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向北
父亲再次入党
江油建立于1700多年前的晋武帝时代，是唐代伟大诗人李白的故乡，至今还流传着很多关于李白的故事和传说。这里水陆交通都很方便，上达陕西、甘肃，下通成都、重庆、西北又与松藩、茂县相通，素有“小成都”之称，还与射洪县的大和镇、金堂县的赵镇、江津县的白沙镇一起，被称为四川的四大历史文化名镇。这里虽也有丘陵起伏，但平坦地势较多，涪江、青江流灌其中，被誉为四川第二大平原，除水稻、小麦、玉米等粮食作物外，还盛产油菜、豆类、木耳、黄花、茶叶和各类水果，其中中药材附子栽培历史悠久，一直驰名全国，畅销海内外，此地又是四川四大药材集散地之一。境内矿产也特别丰富，如石油、天然气、石灰石、水泥沾土、硫铁矿、大理石、石英石、赤铁硫等矿产蕴藏丰富，可是由于国民政府腐败无能，地方上的军阀政府、贪官污吏也只管巧取豪夺，收刮民脂民膏，这些地下宝藏都未能开采。江油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交通方便、地势险要，成为历代军阀必争之地，因而连年内战弄得土地荒芜，民不聊生，加上各地土匪蜂起，人民生活极为困苦。江油人民也具有反帝反封建的传统，辛亥革命之前的1903年，这里爆发了被称之为四川省首次起义的“江油之役”；1911年辛亥革命之时，再次爆发了震惊全川的“凌阗起义”；“五四运动”以后，从日本留学归来的江油人王右木，自费创办四川第一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报刊“新四川旬刊。”被查封后又创办“人声报。”发行川内外，影响很大。1927年7月，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破裂后，这里又创建了四川最早的中共党组织－－中坝省二中党支部，张秀熟任书记；到1933年4月，由徐向前司令率领的红四方面军占据江油县城外附近各县，成立了苏维埃政权，在当地人民群众中很有影响。
国民兵团的团部设在江油城内东北角的营房内，我随父亲走进团部，看见一些军官士兵站在两边，有的行军礼，有的拍手，表示欢迎，一个勤务兵把我的行李提进一个房间，对我说：“大少爷，你就住这里。”
想当年父亲在云阳作团练局长时，我第一次作大少爷，那时才七八岁，是个顽皮的小鬼，给父亲添了不少麻烦，如今，我成了一个革命战士，以大少爷作掩护，要协助父亲搞好工作。父亲从忠县调来时，依旧当了几个月的国民自卫总队副总队长，以后改为国民兵团。这既是地方武装集团又是县政府的兵役机构，属于剑阁团管区管辖，其内部机构，除正副团长外，还有团副、副官、军医、书记、司书（文书）、事务员、上士、公务员等，下设常备中队、后备中队、预备役干部会及兵役干部训练班，区、乡（镇）保甲，分别设置国民兵团区分队、联队、保分队、班。从表面上看，地方武装组织很严密，几乎是全县皆兵，其实这都是形式，平时很少训练，更谈不上打仗。
父亲对另一个职务倒是感兴趣，他除了任江油县国民兵团专职副团长外（因为团长由县长兼任，他相当于副县长），还兼任江油、彰明、平武、北川四县军团联合办事处主任，职责范围，一是调查防区内的治安现状，如地方壮丁队、匪情、地势等；二是组织地方武装，县府组织一个侦察便衣队，区组织一个守备队，联防办事处组织一个常备壮丁队；三是划分防剿区域，县、区、联保、邻县则设置防剿区，同时严定责任准则，实行保甲连坐，防剿盗匪随时清查户口，检查客栈旅舍，凡可疑人员均可拘留和审查，还要不定期的集训壮丁，清查民间枪支和登记退伍军人。
父亲很高兴的说：“我现在比当年在云阳当团练局长，在忠县当国民自卫总队副总队长的权力要大得多，管的地方要宽得多，真是英雄有用武之地了，可惜，人手太少，得心应手志同道合的人更少。你来了虽可助我一臂之力，但你年轻，阅历少，又不懂军事，很多事情不一定帮得上忙啊。”
父亲知道我已经在万县入党了，但他在万县党的组织关系一直都没有转来江油，有些着急。可是现在万县党的组织已破坏了，刘伯父他们已转移到重庆，还没有与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急也没什么用。再说我的关系早已转到川康特委了，不久会有人来接头，到那时问题就好办了。
父亲虽然安心些了，还是着急，天天问我有信来没有，什么时候人才来。一转眼旧历腊月到了，我终于接到通知，初五去了成都，与一个叫老侯的人接上了头，三天之后他来到中坝。老侯名叫侯方岳，三十多岁，川北口音，当时是三台县中心县委第一任书记，他会说，会写，工作能力很强，不但马列主义的书读得多，古今中外的书也读，同志们称他为“饱学夫子字纸篓”。我把自己的情况和父亲过去的经历以及江油国民兵团的情况向他作了介绍，他聚精会神地听，不时查问几句，对父亲的为人和现任职务很感兴趣。我们从下午一直谈到深夜，最后他说：“你介绍的情况很重要，你父亲过去的情况，我们通过有关方面也有所了解，至于他的党籍问题，我们去查查，若能够把关系转来当然好，一时转不来，重新入党也可以，以后好开展工作。”
第二天，父亲来到中坝，与老侯见了面，约在一个豆花馆子里吃饭，特别炒了两个荤菜，以示招待，还破例的喝了一点酒，随后父亲约老侯在中坝街上转了一圈。街道两旁的房屋，都是一楼一底的木结构，楼上的走廊，花格造型都是一样，连屋边吊的灯笼，大小样式也都一样。父亲指着市中区树立的一块石碑说：“这里原来是军阀田颂尧在中坝建立的一块德政碑，红四方面军来了后，一个晚上铲掉了原来的碑文，另外刻上了‘赤化全川’四个字，当时人们传得如神话一样，红军走后，地方军阀才又把红军的字迹铲掉了。”
父亲和老侯谈得很多，包括自己的希望，还有以后的打算，最后老侯说：“我们对你是信任的，对你要求解决党籍的心情也完全理解，你写个申请书，我带回去请示上级，下次来把结果告诉你。希望你稳扎稳打，坚守阵地。”
1940年1月份，春节刚过，老侯又来了，见着父亲的第一句话就说：“上级批准了：你的关系由万县转来前，现在算是重新入党；关系转来后，党籍按第一次入党之日计算，这次就算是补行仪式，恭喜你了。”
我们选在僻静的观雾山上为父亲举行了入党仪式。
观雾山位于江油城西北郊北城乡壤水河与涪江之间，从山下到山顶一路走去，路旁都是两三人环抱的苍柏古树，满山树林密布，不见天日，山中雾气蒙蒙，森林的空气中透着树脂的清香，让人有一种飘飘欲仙的感觉。山上庙宇众多，有普贤铁瓦殿和石拱雷神庙，山腰还有建于明朝中期的佛教圣地极乐堂，极乐堂的万佛楼为重檐歇山式木结构建筑，庙里的住持和尚见我们去了，连声说“贵客临门，阿弥陀佛”，把我们请进会客室，泡好香茶，还摆了一桌子点心水果，屋中间放了两个木炭通红的大火盆，虽然天空飘着瑞雪，四周是浓云密雾，人就像在半天云里，却一点也不感到寒冷。和尚吃素，但不反对香客自带荤菜，何况来的是县里的一品大官，勤务兵把带来的鸡鸭鱼肉等放进厨房，办素席的师傅赶快为我们办荤席。
父亲读过私塾，文学底子较好，老侯对古代历史也很感兴趣，他两个天南地北漫无边际的摆谈，从历代王朝的兴衰，到四川军阀的混战，从李白杜甫谈到鲁迅、郭沫若，从陈独秀、毛泽东谈到杨闇公，王右木，越谈越有劲，有时哈哈大笑，有时唉声叹气，父亲谈到过去在杨森部队工作时的一些趣事，老侯也感兴趣，他是广安人，与杨森同乡，也讲了不少杨森的笑话，他们谈得如此投机，好像是相识多年的知心朋友。
吃了晚饭，大概是二更时分，为父亲举行入党宣誓仪式开始了。香堂内没有马、恩、列、斯、毛的像，也没有镰刀斧头旗子，却因为它的空寂，显得庄重肃穆。我作为入党介绍人，要介绍父亲的情况，可是面对自己的父亲，一时竟不知道应该从何说起。我沉吟片刻，说：“今天我来做父亲的入党介绍人，是有点本末倒置，其实是父亲把我引上革命道路的，记得在我过十岁生日的那天晚上，父亲送我《中山全集》和《新青年》两本书，还对我说：我不但希望你作我孝顺的儿子，我还希望你作我忠实的同志。当时我还小，不理解这些话的意义，后来他作为共产党嫌疑犯坐了几次监，几乎被杀头，我才知道他心里真正的追求。现在，我已经是一名共产党员，父亲也终于如愿以偿，父亲当年对我说的那些话，终于变成了现实，我为有了一个亲爱的、尊敬的爸爸加同志，感到骄傲……”说到这里，我的热泪情不自禁滚了出来，上前抱住父亲，再也说不下去了。
父亲无言地拍着我，让我冷静下来，然后我们围着火炉，听他慢慢道来。父亲谈到了最先让他接触到共产主义的诗伯和她的丈夫廖玉璧，谈到了对他们终身的敬佩之情，还谈到了他的那些共产党朋友，以及对共产党的认识过程。当年诗伯还在万县的时候他就曾经表示过：不管上刀山下火海，找不到共产党死不瞑目！他很感慨的说：“我这一生，坎坷多磨，思想变化也大，青少年时代的我，不过是一个封建家庭的孝子贤孙，随后出外闯天下，又成了孙中山的忠实信徒，而今，我找到了最后归宿，作了一名无产阶级的忠诚战士。无论是重新入党也好，还是算补行仪式也好，我都没有意见，只要是找到了党，我就心满意足。”说完他庄严的举起左手，念完老侯给他的宣誓词。
老侯双手握着父亲的手说：“我代表党欢迎你，你长期作为党的亲密朋友，作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不管组织关系转来与否，从今天起就是一个正式的共产党员，鉴于你长期为党工作，没有候补期。”随后从身上取出来几份巴掌大的油印小册子，其中有《党章》、《秘密技术》、《气节教育》、《目前形势与我们的任务》等，老侯说：“这几份材料请你认真学习，我们下次再谈，现在我想谈一谈当前形势下我党的任务。”
自从武汉失守后，日本改变了对华策略，对国民党采取了以政治诱降为主，以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将主要兵力用来对付敌后战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国民党趁机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制造各种惨案残杀我军战士、伤员，现在又指派胡宗南部队向我陕甘宁边区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在大后方大肆抓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针对这样的局势，党中央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团结抗日民主力量，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爱国民主统一战线，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老侯特别提出：“现在对你们的要求，就是要疏通各方面关系，作好隐蔽工作，稳住阵地，培养骨干，控制江、彰、平、北四县的地方武装，待机行动。”
老侯的谈话文理清晰，滴水不漏，一字不漏的记录下来，就是一篇好文章，父亲全神贯注的听完了老侯的谈话，再拿出老侯给他的几份油印文件，只见笔笔清楚，字字端正，一律的仿宋体，像是铅印的一样，禁不住问了一句：“谁刻的这一手好字，又印得这么清楚？”
老侯说：“这样的工作，多一个人参加，多一份危险，我过去在学校学会了刻油印传单，现在刻印文件都是我一个人干。”
父亲听了，不由得敬从心起：“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们共产党里，有的是人才啊。只是我们现在的担子重，希望组织上多派点人来。”
第二天，我们又在山上住了一天，父亲忙着看文件，老侯要我陪着他到山上去转转，我们在浓雾弥漫的林荫下边走边谈，老侯语重心长的对我说：“小林，我们调你来，主要是想通过你父亲的关系，把这里作为我们在敌人后方建立起一块稳妥可靠的根据地，原先只有你一个党员，现在你们是父子兵了，可是担子很重啊。由于你父亲的特殊环境，他不能与其他任何党员发生关系，只有上面来人通过你同他联系，他不负责发展组织的任务，以后党的组织工作就由你负责，要记住：不管我们调来的人和你发展的党员，除了上面批准的外，都不能暴露你父亲的身份。你过去在川东搞得很红，你父亲也是个口直心快的人，他的一些激进的言行很容易引起敌人的注意，这点你们父子要特别小心。稳下来，长期的稳下来，我们的任务才有可能完成，难得有这样一个好环境，好地盘，要特别珍惜。”
不久，老侯把他怀孕的爱人也带来了，我在中坝找了一间屋子让他们住下，他爱人生了孩子满了月，才随同他去到成都，调任中共成都市委书记，以后我们就少见面了。直到解放后重庆地下党和外来同志会师时才重逢，知道他离开成都后，被调往云南昆明，搞武装斗争，后作为待解放区代表去北京参加第一届政协，再随二野进军四川，解放后一直在云南昆明工作。
奇怪的勤务兵
老侯去成都不久，一个名叫饶孟文的同志来接替他的工作。老饶四十岁左右，高大汉子，川南口音，不像老侯那样说起话来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他不苟言笑，老练沉着，一见面就让人生敬畏之心。他同父亲见面时，也是问得多，比如说地方势力中，谁最开明，谁最顽固，相互间有什么矛盾，国民党县党部的书记长与县长关系如何，他们的后台是谁，对时局和对共产党的看法怎样……俨然一位严厉的考官。父亲心生怯意，常常答不上来，或者不完整不准确不清楚，不免有些尴尬，这时老饶会露出一丝笑意，却让人感到笑里依然藏着严肃的批评：“毛主席早就说过，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你这个当团长的，对各方面的情况不了解，或者了解得不全面、不真实，打起仗来要吃亏的。”
初次见面，就如此不客气，对于一向待人宽厚的父亲来说，有些不适应。但是老饶的话说得有道理，也让他口服心服，也许这就是共产党真正的作风？
老饶见父亲话语间有些犹豫，转变语气说：“你来的时间不长，工作又多，一个人忙不过来，很多情况了解不够是很自然的。不要紧，我再给你介绍一个同志来，他会对你有些帮助。来人叫王信诚（后改名王朴庵），入党多年，有一定的理论水平，能说会写，很能干，还负有一定责任。由于最近党内发生了一些情况，对他有些怀疑，现在派他来，一方面是协助你工作，同时也是对他的考验和考查。他只知道你是一个进步人士，你不能向他暴露身份，更不能向他谈党内的情况，他的组织关系由小林负责。”随后老饶又单独向我交待，要我注意老王的言行，每月去三台向他详尽汇报老王的情况。
我这个人一向是敢打敢冲，对这种表面一套背后一套的作法实在是没有经验，第一次接受这样的任务，对自己的同志作背靠背的审查，真是有些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可是这是党交给的任务，只准做好，不能做坏，同时这对自己也是一个考验，只有到时候再说了。
1940年4月初，王信诚来了，二十四五的年纪，一米七八的个子，白白的脸，浓浓的眉，一对炯炯有神的眼睛，说话斯斯文文，小声小气的，用现在的话说，这个年青人长得很帅，从气质上看，起码可以作副官，当师爷，最低也低不过文书吧，可是给他定的职位是父亲的勤务兵。
为什么把职务定得这样低，这是老饶的主意，说是这样便于接近父亲，工作起来方便些，同时也是对他的考验。我当时有点不解：职务定高点，不是更方便吗？可是此时我开始习惯了对上级指示绝对服从，也看不出老王有不满的情绪。
勤务兵的工作就是抹屋扫地，装烟倒茶，倒洗脸洗脚水，吃饭时站在桌边添饭，出外时跟着长官的屁股转，不但服侍林团长，对团长的大少爷我也同样侍候。自从到了团部，老王真是尽忠职守，该做的，他都一丝不苟，做得巴巴实实，平时随叫随应，从不多言多语，使你感到服服帖帖，得心应手的，团部的团付副官们，无不夸这个勤务兵勤快能干。
俗话说，装个舅子就要像舅子，老王头一关考试合格，得到大家的认可，但这终归是做表面的文章，他真正的任务，是要从各方面提供情况，出主意，做父亲实际上的参谋。另外我和父亲虽入党了，对马列主义和党的理论知识了解得很少，也需要老王当老师，给我们上党课。我想了一个办法，给他创造条件－－只要父亲有空，我们就要出去打猎或者钓鱼，老王带个文件包，背一支猎枪或拿着鱼杆，随同父亲和我一起到郊外，有时去到观雾山和窦团山附近，有时就在涪江河边。这个时候相互间的关系变了－－团长、大少爷与勤务兵的关系，变成了师生关系，老王平时那种唯唯喏喏、听说听教装模作样的假象也没有了，变成了上级对下级、老师对学生的另一付面孔，他除了把平时了解的情况向父亲汇报外，还在工作上提出了一些看法和建议，其余的时间是上党课，讲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讲苏联党的历史，讲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讲我党的历史，讲整风文献……他的学识让父亲暗暗惊叹，他不只一次的对我说：共产党的人才这么多，国民党怎能不垮掉啊。
江油附近的山多树多，到处都是野兔野鸡，我们运气好的时候，能带回一两只兔子或鱼，更多的时候因为顾不得打猎，常常空着手而归。为了不被人怀疑，就让老王去买点野物和草鱼带回去，冒充我们的战利品。老王还是个做群众工作的好手，很会逢场作戏，投其所好，常常跟着我们去到蹇家，很快就与蹇家的随从家丁混熟了，而且还交上一些好朋友，有的还成了拜把弟兄。解放前夕，老王任中共江油中心县委书记，再次去做蹇家的策反工作，促使蹇带领山防总队8个中队宣布起义的举动，迎接江油解放。
有一天我们去郊外散步，遇到一个提水的老妇人，她好不容易从河边提了半桶水，没走多远提桶的绳子突然断了，水泼了一地，老妇人坐在路边直叹气。老王一见连忙上去，拿起水桶到河边重新装了满满的一桶水，一直送到老妇人的家里。这是一个用茅草搭成的人字形的小屋，屋角的一堆稻草上放了一床烂棉絮，上面躺着一个脸色蜡黄的老头，灶台上有一口缺了边的烂锅，其他什么东西也没有。老王看了心里难受，从此经常到老妇人家，替她挑水、捡柴甚至挖地、种菜，还用他的工资为这孤寡老人买些油盐包谷大米。老王后来对我说：这个老妇人姓安，1934年红军从江油撤退时，她的大儿子跟着徐向前队伍走了，至今没有消息，现在只剩下她和一个长年半瘫痪在床上的老伴，孤苦怜丁，生活没有着落，怪可怜的。
正在接受组织审查的老王，自从结识了这个穷困的孤苦人后，经常去她家帮忙，后来干脆拜她做了干妈，还借此机会和附近的很多农民交上了朋友，藏在心底的一肚子委屈也像减轻多了。
形形色色的土皇帝
江油县有一个姓蹇的土皇帝，是这一带地方势力的首领，身份很复杂。他开山立堂，是“广益堂”袍哥组织的舵把子，兄弟伙有数万人之众，遍布整个川北地区。他当过江油县的团练局长，作过江油、彰明、平武、北川、梓潼、剑阁六县联防司令，加入过国民党和特务组织复兴社，还作过江油彰明两县三青团的筹备主任；“七七事变”后，他又是江油县“抗敌后援会”的主任委员、省参议员，还是国民政府的立法委员。他的二弟是国大代表，三弟是县参议长，江彰两县党政财文大权都掌握在他的亲戚部属手中，每届专员和县大老爷在上任前都要先去朝拜他，重大事情都要事先同他商量，并要取得他的同意，才能发布命令，地方上的大事小事，都要他点头，或者是他下面的人点头，才行得通。他有两张脸：1934年，他带领团队同红军打过仗，还私人出钱买枪，组织队伍，深入山区清剿土匪，算是保卫地方治安的有功之臣。他还办铁厂、纸厂、砖厂、果园、炼油厂、伐木厂等，对于振兴地方经济，也有大功劳。他兴资办学，救济贫困学生，还修桥补路，热情地方慈善事业，对于外面来的大小官员，他总是笑脸相迎，热情接待，成了川北一方很有声望的开明士绅、教育家和慈善家。但另一面，又有人说他阴险得很，他有钱、有权、有人、有枪，别看经常跟在身边的不过十几二十个带枪的家丁，可号召的枪支在千条以上，谁要是得罪了这位土皇帝，挨黑打坐监算是便宜你，人死了连尸首也找不到的事都时有发生，还让你一点线索都找不出来。
父亲现在坐的这把交椅，这位蹇大人过去也坐过，按理说无论是从地方贤达或是同行前辈的角度，父亲一上任都应该前往拜访他。可是父亲这个人，一是不懂得当地规矩，二是从来不习惯这一套，一直等到杜县长为父亲接风，在席桌上才见到这位蹇大人，也不过一般打个招呼而已。那位杜县长见父亲“不醒眼”，饭后又再三暗示，父亲才在第二天登门拜访这位蹇参议长。见面之后，说了些客套话，从此后，除了在有关会议上见面交谈外，平时也相互有些走动。只是父亲这个人，本性是热情、直爽、好客，要是知心朋友，滔滔不绝的有说有笑的谈过没完，可是在一般的场面应酬，却成了他的苦差事，他不会说一些假话，客套、奉承话，不会吃烟，不会打牌，也不会喝酒，更不会逛窑子耍女人……知情的认为这是他的个性，不知者，反认为他是装腔作势，摆官架子。为了工作，也为了帮忙应酬，父亲去蹇家，常带上我去走走。
和我们同在江油工作的，还有刘思安和张佑发，他们都是1938年下期我在万县河口场小学发展的党员，现在万县的党组织遭到破坏，一切暴露了的党员都要转移，他们经组织介绍来到父亲这里。刘思安被安排在国民兵团团部当了文书，这个同志平时不多言不多语，对人很和气，又会喝酒、下棋、打麻将，与团部的同事关系搞得很好，对文书的程序很熟悉，字也写得不错，上下内外的公文处理，连同拟稿、抄写、监印、投邮，都由他一手包办到底，还暗地了解团内各种人物的思想动态、言行举止，并把了解的情况及时向父亲汇报，成了父亲很可靠的耳目助手。张佑发呢，被安排在国民兵团当勤务兵，在我发展的学生党员中，他算是最老实最守本分的一个。他因为家境贫寒，小学毕业后就回家务农，父母年老多病，全靠他勤耙苦做来养活一家人。和以前比起来，他现在有了正式工作，还有工资，不愁穿不愁吃，工作又轻松，还和我这个熟悉的老师在一起，乐得他整天笑嘻嘻的，连老王的活路他也帮着做，很逗大家喜欢。后来我们打算把他隐蔽下来作长期打算，就调他到窦团山防空监视哨作哨兵去了，那里工作不多，也较安全，很快就成了我们的联络点，许多暴露的同志都被临时安排在那里躲一躲。三台中心县委的黄友凡同志暴露后，转移到江油来，在工作未决定前就在张佑发那里住了十多天。
我到江油好几月了，一直都没有职业，长期当这大少爷，心里很不是滋味，同时对工作也不利。可是做什么呢？教书吗？又是学期中间，半途插不进去，在团部安排吗？倒不困难，但几个党员挤在一起也不是个办法，正在苦思找门路时，忽然机会来了。
有一天，我同父亲在县政府的球场上打网球，杜县长路过顺便过来看看，闲谈中知道我还没有工作，忽然想起了什么，对父亲说：“最近省里下了一个文，各县要修建体育场，有一个场长的名额，你大少爷爱好体育，何不让他去当场长？”
就这样，得来全不费工夫，我第一次当了长字号的官。
早在1928年，县里就在江油县城东门外，划了一百余亩地，说是要兴建公园及体育场。这是沿着城墙边的一块很大的坝子，地面坑坑包包，乱草丛生，靠城墙边有一个约五十平米的砖瓦结构的小屋，里面堆满了烂稻草，看来已经成了叫花子的住处。不几天，县政府正式下文，委任我为江油县体育场场长，月薪40元，每月办公费20元，我高兴极了，认为大显身手的机会到了，连忙造了一个规划，包括基建设施、人员、经费等，由思安抄写后，与县府送去，等候批示下来后，就开始动工。
这位县大老爷是久经官场的老手，从民国十年以来已经五届连任，他深谙做官之道，该吃糖时他会给你糖吃，该受苦时他也会给你苦受。他让我作体育场场长，不过是给父亲的一块糖，使你感到有点甜味，感到他对你的善意，要是你想吃个够，那可不行。修建体育场，在我看来是件兴致勃勃的大好事情，可是在他看来，不过是应付上面的差事，根本没有这个必要去真刀真枪地大动干戈。我的报告送上去之后，自然是泥牛入海，杳无音信，可是我的薪金和办公费还是照付不误。
就这样，我白白地拿了两个月的薪金和办公费，既未辞职，也未免职。不久，我转到中坝湖广小学教书去了，结束了有生以来，第一次在国民党政府机关里当了两个月闲官的经历。
秘密工作培训班
1940年，国内形势逐渐严峻，国民党在抗战初期与共产党的合作本来就是迫于形势，现在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面目已经充分暴露，开始在白区内以各种各样的借口公开逮捕和屠杀共产党人。这一年的3月14日，他们在成都制造“抢米事件”，逮捕了中共川康特委书记罗世文和群众抗日领袖、中共四川军委书记车耀先等10余人，随后，重庆、南充、万县、涪陵等我党的地方组织遭受破坏，全川又陷入白色恐怖中。
为了应付这样的局面，三台中心县委书记饶孟文根据川康特委的指示，于当年秋天在三台森林事务所举办了一次党员骨干秘密工作训练班，抽调了中心县委所属三台、绵阳、梓潼、江油、平武、北川、射洪等县党的负责人前来受训，我当时作为江油特支负责人也去参加。饶孟文主持了训练班，首先宣布纪律：不准自报姓名，不准暴露各自所在地区及有关情况，不准打听一切与己无关的党的秘密。学习时间一共五天，主要是由老饶主讲，特别谈到国民党即将刮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形势特别险恶，要求共产党党员要作最坏的思想准备，保持革命气节，要经受住考验，就是坐监杀头也不能泄露党的机密，同时也很详细的讲了如何隐蔽的工作方法。比如说：未经上级批准，不准照相，不准写信，非写不可的信也要用暗语，用密码。一般情况下，身上不准带文件，非带不可的文件也要隐藏好。传达上级指示要死记背熟，一般靠记忆用口头传达，不要写在纸上；约会接头要遵守时间，前后误差最多控制在二三分钟以内，过时就要撤离，防止对方被捕后叛变，特务搞突然袭击（我们有不少同志就因为没有遵守时间，一次失约后就长期失掉组织关系）。进出住地的时候，要事先看看周围有没有异样，若发现特务跟踪，要不惊不诧不露声色，千方百计甩掉尾巴后也不能回原住地，而且要立即转移。平时衣食住行，要适合自己的职业、身份，不要让人感到特殊，说话不要带“一二三”（特务认为这是共产党的知识分子口头语），走路不要过快或者过慢，更不要东张西望（特务认为这是共产党初到一地找接头地点）；到外地最好住可靠的熟人处，如果只能住旅馆，要准备好假的身份证和社会关系名单；初次接头要事先约定接头暗号，不幸被捕，决不能暴露身份……老饶还举了一个例子，至今我还记得很清楚。他说在川北有一个地区，农民运动搞得轰轰烈烈，杀了一个大恶霸，几个大粮仓被打开，农民把粮食分走，事后国民党派来大批特务，就是查不出带头人。一次，一个特务在一个地主家猪圈的茅坑里解手，发现毛坑里有一块揩过屁股的草纸，顿时引起了特务的怀疑。因为当时农民家里是用不起草纸的，一般都是用竹片揩（刮）屎，用草纸揩屎，一定是知识分子干的。根据这个线索，特务终于在这个地主家里查出了我们一个优秀的农民运动的领袖，后来他牺牲了……
老饶最后沉痛的说：“上面谈的每项内容，都是我们的同志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惨痛教训，希望同志们不要掉以轻心，要特别小心谨慎，要坚决执行，不然，要是稍有疏忽，就要酿成大祸，要坐监杀头，甚至整个组织遭受破坏。”
这一次训练，时间虽短，收获很大，虽然很多内容从前也听老饶说过，可是这次的印象依然非常深刻。我和父亲一向是大而化之的人，通过老饶这些教育，使我们提高了警惕性，在以后几十年对敌斗争岁月里，虽然遇到了无数惊险，总算有幸活出来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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