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向北
诗伯当上板车老板
回到了旅馆，父亲问诗伯：“你刚才那样信誓旦旦的，可你的运输行在哪儿啊？板车呢？”
诗伯笑着说：“空城计，一样都没有。”
“你怎么在邓伯诚面前夸海口，那样干脆？”
“不干脆，他肯相信？”
“可是……这可不能开玩笑啊。”
“谁跟你开玩笑了？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你记得我在重庆开服装店的情况吗？一部缝纫机没有，我敢与重庆行辕签定十万套军装的合同，结果怎么样？提前完成任务，赚了万多块银圆，给山上游击队送去了数百套棉衣，数十支手枪，上万发子弹！这些都是你亲眼看到的，不是我瞎吹的吧？”
父亲笑着，只是连连点头：“那些我都信服你，可是眼前这事……”
大家接下来一起商量，决定把亚彬留在绵阳进国立六中读书，我同诗伯他们一道去成都给宁君找个艺术学校读书，同时诗伯去与曾三姐商量繁彬与嗣钊的婚礼，然后集中精力去找运输行和板车。
到了成都，我同宁君去找到屈清莹，谈到宁君读书的问题，他有一个朋友正好在省立艺术专科学校教书。宁君刚刚从孩子剧团出来，爱好的正是音乐和戏剧，成都当时也只有这个学校适合她。当天，屈清莹就带我们去会着他那些朋友，一说便准。此时1942年暑期已经结束，秋季刚刚开学，第二天宁君就进了学校，上学问题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解决了。随后亚彬也在绵阳进了国立六中读书。
诗伯的儿女读书的问题都解决了，到曾三姐家很快把魏嗣钊的婚事也办完了，接着集中精力来筹办运军粮的事情，因为想有个合作者，就和我一起去找贾希夷的朋友何藩昌。
何藩昌住在成都市中心的金丝街，与贾希夷是生死之交，早年他曾经代替贾希夷在万县坐监，被判处死刑，不知道怎么越狱跑了出来，来到成都。他曾多次听到希夷谈到诗伯的为人，一直敬佩这位女中豪杰，因此一见如故。诗伯提起想与他联合起来承运军粮的事，他一口答应下来，还欢迎诗伯住在他家里，以便筹划。何藩昌的爱人也姓林，是南充人，对人很热忱，诗伯正想在城里找个住地，就搬过来了。
此时正是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候，国土大部沦陷于敌寇之手，国民党军政官员贪污腐化，国统区内百业萧条，工厂倒闭，商店关门，失业者遍地都是。国民党滥发法币，成都也是物价飞涨，正月里一担米才四十多元，到了7月就涨到九十多元，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手中有活路，想要找运输行倒很容易。可是这些车老板大都心狠，除了他的就没有你的，我们最多得点中介费，还要承担很大风险。再说我们的目的，一方面是要积累点资金，作为党的活动费用，同时还想通过运输军粮，开展工人运动，扩大活动范围，因此就决定自己组建一个运输行，欢迎车老板带车入股，这样掌握财务运输全权，风险小，不容易上当受骗。
文殊院旁边有个茶馆，是板车老板和板车工人接洽生意的场地，诗伯穿上金丝绒的旗袍，戴上金耳环，俨然一位女老板，去这茶馆吃茶，很快就混熟了，这才知道绝大多数工人都有自己的板车，有的还有两部三部，他们凑上个十来部车子，找一个人出来承头，这人就是车老板，在外面接谈生意。大家一听诗伯说运军粮，都围拢来愿意参加，诗伯好中选好，挑选出四十部成色不错的胶轮大板车，和一批身强力壮的汉子。她没想到自己组建一个运输行如此容易，赶紧同何藩昌商量为运输行要取一个名字，诗伯说：“两个人的名字中各取一个字来，就叫联昌运输行吧。”于是去刻了两个私章一个公章，与几个车老板签了四十部板车的合同。就这样，从接受任务到组建起自己的运输行，前后不过十天的时间，我和诗伯带着印章与合同一齐回到绵阳。
父亲见了我们，又惊又喜：“唉呀，我们着急死了，邓伯诚来催问了几次了。”说着就和我们一起赶到邓伯诚家，诗伯把合同往桌子上一放，说：“让你等久了，实在对不住。我们先来四十部车，以后需要多少，陆续可以补充。”
邓伯诚笑着说：“我的陈大姐呀，这一向每天都有人来送礼送钱，每天都有人拿着地方上和省里名人写的信来说情，谁都想来承运这份军粮，都知道这里面油水大得很呢。可是我邓某人说话算数，说给你留着就给你留着，不过因为上面催得很急，我又不知道你到底办得怎么样了，你要是再不回来，我就爱莫能助喽。”
真是人熟好办事，邓伯诚也不看我们的合同，马上叫秘书用民食供应处的名义写了一封公函，他又亲自给乐至粮食仓库的兰主任写了一封信，给联昌运输行签订十二万担承运军粮的合同。
诗伯拿着他的这些信，心里很是感激，说：“邓大哥，你这样大力相助，我陈某人是知道报答的。”
邓伯诚哈哈大笑：“什么报答不报答，你也太见外了，实话告诉你：别人送的包袱我敢要，可你的我就不敢要。以后只要你用得着的地方，尽管说！”
在回旅馆的路上，父亲说：“诗姐，你真神通广大啊，短短十天，从无到有，扯了这么大一个摊子，了不得。”
诗伯不以为然地说：“这有什么了不得的。我这运输行，不过是承蒙你的帮助来到绵阳，遇到个老交情，对我信者不疑，于是我就去刻了一个公章、两个私章而已。要想闯荡这个社会，胆子不大是不行的。”
我一边听着，心里暗暗的在想：只要是机遇好，诗伯确实能干出一番大事业来。
第二天，诗伯就去乐至县粮食仓库，找到兰主任，交了有关函件，兰主任很客气的说“陈先生，请放心，我昨晚接到邓专员的电话，一切手续今天就可以办完，没有一点问题。”
真是时来运转，得心应手，十二万担军粮运输的合同，就这样办成了。
诗伯这个人，是个天不怕地不怕，不向困难低头的犟性子，从来是不服气不认输，可是后来说起她这一段运军粮的经历，都不住的摇头，说是比在华蓥山上打游击还要困难。
当年诗伯在华蓥山上的游击队，上有刘政委、廖伯父作领导，很多事是上面定了去执行，下面还有一些得心应手的骨干，干什么都很顺手。现在是她单枪匹马的闯天下，前台后台都要管，常常是连个商量的人也没有；过去带的队伍很单纯，基本上是贫苦农民，他们苦大仇深，只要服了你，就听指挥，守纪律，打起仗来奋不顾身；现在的板车工人，大多是流氓无产阶级出身，三教九流无所不有，嫖女人，吃鸦片，酗酒赌钱打老婆，而且不听招呼；过去的目标很明确，就是同军阀恶霸斗，打仗虽然危险却也很痛快；现在到处都是拦路虎，到处都要买路钱，软的，硬的，阴的，阳的，十八般武艺都要用出来，才能过关斩将。比如抓壮丁。那时候的四川、贵州、云南都是兵源重地，国民党为征壮丁设立了专门机构，各省都设有军管区，各行政专署设师管区，专门办理此事，让老百姓每家每户都按户口报丁，说是三丁抽一，五丁抽二。可是乡镇长、保甲长从中作弊，收了富人的钱，就到处拉穷人去顶替，学校、大街上都在抓壮丁，一时间竟然闹得路断人稀，而诗伯的运输行那些身强力壮的汉子，则是抓壮丁的最好对象。为此诗伯到处去跑关系，还通过邓伯成，去找邓的干亲家、41军的中将副军长、绵（阳）广（元）师管区的司令杨峻清，师管区新兵训练处的处长杨光明等人；同时又给城厢镇的镇长、袍哥大爷李焕奎，城北镇镇长曾英等人送礼，让他们给下面的保甲长打招呼，不准乱来。诗伯还是不放心，她亲自和工人们一起出车。因为人多队伍长，她就把每20辆板车编成一个组，选出一人负责，路上大家互相照应，不得掉队，无论是哪一组出了问题，都要马上与她联系。因此，她的运输行里，很少发生工人被拉壮丁的事情。不过也有例外。有一次她的车队路过乐至县境内，被当地的保甲拉了壮丁，为此她找到县长大闹一通，还跑到乡公所，下了乡长的两支枪，去对付那些来抢壮丁的地痞流氓。她给我讲起这件事情的时候，说得绘声绘色，我想象当时的处境，被吓出一身冷汗。
当时抗日的形势已经非常严峻，日本侵略者打到了贵州的独山，大有直逼四川之势，蒋介石都已经准备放弃重庆，“迁都”西康了，可国民党大大小小的官员，还在和奸商勾结一气，大发国难财，造成物价特别是米价飞涨。粮行里往米里发水，一担米300斤，经过发水，重量就能增加三分之一，而且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出来的“绝招”：把水烧开了之后再泼进米里，就怎么也看不出来。更有甚者，就是往米里掺沙子，一担米可以掺进十多斤沙子，军米的数量大，一来二去的，也不是个小数目。诗伯运粮的时候得非常小心，一旦发现这类事情，不管是哪个粮行粮仓，一律拒运不说，还得找上门去，对这种伤天害理的恶行痛骂一顿。诗伯还有声有色地告诉我，哪次她是怎么闹的，哪一次她又是怎么闹的。她讲起这些斗争故事来，又那么生动有趣，常常惹得大家哈哈大笑，捧腹不能自已。
还有个令人头疼的事情，就是去为工人们要工钱。
当时官方规定，乐至到遂宁每担米的运价是四角五，由于层层剥削，落到她手上只有三角二分，而且还拖欠运费，一拖就是好几个月。那年月物价飞涨，工人一天累到黑，到头来连稀饭都吃不饱。诗伯去要工钱，找谁谁都推说管不了。最后她打上门去，直接找到县长，威胁说要带领全体工人到政府来请愿，军粮不能如期运走要让县长自己负责……这样才争取到每趟车加八十元运费，可是这些运费连同欠下的工资，要她去地方上掌红吃黑的袍哥大爷手上拿。到这样的时候，诗伯只好搬出万县的袍哥大爷陈吉庆封给她的那个“陈三爷”的头衔，照着江湖上袍哥大爷的礼数去“拿言语”，闯码头，让车队沿途通行。
诗伯是个很特别的女人。她出身书香门第，有着极好的修养，却能涉足三教九流，得到各个阶层人们的尊敬。她长得文静端庄，也爱收拾打扮，却能文能武，没有娇媚之气。她从不相信男人能做到的自己做不到，在十年的游击生活中，同游击队员一起冲锋陷阵出生入死，都知道她是一个智勇双全的大能人。我岳父牺牲后，她独自一人带着两个孩子，闯荡五湖四海，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可是在她板车老板两年的生涯中，才真正感觉到作为一个女人的艰难。一个中年寡妇，在这样复杂的环境中生存，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可是在她的身边，没有一个亲人，也没有能够推心置腹的朋友，她独自带领上百名的板车工人，在各种各样的险风恶浪中奔忙，别说是日常的衣食住行和对外交往，就是每月的那几天例假也得不到休息，以至她曾经多次在路上晕倒甚至累得吐血。
可是在这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她还是想方设法的完成了任务，不但为一二百失业工人解决了生活问题；还保质保量将军粮运往前方，为抗日救国做了一件好事，还结交一批工人朋友。她自认为最能自慰的，就是没有给邓伯诚和我爸爸丢面子，就冲这些，她认为两年奔波辛劳，还是值得。
在那样的社会，能带这样的队伍，干出那样的成绩，真是了不起！
被拘留的日子里
1943年3月初，诗伯完成了乐至的运军粮任务，来到绵阳，我和她一道去邓伯诚家，邓伯诚听了她在运粮中的种种坎坷，连声说：“了不起了不起，一个年轻女人，手无寸铁，孤零零的度过了那么多险滩恶浪，战胜了那么多地痞恶棍，真是不简单，不简单。不知道陈大姐你，下一步有何打算？”诗伯说：“这一两年来，日晒雨淋，熬更守夜，吵了不少架，跑了不少路，虽没有赚到钱，总算为国家出了点力，也长了不少见识。我这个人不习惯于平静的生活，生就不怕鬼，不信邪，你要是信得过的话，再给我一批军粮任务，我保证按时完成，决不给你丢脸。”
邓伯诚笑着说：“大姐，说哪里话，要是信不过，第一次就不敢见你。这样吧，中江还有一批军粮待运，你去订合同。”随后写了一封信给诗伯，让她去找中江粮食仓库的主任。
诗伯运送军粮的这段时间，父亲去了重庆国民党中央训练团，我住在绵阳的一个朋友杨云涛家里。杨是一个进步的青年，1940年底去延安未成，在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遇见彭德怀同志，随他回到了四川绵阳。为了生活，也为了有所作为，他与几个要好的朋友商量，大家集资在绵阳北街上用他父亲留下来的房子，开了一个书店，还请郭沫若同志写了“绵阳普及书社”几个字作店名，以出售中小学教材为掩护，经销进步书刊，而且也掩护过很多地下党的同志。我和父亲与他是在网球场上认识的，我自称林野萍，是父亲的“侄儿”，在“内迁”到三台县的东北大学读书，因为家境困难，就和当时的很多大学生一样，还跑点小生意，比如在成都的安乐寺买些美国产的“玻璃袜”，“玻璃皮带”，还有法国香皂之类的东西到绵阳、三台等地出卖，赚点钱补贴费用。我喜欢看书，也爱写文章，打球之余，常常和杨云涛讨论抗战的形势，国家的前途，记得我们还一起讨论过陈伯尘刚刚出版的剧本《结婚进行曲》。我提出了没有民族解放就没有妇女解放的这个观点，令他至今不忘，后来他还就这个论题写过一篇文章，请我代为修改。
诗伯从邓伯成手里拿到介绍信的第二天，我们一道去中江，很顺利就与中江的粮食仓库签订了十万担军粮的运输合同，随即回到绵阳，驻在北城旅馆。天快黑了，我想诗伯也累了，就让她先在房间歇着，自己去看邓伯诚是否在家，打算晚上再和诗伯前往，商量与军运的有关事情。
行至街口，我被一个穿着长衫的中年人叫住，说是有事要同我商量。这人把我带往一个茶馆坐下，很客气的问了我的名和姓，接着就单刀直入：“你爱看《新华日报》是吗？你是不是还对社会不满，会做诗骂人？”
很显然，这人是个特务。我马上就想到曾经在《云阳公报》上发表的那首小诗“成都，东方的巴黎”。诗稿我寄放在杨云涛家内的一个小木箱内，看来是被特务看到了。幸亏我脑子转得快，想到那篇诗的署名是林青，而我在绵阳的用名是林野萍，就做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说：“《新华日报》是公开发行的报纸，有什么看不得？再说嘛，我也不会做诗。”
那特务不理会我的回答，还是满脸堆着笑，满有耐心地说：“《新华日报》是公开发行的报纸，可你知道那是共产党办的报纸吗？看来你思想很左倾啊。”
我说：“共产党国民党的报纸我都看，什么左倾右倾，我不懂。”
特务老是在拿《新华日报》做文章，说明没有掌握证据，也定不了我的罪，于是我就理直气壮的说：“《新华日报》宣传抗日救国，我喜欢看，全国人民都喜欢看，你们要是不舒服，就不让他出，查封就是了，何必来找老百姓的麻烦。”
那特务见我毫不服输的样子，有点火了：“查封还不容易吗，只不过没到时候罢了，我们是要先挽救你们这些为共产党作宣传的人，你别不知趣。”
特务又讲了一些他们都讲烂了的“大道理”，见我无动于衷，就要带我走，我说：“在这光天化日之下，你凭什么平白无故的抓人，我不走。”
那特务说：“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先委屈你一下，等你想通了就放你出去。”说着连推带拉的，把我带到一间民房内。我还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嚷着肚子饿了，要吃饭。那特务也不恼，找了一个人替我去街上端了一碗面来。我心里开始有点奇怪：看来这个特务并不像我想象中那样凶神恶煞，这样和颜悦色的来“开导”我，是不是真的觉得我“受毒太深”，想“挽救”我啊？我一边希里胡噜吃着面条，一边觉得事情有点好笑，放下碗站起身来，发现这间民房的隔壁，就是民食供应处。我突然想起身上还有一枚刘思安佩戴的民食供应处的证章，是我向他借来外出作掩护用的，要是被特务发现，会连累刘思安的。我借解便的机会走到院子里，把这枚证章用力一扔，只听见“当”的一声，证章飞进到了墙那边民食供应处的院子里，我的心就踏实了，再灵机一动，用力的咳了几声。我一向有咳半声嗽的习惯，要是隔壁的刘思安听到了，一定知道我就在隔壁。说来也巧，刘思安当时确实是听到了，可是他四处一看没有我的人影，以为是听错了，居然没有介意。
诗伯在旅馆，久等我不归，有些着急，去到邓伯诚家，邓不在，佣人说没见我去过。诗伯急了，赶紧去找刘思安，思安很惊诧，这才想起两个钟头前听到有人在隔壁咳半声嗽，诗伯一听就说：“糟了，可能出事了。”忙派人去隔壁民房打听，才知道我已经被特务转移到警察局去了。诗伯赶紧跑到民食供应处，找到协助她运输的督察张连和，老张立即到警察局，见到他的同学卢督察长，卢说：“半点钟前，特委会是将一个叫林野萍的青年寄押在这里，说是一个共产党嫌疑分子。”说着就带着老张来见我。老张叫我放心，他们会设法很快让我出去，还说这里有卢督察长照顾，不要紧的。
我被寄押在警察局四十多天，国民党特委会的秘书董士力先后来审问过两次，每次不过十分钟左右，既未威胁吓唬，也未搞逼供，多以询问“开导”的方式，问我是不是共产党员，知不知道谁是共产党员……我都一概否认，以后就没有再有人来审询了。期间由于有卢督察长的照顾，确实受到优待，我每天早上起来在室内慢跑，晚上睡在办公室的桌上，还可以读书。有了空闲，我还抓紧时间写了两篇小说，叙述祖母怎么样管理家务教育子女，约一万多字，题目是“陶林的母亲”。
因是寒假期间，亚彬每天给我送饭，成了我的秘密交通，里外的动静都用纸条交由亚彬传送。宁君带着一些吃的穿的，专程由成都来看我，卢督察长安排我们在会议室单独见面，他一离开，我们立即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我的泪水浸湿了她的面颊，清楚的听着她的心在砰砰的跳动，她对着我的耳朵说：“我爱你，我们永远不能分离，我等你，不管时间多长，我一直等着你。外面各方面在营救，特务没有找到你的证据，你不久会自由的。”在这紧急关头，见了最心爱的人，听了最心爱人的话，我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不久父亲从重庆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回到绵阳，经过多方打听，还惊动了邓伯诚的干亲家、当时国民党四十一军副军长、绵（阳）广（元）师管区司令杨俊清，才知道特务要抓的是一个叫“皮野萍”的人，而我叫林野萍，显然是把名字搞错了，乱抓的，于是杨俊清要特委会放人。父亲又打听到那个特务头头董士力，也是云阳县人，而且和我一起在云阳县中学读过书，算是同学。诗伯去成都，找到在万县坐监时被她营救出来的一个女犯人的丈夫，此时也在成都某军统部门任职，他也给董士力写了信，叫他放人。这董士力抓了我，却没有审出什么明堂，见有这么多的关系来说情，只好顺水推舟，同意以保外就医的形式放我出来。这天一个叫付廷弼的医生，到警察局来为我检查身体，此人是我网球场上的球友，见面后相互间笑了笑，然后我仰躺在桌上，他拿着助听器在我胸前这儿听听那儿听听，不断说“严重，严重。”过了两天，我就被放出来了，董士力亲自送我到一家旅馆住下，装模做样叫我好好医病，以后随传随到。
既已恢复自由，怎么可能老老实实的待在旅馆里让他们“随传随到”，当天晚上就由刘思安和诗伯的一个侄儿，护送我到北门上找了一个便车，连夜到了成都。父亲后来也离开了绵阳，来到成都，没想到这个董士力居然也追到成都，找父亲要追查我的行踪。父亲知道他是想敲诈，送了他四十块大洋，此事就不了了之。
这是我从事地下斗争多年中唯一的一次被捕，其原因果然是因为特务在杨云涛家里查抄到我寄放的木箱，可是为什么特务会注意到我，很长时期我一直怀疑与杨云涛有关。他思想进步，又曾启程去过延安（后因故行至西安折回），他的妻兄张秀熟，曾作过中共四川省委书记。杨云涛的言行早已被特务怀疑，书店里思想进步的副经理也被捕了，我在他家常来往，也是被特务注意的对象，会不会是特务注意他的时候“捎带”上了我，然后发生了什么问题。就连杨云涛本人，多少年来也为此事感到有些内疚，却对其中的原因也一直迷惑不解。解放后这个谜才解开了，但我们一直没有联系，直到1985年我到绵阳参加党史座谈会，和他见了面，他才说出个中原因。
原来他在绵阳开普及书店的时候，为了便于开展业务，必须找一个有势力的后台作掩护，于是就邀请当时绵阳县参议会廖副参议长的儿子入股，并担任会计。解放后据一个姓刘的中统特务交待，廖氏父子早已同特务组织有联系，廖的儿子到普及书店就是奉特务组织的指示，暗中监视杨云涛，书店的副经理是廖告密被捕的，我在杨云涛家的活动，和存放在他家的木箱及《新华日报》，也是廖去告密的。这些情况解放后廖氏父子都供认不讳，后来父子俩都被镇压了。至于弄错名字的事，当时的确有个叫皮野萍的人进入了特务组织的黑名单，姓廖的会计把我的情况告诉了特务，特务认为皮野萍与林野萍仅仅一字之差，也许就是一个人。当他们发现的确抓错了人的时候，偏偏又找到了我放在箱子里的《新华日报》，这样总算捞到了一根稻草，证明特务的行动没有错。
你看，我几乎冤枉了杨云涛这样的好人。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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