次曾对他说：“如果能在县训班培养几个人才出众的女性来做县长，既表现出男女平等，又可以得到女性的拥护。”雷清尘心里暗暗高兴，就把诗伯的才能作了一番介绍（当然没有说明其真实的政治面貌）。曾扩清当时就表示同意，但是强调“受训”这个过场还是要走的，受训半年后才能够分配工作。
雷清尘为诗伯找工作，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而是他们一家人商量的结果。自从廖伯父牺牲之后，作为一个女人家，诗伯没有了丈夫做依靠，她所期望的“组织”又顾不上她，他们亲眼看到诗伯拖着两个未成年的儿女，四处奔波，又四处碰壁。依照这家人的经济状况以及与诗伯的关系，完全可以长期把她供养起来，可是他们知道诗伯不愿意受人恩惠的脾气，最好的办法就是为她找个工作，让她不但可以度过眼前的难关，以后的生活还有个着落。何况斗转星移，人事变迁，现在国共两家已经合作，很多共产党人都在国民党政府中供职，诗伯这大半辈子赴汤蹈火，前赴后继，连丈夫的命都搭进去了，也算是对得起共产党了。常言道：人到中年万事休，更何况诗伯她已经是个年过四十的女人，也应该淡出政治，为自己的后半生和孩子们的以后着想了。
诗伯想到人家雷清尘也是好意，不能让人家脸面子上过不去，那就去试试吧。反正是逢场作戏，考不起就算了，真要是考起了，去不去由我，我倒想去看看，考县官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于是诗伯就如期进了考场，谁知道那些什么狗屁考题，根本不在她的话下，一试就考取了个前三名。雷清尘兴高采烈，通知她去参加培训，可是诗伯却装着病了，躺在床上不起来。雷清尘知道她心里想的什么，也知道她的脾气，无可奈何的转身走了，只是认为失掉这个机会很可惜。
过了一段时间，雷清尘又来了，这次他为诗伯在国民党省党部找了个什么专员的职务。他对诗伯说：“你是闲不下来的人，总爱在外跑，这个差事太合适了。高兴时你就到外面去走走，还可以带个秘书随同照顾，不高兴你就在成都，也没有什么硬任务，随便做点什么都行。每月薪水五百元，还给你一栋小院子，配个私车，车夫和厨子的费用由公家承担。你还有什么要求，提出来，我尽量为你去争取。”
诗伯听了这番话，有些哭笑不得：暂且放下自己曾经是国民党长期要抓捕的共产党人的身份不说，就说现在的处境：她既不是国民党的党国要人，也未为他们立过功，创过业，甚至连国民党员都不是，凭什么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当上了国民党省党部的专员，还得到这么高的待遇？不就是因为有雷清尘这么个在国民党里当了高官的亲戚吗？这么个拿着民脂民膏来任意挥霍的腐败党，不垮台才怪呢。再说了，自己几十年来，一直与国民党作对，牺牲了亲人和无数战友，现在要去做他的官，算个什么说法？同时自己的组织问题尚未解决，本来是一清二白的，现在要去同流合污，将来怎样向组织交待？
不过话又说回来：在现在的形势下，没准当上这个什么专员，对革命也有好处呢。于是诗伯就来找到父亲商量。父亲一听，也认为诗伯要去当国民党省党部的专员，的确是件大事情，自己无权做出决定，得请示当时南方局派驻川西的特派员陈于彤以后再说。
很不凑巧，陈于彤的住地几经转移，父亲问了好几个同志，都说不清楚，后来才知道他回重庆向南方局汇报工作去了。雷清尘来催问过多次，诗伯都无法给个准信，最后只好借故离开了黄梦元的家，从此没有再与雷清尘见面。
注：（21）“浓荫”、“枕流”都是公园里的茶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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